我心目中中国的改革的顺序

我心目中中国改革的第一重点是司法改革。因为司法改革能凝聚最大的共识， 因为司法改革能为将来一系列改革打开大门。 在一个法治国家里面， 所有改革问题最后都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许有人说， 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甚至不是一个法制国家。 这也许不错。 那么改革的第一目标不应当让中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吗？ 第二步不应当从法制国家向法治国家？

有些人说，不对。 中国需要的是根本改革。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但一个缺少法制或法制传统的社会， 真能凝聚最大共识， 真能进行根本改革吗？ 真能保住改革成果吗？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有名的改革。 王莽改革本意是解决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 结果西汉土崩瓦解。 宋代王安石的目标没有那么宏大， 新政旧政折腾了几十年， 最后失败了。 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一直延续千年。光绪变法更不用说了。

从这些失败的改革得出什么教训呢？ 很多人认为改革派的权力还不够大， 阻碍改革的势力又太大。 但这本是就是矛盾的说法。 改革的精髓其实就在于用改革派基本用非暴力的手段扩大自己的力量， 分化阻挠改革的势力。上述改革都有权力之高者的支持， 但不管改革者权力多大， 总可以指定力所不能及的目标， 从而导致自己的失败。

不要说上述改革， 始皇统一中国后所作所为也可以看成一系列改革， 最后结果是秦之崩溃。 不仅立朝十五年秦朝崩溃， 而且立国五百多年秦国崩溃。 从原则讲，始皇的“改革”违反了秦多年一条基本原则， “远交近攻， 分而治之”。 教训是， 不管权力再大， 只要步骤过急，目标过大， 都有崩溃失败的可能。

司法改革是件好东西。 因为司法改革可以凝聚最大的共识， 动员最多的支持者，而且名正言顺， 又可进可退。中国的改革，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 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有些事情不能说也不能做。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演变， 可以说是不能说也不准做的禁区越来越少，不能说不准做逐渐转变为能说不准做或能做不能说。 三十年前的改革其实就是从能做不能说打开第一道门的。

司法改革当然有代价。 无数人在抗争， 被冤枉， 继续在抗争。 很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就这点而言， 尽力争取党内支持党内共识非常重要。 无论如何， 如果司法改革行不通， 更激进的改革恐怕更行不通， 只有想往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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