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医生为啥会莫名奇妙地去世

    1988年李医生移居美国，开始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995年2月13日，李志绥在出书第二年，就于美国伊利诺州家里浴缸中， 莫名奇妙地去世。因为死得比较离奇，李医生死讯的报道，曾轰动一时。说是当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时，发现李横躺在厕所的地板上，气绝多时。好象那天下午他还外出行走过，旁人没有发现李有什么异常形态。李志绥神秘淹死在浴缸中，引起各种传闻。有说自杀，有说被人暗杀。杀手是谁？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至今没有定论。

    李志绥的死，跟他的书是有关联的。对于局外人来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内容真假难辨。也可能正是这本书复杂的出版过程和背景，为李志绥带来杀身之祸。被人暗杀，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有他自己和天知道。有人说，李是医生， 从医生角度出发，他是违背了医生保护病人隐私的道德。也许他的内心煎熬，利用他医学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在不是很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

    李医生握有常人无法企及旳没有编造旳史料，如果真能秉笔直书，自然有很高旳参考价值。可惜，出书后却成了“臆想和演义”，历史真相被政治图谋和商业利益“污染”掉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初出版之日，笔者曾当作“现代宫廷秘史”，加以收藏。可是后来看到《反叛的御医》一书，使人感到被骗。李医生在答记者问时，谈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出版过程。并否定了该书中关于“毛与许多女人”的“秘闻”，畅言“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原来李医生的第一中文手稿，无人出版。要李医生将第一中文手稿译成英文，经“学者专家们”，“历经数载，批阅增删”，再将英文稿译成中文出版。这样出版“历史”，怎能不令人啼笑皆非！

    在《反叛的御医》一书中，李志绥对“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成书经过，作了详细的瞄述。

    李志绥于１９８９年３月开始写作他的回忆录，１１月底完成中文原 稿，中 文原稿内容“客观，只是记事，不表意见”。中文书成之后，李志绥曾多方寻求出版，奇怪的是居然没有找到愿意 出书的中文出版社。于是有人建议出英文版，而英文出版社立即发现了“李志绥回忆录”的价值，同意出版。于是李志绥 便与人合作，从１９９０年４月到１９９１年２月，用了１０个 月的时间将中文原稿翻译成英文。英译稿完成后，出版商认为不满意，要 求“不要把这部文稿仅仅变成一本畅销书，而是要把它变成经典之 作”，要求“大动干戈，编修文稿”，“要李医生提供三类新资料，特别是李对毛的看法及评语。李志绥并不完全同意出版商的看法，“但已签约在先，同意出版书局 有权增删资料，只好勉为其难”。于是在某人的协作下对英译稿进行改编。改编持续了两 三年的时间，直到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然后，李志绥再在别人的协助下，再根据编修后的英文本翻译成中文。

    据李志绥在英文版中开列的致谢名单，给他写英文的有两位，包括一个华裔教授和一个老美；出版社另派了9个人帮助此书的写作。此外，哥伦比亚大学某位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自始至终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并为他撰写了前言。参加评审英文稿的还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心理医学和人类学家八、九位。 李志绥披露，这些专家“将我的回忆与写过毛的那些人的其他记述加以对照”，“使这本书能够为非中国读者所理解”。


    成语“一语成谶”，应读为“yì yǔ chéng chèn”，很容易读错。还容易和“求签”相混。去香港黄大仙庙求签，是为了图个吉利。而“谶”是指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一般指一些“凶”事，不吉利的预言。一语成谶，就是一句不好的话说中了，所以是“不幸而言中”。日常生活中，有时说错一句话，总是害怕遇到不吉利的事情，或诅咒了别人。其“解法”常常是朝地上吐口水，“呸”几声，打自己旳嘴，骂几句“乌鸦嘴”。其实，就是害怕“一语成谶”。

    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李志绥写“毛泽东之死”时，谈到“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我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我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安全”。

    “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安全”，不想真的“一语成谶”。可惜他没有朝地上吐口水，“呸”几声，打自己旳嘴，骂几句“乌鸦嘴”。世人尤为遗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底完成的中文原稿，内容“客观，只是记事，不表意见”，毁掉了。一部真实的“现代宫廷秘史”，可能再无问世之日。

来源：宜城渔翁博客

见识一下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

【泛华网2013年10月29日讯】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发表了一篇完全颠倒黑白、胡搅蛮缠的奇文。现在未知是有人要抹黑习近平还是习近平真的智力低下到了接近白痴的程度。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8日第516期，作者：金仁，原题为：《金仁：毛泽东不是独裁者》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毛泽东是否是独裁者的争论颇为激烈，双方各有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算是旧话重提。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林彪在其政变纲领中，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海外出版的书刊，称毛泽东独裁专制、独裁专横、独裁暴政者亦不在少数。现今舆论界的一些活跃人士，因袭以往说法，也给毛泽东戴上了独裁者的帽子。那么，毛泽东是否是真正的独裁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真相，答案自然是清楚的。

独裁者以专制政体为支撑，毛泽东致力于民主政体建设。独裁与专制相伴随，与民主相背离。在专制政体之下，个人拥有绝对权力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容易走向独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所谓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似乎难以形成个人独裁局面，但却是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左右政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一切重大事项均由全国人大决定，使毛泽东在重大事项上独裁已无可能。就具体领导体制而言，毛泽东推崇集体领导，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高饶事件”之后，他明确表示“反对个人独裁”，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产生误解。其实，“大权独揽”是指主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委集体，而不是集中于毛泽东个人。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仍强调：权力集中于常委和书记处，表明党的核心权力掌握在集体手中。集体领导制度的推行，也就排除了在政策制定、权力配置、资源分配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可能。应当指出，民主集中制所强调的集中是建立在多数人的想法或主流民意基础之上的集中，并不等同于独裁。毛泽东曾有过集权的倾向，但集权并不意味着独裁。事实上，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集权是必要的，既有利于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利于集中国家资源以求短期内赢得较高的发展速度。

独裁者信奉权力至上，毛泽东并不留恋权力。独裁者之所以能独裁，就在于掌握了权力，失去权力也就再无独裁的可能，权力对于独裁者而言是命根子，紧握权力不放是独裁者的生存之道。毛泽东十分珍惜权力，但该放下的时候能放下，该移交的时候能移交。第二届全国人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中央全会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上不再提他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此后，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去世后，1970年4月，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再担任国家主席。当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写下了“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语。这说明，毛泽东并不迷恋权力，在权力的让渡问题上是理智的。历史的事实是，直至逝世，毛泽东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未能实现党的权力的正常移交，但这并非毛泽东握住权力不放，而是没有找到在毛泽东看来可以托付权力的合适人选。

独裁者通过继承制实现权力更替，毛泽东能从全局出发考虑接班人的选拔培养。独裁者不愿放弃权力，也不信任他人，往往从家族内部来选拔培养权力的接任者，通过继承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使权力在家族内部循环。毛泽东晚年十分关注接班人的选拔培养，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考虑接班人的标准和人选，超越了家族观念、宗族观念的局限。1969年1月，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收到河南省五三农场某人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同时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此，毛泽东做出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并认为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1971年7—8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应当说，毛泽东在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囿于家族内部成员，突破了独裁者的思维惯性与权力交接方式。

独裁者需要借助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权威，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保持了冷静与理性的态度。独裁者往往难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树立权威、强化统治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个人崇拜制造对独裁者的迷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信，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无须借助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威信、实现对党和国家的治理。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毛泽东为防止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之所以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有其客观原因。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坦承：“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因此，“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但毛泽东并非个人崇拜的狂热追求者，当个人崇拜形成之后，毛泽东又深感不安，并力图加以制止。1967年12月，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表示不满，认为“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不妥，并重申祝寿的禁令。1968年底，毛泽东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时，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用来形容毛泽东的副词。1969年6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表示：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这说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理性的，他本人并非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一贯支持者。

独裁者刚愎自用，毛泽东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独裁者喜欢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决策与执行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与个人色彩。毛泽东尊重民意，在决策过程中善于吸收群众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他的发明。1956年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倡多谋善断；批评有些干部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反省自己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少了，并表示会后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意印发中央博物馆重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也告诫诸位：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因此，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这种个性与处事风格，与独裁者截然不同。

独裁者漠视民生问题，毛泽东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独裁者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满足，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甚至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私欲。与此相反，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是毛泽东的最大愿望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秉持既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的发展理念，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建立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善于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民生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强调，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1959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对人民利益、人民生活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打江山”的革命者，在长期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具有超强个人魅力的领袖，说话一言九鼎，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独断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实现民主的具体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法治建设一度被忽视，对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缺乏有力的监督。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独断作风明显，远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不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独裁丧失了制度基础；独断终归是领导作风问题，与独裁有本质区别。当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一项历史任务。

蘇賡哲: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

以前，我在不同媒體上談到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華，總有些受眾認為是厚誣中共的建國偉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毛澤東對日軍真誠的謝意。

毛澤東面謝日本人，我以前舉過的例子如他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會見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等時的談話紀錄，在這批材料中也出現了。此外，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解釋了他感謝日本皇軍的原因，甚至遺憾日軍太早投降。他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學習資料》(1957至1961，北京清華大學，頁260)所謂準備得更好一些，就是趁著日本侵華擴大中共的勢力。

至於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則記載著毛澤東所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是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毛澤東選集》中，毛更表示：「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世情往往十分詭異，毛澤東並不諱言中共希望日軍多佔土地，但很多人卻相信他們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稱抵擋了接近六成日軍和全部汪偽軍，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說，毛澤東將自己的意圖隱藏起來，只是宣傳他們才是抗日主力，那麼民眾中了宣傳之毒，還可以理解，實情是兩種說法都存在、都接觸得到，人們卻選擇性地拒絕相信中共借抗日為名壯大自己，只肯相信他們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認為這只能顯示出民眾的愚昧和可欺。

記得對南京大屠殺發掘出很多史料的張純如女士生前到訪多倫多，華社曾舉行過大型招待會。我出示一冊山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這是中國高等院校史學參考書，以編年形式記載從遠古到中共建政為止的歷史大事。書中並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它記載的是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甚麼報告等。

這是很有典型意義的一本書，《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顯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黨高於國，黨比國重要。毛澤東早已聲明：「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對政府(國民政府)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是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

我在撰寫《郁達夫研究》時，對潘漢年這人發生很大興趣。潘本來只是創造社藉藉無名的小伙記，和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聲望相差極遠，但他投身中共後，很短時間就成為中共文藝界負責人之一，左翼作家名聲再大都要聽他指揮。但更傳奇的是他進一步又成為中共情報頭子之一，在抗戰期間，以向日本提供國民政府的情報，成為日本岩井機關的合作人。潘漢年資料陸續曝光，也旁證了中共勾結日本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真相。

这绝密卖国指示 偷听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八届八中全会是神仙会还是群魔会？

作者： 任冀璋 作者为中国大陆一位退休老教授

鲁迅妻许广平侄许杏林传达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抓住机会打击国民党，协助日军多多占领大中小城市。目前我党主要任务是促进日军突破潼关天堑，占领关中。我军必须及时配合日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1943年3、4月间，日寇5万余人利用其精良装备，协同共产党唐天际部对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所统帅的40军（马法五）、新5军（孙殿英）和27军（朱怀冰、刘进），在豫北林县和晋东南陵川一带进行夹击。国军虽浴血奋战，但因共军从背后插刀，致反攻无力，在溃退黄河以南之际，大部分官兵被共军缴械，甚至活埋枪杀。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亲口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阀在北平南郊发动芦沟桥事变，对中国宛平县驻军突然袭击，我国民政府陆军第29军宋哲元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全团官兵对日寇侵略军予以迎头痛击：面对现代化优势、轻重武器和精良装备数倍于我的侵略者，以大刀片和手榴弹为主要武器，我军以血肉之躯冲向敌人，短兵相接，拼命斯杀，杀声震天，把日寇杀得尸横桥头沙滩，永定河水为之悲呜。我军的英勇行为，告诉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是不好欺侮的！”

10日后即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讲话，决心对日本一战！中国人民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下，对日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就此开始了。

1937年7月19日，“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后，蒋中正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宣告对日抗战开始。（网路图片）

半年之后，即1938年1月7日，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国民政府所属全体将士正在和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沦陷区大批不愿意作亡国奴的青年志士逃亡到后方，沦落街头，缺衣少食，嗷嗷待哺。蒋委员长忍痛割掉自己的右臂左膀，免去陈公立夫所有职务，专任教育部长之职，以解决抗战期间青少年就学受教育的大问题。

陈公一上任，立即招收沦落流亡街头之沦陷区教师和青年学生，成立战时流亡中学。如，国立一中在河南晰川县上集镇、国立五中在甘肃天水成立，并责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厅成立流亡小学和中学。例如，河北省流亡政府教育厅，在厅长许重远先生主导下，在洛阳东南百余里之伊川县白杨镇，建立河北省立中学，专职收容河北省籍的流亡师生。

对流亡学生施行收容教养，绝对不是中共掌权后对中国人民施行的恐怖镇压性劳动教养。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收容起来、接受正规教育并养育起来给饭吃。陈公立夫在抗日战争八年中任教育部长7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万的流亡青年免于冻馁，而且也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人才和庸才。笔者就是当时被收容教养而后成为庸才之一。据说在成才者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生。

1943年3、4月间，日寇5万余人利用其精良装备，协同共产党唐天际部对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所统帅的40军（马法五）、新5军（孙殿英）和27军（朱怀冰、刘进），在豫北林县和晋东南陵川一带进行夹击。国军虽浴血奋战，但因共军从背后插刀，致反攻无力，在溃退黄河以南之际，大部分官兵被共军缴械，甚至活埋枪杀。这次战役后使日寇无后顾之忧，乃于1944年3月在新乡开封一带集结13万余部队，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为打通平汉铁路并占领关中平原和陜北毛泽东共军会师，为击败国民政府，活捉蒋介石，建立中共日本“新中日提携”而大打出手。国军和日寇激战数月，在牺牲四名将军后，豫中重要据点新郑、许昌、洛阳等地先后失陷。洛阳保卫战中，国军伤亡惨重。日本军队继续沿陇海铁路西侵，企图一举攻下潼关，占领关中平原，目的是和毛共会师。当时日军整个军力已成强弩之末，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已基本上被美军消灭殆尽。它向关中侵占的势头被国军马法五部、孙桐萱部等截堵在灵宝山区，不能越雷池一步，直到日寇在1945年8月无条件向盟国投降。关于这一段中共和日寇的暧昧关系，为了对历史和后代子孙负责任，有必要在这里，据我所知道的线索，费些笔墨简述如下：

1941年4月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苏俄和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在延安的情报头子、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毛共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这也证实九十年代中期中共为潘汉年平反后所拍摄的电视剧“潘汉年”中，记述1942年返回延安亲见毛泽东之历史事实。

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就开始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了。笔者有一个至亲和中共地下党员王礼宗同时充任华北治安军团长。日本投降后，二人曾由聂荣臻接受投诚书，答应投诚后当即升任共军师长。王礼宗投诚成功，后升任共军中将。我的至亲投诚未成，若非池峰城将军赦免，差点被孙连仲将军枪决。我的这位至亲在1947年曾亲口对我说，当他21岁升任团长后，某假日在齐元总司令家中，曾亲眼见过由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五人签名给新四军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的手令拍照，命令他们加速和日军与汪伪缔协谈判。饶、杨、潘到南京后，当即遭到汪精卫的拒绝。

汪精卫：“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网路图片）

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中共代表饶、杨、潘被汪精卫拒绝后，竟迳直接触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在电视系列片“潘汉年”中介绍，潘汉年未经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和日伪勾结，以至犯下历史误会。共产党就是以谎言欺骗和暴力恐怖来维持政权的。任何中共党员乃至一般干部都明白：在复杂条件下，宁可犯政治上错误，绝不可犯组织错误。潘汉年是早期中共党员，经过长征，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情报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擅自去南京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中共抓住国军在抗日战场上消耗八年的厌战机遇，内战三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后，当即着手杀人灭口。首先把和高岗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死于狱中；并继而从速把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毛泽东这个帮会头目，为掩盖罪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的流亡中学。1944年5月间，洛阳沦陷后，即由豫中地区步行穿过豫西伏牛熊耳山区，下秦岭过渭河，八月间落脚在渭河南岸一个小县城郊的庙宇内，暂时上课休息。每星期日，天刚蒙蒙亮，同学们都在熟睡之时，我则和平常日子一样，拿着古文观止和英文课本，找一个安静地方去小声朗读。那天正读苏东坡的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忽听隔墙庙后杂草乱生的小荒凉院内有脚步声，我则停止诵读。洗耳听之，原来是我的美术老师瞿瑞周先生（他的女儿与我同班同学六年，“解放”后证实瞿老师是1930在北平美专上学时入党的中共党员）、高中老大哥许杏林（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侄子）和刘裕隆、王玉珩等同学（四九年以后均系中共党员），听声音约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可能是赵淑英老大姐（北师大党组成员）。瞿老师小声但很沉重的声音说：“现在请许杏林同志传达在西安听林伯渠同志传达中央指示精神。”

许大哥的说话很多听不清楚，但总的是说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可以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军官，由小到大掌握军权、党权、政权、财权，抗日爱国口号喊得越高越好。要千方百计地发展武装力量，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抓住机会打击国民党，协助日军多多占领大中小城市。目前我党主要任务是促进日军突破潼关天堑，占领关中。我军必须及时配合日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怕被他们发现，就静悄悄地走回宿舍了。这件事几十年来，我连妻子都没说过，直到今天才写出来，公诸于世。

毛共最卑鄙龌龊的恶劣行迳，就是劈头盖脸地向其打击对象泼污水，栽赃诬陷，使对方出乎意料，措手不及。共产党员，按斯大林所说“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说得不错。历史事实证明：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高级动物，而是越演化越低级的两条腿无恶不作的双脚野兽。被毛泽东赐予马列主义大骗子桂冠的陈伯达，曾任毛机要政治秘书30年，最后被中共判刑18年。陈伯达这个中共狗头军师写过一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后由中共党员余敏辉所着、北京团结出版社1944年出版的《梦断总统府：蒋介石文秘录》一书所推翻。该书38页－46页证明：在国民政府任高官的陈立夫先生，竟然和于右任先生共命运──“同是清风余两袖，剩有忠胆诉与谁。”赴美后，以每日养鸡售蛋，清粪、积肥、种菜，维持生活。中共骂国民党制造两个中国，真是贼喊捉贼！

1931年九一八事变，正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中共就在事变两个月后，迫不及待地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是谁乘国家民族之危，制造两个中国？是毛泽东！是共产党！毛泽东骂彭德怀里通外国！把彭德怀气得肺都炸开了。这个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的元帅，把地板踏得咚咚响，恨不得骂毛泽东八辈祖宗。这个为民请命、良心未曾完全泯灭的中共元帅，死前高呼“我不吃毛泽东的饭！我不喝毛泽东的水！”这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元帅，终于在监狱中含恨而亡。毛泽东常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历史上没有一个胜利者，诸如希特勒、斯大林，甚至毛泽东当真能够一手遮天。

1949年，毛泽东驻进紫禁城当了共皇之后，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把吃奶的劲都用上，宣传抗战八年都是共产党打的，国民党从来没有抗过日，日本投降了，蒋介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吃胜利果来了。幸亏老天爷睁了一只眼，存有公道，美国送给日本长崎、广岛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冷不防地投降了，才使毛共和冈村宁次要夹击国民政府的缔约协定变为黄粱美梦。否则，满洲国当和今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与中国版图无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抗日的弥天大谎，还是被他自己藏不住的狐貍尾巴戳穿了。1959年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据他说是“神仙会”，其实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的鬼怪会。

当毛泽东和一伙良心丧尽的双脚野兽们，对良心尚存的中共高级党员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阵鬼哭狼嚎狂吠之后，毛泽东得意忘形地顺嘴于出，竟把中共“抗日救国”的弥天大谎，用他自己的嘴揭穿开来了。由毛泽东秘书李锐先生所写，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即载有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称：“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抗日一来，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中国人啊，中国人！应该猛醒了！还要昏睡到几时呢！？

来源： 黄花岗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