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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日星期三

郑义:《红色纪念碑》全文


 
为什么看起来不像魔鬼的寻常人家,却在那种群体的疯狂中堕落到连禽兽都不如?为了要探究文革发生在广西的大规模屠杀与人吃人恐怖事件,知名作家郑义两次深入广西调查,完成《红色纪念碑》一书。该书公开出版十多年来,没人敢说“不”字,……。

1986年夏,郑义第一次到广西省调查“人吃人事件”,他查阅档案,察勘现场,采访相关官员、在押犯人、当年凶手、被害者遗属、目击证人,搜集了大量档案材料与证人证词。1988春第二次赴广西省调查,补充了第一次调查的遗缺。

1989年后近三年的时间里,郑义完成了《红色纪念碑》(ScarletMemorial)这本重要著作,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红色纪念碑》

《红色纪念碑》由两个部份组成:调查广西省范围内的档案卷宗和采访幸存者、凶犯、受难者遗属。郑义调查并采访了发生 过大规模屠杀与人吃人恐怖事件的五个县。仅仅宾阳县,在1968年7、8月的“红色风暴”期间,共有3,681人被枪杀、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 甚至活埋。

在武宣县境内,滋事者从活人身体内割下心脏和肝脏,然后煮而食之。

“当受难者被推上街头游行批斗时,老太太们会提着菜篮子守候。一当受害者被处死,众人蜂拥而上。那些冲在前面的人将 会得到一块好肉。”一个老太太养成了专挖眼睛的习惯,认为吃了它们会增进她自己的视力。另一个年青女干部,一旦可能,要消受的是男性生殖器。在一个中学 里,学生吃掉了他们的老师。

关于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 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 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 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 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3.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 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 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 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 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

调查报告完全是真实的

记者:就是说,您这是调查报告,完全是以事实为基础?

郑义:当然是调查报告,每句话都必须要有出处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为了把情况调查清楚,我到基层时,有几方面的人,我都尽量要见的:

第一,是当地公检法方面的人。在他们的档案里,有犯罪的具体记录,这些档案是有法律效力的;

第二,尽可能采访当年受迫害者和揭露迫害的地方官员。文革不只是普通群众受迫害,共产党内部意见不一样的官员也受到了迫害。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有一定地位,说话也比较慎重,所以提供的材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第三,我还要去见当年杀人和吃人的凶手。他们有些人年纪很大了,也没有判刑,还在自己家里住着,我就跑到农村去见他们。还有一些关在监狱里,我就到监狱去访问他们。

第四,就是去见当年被屠杀或被吃掉的受害者的遗属,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因为他们是苦主。

出版二十年 无人敢说“不”

总之,只要是能够向我提供确凿、可信证据的人,我基本上都见了。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对我撒谎。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资料,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的关于广西人吃人的著作,如《红色纪念碑》,基本上是以这个调查为基础来写。这些书公开出版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敢出来说一个“不”字,包括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在民间,有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你把这种事情写出来,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吗?我说,不是丢中国人的脸。比如,揭发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并不是说德国、日本就没有好人了,不是这个道理。

……

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出来否定,这得益于当初向我提供证据的是真实的,我写的也是真实的,绝对不敢有任何想像和添加。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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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第七章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在对共产政权的种种骇人暴行进行了描述之后,无可回避的问题便是:共产政权何以如此残暴?--因为共产党制造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争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以暴力垄断了一切权力,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制约并对统治后果不负责任的极权主义权力结构。而残暴正是这个结构的功能和需要。什么是国家的本质?杰出的启蒙学者庐梭如是说:文明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是不平等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了解这种矛盾,打碎人们身上的和锁,恢复已经失去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和平等,只有通过互相订立契约的方法,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真正的社会契约,不是在下的民众同在上的统治者建立什么约定,而是共同体和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这个共同体是由各个成员组成的,所以这种约定,实际上就是「人民在同自己订契约」如果把社会契约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力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去接受压迫,而是以自然的自由去换取社会的自由,以自然所造成的人类力量上和才智上的不平等,换取道德和法律的平等。既经订约,人们就不再是个别的个人,而结合为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获得了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这个公共人格,从前叫做城邦,现在叫做国家。就是说,国家由社会契约而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①虽然他强调指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照例要借助于国家来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但他也同时承认了国家可以缓和阶级斗争,防止这种斗争超出一定界限和保证它在有条不紊的社会范围内进行。他明晰地写道:「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同时又是调合阶级矛盾的机构;既是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工具,又是限制这种压迫与剥削的工具。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③这显然是一种人类不平等,但显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种主要依据于经济发展状态而形成的不平等,只能等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这个国家制度已不能容纳之时,由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来予以消除。这种强调政治革命紧密地依赖着经济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导致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盼望生产力的发展将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革命。(*注)(*注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失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皆持有这种正统的观念。普列汉诺失:「........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④但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被驱逐出了急于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

恩格斯对此表示遗憾,认为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⑤他认为有些问题谈得还不够全面,并具体加以重新解释:「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应,政治的展。」⑥这一说明,无疑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修正,或者至少是纶重大修正提供了线索。根据这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甚至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夺权理论。尽管东方还未生长出可以烙社会主义馅饼的小麦,但出于急不可耐夺取政权的现实需要,共产党人不管可能烙出来的是什么馅饼,反正已点燃了阶级斗争炉火,开始操作。众所周知,他们主要利用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复杂的民族矛盾,夺取了政权,但并没有烙出社会主义的馅饼,而烙出了与东方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传统相适应的社会极权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馅饼。因为在东方土地上真正成熟了的,唯有专制主义的小麦。虽然马、恩、列在全面论述国家时,从未否定过国家具有调和阶级矛盾,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并明确指出过:「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⑦

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在革命胜利之后,组织生产便成为国家的首要职能。但十分不幸的是,老祖宗恩格斯确实白纸黑字地说过:「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⑧列宁也说过:「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⑨于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君立即如狗叼了一块骨头啃个没完,不断发挥国家仅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这一断章取义的观点,自此绝口不提国家调和阶级矛盾、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职能,从而建立起史所未见的血腥统治。

更为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上还为独裁者们滥用权力,不受制约而大开方便之门。在谈到巴黎公社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⑩这样,既否定了近代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又肯定了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特点。三权分立学说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主张把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使它们互相牵制,互相制衡,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他尤其强调司法独立。他认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同时行使三种权力,那么「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一切都完了」。因此,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以分权来实行法治。马克思所否定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恰恰是近代民主制度的精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共产党是通过自由的民主选举而上台执政的。

它们毫无例外都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刺刀直接赋予征服者无可抗拒的权力。这种「胜者王,败者寇」的强盗逻辑基本摒除了人民的意志。建政之后,也没有哪一个共产党敢于进行真正的选举。出于极权主义的需要,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无例外地排斥限制统治者滥用权力的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依照「议行合一」,建立起一个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其公开打出的旗帜为「无产阶级专政」。究其实,甚至也并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有共产党专政。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提出一项基本原则:「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尔后,共产党把持政权,派遣共产党干部充任各级政府官吏(极少数非党人士作为有名无实的点缀),还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中建立了党组织,直接控制和行使权力。党这个纵向的权力控制系统独揽决策权,集控制、监察、情报等多种职能于一身,把各级政府变为自己忠顺的办事机构。事实上,中共各级组织已成为县上之县、省上之省、国上之国、权上之权。这种排斥一切「异党」、一切社会团体一如在国内战争中已分享了一定权力的工会、农会、商会等)的一党专政,一党独裁,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已深思熟虑。在回答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关于苏联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专政」这一问题时,他首先引证了斯大林与列宁的两段话。斯大林说:「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实质上,是它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的『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领导力量。」列宁说:「(田纳尔--本书作者注,下同)认为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个有组织的有觉悟的少数的专政。....:真正有觉悟的工人,只是占全体工人的少数。....:那么,我就要说,在我们彼此之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见分歧的。」--紧接着,毛泽东说出了自已的结论:「由此可见,苏联实行的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共产党的专政。把阶级的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是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不合乎苏联的实际。」 --在这里,逻辑的混乱令人吃惊--列、斯明明白白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专政混为一谈,而毛却瞪着眼硬说没有混为一谈!这种置基本逻辑与事实于不顾的诡辩,只能说明一点: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幌子而实质上实行一党独裁是早已深思熟虑的,是早有预谋的,是不惜一切代傧丁足要达到的。那么,这真的就是共产党专政吗?诚如南共领导德热拉斯所言,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并拚死保卫自己特殊利益的新阶级,但在共产党中,党皇更有自己的利益,而且往往与党的利益并不一致,与其说他代表党的意志行使最高权力,不如说他以党专政为幌子为工具来实现自己一己的权力意志。对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稍加剖析,便可确认它既非民主共和,亦非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亦不是共产党专政,而是十足的君主专政。党皇利用党独占了社会中的一切权力。政治权力独占。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在建政之后一次又一次残酷镇压一切不同政治见解的党派,暴力成了权力的唯一依据。又以假选举掩饰实际上的终身制,以控制最高权力;以假选举掩饰实际上的委任制,以控制各级官吏。这样,党皇并非人民意志和党员意志的最高代表者,而可以政出一己之私;各级权力机构也并非「为人民服务」,而沦为「为党皇服务」的办事机构。经济罐力独占。通过合作化、公私合营、统购统销、计划调拨等强制性掠夺手法,垄断资源、生产资料,垄断生产、市场、流通等全部经济环节。一方面使共产党及党皇财富无限,实力无限,另方面全面控制了民众的谋生之道,民众只有俯首帖耳,接受丧失经济自由从而丧失人身自由的现实,实际上沦为奴隶制社会里在公田和官家作坊里实行奴隶劳动的奴隶、「会说话的牲畜」。

而实行问接税、高征购、高积累、「共产风」、扩大「剪刀差」等等政策所造成的起度剥削,更使劳动人民一无所有,贫困到超过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之程度。军事权力独占。中共建军之后,毛泽东使提出「支部建在连队上」,实行政治委员制,以保证「党领导枪」,把军队建成一党之军。建政之前,这支党军南征北战,为党夺取政权;建政之后,又到处镇压「反革命暴乱」,阻吓人民反抗暴政。「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不是民军、国军,而是保卫权力垄断的「钢铁长城」、暴力后盾。社会权力独占。党控制一切社会团体,把工会、农会、妇联、教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学生会、少先队、作家协会、记者协会、律师协会等一切社会团体成为附庸。同时,对于新出现的具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团体一律严加打击。这样,实际上消除了具有各种权力要求的社会压力集团。文宣权力独占。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各行各业中强制进行共产思想灌输,禁止一切「异端」思想,垄断社会传播媒介,以禁锢人民思想,)使民众成为被封锁、欺骗的奴仆。信仰权力独占。共产党具有以来世(共产主义天堂)取代现世的禁欲主义、类偶像崇拜、教义崇拜、圣地圣迹崇拜、异端制裁及世界性教义组织(共产国际、情报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等特点,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实际上是准宗教或现代宗教。又由于一党独裁,以党代政,党政合,终于完成了从近代政教分立倒退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神圣复辟。除以上种种,中共还秉承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传统,直接控制人身,以户籍制、档案制、保甲制,将每一城缜乡村、每一家庭、每一个人,都亳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从出生、上学、就业、婚姻、迁徙、出国....:等纯属人身自由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严密控制,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成为不敢「乱说」「乱动」的顺民。一切权力归于党。在共产党内,又通过「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往往是虚假的,是可以通过欺骗、权术或干脆是赤裸裸的威吓而达到的--作者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民主集中制」原则,再把权力集中于最高层。而在最高层,「集体领导」也是一句空话,真正大权在握的,只有那至高无上的党皇。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垄断的权力结构:中共继承和发展了自秦汉创始的郡县制,(*注)构筑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金字塔。(*注把郡县制称为封建制是一必须纠正的埋论错误。典型的封廷制是周朝,自秦汉起,中国就走上了一条郡县制一即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不归路。与西方相反,中国历史不是由君主专制走向分封建政,而是从封建走向专制。这一点十分值得研究。以讹传讹的「封建遗毒」等套语是不对的,中国一切苦难的渊薮是专制遣毒与专制现实。*注完)表面上,从国家元首到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皆自下而上层层选举产生,人民授权,各级官吏对人民负责,而实际上全都是通过假选举真委任产生的。各级官吏全都洞悉这一秘密,因而只是对实际上的授权者--上级和党皇(实际最高权力执掌者,不一定是党主席、总书记)负责,而成为党皇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在中央政府,国务院总理(旧称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为党皇处理全国政务一(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副总理(旧称御史大夫)协助总理处理政务(「掌副丞相」),各部部长(旧称九卿)在总理领导下分管各部门。秦汉时,中央政府官吏主要是「三公」「九卿」,「三公」除丞相、御史大夫之外还有太尉,为皇帝主管全国军务。中共党皇从自己起家的历史中深知军队的重要,使一改旧制,把「三公」之一的太尉降为国防部长(「九卿」),而由自己亲自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定为制度,从而直接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在地方,按旧制分天下为数十省、直辖市、自治区(旧称郡),省(市、区)长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省政府设与中央各部(委)对口的厅、局,行政上属省领导,业务上受中央各部指导。省下设市、县、乡(区),乡(区)下设村民委员会和街道居民委员会(旧称里),把专制的毛细血管一直延伸到社会肌体的最深处。为了加强控制,中共在省、县之间又设了一层政府机构,称地区行政专员公署。这样,一切权力通过村(居)委会、乡(区)、县、市、省各层地方政府集于中央政府,又通过国务院各部(委)集于总理,而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表面上向全国人大负责而实际上连全国人大一起都听命于党皇,(在党内,总理和人大委员长不过是政治局常委。)从而形成一个只服从于党皇的纵向权力系统。这种中央(君主)集权制的要义在于集一切权力于中(人君主),防止「大权旁落」。为此,中共专制权力结构除了在纵向上(党皇--央--地方)的权力绝对不平衡,还创造出横向上(各个纵向系统之间)的权力绝对制衡。比如,在行政系统之内,中央各部(委)系统(条条)和地方政府(块块)的制冲;在军事系统之内,有野战军和地方军的制衡,有在各军、兵种之间的制衡;在警察系统之内,有公安部队和武警部队的制衡;在安全系统之内,有国家安全部和中央公安部的制衡等等。每一纵向的权力系统,不仅要受直接与之对称的另一权力系统的制衡,而且同时也要受到所有纵向权力系统的制衡。试举一例:驻某省野战军要造反,不仅要考虑军内党组织态度,地方军态度,各军、兵种当地驻军态度,还要考虑地方政府态度和武警、公安部队的态度。因此,在这种纷乱如麻的横向制衡的权力结构之中,任何一级掌权者违背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这样,纵向的失衡和横向的制衡终于结构起一个庞大、严密、有机的超稳定的集权之网。在这经纬纵横、重重迭迭的天罗地网织罩之下,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和个人可以成功地抗拒或逃脱党皇的统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除此之外,最高统治者在权力运作上还有许多代代相传,秘不宣示的高超技艺。如对一切可能威胁、削弱最高权力的重臣严加防范。从构力结构看来,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一把手的最大威胁,二把手联合了三把手就有可能搞政变。于是,一把手总是先联合三把手控制二把手,并不断适时打倒之。(毛打倒刘、林,邓打倒胡、赵。周恩来权谋过人,绝不成为毛的心腹之患,总是明智地屈居第三把手这个毛必须联合的位置。而当林彪死后,他不得已跃居第二位,很快便成为毛的打击对象,去世前实际上已处于打倒状态。党皇需要二把手,却又惧怕二把手,总要在他羽毛未丰时将其打倒上这个解不开的死结,就是共产党没有一个「钦定」「接班人」能够成功继承权力的奥妙之一。)制造并利用矛盾,使自己总处于有利位置。在党内斗争中,党皇总是高踞于两派之上,时而利用甲派削弱乙派,时而利用乙派打击甲派;在党群斗争中,他同样时而领导党对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而又号召人民打倒各级「党内走资派」。而且,高明之处还在于每一次他又出面保护遭剖打击的力量,并在下轮斗争中支持它实行反击。这样,他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受苦受难人民的大救星,既是甲派的统帅,又是乙派的后台。哪一派都深感离不了他,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他是公正的仲裁者、仁慈的救世主、正义的上帝!为了防止重臣们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规定中共中央攻治局会议的召集权在党皇,没经他首肯,政治局不能开会。此外,还规定政治局委员之间不许有私人交往,不报告不得单独会面,更不得私下议政,任何意见都只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发表。而党皇却不在限制之列,可以任意召见政治局委贝,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永操胜券。防范地方势力的「削蕃」。建政之初,承认权力再分配现实,在中共中央之下设了一级节制数省的大区。渐渐大区诸侯皆有坐大之势,文革初起,便撤销大区,以去后患。八九民运之后,为了防范地方的军、政力量联合,又酝酿撤销七大军区,收拢军权,以形成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集团军的新格局。军队是专制主义者的命根,更有严厉规定:如调动团以上军队,需中央军委主席(党皇兼任)亲自下令;如各级军队行动需政治委员和军事首长同时签署命令,缺一则下级有权抗命如军委调兵命令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渠道同时下达,否则不予承认....对地方官员,按古制「易地做官」(即不得在家乡为官),加之频繁调动,以防久留一地,建立权威,与地方势力结为一体....这是一场一个人对抗几千万党员和几亿民众的权力斗争。超稳定的权力结构和诡秘的权力运作本来已经使君主获得高度组织化的力量,而使人民始终处于高度无组织化的软弱状态,(*注)但是让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群处于彻底无权的状态毕竟是十分可怕的,再蒙昧的人也能从他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生出反抗。因此,君主仍然不能高枕无忧,他还需要在法律之外对人民分化瓦解和对全社会实施不间断的......恐怖。(*注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即使把人民政权的死敌估计为占人口的二%,即一千二百万人,这些敌人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因为他们分散于全国各地。--还应加上一句--而且没有组织。*注完)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团结两个九五%」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毛式套语,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绝大部分群众和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间断地从民众中揪出一小撮倒霉鬼轮番扮演魔鬼,以解释苦难的根源,以证明上帝和暴力统治存在的必要,以分裂和恫吓民众,最终使他们无条件地拥戴手中握有剑与火的上帝的专横统治,这就是最高明的牧民之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简短的六个汉字:「要设置对立面。」 在公开的文件和讲话中,毛往往把这个罪恶的策略伪善地表述为一个善长的愿望:「要团结两个九五%。」实际上,这是要随时随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迫害五%这一策略之欺骗性表述。这种文字游戏对民众颇有欺骗作用,如不反复思索,很难嗅出血腥之气。

(青年时代,我曾天真地拥护「团结大多数」,同时也理解必须「打击一小撮」。但唯独不能理解「按百分比」整人。一来运动,便层层下达整人指标,一直落实到生产队、车间、街道、机关、学校。我常常大惑不解:党的政策不是「实事求是」吗?在没弄清情况之前,为什么要下指标呢?我实在没悟透毛泽东超群绝伦的统治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按百分比整人的政治运动,君王成功地分裂了他强大的对手--人民,并以他肆无忌惮的暴虐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生存在恐怖的阴影之中。他成功了,因此他可以情不自禁地自翎为当代暴君:「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的禁令一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多人,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人,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其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综上所述,这个名为社会主义而实为专制主义的权力结构,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力,从而集中了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各种制度的全部非人性弊病:奴隶制的全面奴役;封建制的人身依附;君主制的高度集权;早期基督教社会的思想专制、政教合一;早期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等等等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制皮。这就是实践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是人的解放的过程,各种曾经出现过的社会形态,其集权程度都远逊于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自我完善,从而在各自鼎盛时期都实现了历史必然所允许达到的人性。唯独只有据说对人类文明史实行了批判性扬弃的人类解放之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却在其向现实的展开过程中一无遗漏地汲取了旧世界的全部毒素。这是向旧世界的超级复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骇人听闻的伟大社会工程奇观!曾在这面激动人心的光辉旗帜下英勇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东方人类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我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牡去争取的普遍权力终于被神奇地偷换为少数人的极大权力和一个人的绝对权力。在这片辽阔的红色上地之上,劳劝者只剩下甘受奴役的权力,拥戴君王的权力,走运时还拥有死后平反昭雪的权力。东方成了斯拉夫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越南人等东方民族的大集中营。当我们徜徉于当代史的阴暗森林,不断可以发现一座又一座铭刻着共产党文治武功之丰功伟绩的:夺取政权前后实时处决反对派(苏中越朝等国):五百万镇压富农(苏联):数百万(…死亡人数)镇压地富(中国):一百至二百万(…死亡人数)强制性迁居(苏联):七百至一千万(…死亡人数)强制性迁居(中国):四千六百万(…死亡人数)处决政治反对派(中国「镇反」):近一千万(…死亡人数)处决反对派及有产者、知识分子(红色高棉→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二百万党内清洗(苏联→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一百万(…死亡人数)党内清洗(中国→「反右倾」):近四百万(…死亡人数)迫害不同政见者(中国「反右」):五十五万(…死亡人数)监禁劳改不同政见、信仰者(苏联):数百万(…死亡人数)政治迫害(中国文革):数百万,株连近亿(…死亡人数)强制性征粮造成死亡(中国→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三千至四千万。

在这些巨碑附近,我们还会发现一些为林莽掩蔽着的较小的,其标志的事件同样血腥罪恶:广西大屠杀人吃人(中国→一九六八)镇压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苏、中→一九五六)镇压「布拉格之春」(苏联→一九六八)镇压北京民运(中国→一九八九)入侵柬甫秦(越南→一九七八)入侵阿富汗(苏联→一九七九)修建柏林墙(东德→一九六一)镇压西藏人民起义(中国→一九五九)卡廷森林大屠杀(苏联→一九四O)苏军内大清洗(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大量监禁政治犯(古巴→七O年代末八O年代初)大规摸制造难民(越南→一九七五→?)环江事件(中国→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宾阳事件(中国→一九六八)信阳事件(中国→一九五九→一九六O)江口事件(中国→一九六O)沙甸事件(中国→一九七五)。

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帕布、霍查、希奥塞古....他们是专制君主中最坏的暴君,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最坏的首席裁判官,是政教合一时代最坏的教主,是奴隶社会里最坏的奴隶主,是封建制中最坏的领主,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最坏的资本家,是军人政权中最坏的军阀,是法西斯政权中最坏的征服狂、杀人狂。他们集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所有黑暗与残暴之大成,从白令海峡到加勒此海,从北冰洋到好望角,建立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范围的恐怖统治。

请记住:共产党政权统治下,至少有一亿以上无辜者死于非命。

共产党政权统治下,和平时期迫害致死的人数为夺权时杀死人数的二十倍。

黄昏已来临。晚归的林乌在翅羽上驮着最后一抹晚照,从我们头顶上成群掠过。很快,森林里一片清凉寂静,只聪得到晚风摇动林相的轻声。我的朋友,在这远离白日喧嚣俗务的时刻,在这可以独对自己、良心的泉水般清澈的时刻,我要说:我深深地感谢你!我感谢你耐心地倾听了我如此冗长而血腥的叙述,我还要感谢你信任地随我进入这片人迹罕至的当代史莽林。你手握砍刀,在密布藤蔓灌丛的林间与我并肩同行。你其诚的同情使我和我的民族,我的世界摆脱了漫漫孤寂。但我却无法启齿。因为我知道你会如何回答。--你会说,你也是一个人,只要是一个人,只要他胸口还跳动着一颗人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一座座所记载的历史所触动。过夜的篝火燃起了。林间的小风鼓荡着火焰,把爆裂的火星直送入沉沉夜空。你转眸凝视着我,轻声说:数字不能说明一切,然后,又移过视线,定定地看那目力不透的黑暗。夜的黑色背景上,缀着你那两颗亮晶晶的星星....你在看什么?也许你注视着火光微照的大碑,想猜测那些冰凉数字背后一个个难以言述的事件、人物、场面和细节?也许你看到了在我们四周的暗夜中游荡的群群冤魂,你们在交谈吗?在交谈什么呢?也许,你什么也没看,而是向内独对上帝与良心....继续谈吧,我的朋友,和那些数字、60841;魂、上帝和良心谈下去吧。我也需要和我的良心、我的同胞、我的异族兄弟谈一谈了....是的,这由一座又一座,一片又一片组成的碑林是一种无法宽恕的残暴。这残暴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耻辱。

但这里所记载的数字不能说明一切。这仅仅是一种残暴:第一种残暴。杀戮生命的残暴。数字绝对不可能反映出东方各民族所遭受的全部摧残。

如果可能,那么请问:怎样来统计如此为数众多的蒙难者、被迫害者及其家庭、后代所承受的心灵痛苦和人格侮辱?怎样来统计无孔不入的恐惧对全社会所造成的被虐、自虐集体神经质?还有,又怎样来统计民族道德的集体堕落?曾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束方人本来早已习惯于逆来顺受,红色政权的警察制度和街头恐怖消灭了民族的最优秀分子,更进一步砸断了我们从未真正挺直过的脊梁。于是,人道被视为迂腐的软弱,残暴升华为崇高,暴君被歌唱为救星,刽子手被敬畏地尊为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共和国忠诚的卫士,恐惧则演化为卑躬屈膝的通力合作。我们自忖注定命中受苦,于是也硬起心肠,对受迫害的手足同胞和兄弟民族无动于衷,噤若寒蝉;更有甚者,则落井下石,用良心去交换确保奴隶地位的承诺。可耻的沉默、告密、伪善、出卖、背叛、诬陷、变节、诽谤、欺骗、伪证、甘受奴役、摆脱关系、非刑逼供、助纣为虐、草菅人命成为泛滥不止的时代风尚。最后,我们竟会发展到全体一致地欢呼专制政权的不断加强和民主权力的不断丧失,并为冤狱终于平反昭雪而不禁感激涕零....这种延续了整整几代人的集体道德堕落是难以挽回的。它将给我们子孙的历史蒙上漫长而沉重的阴影。我亲爱的同胞,请不要忘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也应该树立起一座,因为这一切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耻辱。这是第二种残暴。摧残精神的残暴。这些还不是灾难的全部。共产主义世界,是无数劳动者和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在这场争取人颊自由的斗争中,数百万人流尽鲜血,献出生命。

他们当初所梦寐以求的,绝非今日之共产政权。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调转巨大炮口轰击冬宫时,他们绝不是期望在克里姆林宫里又出现一位新沙皇;当年幼的红军为保卫察里津而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时,他们更不会料到自己正在为权力暴发户奠定起家基础;当江西的贫苦农友为节节失利的「第五次反围剿」献出他们的最后一担粮食、最后一个儿子之际,也未曾料到二十年后他们将为此而丧失掉最后一小块土地;当百万大军乘坐木船夜渡长江时,他们绝不是为建立一个严密控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一统专制政权而效命疆场;当南北方战士肩并肩把金星红旗插上西贡美国大使馆楼顶,呜枪欢送最后一架武装直升机匆匆遁去之际,又怎能料到这正是他们自己紧步其后尘,更悲惨地渡海逃生,溧泊全球的难民生涯之起始;哈瓦那人用鲜花将自称为何塞马蒂忠实信徒的大胡子游击队头领从马埃斯特拉山区迎进海浪拍击的美丽首都,难道可曾料到他们将得到的回报是全拉丁美洲最贫穷的生活和最野蛮的监狱制度....全世界的被压迫与被剥削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天然地要求平等、自由、博爱。尤其是东方人民,长久的专制压迫使他们暗暗积蓄起岩浆般炽热的渴望。被视为无产者解放的红色福音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传播到这块躁动不宁的土地,人民便喷发出火山般眩目动人的伟大热情。然而,在血流漂杆尸积如山的解放战争之后,自以为胜利的人民脸上的笑意还未褪去,一个以革命的名义执掌大权的黑暗统治悄然从天而降。--历史又一次悲剧式地重演了:如同一次次农民起义胜利之后那样,暴力革命的成果又一次被一小撮权力狂篡夺。「十月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二月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都丧失殆尽,历史大踏步倒退回伊万雷帝杀人忙得没时间磨斧头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可怕时代。人民被欺骗被出卖了。然而,当人民忍无可忍而试图抗议、反抗时,暴君们便以先烈的名义予以严厉镇压。说什么今天「人民的江山」是几百万几千万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人民的权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云云。而背地里,则私心窃喜地小声说:「我们给农民分了土地,农民为我们打了二十年仗」云云。这一伙亵渎了牺牡者理想的大骗子、红色皇帝有何资格和颜面提到牺牲者的名字!自由的神圣理想付诸东流。数百万人的生命虚掷了。血白流了。一场被背叛的革命。在争取自由的先烈的尸骸上建立起来的,竟然是不自由的王朝统治。这是第三种残暴。亵渎信仰的残暴。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民绝对无权和最高统治者权力垄断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权力垄断面天然地以人民为敌,从来把人民争取权力的抗争一律视为危及统治的严重事态,而不择手段,残暴镇压。而且,由于这个权力结构是一超稳定系统,是一个多足之虫,它不会因局部腐烂破缺而崩溃死亡,因此,它决不调整、让步;只有当整个系统陷入全面危机之时,它才在全民起义面前突然崩溃,留下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压抑已久的民众则怀抱深仇大恨,形成破坏力极强的无组织力量,在极短时间里便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心理能量。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无妥协规则的权力斗争,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残暴的第一个来源。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权力更迭规则的极权主义。胜则赢得整个国家,败则丧失一切甚至输棹脑袋。所以,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权力狂们必然无所不用其极,不仅使用从暗杀到宫廷政变的一切极端手法,还往往把所有权力派系甚至无辜民众一起拖入疯狂大决战二道种统治集团内部的无妥协规则的权力斗争,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残暴的第二个来源。在本章结束之际,我显然应该对「广西事件」之结论作出不可或缺的另一角度的阐释了:大屠杀人吃人的惨剧,不仅是由于汉文化和马列主义讧反人道毒素对朴素的壮文化的罪恶入侵,--不,不仅在于文化→而且更在于权:--绝非源自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某种特殊的人性深处寸陷--造成君暴、臣暴、官暴、民暴的根源正是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这样,当我们再一次说「广西文革人吃人、共血腥暴政」之时,这句话终于获得了它可能获得的最深刻的涵义。曙光初露,晨鸟啁啾。我们收拾行装,浇灭篝火余烬,提起砍刀,准备继续前行。默默伫于眼前的一片碑林,该是告别的时分了。你打破沉默,对我说:昨夜的促膝长谈尚不充分,你还想补充一句:因为这种残暴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构性的残暴,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产物。因此,它不仅仅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耻辱,而且还是全人类的耻辱。我略一思索,深以为然。蓦然,你惊讶地指着一个个碑座让我看,你发现,在每一座的基座上,都深深地镂刻着同样一行文字。你问我:怎么过去就不曾看清呢?我也很是惊奇,只好说:上帝只让人们看清他们已理解了的东西。在每一座大碑的基座上都凿刻着的那句铭语是:残暴是极权主义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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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红色纪念碑》各章节中所引用资料之相关书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六八页。

②同上书,第一六六页。

③同上书,第一六八页。④转引自「苏」德.安.奥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一卷,一九九O,北京,第八十页。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九页。⑥同上书,第四七七页。⑦同上书,第二卷,第五五四页。⑧同上书,第三三六页。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二一页。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五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四九页。

同上书,第三四五页,《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同上。

.布里辛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1夺取政权遇程中的实时处决一不包括革命战争和内战):苏联一百万中国几百万,东欧十万,越南至少十五万。2夺取政权后,处决政治反对派和不服从者:估计与第一类相当,保守地讲,两类加起来五百万人。

同上书。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O,第九十一页。

《大失败》。大跃进失败下放职工二千六百万,文革中大失业下放青年学生八万。《大失败》称二千七百万,显然偏低。

联合国安理会统计数为一千零五十万(注有资料来源,见英文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透露的数字是八十万(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删去);斯图尔特施拉姆估计数字是一百万至三百万(《毛泽东》,红旗出版社(内部发行),第二三三页);西方最高估计数为二千万。在取得更权威的数字之前,我较倾向于一千万左右,因为这是一个统计数字。

理杳一德.尼克松:《一九九九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九,第一四四页。

《大失败》。

《大跃进狂澜》,第二四五页。

中共官方公布数字。

《大失败》。

我的估计。据官方统计,一九七九、九→一九八、二的半年之内,全国各地接受和处理了众上告数百万件、次。(《春风化雨集》前言)此前此后的数字加上去,估计60841;狱可能接近千万。因此,估计文革政治迫害数百万人实为保守数字。

详见本书第九章。据一九八O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二十九省市书记读书班统计,死亡数字高达五、六千万。---->(古华..《写给北京国难日》香港《解放月报》,一九八九年六期)

广西官方统计,文革期间广西屠杀(包括吃人)无辜者近十万人。

据「美」约翰.F.艾夫唐着《雪域境外流亡记》(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出版,旋又强令收回;后由台北慧炬出版社于一九九一年出版)称:一九六六年西藏游击队伏击了西藏军分区司令员的军队,缴获的文件证实,在一九五九年的「平叛」中有八万七千名藏人丧生。此外,中共还用飞机大炮毁灭了世界第三大寺庙色拉寺在内的许多寺庙。

一九四0年春,苏联在卡廷森林和其它地方将一万五千名于一九三九年被俘的波甫军官秘密杀害,并严密封销消息。(《大失败》第一O一页。)

根据苏官方资料,二战前夕,斯大林在军内大清洗中,就至少枪毙了三万七千名陆军军官和三千名海军军官。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苏德战争德两年中苏军实际牺牲的军宫数。->《大失败》,第二十七页。)

仅一百万人口的岛国古巴所拘禁的政治犯,竟比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所拘禁的政治犯总数还多。(《大失败》,第二六二页。)

越共夺取越南南方之后,至少有六万难民渡海外逃而丧生,目前每月仍有一千五百人逃出国境。(《一九九九:不战而胜》,第二八二页。)至目前,难民总数达二百万左右。

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中,因中共高征购造成饥荒,十六万人口的广西省环江县饿死四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四分之一。详见第四章。

文革中,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短短十几天内,广西省宾阳县打死和逼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详见第一章。

因强行掠夺农民粮食,一九五九年秋至一九六*年春,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一百余万人。详见第九章。

一九五九年秋至一九六O年春,贵州省江口县饿死四万余人,几乎等考于全县人口一半。农民自发抢粮、暴动,迅即被军队镇压。详见第九章。

云南蒙自县鸡街公社沙甸村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约七、八千。由于反抗中共暴政,文革中全村参加了造反派「炮派」,受到中共当地政府军事包围、迫害。沙甸回民数度派代表到各级党政部门直至北京请愿,提出尊重伊斯兰宗教信仰,惩治贪官污吏等要求。在遭到拒绝之后,村民绝望地用民兵武器据村自保。一九七五年春,中共派出十四军四十二师、四十师、高炮六十五师二二十六分部及地方部队,共至少五个师级番号万人以上兵力开始「平叛」。在小股部队偷袭失败之后,转入强攻,四天未能攻入。其间中共情报机构「新华社驻云南记者站」记者趁停火间隙进入沙甸村,了解到实情,向中共高层建议「政治解决」,但中共高层还是不顾一切下了「军事解决」的决心。在中共总参谍部威逼之下,军队炮轰沙甸,全村夷为平地。军队攻入,不分老弱妇孺,见人就杀,回民领袖马伯华以下村民伤亡无数。后中共无以平息民愤,只好宣布平反。史称沙甸事件。

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英文版)在「大屠杀」条目下指证中共杀死六千三百七十八万无辜;另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的莘克报告披露:自一九四九年起,有三千二百二十五万至六千一百七十万人死于中共屠刀。以上数字均未包括三年饥荒饿死的三至四千万(见郑义「香港」:《天安门民主血》,第三页,快报有限公司,一九八九,香港)。再加上苏、朝、越、赤柬的杀人数字,总数肯定超过一亿。

《一九九九:不战而胜》,第二一O页。

此话系毛泽东所说。文革中,我曾多次听到人们传说此话,当时并非指责毛,而是对毛的「革命策略」之敬服。未能查到准确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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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第六章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第六章:遍于国中

经过漫长跋涉,我们终于走出密林,让浸透尸臭的衣衫和肌肤在阳光下曝晒。然而,这惬意的时光转瞬已逝。蓦然发现﹕并没有走出丛林,这不过是块仅可小憩的林间空地。前方密林之中,又隐约透出一座巨大的。斩伐去隐蔽它的谎言的树木和藤萝,我们终于得以靠近。那髹以人血的红色碑身上,也深深镌刻着几个大字。铲去岁月的苔藓,明晰可辨﹕『冤狱』在结构巨大碑身的每一块花岗石上,都刻着一个残暴的案件,令人心悸不止。我们默默辨读着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当代史,颇感生疏,彷佛一个很难忆起的噩梦。是的,我们正在遗忘一切。正如索忍尼辛所言,我们记住的,并非亲历的往事,并非真实可信的历史,而是自欺欺人的宣传与谎言。那些使我们的良心备感酸楚的罪行早已遣忘殆尽,记住的只是那些高音喇叭、套红标题、官办游行集会一千遍一万遍向我们灌输的一切。好像有人在我们大脑里安装了一个讯息过滤器,唯一的指令是﹕牢记允许你记住的东西上逼才是历史。在成千上万的碑石里,任选几块,请读读铭刻其上的血色文字!残暴并非一个广西,残暴遍于全中国。沈阳张志新案张志新,一位被残暴虐杀的女英雄。文革初起,打、砸、抢、抄、抓、斗、杀的暴力之风迅速席卷全中国。混乱之中,中共辽宁省委宣傅部的张志新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冷静,对林彪、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等文革激进派开始怀疑。在和同事们的交谈中,在会议的公开发言中,张志新无所畏惧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对江青我就是怀疑,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也可以揭么!」

「什么『顶?』?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一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干部,凭着自己的良心,按照党章,公闭地发表了此一不同政见,竟被戴上手铐,逮捕入狱。在「肃毒」会上,又站起一位勇敢者,鲜明地提出抗议﹕「我看不出张志新同志错在哪里!共产党员公开阐明自己的见解怎么是犯法?她的观点有道理!」结果当即被捕,判刑十八年,投入监狱。张志新在狱中坚持学习,把每月二元的生活费积拨起来买了数十本马列毛著作,以木签代笔,沾墨汁在手纸上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学习笔记。自入狱以来,张志新对看守的野蛮一直较为克制,但一次看守没收了她的笔,这终于使她怒不可遏。她痛斥他们「在真理面前束手无策」,并警告道:「行凶者,帮凶?,你们可以逃之夭夭么?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声讨你们!你们将受到历史的严惩!这笔帐是要算的!」以示报复,狱方把张志新钉上两副脚镇,戴上背铐,打进小号,长达一年半之久。他们还唆使流氓犯、盗窃犯殴打折磨她,以无情摧残张志新为减刑的条件。一天,几个狱卒把张志新五花大绑,推上囚车。为了防止她抗议和呼喊口号,他们把泡沬塑料硬塞进她嘴襄,又用透明指纹胶把嘴糊上。几辆囚丰向市郊牛官屯刑场驶去。张志新明白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但她安详镇定,挺直腰,昂起头。刑埸上,两名一起来的男犯被枪毙了,而张志新却没被拖下车。她看着两具尸体和两滩鲜血,明白了自己是陪杀埸,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张志新是一位端庄的女性,即使在监狱襄,也保持着人的高贵的尊严。衣袖破了,她为此十分不安。狱方不给针线,她便从扫帚上折下草杆做针,以布丝为线,把衣袖补得平平整整。每逢她所格外珍视的纪念日,要梳洗打扮一番。每次提审,她更要理妆整客,从容步入审判厅。审判员令她坐下,她不坐,不让她坐时,她却安然落座。

每次她都郑重申明: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不可以用对待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如果审判员不改变口气,她则不予回答。在被非法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张志新仍不承认自己是犯人。在劳改工厂裹,她是扎鞋口的工序,每日定额一千二百双。干完定额,她便停机休息。管理负责问为什么停了机器?张志新从容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张志新,不是犯人!我做完了一千二百双,那是给国家创造的财富。你说多做是立功赎罪,我没罪,一双也不多做。」为了摧垮张志新的意志,中共威胁她的丈大与她离婚。这个打击对于她确是沉重的。擦干泪水之后,张志新把法院送来的离婚判泱书撕得粉碎,坚强地写道:「......两个家庭加起来二十一个人,就是都抛掉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其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圆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刽子手们害怕张志新在刑场上继绩揭露他们的罪行,竟骇人听闻地切断了她的喉管!行刑那天清晨,张志新被拖进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医疗箱,手术刀、剪、钳,地板上放着一桶水,屋中间还摆着一块砖。突然,她被杀犹般地仰面朝天按倒在地,后颈被卡在砖上。她的双脚戴着铁镇,她的双手打着背铐,她的头卡着红砖,呼吸困难,无力挣扎。她说出了最后句话:「党啊!党啊,您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手术刀挥动起来,鲜血流出,一阵锥心的刺痛,根金属管子插进喉管......上午十时。沈阳东陵大★刑场。张志新安祥从容地在秋天的田野中向前走去,慢慢地在一个小土台前停下来。这时,红旗举起来了,枪也举起来了张志新无声地倒在血泊之中。然后,心虚胆怯的刽子手们竟肢解了烈士的遗体,毁尸灭迹一九七九年春,张志新平反昭雪。她的事迹通过电波迅速传遍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人民被激怒了,要求严惩凶手的电报、信件如雪片般飞到北京。然而,凶手终于被保护下来。中共历届领袖中最开明的胡耀邦劝解道:不要再追究了。如果杀害张志新的要处理,打击面会很大。一九七九午四月四日,是烈士殉难四周年纪念日。烈士的一双遗孤将一个空骨灰盒捧到公墓安放。?(左边为阿拉伯数字圈圈一,看不到没办法)哈密「恶攻」案忻元华,哈密水电段经济计划员,被害时三十七岁。一九五五年,忻元华对「肃反运动」有看法:不能把思想问题和工作中的漏洞当反革命来对待。批判,停职停薪反省,关押四个月。一九五八年,因表兄被划为右派而受株连,下放劳改。生活逼迫他思考。他闭始潜心研究理论,成了读书迷,仅自买的书籍就达八百元之多。书籍使他清醒,而清醒则将他引向死亡。一九六三年初,在五年苦读苦思之后,他毅然上书毛泽东。从二月至六月,先后向毛和其它中共高层领导及全国四十八家报刊,投寄了九封共一百七十七分信件和文章。在信中,他尊称毛是「敬爱的人民领袖和我们伟大祖国的舵手」。他把毛比喻为太阳,又诚恳希望毛也要「承认自己是银河系中普通的一员」,「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以惊人的毅力和超凡的气魄」,「挣脱棹一切『威望』的魔爪,从而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总结第二个五年(大跃进),我们失掉的资金要以千亿来计,但最主要的,是挫伤了六亿颗心。」他请求:「领袖啊,领袖!请你走出小天地,到人民的宇宙里,去探索其理。到现实的世界里,去看看实际。」最最温和的劝谏,招致了立即被捕。两年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新强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忻元华管制三年。管制期未满,文革突如其来。他趁监视者沉睡之际,又奋笔疾书,给毛写了第十封信。当然,必然首先充分肯定毛的丰功伟绩,然后笔锋一转,由文化大革命动乱而言及「祖国的上空笼罩着个人崇拜的阴云」,「党内外有志之士都不敢说白话而暗语了!」

「甚至连最纯朴的工人、农民,也迅速学会了在政治上说假话、喊万岁,而不敢发表自己的不同见鲜了。」「我们勤劳勇敢智惹的伟大民族,竟然退化到在政治上普遍说假话的民族了。」毛应该对此负责,毛「生活在歌颂的迷宫中」,脱离了现实和工农大众,「这是比糖衣炮弹还要厉害千万倍的糖衣核弹啊!」,毛「已经到了对谁都不敢完全信任的地步了」,「原来同自己并肩战斗的最亲密的战友们都成了可怕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这一切,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几个字就可以解释通了吗?」他指出:毛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圣贤,更不是「其理的化身」,「智慧的化身」,「革命的化身」,「社会主义的化身」,「党和人民的化身」。他用毛曾说过的话来质问毛:「难道您其的忘记了群众是其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伟大其理吗?难道您其的不愿意再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而光愿意当导师,当领袖,当统帅,当当代的列宁,当人民的大救星,当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大声疾呼:「毛主席处在危险中!全党处在危险中!祖国处在危险中!」他恳求毛:「您老人家赶快觉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解决「当前万分严重的局势。」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寄希望于毛,他寄希望于人民:「笼罩着整个祖国上空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乌云,必将在空前觉醒的亿万人民风暴的袭击下,迅速地被驱散,一个无限美好的祖国和无限美好的世界,已经在微笑着向我们招手。」可惜的是,死神已微笑着向他招手了。忻元华光明磊落地将这封信交给监管他的公安人员,请他们上交新疆首脑人物王恩茂,转呈毛泽东。第二天,他便被游斗。他的高帽是十几公斤重的汽缸套,这刑具戴不稳,便用铁丝拧到他身上来加以固定。鲜血和豆大的汗珠混合着沿他面颊滚滚流下..紧接着拘留,逮补。从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到一九七*年五月三十日的七年间,除管制一年零三个月之外,其余五年多的时闻,忻元华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数十次批斗和审讯中,这位书生气十足的青年知识分子从来光明磊落,慷慨陈词,从不低下自己高肯的头颅。也许是出于敬佩与同情,想在最后时刻挽回他的生命,也许是想迫使他改变观点,低头认罪而立功请赏,监狱当局对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审讯。但忻元华始终保持「观点不变」。在给毛泽东的第十封信中,他写道:「我已作了各种精神准备,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一次我将真正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他知道,他们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他最后一次拿起战斗的笔,写道:「我即将结束我的狱中写作生活了....但是我的声音不会因此被压下去....判决我吧!加重地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坦然而自信,他毫不后悔,他准备以一死来给这个堕落为说谎话的民族,跪着的民族留下一线希望之光。一九七*年五月三十日上午,当局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忻元华最后的话是:「谁是谁非,历史将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没有给予上诉权,没有向他宣布死刑判决,更没有按规定通知亲人,安排最后的见面,最后的审讯一结束立即绑赴「公判大会」,游街示众。行刑时,忻元华从容走向刑场。他抬头仰望巍峨的天山,环顾可爱的哈密绿洲,点头向人民、向祖国告别。最后的一刻,他挣扎着吐出塞在嘴里的棉筏,奋力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枪响了。忻元华血卧边疆土地,他大睁着眼,用耳朵紧贴着大地。他在看什么?他在听什么?他在期待什么?他在期待历史的判决。

海南「反林」案官明华,女,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沙县牙叉农埸医士,被害时三十七岁。事出偶然。文革初,在农场批判「三家村」的一次会议上,官明华因昨夜外出接生,天明才返,支持不住,打了个盹。正迷糊间,被一声断喝骛醒﹕

「官明华,站起来!批判『三家村』你打瞌睡,你对这场政治运动是什么态度?」她立即站起,解释说﹕「我昨晚接生....」「不用狡辩!」顷刻间,什么官明华宣扬过邓拓写的《健忘症》,什么官明华是和「三家村」穿一条裤子的「小黑帮」等等罪名劈头盖脸而来。批判之后,立即撤销官明华的医士职务,下放生产队监督劳改。片刻的瞌睡竟招来如此大祸!事情并没有完。一九六九年元旦刚过,她又被当作「特嫌分子」送县保卫组审查。在非法拘押期间,她受尽种种成胁、谩骂和审讯。但她历史清白,十八岁便志愿到海南参加开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实在抓不到任何把柄。折磨三个月后,只好无可奈何地释放。官明华回到农场,发现家也被抄了,忍无可忍,写了几张大字报,点名批评了农场革委会某位领导。好,这一下帽子有了﹕先扣上「攻击新生的革委会」、「反对红色政权」的罪名﹔后来,农场改为生产建设兵团,被她批评的那位领导当了八团副团长,官明华的罪名又「上纲」为「攻击毛主席批准、林副主席亲自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问题」。在兵团四师师部关押期间,除了批斗、审讯和严刑拷打之外,她还要参加劳动改造。一天,她劳改回来,写了一篇日记,其中一句是「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罪名又有了!「你写金黄色的太阳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看到傍晚的太阳是金黄色的。」「反动!毛主席明明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你竟敢用金黄色的太阳来影射毛主席。挂在防风林上空又是什么意思?」「我看到快要落山的太阳是挂在防风林上空的。」

「反动透顶!毛主席明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你却用快要落山来攻击毛主席。」「我没有攻击毛主席,太阳就是有出山落山的....」罪名落实了﹕在日记里写了「毛泽束思想日落西山」。「反对毛泽束思想」。官明华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为什么文革中大搞「三忠于」、「四无限」?为什么强迫全国人民大表「忠」心,大跳「忠字舞」,大戴「忠」字章?为什么把毛泽东神话,老百姓言行举止稍有不慎,就被扣上「恶毒攻擎」罪名?I林彪!林彪有不可告人的野心!这样,她把个人的被迫害、人民与国家的苦难统统和林彪联系起来。一次交代「政治问题」时,官明华勇敢为国家主席刘少奇辩护。审问人狡滑地把官明华逼入死角,问道﹕「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刘少奇篡党夺权,你说刘少奇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林副主席对还是你对?」官明华强压已久的对林彪的愤恨终于迸发出来「我说的对!林彪是错的!」官明华竟敢反对林副主席!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终于给她牢牢戴上!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官明华在狱中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极度痛苦,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十多万字的日记和一分入党申请书。还写下了《敦促林彪投降书》和《告八团革命群众书》等文章,声讨林彪的罪行。她宣告:「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亿万人民已经识破林彪是披着羊皮的狼」,「革命烈火正在祖国各个角落燃烧着」,「林彪的末日快到了!」。解放军广州部队司令员亲自主持会议,判处官明华死刑,以人头向林彪表忠请赏。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凶手们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八团(即现海南省白沙县牙叉农埸)私设的牢房,宣布判处官明华死刑,立即执行。

官明华身体已极度虚弱,却心神镇定:「枪毙就枪毙,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她简单收拾好留给丈夫、孩子的纪念品,穿上喜爱的花格子外套,摆了拢头发从容走向刑场。在没有发明割喉管的海南,刽子手们往她嘴里硬塞进一截竹筒,怕她挣扎吐出来,又穿上铁丝,扎在脑后。在刑场上,她不能呼喊「打倒林彪」了,但参加公判大会的人们看到,当会场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官明华便把头高高昂起,当高呼林彪「永远健康」时,她就把头深深埋下....罪恶的声枪响,一位坚持不同政见的女杰倒下了。大地上凝固着一片沿怖的宁静。?赣州李九莲案李九莲,江西省赣州冶金机械厂青年工人。一九六九年二月廿七日,她在给当兵的男友的信中反省文化大革命:「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列主义的....(对)现实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这不过是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写给男友的第一封信。结果那位当年的红卫兵战友加情人将此信交给了军队领导,可能想一表忠心,受到重用。灾难降临了。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抄走的口记中发现了一些批判林彪的内容。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指示:「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属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法院考虑姑娘年轻,出身又无问题,只判刑五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程世清成了林彪死党垮台了,李九莲才获释放。结论是:现行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配到兴国县钨碳厂当徒工。虽然她跨出了监狱大门,但对她的政治、经济、生活、人身迫害从未中止。李九莲不服,一次又一次到省城南昌和北京上告。一九七四年三月,李九莲在上告反遭屡屡训斥之后,忍无可忍,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等六张大字报,把自已的宽案诉诸舆论。赣州森动了,人们在她的大字报上写满了各种批语:「人民支持你,李九莲!」「中国少的是李九莲,多的是奴才!」「强烈要求为李九莲平反!」「放心吧,呼啸的浪花,人民的大海永远与你同在!」时值「批林批孔」运动,江西地方当局参不透最高层态度,不敢贸然镇压。老百姓趁机张贴了大量支持李九莲,批评当局的大字报。但李九莲是不能放过的,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深夜,李九莲被秘密逮捕,押往兴国县看守所。赣州二十万百姓再也忍不住了。四月廿四日夜,二百五十九个单位,二千多人举行集会,并发表声明。「立即释放李九莲!」的大标语贴满了赣州市街头。会后,数千群众自发涌向地委,要求释放李九莲,交涉一夜,毫无结果。凌晨,数百群众分乘四十余辆卡半,浩浩荡荡奔赴兴国县,请县委和公安局释放李九莲。后来这成了「四.廿五冲击监狱事件」。人民华众如此大规模地为一个「反革命」伸张正义,在中国实属罕见。江西省委被震动了。程世清的继任者陈昌奉是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他立即下达了一个镇压人民的五点指示。但人民并没被吓倒,当晚,一些热心人士自发地在赣州公园成立了一个「李九莲问题调杳一委员会」,和中共当局对着干起来。有钱出钱,有力有力。

广播、大字报、传单铺天盖地!共产党从反面动员起赣州人民。公安部火速发下批示,企图以「反革命组织」的大帽子压垮赣州人民。但赣州人决心不顾一切地拯救自己的好女儿。他们六次上告北京,在长安街、前门等处张贴大字报,要求中共最高层出面解决李九莲问题;他们在省会南昌的八一大道上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江西省委急报北京,要求镇压;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又和张春桥指示镇压。「调委会」迅即被宣布为非法,予以取缔。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另有四十多人因为李九莲说话而被逮捕判刑,此外还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调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朱毅(判刑二十年)临被捕前数小时,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告别的大字报:「李九莲已先我们而去了。我们也即将以同样的方式告别赣州人民。我们并不遗憾,因为我们和人民极其忠诚的儿女一道,共同创造和度过了这样一段永远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女子,赣州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人自杀,有人入狱,有人流落街头,有人妻离子散,有人精神失常,有人被殴致残....。李九莲再次入狱之后,绝食七十二天,宁死不屈。监狱当局强行注射葡萄糖,李九莲稍有知觉,就把针头拔掉,以至于只好捆住她双手。无产阶级专政加于她及赣州人民的疯狂迫害,使她勇敢地将锋芒直射毛泽东:「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四人帮」下台后,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一文,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蓄于江青」....公安部积极参与对赣州民众的镇压,使得李九莲不得不对当时的公安部长华国锋深有敌意,而这场宫廷政变所打倒的江青,恰恰又是文革初期坚定支持民众造共产党反的「旗手」,加之前后入狱,与世隔绝达七年之久,她的判断失误情有可原。

但她公然将矛头又一次指向中共党皇,表现出一种无以伦比的勇气。中共江西省委集体讨论通过:改判李九莲死刑。李九莲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也不要求上诉。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在赣州市体育场召闭三万人的公判大会,藉李九莲那颗不屈的头颅来弹压民众的反抗。李九莲身穿黑色囚服,脚戴镶铐,五花大绑,背插「亡命牌」,被按跪在台前。她的嘴里塞着一截竹筒,以防她呼喊最后的抗议。游街示众之后,李九莲被押到通天岩刑埸。行刑时,李九莲坚强不跪。刽子手懒得动手,一枪击中腿部,把她打成跪下姿势,枪杀于两棵小枯树之间。在中共的淫威下,无人敢出头收尸。烈士暴尸荒野,最后竟被一色情狂者割去双乳和阴部,其余部分任其腐坏。在为李九莲鸣不平者之中,还有一位铮铮铁骨的奇女子,名叫锺海源。她坚守调委会的工作,为李九莲呼吁到最后一分钟。因坚持李九莲无罪,拒绝检查,被捕入狱。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在狱中公开宣传「华国锋不如邓小平」。于是被判刑十二年。她数十次与看守辩论,数十次遭严刑拷打。在被打断了小腿骨的情况下,还挣扎站起,拖着沉重的镶铐,在监狱墙上大书「打倒华国锋!」于是,在李九莲被害四个月之后,锺海源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锺海源毫不犹豫地在判泱书上签了字,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有何后事要交代?她平静地说:「跟你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昂首而去。这位萧洒的奇女子,惊得刽子手们瞠目结舌。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晨,锺海源在死囚牢里从容不迫地吃完生命中的最后一餐,然后安详宁静地梳妆更衣,昂首走向死亡。五花大绑、勒颈游街,一切悉如李九莲。唯一不同之处,这次是由官家动手活割器官。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一位高干子弟飞行员急需移植肾,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活人肾好。军方令行刑的一位副营长,不能打死,要活体取肾。为了保证该高干子弟手术成功,游街示众时,一个面带口罩的军医便示意押解人员按住锺海源,用大型针头将药液打进她的腰背。锺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剧烈颤抖。到了刑场,副营长刽子手故意朝她右背打了一枪,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迅速把她揍上盖有篷布的军车,在临时手术台上活割人肾。鲜血如注,溢满半箱底板,又滴滴答答漏下,浸润着贫瘠的大地。在两位英烈就义三年之后,在胡耀邦的亲自干预下,竟狱才终得平反昭害,尚在狱中的赣州人才陆续释放。然而,时至今日,虐杀两位英烈的人有的还在台上,有的虽然退休,但权势尤存。为竟案奔走呼号的辏州人仍然台不起头。在绵密酷烈的共产暴政之下,这就是真理的代价。季九莲绝食之前曾在手纸上写了一篇文字,最后的一句是这样的:「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受难者一无例外,坚信马列。

他们不过是队官方钦定的教义对赤裸裸的专制进行了最初的抗争,甚至不过是极其温和的规劝,便遭致残暴无情的杀戮。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大骗局中最早的和最英勇的觉醒者。虽然他们的反抗尚不彻底,但他们斗争的锋芒直刺最高统治集团。反对个人崇拜,个人专权,这无疑触到了最高独裁者及其帮凶们讳莫如深的痛处。他们不能允许自已毫无合法性的极权统治产生那怕是极轻微的劲摇,因为他们惧怕这种最轻征的动摇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如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他们也绝不和民众分享解释教羲的权力。因为分享便打破了垄断,从而跨出了平等的第一步;还因为他们的巧取豪夺、野蛮凶残早已远远超出了教羲伪善的宣谕,无法自我辩护。

因此,他们必须反复灌轮对上帝的敬畏,他们必须杀掉每一位手执教义向他们挑战的人,从而建立起教义恐怖和精神暴政。他们用成千上万具惨不忍睹的尸身示众宣威,把天字第一号禁忌深深钉入整个民族的大脑:上帝不容怀疑!教义不容置辩!从以上案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官方的指控和被害者的辩护都集中于一点:是否忠于党皇、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问题完全不在于此。问题的窦质应当是:政权在握的人是否有权力以法律的名义迫害以致杀掉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在中国法典中,一个随意性极大,包容度极大的「反革命」罪名解决了一切难题。我怀疑,在古今中外是否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流了那么多不同政见、不同意见者之血!然而,刽子手们又极其虚弱。他们虚弱得惧怕一封书信、一张传单、一本日记;虚弱得不仅惧怕头脑清晰的知识分子,还惧怕弱女子与花甲老人,甚至与世无争的僧人和孩子(*注);他们虚弱得甚至惧怕就义者最后的一声呼号。他们惧怕这最后一声不屈的抗议将宣布精神暴政的破产,惧怕这带血的真理之声将在民众的大海上激起反抗的狂澜,于是,他们搜索枯肠,用棉花、塑料堵嘴,用胶黏嘴,用竹筒、弹簧窒嘴,用手术线缝嘴,用绳絮勒颈,用铁丝勒嘴,注射麻醉剂,口服抑制剂,刀刺软肋,割断喉管等等。可以说,为为了维护中共台权统治,他们创造出全世界最惨无人性的处死方法,已名副其实地作到了无所不用其极!【*注准阴「《烽火》小报」案:一九六七年四月,江苏淮阴县五营中学殷亮等六个中学生为周恩来呜不平,编印数十份小报寄往全国吝地,公守部严加追查。拘捕后轮番批斗二十二次,每次均万人以上。三人判刑。六名青少年最大者十八岁,最小者年仅十三岁。

南丰「和尚」案:释演成,俗名周晏晴,江西南丰县宝輋寺和尚。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间,数次上书,劝谏毛泽东终止文革,消除个人崇拜,被捕入狱。在狱中被逼迫违反教规,放弃吃斋。每次审讯,必然严刑拷打,逼供指供。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恶毒攻击和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翻案。」?上层残暴至此,让我们再看看下层。阳高「挟嫌」案此案须从凶手讲起。主犯张有才,本系山西省阳高县花窑大队一恶少,一向偷鸡摸狗,横行乡里。无奈此人有一套吹拍钻营的手段,所以尽管恶名在外,反倒平步青云,文革前竟当上了大队民兵营长。党入了,官当了,却因人品太坏,无人肯将闺女嫁他,多次求婚,均遭人拒绝。老羞成怒,便挟嫌报复。两家赵娃同村乡邻,便因此被逼得一女速嫁,一兄逃亡,一母身亡。后来,张有才又看中了王有为的女儿王秀珍,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均遭王家父女严词拒绝。为防不测,王有为匆匆将女儿嫁到外村。因此,一场杀身之祸自天而降。大队支书赵赋与胀有才同病相怜,他也看上了王秀珍,也吃了闭门羹。于是,两位执掌花窑最高党、军大权的人联合起来,纠集大队治保主任赵兴斌、团支书张斌、保管员赵荣等人,开始了对王家的残酷迫害。王家土改时定为中农成分。王有为解放前上学,解放后当教师,为人正派,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

一九五八年,村干部毫无根据地把王有为改为地主成分,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于是王被开除公职,造送回村监督劳动。既然王家是上了共产党另册的人,土皇帝要挟嫌报复便再容易不过了。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他们抄了王家。衣物、粮票、布票和仅有的十几元钱统统抢走,拿不走或不愿要的,和锅碗瓢盆一起全部砸烂。还没收了房产,把一家人撵进马棚。次日上午,张有才等把王有为抓到大队,剥去上衣吊梁上毒打。下午一点多,家里人不安,派当中学生的儿子王志强去探望。见吊在梁上的父亲已昏死过去,王志强说了声「要文斗不要武斗」。凶手们一涌而上,拳打脚踢,然后剥棹上衣,双臂反绑,吊上房梁。他们抄起木棍、板凳腿猛打,接连打断两根木棍,把年轻人打得昏死过去。这次毒打之后,王志强骨骼变形,肌肉萎缩,致残终身。张有才等抓起王有为后,天天晚上吊打。用圆木棍、板凳腿、湿柳棒打,用锥子扎,用新麻绳蘸水抽,轮番上阵,花样翻新,天天折腾至深夜,不把王打得几死几活不罢休。为了建立他们的法西斯小朝廷,恫吓民众,还强迫村民到埸观摩、批斗,谁不参加就罚工。花窖村一片红色恐怖。在吊打王有为同时,他们又开始对王妻薛莠梅和穴十三岁的王母施虐。跪炉渣、跪钉有三棱木条的长凳、毒打......一日,毒打后又把薛莠梅头鄙按在地灶口上烧烤,头发全部烧光,面鄙严重烧伤。天亮后,薛被人搀回家,见港婆婆已吊死在门框上。她痛哭着爬到大队部向张有才报告,张只冷冷说了一句:「死了埋!」老母之死,使王有为获得暂时释放。夫妻二人耙老母装进一只破木箱草草掩埋。外嫁的王秀珍回家探望,正赶上如此悲伤的埸面,扑上去失声大哭。赵兴斌控脚便踢,不许哭泣。王秀珍突然受惊,从此得下遗尿症。掩埋了母亲,王有为又被关押起来。其时,王已被关押吊打二十余天,伤口化脓,血肉模糊。这一晚,暴徒们又把他吊起来,奄奄一息的王经受不住毒打,很快又昏死过去。

放下来喷了四桶凉水方苏醒,又吊起毒打,直到再次昏死,这才派人台回家。一家人哭作一团,一个多小时后,王终于又活过来。三个月后,才勉强能下地走路。这算是迫害王家的第一个段落。一九六七年,野心勃勃的张有才爬上了花?的皇位│支部书记。他卵翼下的法西斯小朝廷,对王家的迫害也步步升级。一九六八年五、六个月间,他们又把王有为关押起来,每晚吊打,中午则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把全家大人用绳子穿作一串,后面再拴上六岁和四岁的两个儿子,由二十多个民兵押着沿街批斗。走慢了民兵抽打,走快了孩子跟不上,拖倒在地,连滚带爬,啼哭喊叫,惨不忍睹。当时,王家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每日中午游街时,只得把她拴在炕上。一日游斗归来,只见小女儿由于乱滚乱爬,拴在腰上的绳子已勒住脖子,口吐白沬,即将断气。儿子王志强急趋抢救,薛秀梅含泪制止..「不要管她了,大人还活不下去,就让她死吧!」王志强说:「要死咱全家死在一起,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妹妹死。」割断绳子,救活了妹妹。这样晚上吊打,白日游斗折磨了一个多月后,张有才一伙才善罢罢休,放回王有为。但同时抢走王家的十三只兔子,绝了他们的唯一生计。王悲愤欲绝,又伤病交加,一卧不起,生命垂危。但凭着中国农民举世罕见的顽强生命力,他居然出人意料地又活过来,两个月后,又能勉强下地走动了。张有才又逼他劳动,致使伤病齐发,再次卧床不起。一年过去,一九六九年九月,张有才、赵兴斌等又抓起王有为,连续毒打了两晚。临敛回时,赵兴斌对王说:「今天黑夜回去你自己死吧,不死明天晚上再来。这一次阁王爷叫你活也活不成了。六六年没把你整死也够后悔的了!」但王既不肯让他们逼死,也不愿被打死,决定去内蒙古包头市女儿家暂避一时。第二天,王悄悄借足路费,在夜幕掩护下匆匆逃亡。

王有为出逃,令张有才一伙暴跳如雷。次日夜九时,赵兴斌把王志强叫到大队饲养房追问他父亲下落。王志强自然不吐真情。赵抄起一把铁叉,朝王志强劈头盖脸打去,还用叉背猛砍王双腿。打至深夜二时,才让王志强回家。王已无法站立,只好爬行,一个多小时方爬出十几米。后来有个好心人发现,才把他背回家。第二日晚,张有才一伙又向薛秀梅逼问,薛闭口不答。他们兽性大发,剥掉薛的上衣,用薪麻绳蘸水拚命抽打,直打得她满地乱滚,呼天抢地。赵兴斌对她说:「回去路过村边水泉跳进去死了吧!妳还活个啥?反正妳这家人活不成啦」薜爬到水泉边,有心一死,又扔不下四个孩子,不禁痛哭失声,肝肠寸断。哭了两个多小时,她吱牙往家爬,直到拂晓时分才爬到家门。王志强扑上去搀扶母亲,母子俩抱头痛哭。过了六、七天,张有才一伙又把薛秀梅抓去毒打一通。旧创加新伤,薛血流满面,遍体鳞伤。母子俩下不了地,眼看二家人就要饿死,只好打发七岁孩子用小罐提水,母子俩坐炕上捣玉米。顿顿暍玉米蝴口,几个孩子瘦得不成人样。这算是迫害王家的第二个段落。丧尽天良的张有才一伙并不罢休,不久后派赵兴斌去包头,以「投修叛国」的罪名把王有为抓回来,当晚便召开全村批斗大会。张有才煽动说:「王有为逃到内蒙是想投修叛国,在那里拉一批人,再回村欺压贫下中农。」暴徒们用更为残酷的刑法天天晚上毒打王。四、五天后,王的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伤口化脓,浑身长蛆。第七天清早,王志强给父亲送饭,只见父亲早已吊死多时。看到午仅四十二岁的父亲之惨死,王志强顿时瘫倒在地。赵兴斌走过来,恶狠狠呵叱:「今天上午必须把王有为埋棹,如果不埋,你小心看看你爹是怎死的!」王志强想通知包头的两个姐姐回来,赵兴斌不准,王只好叫来本家的叔叔,用一捆干草裹住尸体,借了辆牛车拉出村外,埋在一个小土坑内。

当晚,薛秀梅整夜未眠,前思后想,只有改嫁才鲍逃出魔掌,保全一家人性命。王有为死后第四天,薛秀梅带着四个孩子改嫁到帐小村大队。善良无辜的王有为一家,就这样被逼得两死两残,背井离乡。「四人帮」倒台后,已含60841;十载的王家姐弟上告申冤。县调查组深入花窖「独立王国」,排除造谣恫吓、封锁盯梢等重重阻力,终于查清:1王有为中农成分,工作积极,五八年将其成分改为地主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2王家被张有才一伙残酷迫害,情况属实;3王并非自杀,纯系他杀:主谋张有才,凶手赵兴斌、张斌、赵荣。不料复查案情时,张有才等再次订立攻守同盟,不但否认杀人罪行,还对调查组倒打一耙。本来已查清的案件又复杂化了。王志强上地区、上省申诉,一律发回本县处理。县委分管落实政策的领导对姐弟俩幸灾乐祸地说:「你跑来跑去还得找我给你解决问题。我看你这案子一辈子也查不清。」再去地区,又发回本县,那位领导更有恃无恐:「查不查,什么时候查,在我安排。我还是那句老话:你们想去哪去哪吧!」王一气之下去了北京,北京仍是发回本省本地。地区又给阳高县打电话,实际上又发回本县。那位领导更为张狂,对王说:「你找谁最后也得找我解决,听说你找薄副总处理,他怎么没把张有才抓到公安局?」从一九七九年三月至十月,王志强为了替父申冤,三次上京,六次上省,七十多次跑雁北地区,历尽艰辛,倾家荡产,穷得揭不开锅,不得不狠下心肠将四岁的儿子卖了五十元钱作盘费。其时,已是打倒「四人帮」,中国民众「第二次解放」之后,已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使中共最高层也深感棘手,不得不向各省各专区直接派出工作组,手持尚方宝剑,逼令从速解决60841;案。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直到中央工作组坐镇阳高,县委才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将张有才等四名凶手逮捕归案。至此,王有为一家十年冤才终得昭雪。⑧监利「黑婚」案此案前半役纯系一桩民间婚姻纠纷。湖北省监利县分盐公社河山大队青年农民李良松和朱元英抗拒包办婚姻,双双逃婚出走。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河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徐祥新不问是非曲直,定性道:「李良松与朱元英外逃是奸夫拐带,歪风邪气,支部一定要严肃处理。」人们认为「奸夫拐带」系卦建社会蔑视自由婚姻的习惯用语,是旧观念。可是公社领导却在公社干部大会上说:「旧观念就不能用?解放前叫吃饭,解放后还叫吃饭,你怎么不叫吃屎?」不久,矛盾经当事三家调解解决,一对恋人终于冲破封建罗网,获得了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但是,权力的罗网却张开了。主持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柳德银闻讯,发下圣旨:「要以公社政法组的名义发个文件,明文规定不准朱元英、李良松这对流氓东西结婚,不能让他们搞坏了地方的样!」以政府的名义禁止自由恋爱的青年结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虽是笑柄,但执行起来却是不折不扣的。当徐祥新得知朱、李两家准备办婚事,决定坚决按「不准这对流氓结婚」的圣旨办。他一面通知大队干部火速到大队部集中,一面电话请示,得到公社党委的同意。天黑后,徐祥新组织的「拦婚」人马已守住了朱家送亲的必经之路。当送亲的小船进入「埋伏」圈后,只听书记一声吼,几支雪完的手电光同时照到船上,干部们又是吼,又是骂,杀气腾腾。吓得送亲的人们魂不附体,未等船拢岸,便蹚水而逃,躲进了附近的农田。凌晨两点,朱元英才「突出重围」,满身泥水,跌跌撞撞摸到李家。刚在床上坐下,惊魂未定,徐祥新便带着几名大队干部闯进屋来,一把将她抓到大队部。李良松躲藏漏网。次日,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天刚蒙蒙亮,李良松只好到大队部去「自首」。徐祥新派专人将两个「犯人」押送到公社,交给人民法庭曹亮高副庭长。在审讯中,曹亮高审出朱元英已经怀孕,当即决断:「你这是非法私孕,必须刮宫引产」根本不容当事人申辩,曹提笔一挥,「经本庭审理查明,朱元英前往医院引产」的「判决书」就写好了,再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监利县分盐人民法庭」的大章盖上。于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就逼样荒唐地产生了。曹达「男犯」也来不及审问,便把朱元英推进了手术室。卫生院职工见他拍桌打椅大吼大叫,十分反感,说:「曹庭长把法庭搬到医院来了!」对「犯人」施行法庭判决的手术自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部分。助产士甚至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就草率地施行水囊引产手术,致使子宫破裂,腹腔大出血。手术抢救时,由于子宫破裂已长达十八小时,腹腔积血多达一千五百毫升,子宫已部分坏死。平时穿着木屐挑抢百斤犹健步如飞的「铁姑娘」,已是奄奄一怠,生命垂危。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时半,朱元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李良松闻讯,从法庭囚禁他的「学习班」里冲出来,如疯如狂地扑倒在朱元英的床前,昏死过去。元英的三父一生父、养父、公公一三母(生母、养母、婆母)和七八十岁的老奶奶老泪纵横,捶胸顿足,呼天喊地,哭得死去活来。噩耗闪电般传向四方,农友们扶老构幼,戍章结队赶到公社卫生院,旋即又惯怒地涌向公社,要找迫害朱元英的罪魁祸首们算帐。郁积已久的火山爆发了!那些平日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张牙舞爪的党棍们纷纷抱头鼠窜,逃之夭夭。人死了,但迫害还在继续。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为了让元英的遗愿得到满足,家属们商定由李家安葬死者。

为了维护小小独立王国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尊严,公社党委认定「朱李生前的结合是非法的,死后也不能让她埋在李家。」下令由朱家自行安葬,并要大队支部监督执行。怨愤难平的家属不予理睬,强行把死者运到了李家。下葬时,天降滂沱大雨。无数围观的农友都说苍天有眼,倾天河之水洗雪了强加在元英身土的罪名。连数日,监利、洪湖两县的百姓络绎不绝地来到元英坟前,默默伫立这种公然蔑视公社党委权威的挑战,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党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党委会。副书记孔祥良抢先发言:「李家安葬朱元英,是公开与党委对抗,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挖尸重埋,主动出击!」副书记柳德银立即表示赞成,几个委员也附议。一直未介入此事的公社党委书记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没有赞成「挖尸重埋」,但认为「主动出击」还是很布必要。同时,为了包庇曹亮高一自然也是为了自保一,公社党委建议:认定朱元英之死纯属医疗事故,与他人无关。县法院未作深入调杳丁同意公社意见,只处理了助产士。路不平,有人踩。对于县法院与公社党委沆瀣一气,草菅人命,不仅死者家属要告,就连公社公安特派员邓承毅、公社妇联副主任邹家芝和许多大队的妇女主任也联名写信,向省法院和省妇联提出控告。这一下,公社党委立刻便选定了邓承毅作为「主勤出击」的重点目标。将邓和写过上告信的三十余人抓进「学习班」隔离审查,在民兵的看押下,白天强迫劳改,晚上审讯交代。真是死者冤屈未申,活人再遭迫害。为了为元英伸?,朱家卖了房上的瓦、栏里的猪、床上的蚊帐和棉絮、屋里的衣服和家具,直至卖棹口粮,七拼八凑筹集路费。县里不理便告到地区,地区不准就告到武汉。省法院给县法院打电话询问,县法院竟指派曹亮高回话,曹亮高称「此案早已了结,家属无理取闹」,于是省法院亦不准。

他们只好露宿街头,乞讨为生。讨饭间隙,天天到省法院门口静坐。这便是他们对暴政所能作出的最强烈的抗议了。最微弱的抗议也是不被允许的。方法很简单:公安机关强行遣返回乡。受害者倾家荡产,害人者平步青云。柳德银由公社二把手晋升一把手;徐祥新由不脱产变成脱产的党委副书记兼一个管理区总支书记;曹亮高由公社副庭长选拔为联社中心法庭副庭长。直至一九七九年底,中共中央赴鄂检查组直接派员驾临社队,冤案才终得平反。?中国的基层,便是一个如此这般杀过来杀过去,杀过去再杀过来的战场。这残酷的权力争夺战使民众永远不可能团结起来,对抗高踞于大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极权者,只能使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愈来愈稳固。而每一个回合的争斗杀戮,又都增强了最高独裁者血腥的尊严。民众不是刀就是俎上之肉,来回争斗厮杀不休;而他们共同的敌人那位嗜血的暴君却高踞龙廷,永远是仲裁者,永远是除暴安民的贤君,永远是无可置疑的上帝。中共和毛泽东一伙正是用这种系列金牢塔结构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恐怖统治。任何时代的权力之事都没有遗样普遍,这样野蛮;任何暴政都没有这样系统、深入、稳固。大金字塔结构的奥秘就是一元。多元就意味着平行、监督,就意味着平等与民主,就意味着挣脱极权统治的自由。因此,任何专制政党都惧怕「异党」,一经发现,立刻大下杀手,毫不手软。巴林「新内人党」案一九六八年五月间,康生、江青等中共权贵诬陷「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了『新内人党』反党叛国集团」,指令「对新内人党必须深挖、狠挖....」「内人党」全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国内战争时期中共委派乌兰夫去内蒙古为中共建立的一个分支。为了易于被当地人民接受,不便亮出中共的底牌,便以「内人党」作为公开打出的旗号。江山夺到了,宝座坐稳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个「新内人党」的幽灵开始搅扰中共党魁们的清梦。打击「新内人党」的命令一下,自治区革委会立即恭顺从命,张贴布告,勒令「新内人党」党员三日之内自动登记,否则一律按敌我矛盾处理。从此,灾难降临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转眼间,机关被砸烂,工厂停产,成群肥壮的牛羊被驱散,无数牧民的蒙古包被当作异党的联络据点被踏平,私设的公堂、监狱比比皆是....美丽和平的草原在红色恐怖中战栗....一九六八年十月,挖「新内人党」的风暴席卷到巴林草原。昭乌达盟北部的巴林左旗乌蔺套海公社八一大队是一个蒙汉杂居的地方。一天,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召开「挖肃」运动骨干分子会议,捕风捉影地硬把吴喇嘛定为「内人党」头目。在经过连续数日的「熬鹰」式的刑讯诱供之后,吴喇嘛被迫承认组织了「新内人党」的「黑线马队」并阴谋暴乱。根据他的「供词」,贫农李树友被抓起来推上批斗大会。「李树友,你老实交代参加反动组织『新内人党』问题!」与李有旧仇的「群专」指挥修富亲自审问。李树友被五花大绑高悬于房梁之上,浑身淌汗:「我没有参加过。」「混蛋!」修富大骂道:「是吴喇嘛发展的你!」「没有。」李树友的声音更微弱了。修富大怒,冲着屋子里的人大叫:「李树友不交代怎么办?」帮助帮助他!」五、六个青年嚷叫着冲到李树友面前,挥鞭猛打。李开始还咬牙挺住,后来,鞭痕满身,鲜血一滴滴淌在地上,剧痛难忍,他只得承认自己参加了「新内人党」,还发展了他老婆,并承认了吴喇嘛和自己老婆有奸情。于是,更多无辜者被拖入灾难。不久,李树友身怀六甲的妻子于喜凤也被押上批斗大会。「挖肃」副指挥丛国君洋洋得意地说:「于喜凤,今天这个大会是专为妳开的,让妳交代参加反动组织问题。」「我只知道劳动,没有参加什么反劝组织。」

「妳男人在大队都承认了,妳还顽固?....:今天不交代,妳能挺过刑罚?」「挺不过刑,也不能胡说!」「我看你肉皮发紧!不说,就让你清醒清醒头脑!」丛国君对一伙打手大喊,「给我打!」丛国君的弟弟、姐姐扑上去把于喜凤上衣扒个精光,狠狠褊了几个耳光。丛国君抓住于的头发,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肚子上,于惨叫一声昏倒在地。对于这位即将分娩的大肚子女人,暴徒们毫无悯怜,继续拳脚交加地毒打。意犹未尽的丛国君指着会场上的一个姑娘喝问道:「妳革命不?」姑娘是于喜凤的外甥女,她站起来迟疑地望着裳国君。「革命就得斗争,」丛将鞭子扔到她面前,命令:「打!」姑娘用颤抖的手拾起鞭子,惊呆了,失去了任何勇气。「妳在那儿站着装蒜,还不快打!」丛国君大声威逼。姑娘咬牙举起鞭子打下去。打过两鞭,便扔下鞭子,跪倒在于喜凤脚下,放声大哭「我对不起妳呀!我是昧着良心....:!」丛国君坏了兴致,怒目圆瞪:「拉出去!」立刻窜上来两个民兵,将姑娘拖了出去。第二天,于喜凤身孕八个月的胎儿流产了。村人们串通起来把关押已久的李树友保释回家,侍候倒在炕上的老婆。一家人在泪水中团聚。转眼,修富规定的七天限期已到。民兵跑来通知:「超假不归,死路一条!」又有消息传来,村里又有一些人被抓进牢房,吴喇嘛已自杀身亡....听到这些恐怖的消息,一家人心都碎了。孩子们抱住李树友苦苦哀求:「爸爸,爸爸你不能再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会把你打死的!」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一家人只有抱头痛哭....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乌兰套海八一大队刑讯室里,灯火通明,杀气腾腾,正待「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李树友一到,立即过堂开审。不一会,去传讯的两个民兵惊慌失措地跑回来报告:李树友全家四口悬梁自尽了!李树友和他刚满十五岁的儿子吊在一根绳索上,于喜凤(蒙古族)和十岁出头的女儿吊在一根绳絮上。四具尸体一动不动地挂在房梁上,如四个无言的惊叹号。李树友两只大睁的眼睛里凝固着永远的仇恨,孩子们稚气的面颊上挂着斑斑泪痕......李树友一家含冤而死,并没有令暴徒们有所收敛。修富不仅下令禁止村人为李家送葬,连棺材甚至席子都不准置办。人们只好将李家炕上的旧席扯下来剁成两截,两个大人一人半张卷了出去。两个孩子只好黄土盖脸埋掉了。房屋、胶皮车、树木等财产没收,一头毛驴和一只看家狗也被修富、丛国君等杀掉会餐,「庆祝胜利」。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五月短短半年之内,仅有一百二十多户的八一大队,被诬陷为「新内人党」的就有六十三人,其中十四人惨遭迫害含?而死,十六人终身残废。十年之后,巴林草原「新内人党」?案平反。文革之后统计:「新内人党」案致使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其中蒙古族占七五%),以致内蒙古都无处可关,不得不将一部分被迫害者转移到河北唐山关押批斗。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被刑讯逼供而致终身残废。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二人被逍害致死。在这个震惊全国的「异党」案的浩瀚大海中,李树友一家四口的悲剧不过是一小滴苦涩之水。?除「新内人党」案之外,较大的异党案还有「翼东」案。一九六七年底,

陈伯达在唐山捕风捉影地说中共翼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寥寥数语所引起的异党大清洗中,被迫害者多达八万四千余人,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被迫害致死。?至于各种人数不多,「纲领」各异的民间「党」、「社」、「会」,自四九午以来,从未停止过搜寻杀戮,数字之大,无法计算。插队之后,我常常听到某处又挖出了一个什么名字古怪的「异党」,杀了一批人;某处又发现了一位什么「真命天子」,杀了「皇帝」及一批「大臣」;经过一个村落,人们会指着那一片土房窖洞对我说那里曾出过「异教」案,杀了教主及信徒若干;经过另一个村落,人们会告诉你那里组织过什么「会」,又是若干人头落地....我曾伫立于打满红色「V」的法院布告栏前百思不得其解:明明这些「党」、「社」、「会」、「教」大都是穷山老林里愚顿的老百姓的异想天开的产物,最多不过带有极其朦胧的反抗意识或不满情绪,有的则根本是迷信,「网领」及「组织」都幼稚可笑,影响亦极小,为何一经发现全部杀无赦?一位文友曾告诉我一个小小悲剧:黄上高原的荒僻一隅,有一位他所熟识的极美丽的农家姑娘。一个迷幻于皇帝梦的农民自称是某人再世,实为当今「其命天子」。迷信而孤陋寡闻的村人轻信了他的一片胡言乱语,糊胡涂涂将他奉为神圣。在任命了一批「宰相」、「军师」、「大臣」之后,他看上了这位姑娘,便劫封她为「皇后娘娘」。不久事发,这位美丽的姑娘也一同被捆上刑埸,糊胡涂涂被党当作主犯枪决。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一切均为中共严防「异党」的手段。从自己起家的历史,中共深谙组织的力量。只要民众一旦组织起来,不管起初是出于迷信还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只要有了组织,民众就会发现自己的力量,就会提出自己的权利,就会形成新的政治势力,就会「星火燎原」,发展为不可收拾的多元政治局面。所以中共采取不分清红皂白的杀杀杀的严酷措施,用尸体和鲜血警告民众:中共之外不允许存在任何组织|.过去,我暗自笑话中共杯弓蛇影,神经过敏。今天我才明白,该笑话的是我自己:书生气十足,不懂得翳除一切「异党」,正是一党独裁的政治逻辑。(至于那几个为一党独裁装点门面的遮丑布「民主党派」,提起来都令人齿冷!他们不是被中共打断了脊梁,便是被收买为走狗。没有独立的纲领与政见,居然还挂起政党的牌子!他们唯一的「政绩」便是举手赞成!许多情况下,出于对暴君的恐惧,出于献媚自保,他们往往比中共还坏,切极权主义的独裁集团,总是要对外铲除「异党」「异教」,对内打击「异己」。尤其是在「异党」「异教」消灭殆尽,外部已基本上不存在政治压力集团的情况下,这种内部的权力之争必然会愈演愈烈。中共毛泽东独裁集团在文革中以整「走资派」为号召人民的旗帜,清除了一大批内部的权力争夺者。而主要以冤狱形式进行的内部权力之事则是著名的「抓叛徒」假案了。「61个判徒集团」由于一举打倒了一批中共高层干部而闻名于世。一九三六年,由于急需干部,中共作出决定,今囚禁在国民党政府狱中的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第一次指令被狱中秘密党组织否定,直到第二次指令晓以全国革命斗争形势需要之大义,这一批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干部才自首悔过出狱,立即与中共接上关系,并安排了工作。数十年之后,这批干部大都已身居高位,如彭其、薄一波等,在党内斗争中又非毛泽东之心腹,有的还追随刘少奇,成为觊觎宝器之劲敌。于是,一顶「叛徒」帽子便致他们于死地。?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指出:「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重的处罚。」◎虽然张国焘是在为自己脱党行为辩护,但我认为言之有理。可惜我所了解的中共并非一个民主政党,而纯系阴谋权力集团。在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战中,难道还会有什么「原则」和「章程」是必须遵循的吗?中共的头号「叛徒」是几乎与毛平分秋色的刘少奇。本来,除掉刘是毛的既定方针,但一顶「叛徒」的帽子减少了不少庥烦。

在刘少奇的「头号走资派、叛徒、工贼」三顶帽子中,「走资派」和「工贼」系「路线问题」,尚留有回旋余地,唯「叛徒」罪名最为可怕,足致任何人于死地。刘案株连之多,世所罕见,仅因为刘少奇鸣不平的人便被逮捕法办二万八千余,如果加上批斗、关押、开除党籍、撒职下放的人,保守的估计也多达十万人以上。「赵健民案」该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叛徒」案。一九六八年初,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上,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指着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赵起立抗辩。康生拿不出任何证据,蛮不讲理地大叫:「我凭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他企图以势压人,问赵敢不敢立字据。赵被逼得走投无路,当埸立下了「自己不是叛徒,请中央随意审查」(大意)的字据,交给了康生。随即,云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不把赵整成「叛徒」、「特务」誓不罢休。结果,康生对「叛徒」的一个心血来潮的「敏感」使云南大批干部遭到打击,因「赵健民案」被迫害致死的就达一万四千余人,一般株连不可记数。「广西地下党案」可能是中共规模最大的「叛徒案」了。在广西调查大屠杀、人吃人事件时,我渐渐发现各级党委除了设有「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办公室」之外,还有一并设的临时机构:「处理广西地下党遗留问题办公室」。一问,原来整个广西地下党皆被打为「叛徒」。可惜我当时全力以赴调查一吃人事件,无力兼顾「广西地下党案」。但与各级干部接触中,不可能不多少谈到几句。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前夕,广西地下党省委机关曾被国民党破获,为了避免遭到进一步破坏,基层组织切断了与上级党的联系,停止活动,等待时机。于是,大军一到,整个广西地下党全被定为「叛徒」。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明确制定了一个对待前广西地下党员的秘密政策,称十六字政策:「不可不用,不可重用,内部控制,自然消失。」我曾采访过的许多老干部都怨恨满腹,说一「解放」自己就开始倒霉,每次运动都要莫名其妙地挨整,官儿自然越做越小。

直到一九八四年「广西地下党处遗小组」把平反通知书送到手里,才知道早在二十几年前,「叛徒」的结论同那「十六字诀」一起秘密地塞进了自己的档案袋。当秘密大白于天下之际,那阴毒的「十六字诀」已完全实现|当年的老地下党员,如今早已超过了当官的年纪,病的病,死的死,亡的亡,确凿是「自然消失」了。我怀疑这并非什么「误会」或「扩大化」,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权力阴谋。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找到原广西中央工作组副组长汪浩。在谈完广西文革吃人事件之后,附带问道:「广西地下党果然是叛徒党吗?」汪浩沉思片刻,说:「不是的。两广及湖南地下党是活动较好的。」「那为什么会形成全省地下党的大冤案呢?」汪浩欲言又止,微笑着顿了顿,终于以反问句的形式说出了一句含蓄的肯定句:「可能是因为权力再分配吧!」?一语中的!如果说在国共决战中尚离不开南方地下党的配合,那么当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问题就变成了该由谁来填补南方诸省的权力真空。权力的继承者理当有:一是南方地下党,一是北方党。南方党本来居于主位,无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一微薄。北方党本居客位,但军力雄厚,资格深老,尚有数万北方干部随军南下,早就摆出了一付「全盘接收」的阵势。交椅是有限的,只好牺牲南方党了,何况广西地下党首脑机关又曾被破获,所以活该广西人倒霉。文革中,为了新的权力斗争之需要,已经倒霉透顶的广西地下党又一次成为牺牲品。我没有掌握广西迫害地下党的全面情况,但我们可以从一个地区的材料中窥全豹于一斑。民国时期,钦州地区属广东版图。早在广束革命政府「东征」「南讨」的一九二五年,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便开始向钦州地区派遣干部,发展党员。一九二六年建立中共北海小组,一九二七年建立中共东兴支部,一九三八年建立合浦县工委,一九三九年建立钦州师范支部。中共地下组织很快遍及钦州各县,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积极活动。为了给诬陷迫害地下党寻找依据,钦州地区依照自治区革委会指示于一九六八年成立了「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由军分区军代表赵某负责,各县也相应设立「二办」。全地区共抽调二三六名专职干部,清查历史档案和有关线索。在「二办」领导下,全地区共查出六万一千五百多条所谓「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线索。同午四月,地区革委会又设立了「三办」,由军分区副玫委(地区革委玫工组长一李某主管,军分区独立大队,政委常某和大队长李某具体负贵。「三办」内设集团项目组、个人项目组、内清组、内审组、县指导组、办公室等机构,各县市也对口设立「三办」。全地区共抽调项目干部五一八名。紧接着,一埸有组织有领导有工作班子的对前地下党人员的迫害在全地区迅速展开。地下党员纷纷被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土匪」、「国民党残渣余孽」等莫须有的罪名,冤、斗、伤、残、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钦州地区四县市不完全统计,受迫害的老党员、老干部、一般群众达九千零八十七人,其中被诬为「叛徒」二千五百九十二人,「特务」五百三十五人,「历史反革命」三千五百七十四人。

抓「叛徒」大案要案中,较典型的有「东兴支部叛徒集团案」(抗战期间,根据中共南路特委指示,东兴支部曾派遗部分党员和游击队员打入国民党谍报组织,收集「日伪」情报。被发觉后及时撤出人员,组织未受破坏一、「儒家巷事件」、「永信?庄事件」一两事件均为地下党县委被破坏案一、「新街事件」一抗战胜利后,地下党游击队冒用国民党「越南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第五团」番号开往越南,准备接收日伪武装,在越南新街遭国民党张午桥军队伏击,损失重大)和「金街事件」、「南康中学事件」等等。

浦北「金街事件」一九六八年五月,浦北县「三办」对地下党进行审查,把大成公社金街大队列为重点,由县革委主任陈光亲自负责。依据县「三办」从「敌伪档案」、旧报纸中摘抄的「自新」名单,对大队副业大队长黄桂华等进行诬陷打击,从而把迫害地下党运勃引向高潮。凡参加过游击队,后因家庭困难回家务农,集体登记「自新」的,凡为游击队送过粮食、蔬菜、文件、带路、站岗放哨,后被国民党关押、保释出来的,都成了「叛徒」。「叛徒」越揭越多,越揭越离谱,一个小小的金街大队,「叛徒」由十六人增到三十四人,最后又增至五十人。黄桂华是金街的重点,长期遭受批斗毒打,严刑逼供,曾连续九天捆绑罚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传讯黄时黄已失踪,公社武装部长黄某等上门威逼其妻,声称「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黄家只得连夜到附近山塘、水库、坑沟、山岭寻找,次日清晨,才发现黄桂华已含?吊死在离家六十米左右的一棵荔枝树上。其后,家人继续被迫害。黄妻被迫害致疯致死。三个女儿皆成了「叛徒女」,被生产队随意克扣口粮。二女儿、三女儿尚未成年,因葬父欠债和受到刁难而无以维生,被迫早婚,远嫁他乡。大女儿及上门女婿被迫回男方原籍。人去室空,黄家房屋失修崩塌,夷为平地。金街大队揪斗「叛徒」,迫害地下党的战绩大受钦州地区革委钻赏,写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斗争|论浦北县揭开革命老区金街大队阶级斗争盖子的经过》一文,印成材料,大肆推广。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广西日报》亦刊出《浦北县金街大队深入对敌斗争》为题的报导文章。合浦县「南康中学事件」「儒家巷事件」、「永信烟庄事件」及「南康中学事件」皆系地下党遭破坏案,四九年前后早已作过结论。

文革期间,为进一步打击地下党,合浦县「三办」根据广州军区「三十一办」清查「南路党」的指示,把上述案件重新翻了出来,列为特大案件审查。广州军区、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及地区革委和北海市革委均派员赴合浦指导督战。现仅以「南康中学事件」为例。合浦县「三办」派出二十四人项目组赴南康清查,不惜颠倒黑白,伪造材料。他们把大土匪头子吴大海和早已被枪决的叛徒锺喜卓的罪行强加到地下党头上,并从劳改场拉回一批犯人,强迫他们写旁证材料,还派人去北海威逼原国民党特务头子谢有恒的秘书包若瑜一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一作伪证。在压力之下,包伪造了陈符隆、锺景彰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向特务谢有恒自首,出卖南康中学刘章敬等的「事实」,还伪造了谢有恒主审,包若瑜记录的「记录原稿」十四件。在这些有力的「证据」下,一千六百余人被关进「抓叛徒」学习班,大搞逼供讯,一批老地下党员被打成「叛徒」、「特务」,前游击队根据地皆成为「土匪村」。在清查「南路党」事件中,全县被迫害的达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其中被打死逼死七人,被打伤致残二十六人,「叛徒」三十六人,「特务」四十四人,「土匪」一九人。?从以上诸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叛徒」案还有一个甚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无中生有,株连极广。这同样也是「特务案」的特点。石家庄「新铁联特务案」「铁联」系「晋德铁路联合接管委员会」之简称,这是一个在五十年代初便已结案的「国特」案。在文革「十二级台风」中,有人又记起了这桩旧案:我们铁路上曾破获过一起「铁联特务案」,难道当时就没有留根?就没有漏网?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一埸「再揪铁联特务」的红色风暴便迅即在石家庄铁路分局刮起。正在苦于毫无线索之际,从农村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白同德出事了。白同德原在石家庄车辆厂工作,因历史问题,文革初被赶回石家庄郊区的西里村老家。一九六八年,该村发现一条反共标语。村人怀疑与白有关,在酷刑逼供之下,白被迫承认,还胡编了一些其它罪行。铁路方面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因白的历史问题就是他曾参加过「铁联」他们立即派人到农村去突击审讯白,一面压杠子、吊房梁、车轮战,一面诱供指供。他们许愿道:「只要你说出还有谁参加了『铁联』,就算你立了功!」并一再指供:「过去和你一块干过活的张志英,人家早就说了,你还瞒着什么!」白同德熬不过苦刑,只好顺竿爬:「是的,张志英是我们组织的人,他是由我发展的。」第一个「漏网铁联特务」就这样被揪出来了!在成功的鼓舞下,逼供信迅速升级。不到一个月时间,仅白同德一人,就乱咬出二十九名「铁联特务」。项目组更加得意忘形,索性把本单位所有的「四类分子」和劳改释放分子统统集中起来加以「保护」。称他们是「活字典」、「活档案」,号召他们立功,并根据他们交代人数的多寡给他们记功。其中,劳改释放分子李建思手持一九四九年全段职工考勤簿,一口气就乱咬出二百九十名老干部和老工人是特务。李建思马上成了「功臣」,备加礼遇。很快,各种「特务」人数迅速增加到四百多。这个荒唐的数字,比当时全段职工人数还多出了五、六十人,但阶级斗争的需要掩饰了神经错乱症。不但无人敢于点破这一神话,还召开了多达五千人次的现场会,吹嘘「辉煌战果」。一时间里,石家庄铁路车辆段人来人往,参观学习,取经送宝,门庭若市。在一片红色涊怖之下,胡揪乱咬出来的「特务」,由车辆段扩大到全分局,扩大到全国铁路乘统和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马德金,当年在石家庄车辆段当检车工,年方二十二岁,还是「清查敌特小组」的成员。文革前已调往南昌铁路局任段长。因被咬为「铁联重要成员」,便千里迢迢从福建押送回来。列车刚一进站,全副武装的办案人员就堵住车门,不许旅客下车,像押解要犯似地把马德金蒙上双眼,堵住嘴巴,戴上手铐牌缭,扔进汽车,杀气腾腾地蜂拥回段。「看,把你们的铁联老祖宗抓回来了!」

回段后,一不松绑,二不审问,毒打一顿便扔进地窖。饿了两天之后,才开始审讯。一推进刑具齐备的审讯室,办案人员便拿过一张纸,只露出头尾让马德金看。标题是「关于铁联特务马待金的证明材料」,署名是「揭发人:阎万祥」。马只看了一眼,便平静地说:「我明白了。」「明白了就好,那就老实交代吧!」「我对阎万祥了解,他是一名『中统』特务j历史反革命分子。」「那么,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解放后,在我任本段副段长时期,阎万祥是我们清查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罪行材料就是由我主持整理的....」「哈哈哈,不,他不是你的敌人,你们都是铁联特务!」「如果阎万祥胆敢把一个共产党干部说成是特务,这是搞政治陷害。你们不能相信反革命分子的胡说!」「你、你还嘴硬....」随即拳脚刑具齐上,打得休克过去便扔进阴冷的地窖。而看守他的人员,正是阎万祥等人,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过的!吃饭时也不松开背绑的双手,只把窝窝头往地上一扔。马德金只好趴在地上,一口一口地啃....在滴水成冰的冬日,打手们剥去他棉衣,驱赶到雪地里罚跪;冻僵后,又拉回来放在烧红的铁炉前炙烤....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他一共被关押了二百天。在恐怖的日子里,凡四九年前后在铁路工作的老干部、老工人,人人自危,每天旱晨上班,都要嘱咐家人:「我如果晚上回不了家,你们就往牛棚裹送束西。」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惨无人道:一大早,便被强迫用小便互相浇脑袋;有时还要光脚在炉渣上跑步,一步一个血印;

虐待狂一发作,便逼着「特务」们互相往死里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白天挨批斗,坐「喷气式」,脖子上还要挂几十斤重的闸瓦,铁丝入肉几分;不交代认罪,一天只让吃两顿饭,还要抬大筐,干重活;黑夜襄轮番审讯,「活熬鹰」,不让合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审讯时拳打脚踢抽皮带是「家常便饭」;再一升级使是露着膝盖跪角铁、拔指甲、灌凉水、老虎凳,折磨得死去活来,还有真活埋、假枪毙,令人毛骨悚然....还有许多下流无?的非刑,有污纸笔,惨不忍闻。据统计,各单位的刑罚种类共有一百多种,连「宪兵队」、「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此案,被迫害者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株连者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共计七百六十九个单位。?玉门「应变潜伏特务案」与石家庄「新铁联特务案」类似。在军方负责人的指使下,劝用了六十多种刑罚,整出一个以玉门油田为中心,波及全国石油系统的「潜伏特务网」。上至石油部部长、局长,下至各石油企业一大批领导骨干、科研技术管理骨干统统被戴上「特务」帽子。直接牵进此案的达四百二十四人,其中致死十七人,致残数百人,株连者数千人。?一七二厂「特务集团案」与上述两案在案发方式上恰恰相反,不是一个系统一军工系统一「特务」案的发源点,而是波及点。仅因外厂抓「特务」的两封「通气」的函件和陕西省国防工办传达的一个「敌情」,这个一万二千人的大飞机厂便卷入「抓特务」狂潮,软硬兼施,使用包括电刑在内的二十余种法西斯刑讯手段,还布置假展览、假现场,(*注)【*注假展览:把历年生产中出现的废次品集中起来,举办「特务集团破坏生产展览会」,让「特务」按假口供进行现场讲解,组织厂内外蠢众观看。

假现场:利用假材料、假口供,组织「特务黑会」现场。强行把四十余人拉到「现场」按「当年开黑会」的位置各就各位,还逼迫人们宣读「反动誓词」,号喊「反动口号」当场造行实况录音,然后到处播放,向群众和社会施加压力。】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滚出一个五百四十七人的「特务集团」。历任厂级领导的十五人中,九人被打为「特务」或「特嫌」;原保卫部被打成「国民党的别动队」,在该部工作过的四十四人,就有四十一人成了「特务」;各车间治保会正副主任八十余人,被抓的有半数之多;全厂二十八个车间,十五个为「特务」把持,其中二十四个车间的主要领导被打成「特务」,有四个车间成了「特务黑窝子」;一个只有百把人的车间,就有四十多人成了「特务」。在这场灾难中,逼死一十一人,十五人自杀未死,七十四人致伤致残,揪出特务五百四十七人,受株达者一千一百余人。就一个工厂范围的假案来说,亦可算得一个典型了。?广泛株连,无疑是文革?狱的一大特点。当然,这首先是源于中国历史上「一人获罪,株连九族」的深厚传统。但中国历代专制皇朝所株连者,大都为参与了权力斗争的官宦,民间的株连也极为有限。为何文革的株连如此广泛呢?这首先是为当时的斗争情势所决定的。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内部的长期独断专行,倒行逆施,至文革前,他已大权旁落成为少数。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经济大崩溃,更彻底暴露了他的无能与专横。为了实际上从引咎退隐的「二线」重返皇位,他必须从大权在握的刘、周、邓、彭等多数派手中夺回权力。这是一场少数战胜多数的战争,这也是一场个人战胜全党的战争。但在打击中共这一点上,毛并非孤立无援。他有一个潜在的盟友:老百姓。当时广泛流傅着这样一个传闻:刘少奇曾就他被群众运动所打倒一事向毛提出抗议,让毛对这一政治处置拿出国法党章的依据。毛当然是拿不出任何法律依据的,但毛作了一个极为精采的回答,发表时,自然隐去了刘的质问。大意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此话高明之处在于:既偷换概念,对法制问题不着一词,又煽动对共产党早已心怀不满的民众,与他结成打倒中共权臣的强大联盟。毛的文革与斯大林的肃反虽皆源于权力狂,但纲究起来尚略有不同。自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走的是一段权力上坡路;而毛从四九年以来,特别是五九年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期大林需要的不过是不断巩固权力,因此他可以运用不断组成多数的政治权谋和专政机器来打倒权力竞争者;而毛泽东需要的是夺回大权,以少数来打倒多数,诚然,他也善于利用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政治策略和余威来组成暂时多数,但文革之前,他毕竟已成为大权旁落的空头领袖。如流放在孤悬海外小岛上的拿破仑,他需要的是一次求助于个人威望的伟大登陆。拿破仑失败了,而毛泽东则成功了。他深谙中国历史,洞悉民情,从「退居二线」的圣赫勒拿岛上一举登上文革的政治大陆,一呼百应,在勤王的人民欢呼声中光复皇位。这种特殊的情势决定了毛必须直接与人民结盟,从而打碎法制,打垮党,这倒权敌这就意味着街头恐怖,意味着以天国的教义来反叛世俗的政权,意味着从上到下混战一场的全国大动乱,一言以蔽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砸烂旧世界!这就是毛想要掀起的群众活动。只有乱打乱杀乱批乱斗,才能证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宣泄人民的怒火,才能打乱现存的对毛不利的权力状态,才能顺利地恢复权势。所需严加防范的只有一点:在权力再分配时,要把人民手中刚摘到的桃子再夺回来。这一点他成功地作到了:利用军队镇压下的民众组织,再用革命委员会(在这里,人民只剩下象征性的三分之一)作一过渡,最后再重建党,恢复一党极权的权力结构。绕了一个圆圈,一切又回到原地。但这一个圆圈绕得获有意义:恢复原样的权力结构中已巧妙地甩棹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可怕的权敌。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毛的这一文革战略,才能理解文革的混战;而理解了这政治混战,也就理解了株连之谜。由此观之,文革大株连不仅是对中国旧传统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也同时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创迨性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功不可没!遗憾的是,对老百姓来说,这株连的数字稍微大了一点:据保守的估计,文革政治迫害株连人口高达一亿以上,占当时的中国人口八分之一。这还仅仅算到直系亲属。如果再加上实际上已受到株连之害的亲朋等关系,数字可能上升至二亿。史实如此。先是平头百姓造反,把上至中共副主席下至农村工厂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大小党政干部统统打翻;同时把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二十三种人」等牛鬼蛇神统统横扫一遍;然后群众组织分裂,混战一场;其间同时进行军民之战,军军之战;然后军管、成立革委会,军队又把群众组织打下去;然后军队又「犯了错误」,由新恢复重建的党把军队从各级政权中赶出去;最后毛、林、周、江、邓等权力集团又在最高层以官廷政变形式展开最后的权力混战....试问,工、农、兵、学、商、党、政,有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没有尝够苦头?又有多少人没有受到直接间接的株连?中国人提起文革大混战,大株达无不切齿痛恨!株连是罪恶的。但仅仅为了能在「活学活用毛泽束思想讲用会」上发一次言,当上「学习毛泽束思想积极分子」而「谋名害命」,制造「敌情」更是罪恶的。请读一读以下的悲惨故事。新金「讲用会」案一九六八年四月,靠「活学活用讲用会」起家的辽宁旅大市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开始准备参加七月间的一次大型「讲用会」。这位名声在外的「老典型」的讲用要不落俗套就必须有一个新发展、新高度,就必须创造出新事迹。正当王立龙苦思冥想之际,听到了一件民间纠纷:夹河庙公社乐家大队革委主任、支部书记李本柱殴打了妹夫,因他妹夫在村中散布李本柱和他没过门的弟媳许连荣有不正当的男女开系。

而许连荣这样做,则是因为老许家有问题,要攀附大人物做保护伞。新「走资派」与老「阶级敌人」互相勾结!这正是王立龙求之不得的符合「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一盘好菜」!王立龙火速赶到栾家大队,开始为他七月分要用的「讲用」稿制造材料。虽然被批斗、撤职、关押,但李本柱仍不承认中阶级敌人「美人计」。王便亲自出马,进行诱供:「告诉你,李本柱,你今天不是犯错误,你是犯罪。只要你老实说出来,不戴帽,不逮捕,也不给其它处理。可是,今晚上如不交代,就要加重处分!」略经宦海风波的李本柱决心好汉不吃眼前亏,低声说:「既然首长这么讲,我就没什么顾虑了,我讲....」首战告捷。下一个目标:「美人」的父亲许长家。许长家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贫农。他儿子于一九五八年当中学生时,被诬参加所谓「反动组织」,被判处管制三年,从此株连全家。许长家的女儿与李本柱的弟弟订了婚,又谣传与李本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便成了「美人计」,成了走资派在前,老阶级敌人在后相互勾结的证据。但批斗毒打都未能使这位老农民低头认罪。家人不服,到北京等地上告,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懊丧而归,反遭毒打、嘲笑。在连续的酷刑之后,许长家终于违心地招供了。但老人?陷入深深的苦痛:当父亲的怎么能往自已女儿身上泼污水呢!七月十一日晨,又被提审。老人弯腰捂腹,痛苦地挪进审讯室。审讯者要他继续交黑心。老人痛苦地颤颤巍巍地说:「我昨天交代的都是假的,这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没有黑心,我要向党,向毛主席,向贫下中农交红心....」只见许长家耙两手掖住的衣襟一撩,露出了鲜血淋漓的前胸|趁早晨上厕所的机会,他用玻璃把腹鄙剖开长达十公分,以向毛主席交「红心」。冤情深重的老人已实在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了王立龙的助手王成海冷酷地说:「不要怕,老耗子给咱施加压力了。他这是威胁我们痳,你们问问他,这是不是威胁!」公社常委张玉德便叫人把老人又绑在大树上,边打边问:「你是不是要威胁我们老人血汗泪涕俱下,在地土流了一滩,昏死过去。张玉德一看人要死,恶狠狠地说:「赶紧整理材料,判了算了。只要宣判了,死就死了!」正苦于审批证据不足,难以法办,这时又传来外地新经验:「群(众)破(案)、群审、群判」。于是,第二天使召开宣判大会。大会上宣读了由栾家大队农代会署名的判决书:「根据许犯的罪恶事实确凿,供认不讳,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许长家有期徒刑十午,监外执行,交群众管制生产。」同样,他的二十三岁的女儿也被「群判」有期徒刑十年。事情并没完,如果「美人」不认帐,王立龙的讲用稿还是不能登场。最后一个目标:许长家的四女儿许连荣。这是一个秀俊、聪明、善良、勤劳而又深懂自爱的好姑娘。当她与李本柱的弟弟订婚的消息传出后,一些曾向许连荣求过婚但终遭拒绝的人醋意大发,开始给她大造其谣。最有滋有味,有板有眼的一个是许曾到皮口医院作了「人工流产」和「生了私生子,把孩子扔到南山沟了」。传到王立龙耳中,自然是迫害许达荣的铁证。本来这都是望风捕影,帐冠李戴的事:许确在皮口住院,那是她帮姐姐看护住院的外甥;「人工流产」也有影儿,她曾自愿为病房的一个危重患者输了二OOCC血;扔死婴的事也是有的,但张冠李戴了;一位产妇的婴儿得了破伤风死去,把婴儿扔进南山沟烧了。这些事本经不住调查,但王立龙等偏偏就不去调查。他们从心底宁愿其有而不愿其无。这些谣言,正便于「创造事迹」,更便于「讲用」。七月十五日,许长家老人被「宣判」的第三天,王立龙的走卒张玉德等人决定审问许连柴,攻破「美人计」,以尽快给急等着「讲用」的王立龙结案交差。许连荣旱已决心以轻篾的沉默来抗拒强加于她的一切侮辱。不论对方怎样咒骂欺凌,只是怒目相视,缄默不语。经过两次「暂停」,研究改换对策,姑娘还是一言不发。于是按预定的计画,他们突然扯开嗓子大喊:「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许对这种矫揉造作之举甚为反感,仍然不理不睬。「哈,你反对毛主席!」亡砭伙人狂吠起来。许连荣怒目以视。但狂徒们又一次喊起这口号时,她只有举拳随呼了。「哈,你这回可张口了吧!」许连荣沉默以抗的策略被打破了,但在随即进行的审问中,姑娘又保持了高贵的沉默。见淫词秽语的辱骂未能摧垮姑娘的灵魂,他们只有凶象毕露,把她打翻在地,棍棒拳腓齐上,残忍殴打。许连荣挺刑不过,最后承认了他们的指供。母亲见女儿久久不归,让儿子搀上到大队来要人。遍体鳞伤的姑娘见到母亲,一头投在母亲怀中,放声大哭:「妈妈呀,您生的女儿,您最清楚,您最清楚呀....」回到家里,全家哭成一团。白天被小学生们用绳子绑起来批斗一番的两个小孙子,听说姑姑回来了,前来看望爷爷、姑姑。奶奶看着两个小孙子身上的伤痕,悲从中来:「往后,我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许连荣把两个小侄搂在怀裹,亲了又亲,热泪纵横:「你们再也看不到爷爷奶奶了,再也看不到叔叔姑姑了....」老奶奶又对两个小孙子说:「前边院里的土豆,你们扒了吃吧。」又亲昵地摸着孩子们的头说:「以后你们要聪你妈妈的话,要和我们划清界限。你姑姑、你叔叔,往后都不能替你们家干活了!」最后老奶奶拿过两把镰刀交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割草吧!」两个年幼的孙子,自然听不出老奶奶话中有话,乖乖地回家去了。乡亲们事后回想,有种种迹象表明,这家人决心一死而不肯就范。但是,他们到底是怎抹在愤懑而悲惨的气氛中商定集体自杀的,?是留给生者的永远的秘密了。次日,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八时,两个民兵奉命去许家押解许连荣到大队审讯。许家低矮的平房裹寂寂无声,门插着,窗帘挂着,大声叫喊亦无人回应。一个民兵从窗户窟窿裹伸进一手,把窗帘挑开一角,见炕上睡着两个人,再一看,只见梁上并排吊着四个人。两人吓得撒腿就跑,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老许一家人都死了!」勘查一现场的人们来了。屋内,两扇门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墙上用粗犷的笔迹写了两个大字:「屈死。」柜子上整齐地摆着一套用红纸盖好的「红宝书」。死亡现场:房梁上并排悬挂着许长家(五十七岁)及其五子许连福(二十六岁)、四子许连祺(二十八岁)、四女许连荣(二十三岁)的尸体,五女许连玲(二十岁)自缢绳断,卧尸于地,许妻王朝臣(五十七岁)和小女儿许连清(十八岁)两具尸体,停放在炕上。法医鉴定:死者颈上均有索沟痕迹。除许长家外,其余的均洗过脸、梳过头,穿上了新衣服,死前是有准备的.,有的人脸上还有泪痕。躺在炕上的老妈妈和小女儿,身下铺着褥子,枕着枕头,娘儿俩的手还拉在一起。显然,她俩是先死去的。至于一家人怎样眼看着她俩自缢尔后卸下来,让她们躺在炕上并拉起手来,然后又一起死去,这实在令人惨不忍睹的事。

验尸时,在女儿许达荣身上发现了他们留下的四封遗书:晚八点三十分一封,九点零五分一封,午夜十二点两封从时间上看来,这一悲剧绝非一时冲动。他们死得极其坚定,亳无劝摇。许连荣的遗书中说:「今天把我叫去大队毒打,打得我皮肉分家。没有的事叫我承认,不承认就打。我不懂的事,你们处处往上领,我要求把我的尸体送到医院检查……」(检验结果:处女。)他们在遗书中悲切地高呼:「我们全家的死是走投无路啊!」「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全家屈啊,屈!屈!冤枉!冤枉!」一家七口人,一一签了名,盖了血手印。其时,「老典型」王立龙的具有「新高度,新发展」的「活学活用」讲用稿已准备就绪,只等大会一开,他便要登台讲演了。十年之后,许长家一家的奇冤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出谋划策者王成海(军人,已转业)判刑十五年,主持批斗的张玉德判刑十二年,主持刑讯逼供的民兵连长徐作善判刑十年,打手宋广殿、李永贤判刑八年,其余主要参与者也都受到了不同处置。?在惩处名单中,我们唯独找不到首犯王立龙的名字。在这个案件之前,中国大地上还发生一起惊天劝地的大案。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报导了一则「英雄事迹」:「支左」解放军战士刘学保见阶级敌人爆炸桥梁,奋不顾身展开搏斗,用石头砸死敌人,在炸药包即将爆炸的千钧一发之际,从桥孔裹抢出炸药包,英勇负伤。这分「中国第一报」同时转载了「文革第一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证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其相败露:这位「英雄」刘学保是事先将起义人士「错划」右派分子李世保谋害之后,用自己准备好的炸药包引爆自伤的。?

(十分可惜,我不能将此案写得再具体一点。因为不断地紧急转移,许多资料只好眼看着一次次散失。公安部门虽然至今未能捕获我,但他们至少多次破坏了本书的写作,功劳还是有的。)这一假案的出现,使中共高层如获至宝,紧抓不舍,好激动喧嚣了一阵。本来已是血流成河,全面内战的「阶级斗争」又推上了一个疯狂的顶点。譬如说,王立龙便是在学习了刘学保的「英雄事迹」和《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才下决心选定「美人计」传闻制造假案的。「英雄」刘学保败露之后,中共封锁真相长达二十年之久,好让中国老百姓继绩在英雄事迹的鼓舞下再斗个够。「吴王好剑客,百姓多伤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虽然那些刘学保、王立龙式的给民众放血的凶犯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但毛泽东是稳稳坐实了的第一号凶犯。在翻阅案卷,回首往事之噤,我常常不得不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整个民族都会投入「阶级斗争」的大疯狂?毫无疑问,除了中国社会固有的尖锐矛盾之外,毛泽东蛊惑人心的欺骗也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始终把握着「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他的权敌。他始终在民众中灌输一种互相猜疑、仇视、嗜血的残暴思想,并巧妙地把这种欺骗在民众中转变为一种更可怕的自我欺骗。当我们痛悼数百万人死于谋杀和自相残杀之际,决不应一该忘记:正是毛泽东这位最大的骗子手和挑拨者,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他罪行的积极与消极的同案犯,使他们相信「阶级融人」就在身边,使他们陷入自欺欺人的集体迷狂。在那个欺骗与自我欺骗的时代,像刘学保、王立龙式的人物难道还少吗?有的监守自盗,自伤呼救,然后积极破案.,有的半夜放火,然后英勇抢救,奋不顾身....撇开罪行不谈,这种上升为道德的自我欺骗是怎样可怕地腐蚀着整个民族的灵魂啊!成千上万的青年记「雷锋日记」,编撰最行时的豪言壮语、高调子,以备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公之于众,骗取名利。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甚至波及少年儿童:有的小学生弄脏环境,破坏桌椅,然后主动打扫修理,以争取「每人做满XX件好人好事」;

有的孩子从家裹要来零钱,交给「警察叔叔」和老师、阿姨以显示拾金不昧之美德一个民族犹如一个机体:外部的伤口总是易于愈合的,而精神的创伤将会长久地开放着,以脓血恶臭每日每时显示着其深刻的存在。阅读的疲劳。血腥的疲劳。我们早已无法卒读,痛苦不堪。下面我们可以松驰一下,一起来关读几个饶有情趣的笑话或闹剧或幽默。银浪「盗印」案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坐落在大庆腹地的银浪火车站发生了一件怪事:「革委会」和「政工组」两枚公章从革委会主任韩来玉加锁的办公桌里不翼而飞!韩来玉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怠慢,立即上报。34159;尔图铁路地区革命领导组接到报告,当即认定这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重大反革命案。项目组立即来到银浪车站,下车伊始,宣布这是一起重大仄革命案,并决定当晚就召开群众大会,迅速破案。散会后,人们都去吃饭了,韩来玉?在办公室内徘徊。门锁不破,抽屉锁不伤,公章怎么会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他心怀侥幸地满屋翻腾起来,竟然在床下墙角处找到一枚公章!细一看,公章圆周有些缺损了。韩来玉立刻向项目组头头报告,并问晚间的大会还开不开?「照样开!....找到公章的事不要说出去!」既然出现了新情况,为何还按原订的案件性质召开动员会?原因很简单:项目组不是来杳一找公章下落,而是来抓「反革命」的。「不侦破『二一三』重大反革命案件死不暝目!」「誓死捍卫红色政权!」的口号声响彻会场,但毕竟还是有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的人。值班员张志成提出一个问题:「这事会不会是老鼠干的?据说老鼠有磨牙的习惯....」张志成话音未落,立刻被揪进会场中心。「你说老鼠干的有什么证据?」「你怎么知道老鼠爱磨牙?」「要不就是你干的!」可怜的张志成被围攻得六神无主,后悔莫及。但有人记住了他的话。次日,几个工人不约而同到办公室找开了鼠洞,轻轻巧巧就找到了一个。有人伸手掏出了一大堆破棉絮、碎纸、木渣,再往里发现鼠洞拐弯了,便找来铁锹,直挖到鼠窝。这裹静静地躺着另一枚公章,它已遭到损坏。周围还有木渣、碎纸、乱草,上面点缀着红色印泥的斑斑痕迹。两枚公章都找到了,该是闹剧落幕收场的时候了。但专案组正沉浸在好戏刚开场的极度兴奋之中,岂肯罢休?紧接着,在韩来玉的办公桌里又发现了老鼠活动的痕迹:抽屉裹躺倒的玻璃药瓶的凸面上发现一粒鼠粪。但项目组对这一切全然不予理会,当晚便宣布:作案者是「漏网走资派」韩来玉。根据是:他既有作案时间,又有作案条件,遗制造假现场,企图嫁祸于鼠,蒙混过关。韩来玉当然不服,于是就组织群众批斗,然后隔离看管,停止工作。但种种严酷的体罚和假逮捕?未能使韩就范。就在项目组一筹莫展之际,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车站仓库裹的服装、蜡烛、沙窗都被啃坏了,印泥也缺了一块。有人赶紧反映给项目组,试图证明老鼠活动猖獗,为韩来玉解脱。但阶级斗争神经敏铙的项目人员立刻认定有人制造假现场,以保护韩。于是一些与韩有种种关系的人纷纷被抓进「学习班」隔离审查,生生压出了一个以韩来玉为首,有六人参加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韩不断申诉、上访。一九六九年复查此案,韩由「反革命分子」改为「严重错误」。韩仍然不服。一九七二年五月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再次复查。这次对老鼠进行了严肃的科学考查。工作组走访了齐齐哈尔和白城二市防疫站,了解到老鼠是啮齿动物,牙齿生长迅速,不经常磨牙会影响生命;搬运能力强,能把超过自身体重三倍的物品拖进洞里,善于攀登,攀上办公桌轻而昜举。又走访了安达刻字社、天津印泥厂。证明:防止木质公章干裂的浸入剂豆油和印泥中含有的篦麻油,是老鼠最喜欢吃的两种油类。工作组还将两枚公章、木渣、半支蜡烛送到最高权威机关山,国科学院的动物研究所和农林研究所鉴定。动物研究所用大庆地区老鼠做实验,证明两枚公章上残损部分确系大庆地区老鼠所为;一上帝,如果做实验的不是大庆老鼠可如何是好!一农林所又将公章同碎木屑进行断面实验,证明完全是同一木质。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用显微镜检验印泥,证明印泥中有多处鼠毛。行了吗?不,还不行:这尚未证明韩来玉是否曾布置过假现场。抽屉里药瓶上的一粒鼠粪是否人为?工作组找来一粒鼠粪亲自实验。结果证明:一粒鼠粪,人是无论如何也放不到光滑的药瓶凸面上去的。严肃的科学实验还没完成:如何证明是老鼠放上去的呢?为了探索这一课题,工作组进行了新一轮实验。把老鼠放进一大玻璃瓶,不舍昼夜轮班观察。第三天,一个无比珍贵的镜头终于出现了:一只老鼠在排便时,一粒鼠粪黏在瓶壁上。实验者小心翼翼打开实验瓶盖子,取得了这一可贵的证据。立案、定案是闹剧,但要推翻闹剧?继续表现着高度的科学态度:老鼠啃公章已被证实,但抽屉锁着,公章怎么会跑到鼠洞裹去呢?人们又以无可挑剔的科学态度检查了办公桌的结构,发现抽屉后板上端封闭不严,与桌面之间有一条五0毫米的空隙,而公章直径仅三十八毫米,老鼠从这里把公章拖出去尚有十二毫米余地,绰绰有余。?老鼠是反革命老鼠万岁!中科院「红自行车」案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骑红自行车的女科学家张斌在家中被突然逮捕,并立即投入北京人谈虎色变的秦城监狱。张斌何许人也?民国时期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后赴美留学,攻读有机溶液理论,获博士学位。出于爱国热忱,她和丈夫(力学家林同骥教授)于一九五五年回到大陆,后分配到中科院化学所,定职副研究员,从事感光材料研究。莫名其妙的女科学家开始善良地以为这是一个误会。思前想后,又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国外读书多年,党要考验自已。她坦然地准备迎接党的审查。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竟无人解释,无人提审。面对她的只有持枪的看守和不足三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牢房;陪伴她的,只有牢房裹出没的蜈蚣、壁虎和蜘蛛。即使是最有涵养的人,她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张斌终于愤怒了:「你们为什么抓我?」

其结果是招来一场毒打。由于她「态度不老实」,给她带的镣铐越来越重,动不动就是背铐,睡觉、大小便均不给解开。窝头掉在地上,只得全身伏跪在地,用嘴去啃,为喝口白菜汤,常常弄得衣衫尽湿。稍有反抗,狱卒们便把她捆绑在木板上?打她的脸。有时还把她手鲫绑起来吊着,这叫「称体重」。他们逼她承认自己是「特务」、是「反革命」,张斌怒不可遏:「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有什么根据?

我就是要反你们这种『革命』!」这抗议传到了上面,惊动了项目大员们。一天,说「首长」要提审她。只见来了个五十余岁的女人二刖呼后拥,道貌岸然,眉宇间微露凶悍。原来她就是陈伯达的妻子、中央项目组顾问刘淑宴。刘冷笑一声,说:「妳也有今天哪,看你还念什么书!你的威风呢?」接着又是一声冷笑,扬长而去。在七年零四个月的囚禁中,这便是全部的两次「审问」了。长期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终于把她搞垮了:一九七二年张斌患精神分裂症。为了维护监狱的「秩序」,张斌被监押到专门迫害政治犯的「精神病院」|北京安定医院。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八日,中央项目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以「查无特嫌实据」的结论,通知张斌出狱。突如其来的逮捕,不明不白的释放,把人们搞得糊胡涂涂。张斌到底有什么罪过?谁都想知道,但谁也不敢去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十二年之后,张斌的冤案终于公开彻底平反。人们终于了解了张斌获罪的缘由:原来,当年陈伯达、谢富治、关锋等人制造了一个所谓「国际间谍案」。本来张斌毫不沾边,只因有人揭发说,和「国际间谍」经常往来的人当中,有一个骑二六型红自行车的女人。于是公安机关就跟综全北京「骑红自行车的女人」。十分不幸,张斌正好骑的是二十六型红自行车,成了怀疑对象。后来才发现,真正打算要抓的是另一位叫蔡素文的无辜者,根本不是张斌。但公安机关偶然发现,蔡素文的妹夫是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刘源张,而张斌又十分不幸地是刘源张的妹妹。凑在一起,不正是一个「国际间谍网」吗?陈伯达英明决断道:「张斌是美国货,不是好东西,刘源张是双料货(指曾留日、留美),都给我抓起来!」冤案就此开始。 肴来,在中国,最好不要骄红色自行车。但谁也不知道,骑黑色的、白色的抑或绿色的自行车是否就更为安全。

青河「搭便车」案一九六年八月十五日,下放「干训队」的新疆青河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巴依莫拉接到阿尔泰地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立即来地委报到,重新安排工作。第二天一早上他就扛着行李到公路边搭车。但一直等到太阳就要落山,还没搭上便车。突然两个警察押着两个犯人来到公路边,放下行李,向公路两头张望。巴依莫拉心裹阵高兴:有伴了!如果有专车来接他们,如果再是去阿尔泰方向,这不就能搭上便车啦!六点许,从阿尔泰方向开来一辆卡车,见到两个警察与犯人,立即掉过头靠路边停了下来。犯人和警察上了车,心急如焚的巴依莫拉把行李往上一扔,跟着爬上了车。两个警察扫了他一眼,问也没问,就催半出发了。巴依莫拉很是得意,看来,自己搭便车的老经验还真顶事:先不问,坐上去再说;问起来,再解释。汽车在阿尔泰公安处门口停下。警察和犯人跳下车,巴依莫拉也翻身下车,扛起行李朝地委方向走去。「站住!」背后猛然一声断喝。回头一望,只见同车的一个警察飞步过来,把揪仁他的衣领:「你到哪里去!」「到地委组织部。」警察严厉地吼叫:「不行!」巴依莫拉其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本来就不太熟练的汉语也急忘了,只好用哈语解释。警察听不懂,当胸便给他一拳:「你嘟囔个啥!」并大声命令他跟着犯人走。巴依莫拉傻了。跟着走吧,不就承认自己是犯人了?不跟着走吧,警察这么凶,他一时又解释不清楚。「走!」巴依莫拉木然地转过身,步履沉重地跟着两个犯人,在警察的押送下走进了监狱的大门。从此,他成了一名囚犯。但他心裹很踏实,认为只要把误会说清楚,就会马上把他释放的。好不容昜见到一位会说哈语的看守,又好不容易请他听听自己的解释。看守听完,脸上浮出一丝冷笑:「谁抓你来的,你找谁去。」巴依莫拉以为他没听明白,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继续解释。最后,他只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要求了:请看守给地委挂个电话。看守早就不耐烦了,大骂道:「蠢驴!你老实点!你就是县长、省长,进了这个门就是犯人!」巴依莫拉忍不住了,拍着桌子大叫:「你把逮捕证拿出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公安人员....」「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犯人呢,你给我滚出去!」看守一把将他狠狠推出办公室。一九六一年九月,巴依莫拉又被押解到福海劳改农场。经过一年多不明不白的囚犯生活,才三十来岁的巴依莫拉,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迟滞的眼睛里闪着苦闷和厌恶。「他是什么犯?」接收犯人的场长问押解人员。「大概是政治犯。」「你带他的案卷资料来了吗?」「没有。」

「又是一个没有户口的犯人,我们这儿已经押了好几个了。」场长不满地说。「那就先关着吧!」押解员满不在乎地应了一句。一九六二年四月,阿尔泰公安处和法院派遣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到福海劳改农场清理未决案,发现巴依莫拉档案袋裹除了几分无人受理的申诉书外别无所有。看过申诉书,工作组七嘴八舌议论起来:「离奇,太离奇了,这可能吗?简直是对我们公安机关的诬蔑讽刺!」「我看了那么多小说,也没有见过这种荒唐的事!」「这家伙是不是瞎说,有意破坏我们公安机关的威信?」他们讨论半天,最后在结论栏裹照例写上「待调查处理」五个大字,就称圆满完成了任务,回府述职去了。半年之后,一位副处长来检杏王作,听了关于巴依莫拉的汇报,指示农埸调杳一处理。场长立即找巴依莫拉谈话,叫他尽快写一分申诉材料。此时,巴依莫拉已入狱两年有余。他渴望的只有一件事:尽快重获自由。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脱身之计。他忽然想出了一个歪点子:低头认罪。原来,巴依莫拉在反右及反右倾运动中曾说了一些实话,被人指控为「反党」、「反合作化」、「搞民族分裂活动」,加上历史上他曾被裹胁当过一阵儿「土匪」,于是挨了一回整。虽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但被送到「干训队」限期交代罪行。「干训队」的出路有两条:一是拒不认罪,送进监狱;一是承认人们指供的一切,很快释放,分配工作。巴依莫拉两年前从「干训队」释放,调地委组织部重新分配工作,就是承认了一切的「从宽处理」。回忆起这些往事,巴依莫拉依照上次的「经验」,又写了一分承认「反党、反合作化、搞民族分裂,当土匪」的交代材料。场长接过他的交代材料一看,在处理意见栏裹写上:「巴依莫拉罪行不轻,念他认罪态度较好,能认其劳动改造,建议判处劳动教养六个月。」材料报上去后,根本未经复杳丁马上就批下来。就这样,无「户口」的无辜的巴依莫拉终于为自己报上了「户口」,变成了一个名实相符的真正的「罪犯」。就在巴依莫拉误入牢门之后,他的家属就再也不敢到县机关去领工资了。两年之后,忽然公安部门通知巴依莫拉是「劳改犯」,县委于是正式通知财务部门取销工资。同时,县委决定把巴依莫拉的五口之家赶下农村。大女儿被开除团籍,二女儿被闭除学籍,三女儿和小儿子连上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十六岁的大女儿和十四岁的三女儿被迫早婚出嫁,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巴依莫拉获释后,任何单位都将他拒之门外。万般无奈,只好「留场就业」。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才被批准回原籍青河县当农民。一九七八年五月,巴依莫拉开始申诉。在经过了一年多的「踢皮球」,推拖责任(当年处理巴依莫拉的人全都升官了,怕责任落到自己头上)之后,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彻底平反巴依莫拉?案,并任命他为青河县畜牧局局长。奇案其相大白。消息传开,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不禁要问:责任在谁?公安机关自然是头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错抓了人,还将错就错地判了人家刑;组织部门也有份:自己属下的干部不知去向,既不寻找,也不过问,县委也有份:自己的人进了监狱,不但不去了解原因,还把人家家属全部赶下农村。遗憾的是,这些部门一律不愿承担责任。

不仅如此,还强烈地要求由巴依莫拉本人承担全鄙责任,理由有三:一是搭车不问车,搭了囚车自我倒霉;、二是老实过分,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三是一九六二年底,他自己还给自己扣帽子,承认有罪,那么判他又有什么错?因搭错车蒙冤近二十年的巴依莫拉自然不会去讨论责任问题了。他说:「今天,党恢后了我的政治生命,又让我挑起了重担,这其是想不到的事。我今年五十二岁,定要拿出全部力量,为党为实现四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其它的人会想什么呢?在中国,最好不要随便搭顺风车龙海「花冤」案福建龙海县九湖公社土质肥沃,气候宜人,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景」。长福大队的「百花村」,更是久负盛名。相传在明朝永乐年间,宋理学家朱熹的第八代重孙朱茂林逃难到此,开拓花园。此后,花农培植花卉,从事园艺,世代相传至今。在众多美不胜收的名花嘉木之中,水仙花是佼佼者,称为龙海县的「家花」,素有「福建花冠皇后」称誉。据载,水仙花原籍湖北武当山,后经多次乔迁,日渐湮没绝迹。到明末清初,龙海九湖有个侨商航船遇风,飘靠一荒岛,拾得水仙花种,带归本土种于园山脚下温泉脉络所经之处。水仙花在这里得了天地之气,故日益繁衍,倍加清芳,数百年来,和其它百花在九湖的蔡板、长福、新塘、洋坪、大梅溪、小梅溪、下庵等地,形成一个色彩纷呈、四季飘香的花的世界。一九七*年一月,一支「砍花队」杀气腾腾地进驻百花村,口号是「百花让路,还我良田!」「奋起千钧棒,砸烂百花园!」他们的理论是:「百花虽艳,其根甚毒。它散发出来的香味,专供外国资产阶级欣赏一指出口花卉一,还会把人诱向修正主义的死胡同,引向资本主义的烂泥坑。」

他们引经据典,写了一百多篇大批判文章,给花扣上「卖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三顶太帽子,强迫花农们砍花。有五百多年种花历史的百花村,花就是人们的命根子。花农们坚决抵制砍花的疯狂之举,于是招来了种种迫害。许多花农被送进「学习班」检杳一批判,而长福大队党支委、大队长孙炳松则被挂脾游街,戴高帽批斗,各种刑罚多达数十次之多。「砍花队」杀鸡儆猴,威吓花农说:「谁不通就批斗谁;谁敢阻挡就扣押谁!孙炳松就是个样!」在镇压下花农的反抗之后,一场亘古罕见的花海浩劫开始了。一九七*年农历十二月初八,一群砍花队伍手持斧、锄、刀、锯涌进百花园....紧接着,疯狂又蔓延到蔡板大队。这里有一百八十亩水仙花田,培育着七十万块花茎。「砍花队」在花田上铺上厚厚一层干草,到风头上点一把火,一时花田上烈焰漫卷。水仙花郁郁葱葱的叶片,尽化灰烬。「砍花队」见花茎烧不着,又赶牛下田犁翻,再用铁耙拖,直到把所有花茎耙碎踩烂为止。砍杀之声又蔓延到新塘、洋坪、大梅溪、小梅溪、下庵....虽然花农们冒着风险用各种办法抢救出了一些母树和花种,但损失毕竟无可挽回。仅长福大队百花村,就有九十一万株花木丧生,损失达四十八万元。其中金边报岁兰、银边报岁兰、白报岁蔺、茶花的「十八学仕」、「十六罗汉」、「十一太保」等珍贵母树被毁光,从此灭种。「砍花队」硬要花农们在花盆里栽种秧苗,还扬言「要在花盆襄种出高产水稻」。结果花农们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如百花园,年收入由原来的十一万二千元下降到一万三千元。八年之后,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龙海县委作出决定,并召开全县万人大会郑重宣布:为誉满中外的龙海「家花」水仙花和其它百花彻底平反,推倒强加在花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摘掉扣在百花头上的「卖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三顶大憎;为受迫害的花农恢俊名眷。?任何高深的斗争教义,都还不曾把花卉列入另册。在中国社会的魔幻现实中运用与发展着的毛泽东思想?在事实上作到了。你不能不深叹: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不光微人是不容易的,就是做花草树木间样是不容易的。松桃「放屁」案贵州束部高原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九七六年一月十八日深夜,一位名叫龙政云的年轻人被捆绑审讯,问题只有一个:「你为什么要一打算一杀人?」一个地主的儿子公开叫嚷要杀人,自然是一起严重的阶级报复事件。但通宵审讯中,龙政云硬是不说话。次日晨继续审讯时,公社武装部长龙保银不客气了,先是哄啃霹霹啪啪一顿耳光,然后拿一根棕绳把年轻人捆起吊上房梁,再在双手交叉部位打进一根木楔子。龙政云立时面色惨白,汗如雨注。实在挺不住了,年轻人便乱咬开了,假供其父龙德灿,其叔龙年灿、堂兄龙茂云等人「要杀人」。龙保银迅即把龙德煤等三人抓起来吊打逼供,他们又假供出龙茂云的姑丈吴献保「有两千人要暴动,要杀人」。于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反共暴动」假案迅速上报。但可能是过于离奇荒诞,此案被搁置起来。两个多月后,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爆发。牛郎区委书记龙文飞对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立即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章众运动高潮」的动员报告心领神会,立即把刚刚打出来的假案来了个「上挂下联」,说是「邓小平一只牌插到了牛郎」。为了「剿灭小平村」,残暴的「追反」运动席卷牛郎。龙文飞让他的心腹爪牙龙保银动手,使用非刑逼供指供,在牛郎大队追出四十五名「打算今年七、八月组织七、八千人暴动」的「反革命成员」。龙文飞又亲自到本无任何线索的齐心大队,准备树立一个「扩大追反战果」的典型。几个武装人员对农友秦海成一阵乱棒拷打,然后又放在地上「滚筒」,搞了一天一夜,压得屎出尿流。

秦海成在喊爹叫娘声中交代出五十六个「反革命」,超过了牛郎大队。于是龙文飞再次召开电话会议和现场会,在全区推广「蜡烛不点不完,反革命不打不招」的新鲜经验。龙文飞明白这次「追反」将给他带来显赫前程。过去,他是松桃县唯一的「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的标兵」,眼下,又成了全县有名的「追反运动专家」。在县委书记石孟明的大力支持下,龙文飞野心勃勃,赤膊上阵,亲自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追反」机构:区委和五个公社、二十八个大队设「追反」领导小组,下辖武装小分队和专案组两套班子。武装小分队不分昼夜,捕、押、巡逻;项目组白天睡觉,晚上刑讯。两套班子人员多达四百三十五人。自制刑具有枷、链、锁、铐、鞭、撬、杠、棒、刀、钳、锤等三十多种,肉刑有飞锤打油、蝙蝠爬壁、鸭子扑水、飞蛾扑火、五马分尸、猴子搬桩、悬半边猪、滚龙抱柱、撬脚筋、?水淋背、石灰撒肉等五十多种。龙政云之父龙德灿,因交代不出「反革命」来,被连夜吊打审讯,走投无路,端起一块石头,阵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后,砸烂自己头部,昏死在地。两个武装人员不仅不救,反而拿木棒压住喉管,想趁机将他害死,人还在喘气就拖去活埋了。七十八岁的老农民龙应品,其子龙茂和被迫承认有「反革命名单」,因交不出来,项目人员扬言要加刑。龙应品救子心切,谎称「名单我烧了」,被抓进「交代班」一阵乱棒打死。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之下,「反革命组织」和「成员」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地下共产党」、「还乡团」、「民主党」、「国民军」、「小平村」、「总指挥」、「师长」、「团长」、「秘书」、「管文」、「管武」等等,无奇不有,荒唐至极。据牛郎、沙坝、银岩、木寨、大兴等五个公社统计,共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三十六个,「反革命成员」千三百多人,涉及十余个区、五个县、二个省。牛郎区「追反」运劝发生后,地、县两级公安部门曾多次建议停止。而县委书记石孟明?一再表示支持:「『追反』的天方向没有错,有问题县委负责,我负责!」龙文飞有了石孟明的靠山,不可一世,居然对中共专政机器的两级公安部门放肆攻击:他们「是保护阶级敌人的,是不抓阶级斗争的?」牛郎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龙文飞们居然从县人武部运来武器,在区委楼下设置了防御工事,楼上凿了枪眼,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齐备,炫耀武力,以恫吓民众。同时非法宣布实行「紧急戒严」,颁布五条通令:「反革命」限期投案自首;外出人员限期返回;群众来客必须报告;有事必须请假;晚上八时后不许出门,否则被小分队开枪击毙概不负责。龙文飞甚至还在「进一步掀起『追反』高潮」动员大会上公闭提出「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掉一个」。这动员令一下,第二天银岩公.社武装部长滕久先就电话汇报:「有个反革命分子逃跑,被我端起冲锋枪啪啪啪就扫死在稻田里啦!」龙文飞当即表扬:「老滕呀,你作得很对,有功!....县委石书记指示,不要因为死了几个人就害怕,要继续追查。」杀戒就此大开。人们每天都能听到「逃跑击毙」,「畏罪自杀」的消息。而「追反」的战迹也开始由死人数字来衡量。仅个把月时间,全区就枪杀、打死、逼死三十多人,预谋杀害未遂有十八人。死人之后,还不准哭,不准说,不准收尸,不准脱血衣,不准用棺材,叫几个「四类分子」拖出去扔进土坑了事。这个挖出一千三百五十九名「反革命分子」,致死三十二人,致残二百六十三人的「反革命暴乱集团案」究竟事出何因呢?让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八日那个北风凛冽的数九寒天。龙文飞调集牛郎区大批青壮年在区委门口的溪河边上改河截流,挖空心思要塑造一个大寨式的先进区。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在工地上燃起一堆堆簿火烤火休息。忽然一个响屁,逗得人人大笑不止,前仰后合。一番追查之后,人们朝着一位腼腆的青年取笑道:「是龙政云放的屁!」一阵戏弄,把龙政云逗哭了。于是,小伙子们又打趣道:「二十岁的人啦,都快讨老婆了,还哭哩!莫哭,莫哭,我们把那个驼背姑娘找来给你做老婆吧!」又是一阵捧腹大笑....龙政云受不了如此当众奚落,加之晚饭时喝了几口酒,就冲着大癸的伙伴们说:「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两个!」「要杀你两个!」有两个青年心想龙是地主子弟,讲这话有问题,便要去报告。有人劝解道:「这是开玩笑的,不要汇报,算了。」但这两人还是去了....于是,接踵而至的便是惨剧迭起,血染苗乡的飞来横祸....如此之多的非刑、杀戮,如此之多的鲜血,仅仅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人放了一个屁。而且,除了一个人,其它为数众多的受害者并没有放屁。过多的血腥使人厌恶。本来,我们想讲几个笑话,幽默一番,让久经折磨的神经得到片刻松驰。但笑话?使人寒彻心腑,幽默也散发出浓重的血腥与尸臭。任何人,只要一旦随我步入中共暴政的黑森林,便立即如但丁坠入万劫不后的地狱。历历展现于眼前的,是没有尽头的残忍,是超出健全想象与理解力的可耻的人类堕落。生活于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哲学家J.L.比韦斯曾这样概括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论说话还是沉默都有危险的非常艰难的年代。」那么,我们该如何概括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呢?这是一个如此可怕的时代:当我们有幸步入这片尸山血河的荒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残暴风景,顿时使人类全部文明史所积累的经验与语言全部失效。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言词来概括一切,犹如踏上一个陌生的星球,只能借助于多少近似的此喻来进行直接具体的描述。

最后,我们不得不为人类经验的贫乏而深感惭愧,只好为这个时代而创造出新的词熏和概念。因此,无论我们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绞肉机」、「古拉格群岛」还是「」都可以,都一样,因为反正任何概念都无法概括。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是人类从未遭遇过的可怕的新经验。也许会有一些令人尊敬的朋友会向我提出如下诘难:在本章中,你向我们列举的全系个案。我承认这些?案都是十分不幸的事件,但这完全可能仅是个别而不是一般,仅是支流而不是主流,仅是一个手指而不是九个手指,仅是树木而不是森林好了,我准备接受你的建议。既然不可能在一部厚度有限的著作中列举一切,那么请允许我再作一个抽样调杳一。从巍然耸立的红色巨碑上,我们再抽下一块花岗石,那上面凿刻着一个地名:钦州地区。文革风暴乍起,首当其冲的便是知识分子。因为任何极权主义者都希望民众愚昧无知,以供驱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牧民之术。用中共的语言说来便是「越有知识越反动」。而愚民政策最筒单的手段便是毁灭文化,打击知识分子,造成一种严重的「知识恐怖」。钦州地区在广西也只能算一个小地区,但文革之初,据不完全统计,便有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教师被迫进行「集训」;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进行批斗;有二百六十六人被打死、逼死;有一百零八人被打伤致残;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党、政纪处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遣返农村劳动改造。一九六六午七月间,广西区党委领导韦国清、伍晋南指示在全区「清理」教师队伍,随即全钦州地区七个县市都掀起了一个迫害教师的恐怖浪潮。如灵山县,仅七、八月间便「集训」教师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五百十八人被订为「敌我矛盾」;致死十人,伤残八十六人;其余的全部集中到各公社监督劳劝。文革之中,全县无辜杀死、逼死敖师一百零六人。檀墟公社二十四间中小学就有十四间学校的三十六名教师被杀。三海公社谭礼小学仅有十名教师,被杀七名。谭礼大队「贫革」政委王培立亲自到谭礼小学,要校长开列出地富出身的教师名单,然后在晚上率民众冲进学校,将七名教师及七名家属、孩子捆绑押解到山上,活活打死、勒死。陆屋公社广江小学女教师黄少萍,年仅二十三岁,因出身地主,被杀死后,凶手将她剥得一丝不挂,并用大木棍桶入阴道,陈尸路边。左全地区,这样残酷迫害教师的例子十分普逍,仅迫害致死一项,便有北海市十人,合浦县六十二人,上思县三十六人,钦州县二十七人,防城县十一人,浦北县至少十三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已降至人类文明以来的最低点,除了「阶级敌人」的「黑八类」,紧接其后的使是知识分子「臭老九」了。除了被诬以各种政治罪名进行残酷迫害之外,就是按当时标准没有任何问题的也难逃劫运。一九六八午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嘉祥县教师王庆余、侯振民提出将小学教师下放回原籍的献策信,各地纷纷照此办理。钦州地区陆续把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大队主办,教师下放回原籍,如灵山县就下放了四千三百五十九名教师。下放后,继续任教者每月仅发生活卖十五元,有的不准任教,每月仅发生活费八元。三隆公社下放公办教师八十二人,全公社只剩下八名教师,使十七间小学无教师授课,只好从各大队人招收二百名民办教师来组织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和劳动。?此例实属画龙点鲭:统治者所要培养的,实在不是有知识能思考的人,而是仅会齐诵教义,仅会闷头苦干的从精神到肉体彻头彻尾的奴隶。在我们这个残暴的时代,每隔数年,独裁者都会拎出一批新的无辜的倒霉鬼,扣上某种适应「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帽子,作为转移民众莫名怒火的怨府。四九年前后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然后是「反革命」,三反五反是「资本家老虎」,五七年是「右派」,五九年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然后是「四不清干部」,文革中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是「三种人」....但无论怎样花样翻新,罪名繁多;无论「敌人」是「二十三种人」、「十八类」、「黑八类」、「黑五类」;在阶级压迫阶缀残杀最底层的,永远是「地富」。本来,在「地富」拥有财产和权力的时代,贫苦农民和他们的矛盾与斗争是自然而必要的。本来,按照各种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这种财产的不平等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当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之后,才能得到新的缓和。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的《天津讲话》中曾说:「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他认为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剥削行为不由人们的意识决定,是由历史发展决定的。过早的人为的消灭剥削,只能破坏社会生产力,损害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在暴力土改之后,还要对前土地拥有者实行不间断的暴力恐怖二道在马克思主义教义中也找不到根据,于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便动手修改不合心意的教义,以维持暴力恐怖二这便是列、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切专制的权力和思想都需要设置一个可以倾注集体仇恨的对立面。这不仅是事实,更是专制主义的结构性需要二迢一点,甚至在宣扬宽恕精神的宗教那里也不能幸免。霍尔巴赫在批评早期基督教时说过:「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为他可以把一切....蠢事统统记在它的帐上。上帝没有魔鬼是不行的,敬畏上帝常常不外是出于对魔鬼的恐惧。」如果没有魔鬼,人们也就不需要从魔鬼手中拯救他们的教会和教士了。因此,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包括「天使博士」阿奎那在内,总是竭力证明魔鬼确实存在。?共产主义教会及其教皇教士们更是片刻不能失去魔鬼。如果一旦失去魔鬼上逼个暴力的准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各代共产教皇及神学家们总在挖空心思地不断延长老魔鬼的寿命,总在无中生有地四处寻找新魔鬼,并为新魔鬼的不断出世而欣喜若狂,大喊大叫。「地富」便是共产政权下倒霉透预的「老魔鬼」。当这些「老魔鬼」一代代死去,共产政权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角色,便只有由「老魔鬼」的子孙来一代代世袭。为了证明越是接近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便越是尖锐激烈,「老魔鬼」的子孙们只有在劫难逃了。随着教皇种种弥天大谎的败露,「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等等「新魔鬼」皆可以平反昭雪,唯独「老魔鬼」不可以平反昭雪。四十年过去了上逼个伪善而怯懦的社会,没有为「老魔鬼」及其子孙发出过一声勇敢公正的抗议,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地区。文革中,钦州地区被无辜杀害的已脱帽或未脱帽的四类分子及其亲属共计六千三百多人一其中大部分是地富一,占整个地区全部被害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说,地富及其子女亲属是钦州文革中被害者的最多数。杀人还普遍伴随着抄家、拆房、没收所有财物,在经济上同时实行「专政」,使幸存者也无以为生。灵山县的屠杀组织者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分子)的社会」,提出「天下一片红」的口号,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格杀勿论」、「斩草锄根」。(没有悟透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性需要,戏作过了,因此受到「教会」惩虑。)一该县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一千二百多人,其中「四类分子」就有二千一百一十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该县三海公社无辜杀死,逼死五百十九人,其中谭礼一个大队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基本是「四类分子」及其亲属。檀墟公社杀死、逼死五百六十人,是灵山县死人最多的一个公社。灵山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二十多户。事实上,杀地富广西算不得典型。真正杀得不分青红皂白,血流漂杵的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在那里,毛在青年时代便根据实地调查,写出了宣扬街头恐怖的遗毒深远以至他本人后来都甚为尴尬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于手头资料有限,请允许我在钦州地区的叙述中插进另一地区一县的一个屠杀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湖南大屠杀对外省的影响,亦可补足缺乏一县一事件材料的遗憾。全州「黄瓜冲坑杀惨案」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湖南省红华、道县等地以所谓地富要暴动为借口,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这股杀人之风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杜民兵营长黄天辉于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召集会议策划杀人。晚,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红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劝,群众起来杀了些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扫光,斩草除根,留下子女是个祸根。」但治保主任杨隆义?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两种意见都有支持者,争论激烈。黄天辉开始蛮不讲理,压服不同意见,说:「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看你管不管得了!」最后后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当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时,黄天辉大包大榄:「我在区裹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切责任由我负。」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杀完就不行。比如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那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最后议决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后,黄天辉公布了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

会议结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点。黄天辉带着民兵挨门挨户杷地富及家人从睡梦中喊醒,捆起来就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有人刚刚醒来,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声不吭地奋身跳下。有的求饶,有的讲理,一律枪托棍棒齐下,打得哭声震天,最后还是被民兵用叉子又下坑去。凶手们杀心大起,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地主女儿蒋鸾英高中毕业后当过民办教师,不愿这样糊里胡涂去死。她跪在坑口质问黄天辉:「你们这样做,有否这样的政策?」黄天辉理屈词穷,凶狠地说:「管你政策不政策,不准你讲话!」抡起木棒便打。蒋自己不跳,黄便将她推下坑去。蒋鸾芙之母蒋老秀自知绝无生理,怀着一丝幸幸心理对一凶手说:「观音保,你抱起这个小孩给你叔叔(蒋老秀丈夫蒋池元、贫农),好接起他的后代。」黄天辉不准,说:「留下是个祸根,要斩草除根!」然后用木棒把蒋老秀打倒,将她母子推进深坑。六十五岁的地主蒋佐卿也照此办理,一棒打倒,推下坑去。大宅村地主刘香元在坑口边向黄求情,苦苦哀求留下一个小孩给他妻子(系贫农),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坑,留下一个给我老婆。」黄天辉断然拒绍,毫无商量余地:「那不行」刘香元顿时热泪纵横,一左一右怀抱一个三岁一个l岁的幼儿纵身跳下坑去。宅乐坪村地主王绍荣正要被推下坑时,被民兵杨雨生叫住:「慢点推下去,等我打一枪才推!」王绍荣饮弹身亡。杨雨生过足了杀人瘾,才把尸体推下坑去。在斩尽杀绝的方针下,已到外地入赘的地富子弟也未能幸免。三江村蒋能奇已到黄龙公社弄岩村入赘,那天正好到公社来抓中药,被民兵发现,也被扔下坑去。黄天辉还布置民兵到湖南去抓人,第二天把在零陵羊岩头和长家湾入赘的地主儿子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坑杀。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二时,黄天辉等共坑杀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让我们再回到钦州地区,看看杀人狂们如何借口填压另一个「老魔鬼」「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名来滥杀无辜的。为了稳住自己才经营十来年便动荡不宁的天下,中共一含以共产主义天堂来诱惑,一会儿以政治迫害、街头红色恐怖来威胁,一会儿抛出「四不清干部」「走资派」让老百姓出气,一会儿又以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来恐吓....:只要能使民众就范,一切卑鄙血腥都在所不惜。譬如,在广西,一切「反共救国军」「地富暴动」「政治土匪」案统统是谎言。仅在钦州地区,这类假案硬多达上万件。合浦「反共救国军」案一九六八年,合浦县石康公社大崇大队党支部对社员庞福昌等日夜严刑逼供,使庞屈招参加「反共救国军」。八月十九日,石康公社书记许志平、武装部长莫家俊根据此案,在全社范围内掀起批斗高潮,很快就抓出二百五十四名「反共救国军」成员,致死三人,致伤致残二百十五人。根据石康的经验,全县上下层层追查,把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含石康数)人打成「反共救国军」骨干和成员。其中斗打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七十一人,致伤七百零七人。上思「枯那清匪」案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思县公正公社枯那大队民兵宁协利开枪打死观点不同的民兵排长李巨才,?走枪支。起孤立的因派别矛盾夺枪杀人案,但县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段振邦等?借题发挥,打算趁机大杀一番。他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公正公社十名民兵上山打山猪,被土匪包围,要求紧急支持。经军分区向广西军区请示后,县武装部火速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由段振邦和驻军缪承义分别担任正副指挥长。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亲往公正坐镇指挥,动用兵力有驻军一个连和一个排,孙中队一个班,公社、农场七个武装民兵连,还有邻县的四个民兵连,合计十二个整连。搜山结果,自然是没抓到一个「土匪」,于是便在山下大作文章,决定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一场「清匪」运动。八月二十三日发出剿匪《布告》,遍贴县境,一场指鹿为马的大屠杀就此闭始。「清匪」运动战果辉煌,仅枯那大队惨遭杀害的就有六十一人,全县更多达九百七十三人,致伤致残还有一千六百七十人。其酷虐程度可以想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须通过法庭依据法律裁定其罪孽深重,以至于他的生存已对全社会造成可怕灾难。在中国,且不论中共的法律或是一纸空文,或干脆便是赤裸裸的维护一党专制、寡头独裁的「家法」,文革中,毛泽东一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圣谕甚至把虚伪的法律程序也废止。「群众专政」开始还有一个虚无飘渺的「贫下中农特别法庭」、「人民法庭」为牺牲者妄加罪名,后来连罪名也懒得去找去说,不问所以,想杀就杀,抓到就杀。

最惨无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据一些典型材料写到的,仅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三例。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至十七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二-一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杀人奸妻在钦州地区不胜枚举。仅举一例:上思县思阳公社一妇女,文夫被杀后,为凶手强占为妻,并生下两个孩子。至一九八二年全面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方得知现夫是杀害前夫之凶手,悔恨交加。为了不给仇人留下后代,狠心将两儿砍死,神经分裂,成了疯子。辱尸毁尸。被害者死得悲惨,死后更惨。上思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死后又用棍棒桶入阴逍,裸体陈尸路旁。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捆绑起来同十七岁的女儿一起押到山上,将刘打死后,刘维秀等九名暴徒对刘女进行轮奸。最后将该女打死,并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阴部。东兴县那勤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内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钦州县城武斗,少数派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状难以言叙。北海杀害一批武斗俘虏共十五人,掩埋在树林里。后怕走漏屠杀消息,又栘葬别处。但还是不放心,?定毁尸灭迹。最后找来一批民兵,备好庥袋、石灰、香水、口罩、手姿、锄铲、刀具等,把全部尸体挖出来剁碎,装入麻袋,沉入牛尾岭水库。(*注)北海杀害一批武斗俘虏共十五人,掩埋在树林里。后怕走漏屠杀消息,又栘葬别处。但还是不放心,?定毁尸灭迹。最后找来一批民兵,备好庥袋、石灰、香水、口罩、手姿、锄铲、刀具等,把全部尸体挖出来剁碎,装入麻袋,沉入牛尾岭水库。(*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迈种长期持续的街头恐怖,滥杀无辜,(**注)并非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消失的结果,并非无政府状态之下的混乱所致。【*注残忍是无边的。柳州铁路局的一分调查报告记载了如下一段令人作呕的文字:六八年十月七日,因六月武斗死亡埋在桂林工务段后面山坡上的灵川县公路段黄绍鸿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亲属来取尸骨。上午,在桂林工务段的潘广志和唐景麟的积极配合下,武装强令桂铁地区党委书记钱星林等干部群众(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坟取尸骨。更残忍的是,由于尸体埋的时间不长,尸骨边有腐烂肌肉沾连,唐景麟即令他们脱衣服包尸骨二母人用舌头舔尸骨三下,杨言谁不舔就打死谁,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尸骨。这是一起罕闻的残忍事件。?*注完】【**注钦州地区不经政法机关批准,群众组织擅自成批杀人始于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一九六八年春季与秋季「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时达到高潮一九七*年上半年方告结束。时长达两年多。**注完】

请看钦州地区各级临时权力机构更迭史:一九六七年元月底二月初,群众组织夺权,领导干部下台;二月,解放军(含县、社武装部)奉命「支左」,进驻各机关单位;三月,各级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军方为主,是临时官方机构;五月,各级政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成立了由军方、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各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是更具权威的「一元化」领导机构。可见,文革全过程,包括街头恐怖时期在内,从未出现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管是那一阶段的权力机构,对各地的杀人情况皆全然知惰,许脑多县的公安局都派有专人收集各级各单位的杀人情况和进度一即掌握「敌社情况」一,定期或不定期地向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汇报。地区保卫组一公安政法一也同样掌握全面情况,并向上汇报。各级领导不但「不加干涉」,而且许多领导者还到各地去大讲「阶级斗争」、「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虽然没将「杀人」二字直接说出,但在当时杀人如麻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支持助长甚至煽动。一些县的领导人和各县的许多社队武装部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党支部书记还是大屠杀的直接策划者和组织指挥者。不仅如此,当局还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致使不少人杀人以邀功。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好安排工作,便杀了人得意洋洋地前往县武装部请功。(*注)又如合浦县一大队文革组长,为了怕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棹了。一九八三年处理杀人事件时,自觉对不起外甥,亦无颜再见大姐,只有自杀以谢罪。「杀人者有功」,这绝非一句过甚之辞。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鱿有一千一百五十三人,杀人后提干的有四百五十八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六百三十七人(不含北海市)。【*注博白县亦有一类似事件:一农村地痞企图强奸一地富女儿,女方抗拒不从,地痞一怒之下将其杀害。后到公社请功,阶级立场坚定。公社领导说:但大家都不知道呀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你立场坚定才行。于是地痞便将被害者头颅割下,趁公社学校下课时,以人头当篮球在球场上跃跳「投篮」不止,引得师生们蜂拥围观。后该地痞被公认对敌斗争立场坚定,颇得了不少实惠。*注完】杀人凶手们还有不少被提升到各纹领导岗位土去。在「钦州地区」这块花岗岩上,我们最后发现了以下一段文字:在中共的煽动下,在中共各级政权的策划、组织、指挥下,钦州地区文革中直接被迫害者达二万二千一百余人;其中被杀害及迫害致死者达一万零四百二十人。其酷虐之程度,史所仅见。(*注)当我们准备着手将这块花岗岩重新嵌回上之时,我的可尊敬的朋友,你是否仍然认为文革冤狱仅是个别而不是一般;仅是支流而不是主沆;仅是一个手指而不是九个手指;仅是树木而不是森林呢?不!这绝非个别而是一般,绝非现象而是本质,绝非支流而是主流而是血污浩荡的大河大江,绝非一个手指而是九个被钉以竹签拔棹指甲压碎骨头,最后齐齐斩断的指头绝非独木而是一大片森林一大片每个枝杖上都悬挂着胳膊、大腿、心肝、胆肾、眼珠、头颅、乳房、耳朵、生殖器、连着头皮的长发的滴着血雨的沿怖的森林!(*注钦州文革善后:给蒙受冤狱的二万一千六百余人进行平反昭雪(占蒙冤总人数的九八%);给死者遣属发放了各种善后经费五百三十多万元。对严重犯罪者判刑一百九十七人(平均每杀害五十二人判刑一人,还不是判死刑一人);党政开除或行政开除留用二千一百零九人一平均每杀害五人开除一人党籍或政籍,即使开除工职,但仍可留用),留党察看、撤职以下处分一千八百三十一人,国法党纪处分总计为四千一百二十七人一为受迫害人数的一九%为被杀害人数的三九%)?一个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白毛女》在中国演了几十年。这些远胜于《白毛女》十倍百倍的悲惨故事又该演多少年?足够节目更新地演上一千年一万年!没有在这片血腥的土地上生活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这种深入血肉灵魂的恐惧的!这是一起逃亡案。武宁「失综」案一九六八年初夏,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股「三查」一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一的红色风暴猛烈地袭击着江西各地。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抓捕无辜者的武装人员横行乡里、私设的公堂和牢房比比皆是,刑讯逼供已成了最最革命的合法手段。人们胆战心惊地屏息静听着遥远的狗吠,邻近的叩门声,生活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六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坐落在赣西北幕阜山下的南岳公社黄沙大队,沉没在死一般沉寂的黑暗中。大队部里灯火通明。一个年轻人被反绑着按跪在地上。他痛苦不堪地左摇右晃,汗水湿透的衣服上,隐约可见一道道纵横的血痕。尽管批斗会的主持者还没宣布散会,但人们已轻轻叹息着站起身来准备离去。正在这时,刚从县里带回了新精神的大队「三查」负责人龚兼兴板起面孔大声吼道:「冒(没)散会不能走,这是阶级斗争!县里『三查』还要厉害,打得肉都喷到墙上去了,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斗反革命就得凶狠一点,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还节约几颗子弹,怕什么!」话音刚落,龚兼兴的弟弟龚兼隆忽然大叫一声:「你们不要走,看我的!」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提起被批斗的那个年轻人的右耳,用明晃晃的刀刃在耳根上一刷,顿时,如注的血不断涌出来,流向全身,滴到地上。年轻人痉挛了一下,嘴裹发出一种微弱的哀叫:「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话未完,便昏倒在地。他叫郑家树,刚满27岁。虽然本人清白,但祖父是地主,父亲又当过「伪乡长」,文革之初,他是「黑狗崽子」;「三查」开始,又被人供认为「反共救国军」。在被割耳之前,他已受尽了刑讯之苦,棒打、烟窑、火烤、踩杠、跪瓦片、吊火砖、打土雷、假活埋等等刑罚,都一一领教。前后一个多月,大大小小的批斗竟达几十次,有时一天批斗三、四次,每次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郑家树昏迷中被撞回家中。妻子已被赶回娘家,只有弟弟郑家鹏守护着血肉模糊,不省人事的哥哥,含泪洗去血迹,敷上草药。次日(?),又有人来对郑家树下了一道勒令:「明夜到大队去交代问题,再不交代,命都不留你!」其时,黄沙大队的「现行反革命」已有三人死于非刑。郑家树意识到,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他?心出逃。郑家树跪在老祖母床前悄声说道:「婆,他们明天又要斗我,在家里等死,不如到外面死,也免得我为你老人家准备好的棺材给自己困。我现在要离开你,你自己要多保重!」老祖母老泪纵横,一把抓住孙子的手,哽咽道:「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郑家树只得安慰老祖母说:「我去山上躲几天,他们不斗我了,我就回来。」说完,无奈地挣脱老祖母的手,回头抱着不满四岁的儿子傅红亲了一下,背上三升米、一根棕绳、一只脸盆、半盒火柴,告别生活了廿七年的家园,在夜色掩护下逃入深山。岁月匆匆,转眼十一个年头过去了,出逃者杳无音信。他是死是活,众说纷纭,已成为南岳山中的一个不解之谜。十一年,对于一个犹如惊弓之鸟的逃亡者来说,是一个漫长而恐怖的岁月。他怀着随时可能被抓获的恐惧,怀着对刚怀孕的妻子和刚懂事的儿子的思念,在深山洞穴躲藏,在黑龙江、新疆、广西、四川、湖北、湖南等省流浪。埋名隐姓,肉跳心惊,生怕某句话某件事露了破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捕获,送回家乡。「四人帮」被打倒了,他仍然不敢重返家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假错案开始平反了,他还是不敢回家。那此-一恐怖的记忆已深入灵魂,与他的生命同在。他?心到北京去一探虚实。直到最高法院和国务院的办案人员为他打了保票,他才小心翼翼地踏上了阔别十一载的家乡土地。自然今非昔比了。南岳公社党委、黄沙大队:党支部的干部们闻讯迎出数里之外。但老祖母已病逝,妻子怀着他的女儿已经改嫁,弟弟已被吊断双手,只是儿子已经长大。年已十五岁的儿子从欢迎的人丛中挤卦前面,轻轻叫了一声「爸」。郑家树连忙把儿子抱到身边,摸着他的头,叫着他的小名,热泪奔流:「黑子,你长大了....」?十一年总非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纪录。某前「伪保长」自文革起,藏匿在自己家中的地窖裹,长达十七年之久!?颠然,那刻骨铭心的红色恐怖使他绝不相信中共的一切改革、平反之承诺,而宁肯在地窖里过着穴居动物般暗无天日的生活。

如果不是最后被人们觉察到种种迹象,一再对其家属「做工作」,这个十七年的纪录还会大大打破。有谁能想象这漫长的十七年是如何一天又一天地忍受过来的?在地层之下,在永远见不到阳光的潮湿地穴之中!如果不是难以想象的巨大恐惧,怎么会有这难以想象的自我囚禁?人类所知的有希特勒的反犹恐怖,这恐怖曾迫使一批无处可逃的犹太人躲藏在小阁楼裹累月成年。但他们毕竟遗可以透过缝隙和盲叶窗窥到阳光与人类的世界,但他们毕竟还是被迫害的恐惧的人,而不是无处可躲的恐惧的兽!一位犹太小姑娘曾在日记中记录了这种自我囚禁的感受,日记出版后震惊了全世界。每一颗良心都为他们流泪。如果中国的十一年逃亡、十七年穴居的受难者也有可能记日记,我想全世界的良心都会为他们,为我们中国人流血。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论是说话还是不说话,存在还是不存在都十分可怕的时代。这个神奇的时代,这片神奇的土地,不断在产生可怖而奇幻的现实,令人类瞠目结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对于西方同行在技法上的自由恣肆深感敬佩。但是,对于他们的想象力仍然不敢恭维。无论他们如何抽象,如何象征,如何魔幻,如何黑色幽默,如何荒诞,也无论他们刽造的世界如何绚烂多彩,只要一与中国神奇的共产主义现实相遇,立即赔然失色二道道理十分筒单。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充满着骚动不宁的巨大创造力。只是它所创造的,并非马克思所预言的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和平,而是史所未见的战乱、阴谋、屠杀、讥饿、贫困、迫害、苦难,而是超越人类理解力的非刑、暴力、酷虐和大疯狂。民众在血与火中痛苦辗转,他们大惑不解:自己所虔诚膜拜的红色上帝何以用如此可怕的手段来惩罚他们?

他们善良地相信这一切并非上帝的本意,不过是误会,不过是不该连累至己的「扩大化」,不过是「冤案」。所以,在中国,只有诉?而绝少反抗。关于诉?,这里也有一个可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告状纪录:所以,在中国,只有诉60841;而绝少反抗。关于诉60841;,这里也有一个可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告状纪录:洪湖「老上访」案刘竟成,湖北省洪湖螺山镇人。一九六*年二月,从公社回到大队任会计。一上任,他便清算出了瞿大队长两笔共一千二百五十多元的贪污款,自此成仇。不久,一九六*年八月初,省政法部门一个「抓阶级斗争试点」的工作组来到螺山。瞿大队长恶人先告状,向工作队汇报「刘竟成下队任职七个月,贪污公款三千多元」。工作队长听后喜之不尽,开始策划对刘的迫害。九月十六日中午,绑架了刘,查抄了家产。几天后,一个「贪污犯刘竟成罪证展览」在螺山揭幕。「罪证」展厅裹,陈列着所有「赃物」:上改时刘分得的柜子、桌椅和后来添置的罐罐,一家人必备的被子、棉衣、单衣、蚊帐和口粮、蔬菜。效果可想而知。一些老人不禁流下了同情的眼泪:「竟成这样也够苦了,解放十年了,家里还是破破烂烂的。」工作组长极为恼火,竟跑到湖南临湘去抄了刘的岳父和姨父家,把三家财产一起摆进展厅。但再多的破破烂烂也无法相信刘贪污三千元。为了挽救败局,工作组长、瞿大队长等从大队借出一千元现金,塞进了展览厅。为置刘于死地,他们又诬告刘「行凶打人」。一九六一年四月八日,县法院正式判处刘竟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随之而来的是毒打和不断升级的迫害。最后,一九六二年春节起,公社决定「停发不法罪犯刘竟成全家口粮」。在那个饿浮遍野的大饥馑年代,有口粮还保不住性命,停发口粮便意味着全家集体死亡。

从这时起,刘竟成开始上告。告到县裹,人家连听都没听完,就断定是「坏人」,叫他「滚」。告到专署,接待员请他找公安处,公安处请他找中级法院,法院又请他找检查院,检查院请他还是回洪湖县。就这样从县到专署,从署到县,整个循环了八个月,所得到的仍然是两个字:一个是「滚」,个是「请」。上告失败的刘竟成,自然在公社大队处处挨斗挨打,直至打得半死不活。看来在陆地上活不下去了,便请妻子回娘家借了一笔钱,买了一条破船,儿带女,下湖谋生去了。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县委一支社教工作队开进螺山,想抓一批「分子」斗一斗,打开局面。刘竟成又成了第一斗争对象。公社负责人和瞿大队长介绍了刘的「罪行」之后,工作组长不满意。工作组想找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有破坏活动的典型。公社负责人一口咬定刘竟成正好合格:同一公社,恰好有一个与刘竟成同名同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把老刘竟成的档案栽到小刘竟成身上,工作组所要找的典型就有了。第二天,刘被瞿大队长等从那条破船上绑押到斗争会上,整整批斗了一天。对于「自己」的历史,他有些莫名其妙,但在枪口威逼之下,只好低头不语,任人胡斗。斗争会结束,宣布「将刘犯押下去」时,刘竟成才台起头来。就在这一剎那,坐在台上的工作组长扫了一眼,顿时心生疑惑:「怎么档案上四十五岁的刘竟成,竟像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当晚,李组长单独审问了刘竟成,才明白今天演出的,原来是一场张冠李戴的闹剧。但案子是上面定的,工作组无能为力,最后,李组长以同情者的身分,给了刘竟成三元钱,叫他写信申诉。张冠李戴的闹剧露馅之后,公社负责人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刘彻底塾垮。他同瞿大队长等密谋,抓住刘下湖谋生一事,诬告刘投机倒把。

县公安局接到报告,很快就发下一纸「戴帽通知书」。刘竟成便成了一个有凭有据的「坏分子」。一九六五年八月,红光大队五生产队修建仓库,从湖南买下五立方木材,求刘竟成运一下。刘竟成为了挣几个钱养家,好不容易把木材运回螺山渡口。那知刚一靠岸,便被数人绑送螺山财管所。财管所以「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的罪名审讯刘竟成,将他打得昏死过去。苏醒过来,已是次日凌晨。他睁闭双眼,发现四周漆黑,双手仍然反绑,全身衣服已打碎,身下一滩血泊。他不愿等死,磨断绳子,连夜逃往北京。这一次告御状显然有点希望。从北京回到地区检杳一院,接待他的人起码态度好多了。三个月后,一九六六年一月,洪湖县派下了一个以县人民检杳一院检察长为首的调查小组,很快杳一证:「行凶打人」纯属捏造,「贪污公款」更是无有之事。但当调杳一组回到县裹,还没来得及把调查材料呈送上去,便被指摘为「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为阶级敌人说话」。在随之而来的「政法四清」中,检查长被列为「严重丧失阶级立拐,公开为坏分子翻案」的典型。经过急风暴雨式的批判,反省,再批判,再反省之后,这位检查长竟在年富力强之时,被宣布退休。刘竟成沉60841;未平,新60841;又起。一九六六年十月,又被以「拒不守法,反攻倒算」的罪名,重加了一顶「不法坏分子」帽子。他仍然不服,继续写信上告。不久,上告信转回螺山,刘竟成被关进「群专」指挥部的牢房。从「群专」的牢房出来不久,螺山财管所又将刘绑到财管所,土洋刑罚并施,整得死去活来,然后,叉将刘家扫地出门,上锁加封。

为了活下去,妻子狠下心又走了五年前卖儿丢女的老路,将快要饿死的小女儿卖了。当刘竟成从区「学习班」释放回来,房子封了,小女儿卖了,妻子儿女饿得面黄肌瘦。刘竟成大哭,痛不欲生。在妻子和邻居的安慰下,刘竟成再次鼓起活下去的勇气,又往返奔波在北京、省、地、县的告状途中。一九七五年二月,地区公安局向县公安局杳一询刘的问题。县公安局称「从来没有给刘戴过坏分子帽子」。据此,县公安局驻螺山区特派员在全社干部会上作了宣布,并允许刘搬回故居。刘竟成丁冢十分庆幸,以为十多年的?情从此了结。谁知搬家第二天,财管所的人就告到了区委,并出示了一分多年前的「戴帽通知书」。这使特派员十分恼怒,他亲自带人闯到刘家,用棍棒对刘本人及妻儿的这种「反攻倒算」行为,狠狠地进行了一番「教育」。几天之后,又组织民兵、学生一百余人,把刘家祖传的故居夫为平地。刘竟成咬紧牙关,继续上告....一九七九年九月,刘竟成?案彻底平反。在蒙?的十年中,他先后被拘留、关押、收容一百二十余次,捆绑吊打二百七十余次,抄家封门五十余次,多次被整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在这漫长的二十年中,他除了被拘留、关押、收容的时间外,几乎全部岁月都在告状中度过。到北京、省、地、县告状三百九十次,投寄申诉信五百三十封。这些数字令人难以想象。这些数字如果还原为血泪交迸的人、岁月、生活,更加令人肄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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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襄沉思丫华夏出版社,九八七,北京,第三卷,第三卷第二二页。

◎张书绅《正气歌》。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七,北京,(内部发行),下集乌鲁木齐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戈壁壮歌》。

◎李士非等着:《昭雪之后》,《南方日报》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戴焕梅等着:《丹心照汗清》《吉林日报》,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老鬼:《血色黎明》,转摘自《中国之春》杂志,一九九二年九期。

◎《春风化雨集》,下集,傅保同:《黑夜裹的烽火》。

◎同上书,下集,中共抚州地委办公室信访科,中共南丰县委办公室《佛徒一杰》

◎同上书,上集,中共山西省委信访处:《驱散鸟云见青天》

◎同上书,下集,王勋安、邹期林.《为了我们的姐妹》。

◎同上书,上集,刘让德、毛和松:《拨乱反正辨其伪》。

◎同上书,上集,孙晓雷:《巴林草原上的血泪》。全内蒙古「新内人党」案统计数字另可见于高皋、严家其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书裁迫害致死人数为「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二人」。与《巴林草原上的血泪》一文所举「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二人「相较,显然有数字笔误。)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详见上书。

◎张国焘一:《一个叛徒的自述》一《张国焘回忆录》之节选本一,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北京,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页。

◎《采访笔记》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北京汪浩家与汪浩谈话。

◎钦州迫害地下党部分材料见于中共钦州地委整党办公室编《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昔日的革命功臣,文革的无辜罪人|诬陷迫害地下党纪实」一章。

◎《春风化雨集》,上集,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局政治部联合接待室写作小组《历史的悲剧绝不许重演》。

◎同上书,上集,宋克力:《石油河作证》。

◎同上书,上集,七二厂复查领导小组:《东风甘雨洗沉?》。

◎同上书,上集,旅大市信访处:《「讲用会》的新发展》。

◎《文摘旬刊》第四六期。另可见于《新华文摘》。另可见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九七页。

◎《春风化雨集》,上集,李跃坤.《盗印》。

◎同上书,上集,介挺《骑红自行车引来的横祸》。

◎同上书,下集,新疆自治区信访处:《奇怪的囚犯》。

◎同上书,上集,张亚清:《花海奇?》。巧

◎同上书,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三十一l三十八页。

◎《北京日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马济彬:《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历史功绩》。

◎董进泉:《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第二二九页。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

◎全州县「文革」大事件编写组:《全州县「文革」大事件》第一至四页。(文件封面加盖「中共全州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公章。)?柳州铁路局党委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写组:《柳州铁路局」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三十七页。

◎钦州地区一节,材料均取自《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该地区从一九八三年三月起,调集主要力量清理文革遗留问题,各工作班子人数最多时期高达八千,历时三年。在此基础上编写的《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较为翔实可靠。

◎《春风化雨集》上集,中共丸江地委信访科、中共武宁县委办公室:《南岳山中的一起「失踪案」》。

◎《文摘句刊》第一四六期。

◎《春风化雨集》下集,戴久林、闵大海:《破涕为笑》。

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第五章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虽然我的处女作《枫》是中国大陆最早正面暴露文革内战的作品,但我从来不同意「彻底否定文革」。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了「两个文革」的理论。在合国上下众口一词的「彻底否定文革」之声浪中,我一次又一次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狂热。那种不惜牺牲自已个人的一切乃至于生命的狂热,除了对毛泽束的个人崇拜之外,难道就没有更为深刻一点的历史动因了吗?不,那一切热情绝非宗教迷狂可以一言以蔽之。当时,我真切地体味到一种解放感。毛泽东是解放的旗帜!我出生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懂事起,就明白自已是这个社会里最无生存权利,最受凌辱的不可接触的贱民。纵然我品学兼优,笃信马列,但我的厄运生来已定。文革初,一直是街道「积极分子」的母亲被批斗毒打后赶下农村劳改。我在学校被工作组定为「右派学生」(说来可笑,因系学校党支部「保皇派」),而老红卫兵又视我为「狗患子」,将我殴至重伤,九死一生。我的母校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约诞生地,巨大荣誉使红卫兵的创始者们较为自制。许多中学的红卫兵则滥打乱杀,不仅私设牢房,而且刑罚残酷,有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剌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等等,牢房里更有人血写成的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在此之前,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在二十余天之内,大抓「右派」、「反革命」,不算百余所中学,仅二十四所大学就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比例绝不亚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正是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解放了我们这些被迫害者。多年以来,这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一次获得的反抗学校党组织和高干子弟压迫的权利。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第一次站起来作了人!而且,这种个人的解放感又与「打倒党内走资派」,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紧紧焊在一起,从而使人获得了一种感受上、事实上乃至于思想上的全面解放。

当然,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便成了我们不惜以生命去捍卫的生命线。当我走出北京,介入外省文革运动之后,更感受到民众之中的翻身解放感。在四川宜宾,对立派农民包围我们,控诉「困难时期」每天只吃「三两七钱五」口粮,因此他们要起来造宜宾当权派的反。而我们首都红代会支持的宜宾「红旗派」则将矛头指向了更高一级的当权派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因为他们认为李井泉是造威他们一切苦难的根源,而宜宾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刘结挺、张西挺二人正是反对李井泉的。根据文革中的揭发,广西区党委领导乔晓光曾这样描述他治下的人民生活:「广西的农民吃得很差,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不能跃进,穿的实在破烂,住的是破烂屋,一个房子住几户,西部地区是「五畜同堂」,牛、猪、鹅、鸭、人住在一起,至于行,就是两条腿加一根扁担。」据较为开明的胡耀邦当政时期新修的广西上林县志称,在大跃进时期,中共干部对农民十分残暴:干部的「四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生产、生活特殊化、虚假浮夸)问题更严重。大丰公社原有九个党委书记(副书记),其中有五个亲自踢打过群众。三十一个社干部中有十一个毒打过社员。公社书记打过十二人。在大里搞粮食安排时亲自动手打了人,逼出三百六十斤粮食开小型现场会,总结推广打人征粮「经捡」。到云城又毒打社员XXX,逼出三十斤程食后,继绩翻箱倒柢,还拿全村老百姓来跪。云城工作组共七人,人人动手打人,共打群众二十六人。同拳打,同脚踢,用木打,用电筒打等。打得XXX头肿得十天梳不了头,半个月不能出工。群众揭发说:「XXX是『五挂帅』书记。」即打人、跪人、打鱼、杀鸡、杀鸭五挂帅。公社副主任入入入打过三十六人,被打者最老的八十多岁(二人),最小的十三岁,有的被迫在田头生小孩,还有二一个妇女被折磨致流产。公社干部XXX于一九六0年前后三个月中,先后在云城、云黄等地踢打六四名社员,有的被打得头破牙崩。

其不但自己动手打社员,还命令群众互打,叫父亲打儿子,儿子打父亲,打完还不够,还把父亲与儿子头互碰。公社干部如此,大队干部更加恶劣。云石大队十一个干部中有九个是打过群众的。全大队被踢打和不给吃饭共计二0一人,占全大队成年人的七一%,云黄大队八个干部中,没有一个不打过群众的。队长说:「干部不打人不是好干部。」云黄大队挨打的六十六人,挨玩的八人,不给吃饭的七十八,罚立正的十六人,共计一六0人,占全大队成年人六四%。新生大队社员被干部打、跪、不给吃饭的一三五人,占全大队成年人八五%。同时速不给社员吃饭、罚做苦工、多方刁难。有个大队长吊打社员后,又用火来烧。云城大队XXX用蚂煌咬社员十多人。打人、罚跪、不给吃饭,诸如此类队队都有,而且手段之多,计有: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上吊、扛木、挑水、罚跑步、拔胡须、打口粮、扣工资、夺饭碗、看饭盅、游全村、游田梗、背石头、封门口、插自旗、假枪毙、带高帽、用火烧、罚苦工、顶北风、放蚂煌咬、晒太阳、放牛进屋、丢石入房、带病土工、打鼓喊冲锋等三十多种。文革之前人民所遭受的种种残酷压迫与剥削,最后典型化为一个各地都屡见不鲜的喜剧:请老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淳朴的老农往往忘记了会议主持者的指示,在忆旧社会之苦时,不小心说溜了嘴,大忆特忆起共产党新社会之苦来,最后被人请下台去了。文革中,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各阶层民众,都聚集在毛泽东的「造反」大旗之下,获得了反抗的权力。如今,前朝遗老遗少们皆以赞美诗的情调缅怀文革之前「太平盛世」的「十七年」。其实,「十七年」是一个更为黑暗的时代,是一个黑暗到达一线微弱的反抗之光都透不出来的政治黑洞。

在严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任何一站最轻微的抗议都会立即招致最严厉的镇压。连对一个小小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党员提一条无关痛痒的意见不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罪在不赦吗?文化革命天地翻覆,人民不仅可以提意见、抗议,而且还可以批斗、打倒、夺权,小至支书,大至省委书记直至党中央副主席。「十七年」中,任何非官方的组织一律是「反党组织」、「反党集团」,而文革中,人民不仅可以自由组织集团、派别,甚至还可以用武器来保卫自已的权利(尽管常常迷失方向)。从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过的人们是绝难体会到这种天翻地覆的解放感的。王祖鉴、王定和洪华的故事,增加了我对「十七年」的理解,并可成为我关于「两个文革」理论之左证。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各级机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失去权力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虽远非自觉)来打倒贪官污吏的民主斗争。就人民而言,文革绝非当今权贵们所极力使人们相信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糊里胡涂的「大疯狂」。任何一个巨大的群众斗争,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已的行动毫无知觉,直到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而且我们总是满足于对自已的一切行为的「合理化」解释法,直到最后才发现这些解释都是些不恰当的借口罢了。」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复杂,但反抗暴政抑是其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最根本的动因,仅用「个人迷信」、毛振臂一呼是无法解释这场席卷四分之一人类的政治风暴的。王定、王租鉴、洪华三位县委书记的亲身经历所反映的合作化、大跃进时期人民的辛酸,无可辩驳地证明:早在文革之前的五0年代,共产党的专制便给人民造成了血泪交迸的深重苦难!

在这个毫无政治透明度的铁幕国家里,人民无从了解苦难的范围及烈度,更不可能认识到一切苦难的总根源正是极权制度,正是金字塔顶端的毛泽东,只能把仇恨指向直接剥夺和压迫他们的共产党中、下层干部。对于人民的这种仇恨,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是了然于心的。在一次讨论并制定「四清」运动政策的最高会议上,有如下一段对话:刘少奇: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陶铸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李井泉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李井泉:是。)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搞)干部。地富反坏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关于人民和中共的尖锐矛盾,从毛到各省封疆大吏都是明晰的。如果说开头毛泽东还未提到理论高度,那么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中,则已经思考成熟: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在毛深感大权旁落的六0年代中期,他决心利用这一矛盾来打倒政敌,捍卫自己的最高权力了。文革伊始,他先支持红卫兵以「造反」这个在中国人传统心态中被认为最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的尖锐词句来打倒基层党组织的激烈行动,紧接着便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历经两千年君主专制残酷塑造的中国人民是绝不敢轻言造反的。毛的号召,使一切造反行径名正言顺,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一下,平日逆来顺受的人民便如火山爆发一般喷射出仇恨的岩浆。毛和人民同时找到了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辜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毛的权力斗争和民众的民主斗争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得到类似的先例:辛亥革命发韧之初,四川人民为了从政府手中夺回铁路主权,曾利用过光绪皇帝的权威。因光绪帝早先曾发过一个「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上谕,于是民众便祭起光绪来「造反」。当时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扎起光绪帝的「圣位台」,致使官吏频频下轿致敬。百姓还故意将「圣位台」扎得大而低矮,堵塞街道,使轿子无法通行。那一阵子,轿子绝迹,官吏步行,大快人心。还有以光绪「圣位台」围困官吏宅邸的事例:官老爷要出门,下人禀告:老爷,前门出不得,皇上在前门外。要出后门:老爷,后门地出不得,皇上在后门外。结果居然是四门难出,恼怒而无可奈何。四川总督赵尔丰妄图以高压恫吓民众,逮捕了几位著名士绅。矛盾激化了。

当天中午,数千民众摹赶起总督衙门请愿。按中国的专制传统,聚众请愿亦几近造反。但老百姓这次有护身符:光绪皇帝。民众手捧光绪上谕之「语录」和光绪的神位、线香,理直气壮地冲进总督衙门。残暴而愚蠢的赵尔双下令开枪弹压,当场击毙三十余人,尸体和皇上的神位、上谕一起倒在血泊之中。这一下好了,现在,不是百姓造反,而是总督大人造反了!合川各地纷纷起义,赵尔丰最后被冲进总督衙门的民众乱枪打死。在攻克成都时,自发的民众手执鸟枪、梭标、牛角叉以及锄头、挡耙、扁担冲进城门,自己地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要发泄,要造反。最后,利用过皇帝的民众干起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皇权,实现共和。这是不敢轻言造反的中国老百姓不意中绕的一个戏剧性的大圈儿。众所周知,庚子之乱亦包含皇帝百姓互相利用的一个方面。慈禧太后见义和拳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子,认为民心可用,便利用百姓的排外情绪驱杀「洋人」,以间接打击洋人支持的力主变法维新的「帝党」,稳固她刚刚夺回的国家最高权力,百姓则利用皇权的默许和支持,名正言顺地扩大组织,实现自己的意志。文化革命虽然也深具利用皇帝来打击贪官污吏的动力源,但人民和时代均未成熟到可以把握胜利的成果,进而推翻极权统治。「奉旨造反」终究不成。人民以鲜血生命换来的权力之果得而复失。这里还有一个不应回避的小问题:既然第二个文革(即人民的文革)是人民与共产黛贪官污吏的斗争,为何最激烈最残酷的内战都爆发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我想,只要对文革的过程稍加解析,问题不难解答:北京及各省文革之初,皆有一全盘肯定「十七年」中共统治的「保皇派」,如「老红卫兵」和「赤卫队」、「产业军」、「工人纠察队」等等。当人民真正组织起来之后,「保皇派」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否定「十七年」的「造反派」打得土崩瓦解。

全民愤怒声讨「十七年」的浪潮,迅猛地淹没了他们歌功颂德的「捍卫」。在批判「十七年」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造反派」冲垮了各级党政机构,很快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应该说,这一历程,正是文革的本质性特征之显露。不幸的是,正是在此时,在填充权力真空,进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以为权力已唾手可得的民众被精于此道的毛所分裂。如一起摧垮「老红卫兵」和「产业军」之后,四川的造反派被分裂为以「八二六」、「反到底」为一方,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八一五」为一方的两大派:又如贵州,在并肩摧垮「老红卫兵」和「赤卫军」之后,民众被分裂为「四一一」和「支红派」两大派:又如北京,在摧毁了「老红卫兵」和「联动」之后,学生造反派被分裂为「天派」、「地派」两大派(「天」「地」派尤为复杂,因为身处京都,各派政治势力直接插手)。人民的基本觉悟正在于此:都造「十七年」的中共统治反。人民的不成熟也在于此:轻而易举被分裂,在内部爆发激烈的内战。他们反抗极权专制的斗争并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毛及其心腹们极其老练地运用各种政治手腕,如在这段时间,这个问题上支持这一派,在另一时间,另一问题上支持另一派,成功地分裂了民众,使他们互相抗衡,混战不休,无法团结一致,形成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真正威胁,使对大局势的控制权始终牢牢把握在自已手中。因此我认为:文革在斗争形式上的激烈残酷,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里好有一比:一个受尽凌辱的瞎子的暴怒。

他凭着直觉蒙拢地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只可惜睁不开眼睛,无法确定敌人的准确方位,只有挥舞着手中的菜刀朝着大致的方位乱砍一气。如果有一群瞎子,如果还有心怀匡测的明眼人故意干扰,他们完合会误伤同伴。但即使误伤得十分惨重,你地无法否认这暴怒在根本的意义上正是指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因此,我认为文革中的残忍(也括人民内部的残忍)是尚未完合睁开眼睛的人民对中共「十七年」暴政的反抗和宣泄。广西的情况要简单得多。由于中共广西当局力图自保,一直把文革的斗争矛头误导向「地富反坏右」等老牌「阶级敌人」,直至一九六七年才开始斗争「党内走资派」,迟至一九六七年四月,全省才正式分裂为「联指」(保守派)和「四二二」(造反派)两大派。「四二二」以「打倒韦国清」表达出广西各族民众对中共暴政的强烈反抗;「联指」则是被韦国清等欺骗利用的群众,他们被告知:一切苦难的根源就是「阶级敌人」的反共复辟活动。可以说,广西文革就是韦国清假『保守派和军队』之手用机枪大炮扫平造反派,并非造反派内部的权力争夺。这实际土是一场武装「镇反」和「反镇反」,它的残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残忍何以会发展到大屠杀、人吃人的极端?这是一个最严峻的理论挑战。第一次广西之行后,我曾带着这个问题跨过几天图书馆。大量有关广西的史志皆证实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便有吃人之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大约该算《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上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王固所撰之《汉书》亦赫然写道:「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宋代范哗所撰《后汉书》更写得骇人:「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若喜而赏其父。……注:《人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桓出道间伺侯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菹,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后汉书》另一条注也写道:「乌浒,南方夷号也。《广州记》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对于「僚人」亦有如下记载:「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此外,在[唐】《隋书》、【元】《宋史》、【汉】《异物志》、【明】《桥南琐记》、【明】《炎缴纪闻》等书中,亦有对南方壮族先民嗜杀食人之俗的记载。后来见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在分析人吃人狂潮时亦提及「壮族有吃人肉旧俗。」把文革中大屠杀,人相食归结于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听来显然最现成最省力。但这个答案是我无法认同的。我徒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此外,同壮族人民的接触,使我深信这是一个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这样,一头是大量古籍,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一头是我的情感与笃信不二的直觉。显然我已陷入理论的困境:直觉只是直觉。直觉不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对广西发生的一切反人类事件,我必须找到科学的理论解释。我知道,那神秘的答案肯定险藏在壮族的文化历史之中。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壮族作全方位考察,这便是第二次广西之行的任务。

我和妻从王租鉴家附近的旅店搬到了市中心,开始拜访专攻壮族文化历史的各族学者专家。只要学术界认为值得一谈的人,只要找得到的人,我们都一一登门求教。谈到最后,我们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广西文革会发展到人吃人?显然谁也没考虑过这种怪问题,一般只证明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确有吃人之俗。我们早知道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天期望他们的双语片言也许会把疑团点破,或帮助我们估计寻求答案的大致方向。其中对我们帮助最大的,要数壮族历史神话民间文学权威蓝鸿恩先生了。在第一次见面时,蓝先生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帮助我们从民间传统、史诗迅速切入了壮族史,尤其是他向我们讲述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文化英雄--→东林的故事,更使我们受到了直接的启发。广西文学界的朋友们更不必说了,他们的支持是全面的。而且,一批年轻的文友鲜明地提出「百越境界」的南方文学主张,使我们清晰的获得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原始浪漫、自由飞动的深刻印象。四月十八日是广西壮族的「三月三歌节」,广西文联邀请我们同作家、外地客人一道就近赴邕宁县观赏。邕宁县治所在地称蒲庙镇,从清雍正九年至一九八八年已建墟二百五十七年。与民间三月三歌节结合在一起的开墟纪念活动很是闹热,来自各乡镇的舞狮、舞龙、八音、骑顶马、高跷、神仙鬼怪队皆敲锣打鼓地在县城中心街道上游行舞蹈。美中不足的是当局在闹市中心摆了一座「观礼台」,各队游行至此,皆要向「领导」及「远方客人」们顶礼致敬一番。官方的并非恶意的介入,把三月三的民间对歌也搞成了表演的形式,在人民公园的事台楼阁里,一批批早已组织好的民间歌手在麦克风前即兴演唱,歌声与扩音器嗡嗡作响的电声轰击着我们的耳膜,如之汗流泱背的拥挤,其使人兴味索然。本来,三月三是壮家民间的爱情节日。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勒貌(壮语,小伙子)和勒俏(壮语,姑娘)自小相爱,常以山歌唱出相互的倾慕。后姑娘被迫嫁给一老头,偷偷逃出来找到情郎,双方用歌互诉衷肠。姑娘的娘家和婆家要捉拿这对情人问罪。而这对忠贞的情人终于双双殉情放火红的木棉树下。另一民间传说亦大体相似,不过是姑娘未嫁。为反抗父母压制,双双于二月三十日晚跑上山坡,爬上一棵大枫树,痛哭殉情,鲜血染满枫树和树下的红兰草。到三月初三日,人们才发现。为了纪念这一双勇敢追求爱情自由的年经人,人们每到三月三前后,便要吃用枫叶和红兰草染的糯米饭,并情歌对答,自由恋爱。代代相传,终于形成三月三歌节。真正民间的歌墟,是在山野林莽之间,通过情歌互答而产生情意的青年男女便会到静僻的山林中去互诉衷肠,自由幽会。无论结婚与否,家人及舆论概不得干涉。由于有约定俗成的法规,歌墟从无打斗骚乱,十分文明。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盛大歌墟,在无月亮的暗夜进行而绝无经微的暴力事件。也许,这是人们对远古摹婚制时期爱情自由的一个回忆与补偿吧?据历史记载,壮族喜唱歌至少有可上溯一千余年之历史。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壮人迭歌相合,含情凄惋……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为了产生高明的歌手,有些村寨甚至不惜筹款派遣青年到远方去拜师求教,以便在对歌时为自己村寨赢得荣誉。如《岭表纪蛮》有说:「各寨常于寨丙遴选聪明强记善歌能唱之人,醵金为学费,使往某地某寨向某善歌者习歌:此人不远千里而赴之,以求一寨博荣誉。」同书还有以对歌来代替械斗的记载,令人叹为观止:「桂西北一带之土人,如有两村以上发生重大隙怨:亦当以歌战代械斗。斯时两寨男女,排列战场,交迭唱歌,互相谩骂,其点揭透辟,尖锐劖刻,有非语言能形容者。如胜负不分,旁村出而和解,亦以歌相劝。以歌代斗,亦趣闻矣。」

壮族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生活在歌的海洋之中。呱呱坠地,便可以听到母亲的摇篮曲和安眠曲;满月了有亲友齐聚约满月枕酒歌:平常日子,但有喜庆之事,家中常常举行「欢江栏」(壮语,家中的歌会);长大了,更要学唱情歌,否则要遭人耻笑;人生之旅的终点,便在哭丧歌声中结束自已的生命。壮族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歌的海洋中。不用说衣食起居,劳作待客,就连共产党的政治学习、政策宣传也统统被「歌化」:以聚众唱歌的大节日算,便至少有元宵节、二月十九、三月三、四月八、中元节、中秋节、九月九、冬至节等等。近人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一书中记述道:「壮乡无论男女,皆以唱歌为其人生观上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孤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可以说,壮族是一个唱着生唱着死的民族,一个欢乐浪漫的民族。四月中旬,我们除了参观了篓宁县的官办三月三歌会,又到中越边境上的宁明县参观了著名的壮族史前文化遗迹:花山崖画;还到省博物馆请铜鼓专家带我们观赏了云屯的铜鼓。下一步,该离开都会,到大山里共寻找巫术了。早在查阅史志时,便发现广西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巫术至于她们是否真的到了阴间,过了奈河桥?此事应学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使阴间子虚乌有,但她们确是进入了一种巫境。那晚来去有三小时之久,据说还是短的。在这三个多小时里,姑娘们手在不停地摇扇,双脚不停地掂抖,嘴襄不住地说唱,(据说此时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如手拍、针扎等)如果没有进入一种超常境界至少是一种催眠状态。醒来后,她们根本记不得在阴间的一切,想知道,只有转别人的复述。赶阴街时,她们的表层意识是松驰的,一切平日隐而不露的心事,被压抑的性格、感情全都不加掩饰她暴露出来。我想,这确是一种真正忘我的心理状态。那一晚,我亲身感受到巫的气氛,才真正体会到巫确实是壮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自然、逼真、愉快、轻松、世俗化。试想,那些聚精会神地看巫事的孩子们,从小便接受着巫的教育和暗示,长大成人后,通过巫术活动所表达的种种宗教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意识,自然会构成他们的世界观,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牢固基石。紧接着,朋友们第二晚又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巫事。晚上,当我们如约而至时,那女巫却变卦了。岑隆业与本地壮族朋友们和阻止巫事的乡亲们用壮语激烈争执半天,最后还是不行。岑隆业火冒三丈,气呼呼地告诉我们,今晚的这位女巫比前日晚的要高明,一切都安排好了,却有一亲戚去苦告她,小心以后又来运动。最后我们把当地公安人员都请去了,再三说明是文化采风,终是不答应。无奈,只好找了位胆大的,但据说法术不高明。只有认可,否则一晚时间就虚掷了。这位女巫搞的排场比上一位要大,很庄严、虔诚。赶阴街的是两位中年妇女。他们骑上「马」到阴间不久,岑隆业等便不耐烦了:翻译过来的歌词,竟是对我们这些「远方的尊贵客人」唱的?他便跟她们打岔,叫她们快走。我她看出二人根本没有进入任何忘我之境,完全清醒。但记记歌词,看看假的也好嘛,便劝他别干涉,听其自然。两个女人也走到阴街上了,一条街一条街地唱着,我们的壮族友人们连翻译都懒得干了:歌词陈旧,都是些平庸的老套子。这倒也好,我不记笔记了,选择了几个角度照了一些相。夜太深了,见两位赶阴街的女人还在不紧不慢地在「阴间」闲逛,岑隆业便叉打岔道:「快回来吧,咱们的客人们不耐烦了丁」那两个女人口中虽然仍在细细地唱,但显然都略微愣征了一下,注意到他的声音。好了,她们又唱起来了:「咱们远方的客人不耐烦了……」很快,她们策马奔回阳世。歌声一停,其中一女人突然箭一般射出门去。人们哈哈大笑:她被一泡尿憋急了!前前后后我们又看了几次巫事,对巫术获得了一些感性的直接印象。一般说来,女巫在村襄很有权威,即使在共产党设生产队、党支部之后,这种权威也照样存在。但这种权威,既不是像皇权那样可以世袭,也不是如藏传佛教那样靠活佛转世,或者像佛教、基督教那样靠修炼、学习,衣钵相传。女巫的产生是突然的。有的女人在大病一场之后,便成了巫。似不像争夺权利而搞的装神弄鬼。成巫之后,都会表现出一些「特异功能」,为常人所不及。岑隆业曾亲见他村里一女人成了巫,重病、苏醒之后,那女人竟迅速爬上了一棵男人们都爬不上的大树,而且居然还爬到了斜伸在河面上的最危险的枝头!依我看来,每一个壮人都有成为巫的生理--心理基础。从小耳濡目染,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一种超常境界。如气功世家、表演世家,生来便自带三分。而最后终于成巫的,一般是身世苦难的女人。女性本来敏感,易于接受暗示:加之身世苦难,必然更加内向,精神生活较为强烈丰富。一场使人陷入昏迷的大病,其作用可能是接通了一条被文明所切断了的直达深层心理的思维通道(如大病之后获得特异功能),于是,长期沉积在心灵深处的关于远古的记忆被激活了。于是,种种奇异的功能及几天几夜都唱不完的宏伟史诗都呈现出来,不学自会,如生而有之。自然,这只是我对巫的一种猜测。总之,巫不是迷信,而是一种需要以科学态度对待的文化心理现象。几次巫事,也使我们初步了解到壮族原始宗教所描绘的鬼的世界。北方汉族的鬼皆为厉鬼,牛头马面,披头散发,血盆大口,无不挣柠恐怖。树下有吊死鬼恫吓,水边有淹死鬼拖曳,坟堆里更有冤鬼终夜壕哭不休。对于壮族来说,鬼的世界便是人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可以互相沟通的共同世界。鬼们生活于一个美丽奇幻的世界,那里的鬼与生人并无二致,皆朴实善良,男耕女织,安居乐业。那里没有最后的审判,没有因果报应的轮回,没有恐怖的十八层地狱。那里只有椅旋的风光、温暖的太阳、热闹的街市、和平的村寨及裸体耕耘的返璞归真的男女。那个世界如此美好,以至怕阳间的人们留连忘返而在奈河桥上设岗禁行!总之,壮族原始宗教给人们描绘了一个美如伊甸园的阴间,显然是给死亡赋予了积极的意义。这是对生命最坚定最有力的肯定。成熟的来西方宗教皆有天堂与地狱的对峙,以此来警戒世人的食欲与罪恶。而这个没有未日审判,没有地狱而只有天堂的原始宗教,显然只能产生于私有制之前的一个善良、宽容、和平的民族。巫术盛行却又尚未发展成惩恶劝善的成熟的宗教,说明壮族与他们古代那个浑朴的时代相去不远。那个现代人类早已遗失的天真淳朴的幼年时代,在壮族人民的心中还保有鲜明的记忆。巫一个善长得不知何为罪恶的宗教。一个在罪恶面前毫无思想准备的宗教。年幼的不知罪恶的宗教塑造了一个年幼的不知罪恶的壮族。在中华民族里,南方少数民族确是年幼的。在一个瑶族神话中,创世女神有三个儿子。分家那一日,老大先起床,拿了一杆秤到一个好地方去做起了生意,创家立业,生男育女,日子过得很好,成了今天的汉族。老二一起床,就杜着犁耙到平原去耕耘播种,安家落户,成了现在的壮族。而老三起得最晚,哥哥们把家产都拿光了,只好拿上仅剩的简陋工具和一把小米,一把苞谷,到深山里开荒播种,艰苦创业。

这显然不是一个原生神话,但它至少形象地表述了这样一个史实:在中华民族文明的清晨,南方少数民族是苏醒甚迟的幼弟。在桂西北考察民俗的日子里,我们听到了大量有关壮族「不落夫家」习俗的故事。按「不落夫家」之俗,新婚之夜,新娘与娘家带来的女伴同床,丈夫不能问津。次日清晨即回娘家久住不还。夫妻之间的性关系,纯系野合维持。同行的壮族朋友说,妻子来见丈夫并不进村,但村人见到,皆有立即通知她丈夫的义务。直到怀孕之后,才正式到夫家居住,开始一夫一妇的家庭生活。大致如明代邝露《赤雅丁妇》所述:「娶日,其女即还母家,与邻女作处,间与其夫野全,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始称为妇也。」「不落夫家」的时间,少者二、三年,长者竟达七、八年。此期间,每逢年节和农事太忙时,则由其太太的母亲或姐妹亲自去接她回来住几天,便又转回娘家居住。在「不落夫家」期间,妇女在娘家自由自在,不仅可以参加歌墟及一切社交活动,能谈情说爱,而且还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

在隆林等地,女孩从能参加田间劳动时起(十二、三岁),父母便划给她一小块土地(无地便去开荒),自种自收,其收入为私房钱。等到结婚,等到落夫家时,这一笔可观的储蓄便是妇女在太家地位的经济后盾。毫无疑问,这正是在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中妇女的顽强反抗之余迹。共产党曾简单地将此视为「陋习」,企图以行政手段予以彻底革除。如土改时期,规定不落夫家不分田或分田在其夫家,间题似乎一下子得以解决。后来一合作化,田地归公,不落夫家之俗又兴盛起来。于是又是行政手段:不落夫家不派工,或出工不给工分,又压下去一次。但仍有不少妇女宁肯上山开荒单干,仍是不落夫家。

由「不落太家」旧俗开始,我们发现了大量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古老遗风。如「夜婚」实为远古抢婚习俗之象征性残余;「产翁」(太太抱子坐月子,现已绝迹)实为父系向母系争夺子女所有权:又如「舅权」(兄弟、舅父之权大大超过太太、父亲)为母系制原始社会的直接遗俗:再如「姑舅表婚」(一种是舅父之子有权优先娶外甥女。一种是外甥娶舅父之女,却严禁舅父之子娶外甥女,单向姑舅表婚)实为远古族外婚的遗风:还如近亲堂兄妹通婚(据对广西龙胜龙脊乡马海屯的调查统计,堂兄弟姐妹结婚的竟达该屯婚姻总数约五%左右,并为社会舆论所容许)实际上竟是远古血缘婚制的残迹了:再加上远古群婚制的「一点蒙拢的记忆」(恩格斯语)之歌墟,可以说,壮族民俗中,至今尚保留了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婚姻家庭形式之遗迹。奶由此观之,壮族不仅是一个在文明之光召唤下苏醒甚迟的幼弟,而且还是一个迟迟未能摆脱童稚之态的发百缓慢的幼弟。壮族社会发展迟缓,保留了贫困,却也保留了许多现代「文明社会」早已遗失的人类美德。如果我们大家一起作一次壮乡之行,(最好将岁月前移二十余年,因文革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来,壮乡亦在劫难逃,世风日下)在我们面前将展现一派宛若伊甸园之景象。

在简易公路的尽头,我们只有弃车步行。因几百年来汉族大量向南方移民,凭借军事、经济、政治的实力逐步将南方少数民族从平原河谷地域压迫至深山老林。要看到民俗较为纯粹的壮乡,只有进山了。进入茂密的亚热带森林,(如果它侥幸逃脱了「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的毁灭性砍伐而劫后余生)向导边走过向我们介绍着各种奇花异树的壮语名称及它们在壮医中的药用……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林中的寂静,就在我们屏息四顾的当儿,远处传来人声狗吠。顷俄,一伙壮家猎人欢呼而来,跳跃而来,在我们驻足的林莽间捕获了一只重伤的野猪。这意外的巧遇令我们与奋不已,走过去同他们攀谈、递烟。在他们开始切割猎物时,我们告辞了。但猎人们紧拉住我们的手竟不放我们离去,原来,他们请我们稍待片刻,要分给我们几分野猪肉。向导向我们解释:集体打猎须均分猎物。开枪首先击中猎物的可分得头和脚,这是他应得的荣誉。此外,他还可分得三分:人头一分、枪一分、猎狗一分。剩下的肉按人头均分,不论是否带枪,也不论成人小孩,只要参与了围猎,那怕仅仅是吶喊助威,一律每人一分。而且,恰巧在场者也人人有分。我们再三婉谢,终是盛情难却,只好从我们一行「应得」的份额中拿走一分,勉强脱身而去。……林间,不时见伐倒的树木或砍下堆作一处的灌木,经年无人索取,雨淋日晒,已变作黑包。有人问:不会拿乱吗?向导微微一笑,如客人问得婉转,答道:不会,壮族最恨盗窃,一般绝不会发生。你们看,那些柴堆和木头上都栓有一个茅车结,有茅结的东西都有主,没人会乱动的。行至林边,他指着草丛中的一些背兜、绳索、干粮等杂物,说是猎人们暂存的,不系茅结,放他十天半月也不会遗失。有人造山寨探亲访友,当把用不着的累赘之物放在路边,出寨继续赶路时仍原封未动。……出得森林,一片片开垦了的水田山地突现眼前,一个干栏式的吊脚楼组成的山寨自由自在地摆置于红土坡顶。松柏环绕,而高大的木棉树枝干笔直,高举着满树红花,在寨子上空燃成一片红云。一条大路将我们引到一个渡口:原来两山之间尚隔一河。河不很宽,但山间之河深不可测,无法涉渡。向导长啸一声,对岸小车棚内走出一老人,将小船驶来,默默将我们渡过,叉默默坐棚前小竹椅上抱起他的太竹烟筒抽水烟。向导同老人嘀咕了几句壮语,引上我们继续赶路。不交摆渡钱吗?不久。向导头也不回。我们疑疑惑惑,也不敢多问,只有紧紧跟上走。虽是春日,但亚热带的阳光已是酷热如焚。走不惯山路的我们这些城里人,早已心肺若煮、汗雨淋淋。还远吗?有人问。向导用巴掌抹了把脸,他额头上也绽出了汗珠:到上边歇歇脚。山坳上立着一个孤零零的小草亭。顺一段弯曲石阶爬上山坳,走进小亭,竟见一白发苍苍的老妈妈给我们抱过来一棵茶碗。老人笑嘻嘻地打量着我们,用壮语间喝热茶还是凉茶?上点岁数的人自然要喝热茶,但我们几个年经点的却说凉茶过瘾。一碗茶咕噜咕噜灌下肚,才觉出一丝清凉的草药味儿。一间,才知茶里泡有「野桂皮」、「杜仲」、「百解」等解暑车药,就是凉着喝地出不了问题。有人在亭柱上发现了一首歪歪斜斜的「打油诗」,一字一句地辨认着念出声来:侗乡情意比山深,东边坳上起茶亭。一亭一个加油站,万水千山步步情。侗乡?我们怎么走到侗族的地方了?向导走过去,看清了确是侗乡二字,略一思索,笑道:喝茶的人写错了。这茶亭主要是侗族的习俗,壮族有些地区也有。这一带也有个族,喝茶的人以为是侗族茶亭呢。我们这里,在茶亭喝茶跟摆渡一样,也是不收钱的。这才知道,刚才过渡,我们确实没有交摆渡钱。太家不约而同想到一个间题:那么,茶亭老人和摆渡老人的生活间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向导问茶亭老人两句,说:到处都差不多,解放前由寨子里拨出一块公田,叫「茶亭田」和「摆渡田」,用田地的收入供养老人们。现在由队里给他们记个工分。不光不收茶钱,过去穿草鞋时候,这亭柱上还总挂着几双布帮草鞋呢。走长路的人,鞋磨透了,只管拿,也是不须破钞的。再三谢过看守茶亭的老妈妈,离开大路,很快便进入我们要去的寨子的地面。进寨之前,我们又发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新鲜事物」:谷仓、包谷仓皆依山取势,建在村外。

而且,村边的一条小溪,皆用竹篱或树枝、木板围成一个个鸭圈。一个「偷」字不由得又浮现在我们这些汉人脑际。向导肯定地说不会,别说粮食、鸭子成年累月放在村外无人偷盗,等稻禾封行的季节,田里还有一群群肥大的「禾花鱼」,就连农家一宝的牛,往往地依山建厩,概无失窃之虞。为什么在村外?图个方便:粮食随用随取:牛厩建在山上,施肥就近。壮乡的淳淳古风,其使人自觉形秽,彷佛半天工夫,我们皆从洋洋自得的现代人退化为不开化的蛮族。同行的人类学家纠正道:这只是我们文明人的误解与偏见。在精神上,所谓的蛮族倒比「雷锋精神」高尚、自然得多。我们要是能「退化」到蛮族倒也好了!一踏上寨内的青石板路,人们皆缄口不语,注意自身形象,生怕在君子国里暴露出种种野蛮之状。我们走进一棵大榕树旁的农舍,立即受到全家人的热情招待。端茶敬烟自不必说,而且一定要挽留我们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推说日程紧张,还想抓时间多看几家。不料宾主争执间,女主人已在小桌上放好了碗筷酒杯,并声称鹅已杀好。于是只有「恭敬不如从命」,扭捏地围桌而坐。同行人中一熟悉历史者吊开书袋,说壮家好客在更籍中多有记载:如明人邝露在《赤雅》中曾写道:「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牲礼饮,久敬不衰。」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也说,他在崇祯年间到广西今大新县地方考察,路遇一位壮族老人,将他请至其家,「请少憩以俟明晨」,并「煮蛋献浆」以待之,在今天等县地方,又碰到一位黄姓之壮人,「一见如故,遂欢饮十日」。关于壮族好客热情之俗,凡汉人撰写的史书游记地方志,都有介绍。茶未凉,话未完,一桌丰盛的饭菜已经摆好。有传统佳肴「白切鸡」、「辣椒骨」,还有腊肉及应时新鲜菜蔬。主人亲自给我们斟酒,称鸡是自养的,菜是自种的,酒是自酿的,请远方来的汉族兄弟们随意自便,不要客气。酒过三巡,微微醉意解脱了我们的拘谨,便纷纷夸赞起壮家的热情好客。这很使主人们高与。这些质朴的人丝毫没有想到我们在他的酒桌上大谈壮家好客实有阿谀之嫌,并有问必答地介绍了壮家的礼节。壮家重礼,谈吐文明。同族或同寨人之间,互相不呼其姓,直呼其名,以示亲近,就是士政时斗地主,也改不了口。对客人则以哥、姐、伯、母相称,以示尊敬。自称不用「我」字,而是自呼己名或卑称为「仆」,以示谦虚。晚辈对长辈自称「儿」、「依」、「奴」,皆牡语小辈之意。长辈则自称「惠」,太约相当于汉语「婢」意。对于有子女的父母,则以子女名加上「父」、「母」,称XX父、XX母,壮语是卜XX、迷XX。成了祖父母,则以长孙名XX加上爷、奶称,壮语是抱XX,讶XX。对于孩子,则在名前冠以昵称,男孩是「特」、「依」、「恒」,女孩是「达」、「氏」、「墨」,以示慈爱。对兄弟民族亦同样礼敬有加:称瑶族为「甫等」(即居住在山林的兄弟民族),称苗族为「甫拜布」(即居住在高山的兄弟民族)等等。周到的礼节,成为日当生活的一部分。吃饭时,要请老者和客人坐尊位。需要从别人面前走过,必先征得同意,否则自动绕道而行。路上相遇,互相让路,争相下马。刚才一路上,所遇的壮族青年,皆立路边给我们让路,这倒是亲眼所见的。向导笑道:你们没留胡子,也没拿东西,否则,年轻人不仅应让路,还要帮老人担上东西送一程,礼重的还要送到你家里呢。敬老慈幼是壮家的传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德高望重、通情达理的老人,往往成为排解纷难的人物,自然而然就成为村中的「寨老」。他们负责处理寨里大事,调解村与村之间的纠纷,一般十分公正。外出求学的青年,则是全村的荣耀,村人无不尽力集资相助,以示鼓励与期望。团结互助,「一家有事百家帮」。这是一种自然而毫不矫情的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民间建房或婚丧大事,被视为大家的事,村人及邻村亲友皆闻讯而至,有钱出钱,有米出米,有酒出酒,有力出力。春耕生产大都是集体进行,集体送肥下田,送完一家再送一家:插秧也是一家一家插,直到全村的春插完成为止。至于孰先孰后,早有公正人士安排,谁家也不会为先后而争执,各家出的劳力强弱多寡,亦从来无人计较,同心协力抢上季节便是皆大欢喜。正如光绪《镇安府志》记载:「凡耕获,皆通力全作,有古风。」

光绪《归顺直隶州(靖西)志》称:「春耕通力合作,田亩多少勿较也,秋收亦然。」在这种传统的长期熏染之下,人们把帮助别人视为自已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帮助视为自已应享的权利。更使人叹服的是:壮人不仅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互助友爱的美好心灵,还将这种爱心延及牲畜。酒酣,不知是谁问及壮家节日,他们所特有的「敬牛节」一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农历四月初八是壮族民间的牛节,亦称「敬牛节」、「脱轭节」、「牛魂节」,因为春耕期间,牛犁田耙地,辛劳非常,还要挨鞭打,苦不堪言,魂飞块散,所以春事一毕,便要给牛脱轭休息,还要对牛温柔和气,为牛招魂。四月初八一早,家家户户都将牛栏修整一新,还在牛栏门口贴上一小张四方红纸,为牛祈祷平安。太阳出山了,男人和小孩把牛牵到河边去洗浴。孩子们兴高东烈地往牛身上戽水,太人们用梳子、篦子把牛身上的虱子、虱蛋篦除干净。然后,把牛牵到一块较大的草坪上集中,称为「牛交友」,让他们互相认识,免得日后见面打架。一头头经过梳洗的牛,在阳光下显得更加肥壮可爱,老人们津津有味地评论哪家的牛养得最好,交流经验:孩子们则道逗着小牛玩耍。中午,各自把牛牵回家来。这时,节日饭菜已做好,隆重的敬牛仪式间始了。堂屋里摆着一某丰盛的饭菜,全家老小规矩地围坐桌边。家长牵一头最老的牛绕桌而转,边转边唱牛歌。说到这里,我们请男主人唱几句给我们听听。男主人毫不推辞,站起身来绕桌而转,舞蹈歌咏:牛也我的宝咧,牛也我的财咯!稔子花开了,阳雀鸟叫了,春水弹琴了,禾苗封垌了,四月八到了,脱轭节到了。我把你来敬,我把牛轭脱,让你喘口气,让你歇歇脚,吃口好料子,听我唱牛歌……唱至此,他停下来解释道:这时,要用批杞叶包一团五色糯饭和一块腊肉喂给牛吃。

然后接下去该唱古时候人世上没有牛耕田耙地的辛苦,然后再唱壮族的始租布洛陀造牛的过程。布洛陀从山上采集来首乌、白皮木、马蜂窝、芭蕉叶、红石块、酸枣、稔子花、老山茹、鹅卵石、棕榈毛、芦苇花、枫树苑等物,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忙碌,才在四月初八这一天造出牛来。这一段很长很长,他喝醉了,怕唱不好,再随便唱一段说牛辛苦的词吧:牛咄我的宝例,牛咄我的财咯!早上淋冷雨,晚上浴冷风,赶完地里活,要做田里工,一年忙到头,从来不闲空。几多吆喝声,吓了你的胆,几多鞭子抽,惊了你的魂,今天脱下轭,让你把腰伸,让你胆镇定,让你魂还身……唱完牛歌,家长又给牛喂一口五色糯饭和腊肉,全家都离坐来抚摸牛背,说一些吉利的祝愿。然后再把牛牵回栏里,并从桌上各碗里挟起一点饭菜,羼在玉米粥、黄豆粥、玉米苗等上等饲料里,让牛美餐一顿。最后全家人一起用餐,欢欢喜喜过牛节。

一个心灵多么纯朴善良的民族啊!…壮乡的酒醉人,壮乡的情更醉人。直到日头偏西,我们一行人才醉态可掬地告别村人,踏上归途。走远了,回望山寨,唯见木棉树火红的花云与半天晚霞相辉映,竟融成一片动人的迷蒙梦境。壮乡,我们早已失落的一去不返的伊甸园!史志称壮族是一个极其野蛮残忍的食人族。两宗教、民俗却证明壮族是一个年幼的不知何为罪恶的善良民族,一个唱着歌生,唱着歌死的欢乐的民族。显然,我们已迷失于一片林莽之申。我们有可能挣扎出这神秘的林莽,沐浴于理性的灿烂阳光下吗?一种选择:用倾向性的长刀砍断缠绕我们的事实的藤萝,向着主观臆断的方向前进。

这样,我们身后将留下一个丧失职业道德的事实的屠场,而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小片自欺欺人的虚幻的阳光。另一种选择:小心翼翼地清理一切事实的藤萝,谨慎勇敢地继续摸索前进。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理性的太阳,我们终将走出困境,站立在明澈的阳光之下。在史籍、宗教、民俗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壮族绚丽的史诗及神话传说。史诗是可靠的,而神话传说也不会撒谎。「神话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根据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的自然形式之一,只有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

相信史诗及神话传说将把我们带入谜一般的壮族历史。西林、隆林二县地处三省交界的僻远之地,文革「破四旧」的毁灭文化之风刮到此境已是疲软无力,因此,一些「地理」(风水)书、命相书及手抄的师公唱本得以幸存。西林县的一位文学青年,居然在红水河边一村寨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壮族史诗《姆六甲》,可惜篇幅浩太,他多年未能译完。于是,关于壮族史诗创世纪部分,我只好依靠壮族学者的散文学术著作。在壮族的伟大史诗《姆六甲》中,字宙最初是一团旋转着的太气,在越来越急速的旋转中,它凝结为一个蛋(宇宙蛋)。一个拱屎虫推动着宇宙蛋施转,一个螟蛉子却在宇宙蛋上钻洞。当螟蛉子钻出一个洞时,宇宙蛋猛然爆烈,分为三片(宇宙大爆炸)。上片为太,下片为水,第三片便是中界的大地。上、中、下三界是寂寞空虚的。其一个伟大的时刻,大地上长出一朵鲜花。鲜花盛开,花蕊里生出一位女神来。她坡头散发,一丝不着,秀外而慧中,她便是人类的始祖姆六甲(*注)。【*注姆六甲亦写作咪六甲。姆、咪乃母亲之意:六甲是一种鸟名,壮人以六甲鸟为聪明的象征。姆六甲即智慧之母繁。】上下界分开之际,螟蛉子飞上了天,拱屎虫留在了地,一个造天,一个造地。拱屎虫勤快,地造得很宽:螟蛉子懒惰,天造得很窄。这样,它们造的天地无法合严。于是创世大神姆六甲把大地一把抓皱,于是天地合严。被抓皱的大地也有了山岭高地与峡谷沟垦。

而姆六甲长流不息的经血,便是养育了壮族人民的生命之源红水河。有了高山大河的大地仍然毫无生气。姆六甲撑开双腿,立于两座大山之上:忽然吹来一股长风,屎急起来,便撒了一泡尿。寂寞的姆六甲挖起尿湿的泥上,照着自已的形象捏了许多泥人,用乱草蒙盖起来。七七四十九太之后打开蒙草,泥人竟活起来了。姆六甲到树林中采来许多桃和辣椒向人们撒去,抢到辣椒的便成了男人,而抢到杨桃的便成了女人。为了使大地更富于生气,姆六甲又用泥土东捏西里,到处抛撒,于是,太空中有了飞禽,大地上有了走兽。滂沱大雨中,人和鸟兽皆无庇护之所。姆六甲张开双腿坐下来,她的生殖器官便化作一个巨大的山石洞。这便是人类和鸟兽最初的安全的家。

创世神又给人类造了太阳,还教会他们捕鱼和保存火种,于是人类身体健康,生齿日人越生越多,食物越来越不够吃,于是姆六甲之后的壮族大神雷王便规定:年迈不能劳作的或死去的人,一律应把他们的肉分而食之。流传至今的民谣这样唱道:「很久很久前,天下人野蛮,儿子吃老子,杀老母过年,老人还犁田,刀杀来当餐……」后来,一个名叫特伊(*注)在山上放牛,见母牛生仔很痛苦,在地上滚了许久。回家后,他把母牛生仔的情形告诉了母亲,并间询生他时的情形。母亲说:「我生你们兄弟三人,哪一回不是死去活来的?」【*注亦称勒酒、东林、董永。据蓝鸿恩解释,东林乃董永之谐音,可能系将壮族神话附会到宾身葬父的汉族孝子董水的故事上去了。】从此,特伊觉得吃老人的肉太残忍了,便和哥哥们商定,以后别家把老人的肉送来都不再吃,把它在火上腊干了留起来。特伊的母亲终于去世,村上的人们蜂拥而至。特伊不准人们剜母亲的肉。村人不满地说:「岂有此理,我们父母的肉都分给你们吃了,你们母亲的肉就不给我们吃?」

特伊取出腊好的人肉干,说:「你们迭来的人肉我们没有吃,我母亲的肉不能给你们吃!」人们不依,要吃新鲜肉。特伊九弟只好把家里的牛杀了,把鲜肉分给大家。雷王听说特伊破坏了他订下的规矩,就要来劈死他。特伊兄弟去请教人类的启蒙神布洛陀。布洛陀说:「雷王凭着他的铜鼓逞威风,你们可以做一个皮鼓,你们人多轮流敲,雷王就她一人敲,她一定比不过你们。」当雷王飞下来惩罚特伊时,特伊兄弟立即敲起皮鼓和钢鼓对抗。雷王愣了,她不知道特伊在搞什么名堂,就派她的女儿青蛙去打探。特伊兄弟逮住了青蛙,询间雷王的铜鼓是【*注亦称勒酒、东林、董永。据蓝鸿恩解释,东林乃董永之谐音,可能系将壮族神话附会到宾身葬父的汉族孝子董水的故事上去了。】什么样子。青蛙泄漏了铜鼓的秘密:因为铸有六只青蛙的形象,所以敲打起来声音宏亮。于是特伊兄弟们仿制了铜鼓,声如雷鸣,不仅震荡了山谷,连太上的白云也打颤。雷王不敢和特伊兄弟此鼓,而且,又见人们有肉吃,只有善罢罢休。从此,人类改掉了吃人的旧俗。

幸好壮族没有一位道德君子孔太子,所以人吃人的阶段得以在史诗中堂而皇之地保留至今。恩格斯认为: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由于食物来源经当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写得更为翔实:「怀德湾的部落不仅吃战场上杀死的敌人,而且还吃他们自己这边被杀死的伙伴,甚至连那些自然死亡者只要情况良好也在被吃之列。」

在极度匮乏的原始社会,吃人是初民维持生命及族类生存之必需,无法以文明时代的道德观念加以评价。「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当当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如果硬要评价,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原始道德。对于原始部落时期人吃人现象,如果戴着现代道德的眼镜去加以观察,只能误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罪恶。那些以鄙视口吻记述壮族原始部落时期吃人现象的古代汉族文人不幸正是如此。只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吃人已不再是维持生存之需的时候,新道德才会应运而生。特伊的故事所描述的正是新道德战胜芒道德的伟大历史进步。特伊正是一位人类文明史上值得纪念的文化英雄。刚刚褪去兽毛的远古人类,在与兽类相去不远的采集渔猎活动之中,无法意识到人类所可能具有的万物独尊的地位。由于原始畜牧业的出现,使得某些人类个体,尤其是具有出类拔萃的理智的人物首先意识到人类的尊严。这种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最终划清了人与兽的界限,增强了人类的内聚力,使人类原始的社会性发展为积极的道德追求。由此,人终于成其为人,终于以已经意识到的社会化的力量在荒蛮的世界上着手创建自己族类的人间乐园。特伊兄弟与雷王的斗争,可能正是在这划时代的时刻发生在壮族先民里的部落战争。代表新道德新生产生活方式的部落战胜了曾经权柄在握的代表旧道德的部落。自此,人吃人的自然法被彻底废上。以牛肉代替人肉,是新旧道德交替时期的相互妥协。这一自然过渡的仪式便是「砍牛」。在雄壮英武的砍牛仪式上,村人歌舞聚餐,以吃牛肉代替原始蒙昧的吃人肉。砍牛遂形成一种史诗性的仪式,一种流传至今的盛大节日庆典。我敢肯定:这是壮族人民对他们从蒙昧跨入文明的永恒的纪念。砍牛是壮族、瑶族葬礼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壮、瑶葬礼只是在秋后至次年的初春之间才能举行,理由是这一季节没有雷鸣(实际上暗含雷王的历史性失败)。死于春夏者,先将尸体埋在家中的堂屋、灶边或屋前房后,到规定时间再将尸体挖出正式埋葬。葬礼一般比婚礼热闹隆重。十天前讣告远近亲太,五太前开始打铜鼓。死者入葬前一天砍牛。人们从四村八寨带来铜鼓,在早阔的草地上搭起几十米长的木支架,将各色铜鼓整齐地侧吊在木架上。壮、瑶视铜鼓为重器,早日不准乱打,供奉在固定的神位上。只是在需要与神鬼互通信息时及重大祭祀、重大事件进行之际才可动用。打铜鼓场面极为壮观,少则六至十个,多则七八十甚至百多个不等。再多的铜鼓也由一个大牛皮鼓指挥,(太约暗含特伊首先是用皮鼓与雷王的铜鼓抗衡,特伊的胜利就是皮鼓的胜利,就是畜牧部落的胜利。)众鼓的快慢强弱、喜怒哀乐全由它定调。时辰一到,指挥众铜鼓的皮鼓手点燃三灶香,摆上酒肉饭东祭鼓:然后鼓手们口含米酒喷洒在鼓面上,再用禾穗谷线转扫鼓面。在皮鼓手率领下,众鼓手引吭高歌,唱起祭鼓歌:噢唷唷XXX去世了,世间的人们哭声震山川,河水哗哗流着泪牙,高山默默低下头神仙一点不知道呀,请你鼓声到神仙面前告诉我们的哀怨。噢唷只有鼓声走得快,帮我们到神仙面前诉哀情。祭鼓毕,铜鼓群在指挥鼓的带领下以各种节奏套路整齐地敲打起来。侧挂的铜鼓,其鼓面相对的另一端是一个开敞的空间;每个铜鼓后皆有一人双手执一木桶,以木桶口对钢鼓口,随鼓声起落作前后左右晃动。鼓音从鼓脚开敞的大口流入晃动的木桶口,变得更加复杂悦耳而达至远方。皮鼓手边舞边击,铜鼓群在他的指挥下时经时重,时缓时急,时高时低,发出庄重浑厚的「咚--轰,咚--轰」的巨声。十四轮鼓打完。(前七轮怀念死者,后七轮保佑生考),间始砍牛。砍牛场上鸣炮三响,通告天神准备打开天门接人,打开牛厩关牛。炮声一落,舅爷(舅权受到特殊尊敬)系白布包头,穿一身里长外短的锈有花边的新衣,在一位寨老的陪同下,双手横托三尺余长的砍牛刀,口念哀歌,缓步到停放于堂屋的灵枢前鞠躬致敬,然后又绕棺一周,出门来到砍牛场上。舅爷带来的三、五名砍牛手雄起赵迈步来到舅爷身后立定。送葬的亲戚排成双行纵队,垂头躬身,左手抚胸,右手拿谷穗及小竹枝向砍牛场徐步而来,最后,站列于舅爷的伞旁。尔后丧主等人牵着一至数头健壮的公牛,通过人群的夹道进入场中,把牛栓在事先埋好的刻有花纹的木桩上。寨老一边念祭词,唱祭祖歌,一边抓起白米粒向每条牛身上撒去。意为给死者送种籽,让牛带去阴间耕种。歌罢,舅爷向牛敬酒三筒,并亲吻牛面感伤哭诉。此时全场呜咽泣哭,唱起哭丧歌。孝子亲人围上水牛,无限悲伤她抚摸牛身,亲吻牛面,并给牛嗅青草、谷穗,曲膝致礼,向牛告别。哭声歌声哀天动地,震撼山谷,传及数里。

随后舅爷在伞下从刀辅中抽出锋利的砍牛刀,向牛三拜,再双手授予雄健的砍牛手。砍牛手接过长刀向天地各作三拜,这时早有人鞭牛绕桩奔走,砍牛手看准后猛然对准牛头砍一刀,顿时鲜血飞溅,牛负痛狂走。第二个砍牛手接过长刀再砍一刀,如此一人一刀,直到把牛头砍得吊垂(不能砍断)(*注),再多人上前将牛放倒剥皮取肉。【*注在西德某制片公司,我曾看到一段记录越南砍牛仪式的胶片。砍牛动作,大致与中国壮、瑶砍牛差不多。所不同者是必须一刀将牛头砍掉。】砍牛毕,再鸣炮三声,告示天神、祖宗。此刻一般太已黑尽。翌日,预定时辰一到,台灵枢上山埋葬。葬毕,于墓前树起昨日栓牛的木桩,把牛的双角钉在木桩上。头天砍几头牛,墓前就树立几根木桩,钉多少对牛角。早已用大锅煮熟的牛肉每人一大块分给送葬者吃,啃着牛肉,喝着米酒,一醉方休。夜幕落下,醉倒者满山遍野,未倒者跟跟跄跄信步东西。

对于砍牛,汉人与壮、瑶人观感迥然相异。汉人感到血腥残忍,目不忍赌:而壮、瑶则感到庄严神圣。汉人觉得砍牛手简直是屠夫:而砍牛手自觉威武潇洒,谁砍得最好,谁就会得到姑娘们的爱情。从汉文化的立场看来,砍牛不过是一种充满迷信色彩的破坏生产力的陋习,共产党曾简单地以行政命令严加禁止。其实,砍牛是壮族(瑶族)从蒙昧跨入文明的宏伟界碑。特伊斗雷王的神话无疑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壮(瑶)文化原型。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壮(瑶)原始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从蒙昧到文明的演化过程皆齐备完整:雷:以雷为太神表明南方民族对雨的重视。广西一带古称岭南,境内多山,丘陵起伏,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气候属亚热带地区,雨量特别充沛。据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的记载,壮族先民大都居住放大山中的小块洼地或靠近河流的地域。每至雨季,雷鸣电闪,暴雨倾盆,如天河决口,许多低地水深可达数米至数十米,即壮族史诗所述:「洪水滔天。」这对于渔猎阶段和原始农业阶段的壮族先民都是毁灭性的灾难。又,因受东亚季风的影响,夏雨冬旱,年平均降水量一五毫米的八%集中在四到九月的更季半年。因此水、旱二灾交替。雨量充沛的广西,竟是旱灾为害最烈。据一六一二至一九四五年的三三三年统计,广西共发生旱灾一七次,大约来年一次。在这种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壮族先民自然将雨的先声雷当作保护者顶礼膜拜,尊为图腾。青蛙:先民发现青蛙与雷雨有某种「神秘」的关系:一听蛙鸣,多有雷雨。于是人们就猜测蛙与雷雨有特殊关系,进而亦将蛙尊为图腾。壮族民间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开始长达整整一个月的「蚂拐节」(青蛙节)便是这种图腾崇拜的表现。初一清晨,男人不分老少,成群结队敲着铜鼓到田野里寻找冬眠的青蛙。最先捉到青蛙者便荣幸地成为「蚂拐郎」(即青蛙的丈夫,雷神的女婿),成为主持整个蚂拐节的首领。此时运放地炮七响,禀报雷王:人间蚂拐郎与天女结亲。然后将青蛙密封在「宝棺」内(一节金黄的老楠竹),再把「宝棺」端进「花楼」(彩色纸轿),最后将纸轿放进蚂拐亭(凉亭)。铜鼓声、鞭炮声奋然雷动,「蚂拐歌」远传四方。此后,白天孩子们台蚂拐郎挨村挨户去贺喜,入夜来村人齐聚凉亭载歌载舞陪伴青蛙新娘。正月末,各村先后下葬蚂拐,比过年还要热闹。先请长者打开花楼宝棺,当众验看青蛙尸骨颜色,以此判断年景。若尸骨呈灰黑色,便是年景不佳,老人们焚香叩头,祈求青蛙上天向雷王转达人间风调雨顺的希望。但青蛙被密封在干净的竹棺内,又逢干旱的初春,多是尸骨金黄。于是欢声雷动,铜鼓齐鸣,地炮二十一响,整个青蛙坟场就像浪花翻腾的红河水。

铜鼓:广西自唐至今,千多年来不断有铜鼓出土。仅广西自治区博物馆便收藏有铜鼓三百二十多个,成为世界之最。广西铜鼓之多,首先与雷神崇拜有关。粤式(广西属西粤)铜鼓的主要纹饰云雷纹,密布于鼓面中心太阳纹的周围,象征着云雷与太阳光体共存于天际。如之环踞于鼓面周围的立体蛙饰,充分体现了壮瑶等民族的雷神崇拜。

因此,铜鼓亦称雷鼓或蛙鼓。由于铜鼓在图腾崇拜、原始部落战车、原始宗教中具有重太意义,遂如中原地区的钟、鼎,成为民族重器,成为占有者权力地位的象征。《明史,刘显传》称:「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值得注意的是,广南铜鼓的舞蹈纹「……柱下部栓住一头牛,牛前后各有一人持利器作杀牛状。两边舞人头戴高羽冠上身裸露,腰下服三叉吊幅,或手中执戈,或徒手,面向杀牛场面起舞。」

这直接便是砍牛仪式的再现。---可以说,特伊斗雷王的神话包含了图腾崇拜、原始宗教、自然法、部落战争、文明战胜蒙昧的历史过程等等壮族原始文化的所有要素,它不仅是壮族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甚至还可以粗略地填补汉民族从蒙昧时期到文明历史的空白。或者说,我们可以依据它来猜测汉民族的这一历史过程。人吃人是所有民族都经历过的蒙昧阶段,但汉民族的文化传说中已成不到它的些微痕迹。在对壮族历史的考察中,我格外重视从民俗、史诗、神话传说、巫术中去发掘历更的真相。在本书写作之际,才发现我几乎完全忽略了当代学者的壮族史研究。回想起来,这多半是出于对于当代历史著作的深刻不信任。在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的一统天下,绝少有真实可信的历史与坚持职业道德哟学术研究可言。在我有限的资料中,抽出《南方民族论稿》一书研读,不料竟发现该书英年早逝的作者方法严肃,文风正派。他对于壮族历史的许多论述,恰是我通过民俗、史诗、神话传说、巫术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的历史学之印证。据《南方民族论稿》所述,壮族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阶段,根本还没有跨入文明的门坎。这一期间,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成互掠奴隶则是屡见不鲜。所以汉代史籍,凡是提到岭南壮族先民者,不是说「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就是说「越人相攻,固其俗」,或者说「此州之人,识义者里,厌其安乐,好为祸乱」等等。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壮族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太的转折。一是汉族专制王朝直接统治下的交通较为方便的河谷平原及车事据点,迅速汉化,社会发展加速:一是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山高林密地带,则成为牡族先民西越(粤)人反抗民族压迫的避难所,太量迁徙至该地的越人继续保持着固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化、聚合为各自为政的氏族部落。因此,由于汉文化的进入,壮族社会的发展严重失衡。自此,社会发展严重的不平衡成为牡族历史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惰书南蛮传》称:「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蛟、曰俪、曰俚、曰僚、曰也,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说明,那些逃避被汉人同化的西越人后裔,至情朝时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迟至唐宋时期,广东信宜一带的古越人后裔,还是「谷熟时,里闬共取」,过着一种原始氏族部落古风犹存的生活。就是在岭南汉化得较为严重的先进地区,至唐朝时奴隶制还处于鼎盛时期。奴隶买卖极为盛行,并当作传统商品而出口到外地和国外。这种情况,在唐王朝大中九年的一道勃令中可窥一斑:「岭外诸州,……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

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刚到任时,便目睹当时缚卖奴隶的景况,说:「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

甚至迟至宋代,奴隶制依然存在。宋人周去非在描述壮族上官统治地区的奴隶制残余时说:「生杀予夺尽出奴隶。……一有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而且于下流阅其尸也。日熏,犹醉酣,杖剑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

所以,壮族古代奴隶制度发韧于战国,兴盛于六朝及唐初,没落于唐中叶,消亡于北宋,长达千年,却一直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在这种不发达的奴隶社会中,保留了大量原始社会残余。其中农村公社及原始婚姻家庭形态甚至残余至今。也许,我们终于可以面对史籍对壮族先民的指控作出一些初步的答辩了。壮族先民「好相攻击」。是的。部落战争,并非壮族所独有。壮族先民「其俗食人」。是的。原始社会,生产力使然,亦并非壮族所独有。壮族先民「生首子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是的。我还可以举一则神话加以补充:古时候,太阳和月亮也和人一样生活。他生育了许多孩子星星。但空荡荡的天空中哪有那么多东西来养活孩子们呢?做父亲的太阳间始发愁,后然竟恨起这些孩子来。他决心要消灭这些孩子,见到一个就抓来吃掉一个。作妈妈的月亮非当悲伤,只得带着孩子们躲避太阳。只有当太阳下山后,才敢让孩子们在夜间出来玩耍。但有些孩子不小心,在日落前,日出后玩耍,结果便被太阳吃掉了。他们的血染红了太际,这就是晨曦和晚霞的由来……

由于原始社会食物短缺:又由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转换时期的婚俗「不落夫家」,育子大都为「野仔」(借用壮族民间俗语。至今壮人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大哥」):所以壮族先民吃首子并非不可理解。在梳理了史籍、民俗、更诗、神话传说、巫术、历史研究的芜乱藤萝之后,我们将继续摸索前进。也许我们已经探出了一条走出林莽而通往理性之光的曲折小径?三点小结:一、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种种原因,壮族社会发展异当迟缓,很晚才脱离蒙昧而进入文明的门坎。对于一个从未建立过统一的民族国家,没有文字,没有成文法的壮族,嗜杀食人不过是并不是很遥远的昨天,这昨天在民族的集体记亿中还鲜明可辨。二、在这妻,人相食是一种经自然法加以明确规定的道德。无庸讳言,在壮族的深层心理中,人相食并非十恶不赦的滔天罪恶。三、昨天是容易返回的。无罪恶感的昨天在蛊惑人心的鼓动下则是更容易返回的。譬如两栖动物,与哺乳动物相比较,水生是前者的昨天,后者的前天。哺乳动物基本丧失了水中生活的记忆与技能,而两栖动物则很容易重返江海,如东再加以诱惑或驱赶,则更加容易。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回答那极富挑战性的间题:文革中,为何唯独广西残忍到太屠杀,人相食?

因为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无疑是壮文化与汉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一千三百余万,其中一千二百余万聚居住广西,占全广西人口五%左右)。从周朝起,近二千年来一直与中原汉族交往密切,一部分壮族早已融入汉族,现在的壮族也是汉化得最严重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以,我们还需对汉文化进行简略的考察。请允许我就嗜杀食人这一狭窄范围略举数例:「齐之雍邑人名巫者,谓之雍巫,字易牙,为人多权术,工射御,兼精于烹调之技……桓公召易牙而问曰:「汝善调味乎?」对曰:「然。」桓公成日:「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易牙既退,及午膳,献蒸肉一盘,嫩如乳羊,而甘美过之。桓公食之尽,间易牙曰:「此何肉,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对曰:「此人肉也。」桓公太惊,间:「何从得之?」易牙曰:「臣之长子三岁矣。臣闻「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尝人味,臣故杀子以适君之口。」……桓公以易牙为爱己,亦宠幸之……」

易牙后官拜丞相,篡权祸国。此为奸臣献肉。晋公子重耳避祸出亡齐国,途中「……众人争采厥薇者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孟以进,重耳食之而美。食毕,间:「此从何处得肉?」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间「孝子杀身以事其亲,忠臣杀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饱公子之腹。」

后重耳还国为君,介子推拒不出仕,被焚于绵山之中。此为忠臣献肉。「楚朱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淮汉间。每破州县,若有积粟,则食粟,裸而淫其妇女,百般成虐。将去,则焚其余粟,烹妇女婴儿啖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无粟则食人,税诸城堡妇女婴儿,以供军实……唐道散骑常侍段确慰劳之。确乘醉侮粲曰:「闻卿好啖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猪肉。』确怒骂,粲烹食之…」

公元六二0年,唐太宗「李世民杀罪恶尤大的单雄信、朱粲等十余人。朱粲是极端残忍,捉人当车粮的野兽,被民众聚攻,投奔王世亮。斩首后,洛阳民众争投瓦砾击他的尸体,顷刻成一个大堆。」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这样写军队吃人:公元八八三年,「据史书所记,当时河南大饥荒,黄巢用人当食粮。一说,取死人置臼中捣碎,连骨粉带皮肉一起吃;一说,提活人投臼中捣碎食用,称发「粮」的处所为「舂磨寨」。这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毁谤。秦宗权后来作乱时,曾车载盐渍尸体充军粮,统治阶级用后来秦宗权的野兽行为横加在黄巢身上,并且描写得更加恐怖,其实,围陈州时,不用说黄巢,连奏宗权也不曾食人。」

「当然,统治阶级毁谤起义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史书说当时一斗米价贵至三十缗,起义军向唐军买人作食粮,唐军捕捉山寨居民卖给起义军,按肥瘦论价,一人值数百缉。起义军统率者不让兵士吃三十缗一斗的米,却让吃数百缮的人,这是讲得通的话么?」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根据「农民起义是椎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毛泽东思想原理,一个想「当然」,一句反问就把黄巢吃人之事推得一干二净。好在史书并非他一人可以读懂,我在逃亡期间,无正当身分稳坐图书馆查阅史籍,也到书店站柜台前翻了一下《旧唐书》「黄巢」条目:中和三年五月,黄巢坡陈州。「贼有舂磨寨,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

中和元年。「时东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辅,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

司马光亦记载了当时官军掠人之状:「官军掠人,畴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这简直是一个人肉屠场加市场!对于黄巢,范老先生爱护备至,对于奏宗权等却义愤填膺:公元八八七年,「割据者蔡州节度使奏宗权,派部将四出攻掠……各路共陷二十余州,有些州城未被攻破,乡村却破坏无遗。这群野兽,出行不带粮食,只用车载盐渍人尸当作车粮。凡是走到的地方,大烧大杀,千里无炊烟,鸡犬声不闻,居民几乎被灭绝。」(*注)

【*注对于黄巢,和对于同为起义军之黄巢部将秦宗权,范文澜一褒一贬,爱僧分明得很。原来,秦宗权「出身成分不好」,系原唐王朝蔡州节度使,后虽投降黄巢,但历史上有污点,按共产党的说法,实为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观之,范先生阶级分析之功底,不可谓不深厚矣。*注完】以人尸作车粮的规模,(新唐书)亦有记载:「兵出未始转粮,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音众!」官车道摄,获盐尸数十车。」

公元八八七年,卢州刺史杨行密围攻扬州。宣钦观察使「奏彦兵在围城中杀人当粮食。杨行密围攻半年,城中居民被秦彦兵几乎吃完。杨行密攻入城中,残存居民只有数百家,饥饿得不像人形。」

公元八九一年,奏宗权部将「孙儒烧扬州城,驱迫丁壮及妇女随车,杀老弱充车粮,渡江攻杨行密。」

当时的围城战中「官」、「贼」双方肆意屠杀百姓以充车粮的情况,在《资治通鉴》中亦有描绘:「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

《通鉴》还载,当时之攻战,叫阵竟是:「欲得尔肉以饱士卒,可令肥者出斗。」

一个吃人吃红了眼,吃人吃疯了的时代!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富家比豪斗气,竟可至大吃人肉:「惰末,深州『诸葛昂』,性豪侠,渤海『高瓒』闻而造之,为设鸡肫而已。『瓒』小其用,明日大设,屈『昂』数十人,烹猪羊等长八尺,薄饼阔丈余,里馅如庭柱,盘作酒盎行巡,自作金刚舞以送之。『昂』至后日,屈『瓒』所屈客数百人,大设,车行酒,马行炙,挫碓斩脍,硙轹蒜脔,唱夜又歌狮子舞。『瓒』明日,复烹一双子十余岁,呈其头颅手足,座客皆唯而吐之。

昂后日报设,先令美妾行酒,妾无故笑,昂叱下,须臾蒸此妾坐银盘,仍饰以脂粉,衣以锦绣,遂擘腿肉以啖,瓒诸人皆掩耳目。昂于奶房间撮肥肉食之,尽饱而止。瓒羞之,夜盾而去。」

其实,高瓒大可不必自愧弗如。豪勇至此,皆可并列天下第一了。至于饥仅之岁,饿弹遍野之时,吃死人乃至易子而食,各国各族皆不鲜见。但唯独中国人吃得有板有眼,有规有距,吃得从容不迫,正大光明。《阅微草堂笔记》载:「……前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羊猪。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后。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求速死……周侧然心动……(见)无生理,急刺其心死……」「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人逆旅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绷其手足,才汲水洗涤。恐布战慷之状,不可忽视。客心悯侧,倍偿赎之。释其缚,助之着衣,手触其乳。少妇艴然曰:「荷君再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媪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簿诸此也。君何遽相转薄耶工」解衣掷地,仍裸体伏姐上,唳目受屠。屠恨之,生割其股肉一峦。哀号而已,终无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君王吃、臣民吃、官军吃、义车吃、战乱吃、饥荒吃、仇恨吃、负气吃、店肆买卖吃、军旅随队吃,以巨碓舂之连骨带皮碎吃,以银盘盛之饰粉衣锦整吃,盐渍吃、鲜活吃、作羊豕吃、作珍异吃……可以说,汉族吃人吃得残忍,吃得血腥,吃得卑劣,吃得忠贞,吃得经济,吃得有理,吃得智慧,吃得潇洒……总之,举世无双,吃出了市场规律,吃出了文化,吃出世界水平!若设当年就有吉尼斯大全,我所援引诸例,在「人吃人」总目下,例例皆可称世界之最!谁敢说中国只有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四大发明」呢?难道这已经形成一种独特文化形态的「吃人术」不是对人类文明约叉一重大贡献吗!吃人如此有术,自然杀人亦堤有术的。滥杀无辜,国人知之甚多,此处则略引二则:战国时代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大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卒,一夜俱尽。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至今号为丹水……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杀,放归邯郸,使之扬秦国之威。」后「狡兔死走狗烹」,秦王赐死。「武安君(白起)持剑在手,叹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役,趟卒四十万来降,我挟诈一夜尽坑之,彼诚何罪?我死固其宜矣--己乃自刭而死……后至太唐末年,有大雷震死牛一只,牛腹有白起二字。论者谓白起杀人太多,故数百年后,尚受畜生雷震之报。杀业之重如此,为将者可不成哉!」

这是官军杀人。请看一则农民起义军杀人:「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家。(*注)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注所杀进士、举人、贡生之数,费密《荒书》谓一万七十人,《缎寇纪略》卷十谓二万二千二百人。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注)贼将有不忍至镒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协川中士大夫便受佣职,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

【*注李文治编着《晚明民变》称,「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凡是军官衙门所在之处,常堆只着很多手掌。欧阳直谓见过一个自副将升总兵的札副,其札头空白的地方用殊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来手掌一千七百有零。总计川民被杀的当不下百万。」至于《明史》所说张献忠杀蜀人六万万之数,《晚明民变》在一注释中解释为因张献忠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故部下多报,合计四路所杀之数,为六万万有奇。实际万历年间,四川户口总数,登户籍者不过三百余万口,妇女老幼合计最多亦不过千余万口。作史之人对四川户口总数无一正确之概念,遂以伪传伪。作者认为,杀戮数百万或有可能。「成都、重庆、巫、夔、叙府数千里间萧条满目,几乎断绝人迹。」「杀人的方法非常残酷,创「生剥皮法」,皮剥尽而气未绝。凡所剥人皮,掺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杆,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之若送葬俑。又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背膊皮自背间分剥至两肩,反披于肩上,不许亲戚人等与以饭食,严禁亲友留藏;受刑之人,多有依栖古墓月余,然后死亡的。」

*注完】又黄巢杀外国人,「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秩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什么理由?范文澜估计道:黄巢「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它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作者注)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太量的外国人,如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众受害更大,那么,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

请看,这便是中国当代最权威的一部「通史」给刽子手辩护的逻辑。人相食的蒙昧时期,对早已跨入文明之门的汉族来说,早已成为前天、大前天的故事。在汉民族的深层心理中,早已不存在原始时代必要的「善」的吃人,人吃人早已成为一种纯粹的恶。但这个世界上最尊崇道德的民族却极缺乏东西方宗教褒扬的宽恕精神。相反,它激赏报复,以恶报恶。这个民族的道德,从不反对抽象的恶(如共产党从不肯定抽象的人道……一个问题约两种提法)。不管手段如何罪恶,但只要报复的、惩罚的是恶人、敌人,罪恶反而会奇妙地升华为道德。如果说作家是「民族的良知」,是「人类灵魂工程师」,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作家是如何塑造这个民族的灵魂与良知的的!在《东周列国志》中,白起尚遭受到作家的谴责。但近世的与伟大的《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却以津津乐道的口吻描写了许多以恶报恶、大快人心的「道德」的杀人食肉场面。关羽败走麦城被害身亡后,刘备「……设关公灵位。先主亲捧马忠首级,谐前祭耙。又令关兴将糜芳、博士仁(二人系关羽部下降将作者注)剥去衣服,跪于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

刘先主登基为帝之前,也曾吃过人肉。他兵败徐州之后,「一日,到一东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间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德曰:「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到后院取马,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都已割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肉也。」

后,刘安作为义士被重赏。让我们翻间《水浒传》一页页顺着看。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复仇:「林冲……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

「只见小喽啰已将高衙内四马攒蹄,捆缚献上。林冲见了衙内,眼睁睁看了半晌,却没摆布处,恨不得夹生的碎嚼了他。忽猛然得一计较,便叫左右:「去请寻高衙内平日用的厨子,前来间话。」不一时,寻得厨子来。林冲便间道:「你主人平时吃猪羊肉怎样吃法?」厨子道:「猪耳卷如饺,羊眼熟油炒,羊肉做羊膏,猪肉作烧烤。」林冲道:「好极。」便吩咐将衙内牵下去洗刷干净,再上来听用。宋江便吩咐撤去酒筵,当中供起林冲娘子的神位来。林冲逊谢。只见左右已将洗净的衙内箝口反缚献上,宋江便吩咐:「先取三杯血酒来祭奠娘子。」左右一声答应,衙内身上早开了三个窟萨。左右将血酒捧上,宋江率众头领依次祭奠。林冲一一回谢了。「迭了神位,重间筵席,宋江、吴用、林冲、刘唐、杜迁、吕方、郭盛、戴宗、凌振、时迁、戴全、张魁,共十二位首领,依次坐列。林冲命先将猪羊牛马肉土来饮酒。饮过三巡,林冲方命用羊眼熟炒之法,一个喽啰便把尖刀向衙内眼眶一挖,鲜血满面。又命取耳朵,只见叹啰持刀复向衙内去割,不知这耳朵不消割得,一扯便落。喽啰持着笑道:「启禀头领:这耳朵是假的。」林冲笑道:「怎么假的,敢是那个先割过了?」数头领哄堂大笑。看那衙内,早已魂归乌有。」

太伤星行者武松为兄报仇:「武松…两只脚踏住她(潘金莲)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里。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口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枢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

武松鸳鸯楼杀戒大开:武松自述:「……巨耐张都监设计,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出人相帮,就路上要结果我。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正欲动手,先被我两脚,把两个徒弟踢下水去。思量这口气怎地得出,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一更四点,进去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鸟的后槽;爬入墙内,就去厨房里杀了两个丫环,直上鸳鸯楼上,把张监督、张团练、蒋门神三个都杀了,叉砍了两个亲随。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媳,都戳死了。」

共计杀十九人,刀都砍缺了。地刑星菜园子张青与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夫妻黑店:张青自述:「……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维生;实是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给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作黄牛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喂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滥杀路人:「……当下三个头领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子们,正好做醒酒汤。快动手,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只见一个小叹啰缀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叹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叹啰,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到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里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乱杀百姓:「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横尸还野,血流成渠……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还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还杀人。晃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一,」那汉那里来听叫噢,一斧一个,排头儿攻将去。」

李逵代人虐杀活割:「……宋江便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晃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火来,细细地割这厮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又烟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都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夫从腿上割起,凉好的,就当面友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又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颔做醒酒汤。众多好汉割了黄文烟,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

后来,李逵忆及此事,十分畅快,说:「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李逵杀吃小盗:杀了李鬼,「却到锅里看时,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是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看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

拔出腰刀,便去季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里去了。」

天牢星病关索杨碓杀妻:「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妳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妳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的情分,二乃大后必然被妳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大下手为强。我想妳还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

够了,不必再继续引证下去了。一大部《水浒传》中,充斥着对嗜杀、吃人的津津乐道的细致描绘,却毫无对这些血腥暴行的怀疑和反省。作者大约唯一的一次道德反省,居然以天道不可逆的观点,以至高无上的最高道德律合(天道)对反道德行为加以肯定:「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李逵)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的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只是磨他一回,我叫取来还你。」

由于《水浒传》的雏形是说书人的话本,可见这些反人道的观点首先是得到民众热情肯定的。(*注)【*注明末农民起义受《水浒传》影响之深,在《晚明民变》中亦有论述:「民变的兴起,几个直接的原因,曰裁驿,曰兵变,曰加派,曰饥荒,曰政治黑暗,已详于前。此外《水净传》一书,似乎颇带有刺激和兴奋的作用。此书虽产生在异族劫夺下的元代,但是叙述的事实,是北宋末年的浑盗,描述的对象,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他用一种极通俗的笔法,暴露政界的龌龈,和社会的不平;劫富济贫,杀戮贪官,打抱不牛,是「梁山泊」这一集团的特质,它所以能在中国下层社会发生极大影响的原因即在乎此。明朝晚年,政治的腐败,仕宦的淫奢,和平民的痛苦,正是一部《水浒传》的写照,所以这部小说一旦到了与北宋末年社会情况相同的晚明,《水浒传》复活了,说《水浒传》书,扮《水浒传》戏,画《水浒传》画,甚至图《水浒传》诸人物以为赌具,其风行一时可以想见。……民变为首的诨号有很多与《水浒传》相同的,如一丈青、黑旋风、混江龙、险道神、托天王、关索诸号,皆袭取《水浒》中原有的诨号:宋江、燕青诸名则直取诸《水浒传》中原来的姓名。余如过天星、满天星、紫微星、九条龙、托塔王、跳山虎、掠山虎、飞大虎、扑天虎、独头虎、独脚虎、双翼虎、白蛟龙、紫金龙、龙江水、金翅鹏、云里手、草上飞、黑煞神、黑蝎子、混世王、普天飞诸名号,也是取法《水浒》之名号而略有异同的。」

作者未论及明末农民起义军中张献忠(包括李自成晚期)所代表的暴民残忍也深受《水浒传》的影客。但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注完】遗憾的是,几百年过去,中国人仍然沉溺于那些英雄好汉嗜杀吃人的血淋淋的快感之中。当我们看到八十万禁车教头林冲与宋江等痛饮高衙内的人血酒,继而刺眼割耳之时,不是感到一股英雄豪气直冲胸膛吗?在看到武松、杨雄虐杀奸妇,剖腹掏心之际,我们不是体味到一种道德感的宣泄吗?母夜叉孙二娘的黑店卖人肉包子,委实下作了一些,但他们太妇也是英雄了得的好汉,不必深究了吧?矮脚虎王英险些误剜了宋江,我们绝不会为丰富的吃人经验而稍感不安,而仅仅急切地希望享受悬念解除的释然。李逵凌割人肉,炙烤下酒,李逵杀吃李鬼,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草莽英雄的憨蛮可爱。而这位革命最坚决,最受读者喜爱的黑旋风李逵和武松分别在法场和鸳鸯楼杀得性起,不分良莠,滥杀无辜,以至杀得尸横遍野、血溅满身之际,我们不是感到杀得痛快,太快人心,人心大快吗?这便是我们最优秀的文学瑰宝,小说经典教导我们的道德!几个世纪过去,我们没有听到一声反思与抗议。即使有个别叛逆者曾发出过微弱的吶喊,也全然淹没于全民族激赏报复的汪洋太海之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这种残忍的文化甚至入侵到儿童文学领域。不必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是今天,我们也不时可读到小老鼠如何如何坏,「小猪、小狗、小猫、小鹅一起把小老鼠推进河里。小老鼠淹死了。小猪、小狗、小猫和小鹅一起唱着歌,高高兴与回家去」之类的残暴「童话」。当我们的孩子们都以残忍为当然之际,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如东有朝一日哪位学者编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刑罚考》,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刑罚之复杂,之残酷,应属世界之最!炮烙、五马分尸、凌迟处死、腰斩、腐刑等等,都是带着汉民族特色之国粹。对待妇女,太其有中国式的酷刑:如极残忍的「骑木驴」:将被认为是淫荡不贞的女人骑在一「木驴」(刑具)上,缚牢,再晃摇「木驴」使之颠簸,「木驴」背上一深深插入女人下阴的木板子便缓缓搅动。受刑者惨呼不绝,令人目不忍睹。又如「宫刑」,对男子是腐掉生殖器;对妇女是什么?近来有人考证出,女人之「宫刑」并非如人们过去猜测的仅仅是「幽闭」,而是有技巧的行刑者往妇女腹部某一位置猛击一记,致使子宫脱垂,永久阻塞阴道。唐代著名酷吏来俊臣普发明一刑:「……女人则倒悬之,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使酸痛不可忍:或以滚烫熟鸡子,纳数枚于阴中,使酸痛非当。」

再如著名的「请君入瓮」,因被刑讯逼供者是十恶不赦之酷吏来俊臣,我们不都感到太快人心吗?公元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一拥而上,争啖来俊臣肉,顷刻啖尽,挖眼剥皮,剖腹掏心,踏作肉泥。这一场面,不仅使当时人,而且使后世人,使整个民族感到莫大快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中国几乎有约定俗成的自然法的效力。不管「其人之道」是否罪恶下作,只要是报复,一辙还一报,一般都会得到社会道德的认同。中国人始终无法理解西方国家机器对待罪犯的人道精神,至于废除死刑,在中国更传为笑谈。残忍的传统使我们无法理解西方的法的精神:法律不是被害者的报复。法律是以上帝的名义恢复正义。鲁迅曾激愤地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翻遍历史,尽是「吃人」二字!实在并非哗众取宠之语。我深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汉民族专制文化,就是吃人文化!

而且更使人悲哀的是,这个吃人文化的反人道特征,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消亡,反而被共产党的「斗争」和「专政」理论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轰--我为我的民族和我曾虔诚笃信的共产真理深感羞愧。毫无疑问,通三千年以来,汉民族通过经济、攻治、军事、法律、文学艺术、宗教深刻地影响着壮族,在带来牛耕、铁器、水利、官制的同时,也给这块美丽的土地带东了以仇恨为出发点的杀戮与吃人意识。虽然我不打算就汉文化对壮文化的影响方式再作文章,俚忍不住还要再举二例:据著名壮放学者蓝鸿恩先生的考证,中国的第一幅人体解剖图,竟然是杀害了一位壮族造反者,被开肚皮照描下来的。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六中的《药议》篇中,纠正了许多医药学上的世俗谬误,又说:「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蓝先生查了《宋史》,搞清了这张《欧希范真五脏图》的来历:欧希范,今广西环江县人,壮族。曾读书应举,小知识分子。本欲求一功名,但被知州诬陷,说他要编管全州。官逼民反,欧希范遁归,率族人造反,率众五百,被环州,劫州印,焚积聚。后为官军聚攻,据险固守。后官府假意招安,置曼陀花(麻醉剂)于酒中,将其同举事者捕获,后又捕获欧希范。欧被害后,将尸体解剖,绘成《欧希轭真五脏图》以传世,填补了中国在人体解剖上的空白。最后将他剌为肉酱一醢),送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巡迥示众,以宣国威。

由此观之,汉族统治者向壮族输出残暴,不仅方法灵活多样,而且讲效果,重普及。壮族史诗中那位伟大的创世神姆六甲,在民间亦称花王圣母,壮话称「花婆」。她同时也是妇女的生育女神和儿童的守护神。她居住在一座花山上,辛苦地照料着满山花卉。花山上的一朵花就是人世间一个人。孩子一降生,就在母亲的床头上一个花婆神位,再在野外采一东野花供奉在神位之前。人们格外虔诚地敬奉花婆,因为花儿还幼小,需要花婆格外小心加以照料。孩子过生日,必须采来鲜花敬献花婆,感谢花婆的眷顾。孩子生病了,人们便祭祀花婆,请花婆去察看一下:这棵小花儿是生虫了,还是该浇水除草了。

孩子成人后,再不需要花婆费心,便在成年的生日上,向花婆表示敬意。人死后,他的灵魂又飞回花山,叉成为一棵鲜花。不管是善人恶人,花婆都向他张开宽恕的怀抱。而他留在人世的孩子,想念又母时,每每失神地住视着在微风中摇曳的野花,指着一朵由花说:妈妈,这是我的妈妈!指着一朵红花说:爸爸,这是我的爸爸--……多么美丽的生死观,多么感人的神话!听到花婆的这些神话,我的眼睛都潮湿了。花婆的放事,简直是原始宗教人道主义精神之典范!花婆还是妇女的保护神。妇女们的痛苦,总是向花婆倾诉。在花婆逝世的日子,全村妇女都要聚集到女巫家几天几夜诵唱花婆的史诗。想起自己的痛苦,想起花婆的慈爱,每每唱得泣不成声,热泪长流。万物都向花婆致哀:水牛唱(自然是人代唱),老虎唱,狗唱,甚至小板凳也要的。为什么?因为花婆赋予万物以生命与爱心。这位伟大的创世神、守护神自然是不会死的。于是,在优美的诗句中,花婆又复活了,重新以她宽厚无边的同情心,关注着人世间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善良的或罪恶的人……但我们在桂西北考察时,竟发现如今花婆的神位已移到了墙角边,每家每户堂屋正中,供奉的却是汉文化中一切罪恶的渊蔽「天地君亲师」!这一发现令我痛心疾首。自己浪漫自由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保护神被弃置了,迎奉来的,却是现在连汉民族也开始唾弃的代表君主专制政治压迫精神奴役的五位一体的恶神!----在接受汉文化先进因素的同时,也同时接受汉文化中最可怕的致命毒素,这也许就是这个善良民族难逃的劫数----本章的重大课题是被译文革中广西大屠杀人相食之谜。在历史与现实的神秘林莽里,我们已跋涉良久。我们没有挥起倾向性的长刀攻断那些互相缠绕扭结在一起的矛盾的藤萝,向着主观臆断的方向前造。我们只是小心谨慎地将宗教、民俗、史诗、神话、史籍、历史研究、文革罪行的诸多藤萝加以梳理归整,试图于迷侗中走出一条通往理性之光的曲折道路。在我们身后,已树立起四块明确的路碑:

1壮族是一个不知何为罪恶的善良的民族:2史籍所载壮族嗜杀吃人,不过是任何民族都曾有通的蒙昧时期:砍牛正是壮族从蒙昧到文明的宏伟界碑:3嗜杀食人对于进入文明甚迟的壮族,不过是并不十分遥远的昨天:这昨天无法用道德加以评价,或者说这是先民主存所必需的自然的道德:这昨天在恶意的煽动下,有可能退回:4近三千年来,汉族一直以自已罪恶的吃人文化影响着壮族;那么,我们是否已接近了林莽的边缘?我们是否已可以最后冲出迷悯,站立在明澈的理性的阳光之下?请相信我。请随我走最后一程汉壮文化是如何结合而竟然生下了群众性人吃人这一怪胎的呢?

第一:吃人作为一种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道德内容。在原始时期它仅是一种生存需要,并无仇恨意味;在专制时期,则演化为宣泄仇恨的最高方式。

第二:在对壮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之同时,汉文化一直以其反人道的毒素不断影响着壮族。渐渐地,壮族原始、朴素的人吃人形式被注入了「无所不用其极」的仇恨内容。于是壮族也逐渐将人吃人演化为表达仇恨的最高方式。关键:人吃人对于刚刚脱离原始状态的壮族来说,是朴素的形式加上朴素的内容;而对于早已跨入文明的汉族来说,是罪恶的形式加上罪恶的内容。如果产生一个形式、内容的错位,在朴素的形式里注入罪恶的内容,那么,罪恶便会在朴素的掩盖之下横扫社会,形成不可遏制的大疯狂。

第三:文革中,汉族地区并未发生吃人事件,因为汉族毕竟离原始社会太远,人相食已是遥不可及的前天、大前天:而且吃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已经认识到的赤裸裸的罪恶。而对于壮族来说,人相食不过仅仅是沈积在集体无意识地层里并不十分遥远的昨天,在昨天,这还并非罪恶,而且回忆起来并非十分困难。(*注)【*注简单一提人类遗传记忆。我们生而惧怕黑暗:因为我们的始祖是白日活动的动物,他们惧怕实伏夜出的猛兽,于是也惧怕黑夜、黑暗。我们惧怕水:因为我们的始祖是陆上动物,水对于它们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同样,我们惧怕登高:因为我们的始祖常活动于高树、高岩,却又没有羽翼,失手跌落便是死亡。这些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经验并非后天习得,而是通过遗传机制代代相传。我们甚至毋需回忆、思索,只要一旦处于危险境地,它们就会从无意识深处的「黑箱」中向我们发出相应的指令。动物亦有此种遗传记忆:现西班牙有一种老家在非洲的秃鹫,第一次见到非洲驼鸟蛋就会用嘴叮起石块将其击破吸食。生物学家进一步实验:将出壳不久的小秃鹫在完全隔离父母的条件下人工养大。刚放飞之后,第一次见到科学家暗中放置的蛇鸟蛋时也会作出叮起石块击破吸食这一整套复杂动作。结论只能是:通过基因代代相传的关于非洲生活经验的古老的记忆。如果以上事实可以理解,那么更应该理解以下理论,远古文化必然要通过人类社会的种种文化活动宗教、神话、传说、史诗、仪式、风俗等等……代代相传,而最终成为沈积在心理深层的无意识。在一定的情势下,这些我们平时感觉不到的文化沈积就会被激活,而浮现到意识的表层,形成一种集体意识,支配我们的行动。注完】在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的狂烈煽动下,很容易使产生形式、内容之错位,酿成巨大灾难。这便是文革时期遍布广西的人吃人群众运动。(恩斯特卡西尔:『伦理世界绝不是被给予的,而是永还在制造之中』」)

这一文化心理运作机制看来复杂,其实十分简单。譬如:孩子们常常虐待甚至残害小动物。他们尚无成熟的道德感,对他们来说,这一切往往并无恶意。即使在他们稍大时,如东一个成人唆使他们以仇恨去虐杀小动物,(看看,牠把你手指头都啖破了!真可恶!我帮你抓住,给你绳子,勒死它!)由于心理障碍较小,他们干起来往往上成人容易得多。我们可以下结论了:文革时发生于广西的人吃人惨剧,完全是由于汉文化和马列主义反人道毒素对朴素的壮文化的罪恶的入侵。虽然,事出南方,事出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广西,汉人也照样吃人),但罪在中原,罪在汉文化。其直接的罪魁祸首,正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疯狂煽动人类仇恨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至于被卷入吃人狂潮的无知百姓,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时早就说过了:「上帝啊,请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哦!」)(在广西考察期间,当我终于得出这个结论之际,不禁全身战栗。除了发现真理的「高峰体验」,还因为在那一瞬,我清晰地看到了未来的命运除非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与共产政权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永不可宣示的发现。)让我们再参观一个小村寨,这是一个寓言式的微型模型:在赴花山崖画的游船上,一位年经的文友告诉我们:在桂西北隆林县沙梨乡,几年前还可见裸体劳作。在隆林沙梨我们未能访到,却在沙梨的邻乡找到一点痕迹。那小村寨叫母姑河,离公路很还,恰昨夜又翻山越岭数十里去看一年经女巫,体力不支,更惧血压又突然下降,只好请两位斗志昂扬的广西作家代劳。第三天上牛,他们疲惫不堪地走回来:未能窥见裸男裸女,只为我照回了几张照片。文明之风席卷了每个角落,偏居山坳的桃花源地吃到了智慧树上的苹果:母姑河也穿上了衣裤,富于诗意古风的裸体劳作终于消失。但他们带回了一些饶有情趣的裸体故事:那是一个幽美的小山村。一条蓝绿色的小河从村脚下缓缓流通。两岸皆有田地,雨后河水大涨,人们只有赶上牛,携上农具裸泳而过。天热时,便在河里裸浴,男女杂处,而绝无一见到裸体便浮想联翩的文明病。晚近年代,也只是稍加回避,并不十分严格。有几位姑娘邀男同学到村里玩,到得河还,想游泳,说话间便自自然然脱成裸体,跳下河去。男同学们尴尬之极,姑娘们才意识到:他们不是母姑河人。一位下乡干部下河洗澡,碰巧两个姑她也来洗澡,见河里是来村里指导工作的干部,高高兴与打着招呼,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水里。她俩热情地给下乡干部递肥皂、手中,吓得那位干部连忙沈进深水,只留下鼻子嘴巴在外面吸气。姑娘们边洗还和他说笑,他窘迫得头上冒汗,而泡在水里的身子又凉得紧张得发抖,回去就病倒了,自此再不敢到河里洗澡。还有一位全县闻名的学毛选积极分子,到北京见过毛泽东,后任该公社书记。一日,经过河边,见几个全裸的小伙子正打鱼。

小伙子向女书记打招呼,女书记却抖起威风,劈头盖脑地训斥他们太不文明,吓得小伙子们只好蹲在水里听训。几十年来,母姑河贫困依旧。母姑河人发起牢骚来,便总要说,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条裤衩!现在,母姑河人下河也开始穿裤衩了,文明了。但男人们打鱼时,还忍不住故态萌发,一丝不挂。有一次远出集体打鱼,转移地点时,为抄近路,爬上了小路,恰巧驰来一辆长途客军,几十个赤条条的汉子排作一字长蛇阵,旅客们膛目结舌,不知来到了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母姑河,一块浑朴未凿的碧玉!它当然不可能逃脱文明之手的加工改造。但我们应当怎样来雕凿它呢?共产党向它伸去的,只是残酷与仇恨的雕刀!文化革命,斗阶级敌人,这美如桃花源的小小山村,一夜之间,竟也学会了吊打、刑讯。「文明的」性意识,竟促使母姑河人火烧被害者阴毛,把炽热的煤油灯坡璃罩塞进姑娘的阴道!桃园梦醒是地狱!母姑河哦母姑河!这是一个寓言。这是一个文化致治心理的小小模型。一切文明都要走向成熟,都要经历社会震荡的痛苦,付出道德牺牲的代价。这正如一个纯贞的姑娘「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诗意的处女时代,她总要成熟,总要婚配,总要在剧烈的阵痛之后产生新生命。但是,如果使她受孕的是梅毒或爱滋患者,那么阵痛之后生育的,将是一个可怕的畸形儿,将是一个不幸的悲剧。我们经历艰辛,终于成功地走出了那一片神秘的亚热带丛林。我们终于沐浴于理性的灿烂阳光之下。然而,我们并未享受到期待已久的经松愉快:这里并没有如茵草地和淙淙泉水。在我们眼前,竟然轰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在它鲜血涂抹的刺目红色碑身上,赫然镌刻着几个大字。

【泛华网编辑】

广西文革人吃人--中共血腥暴政注释: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三十页。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乔晓光的十大罪状》,载《大会消息》,第八版,桂林「老多」南海航队等组织整理编印。

[瑞士]C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第一七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四四至四六页。

同上,第四一七页。或见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六七三页。此批示虽然正式发表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两报一刊社论」,但早在文革之初便以种种形式在民间传播。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谈话。见于林彪「九大」报告。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卷一下,第七十三页。

范哗:《后汉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卷八十六,第二八三四页。

同上,卷八,第三三二页。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六月第一版,卷一一,第二二四八至二二五一页。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二十八页。

《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童健飞人醉人的歌墟》。

同上书,李善文:《巴马三月三》。

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散论》,第九十--九十三页。

《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蓝正祥、黄焕英《达努节》。

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散论》,第一四--一五页。

周宗贤:《方民族论稿残存在壮族社会中的原始婚姻家族形态》。

以上民俗一节,参考书目为:周宗贤:《南方民族论稿》:《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牛节》(覃承勤)《广西民间文学丛刊第十四期壮家的节日》(红波);同上书《贺县过山瑶的生活风俗》(高国扬)。

拉法格:《宗教与资本》,第二页。

蓝鸿恩《神弓宝剑》,第一至二页。《广西民间文学丛刊第二期人的觉醒》(蓝鸿恩)。

以上自史诗创世纪至特伊的放事一节,参考书目为:蓝鸿恩《神弓宝剑》,《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蚂拐节》(覃剑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第十八页。

摩尔根人古代社会》,第二一六九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

砍牛场面节选于《广西民间文学丛刊第十四期南丹县白裤瑶婚、丧习俗简述》(蒙爱农)。壮、瑶皆有砍牛之俗,手边一时没有壮族砍牛资料,便以瑶族资料代替。壮、瑶杂居,民俗极近,想来大致不差。

《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蚂拐节》(覃剑平)。

蒋廷瑜《铜鼓史话》,第九十七页。铜鼓一节,多参考该书。

《汉书》卷五十《汲黯传》。

《晋书》卷五七《陶璜传》。

《太早寰字记实州风俗条》。

《唐大诏会集》,卷一九。

《柳河东集》,卷四十二,《寄韦珩》诗。

《岭外代答》,卷三,《峒丁》。

蓝鸿恩编:《壮族民间故事选太阳、月亮和星星》。

《东周列国志》,第十七回。

同上书,第三十一回。

《精编二十六史》,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第三一八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北京,第三册,第八十五页。

同上书,第四四二页。

同上书,第四一一页。

《二十五史精华》,第三册,《旧唐书》,黄巢条目,第一七一页。

同上书。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范又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三九六页。

《新唐书逆臣列传》。

同上书,第三九八页。

同上书,第三九八页。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同上书,卷二五八。

《唐人说荟》,卷五,张蓦:《耳目记》。

纪的,《阅微草堂笔记》。

《东周列国志》,第九十八至九十九回。

《二十五史精华》,第四册,《明史精华》,张献忠条目。

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一九八九,上海,第一六八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四一五页。

《三国演义》,第八十三回。

同上书,第十九回。

《水浒传》,第十回。

《荡寇志》,第九十八回。

《水浒传》,第二十六回。

同上书,第三十一回。

同上书,第二十七回。

同上书,第三十二回。

同上书,第四十回。

同上书,第四十一回。

同上书,第四十三回。

同上书,第四十六回。

同上书,第五十三回。

《晚明民变》,第一九六至九七页。

《精编二十六史》,来俊臣条目,第三三五页。

《宋史蛮夷传》。

恩格斯卡西尔《人论》,上海译又出版社,一九八五,第七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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