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一个瓜农的中国梦

一个瓜农，凌晨三点钟摸黑起床摘西瓜，五点钟与老伴一起装车出发，七点钟到达县城摆摊叫卖，十点钟被城管没收了秤……五十分钟后，太阳照得那些西瓜娇翠欲滴，瓜农面如死灰、气绝身亡。

瓜熟蒂落，尚需四季，一条人命，何须几秒。

收走一条人命这么容易。那些城管卷土重来时，没想过围殴的是一条人命，他们看来，人命如瓜，顺手摘去，没什么大不了。所以他们说“要打就打死”……这样的故事，我的祖国，每一条崭新的大街都历练过城管的掩杀，没见过这掩杀，哪好意思说自己进过城。竟有些麻木了。如果你一定要寻找点寒凉的新意，抬头看去，瓜农尸体的侧上方有一枚招牌，“城市管理示范街”，是的，就是示范给你们看。

是的，城管并没有殴打瓜农，瓜农只是突然倒地身亡。临时性强奸，调整式涨价，礼节式受贿、保护性拆迁，通涨型紧缩，轮流发生性关系，突然倒地身亡……是的，不是城管殴死了瓜农，杀死瓜农的是西瓜。

或者，那个瓜农正要去殴打城管时，突然想起自己为了省钱还没吃早饭，哦，肚子饿，很饿……然后就饿死了。

这个《宪法》上清白写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下岗了，农民失地了，好歹种些西瓜，竟莫名其妙死了。我这么说，肯定要被骂成汉奸的。可是我的朋友，同济大学的王晓渔想起《小兵张嘎》，小兵张嘎在路边摆摊卖瓜，看到胖翻译官走来，居然没有拔腿逃跑，而胖翻译官只是蹲下来吃了只西瓜，一没有驱赶，二没有收苛捐杂税，更没有把卖瓜者殴打致死然后抢夺尸体。现在想想，《小兵张嘎》完全是一部美化敌人的反动电影。

别说封建王朝贪腐了，《大明律》写着：王府不许擅自招集外人凌辱扰害百姓，擅作威作福打死人命及强取人财物者，先行追究设谋拨置之人，攘夺财物致伤人命，除真犯死罪外余人等发边卫充军。

也别污辱城管是拿牌照的黑社会。香港黑社会入洪门誓言第三十一誓：勿恃我洪家人多，倚势欺人，横行霸道必须安分守己，各安职业，如有恃众欺人者，天也难容，死在万刀之下……你去抢西瓜杀瓜农，黑道都要找报馆记者跟你撇清关系的。

每当批评城管，就会有一脑子沼气池的家伙冲上来说“难道小贩违章占道没错吗”。即便你脑腔是一洼沼气池也得冒点火花吧——违章占道就得把人打死，你违章占道开车是不是该被爆头？然后你就说：“没看到城管也被打被刺吗”。问题正在这里，这样一个互戗互杀，既无法律依据实际效果无比恶劣城管制度，还不该换以文明的方法吗？

总不相信合法的执政，却迷信暴力的弹压。昆明城管围殴群众，连云港城管围殴群众，沈阳城管围殴群众，成都城管围殴群众，延安城管爆踩群众……请问，这是百团大战吗。

让你走群众路线，你却走暴打群众路线。比环卫工人还仔细打扫每一条街，比日本鬼子还要扫荡彻底，比本拉登还要神出鬼没，比泼皮牛二还要纠缠不休，比湘西赶尸队还要阴森。抢尸，你没杀人，动用数百警力抢尸做什么？这就违反文明底线了。要知即便封建王朝，偷尸者，死罪。

连尸体都要抢，这是一个缩影。你发现没有，到处在以各种方式掠夺财产，从亿万企业，到一枚西瓜，从商海死囚，到无名瓜农，区别只是有时用城管抢有时用法院抢有时用银行抢，有时候用变幻多端的政策抢。

那些“在商言商”的大佬们也发些声吧。在祖国，人人都没安全感，要知道，今天你选择沉默，明天抢你所谓的“商业帝国”，如抢西瓜。

少来点张牙舞爪的励精图治，多来点休养生息的安民政策。让企业家知道偷盗与生意的边界在哪里，让职员知道上升的管道而不是行贿的卡号在哪里，让学生知道招聘的门而不是潜规则的床在哪里，让农民知道回家吃饭的路而不是饿死投胎的黄泉在哪里。别在庙堂之上高谈阔论，如果文明只有一个世俗路牌，那去菜市场，如果本朝要画一幅传世的浮世图，还敢不敢画宋朝那熙攘中透着恬淡的《清明上河图》？猫眼网友感叹，怪不得清明上河图卖得这么贵哟。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教青年要静心、静气，不争执不焦虑。帝都连青年人的群租都禁废掉，瓜农连生命不保，静你个西瓜的心。

这个叫邓正加的瓜农，突然倒地身亡了。这个国家有太多的突然倒地身亡，一个瓜农可以突然倒地身亡，一个国家呢……

这个叫邓正加的瓜农，住在临武的山上。他不过是想把瓜种得甜一些，收获多一些，快快地把西瓜卖完了，好赶回家吃饭。这是他的中国梦。他对他的西瓜是很珍惜的，你为什么不对他珍惜一些。你最好先保护好一个瓜农的梦，我们才坐下来谈谈什么是中国梦。

对你的人民好一些，对你的瓜珍惜一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最后，难道你不懂，治大国如种西瓜。

葉劍英、王震兩大中共元老孫輩聯姻

《新史記》陳亦凡

長孫王京陽是中國IT貴族

王京陽是王兵的兒子，是王震的長孫，被稱為中國IT界的青年才俊。有官方媒體恭維稱，王京陽“眉宇間的英氣有著老將軍的剛毅”。他受過良好的國外教育，擁有加拿大名校約克大學電腦和數學雙學位。

幾年前，王京陽作為北京掌上網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總裁，旗下有“移動證券服務”等知名品牌，曾是中國最成功的掌上平台手機證券服務提供商。

作為王家第三代，王京陽坦率地說，自己目前遠遠無法和父輩比較，也不渴望鋪一個“大攤子”，也不做傳統跨行業的企業，“穩中求勝”是他的原則，父輩的成績對他來說，是一種鞭策，他不會因為家族大樹的蔭護，而放鬆自己，也不會因為父輩而輕視自己的成績和事業。

官方媒體稱，王京陽是“低調的將門虎子”，不過網上有篇題為《IT貴族王京陽：回憶與爺爺王震在一起的日子》的文章，王京陽卻大談與爺爺王震的關係如何親密：

“爺爺喜歡讀《三國演義》，最讚賞趙雲。他覺得趙雲忠肝義膽，有勇有謀，不驕不躁，不爭功論賞，卻是於危難時刻突圍救主的常勝將軍……”王京陽回憶自己和爺爺王震相處的日子裡，祖孫兩個常捧著《三國》說英雄論豪傑。閑來每日還要下幾盤中國象棋，爺爺有時小孩脾氣悔棋怕輸，孫子便有意相讓，幾枚棋子的騰挪中，儘是融融祖孫親情。

王震晚年和孫子一起遊戲，仿佛多了很多孩子般的脾氣。有時候釣魚釣不著，頁會嘟噥是遠處划船的孫子把魚嚇跑了。

王京陽笑說，因為父親這輩兄弟三人，沒有女孩，所以奶奶王季青特別喜歡孫女，家裡有些重女輕男，雖然他身為長孫，卻並沒得到多少特殊照顧。王震長子王兵補充了母親一個細節，在那一輩人中，王季青是主動做結紮手術的少數者。論起理由，王兵直言，“我媽媽想生個女兒，但連生四個（在王兵與王軍間還有一個因肺炎夭折）都是男孩，我媽媽也就死心了。”

王京陽回憶，為了讓爺爺高興，在北京上高中時，中午、晚上騎自行車十幾分鐘趕回家，後來，在國外上大學時，也利用暑假乘飛機不遠飛萬里回家，這些都是為了和爺爺多在一起，陪他吃一頓飯，表達對“最佳爺爺”的孝心。

據媒體介紹，北京掌上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於無線資料增值應用及技術研發的高科技公司，可為無線運營商、企業和移動終端用戶提供基於無線通訊網絡的增值應用服務和技術解決方案。公司成立於2000年9月，總部位於北京，並在上海設立分公司。掌上網科技有限公司作為中國移動的核心合作夥伴成為移動證券業務、移動商務的服務提供商，承接了上海移動動感地帶的設計、開發、製作。


王京陽與爺爺、家人合影：王震(前中)、王季青(前左)、王兵(前右)、王軍(第三排左一)、王之(第三排左二)、王京陽(後排左二)。

孫媳葉靜子是葉劍英孫女

王京陽的妻子葉靜子，為葉劍英的孫女，葉選寧的女兒。葉靜子在北京出生，13歲留學美國，幾年前創立星際文化集團公司，2001年12月因籌備西藏珍寶展，曝光率大增。

葉靜子1975年出生在北京。爺爺給她取名靜子。五歲前，葉靜子是個安靜乖巧的孩子。常常有客人拜訪葉劍英後，起身告別時才發現屋裡還有一個瞪著眼睛不出一聲的小姑娘。五六歲後的葉靜子開始變成一個上房揭瓦的孩子，十幾歲時變得更是叛逆。13歲左右，考慮到作為大家族的後代在國內成長，永遠有人照顧，雖然不用擔心沒飯吃，卻難保將來如何靠自己做人做事，葉靜子的父母決定把女兒和兒子都送出國讀書，讓他們在海外開始普通人的獨立生活。

葉靜子剛到美國時在一個全封閉式的女校上中學，聰穎又叛逆的葉靜子對老師說，她來這個學校的原因是爸媽不管她，她是跟奶奶長大的。開學第一天，要跑步兩英里，而出國前在景山學校最多才跑過800米的葉靜子，是走回來的。老師疼愛這個“沒人管”的孩子，沒有罰她，而是送她到醫務室，還讓她住到校長家裡。

葉靜子在美國做著其他孩子做不出的事情。變著法兒地折磨監管人，在那個吃飯都要穿正裝的學校，葉靜子卻過著我行我素的生活。自己給自己放假，放一兩個星期，玩夠了再回學校。和媽媽通電話，多是以吵代講。一次吵急了，葉靜子說：“我讓我爸爸和你離婚！”

葉靜子在2001年末策劃了“擁抱吉祥西藏珍寶展”之後，開始運作自己的事業。在上海舉辦城市街道賽車，是星際文化的主要項目。葉靜子喜歡這項超前的挑戰，通過自己的溝通和努力，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成為這項賽事的冠名贊助商。在2005年的比賽期間，馬來西亞國家副總理以及馬石油董事長兼總裁對葉靜子的賽事運作讚賞有加，讓她更加自信這項賽事的未來。

葉靜子與王京陽結婚後，育有一個兒子。葉劍英和王震是非常好的朋友，兩家人也一直很親密。葉靜子說，因為兩家平日互相走動很多，自己和王京陽從小就認識。但中間各自求學工作，分開很多年。都有了一些生活經歷後，曾經的兩條平行線又有了交匯點。

葉靜子結婚前，是中國“跳水女王”伏明霞的經紀人。然而，因被傳媒拍得與伏明霞的丈夫梁錦松一同購物的照片，傳出兩人鬧緋聞，與伏明霞的關係自然也就斷了。（《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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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极权主义杂谈（全文）

【泛华网2013年07月18日按】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近日，他陆续发表的《极权主义杂谈》一文，影响深远。他在第四节“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中指出，目前整个民族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任由国家滑向法西斯极权深渊，应当警惕。也因此，中国大陆的网络在发表和转载这篇文章时，整个第四节被删除。由此可见，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官方很清楚自己正在走的路，并不批评和否认法西斯主义，只是极力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字面意义已经表明了中国道路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第三位置主义”。而第三位置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在该文发表后，孙立平教授与郭于华在微博上还有互动。这里一并刊出这些互动，权作《极权主义杂谈》之续。

（一）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二）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三）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四）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

极权主义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极权主义的能量和魅力开始不断地展开和延伸。

这里有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个是Naomi Wolf的《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另一个是Dennis Ganse导演的电影《浪潮》。

我们先来看看《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是针对911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毁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从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个步骤就可以了。这十个步骤就是：

1、制造出一个或是内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敌人，使人们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胁，从而使人们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
2、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禁系统，以对付威胁者或敌人，这样可以使得人们觉得有安全感。
3、建立一个恶棍团体，通常是准军事性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恐吓。
4、建立内部监视体系，并鼓励人们互相揭发。
5、潜入市民组织并对之进行骚扰。
6、对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进行专横的拘留与释放，而且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很难从名单中消失。
7、对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进行攻击，尤其是学者、学生和教授。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
8、控制媒体，用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真实的新闻。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是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
9、异议即叛国，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
10、中止法治。

这十个步骤演绎的是一个民主自由体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层面。这当中尤其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这种演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天经地义；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你都很难意识到其最终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而正常地继续着。这时罪恶在发酵，而人们却浑然不觉。第二，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许多人都强调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实，在极权主义的想象中，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个东西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十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才能动员民众的感情，才能为其独特的统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队伍乃至社会的内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说《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是从制度层面推演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而电影《浪潮》则演绎了在社会心理层面极权主义逻辑发酵的过程。这是在一个中学班级中进行的实验。这个逻辑的起点（第一天）是从自由散漫到纪律和权威的转变，重新排列过的桌椅和座次，统一的发言姿势和称呼，从中萌发出对独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点是团结与集体理念的生成，统一的军人式的步伐与统一的着装，通过对整体的魅力感受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则是用“浪潮”这个名字作为符号，以强化成员对其的认同与忠诚，并以集体的力量对其中的异端施加压力。第四步（第四天）极权主义的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推动逻辑的演进了，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失去发动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经使这个运动欲罢而不能，运动的终结将导致其中某些成员的绝望。

在这当中，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间才显得有点不对头的。故事几乎是游戏般地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动人心的，领袖的产生，集体的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但不久，领袖在开始操纵集体，个人在走向狂热，而由神圣性赋予的优越感则在变成针对圈子外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第二，极权主义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为运动中形成的扁平结构（有人称之为平等的结构，但由于领袖的压倒一切的地位，称之为扁平结构可能更合适）彻底颠覆了过于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地位分配。电影中的蒂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热中体会着自己的价值，运动成为他的生命。第三，为了目标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视之为一种超越。由于这个集体的目标是神圣的，女孩子可以放弃漂亮服装，也可以将说谎视为正当。总之，这是混合了许多东西的一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驱动。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也才理解了残酷的来源，因为他们把残酷理解为是实现神圣事业的一种正义手段。

就在我搜索网友们有关《浪潮》的评论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帖子《别跟我谈走向极权的可能性——《浪潮》观后》。这位网友写道：“按照影片里对极权社会的定义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极权社会里。但我们不一样地安然生活着么？整个民族不一样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么？有什么不好”？应当说，这样的心态和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个别的。这正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续）与郭于华的讨论（根据孙立平、郭于华微博内容整理）

孙立平：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熟悉阿伦特的观点。她不仅把极权主义追溯到“群众社会的毫无结构”，而且也归咎于“一种原子化的和个体化的群众的特殊的条件”。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却没有导致极权主义；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分析道：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诱惑》的论文中，用几句话总结了纳粹的纲领，这几句话清楚为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图像：“阶级斗争将会被消除；人民将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将会治理第三帝国；国家的敌人将会被驱逐出境；对德国的苦难负有责任的犹太人将会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体；将不再会有政治党派的存在；元首将作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这些成分不是现代的社会冲突，而是共同体的母爱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达伦多夫）。

极权主义可以同时吸引左派和右派。达伦多夫说：国家社会主义吸引了传统的右派，共产主义则吸引了传统的左派。然而，尽管两者有这种种的矛盾和差别，其通过动员进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政府制度企图进行控制，但是允许在广泛领域里的隐私和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也进行动员，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非集中控制。在极权主义的政府制度里，动员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其实，我觉得极权主义最核心的是它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技术。其组织可以见之于如下名词：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

说到组织，我想到了制服。崔卫平这么评论纳粹的制服：“比较起平民化、缝工也较为粗陋的美军制服来，党卫队的制服紧身、笔挺、风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对方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其实在我看来，制服即是与外部区别的标志，更是一种形成内部认同的工具。其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

刚才说极权主义组织的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但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进行人心的改造。这就说到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区别：专制主义要求的只是服从，极权主义要求的则是尽忠。于是，宣传与洗脑就成为必须。

组织的核心无疑就是领袖。希特勒强调：“要真正做到以上几点，国家的根本就要实行领袖原则，领袖应该有领导整个民族和国家，主宰世界命运的的权力。”这对于一个要复仇或崛起的民族来说似乎是必然的。据说，蒋介石曾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一无所得”）。蒋介石还说“法西斯主义之要旨”，“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

希特勒个人生活方式又如此地简朴，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更不闹绯闻，从没有为自己的享乐乱花过纳税人的钱。

引导希特勒成为一个犯有反人类罪罪犯的路标就是反犹主义。理解反犹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而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读一下拉尔夫•乔治•劳埃特（Ralf Georg Reuth）的《大逆转1919》。这是一本可以成为希特勒传的书。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三部希特勒传分别是由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撰写的：布洛克的《大独裁者：暴政研究》以及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和克肖的《希特勒》。

说到反犹主义，不禁想到原来读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时心中的谜团。为什么法西斯对犹太人有如此的深仇大恨？为什么反犹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费兰尼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和最深远的仇恨。其它仇恨的严重程度或许在某一历史时刻超越了它，但这些仇恨到头来已不复存在，或正逐渐掉进历史的废物箱。”有甚么仇恨能持续23个世纪？为什么经过六百万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后，这种仇恨竟然仍然存在，并且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潜质？这种历史现象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这种绵延不断的仇恨和压迫是怎样来的？有谁应当为此负上责任？

在过去的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尽管人们对反犹主义从神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过多方面的解释，但似乎并没有一种解释真正明晰和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为何独独犹太人成为极权主义这种新政体的祭品？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之新，不在于它所造成的痛苦；也不在于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使人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和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无法用传统的范畴去把握它。任何历史流传下来的类似之事都无法使它那种恐怖的原创性逊色。它的特点就是依靠意识形态和恐怖来统治。问题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为什么会建立在犹太人的血泊之中？

对于反犹主义的形成，人们分析过许多原因。比如历史上宗教与民族的因素，比如犹太人对所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比如一战后在德国被占区犹太人对占领者的配合等等。更有人论证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就是种族灭绝。但拉尔夫•乔治•劳埃特的分析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他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追问：希特勒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成为狂热的反犹分子的呢？是在一战时成为排犹大熔炉的维也纳还是在一战后当德国被失败、革命和《凡尔赛合约》推入谷底的混乱中呢？确定希特勒反犹倾向意识形态化的时间点和催化剂又和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即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倾向及其导致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德国社会在19世纪的扭曲发展造成的结果。本书还深入探讨，希特勒是否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政策、战略以及战争？而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这个问题又牵动了另一个疑问：这场大屠杀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吗？抑或希特勒的反犹倾向并不极端，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

历史记载，在纳粹德国进行的种族清洗中，约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怎么解释这个罪行，特别是这个罪行与希特勒的关系？劳埃特的研究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在早年的时候，希特勒居然曾是犹太之友。“其观点在根本上异于反犹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肯定犹太人的慈善机构。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时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第二，后来他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这样，我们就在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看到了一个建构的因素。也就是说，德国纳粹是通过建构，将本来就对之充满怨恨的犹太人建构成必须灭绝的敌人。劳埃特发现，希特勒1919年成为政治家之后，反犹的调门开始高了起来。关键的问题是他需要犹太人这个“敌人”。在极权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动员中，“敌人”是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先说劳埃特最后的结论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最根本是源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这一事实”。尽管有人认为劳埃特的论证还并不很清晰，但他的描述至少让我们注意到当时德国人的两个心结：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和对犹太人的怨恨。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发生在德国的近邻，而且也波及到德国本身。这种革命是血腥的。在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反犹主义势如洪水。问题是如何将两者勾连起来。有人发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起来都是有着德国姓氏的犹太人……”。“犹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甚至成为一个流行的提法。

于是，人们将布尔什维克的流血革命看成犹太人的工具，于是，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断升级。“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犹太教的混淆无疑是战后德国反犹情绪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于犹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绪’表现得就越强。”

我觉得，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大逆转1919》一书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劳埃特的这句设问。极权主义是以社会动员为手段的。一战的战败以及《凡尔赛合约》所造成的耻辱，对犹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怨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使社会动员得以成功的社会情绪。但这种情绪一旦动员起来，就形成了自己发酵和走向极端化的逻辑。这时，逻辑开始自己推着历史往前走了。

郇建立指出，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德国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蒂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因此，鲍曼指出，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都是苍白无力的，它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单单用反犹主义无法充分解释大屠杀。

郭于华：

1、极权主义必须不断地建构出敌人，至于是否真的是敌人则视情境和民众心态而定，这是能够裹胁大众形成队伍之必须，这也是共产主义的逻辑。犹太人如此，土改时被消灭的"地主阶级"也是如此！

2、推荐此片：《苏联往事》，有助于理解二者关系。

3、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两种制度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都有创造新人类的野心。它们都不接受人类的本性，是与本性和人性的战争，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纳粹思想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生物学理论之上；共产党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社会学理论之上；但这两种制度都自称是科学的《苏联往事》。

4、极权主义为何有力量：其乌托邦的理想目标设计基于人之德性，包括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等（暂且不论其是否为真善）；而其达至目标的手段却诉诸甚至调动、发挥人性之恶。为达目标不择手段，是其获得自身统治成功和带来社会毁灭的根本原因所在。

（泛华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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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陳雲女婿力捧做一哥

【特寫】

「華潤作為外經貿部（現為商務部）在港的企業，歷屆的集團董事長都是由外經貿部副部長或部長助理出任，如佟志廣、沈覺人、朱友藍、谷永江和陳新華，但宋林直接由內部提拔則屬異數，大家都感到意外」。有華潤員工表示，宋與傳統的中資大佬不同，比較西化。也有媒體中人說，中資老總不喜愛見記者及投資者，但宋除喜愛在記者會及投資者會議上親自回答問題外，亦喜愛與記者接觸，特別是女記者，經常在業績會後留下、以略帶普通話口音的廣東話與女記者閒聊。


今年初，宋林（左）獲梁振英（右）委任為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資料圖片

無緣躋身中央委員

86年進入華潤集團，由低做起的宋林，能夠在集團扶搖直上，與中共已故元老陳雲的女婿陳新華不無關係。01年，陳由外經貿部副部長出任華潤董事長，重用宋為華潤創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其後幾年，宋在華潤系五家上市公司中執掌過四家的帥印，被當成接班人培養。又因為長期的低層任職經歷，宋被讚為「能夠忍」。08年，宋終於接替退休的陳出任集團董事長。

據悉，現為副部級的宋林，原本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大上有機會躋身中央委員。但由於他執掌華潤一哥後，被指態度囂張，行事霸道，引起集團前任及現任高層不滿，最終無緣在十八大上更上一層樓。現更遭新華社記者實名舉報，前景難料。

雖然集團內部有人不滿宋林，但他則頗受外資基金經理歡迎。有基金經理稱，宋在投資者會議上，喜歡以英語作交流，印象中宋英語頗流利，亦清楚知道投資者的要求，不會帶投資者「遊花園」，故投資者普遍對其印象頗佳。09年，梁振英獲邀出席華潤集團新春酒會；13年宋被委任為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之一，在港住址報稱在跑馬地。

《蘋果》記者

李庄：薄罪恶大于刘志军 看清他面目还需两三年

　　大公网7月18日讯 据本港媒体明报消息，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案将开审的消息不胫而走，曾因在重庆为“黑帮头目”辩护而入狱的律师李庄，也正密切留意各方消息。对于与“刘志 军免死为薄熙来免死铺垫”的说法，李庄认为，两案并无必然联系，薄熙来案公布的贪腐金额虽少于刘，但罪恶却远大于刘志军。他表示，薄熙来被起诉是对其“践 踏法治”的惩罚。

　　受贿数额虽小 罪超贪腐

　　李庄前日抵港出席书展，并于 昨日接受本报访问。近日有传媒报道，薄熙来将在7至8月在山东济南受审，对这一消息，李庄表示，薄的受审地点在济南“比较确定”。在涉贪下马的原铁道部长 刘志军被判死缓后，有推测指，刘的免死是为薄的免死作铺垫。李庄则认为，两案没有必然联系，薄熙来践踏法治的罪恶，远比贪腐要大，“即便薄受贿的数额比刘 小，但在其他方面，给中国的改革、政治进步、文明进程造成的伤害，比刘大的可不是一倍两倍”。李庄说，相信薄会得到公平审判，但结果仍需看官方起诉书定 夺。

　　对薄即将受审，李庄形容自己心情“很平静”，只因自己在薄治下曾入狱，而对案件有更多的关注。他说，自己同 情薄及其家属，但对薄“反人类、反文明、反进步”的罪恶，则认为不应宽恕。薄下马后，李庄每天都接到大批薄任内重庆有争议判决的受害者的求助，至今平均每 天还收到10几个此类求助。

　　 重庆官民怀念薄王有缘由

　　李庄表示，重庆 的公安、检察和法院人员，甚至普通市民至今仍未走出薄熙来的阴影。“经过薄熙来4年的洗脑宣传，体制内的公检法人员，包括薄王时代提拔起来的高官，还在红 歌带来的亢奋状态下，还没出来，甚至没有从恐怖之中走出来，还恐惧薄以后还会走出来。”而重庆百姓如今怀念薄熙来、王立军者仍居多数，是因为感到他们给的 小利益，却看不到政治家背后的野心和手腕。李庄表示，要让重庆百姓看清薄的真面目，恐怕还需要两三年。

国内闹钱荒 海外狂洒钱（宁赠友邦 不予家奴）

（中央社台北18日电）中国国内闹钱荒，各行各业均爆发危机，有船厂寻求纾困，也有太阳能业无力支付债券利息。不过，中国投资海外却不手软，中国廉价充裕的融资纷纷前进尼加拉瓜等国。

据彭博报导，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争相向全球部分风险最高的国家借贷数十亿元人民币资金，低利远远低于中国国内最低的商业借贷。

中国大手笔借贷，进而为陷入债务困境中国国营企业争取海外合约，插足当地机场、道路与卖场等建设。

《房中的龙》（Dragon in the Room）作者盖拉格（Kevin Gallagher）接受电访指出：“随着国内机会减少与风险攀升，这些政策性银行势力大增，他们希望能够维持不坠。这些获得中国融资的国家，其中多数的债券风险溢价已飙破了屋顶。”2010出版的《房中的龙》，内容主要描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中国国有银行的使命是支持中国外交政策。这些国有银行的高层主管随同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向海外猛洒钱，藉此巩固中国与哥斯大黎加与俄罗斯等各国的关係，以取得石油、天然气与矿场供应，为中国部分国企提供工作机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月走访拉美，承诺将向加勒比海10国借贷30亿美元，其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砸下9亿美元融资在哥斯大黎加兴建炼油厂，墨西哥石油公司Petroleos Mexicanos则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10亿美元借贷。此外，中国国家开发商还向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提供40.2亿美元借贷。

胡德平兄弟轮番施压习近平，颜色革命随时爆发

    (太陽報 馮海聞 )

    內地高層的政治鬥爭愈來愈激烈，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胡德華輪番上陣，對中共第五代進行施壓，要求當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言論自由、三權分立。高層的政治分裂，很可能引發新一輪的社會危機。

    胡德平日前在中央黨校主持「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建議──中國社會發展問題高端論壇」，圍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着力點、突破口、風險、路徑、目標和核心問題等進行討論。在習近平提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口號後，胡德平仍不斷為政治體制改革加溫，顯然是期望中共走向民主化。
   
    在這之前，胡德華在《炎黃春秋》聚會上的內部發言被網絡曝光。胡德華不僅對習近平的「改革開放前後三十年的歷史不能相互否定」提出質疑，還以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為例進行「反擊」。該講話在內地微博廣為傳播，引發外界對以胡德平、秦曉為代表的改革派太子黨與習近平「決裂」的猜疑。
   
    中共高層目前已不是鐵板一塊，太子黨內部也是四分五裂。內地政治學者陳子明透露，林彪手下四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子女，現在也分為兩派，一派主張清算毛澤東的罪惡，另一派為保紅色江山，寧可自己的親人受天大委屈，也要原諒毛澤東，維護毛澤東的旗幟；同一個家族的兄弟姊妹，也無法在公共場合坐在一起討論問題。
   
    以胡德平為首的自由派太子黨，在政治理念上與體制內的太子黨已分道揚鑣，他們與社會上的公知群體、自由派人士緊密結合，在知識界、律師界、輿論界甚至商界已有眾多的粉絲，擁有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從零八憲章到批判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再到最近的公民憲政共識聯署，自由派對執政當局發出連番挑戰。
   
    顏色革命隨時爆發
   
    從目前情況看，胡德平等人處於攻勢，當局處於守勢。對中共第五代來說，面對自由派咄咄逼人的態度，既軟不得又硬不得，太軟很可能使中共內部出現譁變，發生蘇共垮台式的悲劇；太硬又怕激化矛盾，自由派上街引發騷亂。
   
    事實上，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國內小氣候與國外大氣氛都已具備，只需要一個偶發事件便能爆發。當年六四事件之所以一發不可收拾，也是因趙紫陽與鄧小平決裂，動員群眾參與政治鬥爭，如今歷史似乎又在重演，只不過領頭人是胡家兄弟。

習近平是一名強硬保守派

《中國密報》編譯 文道喻

習終於露出真面目

   習近平臉上總是掛著親切笑容，能說標準的普通話，還擁有一位萬人迷夫人──2013年《福布斯》（Forbes）全球年度最具權勢女性排行榜出爐，彭麗媛排名54。然而，隱藏在習近平微笑底下的，恐怕不是眾人期盼的政治開放或改革，相反地，政府諸多舉措已慢慢證明，習近平是一名強硬的保守派。“七不講”傳言甚囂塵上之際，如今中共中央辦公廳又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下稱《通報》），指示官員必須了解“西方傳播的觀點和理論對中國的危害”，運用戰術打敗國內自由派與異議人士，團結起來對抗西方國家。

隱藏在習近平微笑底下的是什麼?

   以反共聞名的香港《蘋果日報》認為，《通報》一文是習近平主導的意識型態的最終版本。自2012年11月就任總書記以來，中國境外媒體對習近平的吹捧一日不如一日，起初他被描繪成一個有魄力的改革者，有別於胡錦濤和江澤民，將帶領中國走上改革的康莊大道，但一一坐上權力位置（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後，習終於露出真面目，也就是“向左走”。在中國，左派很大程度信奉毛澤東思想，毛現在成為習的導師。

   儘管如此，還是有些分析家持樂觀態度，如庫恩基金會主席，著名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指出，習近平一方面推出經濟改革，另一方面不得不說服保守派他不會危及黨的統治地位，作為最新一代掌門人，習有必要展現“紅色政權守護者”的決心，“有鑑於中國的政治系統，這並非不合理，”庫恩說：“我的猜測是，一些談話和措施的目的是鞏固權力，避免遭極左攻擊。”

   如果習近平真如庫恩所說，那要同時達到這兩個目標困難重重，任何一項經濟改革都會使黨的控制減弱。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習近平已經“掌握全面的經濟改革計劃”，該文引用接近中央的消息人士指出，政府已建立七個工作小組來草擬這些計計劃，領域涵蓋“金融、財政、土地、要素價格、行政審批、收入分配以及戶籍制度”，而李克強近來宣示國務院不會推出“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說明政府正打算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然而，很多西方觀察家認為，如果不大刀闊斧開展政治改革，推動中國未來十年經濟增長所需的深層經改勢必不會成功，目前來看中國領導層並不同意上述觀點，兩者之間誰會獲得正確答案還得等待時間證明。

走在一個沒有出口的迷宮

   當局緊縮對意識形態管控，以及深深畏懼七大普世價值（即七不講），讓評論員章家敦（Gordon G. Chang）發於雜誌《世界事務》（World Affairs）的文章認為，習近平就像走在一個沒有出口的迷宮，他想要經濟發生變化，幫助中國從出口和製造業為基石的增長，轉型成消費導向的經濟體，但於此同時，習沒有能力，甚至沒有意願以政治改革剷除既得利益者，其“左傾”清楚顯示政改根本不在施政考量中。

   左派不是不改革，毛澤東領導的土地改革，使佔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獲得自己的土地，無產階級革命賦予農民和工人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高位，他也支持女權運動。不過西方人對於毛澤東印象最深的還是文化大革命，頻繁的政治批鬥令經濟活動幾乎停頓，青年被迫上山下鄉接受改造，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口號下破壞社會秩序，破四舊，批林批孔，傳統儒家文化猶如風中殘燭，這是中共建國後最黑暗的十年，也讓人見識到極左的偏激，人們害怕習近平向左靠攏只會讓中國距離自由民主越來越遠。

   還有一點必須謹記在心的是，沒有人真正知道習近平心裡要的是什麼，就算身為改革者，他也不過是中共集體政治制度的一個小分子，沒有獨斷的權力自己做出所有決定。中國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中，至少有四到五人被視為保守派，習可能試圖讓中國變得更好，但不得不與他們討價還價，無論七不講或《通報》，事實上都不能只歸咎到習近平身上。

   習近平之所以能在8000萬黨員當中脫穎而出成為一把手，很多人認為因為他是黨內各派系最能接受的人物，具有良好的關係與鏈結，是太子黨的領袖人物，不過章家敦指出，太子黨背景是習的優勢，也是劣勢，太子黨們並不像團派或上海幫從相似的政治歷程一路攀爬，充其量不過是前領導人後代組成的團體，缺乏凝聚力，換句話說，習作為最高領導者，其實是沒有實質權力基礎的，這就不難說明何以習近平急於控制軍隊，用“中國夢就是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詞彙訴諸民族主義，他很難不緊張。（《中國密報》第9期)

朱瑞峰被封杀涉重大消息 北京妓院常收中南海特供

【大纪元2013年07月18日讯】人民监督网创办人连续一个月追踪报导中央办公厅官员性丑闻以及富贾官商喝花酒，致使其网站一度被屏蔽，四大微博账号被封杀。，朱瑞峰周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不会屈服，会继续曝光官员丑闻。

自由亚洲电台17日报导，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自上月14号开始连续一个月在其网站上曝光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巡视员范悦包养情妇丑闻，周日和本周一，他又曝光了被范悦包养了四年的情妇纪英男被中央有关部门找去谈话，以及福建晋江市委书记陈荣法曾多次到北京夜总会找小姐喝花酒、过夜的事后，他的四大微博被封杀，网站也一度被屏蔽。

朱瑞峰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目前他本人安全，只是微博账号被封杀。他说：六月十四号的当天，我的微博不到四十分钟留言量九万多，当时就把我微博禁言了七天，礼拜天我又发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就是中央有关部门找纪英男谈话，礼拜一上午，他们就把微博这条信息删除了，下午我又发出了中央办公厅原法制室副主任与晋江市委书记陈荣法在北京夜总会喝花酒，并还有一个妈咪叫芦双双的经常接受范悦的中南海“特供”。

他说，事情发出来以后，他们大怒，给我微博再次禁言，然后停了一个小时，就把四大微博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全部消号，据内部消息，我违犯了重大新闻发布程序的底线，他们可能认为，像这样的新闻中央有关部门找纪英男谈话应该由他们的官方媒体来发布，让朱瑞峰发布他们很恼火。

报导说，朱瑞峰的四大微博粉丝众多，仅网易就有一百多万，腾讯近四十万，新浪十几万，由于太多人关注他的微博，每次的新消息他都在其微博扩散开来，因此，当局对此特别紧张，而去年末，他的网站曾首度曝光雷政富不雅视频，引起轰动，他的网站因而曾被屏蔽，他本人也被重庆公安调查骚扰。

中共中央办公厅巡视员范悦包养纪英男的丑闻一个多月来的报导，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但是至今，范悦并没有被革职，只是近日有消息说他可能被限制自由。

朱瑞峰说：范悦已经被控制，失去了人身自由，就是在家里不得乱说，不得乱动，听候处理，调查组已经在调查了，马上可能有一个结论。

人民监督网是由朱瑞峰个人创办，2007年香港特区政府批准设立。

（责任编辑：孙芸）

胡耀邦家族连遭“围剿” 左派“趁火打劫”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7-17

　　葛兰素史可案件尚未终结，中国央企华润集团再被曝贪腐丑闻。北京时间7月17日凌晨，新华社记者王文志实名举报副部级官员该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涉嫌巨额贪腐渎职。该微博因囊括了媒体人举报、副部级高官、巨额贪腐、渎职等诸多敏感词，在发布后随即被海量转载评论，亦被中国各大知名网站放置到了显着位置。但吊诡的是，这一勐料竟在当天下午时段被各大网站齐刷刷撤下，搜狐新闻为显示该新闻重要性所原本配备的评论亦被删。这一异常举动不禁让外界浮想连篇。而在微博这一舆论集散地，左派更是因胡耀邦子女任职以上两个公司而遭到舆论“围剿”。

　　在此次被曝出的勐料中，央企、巨额贪腐、副部级高官等反腐高频曝光词依然成功地刺痛了公众的神经，而胡耀邦次子刘湖与该集团的关联更是让此次爆料的关注度勐增。

　　据悉，刘湖为1945年出生。当时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于是无奈寄养于刘姓百姓家中，取名刘湖（胡）。现为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

　　而稍早前被查的葛兰素史可案中胡耀邦之女李恒被曝在此担任要职。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李恒也即满妹曾长期担任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公共事务部总监。日前中国官方媒体说，北京公安部门已将公司多名高管带走调查，消息称他们为打开中国的销售渠道不惜进行商业贿赂，甚至包括性贿赂。

　　两件事件的接连“蹊跷”发生，不禁令人们对“胡耀邦子女所在公司接连出事”多有揣测。胡耀邦及其子女“躺着中枪”，遭到了网友尤其是中国左派的围攻。有不少舆论甚至借机向胡耀邦的两位改革派儿子胡德平、胡德华发难，要求他们就此作出解释，“尽快就这两件事谈谈看法，以消除人们的误解”，并敦促毛左意见领袖表态。

　　网名为“今夜北方雨夹雪”者直接以“胡耀邦子女所在公司连发丑闻”为题，表示希望胡德平、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澄清事实。网友“唐人恨天”则借机攻击“胡家三代实为三奸，党奸、内奸、汉奸”。更有网友将更早之前胡德华的北京房地产遭遇持枪械黑社会的丑闻挖出，更称唯独胡德平一人尚未被拖下水。甚至连出身南方系的时评人石扉客也列举了上述种种暗喻褒贬。

　　不过，更多的人士认为，胡耀邦子女确实是在葛兰素史可、华润集团担任要职。但接连曝光的贪腐丑闻未必与胡耀邦的子女有直接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证据直接指向两人，刘湖和李恒是否牵涉其中还有待事实的进一步查证，但躺着中枪的他们早已成为了左派的众矢之的。左派人士仅凭借直观便将矛头顺势指向胡耀邦家族成员，就对其展开围攻，终难逃借题发挥、趁火打劫，向自由派发难之嫌。

　　目前，华润集团已经矢口否认对该集团董事长宋林的举报内容，并称其中含有臆造甚至毁谤的成分。事件是否会有进一步发酵需要看是否更充足的证据出现。而判断胡耀邦之子刘湖相信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不过，李恒所供职的葛兰素史可涉嫌行贿案已经基本坐实。

北京近期抓人创10年之最，获释后很恐惧

    北京抓捕许志勇（又许志永）博士后，外界对习近平的看法正转向负面。到目前，北京抓捕的人数仍是未知数，因为外界关注的都是相对出名的，很多相对不出名的，被抓的也不少。除了2011年茉莉花运动特殊时期外，这种现象过去10年还没有过。
  
     据博讯了解，外界忽视的被捕人士有：赵振甲、张福英、李贵锁、关维双、程玉兰、刘修召、袁文华、、赵广军、朱萍萍，吕动力、邓志波。

    据未经核实的消息，赵振甲、张福英被批捕了。其他人37天内获释，都是取保候审。
  
    这些获释后，基本处于“失踪”状态，不敢说话。邓志波、李贵锁、赵广军获释后都瘦的不像样。邓志波有肝硬化，被抓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药物，37天只吃了16个小馒头，已经腹积水。其他人获释后身体状况不明。
  
    有消息称，来自上海的程玉兰被押回当地了，但没有消息。
  
    赵广军在西城时，提审7次，问的就是去园博会谁是组织者？谁撒的传单？赵回答：不知道。从西城获释后，被丰台警察接走，在丰台问饭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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