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极权主义杂谈（全文）

【泛华网2013年07月18日按】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近日，他陆续发表的《极权主义杂谈》一文，影响深远。他在第四节“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中指出，目前整个民族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任由国家滑向法西斯极权深渊，应当警惕。也因此，中国大陆的网络在发表和转载这篇文章时，整个第四节被删除。由此可见，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官方很清楚自己正在走的路，并不批评和否认法西斯主义，只是极力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字面意义已经表明了中国道路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第三位置主义”。而第三位置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在该文发表后，孙立平教授与郭于华在微博上还有互动。这里一并刊出这些互动，权作《极权主义杂谈》之续。

（一）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二）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三）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四）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

极权主义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极权主义的能量和魅力开始不断地展开和延伸。

这里有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个是Naomi Wolf的《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另一个是Dennis Ganse导演的电影《浪潮》。

我们先来看看《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是针对911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毁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从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个步骤就可以了。这十个步骤就是：

1、制造出一个或是内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敌人，使人们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胁，从而使人们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
2、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禁系统，以对付威胁者或敌人，这样可以使得人们觉得有安全感。
3、建立一个恶棍团体，通常是准军事性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恐吓。
4、建立内部监视体系，并鼓励人们互相揭发。
5、潜入市民组织并对之进行骚扰。
6、对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进行专横的拘留与释放，而且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很难从名单中消失。
7、对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进行攻击，尤其是学者、学生和教授。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
8、控制媒体，用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真实的新闻。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是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
9、异议即叛国，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
10、中止法治。

这十个步骤演绎的是一个民主自由体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层面。这当中尤其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这种演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天经地义；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你都很难意识到其最终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而正常地继续着。这时罪恶在发酵，而人们却浑然不觉。第二，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许多人都强调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实，在极权主义的想象中，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个东西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十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才能动员民众的感情，才能为其独特的统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队伍乃至社会的内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说《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是从制度层面推演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而电影《浪潮》则演绎了在社会心理层面极权主义逻辑发酵的过程。这是在一个中学班级中进行的实验。这个逻辑的起点（第一天）是从自由散漫到纪律和权威的转变，重新排列过的桌椅和座次，统一的发言姿势和称呼，从中萌发出对独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点是团结与集体理念的生成，统一的军人式的步伐与统一的着装，通过对整体的魅力感受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则是用“浪潮”这个名字作为符号，以强化成员对其的认同与忠诚，并以集体的力量对其中的异端施加压力。第四步（第四天）极权主义的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推动逻辑的演进了，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失去发动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经使这个运动欲罢而不能，运动的终结将导致其中某些成员的绝望。

在这当中，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间才显得有点不对头的。故事几乎是游戏般地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动人心的，领袖的产生，集体的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但不久，领袖在开始操纵集体，个人在走向狂热，而由神圣性赋予的优越感则在变成针对圈子外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第二，极权主义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为运动中形成的扁平结构（有人称之为平等的结构，但由于领袖的压倒一切的地位，称之为扁平结构可能更合适）彻底颠覆了过于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地位分配。电影中的蒂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热中体会着自己的价值，运动成为他的生命。第三，为了目标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视之为一种超越。由于这个集体的目标是神圣的，女孩子可以放弃漂亮服装，也可以将说谎视为正当。总之，这是混合了许多东西的一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驱动。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也才理解了残酷的来源，因为他们把残酷理解为是实现神圣事业的一种正义手段。

就在我搜索网友们有关《浪潮》的评论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帖子《别跟我谈走向极权的可能性——《浪潮》观后》。这位网友写道：“按照影片里对极权社会的定义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极权社会里。但我们不一样地安然生活着么？整个民族不一样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么？有什么不好”？应当说，这样的心态和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个别的。这正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续）与郭于华的讨论（根据孙立平、郭于华微博内容整理）

孙立平：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熟悉阿伦特的观点。她不仅把极权主义追溯到“群众社会的毫无结构”，而且也归咎于“一种原子化的和个体化的群众的特殊的条件”。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却没有导致极权主义；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分析道：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诱惑》的论文中，用几句话总结了纳粹的纲领，这几句话清楚为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图像：“阶级斗争将会被消除；人民将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将会治理第三帝国；国家的敌人将会被驱逐出境；对德国的苦难负有责任的犹太人将会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体；将不再会有政治党派的存在；元首将作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这些成分不是现代的社会冲突，而是共同体的母爱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达伦多夫）。

极权主义可以同时吸引左派和右派。达伦多夫说：国家社会主义吸引了传统的右派，共产主义则吸引了传统的左派。然而，尽管两者有这种种的矛盾和差别，其通过动员进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政府制度企图进行控制，但是允许在广泛领域里的隐私和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也进行动员，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非集中控制。在极权主义的政府制度里，动员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其实，我觉得极权主义最核心的是它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技术。其组织可以见之于如下名词：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

说到组织，我想到了制服。崔卫平这么评论纳粹的制服：“比较起平民化、缝工也较为粗陋的美军制服来，党卫队的制服紧身、笔挺、风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对方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其实在我看来，制服即是与外部区别的标志，更是一种形成内部认同的工具。其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

刚才说极权主义组织的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但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进行人心的改造。这就说到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区别：专制主义要求的只是服从，极权主义要求的则是尽忠。于是，宣传与洗脑就成为必须。

组织的核心无疑就是领袖。希特勒强调：“要真正做到以上几点，国家的根本就要实行领袖原则，领袖应该有领导整个民族和国家，主宰世界命运的的权力。”这对于一个要复仇或崛起的民族来说似乎是必然的。据说，蒋介石曾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一无所得”）。蒋介石还说“法西斯主义之要旨”，“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

希特勒个人生活方式又如此地简朴，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更不闹绯闻，从没有为自己的享乐乱花过纳税人的钱。

引导希特勒成为一个犯有反人类罪罪犯的路标就是反犹主义。理解反犹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而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读一下拉尔夫•乔治•劳埃特（Ralf Georg Reuth）的《大逆转1919》。这是一本可以成为希特勒传的书。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三部希特勒传分别是由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撰写的：布洛克的《大独裁者：暴政研究》以及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和克肖的《希特勒》。

说到反犹主义，不禁想到原来读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时心中的谜团。为什么法西斯对犹太人有如此的深仇大恨？为什么反犹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费兰尼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和最深远的仇恨。其它仇恨的严重程度或许在某一历史时刻超越了它，但这些仇恨到头来已不复存在，或正逐渐掉进历史的废物箱。”有甚么仇恨能持续23个世纪？为什么经过六百万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后，这种仇恨竟然仍然存在，并且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潜质？这种历史现象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这种绵延不断的仇恨和压迫是怎样来的？有谁应当为此负上责任？

在过去的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尽管人们对反犹主义从神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过多方面的解释，但似乎并没有一种解释真正明晰和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为何独独犹太人成为极权主义这种新政体的祭品？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之新，不在于它所造成的痛苦；也不在于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使人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和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无法用传统的范畴去把握它。任何历史流传下来的类似之事都无法使它那种恐怖的原创性逊色。它的特点就是依靠意识形态和恐怖来统治。问题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为什么会建立在犹太人的血泊之中？

对于反犹主义的形成，人们分析过许多原因。比如历史上宗教与民族的因素，比如犹太人对所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比如一战后在德国被占区犹太人对占领者的配合等等。更有人论证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就是种族灭绝。但拉尔夫•乔治•劳埃特的分析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他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追问：希特勒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成为狂热的反犹分子的呢？是在一战时成为排犹大熔炉的维也纳还是在一战后当德国被失败、革命和《凡尔赛合约》推入谷底的混乱中呢？确定希特勒反犹倾向意识形态化的时间点和催化剂又和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即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倾向及其导致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德国社会在19世纪的扭曲发展造成的结果。本书还深入探讨，希特勒是否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政策、战略以及战争？而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这个问题又牵动了另一个疑问：这场大屠杀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吗？抑或希特勒的反犹倾向并不极端，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

历史记载，在纳粹德国进行的种族清洗中，约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怎么解释这个罪行，特别是这个罪行与希特勒的关系？劳埃特的研究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在早年的时候，希特勒居然曾是犹太之友。“其观点在根本上异于反犹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肯定犹太人的慈善机构。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时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第二，后来他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这样，我们就在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看到了一个建构的因素。也就是说，德国纳粹是通过建构，将本来就对之充满怨恨的犹太人建构成必须灭绝的敌人。劳埃特发现，希特勒1919年成为政治家之后，反犹的调门开始高了起来。关键的问题是他需要犹太人这个“敌人”。在极权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动员中，“敌人”是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先说劳埃特最后的结论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最根本是源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这一事实”。尽管有人认为劳埃特的论证还并不很清晰，但他的描述至少让我们注意到当时德国人的两个心结：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和对犹太人的怨恨。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发生在德国的近邻，而且也波及到德国本身。这种革命是血腥的。在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反犹主义势如洪水。问题是如何将两者勾连起来。有人发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起来都是有着德国姓氏的犹太人……”。“犹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甚至成为一个流行的提法。

于是，人们将布尔什维克的流血革命看成犹太人的工具，于是，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断升级。“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犹太教的混淆无疑是战后德国反犹情绪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于犹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绪’表现得就越强。”

我觉得，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大逆转1919》一书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劳埃特的这句设问。极权主义是以社会动员为手段的。一战的战败以及《凡尔赛合约》所造成的耻辱，对犹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怨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使社会动员得以成功的社会情绪。但这种情绪一旦动员起来，就形成了自己发酵和走向极端化的逻辑。这时，逻辑开始自己推着历史往前走了。

郇建立指出，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德国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蒂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因此，鲍曼指出，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都是苍白无力的，它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单单用反犹主义无法充分解释大屠杀。

郭于华：

1、极权主义必须不断地建构出敌人，至于是否真的是敌人则视情境和民众心态而定，这是能够裹胁大众形成队伍之必须，这也是共产主义的逻辑。犹太人如此，土改时被消灭的"地主阶级"也是如此！

2、推荐此片：《苏联往事》，有助于理解二者关系。

3、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两种制度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都有创造新人类的野心。它们都不接受人类的本性，是与本性和人性的战争，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纳粹思想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生物学理论之上；共产党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社会学理论之上；但这两种制度都自称是科学的《苏联往事》。

4、极权主义为何有力量：其乌托邦的理想目标设计基于人之德性，包括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等（暂且不论其是否为真善）；而其达至目标的手段却诉诸甚至调动、发挥人性之恶。为达目标不择手段，是其获得自身统治成功和带来社会毁灭的根本原因所在。

（泛华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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