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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维基百科：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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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Tiananmensquare.jpg
傑夫·懷登（Jeff Widener）所拍下王維林於長安街阻擋坦克的照片，成為了之後流行文化中對於六四事件的標誌印象。
日期 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
地點 最早發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天安門廣場與長安街等地，隨後相關的抗議活動擴展至中國各個大型都市。
起因
目標
  • 中國在社會階級發展上能邁向平等。
  • 伴隨著經濟改革同時也要展開政治改革
  • 開放有關新聞以及言論等自由。
特徵 於各大市民廣場上絕食、靜坐或者宣告罷工。
結果 以天安門廣場為首的民主運動遭到鎮壓而宣告結束：
衝突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國共產黨		 中國各大學學生
工廠員工
知識份子
來自中國各地的市民
指揮人士
死亡人數：根據估計總共超過2,500人。
受傷人數：7,000人到10,000人左右。
六四事件又被稱為天安門事件，在歐美國家則多是以天安門廣場抗議（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來形容這次事件。狹義上的六四事件是指發生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之間、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北京市，中國人民解放軍與民眾於天安門廣場附近與通往廣場的道路沿線爆發了流血衝突。而廣義的來說六四事件也可以是指從1989年4月15日開始，學生與民眾在北京安門廣場所發起長達兩個月的學生運動，並引發了全國性的示威遊行活動；但活動最終北京政府仍宣佈戒嚴並派遣軍隊前往廣場以武力進行鎮壓，隨著大批民眾死傷與流亡以及部分軍人傷亡後示威宣告結束。
1970年代末期，中國領導階層的重要領導人鄧小平決定實施經濟改革，這讓中國從過去支持「毛澤東共產主義」思想的國家，轉型成為偏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法[1]。但發展到了1980年代末，一方面民眾對於物價的通貨膨脹漸趨不滿，另一方面許多學生在經濟轉型之後隨即面臨失業的危險，同時經濟的開放也促使部分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的貪腐。而在國際社會上，蘇聯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領導之下推行政治與經濟改革政策，但反而讓東歐共產政府逐漸失去其政治影響力，使得當地群眾也開始要求更多改革措施，也間接促使位於北京的示威群眾也期望中國政府能夠有更多的改變。
1989年4月，被迫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的胡耀邦猝逝之後，許多北京學生以及民眾便開始以悼念胡耀邦辭世為名發起了集會活動[2]。然而隨著時間的推演以及北京学生發起之下，原本作為紀念前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集會活動轉型成為以天安門廣場與周遭地區展開的抗議活動[3]。原本許多學生只將這次抗議活動定調成為要求持續性的經濟改革以及自由化的示威遊行[4][5]，但在越來越多民眾聚集的情況之下活動開始朝向要求政治改革與新聞自由的群眾運動[4]。這次要求自由與民主的活動隨即在數日之間演變成全國性的示威活动，在包括上海、武漢等其他重要城市陸續有發起和平示威活動，然而在西安市以及長沙市陸續有搶劫或者是暴動事件發生。事件初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處理抗議活動並未有一致看法，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開明派與保守派各自有截然不同的解釋。一方面《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一文，將由學生發起的的活動定義為一次「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這項舉動引起許多學生以及群眾的迴響[6]；但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則在5月4日發表了五四講話，藉由肯定學生的舉動來紓緩當時學生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不滿。
從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以後到6月4日结束為止，整個抗議示威活動總共持續七周左右。雖然在5月20日時中共黨部宣布實施戒嚴，但對於民眾並沒有立即展開軍事行動。但到了6月4日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派遣軍隊前往鎮壓，其中鄧小平、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彭真、李鵬以及楊尚昆等人在這次決定中扮演重要角色[7]。不同於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實際上部隊並沒有對於廣場上聚集抗議的民眾強行以武裝鎮壓，但是當人民解放軍部隊經由北京幹線前往天安門廣場時仍有進行實彈射擊，藉此來排除嘗試阻擋通行的示威民眾[8]。今日各方報告並沒有提出確切的民眾死傷人數，根據估計死亡人數可能從數百多人至數千多人不等[9]。
事件發生之後，國際社會開始大幅譴責中國政府對示威民眾使用武力攻擊，許多西方政府也藉由實施經濟制裁以及武器禁運的方式表達不滿[4]。 而在中國當地，自6月4日開始中國政府開始大規模逮捕示威民眾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同時也開始鎮壓其他在中國各地舉辦的抗議活動。中國政府也禁止外國記者將 有關事件的照片與影像紀錄傳往國外，並嚴格控制國內新聞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共產黨也展開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並將那些被視為同情抗議人士的官員排除於領 導階層[10]；而包括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以及多名高層領導人也要求下台負責，甚至趙紫陽在下台之後還被迫長期軟禁。抗議活動亦加強了中國共產黨中社會主義強硬派的勢力，並將事件爆發的原因歸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些逼使得在鄧小平前往南方考察之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腳步漸緩[11]。而在鄧小平退出政治活動之後，以在六四事件中成立、以江澤民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逐漸掌握中國政治權力。直到今日，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地區依然被列為一個極敏感的話題。儘管各方對於六四事件的看法仍存在眾多矛盾，要求中國政府「平反六四」的呼聲也不斷出現。

目录

名稱


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維園六四21周年燭光晚會擺設的標誌，攝於2010年6月4日[12]。
由於中國政府在6月3日到6月4日期間派遣部隊前往鎮壓示威群眾，這使得這天的清場行動成為整個1989年學運的標誌性事件，因此學生運動也被稱為 「六四事件」，甚至直接以日期簡稱為「六四」。這樣命名的方式也與過去兩場同樣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抗議活動其命名習慣一致，這包括有1919年要求對抗海 外列強侵犯中國權益的五四運動，以及1976年悼念周恩來所擴展而成的四五運動等。 雖然「六四」所指的日期是人民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抗議群眾撤離的日子，而實際上整個軍事清場行動早在6月3日晚間便已經開始執行，但絕大多數人仍是 直接以「六四事件」來稱呼。也因此，狹義上的「六四事件」這一名稱是指陸軍部隊進駐北京而與民眾所爆發的衝突，而較為廣泛的含意則包括有先前所發起的示威 運動。
其他拿來描述整個抗議行動的常見名稱還包括有以性質命名的「六四運動」、以發生時間點取名的「八九民運」或「八九學運」以及以活動地點稱呼的「八九天安門事件」或「天安門事件」等等。一些中國民主運動人士以及支持群眾則在相關的活動和著作中，將這次事件通稱為「六四屠殺」、「六四屠城」或者是「六四鎮壓」等較為激烈的字眼。而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為了能夠限制相關資訊的流通而利用防火長城來將主要可能的名稱列為「敏感」字眼，許多網路使用者為了應付網路審查以能夠在搜索引擎和公眾論壇上搜索相關資料，往往也會在網際網路上使用包括羅馬數字VIIV（VIIV=64）、8平方（8^2=64）以及5月35日（5月31日+4天=6月4日）等等名稱代稱[13][14]。
自198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使用數個名稱來形容六四事件，並藉由字詞轉換的方式來逐步降低六四事件對之後社會的影響[15]。 起初事件剛開始爆發時，中國政府將這起群眾抗議行動命名為「反革命動亂」，之後更將其直接定調為「動亂」，事件漸漸結束之後則以「六四風波」指稱。最後中 共領導階層統一將所有指稱當天衝突的名稱改成更加中性的說法，也就是今日仍在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這類短語來形容[15][16]。
西方世界的 新聞媒體則習慣以「天安門廣場抗議」（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者是「天安門事件」（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等名字形容六四事件，或者是拿來描述一系列群眾發起的抗議事件。而在過去歐美國家的新聞媒體也長期使用了「天安門廣場屠殺」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或者是「天安門屠殺」（Tian’anmen-Massaker）這類稱呼，但在近年來這類詞彙於新聞上的使用頻率開始降低[8]。原因之一在於六四事件實際上在天安門廣場內並無激烈的暴力衝突，主要的傷亡處反而是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外圍的木樨地地區[8]。不過「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事件」這詞語也往往給人們一種錯誤的印象，反而讓人誤認為六四事件的示威活動只發生在北京地區，事實上當時在整個中國的許多城市也爆發了數場聲援性質之抗議行動[8]。

背景

改革開放

主条目：改革開放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之一的鄧小平，自1978年到1992年間擔任了中國最高領導人一職，照片攝於1979年1月29日。
隨著1976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也在懷仁堂事變中遭到逮捕；並且改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也宣告持續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之後在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中確立了改革開放之方針，意味著中國領導階層決定發起一系列經濟和政治上的改革，期望能夠藉此解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會混亂以及貧困問題。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也被確認為實際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許多在過去文革期間被迫下台的中共八大元老也重回政治圈。中共一方面陸續在其經濟體系下逐步引入許多市場經濟的概念，同時在政治發展與限制上也較毛澤東時期更加開放，這促使了中國國內在思想發展上漸漸走向多元化。1985年中國政府宣布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召回過去在計畫經濟理論中派遣到各家私營企業的政府代表，另外發展出一種屬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最初的幾年內受到中國各地民眾的歡迎[1]。然而相比之下中國於政治改革的腳步始終是緩慢發展，同時伴隨著經濟轉往自由市場體系的因素導致官員貪腐情況越趨嚴重，有越來越多企業公司便企圖藉由裙帶關係的方式大幅獲利[17]。
此時中國在經濟發展上仍使用1950年代以來採行的定價制度，也就是由國家規定各項商品的價錢並統一販售，儘管這意味著政府能夠長期讓銷售商品保持 基本且穩定的低價格，但也大幅減少生產者願意增加產量的誘因。在最初的經濟改革中試圖採用新制定的價格雙軌體系，其中有部分基本商品價格仍然由政府規定， 而一些奢侈商品則允許採用市場波動價格來販售。但這項政策在長期短缺可用商品的市場中反而出現了逆向操作的手法，人們開始以低廉的價格大幅購買各種商品， 並按照外地市場的價格出售，這導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廠反而無利可圖[18]。此外部分經濟的開放也意味著必須擴大貨幣供應量，但是中國政府卻在提供市場貨幣方面過於躁急。這導致中國政府在1988年時才趕緊降低貨幣供應量，卻也讓之後許多政府的工程貸款遲遲無法發下正確的預算金額[18]。

經濟危機

1988年時鄧小平與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北戴河區召開會議，同意中國暫時先施行以市場經濟為基礎所發展的價格體系，等到過渡時期結束後才實施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20]。但政府即將放鬆價格管制的消息立刻引起大眾的恐慌，中國各地民眾陸續前往銀行領取存款、購買商品並囤積物資[19]。中國政府對於民眾激烈的反應一時感到驚慌失措，並且立即撤銷實施不到2個星期的商品價格改革，然而在這段時間所造成的後續影響卻比原本預期的還要來得更長。自1988年底到1990年代初期為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上陸續提到各種改革所帶來的問題，包括有通貨膨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人口流動失控、官員貪腐以及人口快速增長等。
然而失敗的物價政策仍然持續讓中國經濟急速通貨膨脹，1988 年初時中國各地物價的通貨膨脹程度已經達到20%，到了年底時各大城市其通貨膨脹程度更上升至26%，而大量的糧食、食用油以至於牙膏等民生用品均出現購 買囤積的情況。隨後糧食的減產更進一步加深了物資囤積的問題，儘管當時中國仍然會按照指定價格來向農民收購糧食，但是農民種植糧食作物的價格利潤並無法與 種植煙草或糖等經濟作物相比，甚至政府也常常逼迫農民以遠低於市場價的價格賣出。此外隨著政府財政短缺以及先前大量金錢提早流入市場等問題，也讓農民往往只能夠拿取政府收購糧食的借據，而不是進行實質上的金錢交易。
另一方面根據官方的報告指出，北京在1987年至1988年展開經濟改革時反而導致消費者物價指數提升高達30%，快速飆升的物價使得領取固定薪水的工人無力購買一般生活產品，進而造成了群眾之間的恐慌[21]。此外在在新的市場經濟引入下，過去的國有企業已經無法確保能夠於中國市場中獲取收益，部分公司開始為了降低成本而裁減工人人數，在各地也陸續有國有企業宣告關閉，這些原因都導致當時中國總共有數百萬名工人處於失業狀態[22][23]。在面臨更加嚴苛的工作條件以及通貨膨脹的生活壓力下，各地工人陸續發起抗議活動以要求政府重視問題，例如1988年浙江一家紡織廠便有將近1,500名工人遊行長達2天，另一家製藥廠近1,100名工人則持續罷工3個月以表達不滿[24]。同時中國社會除了那些尚未遭到撤職並持有「鐵飯碗」工作者外，絕大多數人民過去所享有的醫療保健、住宅補貼等社會福利紛紛取消[21][25]。而此時中國各地的流動人口也急速增加，當時大約有4億人散居在中國各地365座大城市中，同時平均每年還會有800萬人流入城市以謀求工作。

問題浮現

改革派領導人原本計畫自1978年開始知識分子將發揮主導功用，從而領導國家實施更多有關經濟改革的政策；但儘管相關的應對計畫都有依照時間表進行，然而這種期望卻始終沒有發生[26]。原因在於雖然政府機關陸續設立新的大學和增加各校招生名額[27]，然而由國家所指導的教育體制並沒有確實與市場結合，在面對農業、輕工業、服務業和外國投資等市場的人才需求沒有增加情況下，使得學習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專業科目的學生只能嘗試擠入有限的就業市場工作[27][28]。此外私人公司也不再採用過去由國家分配畢業學生工作場所的方式，許多高薪工作人員的錄取主要是因為與公司高層有裙帶關係，這讓甫剛畢業的學生只能擔任低層工作人員或者是面臨失業的問題[29]。而儘管政府會將一些職缺提供給學生報名，然而這些職缺往往不是當時績效十分差的政府部門，就是在地方上其地位十分小的職缺[21]。面對國內令人沮喪的就業市場，想出國深究或者工作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其機會也十分的有限，對於這些應得利益的失望讓許多人開始將問題歸咎於中國政治層面。北京各個大學校園陸續出現名為「民主沙龍」的小規模政治研究社團來進行研討[30]，這也促使了之後學生願意積極參與政治事務[19]。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內部貪污情況則令民間對政府感受更加惡化。根據統計，在1987年時便共計有15萬名共產黨黨員因貪瀆而受罰，此外還有近25,000人因此被開除黨籍[31]。同時雖然中國共產黨多次表示其意識形態仍遵守過去的社會主義，然而實際上政府仍然持續引進越來越多資本主義的概念；隨著社會主義漸漸變成一種「名義」上的稱呼，共產黨內部也對於其合法性問題抱持著質疑的態度[32]。再加上儘管政府下令共產黨黨員每年都必須接受廉潔操守的考核[22][23][31]，但是許多民營企業仍陸續賄絡各個共產黨領導人，期望能夠比其他廠商享受更加寬鬆的法規限制，並藉此赚取更多的金錢利潤[21]。 種種問題在過去不斷強調「沒有窮人」的中國社會中並沒有出現，這促使了民間社會對於缺乏公平的財富分配感到十分反感，同時公眾對於國家的未來感到了幻滅。 然而當人們把希望冀求在政府能有其他改變作為時，仍然是由國家決定所謂的「正確道路」，而與民眾之間缺乏有效參與或者對話的政治管道[32]。
但種種改革所造成的問題並沒有促使中國領導人決定立即處理負面反應，甚至連中國共產黨內部對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時中國共產黨黨內儼然已形成了改革派與保守派兩個陣營。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為首的改革派（又被稱作「右派」）認為應該漸漸轉往有關政治方面的改革，藉由提供政治自由化以及包容多元化思想的社會來作為民間表達不滿的渠道，進而促使人民更加擁護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但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又被稱作「左派」）則認為改革開放的部分已經過多，認為應該轉往強化國家的控制項目以確保之後社會的穩定，並讓民眾更加配合共產黨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甚至一些保守人士也多次批評經濟改革早就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33]。然而儘管共產黨已漸漸浮現派系間的衝突，雙方人馬都需要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支持才能實施各項重要決策[34]。

新思潮引入

参见：北京之春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0年代晚期胡耀邦被迫提出辭職的過程之中，當時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李先念扮演了重要地位。
1980年代世界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隨著1985年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擔任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之後，開始嘗試在蘇聯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這舉動也對共產主義國家內部出現廣泛的影響。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亦開始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並且認為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35][36]。
1986年夏天，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天體物理學教授的方勵之返回中國任教，同時也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學展開巡迴演講。這些探討有關於自由、人權以及權力分立的演講議題廣泛受到大學學生的歡迎，而講談記錄也在學生之間不斷傳閱著[37]。然而面對方勵之獲得學生熱情的響應，鄧小平則收到警告指稱方勵之崇拜西方生活方式、資本主義以及多黨體系的思想，將有可能損害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價值觀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威[37]。
方厲之等著名知識分子的公開發言啟發了學生的想法，在1986年12月中旬學生發動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一方面批評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步伐過於緩慢，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實施民主選舉和徹底以法治防範貪腐案件[38]。抗議活動最早是由方厲之住處的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這場抗議社會弊端的示威活動迅速擴散到上海以及北京各地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國中央領導階層對於學生的抗議行動感到震驚，並認為學生正在展開過去文化大革命風格的動亂。中國政府亦隨即指控這場學生運動受到他人操控，並指責「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是企圖「否定社會主義」。
這起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的學潮，最終反而促使了對學生與知識份子抱持同情態度的胡耀邦下台。原因在於擁有實際決策權力的中共八大元老指責胡耀邦面對這次抗議表現過於軟弱，且在處理政府於學生間的權威樹立上表現不佳。1987年1月共產黨保守派份子指稱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破壞了社會穩定，並違反中共集體領導原則而展開嚴厲的譴責[39]。在種種壓力之下胡耀邦被迫向中央委員會提出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的請求，最終在1987年1月16日核准離職[40]。同時在整個1987年期間，中共中央也開始強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活動。而包括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曾於共產黨內主張民主化的學者，也在胡耀邦下台後陸續遭到開除黨籍作為懲處[39][41]。
儘管代表改革派的胡耀邦已經被迫下台，為了能夠確保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延續性，鄧小平特意安排了與胡耀邦在政治見解上極為接近、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及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位，成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這也意味著鄧小平將趙紫陽視為自己之後的接班人。然而鄧小平為了安撫以陳雲、鄧力群為首的保守派力量，決定由國務院副總理李鵬直接接任國務院總理一職，也提名其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42]。

發起

主条目：六四事件前期

胡耀邦逝世

主条目：胡耀邦

作為改革派代表人的胡耀邦，在1987年時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43]。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發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來防範西方民主思潮對民間產生影響，但是社會大眾到了1980年代晚期已浮現出不安的情緒。在1988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紀錄片《河殤》時，公開呼喚「蔚藍色」的西方文明引發當時社會熱烈的討論和關注。到了1989年時，包括方勵之、北島等知識份子要求政府把握契機開放政治環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和經濟改革結合一同推動，此時社會普遍處於希望政府能做更大改變的氛圍下[44][45]。
1989年4月15日，73歲的胡耀邦突然心臟病發作而猝逝。儘管胡耀邦在晚年便因為八六學潮而遠離中國領導中心，且隨著他的辭職中國政治圈也一度陷入緊張[46]。然而先前他所表現出政治自由化以及模仿西方的想法與學生的抗議活動吻合，這使得胡耀邦在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以及學生心中占有一席地位，而他本人也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47]。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鄧小平等中共高層之後，絕大多數人對此感到十分訝異與遺憾。鄧小平隨即要求夫人卓琳前往致電胡耀邦夫人李昭，並同意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來安排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也表示要親自參加追悼大會。而在胡耀邦逝世不到4小時，作為官方媒體之一的新華社也迅速作出報導，並形容他為「長期擔任黨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48]。
胡耀邦的逝世後外界媒體也開始密切關注其可能對中國政治界所產生的影響，其中美聯社與路透社均評論認為胡耀邦的死並不會對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因為早在八六學潮之後他便已離開權力中心，但是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有逝世消息的報導可能會影響爾後中國政治的發展。4月16日時，日本《東京新聞》發表一篇題為《胡耀邦的追悼活動是注意的焦點》文章，認為之後追悼的活動將會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同日時事通信社亦指出適逢五四運動70週年，在民眾不滿長期通貨膨脹和官員特權等問題、以及學生間強烈要求民主呼聲之下，提到：「胡耀邦的逝世是否會引發類似天安門事件的事態，正受到人們的關注。[48]」

學運醞釀

主条目：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
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逝世的消息傳到全國各地校園後，引起許多學生的熱烈反應，並成為之後集結發起悼念活動的最初動力[3]。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至於上海數間大學紛紛掛上大字報和輓聯表示敬意，學生於海報上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同時也呼籲政府正視胡耀邦所遺留下來的貢獻。但幾天之後，絕大多數海報逐漸將主題轉往更加嚴肅的的政治訴求，這包括有新聞自由、人民自主以及官員腐敗等等議題[49]。例如在4月16日於上海市復旦大學舉辦的400人追悼會中，便有學生公開發言表示：「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
自4月15日開始，陸續有民眾自發性前往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胡耀邦。同一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等學校學生亦自行成立了胡耀邦治喪委員會，在各自大學校園內設置靈堂以作追念，學生們也零零散散的各自前往天安門廣場表達悼意。到了4月16日時，西安市以及上海市學生陸續舉辦小規模的追悼會。4月17日，學生開始一同相約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而人數規模遠超過當初中國共產黨所預估的聚集人數。當天中國政法大學為悼念胡耀邦的逝世，也製做了大型的花環（Wreath）表示紀念[50]。下午5點左右，作為第一支遊行隊伍、约500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學生抵達人民大會堂東 門進行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其中學生與群眾在前往天安門廣場的路程上並未受到警察的驅趕。當天晚上整個天安門廣場已经聚集近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學生外還有 其他高級學校學生，以及來自不同生活背景的市民增援。學生開始就地展開公眾演講，討論的議題從紀念胡耀邦的貢獻到當前社會的問題等等。然而不久之後，維持 現場秩序的警方認為群眾聚集將會干擾人民大會堂的運作，因此開始試圖勸說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此時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漸漸受到各國媒體的關注，當天香港《英文虎報》在《胡耀邦逝世料會激勵改革派》報導中指稱「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規模日益增加，隨著五四運動70週年接近……北京大學生可能會自發性地組織民主運動」，而路透社則在《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一文中表示北京正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後最大規模的示威行動」。
4月18日凌晨，约有3,000多名北京大学學生也以遊行的方式前往天安門廣場，並沿途邀集了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遊行行列。之後遊行隊伍與原先 聚集在廣場上的人群會合，這使得單純的悼念活動很快隨著集會規模的增長而逐漸演變成抗議行動。學生陸續聚集在廣場旁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唱著各首愛國歌曲， 也聽取著其他學生組織領袖的即席演講。到了清晨時學生決定提出7點要求，內容主要是對政府後續作為的呼籲和建議[50][51][52]：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作為，肯定其對於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承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錯誤，對於蒙受冤屈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訊息應向人民公開，藉此表明政府反對貪腐的決心。
四、解除報禁禁並允許民間創辦報社，停止新聞檢查制度並施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並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限制示威遊行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錯誤來向全國人民公開檢討，並透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人展開改選[53][54][55][56][57][58]。
數千名學生對政府提出7點要求後，決定於人民大會堂前静坐以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接見，並表示希望人民大會常委能夠接受學生的請願信。上午8時，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代表國務院接見郭海峰、王丹等學生代表。在靜坐期間聲援學生的人數不斷增加，當天晚上9時天安門廣場上便已經聚集约2萬名學生。此時北京幾所大學出現近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而上海復旦大學與同濟大學亦有數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南京當地也有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悼 念。但是於上海和南京舉辦的活動很快就以和平方式結束，其他城市狀况則保持較為安穩。然而在湖南省向中共中央所呈交的報告中指出雖然當前局勢看似平靜，但 民間普遍認為追悼活動應該要伴隨著五四運動七十周年進行，警告相關的遊行活動可能會在胡耀邦追悼大會上展開。湖南省政府也呼籲中央政府應該做好相關的疏導 工作，並密切注意各大學校園的動態[48]。不過於上海就讀大學的學生們其悼念胡耀邦並抗議政府政策的遊行舉動，則獲得了許多大學共產黨黨員的支持。同時擔任上海市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也親自與學生溝通，表示自己在1949年以前也曾參加過這類學生示威活動，因此「理解」學生們的想法。
4月19日，數千名學生則從天安門廣場轉往聚集在作為中國政府重要辦公處的中南海新華門，希望能夠將花圈以及學生請願信送至裡面，且要求能夠與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展開對話[59]。警方隨即以人牆的方式阻擋學生與民眾前往大廳請願，學生先是多次嘗試突破警戒線，接著則直接在門口前靜坐表達不滿。到了晚間有更多學生加入靜坐的行列，但雙方仍不時爆發肢體上的衝突[60]。 到了4月20日凌晨，警方將學生和其他圍觀群眾隔開；絕大多數民眾以及學生也漸漸被警方勸離，而新華門前也剩下約300名學生堅持靜坐且與警方僵持著，這 時雙方仍然未有大型衝突。但北京市政府決定授權警方強制驅趕留下來的學生，武裝警察便用警棍強行架押學生搭上公車並送至學校，在這過程間雙方隨即爆發小規 模的肢體衝突[61]。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以暴力虐待，而警察強行驅趕的傳聞也迅速傳到各學校。新華門事件最終激怒更多在校學生決定加入抗議活動，特別是過去從未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大學生們開始抱持濃厚興趣[62]。
面對學生不斷發起的遊行活動，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認為應該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甚至趙紫陽還要求政府部門的警衛卸下刺刀，盡力避免與學生發生任何肢體上的接觸。但是包括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李先念、中國國家副主席王震等中共元老則懷疑這次學生運動受到極少數人的操縱，而其背後的用意便是推翻共產黨於中國的統治地位[63]。4月20日，李錫銘與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員會和北京市政府的名義向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呈送報告，內容指稱社會開始出現許多質疑中共統治的話語，包括北京各地工廠、農村、商店都有出現反對貪腐政府的聲音，其他還有要求實施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等等不同的意見。而在這段期間，也有一群自稱「工人代表」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到處發布2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制意味的傳單[64]。此外報告中亦提到活動開始漸漸趨向組織化，許多大學生已紛紛自行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其他學校也陸續有人提出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的建議，甚至是宣稱要另外成立修政憲法委員會[65]。

罷課潮

4月20日凌晨所發生的新華門事件，促使學生開始組織正式組織來統一掌握抗議行動。但真正影響抗議運動擴大的關鍵在於隔天4月21日時，《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文章，在內容中首次指責學生的抗議行為。當天《人民日報》也在報紙中發表相關社論，以「數百人圍聚在新華門前製造事端」等強硬語氣批評學生於新華門外靜坐[66]。當天文章令許多學生感到不滿，學生們隨後於數個城市展開示威遊行活動。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學生發起罷課與遊行活動，抗議北京政府以及警方在新華門使用武力。而陝西省則出現自胡耀邦逝世後最大規模的遊行行動，原本聚集於當地新城廣場的群眾則從原本上午300人急增至5,000人，群眾也因為數次嘗試強行進入省政府辦公大樓而與警方發生衝突，雙方對峙的情形一直到當天晚上6時才因下雨解除[48]。同樣的在南京市也有類似的抗議行動，南京大學3,000多名學生自校園遊行到鼓樓廣場表示不滿，同時學生們也在學校各處張貼抗議標語[48]。
另一方面早在4月21日到4月23日間，北京大學便率先舉辦學生大會來徵求各個參與活動學生的意見，會議結束後學生們認為過去學生運動的失敗點在於沒有統一的領導組織。在4月23日時，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王丹宣佈廢除政府協助創建的北京大學學生會，並由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人另外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取代，其下設有宣傳、工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8個分部。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並宣佈直至5月4日以前由籌委會負責領導學生運動，提倡各個學校藉由罷課的方式來「非暴力、不抵抗」地爭取中國政治民主[48]。北京市19所高校學生也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提出胡耀邦靈柩繞天安門廣場一圈、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以及要求官方媒體報導學生悼念活動等要求[67]，但都未獲得政府的同意[68]。

三學生下跪


人民大會堂原本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場所，在4月22日時則作為胡耀邦悼念儀式舉辦處，而東大門前的階梯便是當時三名學生代表下跪的地方，照片攝於2003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早在4月20日時便開會决定，於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的追悼大會。儘管北京市政府早就為了舉辦悼念儀式而下達命令，要求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以供政府使用，然而在4月21日仍有近10萬名學生自北京各地發起遊行且前往天安門廣場抗議。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郵電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交通大學以及中央民族大學等 學校學生紛紛上街遊行表達不滿，這也引起許多北京市民的關注並自願提供學生協助。為了防止外人進入學生隊伍破壞活動，抗議隊伍的外圍學生們便以牽手的方式 維持現場秩序，遊行的學生則以5人到7人為一排共同行進著。之後在4月22日大約凌晨0時40分，參與遊行的學生陸續進入天安門廣場[69]。
在胡耀邦的悼念典禮上，眾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紛紛前往人民大會堂出席這次大會。典禮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 表哀悼辭，同時悼念活動也以現場直播的方式向位於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播放。悼念典禮時學生便在人民大會堂東側依照各自學校列隊靜坐，同時不少學校也自行組織 糾察隊來維持現場秩序。雖然許多學生對於趙紫陽的哀悼演說感到滿意，然而整個紀念活動僅僅持續40分鐘便宣告結束，這讓在外頭靜坐一整夜的學生們無法接受[34][70][71]。
原本為了防止外人進入追悼胡耀邦儀式的會場中，保安人員以及調派過來的部隊成員封鎖人民大會堂周遭，但下午12時45分時數名學生突然向東大門處奔跑並突破封鎖。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3名學生代表直接在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提出了一份內容寫有學生7點建議的請願書，要求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接見，一旁的學生也紛紛鼓動了起來[68][72]。位在警戒線內的工作人員隨即試圖將他們扶起，並且由2名負責悼念活動的工作人員作為代表與3名學生談話。之後工作人員允許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致送花圈和請願書，而3名學生則隨即回到學生隊伍之中[73][74]。但是在胡耀邦的追悼會結束後，並沒有任何中共領導人決定接見學生代表，這樣的處理態度反而促使更多學生對於政府感到失望與不滿，甚至連一些中國共產黨黨員也認為政府處理不當[72]。

四二二事件

在胡耀邦的悼念儀式結束後，各個學生團體決定先帶領參與靜坐的學生撤出廣場，同時各校聯合宣布成立北京高校臨時學聯。經由選舉的方式學生們推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以及北京大學學生王丹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臨時學聯立即向中國各地大學院校倡議無限期罷課以示抗議，並申明事件焦點已經由「悼念」變成「争取自由民主」[75]。然而由於不同於過去由中國政府組織的學生代表，這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於北京各大學學生自行組成獨立機構的舉動感到疑慮[76]。
到了4月22日黃昏時分，西安市、長沙市爆發了嚴重的騷亂事件，後來則被稱作「四二二事件」。 當天下午5時，西安當地出現暴徒焚燒2輛汽車以及5棟建築，之後衝突迅速蔓延到西華門以及鐘樓附近。這批群眾除了焚燒車輛外還搶劫當地店家。為此西安公安 部門緝捕了近270人，其中各級學校的學生則約有72人，但實際參與這場暴亂的大學生人數未知。西安市政府隨即將其中164人送至法院審理，初審過後地方 法院決定先釋放106人。在長沙當地則有近38家商店遭到搶劫，隨後長安市政府也拘捕了96人，其中有3人正在就讀大學[77][78]。而在武漢市，當地大學學生則發起示威遊行來向位於當地的省政府機關表達抗議。學生與群眾立即包圍湖北省省政府大樓，為了維持秩序警方決定動用警械以示警告，但也導致現場數人因而受傷。
4月23日當天晚上，位於天安門廣場上聲援學生的群眾則增加至20萬人左右。同一天由詩人北島所發起、近150名學者聯署的請願書也送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然而這一聲援學生的建議行動並未受到政府接受[79]。隨著全國示威活動的規模不斷升级，包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都有學生開始試圖要親自前往北京聲援當地學生。但在後來採訪相關的教職人員中，也提到這段期間一些留在學校的學生被其他參與抗議活動的同學阻擋上課，並要求跟隨他們一同參加抗議活動的行列。
面對學生日益升溫的抗議行動，中國共產黨則認為這些都顯示出中國國家情勢正陷入動亂，趙紫陽在這段期間便多次召開會議來與數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 論如何因應學生抗議舉動。趙紫陽在會議中提到3點重要原則，包括申明中國政府認為追悼會結束後學生應停止進一步的遊行活動，並馬上回到各自的大學就讀；各 級政府有權力動用所有必要措施，來防止學生或群眾於各地引發動亂；中共則應該要提供開放的對話管道與學生溝通，甚至可以就各個層面陸續與學生代表展開對話[48][80]。然而趙紫陽的申明卻也引起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人的不滿，一方面認為趙紫陽應該公開譴責學生與群眾的示威活動，另一方面認為政府有必要採取更加積極的防治措施。而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也都曾向趙紫陽警告北京在內的各地城市局勢漸趨不穩，因此建議暫緩前往北韓的國事訪問。但趙紫陽顧慮到外界可能會因而懷疑中國政局出現不穩，並沒有採納田紀雲先留在北京指揮的勸告，決定仍按照原定計畫於4月23日出訪朝鲜[81]。
4月24日安全部門提出了西安當地高校情況的報告中，指出雖然歷經2天後西安市當地大學院校表面上已恢復平靜，但學生們對於政府處理「四二二事件」的方式則有不同意見。為此西北大學特別發佈了緊急通告，要求學生應該藉由正常的渠道來理性反映訴求，同時不得擅自走上街頭展開示威遊行，但這則通告也更加引起學生的不滿[82]。由於西安和長安當地學生激進的抗議做法，同一天北京《科技日报》也首次突破官方對於新聞媒體的限制，以頭版的方式報導學生的遊行活動。為此日本的時事通信社認為「中國報界也出現了試圖擺脫『官方新聞報導』的跡象」，但是共同通訊社以及《產經新聞》則不约而同的指出面對當前狀況，中國政府極有可能派遣軍隊以維持秩序；其中共同社在文章中還提到：「如果工人也加入民主運動行列，這將嚴重動搖由中共領導的這一底線，屆時中共可能會不惜犧牲黨的權威而予以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與中共領導高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學生代表與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官員代表談判。然而其他學生代表認為清華大學不應該自行與政府代表展開會談，最終導致雙方的會議遭到阻撓而取消。同一天親進改革派主張的《世界經濟導報》接續《科技日报》的做法，由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的嚴家其撰寫文章，內容批評中共領導集團於1987年時強迫胡耀邦下台，進而要求中共應該重新評價胡耀邦的貢獻，對於學生的示威遊行則感到同情且給予正面評價。受到中共政府仍處於保守的政治傾向影響，原本擔任上海市委員會書記的江澤民要求報社更換有關文章出版，然而上海社會科學院則是以報紙處留白的做法表示抗議[83]。這反而激起群眾對於相關事件的關注，最後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決定直接沒收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最終在1989年9月時報社遭到政府查封，而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對於這次事件處理的果斷手法，使得其獲得鄧小平等共產黨領導階層的賞識，並於之後晉身成為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之一[84]。

四二六社論

主条目：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在趙紫陽於4月23日前往北韓訪問後，中國各行政機關控制權便由仍留在北京的李鵬掌握著。李鵬認為整起事件已經持續擾亂了近10天，而學生遊行的作 為也擴大到其他20個城市地區，這讓他認為整個學生運動受到少數領導階層的控制，同時也認為政府必須強硬阻止事態擴大。4月24日時，李鵬連同其他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與北京市政府官員討論學生運動的處理事宜，會議中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以及北京市長陳希同提 到市政府希望能夠迅速解決這場政治危機，並誣陷這次抗議行動其實際目的是暗中推翻中國當前的政治制度，並藉此迫使包括鄧小平等重要中共領導人的下台。在趙 紫陽尚未返回中國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同意政府必須對抗議行動採取強硬的行動。隔天4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鵬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前往會見鄧小平。鄧小平表示贊同李鵬其強硬的立場，認為為了要遏止學生進一步的示威活動政府必須藉由大眾媒體發布適當的「警告」。這次會面中除了確立有關學生領導之抗議活動的官方評價外，同時也凸顯出中國在重要問題處理上仍然以鄧小平的意見為主[85]。
4月25日，李鵬等中共保守派把鄧小平認為示威遊行的擴大意味著學生運動已受到部分人士操縱、因此政府必須以強硬手段遏止這一看法，陸續通報給包括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以及鄧穎超等人悉知。在獲得鄧小平等人支持後李鵬隨即決定起草一份公報，以強硬態度來展現所有中共高層官員以及共產黨各機構幹部皆反對這次學生抗議行動。接著曾建徽便起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為「四二六社論」）全文，並在胡啟立與李鵬審閱後決定將學生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首先在4月25日當天晚上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中國中央電視台連續播出，到了隔天4月26日則在作為共產黨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上以頭版的方式發表[86][87]。在文章中除了將所謂極少數人稱為投機份子外，同時也指控學生活動的發起是為了暗中推翻共產黨和現今的政治制度[6]。這份社論立即在學生之間引發極強烈的迴響，原因在於文章中幾乎將學生運動定性為直接的動亂活動。但這也反而促使中共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學生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政府嚇唬被迫乖乖就範，相反的有越來越多學生更加堅持其與國家體制對抗的想法[88]，事後也證實了社論的發表是造成抗議更加壯大的原因之一[85]。
在4月25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發表的當天晚上，北京大學便在自己的校園內反覆播放內容。一些學生對於政府的舉動作出激烈的反應，也有 部分學生則認為政府極有可能下一步舉動便是逮捕學生。另外也有一些學生則認為政府惡意扭曲民眾對於事件的觀感，堅持學生的罷課行動應該要延續至5月4日為 止。例如中國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謝戰原便說道：「學生認為這並不是在搞動亂，而只是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因此希望中央領導人應該要站出來對話。」學生之後隨即召開記者會反駁「學生意圖顛覆中共」這類言論，並提出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出面道歉等要求。學生最終決定在4月27日發起示威行動，以回應四二六社論之中對於學生意圖推翻共產黨的種種指控，並希望能將學生的訴求正確傳達給一般民眾[88][89]。然而由於政府在四二六社論中的嚴厲批評，部分學生也開始擔心這次的遊行中共將會以武力的方式展開鎮壓。
除了北京當地決定抗議社論的定性而發起示威遊行外，4月26日當天晚上包括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以及合肥等城市陸續爆發規模不一的示威活動，其中又以長春當地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 校約3,000多名學生陸續聚集在中共吉林省委員會辦公大樓處，要求與省委領導人展開對話，並表明示威活動的來由是因為學生們的行動被定性為「動亂」。然 而對於《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的發表，許多地方政府的行政單位對此十分歡迎。其中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便隨即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應 該要支持四二六社論的觀點以制止動亂繼續。同時江澤民一方面迅速派遣警察部隊控制重要街道，另一方面也開始排除先前曾表態支持學生的共產黨黨員。北京也隨 即召開萬人基層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在會議之中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則批評學生正在展開另一次的「文化大革命」。

升級

主条目：六四事件中期

四二七遊行


為了抗議在四二六社論的定性問題，數百萬名學生與群眾發起了四二七游行活動，在照片中可以看見遊行隊伍紛紛舉起如「民主萬歲，人民萬歲！」、「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横幅標語[90]。
4月27日時在北京高校臨時學聯的組織下，來自各所北京高校近50,000名到100,000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並突破警方所設下的封鎖線再次回到天安門廣場[91]。儘管中國政府已有明令禁止舉辦遊行行動，但警方並未對於學生的舉動來強硬阻撓[92]。同時學生領袖為了要降低四二六社論對於一般民眾的觀感，因此將這次活動定調為是一種「愛國運動」，遊行的途中也捨棄呼喊具有反中共統治性質的口號。在遊行中學生主要強調「反官僚、反貪腐、反任人為親」這一問題，且強調學生仍然會繼續「擁護共產黨」[88]。學生這次的街頭遊行成功獲得廣泛民眾的支持，特別是那些來自工廠的工人們[34]。此外許多知識份子表示這次遊行是「『理性』戰勝『非理性』的大勝利」，而香港《明報》甚至發表文章表示「將來的史學家或許有可能把其稱作『四二七運動』，且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以及1976年的『四五運動』並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淚點」[93]。
四二六社論發表後，位在中南海的中國國務院陸續取得來自國家安全機關、新華社、各高校共產黨組織的36份報告，在報告中普遍認為四二六社論其定性過高，反而不利解決這次問題[87]。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中提到社論的 操作反而強化學生的反感，使得絕大多數學生幹部、教師以及學生對此難以接受，同時也批評四二六社論的發表使得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可能性。為此胡啟立隨即 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的錯誤，而李鵬也隨後要求《人民日報》發表另外一篇語氣相對溫和的社論，來緩和學生之間反政府的情緒。4月28日，《人民日报》發 表了另一篇提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在內容之中強調了「穩定壓倒一切」， 指稱中國仍需要安定的環境才得以繼續發展。在這過程中中共也不斷嘗試將其所稱的「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重申四二六社論主要是針對「在暗中 策劃的部分人士」所發表。對此學生認為政府所使用的「一小撮人」並沒有明確定義，仍然堅持要求政府推翻原本社論的內容。
面對學生大規模遊行的舉動並獲得眾多民眾的歡迎，中國政府最終決定讓步並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下午在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安排之下，中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暨秘書長袁立本以及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 政府代表，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代表進行對話討論。但也有如吾爾開希等個別的學生領袖認為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選舉產生，不具備其代表性為由而 選擇拒絕出席會議。在這次會談中雙方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包括有官員貪腐、新華門事件以及新聞自由等，但實際上學生鮮少就這些議題取得實質性的成果[94]。 會議上儘管袁木表示「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仍然強調絕大多數中共幹部以及黨員仍然堅守清廉原則。同時他也聲稱中國內部並沒有實施新聞檢查 制度，而是採用各個報刊總編輯自主負責的制度。而針對與學生相關的遊行活動在其「定性」問題上，袁木仍重申政府的立場，指稱學生運動是被意圖謀反的少數份 子所策劃的，他並提到：「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95]。
中共黨中央對於袁木與學生對話的態度表示支持，認為這說法一方面能夠安撫學生的情緒以控制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明確表達政府仍繼續堅持過去的講法， 但相反的參與遊行活動的學生則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有些學生認為這次對話的展開十分成功，並希望日後也能夠舉辦更多直接的對話，但也有些學生則指責袁木故意 回避實質問題。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北京大學代表王丹、北京師範大學代表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記者會，批評這次會議反而更像是學生向政府單方面提問的「記者招待會」。同時當天晚上，一些學生也提出應該要由學生自行選出代表來與政府展開對話。為此各地學生也陸續發起學生遊行，如蘭州市便有數千名學生要求與甘肅省省長對話，一直到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之下才结束游行，而在武漢市當地也有類似的學生遊行出現。

短暫緩和


人民英雄纪念紀念碑夜景，攝於2009年1月。
4月30日時趙紫陽結束其在平壤的訪問返回北京，隨著趙紫陽重新掌握政府各個機關行動後，決定要求政府就學生運動的處理態度部分轉向緩和。趙紫陽的觀點認為強硬的做法已經證實對學生無效，因此唯一的選擇便是將這次學生運動列為特別案例處理，並開始允許媒體採訪這些學生的意見[96]。當天下午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前往與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对话，其中會議的主題包括有學生所關心的官員貪腐問題等等。會面中陳希同表示自己每個月的薪資實際上僅有數百元，但並不會因為金錢利益而貪污[97][98][99][100]。自此學生運動的局勢在表面上已漸趨緩和，大約有30%的高校學生已陸續回到各自的學校復課，但仍然有9萬名北京大學學生堅持繼續罷課抗議。
5月1日國際勞動節當天，中國政府以及學生團體都都發起相關的宣傳行動。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和北京大學學生自治籌委會一同在北京大學的球場外召開記者會[87]。在記者會中，學生代表再次提到先前的7點要求之外，還呼籲要公正評價學生發起的活動、懲處於新華門事件中對學生施行暴力人士，並且盡快重新擬定新的《新聞法》內容並支持香港《鏡報》月刊總編輯徐四民提出的要求。其他還包括提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應該另行組成專家論證小組，重新檢討有關政府的政策失誤等問題[101]。而在記者會上，學生代表也宣讀了《告香港同胞書》，文章中申明學生的活動是一場為了加速政治改革、反對貪污腐敗、提倡自由民主的「愛國運動」，並希望能藉由對政府提出合理的意見來建立完善的社會制度，進而促使英國將香港主權的行使和平歸還給中國政府[87]。
5月2日，上海學生為了抗議《世界經濟導報》遭到有關當局禁止出版而再次上街遊行，不過學生在活動前特別強調有關遊行的口號必須避免「反對共產黨」這類字詞。同一天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則選出學生請願代表王超華、王丹、鄭旭光等人，並向中共中央、全國人民大會和國務院的信訪部提交聲明，內容指出政府應該要與由普選產生的學生代表對話，並認為應該允許他人機構旁聽並由電視直播，此外雙方代表也要有相同長度的發言時間並保障學生代表的安全等[102]。 在聲明中學生也特別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時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這份聲明隨即轉往呈交給中央政治局常任委 員，中共當局立即決定在5月3日派遣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來作因應。會議之中袁木反擊學生的言論並批評學生的要求如同「最后通牒」般，並指稱學生代表的 這項舉動已經公然犯法。儘管袁木在記者會上承諾如果5月4日出現大遊行時，政府將會以一般的態度進行處理，但袁木在會中也公開說道：「在背後埋得很深、出 主意、很惡毒的人……我們不準備現在採取措施。」有關袁木針對學生代表聲明的答覆引起了學生的討論，部分學生認為袁木強硬的態度可能代表政府之後會嚴加取 締並追究相關責任，亦有學生對於中共政府不願承認自治聯合會、甚至暗指他們為「動亂之一小撮」而感到不滿。
當天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馬上召集47所高校學生代表進行會議，決定是否要於5月4日前往天安門廣場遊行抗議，最後在場以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的情況下宣布發起活動。同一時間，主要於海外發行報紙文章的廣東《亞太經濟時報》 也在北京籌劃一場新聞界的研討會，原本該次於4月所安排的研討會的議題主要在於反思五四運動的精神，但隨著學生運動的展開研討會議題轉而集中在《世界經濟 導報》查封一事，並開始討論新聞媒體的工作人員是否要與學生一同遊行。最後在會議上擬定發起由新聞界聯署、要求與中央主管新聞的負責人的對話，同時各家媒 體的員工也可以在5月4日參與學生的遊行活動[87]。

五四周年

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有法制化的正道。……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發展教育和科學，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
“
”
1989年5月3日，趙紫陽於紀念大會上發表的《五四講話》[103]。
面對學生運動的展開，早在4月中旬中共中央領導階層便分成兩派意見。而隨著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自北韓返回北京後，雙方陣營的對立情況更 趨加深。雙方分別為支持趙紫陽的決定、認為應該繼續與學生對話進而推動改革的改革派，以及以國務院總理李鵬總理為首、認為應該要以強硬手段對抗學生運動的 保守派。5月1日時，趙紫陽與李鵬首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發生激烈衝突。李鵬抱持著「穩定壓倒一切」的態度要求政府施行強硬措施，而趙紫陽 則回應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提高政治上的民主程度以及處理事務的透明度，才能獲得更多民意上的支持。在趙紫陽強硬推動改革派想法的情況下，也開始嘗試與學生展 開進一步的對話[104]。
5月3日在中共舉辦的五四運動七 十周年會議上，趙紫陽公開發表了《五四講話》，其中文章內容主要經由鮑彤所起草並由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審核。在文章撰寫期間，包括楊尚昆、李鵬、喬石、姚 依林等人皆表示應該要在談話中加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語，但趙紫陽則認為當時氣氛不宜加入這詞語而否決這提議，也因此在這次談話之後趙紫陽被保守派 批評其不聽從集體共識的意見。趙紫陽於演講中一方面強調穩定政局的重要性，同時表示同情學生發起遊行活動，亦強調學生的要求與共產黨的改革是一致。趙紫陽 在談話中公開支持學生對於反對貪污等議題的訴求，並認為學生的舉動是合法且是一種愛國表現，種種與四二六社論幾乎完全不同立場的言論立即在學生之間獲得好 評[104]。
隔天5月4日，北京51所高等院校近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於天安門廣場會合，在遊行過程中學生除了重申早先活動中所提到的要求之外，同時呼籲人們應該紀念五四運動的根本精神，學生代表也發表了《「五四」宣言》來向公眾宣佈將於5月5日復課[105]。此時絕大多數人認為在趙紫陽返回北京後，有關學生抗議遊行事件將會告一段落；而當天趙紫陽與亞洲銀行理事會代表談話時也表示自己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停息，而中國政局也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動亂局勢[86]。政府逐漸讓步的態度令許多學生感到滿意，到了5月5日時已將近有80%的北京高校學生紛紛恢復上課[106]。 但北京大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仍然有將近一半學生堅持繼續罷課，部分學生認為中央對於學生運動的定性如果不改變的話，學生團體就不應該恢復上課。當天晚 上北京大學和北京師師範大學的學生組成自治聯合會，宣布將在5月6日開始繼續罷課行動，但此時他校的大部分學生多已對抗議行動漸趨失去興趣[106]。
5月7日，北京大學學生自製聯合會成員王丹宣布召開民主會議，號召其他學校學生繼續進行罷課，同時也聲援當時準備針對《世界經濟導報》遭到封禁而前往中國記者協會請願的記者，當天美國《華盛頓郵報》也首次採訪了就讀北京大學的王丹以及擔任北師大自治聯合會主席的吾爾開希這2名學生領袖[107]。

絕食開始


自1989年5月13日開始，部分學生開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展開長達3週的絕食靜坐。
5月7日，要求與民間對話的學生代表與堅持政局穩定的政府交流再度陷入僵持。儘管此時學生自治聯合會已藉由選舉的方式選出正式的對話代表，準備與政府代表展開積極的會議談判，但是北京大學學生自治籌委會則不願意讓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運動走向[108]。面對抗議活動的各方組織在意見上的分歧，中共政府也陸續收到由不同學生團體所起草的各式要求，這也讓政府無法明確了解學生的要求而使得談判受阻，到了後來演變成學生的種種要求都無法得到實質性的官方回應[108]。而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針對學生運動所衍生的定性問題，政府也一直沒有明確否認先前將遊行活動定為「動亂」的說法。學生一方面認為可能會對未來的學業以及就業帶來影響，另一方面也擔心在之後便會於校園內受到各高校的共產黨或者共青團成員不合理的對待。此外包括王丹與吾爾開希等具有領袖魅力的學生領導則認為政府只是試圖欺騙學生乖乖就範，因此為了要使學生團體取得主動權學生的抗議行動應該要採取更多必要的激進手段。隨著學生運動一直無法獲得實質性的進展，這些學生領袖自5月11日開始推動自發性絕食的計畫[108]。
隨著蘇聯中央總書記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即將前往中國國是訪問的 消息曝光後，以王丹、吾爾開希等人為首的學生與民眾為了藉此機會獲得媒體關注，自5月13日正式於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運動。學生領袖了解中共政府必定會安 排戈巴契夫前往天安門廣場參加歡迎儀式，因此便希望趁勢利用絕食來作為談判的籌碼，進而迫使中國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大型的的絕食行動也可以在媒體與 民間獲得廣泛同情，將學生的舉動塑造成一種為了追求道德的行動，並帶領學生運動推上另一個高潮[109]。 當天數百名學生於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一方面抗議中共政府不斷試圖拖延對話進展，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應該要捨棄《四二六社論》的定性說法，重新肯定學生們 的行動是一種愛國運動的表現。絕食的學生同時也向各地發表《絕食書》以及《絕食宣言》，文章中與多次引用毛澤東其極富情感色彩的話語來宣傳[110][111]。隨著學生絕食的新聞畫面於電視播出後，居民或者軍事醫院也紛紛自行組織急救團隊前往現場待命。同時大量北京市民、政府機關、軍警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也陸續加入聲援、募捐以及搶救的行列，到了5月13日下午已經有將近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112]。
隨著部分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消息傳開後，在鐵路部門默許學生以及醫務人員得以無票乘車的情況下，許多來自其他城市的大學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參加 示威遊行與罷課行動。這些來自外地的抗議學生大多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接受學生團體的指揮，同時為了表現學生之間的團結氣勢，位在北京的各所高校以及其他近 20個都市的就讀大學學生也陸續發起了罷課以及街頭示威遊行活動，而參與遊行的學生也以歌唱《國際歌》的方式來支持廣場上靜坐的學生們[113]。
而為了避免學生運動在戈巴契夫訪華期間失去控制，鄧小平很早便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清除廣場上的學生。面對鄧小平的要求趙紫陽決定優先採取緩和的做法，並命令政府當局立即與學生展開對話並協調撤離一事[109]。趙紫陽認為可以先肯定學生的行動是基於愛國主義，並讓學生了解到在中蘇首腦會晤期間如果出現內部動亂的跡象，反而會使整個中國政府甚至是國家地位感到難堪。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特別邀請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包括劉曉波、陳子明與王軍濤等知識份子針對撤離一事進行討論[114]。閻明復在會議中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舉辦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這消息的傳開則引起了學生領袖之間的混亂，而部分堅持留下的學生則認為他們能夠藉此獲得更多談判籌碼[115]。之後包括嚴家其、戴晴、包遵信等學者前往天安門廣宣讀《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並勸說學生結束絕食且撤離廣場，但實質上種種請求並沒有獲得學生們的採納[116][117][118]。

戈巴契夫訪華

隨著戈巴契夫的訪華，中國政府在這期間也顯著放寬了新聞限制。包括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國家媒體陸續提供學生遊行或者絕食的報導與影像資訊， 而輿論方面也越來越同情學生們的作為。然而此時政府仍不斷嘗試與學生對話，以促使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5月14日凌晨2時30分，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政府官員首次前往天安門廣場勸離學生。同一天以戴晴為首的知識份子在胡啟立的許可之下，直接通過政府審查在《光明日報》提出緊急呼籲的文章，內容中提到絕大多數知識份子認為學生應該盡早撤離廣場。然而許多學生則認為知識分子受到政府的指示而發言，拒絕作出撤離廣場等讓步[119]。到了下午16時，閻明復、李鐵映、尉建行等政府官員與30多所高校學生代表展開對話談判，但仍沒有獲得實質上的進展。
5月15日學生在北京發起大遊行活動，這導致長安街周遭的北京交通一度陷入癱瘓，同時學生的遊行口號也開始直接針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國務院院長李鵬和教育部長何東昌展開批評。當天晚上，閻明復、李鐵映、尉建行等人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會議室與以沈彤為首的「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對話，雙方正式針對學生撤離一事展開談判。閻明復於會議中肯定學生的行動具有強烈的愛國性質，但仍懇求學生先撤出天安門廣場以供政府使用[115]。 但儘管閻明復一連串釋出政府願意妥協的誠意成功影響部分學生，但一連串會議的召開有導致學生各派系之間的競爭越趨激烈；在學生領導階層之間的彼此溝通混亂 的清況下，使得政府所得到的學生要求往往是不一致或者是不連貫的。而不久之後學生領袖在得知政府並不願意承諾公開直播問題的談判過程，最終使得雙方的會見 遭到無限期的中止[120]。之後閻明復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嘗試勸離學生，甚至表示自己願意被學生挾持以換取撤離的決定，然而學生之間並沒有理會其勸告[34]。 隔天5月16日時，數十萬名來自北京各界的群眾陸續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在這般民間不斷騷動的背景下，改革派仍不斷嘗試勸離群眾離開天安門廣場， 而閻明復也於5月16日當天與李鵬一同前往會見學生代表並討論撤離廣場一事。閻明復原本希望李鵬能夠撤回四二六社論的主張，甚至因應學生的要求而藉由社論 發表的方式塑造成一種「愛國民主運動」的形象，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拒絕[71]。
同一時間5月15日中午，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也搭乘飛機訪問北京，由於廣場上的學生仍然堅持繼續展開絕食靜坐活動且大量群眾不斷在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使得歡迎儀式臨時改在備用的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舉行，而原本預定在北京市區的行程以及前往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的活動也被迫取消，甚至雙方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與戈巴契夫也只能在受到學生示威遊行包圍的人民大會堂內展開高峰會[109]。這次戈巴契夫的訪華代表中斷30多年的中蘇首腦會議重新展開，也意味著之後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將會回歸正常化，同時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這也是極具歷史意義的外交突破[121]。然而學生的遊行活動使得中共領導階層認為可能會動搖中國在共產主義同盟國家的威信，部分外國媒體也推測這導致鄧小平對學生運動漸有不佳觀感，進而導致改革派勢力的衰退且使得政府的應對走向保守派堅持的「強硬」手段[122]。
5月16日當天晚上，趙紫陽於人民大會堂接見戈巴契夫並向連同在場的記者媒體表示說：
“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决定；雖然這個决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指鄧小平）掌舵。 ”
—趙紫陽
此時鄧小平儘管只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卻仍然是中國重要領導人物之言論立即引起熱烈討論，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的這番話暗示說他要承擔所有問題的最終責任，自此雙方之間觸發了決定性的關係決裂[109]。趙紫陽的言語在經由各大媒體發表後，北京學生開始呼喊專門批評鄧小平於幕後執政的標語，而參與學生遊行的人群中也開始將批評對象轉往各個政府部門。5月17日，嚴家其、包遵信等知識份子一同聯署發表了《五一七宣言》，內容指稱中國所陸續浮現的問題在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批評包括鄧小平等八大元老掌控中國政局且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論[123]。同一天冰心、艾青、夏衍、錢鍾書、馮牧、沙汀等30多位作家也向中共中央發出緊急呼籲，要求政府應該盡早與學生對話並肯定了学生的愛國民主運動[124]。
同一時期由於絕食靜坐活動的人數規模不斷擴大，許多來自中國各地的政治和民間組織向學生們表達他們的關注，且對學生的立場感到同情。而許多中國共產黨於北京的各個工作單位也允許員工在工作時間加入示威活動，這促使許多中共中央宣傳部、外交部、郵電部、國家體育總局、教育委員會、中央黨校等政府單位的幹部與成員陸續參與學生們的活動。此外中國紅十字會也多次發出通告表達關心的立場，並派遣大量人員為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提供醫療服務。

趙紫陽探望


5月20日凌晨，已經失勢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靜坐的學生，並在場的大學生見面後發表演說。而照片中於趙紫陽身後右方第二人為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暨趙紫陽助理的溫家寶，他是少數在六四事件結束之後沒有遭到撤職的改革派成員，並在2003年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一職[125]。
在趙紫陽表示鄧小平仍然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學生紛紛將鄧小平列為攻擊的對象。但另一方面天安門廣場上 的絕食舉動成功獲得全國各地學生們的支持，種種因素都驚動中國共產黨其領導階層對於學生運動的看法。在政府沒有嚴格限制新聞內容情形下，包括國家媒體機構 等許多新聞媒體陸續報導學生正在進行的抗議行動與活動主張，而鮮少宣傳由中央政府或者是共產黨自身發出的聲明。根據當時中國各界媒體的估計，有將近400 個城市的學生以及工人團體陸續發起抗議行動，同時許多人也紛紛前往北京參加天安門廣場的抗議[126]。
到了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同在鄧小平家中召開緊急會議。其中李鵬等常委指稱當前政治局勢難以控制是趙紫陽所造成的，並強烈建議中國政府應該立即採取果斷的措施以結束學生的行動[52]。在會議上鄧小平提出於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做法，並在5名常務委員表態後確定實行這一方案[127]5月18日清晨，趙紫陽與李鵬等人在前往醫院探望因絕食而送院的學生後，趙紫陽當即撰寫辭職信並送交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楊尚昆表達意向，不過楊尚昆則把信件扣下並勸告趙紫陽應該收回請辭的決定[128]另外也有說法指稱趙紫陽在決定實施戒嚴的當天晚上，便以「不能認同大多數常委意見」為由而辭去中共總書記一職。[129]。同一天李鵬則在人民大會堂和包括王丹、吾爾開希等 學生抗議領袖會晤50分鐘，在會談之中雙方都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學生公開指責政府反應過慢，並認為李鵬只是想藉由親自現身的方式來安撫學生情緒，並沒有要 「具誠意地來對問題展開實質討論」。而李鵬則表示包括其他領導高層在內的中共政府只是想要繼續「維持社會秩序」，並指稱學生所謂的「愛國」行動與政府的期 望不符。最後雙方的討論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交集，不過這次的會面使得學生領袖首次能夠在國營的電視台中發表談話。
在中共領導階層決定以武力來處理學生問題之後，知道自己政治生涯已經結束的趙紫陽決定前往天安門廣場，企圖親自勸導學生與群眾撤出廣場。李鵬在聽聞 趙紫陽的決定後也陪同前往天安門廣場，但在廣場群眾情緒激昂的情況下馬上就離開。5月19日凌晨4時50分，趙紫陽於天安們廣場發表談話表示希望學生停止 絕食，並承諾學生撤離之後政府並不會追究[130]。 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說道：「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 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 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次演講一發表便引起學生們的熱烈支持，在場學生與群眾熱烈鼓掌支持並紛紛索取簽名，然而這也是趙紫陽下台前最後一次公 開露面[131]。
5月19日當天上午10時左右，李鹏、姚依林、喬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及幾位軍方負 責人一同前往鄧小平家中開會，會議上鄧小平提到戒嚴時期「要盡量減少損傷，但是也要準備流點血」，同時也指出為了避免妨礙清場作業而不應該發表不使用武器 等承諾。鄧小平在此次會談中也提到要成立新的領導集團，主要成員由李鵬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而上海市市委書記江澤民則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71]。

戒嚴

主条目：六四事件後期

頒布戒嚴令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5月19日親自頒布戒嚴令，並支持軍方以強硬手段來處理學生運動，照片攝於1992年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實施戒嚴前，包括中共八大元老等 人多認為示威活動只會持續短暫時間，同時也可以視為經濟改革的民意調查，以在之後滿足這些發起抗議行動的學生與群眾。他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話應該避免使用 暴力，但是在共產黨自身利益下首要事項便是說服學生放棄抗議行動，並陸陸續續返回各自的學術機構研讀。但儘管許多領導人物實際上頗為支持學生們的要求，特 別是對於中國官員貪腐這類問題感到關注，然而如何有效回應群眾要求上卻面臨許多障礙。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隨著抗議活動的進行也不斷加入來自各方背景人士的要 求，因此導致在與學生進行談判時中共政府並不清楚示威人士確切的要求。同時如《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在同情抗議學生以及譴責遊行活動之間不斷交替立場，這 也反映政府內部對於當前的局勢與示威民眾的處理亦陷入混亂，而遲遲無法做出果斷的決定。
在趙紫陽於5月19日被隔除在中共高層領導會議後，政局的走向開始由反對做出更多讓步並立即實施強硬手段的保守派掌握著。部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混亂局勢的黨內領導階層認為學生活動的訴求漸漸捨棄一黨制的政治結構，最終也決定支持保守派強行干預示威活動。雖然八大元老大多沒有擔任實質的政府職位，但是對於軍隊的運作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132]。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鄧小平決定在經過中國​​國務院同意後，在李鵬簽署戒嚴令下實施戒嚴，這項決定同時也被立即告知給中國國家主席暨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知悉[128]。政府當局將示威者描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倡導者的「打手」，並指稱在幕後籌畫的人士試圖打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以進一步實現他們個人的野心[133]。
5月19日晚上10時，在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喬石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其中喬石在開頭中便特別指出：「趙紫陽同志因為身體不適，向大會請假。」之後國務院總理李鵬便在電視上頒布了《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而北京市政府也隨之發布了作為應對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北京市政府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戒嚴令中，陸續由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署實施了戒嚴令的第一號、第二號和第三號令，命令中列出了北京市市區的戒嚴範圍且嚴格禁止示 威遊行等活動出現，同時也禁止其他海外記者進行採訪，警方則在北京市內擺設交通路障以維持治安，這戒嚴令一直到1990年1月11日才正式解除[134]。不過在趙紫陽的自傳中提到該戒嚴令並沒有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正式表決通過，同時也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中所提到的「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或者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在鄧小平支持下中國國務院直接通過實施戒嚴的決定，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內的重要人士仍然能有效地掌握政府的運作[80]。
在宣布戒嚴之後，當天晚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搭乘各式軍用車輛分路抵達北京，佈署在北京郊外地區後便各自從丰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天安門廣場行進。學生以及示威群眾則緊急召集群眾前往各個重要路口，嘗試阻擋軍車繼續往北京天安門廣場前進[86]。 而一些北京地鐵工人則關閉了控制系統，以避免部隊藉由地鐵行進的方式前往天安門廣場。雖然在市郊處發生了零星的流血衝突，數以萬計的示威者紛紛包圍行進中 的軍用車輛，防止他們繼續向前或者是往後撤離。抗議群眾也告訴士兵們他們參與遊行活動的目的，呼籲他部隊放下武器並一同加入學生遊行活動的行列，同時群眾 也為部隊提供食物和飲水。部對最終在5月24日接到撤離的命令，之後所有政府管轄的部隊陸續佈署在北京市外的軍事基地中[135]。
此時儘管北京政府已經發布了戒嚴令，但是在天安門廣場仍然有超過10萬名群眾聚集，而許多記者媒體也在廣場周遭進行採訪。5月20日凌晨2時，學生 領袖宣佈雖然學生已決定停止絕食活動，但仍然有近20萬人堅持繼續展開絕食靜坐。5月21日，北經大學自治會開會決議繼續派遣學生阻擋軍車進入北京市，並 開始計劃從天安門廣場撤離學生。同一天，長期支持中共觀點的香港《文匯報》在社論上寫下「痛心疾首」這一標語，強烈反對政府在北京市郊區佈署軍事部隊[136]。香港民眾隨即發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大遊行活動以聲援北京學生，且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發起籌款活動，數以百萬的捐款也陸續轉往給支聯會開辦的戶口中。但是同一天軍方則派遣直升機於北京上空盤旋，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發散有關李鵬講話的宣傳單，這反而引起靜坐抗議的學生開始鼓譟了起來。

人民大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
雖然長達3個禮拜的絕食靜坐已宣告結束，學生與群眾仍選擇繼續在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為此政府決定在學生做出更加激烈的手段前解決學生遊行活動，在經 過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審議後決定使用武力來處理所謂的政治危機，但這也導致中央政府的政治立場陷入兩極化的趨勢。其中遭到罷黜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仍不 斷嘗試阻止政府使用武力處理學生運動，但這也被保守派認為其運用政治勢力協助學生的示威活動。趙紫陽首先連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副委員長彭冲嘗試召開人民大會，來討論往後戒嚴實施的合理性。其中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內容，則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力決定直轄市是否應該實施戒嚴。
5月10日時，萬里不顧李鵬反對下召開了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在會議中決定將於6月20日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中國國務院針對學生示威遊行以及罷課問題所做的彙報。但這舉動也引起李鵬等保守派的強烈不滿，認為萬里與趙紫陽一同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架 空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的決定。李鵬隨即要求趙紫陽主動出面取消人大常委會的議程，趙紫陽則立即明確地回應說難以更改。李鵬與鄧小平等高層便認為到了6月 20日，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將有可能討論是否要取回部分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權力，這也促使鄧小平決定在6月20日前解決學生問題[137]。
5月19日，趙紫陽在失去政治權力後仍然嘗試阻止政府以武力的方式來處理學生運動，而此時於美國和加拿大訪問的萬里便受到各界的關注[138]。趙紫陽原本希望能立即通知在北美訪問的萬里回國召開人大常委會，期望在絕大多數反對實施戒嚴的常務委員支持下藉由憲法的法律框架，達到阻止中共元老會議所決定的以戒嚴令處理的方式，並且希望在這之後將一部分權力轉移給人民大會[139]。然而負責聯絡萬里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退回了趙紫陽的請求，並以應將此移交給中央常務委員會處理為由否決這個想法。1989年5月25日凌晨萬里返回中國，座機途經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加油時收到了江澤民所遞交的「鄧小平的親筆信」。之後便在下午宣布其將會在上海養病數個月，而在萬里未能返回北京召開人民大會的情況下使得趙紫陽試圖阻止戒嚴的想法失敗[140][141]。

百萬人上街

5月23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各界人士也陸續加入遊行隊伍的行列，也將批評對象轉往李鵬等人身上。當天下午2時，來自湖南省瀏陽市的中學教師余志堅、瀏陽報社美術編輯喻東嶽以及汽車司機魯德成對 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丟擲顏料。但這舉動反而引起學生的激烈反應，在場學生認為遊行目的只是為了要求政府改革弊端、而沒有意圖推翻共產政權，學生便把3 人送交給北京公安局審理。最後3人因違反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為由分别判處無期徒刑以及20年與16年的有期徒刑，之後則押回原籍湖南省衡陽監 獄內服刑[142]。當天晚上，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將其總部由天安門廣場遷移到北京大學，並决定由北京大學物理學研究生王有才擔任秘書長。在當天所召開的會議中也決定擴建秘書處、增加各個部門的成員，並另行計畫成立一個財務統籌委員會。
5月24日時，北京市急救中心首次公佈報告指出自學生絕食請願的11天中，北京市各大醫院總計救治學生9,158多次，而仍然住院觀察的病人則有8,205人，不過整個絕食行動並沒有導致任何一人死亡。然而在一些文章報導中，則提到著名的詩人駱一禾便是因為絕食而身亡[143]。到了5月25日，天安門廣場上開始有傳言說趙紫陽被中國共產黨指控帶領叛亂，同時包括胡啟立、閻明復、鮑彤、溫家寶、杜潤生、安志文等7位高級黨政幹部據說也被點名為「反黨集團成員」之一。同一天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接見外國駐華大使時，表示當前中國的政局仍然是由他所掌權著。
5月26日時新華社則發出消息指出，由中共元老第二號領導人陳雲所主持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中，通過了「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的公告，其中包括薄一波、宋任窮、余秋裡、劉瀾濤、楊得志、蕭克、陸定一、姬鵬飛、耿飈、黃鎮、宋時輪等重要人物皆同意政府以強硬手段清場。稍後徐向前、聶榮臻表示說戒嚴部隊並不會特別針對學生攻擊，而另一批元老級領導人物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人亦公開表態支持中共中央的決定。

香港聲援


5月30日至6月4日設立於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塑像，而在照片背景處則可以看見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肖像，照片攝於1989年5月31日[144]。
5月27日香港市民為了表態支持學生運動，於跑馬地馬場舉行了長達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最終共籌得近1,200萬港元，入場的觀眾人數則估計有近百萬人左右。活動現場邀請了許多香港知名歌手前來歌唱，並公開表示支持正在北京當地抗議的學生們。然而活動結束後，支聯會代表李卓人在將100萬港元的捐款送到北京時遭到當局拘留，除了逼迫簽署悔過書外還被拘捕3天，相關的款項則由北京當局全數沒收。不過儘管如此，由李柱銘、司徒華等各方組織領導人於香港島街頭發起遊行活動，這場遊行吸引了將進香港人口四分之一人數、多達1.5萬人參與。海外各地外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許多海外華人紛紛聚集起來抗議中國政府的作為[145]。 然而隨著戒嚴令的實施，到了5月28日時北京當地也漸漸失去了甫剛發佈戒嚴的疑慮感。當天上午10時開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 範大學等高校學生又陸續從各自校園發起遊行活動以響應海外的行動，同時也批評政府於北京市強硬實施戒嚴令。跟據統計參加這次遊行的北京高校超過300多 所，而人數最多時則高達5萬人左右[146]。
5月29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決定改實行由常委輪職的主席制度，同時北京高校聯合會也通過決議由常委楊濤、鄭旭光等人成立特別糾察隊、由北高聯秘書長王有才组建專門糾察隊，並分別向北高聯財務部和北大自治會財務部領取特别費用以製做特别標誌，設法在6月上旬再次組織大規模的學生遊行活動來讓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但到了5月30日早晨，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其廣播中聲稱該組織的兩名執行委員沈銀漢與白宗雄遭到北京鐵路公安分局的人士逮捕。之後學生與民眾在上午9時一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展開交涉，要求無條件釋放沈銀漢與白宗雄兩人[147]。
而在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行程後，國外媒體也開始大篇幅報導於中國內部展開的學生運動。儘管學生的抗議行動普遍獲得好感，但對於示威群眾而言他們在自己的目標達成上仍然處於悲觀狀態。在大規模示威遊行結束後，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近20餘名師生於5月30日上午，將集體創作的「民主女神」雕像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北側廣場上，而這也成為學生向世界各地的電視觀眾表達抗議的另一個象徵。中午12時整学生代表發表了「民主之神宣言」，並由學生代表、藝術家以及市民代表一同正式介紹民主女神雕像，之後由中央音樂學院等學校學生於現場演出《血染的風采》、《歡樂頌》以及《國際歌》等歌曲[148]。但學生的作法也引起天安門管理處的不滿，因為民主女神像的擺設位置原本主要是重大節日期間安放孫中山巨幅畫像處，而管理人員認為學生的做法將嚴重損害國家的尊嚴。

撤退與留守

隨著學生運動的發展，學生之間也漸漸分成溫和派和強硬派兩種路線，這使得學生們對於局勢的掌控以及運動的走向上越趨混亂。戒嚴令宣布後更使得局勢日 益緊張，學生間的派系矛盾也漸漸浮現出來，特別是在「撤退」和「留守」天安門廣場議題上更加突顯。但另一方面隨著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大量人潮，現場也面臨著 極為嚴重的衛生問題。台灣校園民歌歌手侯德健便建議學生領導人應該就運動走向進行討論，並以公開票選的方式來決定學生運動的下一個方向，但這意見則遭到學生們的否絕。此外在6月1日晚上，由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劉剛等他校學生前往北京大學建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擴大組成「全國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但是在北高聯以及北大自治會仍在多數人反對下婉拒這個提議。
此時高校學生聯會秘書長王有才認為單純靜坐已經不能獲得實質上的成果，主張學生應該要先盡快撤回學校。而包括王丹等溫和派人士也認為學生運動即將面臨軍事部隊的干預，因此希望暫時撤出天安門廣場並在事後重新組織行動。但這個建議則遭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等強硬派人士的否定，強硬派認為學生必須繼續留守在天安門廣場，並指控主張撤退的人為「投降派」。為此各個派系開始爭奪位在廣場中央的學生廣播中心，期望能夠藉由控制擴音器的方式掌握廣場上學生運動的控制權；其中做為學生領袖之一、擔任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的封從德便在後來採訪中說道：「大大小小的『政變』，每天總得二、三次。」同時各派系也開始派遣學生前往火車站迎接來自全國各地聲援的學生們，並趁機將他們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34]。
6月1日時，儘管中國少年先鋒隊無法按照慣例在兒童節當天於廣場舉行主題隊會和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儀 式，但還是有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到廣場來並接受學生們熱情的歡迎。廣場上的廣播陸續播出了給少年兒童的信，內容則包括有對節日的祝福以及期望，並解釋說廣場 上的學生正在為未來的中國改革靜坐。不少帶著兒童的家長就在學生的引導之下參訪天安門廣場各處，也有一些家長帶著孩子聚在民主女神像前拍照留念。
但是到了中午12時，李祿、柴玲、封從德等人突然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召開新聞發佈會，表示在稍早之前柴玲與封從德遭到他人的挾持。儘管先前學生成功 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但是許多學生除了就是否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而爭執外，部分學生對於所謂「絕食團指揮部」的強硬主張以及活動財務混亂的情況感 到不滿，不少學生甚至懷疑一些捐款被學生領袖挪作為他用或者是私自留用。此時許多學生開始有解散學生活動的想法，但面對政府所發表的數篇強硬態度的公文又 不忍心離去[149]。部分學生則認為廣場已經處在混亂且無序的狀態，對於學生運動的理想也漸漸趕到幻滅[149]。但是學生們也無法接受官方媒體強硬要求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指令，數千名學生便自行從天安門廣場遊行至北京街頭以表達不滿[150]。
6月2日，3名知識份子劉曉波、周舵與高新和臺灣歌手侯德健等主張撤離的知名人士，宣佈將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72個小時，期望能夠呼籲學生和政府重新展開和平對話，但這反而促使更多群眾重新加入學生運動的行列[151][152]。於北京師範大學擔任中文系講師的劉曉波事後表示他們當時是為了勸退學生才決定展開絕食，希望藉由這一激進的手段來讓自己能夠在學生之間擁有發言權。但是在經過長期占領天安門廣場之後許多學生都漸漸感到疲累，這使得原先學生內部的溫和派與強硬派之衝突漸漸停息[153]。然而劉曉波、侯德健等人的絕食行動反而再次堅定了學生的決心，學生在之後發表的聲明談話中提到絕食的目的是為了公開批評政府，並提醒學生們他們現在的事業是值得奮鬥的，最後學生們決定繼續占據天安門廣場以提出繼續改革的要求[154]。

清場

清場令

主条目：六四清場
6月初中共領階層開始下達一連串重要指示，最終促成6月4日軍隊清空天安門廣場的決定。中共領導階層同意必須盡快結束「政治風暴」的發展，同時佔據廣場的學生應該盡早返回校園就讀。為了能夠有效清空廣場上的人群，中共中央政治局同 意實施戒嚴將是盡早恢復秩序的唯一選擇，然而對於是否使用武力強硬鎮壓抗議群眾的想法則遲遲無法做出決定。對此李鵬在6月1日發表了一份報告給每一名政治 局委員，內容中嘗試說服政治局委員了解派遣部隊前往天安門廣場的必要性與合法性，同時這份提交給政治局的報告也將示威學生與群眾形容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份 子[155]。該報告中也指出學生運動所影響的範圍不斷增長著，這使得他們反而在民眾之間獲得歡迎，為此學生們也沒有計劃過要撤離天安門廣場[156]。
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也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在發布戒嚴令之後，政府應該持續進行後續的處理手段來解決政治危機。報告中強調儘管現階段中國仍處於穩定的一黨統治狀況，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已漸漸滲透到中國各處並帶來許多負面影響，而許多學生便是因為受到這些來自美國等西方世界的影響而發起學生運動[157]。中共國家安全部也相信示威活動的發起一部分的因素應該受到美軍的干預，而美國便希望能夠藉由學生運動來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158]。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報告再次強化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危機意識，並為之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完善的理由[157]。加上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報告，指出部隊已經做好協助穩定現狀的必要準備。種種因素促使了大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接受了戒嚴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說法，也同意之後藉由武力來清場的方案[159]。
6月2日隨著學生一連串抗議運動的展開增加，鞏固了中國共產黨高層其以武力解決政治危機的決定，並認為在幾天之內便應該要採取行動。在當天所召開的會議之中，共產黨黨內正式動議提出要以武力的方式清除廣場，會議中包括黨內元老（李先念、彭真、楊尚昆、王震等人）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一致同意天安門廣場應盡早被清空[160]。會議中也決定應盡可能在不動用武力的情況下使學生與群眾撤出廣場，但如果示威群眾不願配合的話，也授權部隊得以使用武力進行驅離工作[150]。為了要準備清空廣場上的人群，戒嚴部隊陸續前往北京周遭地區的重要幹道之處。到了6月2日上午，絕大多數部隊已經抵達北京市數10個重要關鍵地區，而到了晚間所有部隊都已經移動到指定區域佈署著[150][153]。
這些調集的部隊包括有北京軍區第24集團軍、第27集團軍、第28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第65集團軍等6個集團軍，濟南軍區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第54集團軍、第67集團軍等4個集團軍，瀋陽軍區第39集團軍、第40集團軍、第64集團軍等3個集團軍，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以及空降兵第15軍、炮兵第14師、衛戍第1師與衛戍第3師等[161]。 這些部隊都已經先被佈署於特定位置，等待中共高層發出清除廣場人士的命令後便會迅速採取行動，企圖在示威群眾尚未完全反應的情況下取得主動權。然而在6月 2日晚上，一輛警方吉普車在移動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導致3人死亡、1人重傷。這件事傳開後立即引起學生們的恐慌，懷疑軍隊和警察部隊將在不久之後便進入 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162]。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學生在各個主要路口設置路障以阻止大量武裝部隊提前接近廣場周遭[162]。而在6月3日凌晨，各地也陸續傳出軍警與民眾之間發生爆力衝突的相關消息[163][164]。
其中被調往控制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主要人民解放軍部隊分別為由楊尚昆領導的第27軍，以及徐勤先領導的第38軍士兵；而中共中央之所以選擇由自外省調動往北京的第27集團軍和38集團軍解放軍部隊執行清場任務，是因為擔心原本佈署於北京的士兵會對抗議行動和學生群眾感到同情[52]。其中第27集團軍被允許在前往天安門廣場的路途中以武力對付抵抗的示威民眾，同時軍方高層也建議第27集團軍在北京各處應先進駐重點設施並建立防禦陣地[128]。不過防禦陣地的設立並不是為了打擊平民可能發起的起義行動，而是用來抵禦其他軍事單位彼此攻擊時能夠立即處理。這時中共高層認為有許多部隊士兵已經對民主示威群眾感到同情，甚至極有可能故意忽視作戰命令而選擇與示威民眾一同抵抗中央[165][166]。另一方面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則在一開始拒絕了李來柱口頭要求部隊清場的命令，並堅持部隊必須在有書面命令的情況下才能執行任務，這件事情立即震驚了中共領導高層，也意味著中共高層所擔心的事情的確存在著。徐勤先馬上被撤銷其指揮部隊的軍長一職，後來被軍事法庭判處5年有期徒刑並開除共產黨黨籍[167]。趙紫陽的助手吳國光在接受採訪時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的事情才首次曝光，其中吳國光認為中央軍委之所以僅用口頭而不是書面方式來下達命令，是因為擔心之後清場的書面記錄會被保存起來。他表示儘管黨中央已決定要下達清空天安門廣場的命令，但他們也知道部隊的行動可能有一部分會涉及非法[167]。
6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已調集的20萬人規模之戒嚴部隊展開清場作業。當天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一同召開軍政會議討論後續處理，隨後楊尚昆、李鵬、劉華清、李錫銘、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羅幹等高層則在中南海處指揮部隊調動[168]。晚上6時30分開始，戒嚴部隊開始透過廣播器、電台、電視等新聞媒體發出警告，隨後包括《緊急通告》等警告反覆持續廣播30多個小時[169][170][171][172]。

木樨地抗爭

6月3日傍晚在廣播媒體陸續發布通告的情況下，北京傳出有數10萬人規模的軍隊自北京四個角落漸漸進入市區。北京的居民隨即湧上街頭以阻止部隊進入，並開始於各個主要路口處設置路障，而天安門4、5公里外的木樨地也聚集了數千學生與市民[173]。許多學生認為木樨地即是軍隊進入北京的重要幹道，因此聯合民眾一同嘗試阻截部隊的行進。到了晚上9時，3輛無軌電車被人推到木樨地橋上作為大型路障，同時人們也自行將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陸續在街道兩旁堆起水泥牆防止流彈，民眾也臨時找來卡車和三輪車運來磚石以阻擋部隊行進[174]。
到了晚上10時30分左右戒嚴部隊的軍警車輛到達，示威者隨即向部隊投擲石塊和燃燒瓶展開攻擊，而群眾也與戒嚴部隊發生近距離的肢體衝突。隨後士兵 在木樨地橋牆上排成一排且以實彈向無掩蔽的示威群眾開槍，這造成示威者之間出現部分傷亡。約10分鐘過後，部隊持續往前推進到22號部長樓和27號樓房間 的北京地鐵木樨地站一帶，學生則退到主要由共產黨高層官員和他們的家屬居住的公寓大樓，並以街心花園和樓房之間的樹叢與建築牌找尋掩護，不斷呼喊著口號批判軍隊的行動[175]。而部隊也開始在公寓大樓周遭對空開火表示警告，但也讓一些在公寓或陽台上觀看現場的民眾遭到槍擊[176]。
在廣場周圍的街道上雙方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戒嚴部隊士兵與車輛一方面得多次停下來清除路障，另一方面也不斷以開槍的方式給予民眾警告。為了能夠有效清除街頭上的人群，由解放軍部隊組織而成的鎮暴部隊開始大量使用催淚瓦斯、槍聲或槍擊與大量戰車經過的方式嚇阻群眾走上街頭抗爭。但這樣的方式也或多或少導致群眾傷亡，許多人力車司機便冒險在士兵以及群眾間的無人地帶運送受傷的民眾前往醫院救治[175]。群眾也不斷嘗試以呼喊口號或者投擲石塊的方式阻止部隊行進，並又另外焚燒3輛電車以阻檔後續部隊。而復興門外大街兩旁大樓的居民也出來批判軍隊的舉動且投擲各式東西表達不滿，但戒嚴部隊則選擇直接開火還擊的方式作為因應，這使得從木樨地到全國總工會約500米路段的周遭建築物佈滿彈痕。而根據報告指出，在22號和23號兩幢部長樓房內便有3人因而死亡，其中包括住在22號樓8層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汝棼其女婿尹敬等人[177][178]。根據香港電台的廣播節目《神州五十年》 統計，在木樨地最少有超過30人死亡、近200多人受傷[179]。然而中國官方並沒有提供實際開槍的時間和死傷人數，陳希同則提到部隊在進行鎮暴時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169]。
到了晚間11時，包括解放軍部隊、軍用卡車以及各市裝甲車列隊陸續前往天安門廣場[177]。廣場上的學生在得知政府的確派遣武力鎮壓後，許多人一方面在廣場上抗議政府的強硬手段，另一方面開始將聚集的人群疏導到各條幹道避難，同時示威群眾也不斷燒毀車輛並將之作為路障使用。除了天安門廣場外，部隊與示威群眾也相互在新華門等重要政府機關前對峙著；與此同時解放軍部隊在城市周圍設立數個檢查站，嘗試將示威群眾驅趕到已被封鎖的大學校區中[180]。而處於混亂的群眾也開始焚燒軍方的裝甲運兵車，其中在11時30分時一輛裝甲車以高速衝入天安門廣場後示威群眾隨即投擲石塊與汽油彈，最後車子在正焚燒的情況下調頭離去[180]。憤怒的群眾除了在仍有成員搭乘的情況下嘗試燒毀軍車外，在各地也陸續發生士兵遭到民眾毆打致死，在許多情況下部分士兵還被示威群眾強行從車輛中拉出加以毆打致死[181]。
此時憤怒的群眾開始聚集長安商場和鐵道部並 對武装力量展開攻擊，這場混亂中數名士兵便因為這次暴亂而死，隨後士兵也開始對周遭的群眾進行示威掃射，也因此鐵道部大樓內側也開始出現傷亡。在天安門廣 場上，一些學生領袖仍然堅持示威群眾不能抵抗，對於這一呼籲也讓絕大多數認為應該要反擊的許多學生反對。學生領袖對於部隊清場的反應再次出現分歧，其中包 括韓東方等人認為示威群眾應該要和平撤出，而以柴玲為首的示威群眾則認為應該要繼續堅守在廣場內，雙方隨即在撤退或者留守這一問題上展開激烈的辯論[181]。

進駐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的鳥瞰圖。
6月4日凌晨，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等待著政府高層下達更加確實的清場指示，同時在廣場附近道路上也陸續有軍方裝甲車巡邏[182]。儘管部隊已被告知說不要對留守在廣場的示威群眾開槍，但是政府高層也要求必須在當天6時以前清空天安門廣場。到了凌晨0時，一輛裝甲車不慎直接衝入天安門廣場內並成為了示威群眾的攻擊目標，之後車輛乘員則被學生拉上一架巴士保護著。而陳希同在其報告中指稱6月4日凌晨後，有數名示威群眾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駕駛軍方裝甲車，但並沒有證實該車即為不慎闖入廣場的軍車。同時在建國門附近也發生裝甲車與軍用卡車衝撞的交通意外，導致3名軍人以及1名群眾因而死亡[183]。
到了凌晨1時，天安門廣場上仍有數萬名學生與市民選擇繼續留守[184]。 當時留守在廣場的侯德健接受採訪時表示，起初學生們以為士兵只會以橡膠子彈和木棒攻擊示威群眾，一直到凌晨2時原本聚集各處的群眾通知後，廣場上的示威群 眾才得知部隊使用了一般子彈執行清場任務。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再次發出與先前通告內容相似的《緊急通告》，內容中提到：「首都今晚發生了嚴 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185][186]」在《緊急通告》發布之後，原本於廣場上的群眾和部分學生開始陸續離開廣場，同時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也將其位在廣場西北側的指揮部撤離。到了凌晨2時，整個天安門廣場大約只剩下幾千名學生和示威群眾留守著[187]。但儘管部分示威群眾嘗試離開廣場避難，仍往往會中途遭到部隊的攻擊，最後使得學生只能安排巴士撤離示威群眾。同一時間，大批士兵也開始佈署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毛主席紀念堂以南廣場與人民大會堂附近[187]。
2時左右，10幾名激進的學生和示威群眾提著汽油桶等易燃物試圖焚燒停靠在金水橋附近的軍用卡車，當場被戒嚴部隊抓獲並遭到逮捕。不久，在建國門附進軍方再次以開槍示警的方式來要求群眾撤離，一些在東側廣場靜坐的中學生因而遭受流彈波及，並陸續抬到天安門廣場中央或者附近醫院實施急救，同時示威群眾也紛紛自廣場東北角撤往到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而原先在歷史博物館北門外待命的士兵，也紛紛進駐到長安街並封鎖整個長安街以東路段[187]。到了凌晨2時20分，軍方一方面施放催淚彈以及照明彈來對廣場上的示威群眾震懾，另一方面也自廣場南面的前門向天安門廣場中央推進，這使得示威群眾被迫往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179]。到了凌晨2時30分，軍隊已經包圍天安門廣場並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央處。

群眾撤離


凌晨4時之後，部隊開始於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指示，可以看見背景處的人民大會堂以及地上的燃燒物。
到了3時左右，仍然有3,000名至5,000名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185]。此時原先參與絕食的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等人決定勸導學生離開廣場，並在廣播中讚揚了學生不畏死的精神以安撫學生情緒。同時劉曉波等人也要求學生將之前自軍方奪取的槍支砸毀，堅持學生必須把持著非暴力原則並不要向正在逼近的軍隊使用燃燒瓶等武器，否則軍方就會有正當的理由向示威群眾開槍示警[187]。
3時45分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人搭乘救護車從紀念碑前往軍方佈署處請求談判，表示願意帶領廣場上的學生撤出，但也請求軍方不要動用武力來讓示威 群眾自行組織隊伍且依序撤離，在與部隊所派遣的軍團政委討論之後決定將這個請求往中央高層提報。然而在等待回應的過程中，軍隊仍依照計畫於凌晨4時準備開 始清場，同時強制將廣場上的路燈關閉。最終軍團政委答覆說總部接受侯德健等人的請求，並要求示威群眾應盡快至廣場南門口處撤離[187]。另一方面，隨著軍方強制關閉廣場上的燈光使得示威群眾陷入恐慌。在同意學生與群眾依序撤離的請求後，戒嚴部隊指揮部也開始播放《清場通知》，內容中提到：「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
此時紀念碑附近的學生陸續用被子、木棍、帆布等可燃物點起篝火，並一同唱起《國際歌》表示自身的團結[188]。侯德德等談判隊伍立即與封從德等學生領袖們討論撤離一事，並以「聲音方式」來進行是否要撤退或者繼續留守的投票[189]。儘管當時兩方意見支持的聲音大小並無差異，然而學生領導人認為更多支持撤退者可能不敢發表意見，因此決定指揮包括示威學生、群眾、市民糾察隊等自南門離去，經由中關村撤離到海淀區[189]。
然而就當學生正在準備整理隊伍依序撤出時，前往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也紛紛以槍枝瞄準紀念碑來給予群眾壓力。在這情況之下使得雙方在周遭地區再次發生暴力衝突，也逼使得示威群眾不斷加速撤離的腳步。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凱特·埃迪（Kate Adie）則提到這時廣場上的士兵「不分青紅皂白的隨意開槍」，而當時與學生留在廣場內的新聞記者查理·科爾（Charlie Cole）則表示部隊以56式自動步槍向聚集在遭焚毀之裝甲運兵車的人群開槍[190]。大批坦克和裝甲車也於此時抵達天安門廣場，並壓毀了被擺設在廣場上民主女神像以及數百個帳篷等設施[191]。到了4時20分廣場再次重新開放照明，戒嚴部隊也再次向廣場上的示威群眾不斷發出清場廣播[128]。到了凌晨4時45分，在學生糾察隊以手拉手方式維持撤離秩序的情況下，學生以及示威群眾開始依序撤退[189]，而廣場上則是到處都有遭到壓毀的帳篷、被焚燒的車輛以及於四處運來的瓦礫垃圾[190]。到了清晨5時20分，天安門廣場上仍然有約200名示威群眾堅持不肯離去。軍方一方面調動坦克部隊來封鎖前往廣場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以對空開槍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眾撤出廣場。大約到了5時40分左右，整個清場過程基本上已經宣告結束[192][193]。
到了6月4日清晨，從天安門廣場上撤退的學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歡呼。此時群眾又重新在木樨地、北蜂窩、公主墳一帶設置路障以阻擋軍車，除了怒罵部隊之外也陸續向軍車投擲磚頭。不過在6時15分時，3輛抵達六部口的坦克與一批剛從天安門廣場轉入長安街的學生發生衝撞，最終導致11人死以及多人受輕重傷[194]。之後群眾仍然持續發生躁動的情形發生，例如在10時30分左右群眾甚至一度開始焚燒軍車[195]。同時包括復興醫院、鐵路醫院、郵電醫院等開始列出死亡名單，並在下午4時左右向公眾開放認取遺體[196]。

死傷人數

一般普遍同意說六四事件發生之時，實際上因部隊清除天安門廣場上人群所導致的傷亡人數極少，主要的死傷事件多發生在包括木樨地等周遭地區[197]。 然而關於六四事件結束時所造成的死傷人數各方提出的相關報告始終沒有一致的結果，其數據資料從數百人到數千人等等的說法都有不同來源提出。早期國外媒體所 援引的資料多是由中國紅十字會所提出的2,600人死亡，但是之後中國紅十字會隨即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撤回報告。而中國政府的官方資料則聲稱在六四事件期 間包括士兵在內總計有241人死亡，同時也有近7,000多人遭受波及而受輕重傷[198][199]。而正如紀思道於《紐約時報》所發表的文章所提到的由於缺乏實務證據，這使得整個六四事件無法確定其實際的傷亡人數；然而他自己也表示道：「但是如果合裡地來想，在部隊行進的途中大約有400名到800名平民遭到槍殺，而軍方以及警方則大概有50人死亡[200]。」
其他有關於整個六四事件確切的死傷人數，根據丁子霖的統計已經確認於六四事件期間死亡的示威群眾有186人；然而這份數據並未計算軍隊的死亡人數，同時與其他資料相互比較所提出的人數最少[201]。而在其他官方說法上，中國政府始終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未有群眾死亡，而在一些紀錄影像中也多只是聽到槍聲。而在官方統計數字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事件報告中聲稱有近5,000名解放軍士兵與2,000多名示威群眾出現傷亡。而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則表示初步統計整個六四事件包括士兵以及群眾在內的傷亡情況大約有300多人，其中已經確定有23人是來自北京各高校的學生。而當時擔任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則是在事後報告之中提到有200多名民眾死亡，另外也有幾10名士兵在這一期間死亡[202][203]。也有消息來源指稱，六四事件一共導致3,000多名示威群眾以及6,000多名部隊士兵傷亡[204]。另外包括北京軍醫蔣彥永等人在查驗遺體後所提出的報告之中，則懷疑軍隊在清場時使用國際間多已禁用的達姆彈射擊[205]。
儘管中國政府始終並未公布詳細的示威群眾死傷名單，但是因相關事件喪生的士兵則有釋出一些較為詳細的記錄。其中當前確認因為六四事件而導致士兵喪生的死亡名單包括有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馬國選、王錦偉、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楝國、王小兵、徐如軍、臧立傑等人，這些因故死亡的軍人後來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授予「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所發生的六四事件無論是學生領袖還是其他示威群眾領導人都仍生還，此外在六四期間的死者中也未包括有當時採訪的境外記者，以及其他從海外飛往北京天安門廣場聲援的學生。
另外一個爭議點在於六四事件發生時實際天安門廣場的内外死傷情形，其中無論是作為學生領袖的柴玲在1989年6月8日的錄音談話中還是吾爾開希於6月29日發表的聲明中，都表示在天安門廣場上有數千名示威群眾遭到殺害，甚至指控軍方於廣場上燒毀屍體以消滅證據[206]。然而除了中國政府在官方報告中表示軍方於廣場上並未射擊群眾，而同樣身為學生領導人的侯德建也強調當時在廣場上並沒看見廣場上有發生傷亡。而在天安門母親所統計的確認死亡名單中，則指出有2名學生分別在廣場中心的國旗杆和毛澤東纪念堂附近遭到射殺[201]。另外根據一些報導，軍隊在示威群眾與學生逐一離開廣場之後仍然於北京音樂廳附近開火[200]。
早先海外媒體多是將六四事件作為一場屠殺看待，甚至認為中國軍方直接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開火。常見的引用資料包括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向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李潔明表示有外交官員親眼目睹中國解放軍部隊向無武裝的平民開火，而前往北京周遭醫院觀察時也發現少至有數百人遭到槍殺[207]。然而今日海外普遍的見解認為主要的槍殺案件發生於廣場以外地區，而廣場內實際上並沒有發生軍隊射擊群眾的暴力事件。其中當時擔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的傑伊·馬修斯（Jay Mathews）表示：「幾個人可能在廣場附近的街道上被隨機射來的流彈殺害，但是在與所有目擊者核對說詞之後都表示仍然留在廣場內的學生在部隊抵達時便以和平的方式離開。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仍然有數百名工人和路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情況之下喪命。[208]」事件發生過後的2009年，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詹姆士·米斯（James Miles）坦承當時的報導「給人錯誤的印象」，同時也表示實際上天安門廣場並沒有屠殺發生。而在2011年6月時，一份由維基解密所洩漏出去的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於六四事件發生後隨即回報給美國政府的電文中，明確表示當天晚上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未發生流血事件，但是也提到軍隊在向天安門行進的過程中對行進地區的抗議群眾開火[209]。
來源 內容
蘇聯 包含平民和士兵在內總計有近10,000多人死亡[210]。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根據情報來源指稱有近7,000多人死亡[210]。
愛德華·提波雷克（Edward Timperlake） 愛德華·提波雷克表示整個六四期間有近4,000人到6,000人死亡，但是不會有人知道實際的傷亡人數[211]。
一名解放軍將領投誠時所攜帶的軍方內部流通檔案 整個事件導致超過3,700人死亡，但這不包括失踪或者遭到暗中殺害的群眾，而因為之後得不到完善醫療照顧的死亡傷患也未列入其中[211]。
中國紅十字會 在6月4日上午便提出報告指稱有近2,600人已經死[203]，而稍後另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官員則表示有5,000人遭到殺害，近30,000多人於事件中受輕重傷[212]。
《天安門文件》 援引中國紅十字會所提出的報告聲稱曾有2,600人死亡，並指稱之後是因為遭受政府壓力下而被迫迅速撤回原先的報告內容[198]。
國際特赦組織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六四事件導致約1,000多名參與抗議活動的示威群眾死亡，這資料也被《時代》雜誌所引用[203]。不過在一些同樣由國際特赦組織所提出的報告中，則將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數改為數百人左右[213]。
一名來自西方世界的不具名外交官 他個人根據自己在北京的經歷，認為整個六四事件大概造成300人到1,000人喪生[200]。
紀思道 紀思道根據醫院住院醫生以及相關工作人員所提供的資訊，加上訪問當時絕大多數醫院診所負責官員，於《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表示整起六四事件大概有400人到800人因故喪生[200]。
《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 事件發生當時擔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的張萬舒引述原本中國红十字會黨書記譚雲鶴的報告，認為整個六四事件從的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為止死亡人数統計有727人，其中示威學生和群眾死亡人數為713人，部隊士兵則有14人也由於群眾暴動而喪生[214]。
《北美世界日報》於2008年6月4日所發表的文章 內容引述事件當時軍方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楊尚昆說法，認為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數超過600人[215]。
美國國家安全局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局所解密的文章之中，則提到六四事件發生當時安全局推估初期傷亡數字有180人到500人左右[216]。
《死亡調查》 卜正民統計各家醫院所提供的病患傷亡資料，推測當時北京13家醫院內所收容的死者便有479人[217]。
《李鵬六四日記》 關於傷亡人數部分引述北京衛生以及公安等部門的說法，認為六四期間整個死亡人數為313人，其中有42名是仍在就讀當中的大學生，而部隊官兵的死亡人數則是23人。但在《李鵬六四日記》之中，還特別強調整個六四事件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人死亡[71]。
中國政府對外報告 中國政府在針對六四事件所提出的相關說明中，則表示包括軍人在內總共有241人喪生，另外還有7,000多人分別受到輕重傷[198]。
《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當時擔任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表 示自6月1日起，當時參與戒嚴行動的部隊士兵總計有10人死亡、將近6,000多人受輕重傷，而在示威群眾以級普通市民部分則有200多人死亡、將近 3,000多人同樣受輕重傷，在這其中還包括有36名正在就讀的大學生。而示威群眾在整個軍事清場期間，總共破壞了1,000多輛軍車、60多輛裝甲車、30多輛警車以及120多輛公共汽車[169]。另外在該份報告中還指稱，示威群眾還以菜刀、汽油彈、火焰噴射器等作為武器來阻止部隊行進[169]。
《六四受難者名冊》 資料引用了由丁子霖教授所領導的天安門母親運動於 2006年6月時所確認總計的數據，證實共有186名示威群眾遭到殺害，這包括有42名大學生、15名碩士博士等研究生以及8名中學生，名單之中亦有列出 一名匿名的新華社記者。但是在這份資料中也包括了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承受不了壓力而自殺的人士，同時有關於軍隊死亡人數的部分則沒列入計算[201]。其他比較特別的案例還有提到有2名學生於廣場上遭到擊斃，另外有4人於六部口處遭到坦克意外輾斃壓死[218][219]。

清場後

媒體報導

隨著六四事件的爆發，不少與中共有關的媒體紛紛對學生給予同情，許多國家媒體也紛紛對這次軍事行動予以譴責。其中6月4日當天早上6時25分，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節目負責人、同時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學謙其兒子吳曉鏞的允許下，由英語播音員陳元能於廣播上報導了當天凌晨政府派遣部隊強制撤離群眾的消息，並且以嚴厲的語氣譴責政府以重裝武力對付一般北京民眾[220]。而《人民日報》也於當天早上以頭版刊登的方式，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文章，並在內容中稍微提到戒嚴部隊導致部分示威群眾傷亡[179]；同時在報紙的各版面內容，也特地以數個敏感性詞語來作為標題使用[221]。而6月4日當天負責《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以及杜憲，則特地穿上黑衣且以悲傷表情報導相關新聞內容。
另一方面，早先由於胡耀邦逝世後不久中共政府便準備安排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訪 問中國。由於雙方高層的來往意為著中蘇關係逐漸恢復友好，為此許多全球主要媒體紛紛派遣攝影團隊進駐北京。然而西方媒體除了將報導重點放在5月的中蘇首腦 會議外，同時也開始研究中國當時的社會型態。隨著大量媒體的進駐使得示威學生得以藉由這一管道來發表意見，示威群眾也紛紛製作許多橫幅以及標語給海外國家 的觀眾了解訴求。由於中國政府其猶豫不決的處理方式使得對於媒體報導的部分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對於國內外媒體採訪示威群眾方面也沒有給予重重限制，這使 得次學生運動在海外媒體直播的情況下也比過去四五運動更加受受到國際注目以及同情。
然而随着六四事件的事態越趨嚴重，使得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觀感逐漸惡化。當在北京市宣布戒嚴並準備對示威群眾採取軍事行動後，中國政府開始以發布命令的方式要求各家媒體停止採訪，同時強迫外國媒體關閉衛星傳播的線路，甚至還命令所有位於北京的旅店都禁止轉播有線電視新聞網。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資深新聞記者丹·拉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實況報導時，便在政府官員的監視下被迫直接終止衛星訊號。儘管如此絕大多數廣播公司仍無視中國政府的命令，而紛紛以電話報導的方式來向海外觀眾傳遞訊息，同時許多新聞工作人員也嘗試將攝影影像一一偷運到海外。不過這樣的限制使得6月4日凌晨時，只有西班牙電視台完整記錄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的經過[222]。而在清場過後中國警方也開始搜查外國記者手上所擁有的底片，以防止新聞媒體將有關六四事件的照片或者影像流出海外。其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理察·羅斯（Richard Roth）以及搭檔攝影師便遭到政府拘留，不過兩人在這之後也不斷嘗試透過手機傳輸的方式回報廣場上的消息[223]。而拍攝王維林阻檔坦克前進照片的記者傑夫·懷登（Jeff Widener）則是當他於北京飯店5樓拍下畫面後，隨即將底片藏在馬桶蓋下以躲過警方的搜索，最後連同其他沒有被沒收的底片交由另一名美國學生偷運給美聯社發表[224]。

各地衝突


香港所舉辦的六四十八周年燭光晚會，攝於2007年6月4日。
北京市於6月4日便漸漸恢復往常秩序，然而之後數天在中國大陸其他城市則陸陸續續發起抗議活動。6月5日時，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與群眾嘗試進入被封鎖的天安門廣場，然而隨即便有數人遭到部隊槍擊[225]。不滿的群眾嘗試重新前往占領廣場空地，而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這樣的場景便不斷重複進行著[176]。整體來說，中國政府成功藉由軍隊清場的方式在一周之內重新奪回廣場的使用權。隨後中共便開始對政治環境展開整肅工程，一方面陸陸續續將負責管理活動進展或者同情抗議人士的官員逐一撤職，同時也開始將學生以及群眾領導人逮捕並紛紛送往監獄管理。
作為學生運動主要領導團體的北大自治會則決定將學生運動轉往低調進行，並打算另外於6月25日在北海公園重新召開會議討論之後走向，然而隨著政府直接展開逮捕行動使得學生幹部無法就後續處理繼續討論。另外由於北京的當時仍然處於由部隊來管理治安的戒嚴狀況，為此北高聯秘書長王有才決定另外帶領一些學生幹部，前往上海以及廣州等南方城市來準備下一波學生運動[48]。政府方面則由戒嚴部隊指揮部先後發出兩段《緊急通告》，一方面要求示威群眾逐一向軍警機關自首並將先前奪走的武器送交給公安機關處理，另一方面也要求民眾與政府配合以防止後續事件擴大，並且提供舉報熱線來協助處理之後的示威活動[226]。另外在同一天中共中央與中國國務院則共同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內容則是中國政府針對6月4日派遣部隊實施清場的看法。另外在成都當地，部隊首次被迫以震盪手榴彈、警棍、刀械和電槍來鎮壓當地居民；然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227]。
6月6日時，《明報》則在頭版上大篇幅報導「李鵬中槍」的錯誤內容，在這誤報的內容中提到有年輕武警於人民大會堂內射殺李鵬並身亡[228]。同時在社會上也開始陸陸續續傳出各種假消息，後來《明報》編輯張健波指出當時很多消息都無法一一核對，同時整個社會隨著六四事件的發生導致情緒上難以接受。6月6日下午，袁木與張工在中南海上首次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這場記者會中張工否認外國媒體所報導的內容，表示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並沒有殺死示威群眾[229]。
儘管北京在戒嚴令限制之下已經漸漸恢復過往的生活型態，然而在同一時間中國各地則陸陸續續爆發許多示威活動，包括上海市、西安市、武漢市以及廣州市陸續有學生在6月5日時走上街頭發起示威遊行。而香港陸續有群眾自發性的發起大規模示威行動，其中人們穿著黑色衣物以聲援北京當地的示威群眾，同時許多國家也陸續在第一時間向中國政府表達抗議。
其中上海示威群眾隨即開始在交通要道上擺設路障，並且聯合工廠工人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議行動[230]。這一個舉動導致南京當地鐵路與道路交通一度陷入癱瘓，同時早上的許多大眾交通工具也無法正常提供服務[230]，英國廣播公司則報導說：「數萬名工作人士因而無法正常上下班。[231]」第二天在上海市委的要求下，上海市市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復通行[232]。然而當天晚上8時20分時，一輛來自北京的列車撞倒9名嘗試要封鎖火車來往的群眾，並當場導致5人喪命。到了晚上10時時現場便聚集超過30萬人導致鐵路交通中斷，同時情緒不滿的群眾開始毆打火車司機以及工作人員，並且焚毀數輛火車車廂以表達不滿[230]。6月7日時，同濟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等學校學生紛紛強占各自學校的禮堂以及教學大樓，並且將這些場所布置成靈堂一般來悼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233]。學生們一方面繼續在各個交通要道上擺設路障，另一方面在聽聞上海也有可能戒嚴的消息後有3,000多人決定暫時離開校園。6月7日晚上上海市市長朱鎔基發表了電視談話，並提到：「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實行軍管或戒嚴。我們只追求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234]」
6月5日到6月6日期間，西安當地學生也發起大規模遊行活動，並聯合參與罷工的工廠工人一同在重要幹道上設置路障[235]。然而在陝西省省政府強硬處理之下，到了6月8日時該省省政府表示基本上整個城市已經穩定了下來，同時陝西省省委也提出了「先穩住動亂分子，盡量避免發生正面衝突、激化矛盾」的執行方針，希望藉此繼續穩定局勢以避免衝突繼續擴大[234]。
武漢方面，6月5日時約有20,000名大學學生決定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不滿[236]。另外示威學生與群眾也分別阻擋武漢長江大橋的鐵路運輸以及集結在武漢站前的廣場上，當天總共有超過400萬人響應示威活動[236]。第二天學生繼續在街頭遊行示威，這導致武漢當地交通被迫中斷[237]；同時約有10,000名學生決定直接在鐵軌上靜坐抗議，這導致來往北京、武漢到廣州的鐵路路線被迫中斷，此外學生還鼓勵當地各大大企業的工人發起罷工活動[237]。6月7日凌晨學生開始駕駛公車停放在各個交通幹道，同時在各大十字路口也紛紛擺置路障以阻礙交通，同時學生們也紛紛於各處架設靈堂來紀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238]。然而學生的舉動越來越趨近激進，最後一小群學生攔下一輛貨運列車並且開始在列車上潑灑汽油，最後在準備焚燒時成功被警方阻止[238]。這件事情導致當地警方與居民關係漸趨緊張，同時武和當地群眾紛紛在從銀行取回現金，並開始搶購重要民生物資囤積起來[238]。
南京當地，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學生發起遊行活動並四處發表演講，此外示威學生與群眾亦開始封鎖附近聯絡的交通要道並嘗試聯合工人發起罷工行動。6月7日早上7時左右，包括河海大學在內幾間大學400多名學生陸續將4輛公共汽車駕駛到南京長江大橋上，並一直到當天傍晚為止仍然持續封鎖該路段[239]。另外一方面以南京大學為主的在校學生則在中央門各處擺放路障，並且自早上開始不斷阻擋列車停靠南京站[239]。一直到當天下午4時，於各處發起示威活動的學生與群眾才被說服趕緊撤離，並且也讓交通一度恢復[239]。然而6月8日時包括南京大學與河海大學等校學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火車站周遭1公里的交流道，同時學生們也陸陸續續於南京長江大橋上靜坐表達不滿，這作法使得由北京通往上海的鐵路路段遭到攔阻[240]。對於學生激烈的反應江蘇省省委認為當地局勢以漸趨失控，並陸續向學生表示公安部將會嚴懲行動的策劃人[240]。

公開談話

主条目：1989年6月9日鄧小平講話
在六四清場之後，中共領導高層對於此事的相關發言遲遲沒有發布，這也使得中國社會對於當前政治環境的發展陸陸續續傳出眾多謠言，同一時間在各個地區城鎮仍然有不少學生與群眾發起示威行動[228]。一直到了6月9日上午，鄧小平在其他黨政高層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懷仁堂接 見戒嚴部隊高級幹，而這也是自從學生發起示威活動以來鄧小平首次於公開場合出現。在稍後演講之中鄧小平感謝協助北京實施戒嚴以及廣場清場的各級將領，而因 為六四事件而喪生的解放軍士兵也被形容為「烈士」。鄧小平指出示威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翻共產黨以及國家，並提到示威群眾的目標是為了「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 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241]。鄧小平認為示威者之所以不斷強調包括官員貪污等等有關的投訴，便是為了掩蓋其底下真正的動機，也就是將當前社會主義制度加以取而代之[242]。他之後還以此觀點表示：「這整個都是仍堅持帝國主義之西方世界的計劃，他們企圖讓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逐一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然後將它們帶往另一條充斥著國際資本以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243]」

逮捕行動

参见：六四綠卡

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王丹，攝於2009年6月3日。
在鄧小平發表談話之後，許多城市仍然之後幾天堅持舉辦數個規模較小的抗議行動。許多大學教職人員和於北京目睹軍隊進駐的學生紛紛要求同學重返校園，並各自低調舉辦相關的紀念活動。例如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學便在黨委書記的監督下舉辦公開的紀念活動，當地學生與群眾紛紛準備花圈以表示感傷。然而隨著政府官員開始查緝學生運動相關成員以後，這類型的紀念活動很快就停止舉辦了。6月12日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首次發表了《公安部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告》，並於同一天宣布通緝方勵之與李淑嫻兩人，這也也是中國政府首次通缉在六四運動期間作為示威學生與群眾的重要人士[244]隔天公安部發表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並宣布通緝在學生運動中作為領導人物的21名學生，這包括有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以及熊焱等人[245][246]。到了6月14日時，公安部另外發表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正式通緝帶領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活動的韓東方、賀力力、劉強等人。到了6月24日時，公安部則另外通緝嚴家其、包遵信、陳一咨、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等當時中國著名的知識份子[247]。
6月17日，有8人被控告於示威活動期間趁亂破壞公物並搶劫商家而被法院判處死刑[248]。6月19日時，工人罷工行動領導人韓東方從河北省返回北京市自首，並表示自己認為相關當局誤認而決定主動投案以說明當時發生的事情[249]。而到了6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則公開表示整個學生運動除了是由反革命集團領導外，同時在背後也有來自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特務給予支援[250]。 截至6月30日為止各地陸續逮捕大量相關人士，其中上海市有143人陸續向公安機構自首，另外還有273人遭到逮捕。在黑龍江、吉林與遼寧等中國東北省份 逮捕612人，而在陝西、山西、內蒙古、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省份也陸陸續續拘捕1,979人。而公安部逮捕人數最多的省分則是在貴州省當地， 貴州省政府甚至宣稱當地警方逮捕了6,035位在學生運動期間參與破壞活動的群眾。此外根據《紀事》的報導，北京市則是從6月3日到6月30日期間總共有292人前往公安機構自首，這個數目遠高於原本公安部所發布通緝名單上的31人；同時一時間，政府也在事件發生後收繳224枝各式槍械以及37,495多發子彈[251]。
雖然這些拘捕人士與六四事件本身並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然而在中國政府與公安機關大規模緝查的情況下使得許多人紛紛被送上法院審理，這也使得法院在處理相關案件的公正性便不斷受到質疑，在這次逮捕審判的過程之中僅有如廣東、海南以及廣西等南部地區審理結果較為寬鬆[247]。其中美國維權網（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便指出當時各地法庭多是依照中國共產黨的指令進行判决，並且在將他們所謂的「動亂暴亂分子」處決後便自6月10起陸續藉由新聞報導的 方式播出。而維權網也指出直到2007年為止，仍然有至少13名北京市民因為六四事件而被關押在監獄中。基本上中國當局對於在北京逮捕的示威工人往往通過 簡單的審判便判處入獄服刑，相比之下許多來自較為富裕家庭的幹部子女、大學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則往往會判處較輕的懲罰。例如在通緝名單之中排名第一名的學生 領袖王丹在同年7月於北京被 捕之後，經過審判之後法院只對其判處長達4年的有期徒刑。然而許多與六四事件有所聯結的大學學生以及教職人員則被永久烙印著「反革命」的標記，一些學生在 其大學學業完成之後始終無法獲得一份正常的工作。最終中國當局一共逮捕或者拘留了數萬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群眾一些中，中共公安人員紛紛於白天十四處於街上訪 查是否有可疑之處，到了晚上便會直接前往嫌疑人住宅進行逮捕捕。許多涉嫌參與示威活動的群眾紛紛被送往拘留所或者勞改營之中，並且禁止嫌疑人與他們的家人 見面。中國政府除了時常對這些涉嫌參與示威活動的群眾以酷刑施壓外，並且將這些持有不同意見者安排在與殺人犯或者強姦犯同一個牢房內；同時由於大量的群眾 遭到逮捕使得牢房空間不足，甚至沒有足夠的空間讓每個人得以稍微休息或者睡眠[252]。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紛紛表示願意庇護中國當地的不同意見份子。然而也有一些示威活動重要人物在出境時反而遭到中國政府逮捕，例如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重要分子姚勇戰準備前往香港時，便在上海虹橋國際機場的海關處遭到逮捕。不過當時作為英國領土的香港也發起了黃雀行動，多年來成功營救將近300多名參與示威運動的人士[253]。由於救援行動極為敏感，因此由當時擔任香港總督的衛奕信派出副政治顧問柏聖文直 接與黃雀行動負責人聯絡，並且將相關的行動列為最高級別的機密事項。行動成員分別將營救對象安排經由深圳蛇口、沙頭角、南澳鎮、惠東、汕尾等地抵達香港， 之後再由黃雀行動成員聯絡香港政府和各國外交官員收容。在這過程之中也有許多香港重要人士與民間組織協助進行，包括當時佈署於國際明愛捐出衣服、林鉅成與蔡元雲等醫生為示威群眾免費診療、香港電訊供應手機來供行動成員撥打長途電話。而1997年香港即將回歸並交由中國政府管理之際，香港入境事務處另外抽調成員組成特別調查科來負責處理尚未離開香港的示威人士，在所有個案都完成後黃雀行動才正式宣告結束。然而黃雀行動的成員並非每次都成功引渡中國大陸人士前往香港，例如1989年10月參與成員黎沛成和李龍慶在廣東南部湛江準備營救陳子明與王軍濤時被捕，隨後中國政府以陳子明和王軍濤參與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為由送往法院審理；在法院上中國當局指控他們為學生運動背後的「黑手」，兩人則嚴正否認政府對他們的指控，最終在1990年被法院判處13年徒刑[254]。
中國當局對於六四事件其領導階層亦抱持著不同的態度，中國政府特別針對在示威活動中表示要發起中國民主運動的王丹、趙常青、吾爾開希、柴玲等人不斷嘗試逮捕並展開起訴。王丹在1989年7月在北京逮捕後在1993年2月時一度獲釋，到了1995年5月時再度入獄服刑，最後於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獲釋並且隨即流亡到美國[255]；在於哈佛大學完成自己的博士學位後則持續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還曾於2007年11月在密西根大學公開演講[256]。趙常青則是因為中國政府認為其並非關鍵性角色，因此在監禁6個月之後便將其釋放，然而之後又因為提出中國政治改革的請願而再次遭到關押。吾爾開希則是成功流亡到台灣並組織家庭，並且在中華民國其國營廣播電台上擔任政治評論員一職[257]。柴玲則是在政府大規模逮捕時先是流亡法國再轉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現在則是於美國一家高科技公司任職，並且還成立了非營利組織女童之聲（All Girls Allowed）就計劃生育政策上爭取維護中國婦女與兒童的權益[258]。其他人物還有南京大學經濟學學生李錄在六四事件爆發後同樣轉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之後於美國成為一名華爾街銀行投資家並且自行成立創業投資公司。而王有才則是在8月19日於温州逮捕後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年，並於1991年11月提前獲得假釋出獄；但是在1998年則因為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11年徒刑，2004年時則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流亡美國[259]。

反應

主条目：六四事件反應

一個為了紀念六四事件而安排在波蘭樂斯拉夫當地的藝術作品，在作品上分別1輛遭到破壞的腳踏車以及象徵坦克輾過天安門廣場的痕跡。不過實際上這作品是在1989年波蘭大選團結工聯贏得勝利後重新複製出來，原本作品在1989年6月5日波蘭學生得知六四事件後製作、但隨即便被當地警方破壞。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西方各國群眾大多是從各自電視節目上瞭解當時天安門廣場所發生的細節[260]。在第一時間上，西方各國政府以及新聞媒體紛紛對中國政府給予譴責[261]。除了西歐為 首的民主國家之外，包括東歐、北美、東亞、澳洲甚至是一些拉丁國家都對中國的處理方式表示不滿，許多歐洲、美洲、亞洲與中東政府也紛紛表示願意向正在海外 求學的中國學生給予政治庇護，同時中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層的互訪並將在1989年以前所共同進行的軍事合作和商業性武器出口計畫一一宣告終止[221]。美國、西歐、日本等國家也陸陸續續開始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的手段，並且在外交上也表示不排除和中國政府斷交[262]。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政府派遣軍隊進駐北京的舉動，使得聯合國一度考慮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奪去，並且改恢復當時位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來代表中國的席位，一些國家也紛紛與重新與中華民國重新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另外在一些資料之中則提到隨著六四事件消息傳到歐洲後，也在同一天成功促使作為反對派的波蘭團結工聯贏得當地選舉並於之後另外組成聯合政府，也標誌著東歐劇變即將展開[263]。
然而儘管許多國家紛紛禁止自家公司與中國展開經貿合作，但是仍然有不少跨國公司持續前往中國大陸設廠投資[264]。許多國家則是在六四事件發生後持續不到1年，則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等現實考量而決定在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的情況下進行合作。到了1990年時，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已經陸續和中國恢復過往的外交接觸並重新展開正常的經貿關係[265]。同時對於六四事件並非所有國家都抱持著譴責態度，包括朝鮮、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與東德等國家則表示支持中國政府的決策，並且嚴厲譴責學生嘗試結合群眾發起示威活動[261]。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四事件發生過後，許多亞洲國家反而選擇保持沉默並不作回應。而印度甚至要求國營電視台將有關六四清場的資訊提供減少到最低程度， 原因在於印度政府擔心直接於國營電視台播出將會妨礙與中國關係解凍的進程，甚至可能會導致雙方群眾有一個政治移情的理由得以運用[266]。

後續

新領導集體


1989年後期江澤民接替趙紫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同時也意味著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成立。
六四事件結束以後的1年半時間，中國共產黨黨內展開如同過去反右運動的計畫，試圖要排除共產黨內對於天安門示威群眾的同情人士，並且將其目的明定為「嚴格處理內部強烈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的黨員」[267]。而根據報導有將近40,000 人被相關機關調查其在抗議活動期間的作用，有超過30,000名共產黨成員的職位因此而被迫調動，甚至估計有超過1,000,000名政府官員就其政治可靠程度遭到嚴重懷疑[268]。而示威活動也使得中國政府將原本權力分立的作法再度改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掌握，原本在毛澤東時期中國政治主要是其一人統治，而在1982年時開始將權力分別給予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然而在六四事件爆發後，作為中國國家主席且支持鄧小平決定的楊尚昆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軍隊武力使用上出現分歧，由於官方政策的不一致與不連貫性使得 政府難以立即行使其權力。因此在示威抗議結束之後，為了避免領導階層之間再次發生公然決裂的情況，這使得共產黨決定在此之後的總書記、國家主席以及軍委主 席都改由同一人擔任。
同一時間共產黨黨內高層地位也出現變動，堅持反對實施戒嚴的趙紫陽先是被剔除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之外，同時在共產黨的領導職位也紛紛被除去。而作為取代趙紫陽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職位者則是當時上海黨委書記江澤民，原因在於六四事件發生期間江澤民採取了果斷的決策，決定強制禁止上海各家出版社出版帶有改革傾向的書刊，並且成功以交際手段來避免上海發生更為嚴重的暴力衝突，這些都使得黨內長老對於江澤民有所好感。到了6月16日時，江澤民連同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楊尚昆、萬里等人在鄧小平家中開會，鄧小平便宣布要建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71]。稍後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免去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人的職務，同時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李瑞環與丁關根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並且選舉江澤民擔任新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269]。同一天李鵬也堅持自己主持召開有關趙紫陽的批判會議，然而在這場會議之中許多論點都逐一遭到趙紫陽的駁斥，並且不認為自己在這段期間有犯下任何決策錯誤[270]。在這之後趙紫陽便被迫不能在公眾媒體上露面，並且在他死去前一直處於遭到軟禁的狀態[271][272]。而同年11月時，鄧小平以江澤民為「合格的黨總書記」為由讓其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同時以鄧小平為首的許多中共元老也逐漸從第一線的政治圈中退出[273]。
其他同樣被調離政治地位的還包括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雖然他在六四事件期間商討是否戒嚴時選擇放棄表達意見，但是仍然因為其支持趙紫陽反對戒嚴的立場而被免去所有要職；然而胡啟立仍然保留他自身的共產黨黨籍以及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職位，當他宣稱已經「改變他的想法」被另外安排擔任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長一職。另一名同樣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國領導人萬里則是在從國外趕緊返回中國後，在自上海轉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之後便被軟禁，而當局則繼續宣布因為健康理由而無法立刻返回職位工作。當萬里從軟禁中獲釋之後決定改變自身想法，中國共產黨將其安排在另一個名義上與作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喬石相同級別的職位，但是實際上該政治影響力遠遠比過去職位還減少許多。由於中國政府不斷追究自己黨員於六四事件期間的舉動，使得數名被安排在海外各國的中國大使陸續尋求政治庇護[274]。

媒體懲處

六四事件結束之後，中国政府開始強化有關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的種種控制，也意味著中國媒體界其新聞自由的時代已經結束。一方面中國政府開始對中國國 內以及來自海外的新聞媒體提高各式各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開始懲處所有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媒體工作人員。由於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多國家媒體大多直接表示同情 示威群眾以及學生，這使得中國政府開始陸求釐清責任歸屬並陸陸續續將相關人士撤職。其中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每日的新聞節目《新聞聯播》中，負責報導六四事件的杜憲與薛飛便因為表現同情示威群眾的一面，紛紛被迫調離《新聞聯播》的節目製作團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節目負責人、同時也是前中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兒子的吳曉鏞也因為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隨即被調離職位並重新進行審查，而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也被迫進行檢討[275]。而《人民日報》同樣因為在報導之中流露出對示威群眾與學生的同情，包括總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輯譚文瑞都因而撤職。而包括吳學燦等編輯人員則以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推出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了有期徒刑4年。
中國當局在六四事件過後幾個禮拜持續禁止外國記者媒體隨意出入境內，同時數名外國記者則不斷受到有關當局的騷擾[276][277]。另外一些設在上海的外國領事館則被中國政府告知並無法保證記者的人身安全，同時開始要求每家新聞媒體必須遵從新頒布的命令準則準則，否則將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單之中被禁止進入中國採訪[278][279]。而包括電視紀錄片《河殤》 等創作者遭到中國政府逮捕之後，陸陸續續有各式媒體創作者選擇遠離中國大陸並尋求海外國家的政治庇護。六四事件結束之後，反而促使中國政府開始加強自身權 力的擴展，許多原本在1980年代政府所釋放出的自由權力陸陸續續被收回，甚至中國政府也開始以過去傳統列寧主義的方式來掌握新聞媒體。同時中國政府也開 始將其控制範圍涉及到每家媒體公司，包括新聞媒體、出版媒體以及傳播媒體紛紛被迫以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為主。此外政府官員六四事件結束後也開始編寫有關事件 的白皮書，並且以政府的角度來觀看事件的發展；而之後由匿名者聘請公共議題（PublicAffairs）於2001年1月所出版的《天安門文件》，則聲稱其內容有一部分便是從這份機密資料加以引用[280]。

經濟改革

1989年時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正好滿10年，然而在六四事件發生過後外界陸續關關注中國政府是否會針對經濟改革的速度減緩。原因在於隨著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勢力減弱後，取得政治權力的保守派認為抗議行動的原因之一便是改革速度過於躁進[11]。例如當時李鵬主張把每年經濟成長降低到大約6%左右，而保守派的32名資深黨員甚至建議鄧小平取消所有經濟特區的設置。當時作為改革開放策畫者的鄧小平其影響力漸趨減弱，仍不斷否決試圖保留社會主義的保守派看法[281]。雖然過去曾與鄧小平一同展開經濟改革的趙紫陽已經被迫遠離政治核心，鄧小平認為不應該因此就放棄中國經濟成長的改革機會。然而在不斷增長的保守派壓力之下，鄧小平也逐漸無法掌握政府的方針走向[11]。
在許多保守派省長的主張之下，中國經濟改個在六四事件結束後一度暫緩。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期蘇聯宣告解體之後，鄧小平其作為中國領導人的影響力 在保守派勢力中逐漸恢復，這也連帶著使得他所主張的經濟改革方針再次重新啟動。1992年時，鄧小平前往深圳、廣東、珠海以及長江三角州一帶進行考察，並 再度表明繼續維持經濟改革的方向。在這次考察之中鄧小平也批評保守派當權後強硬推行錯誤政策，並且堅持以企業和其他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政策才是中國之後的走 向[11]。
鄧小平南巡後成功促進了中國國內的經濟改革進程和社會發展，當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增長便達到最高數字12.8％之譜，並且在此以後不斷保持這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發展速度。這使的原本作為政治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終決定支持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並且在之後不斷堅持這一方針並就中國經濟上取得突出的進展。同時鄧小平也把胡耀邦和趙紫陽之所以失敗並下台的原因歸究在政治上的「犯錯」，而非他們加速經濟成長的方法，這使得到了今日中國大致上仍保持著經濟開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香港反應


於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所舉辦的六四20周年燭光晚會活動，攝於2009年6月4日晚間[282]。
位在中國一旁的香港社會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後給予極大的關注，一方面香港的新聞媒體紛紛播放北京市的情況，另一方面陸續有許多市民捐款給示威學。對於 中國各省市學生對於中國政府所提出的政治改革訴求許多香港居民對此感到歡迎，認為這是中國在1978年經濟改革開放之後所接繼展開的政治變革，而其所發起 的自由民主風氣也能夠成為香港安穩移交主權的進程之一。香港民間也發起了一場超過100萬名香港市民參與的遊行活動，以支持包括北京等地的學生示威運動能 夠達成目標，而這也是香港自從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活動。
然而當中國政府於6月3日晚間到6月4日凌晨派遣部隊驅離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時，香港社會紛紛透過自家媒體記者以及其他海外新聞媒體得知這件消息。另外由於先前香港也開放電視台播放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這使得香港市民也自新聞聯播等官方節目得知中國政府對於此事件的態度。許多香港居民認為中國政府派遣部隊清場的舉動違背之前所許下的承諾，並且對於1997年回歸中國管理後將採取的一國兩制作 法感到恐懼，這也導致香港社會普遍瀰漫著失落狀態，甚至開始對於中國共產黨抱有著否定態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當時香港群眾認為在北京持續進行的抗議活動 不斷就政治問題發表改革意見，而這儼然就是中國境內有關自由與民主的象徵，然而中國政府派遣軍隊的作法使得許多香港市民對之後中國的統治失去信任感。
六四事件的爆發也讓許多原本傾向支持移交主權給予中國政府的政界人士，紛紛開始公然提出反對與中國合併的想法。例如過去強烈支持中國政府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司徒華便在這之後成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人物，而由香港各大專院校所組成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也改變其親近中共政權的政治傾向，另外今日作為香港主要政黨民主黨前身的香港民主同盟也在這時宣告成立。而香港政府對於六四事件也作出了因應，香港總督彭定康開始強化香港立法會的人數規模以及職權責任，但這種種的舉動也導致香港之後不斷與中國政府發生不少摩擦與衝突。對之後香港主權移交後的生活許多香港居民也開始對此感到不確定性，這導致香港當地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狀況，許多香港市民紛紛移民到包括加拿大與澳洲等西方國家居住；而根據統計六四事件發生後數年之中，平均每年便有將近5萬多人陸陸續續移民到海外居住，而在這段期間香港市民前往中國旅遊的意願也大為減少。
1990年6月4日時，數萬名香港市民首次一同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活 動；之後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這項活動仍然每年都會舉辦，而參與的燭光晚會人數平均仍然有將近10萬人左右。到了今日六四事件無論是在中國大 陸還是香港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許多有關六四事件的舉動或者聯想都會引起社會上的眾多輿論以及討論。例如在2009年香港亞洲電視首次播放中央電視台節目春節聯歡晚會時，這項舉動便惹來了部分香港市民的強烈批評。另外1997年5月21日由立法局議員司徒華提出了「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必須平反」的議案，並且以29票對1票大比數落差通過[283]。而自1998年主權移交給中國後，每年6月4日泛民主派議員都會於香港立法會提出動議來要求平反六四，但是辯論議案時多數親共議員便會離席迴避，儘管實際投下的支持票數均多於反對加棄權的票數，但在「分組點票」的制度之下使得這項議案連續13年遭到否決[284]。

國際形象

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但沒有讓中國政治環境更加民主自由，反而讓中國國內改由反對改革開放的 保守勢力掌權，這對稍後改革開放的政策是否要繼續進行面臨著極大的危機。同時動用武力清場的行為使得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在威嚴還是形象上都跌入谷底，同時對 於許多西方國家而言中國政府在六四事件期間的作法感到反感，而這也嚴重損害到了中國在國際的聲譽。一方面西方世界紛紛將自己投資於中國的大批外资撤走，另 一方面對於中國境內尋求政治庇護和移民者往往也給予寬容處理[121]。
來自中國境內拍攝的鎮壓示威活動的照片在海外媒體播導之下，漸漸於西方世界形成一股強烈抗議中國政府的想法，而這也導致之後20年之中西方國家仍然對中國採取排斥政策[285]。在這之中又以王維林試圖阻擋坦克車 隊的畫面更加受到許多社會與新聞媒體的關注，甚至在西方社會之中成為一個群眾反對專制政權的「無名反抗者」象徵。西方社會普遍對於中國學生的抗議行動有著 相當程度上的同情，原因在於一方面中國過去不斷將自身塑造一個進行現代化改革的國家，另一方面六四事件之前西方國家多把中國作為反對蘇聯擴張的盟友，然而中國政府派遣軍隊清場的作法使得西方社會體認到中國仍採所謂的威權主義。其中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的調查結果，1989年3月時有將近72％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政府抱持著好感；但是到了同年6月根據《洛杉磯時報》的調查表示，有將近78％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滿[286]。也因此美國藍隊便經常引述中國政府對抗議活動的作法反對與中國大陸的貿易自由化，同時認為中國大陸無論是對於世界的和平還是有關美國本身的利益都是一個重要威脅[287]。
而在六四事件爆發後，中國經濟在國際社會紛紛決定展開制才的情況下產生嚴重影響。首先中國的海外貸款紛紛被世界銀行集團、亞洲開發銀行和外國政府所中止，同時中國的旅遊收入過去22億美元降至18億美元之譜[288]。許多外國政府紛紛將直接投資中國經濟的承諾取消，並且開始針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的政策。這些反而促此中國在1986年時期國防開支比例大約有8.6％，到了1990年時被迫將國防開支比例提高到中國經濟的15.5％，這也扭轉了過去10年以來國防經費開支比例減少的情況[289]。面對各國政府對於中國的處理態度，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1992年1月31日參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議時表示針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方針，嚴重違反中國自身的國家主權[290]。
另一方面海外中國學生在得知天安門廣場發起示威抗議活動後，開始陸續於網際網路上架設《華夏文摘》以及組織非政府組織中國支持網絡（China Support Network）以提供相關的新聞服務。而隨著中國政府派遣部隊強制撤離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於海外的中國學生以及知識份子陸陸續續成立了中國民主聯盟（China Alliance for Democracy）與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然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這些組織仍然只擁有極為有限的政治影響力。

影響

事件定調


一名於天安門廣場戒備著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上等兵，其後便是天安門城樓上所掛著的毛澤東肖像[291]。
中國政府多 次修訂有關六四事件的說法，其中在最早於4月26日在《人民日報》所發表的社論中稱學生運動為「社會動亂」，而當北京戒嚴指揮部準備實施清場作業時則將示 威活動形容為「反革命暴亂」，之後更直接將先前的示威活動定調為「動亂」。而到了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幹部時，則將學生與群眾所發起的示威活動稱 為「嚴重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共領導階層則統一將所有指稱當天衝突的名稱更改為更加中性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又或者是「80年代末春夏之 交的那場政治風波」來形容，藉由字詞轉換的方式逐步降低六四事件對社會的影響力[15][16]。然而自從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不滿中國官方對事件評價並且低調處理的群眾則紛紛要求政府應該「平反六四」；而中國黨政領導人也曾多次在公開場合上面對海外媒體對平反問題的質詢，但是中國官方的回覆對於六四事件當時學生與群眾發起示威活動的作法始終沒有正面評價。
就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立場而言，認為六四事件期間中國政府派遣武力清場是有其必要性，因為只有這般作法能夠從新控制廣場安寧並且防範其他「政治干預」[292]，同時這也是確保穩定經濟發展的成功而必須如此執行的[293]。包括之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在外國記者提出這類問題時，也都會不斷重申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看法[294]。基本上中國共產黨通常會允許在合同自己看法情況下，稍微提到有關六四事件的經過。例如中共官方報紙《人民日報》在其官方網站人民網上，便以「1989年政治風波」為標題針對六四事件作簡要描述[295]。而在中國各高等院校必修的政治課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對於六四事件也有較為簡略的描述[296][297]。 在嚴格的媒體管制配合下，中國政府也在國內不斷宣傳六四事件為外國勢力混入學生運動所導致的結果，而其目的便是希望能夠藉由群眾的熱情與少數中國的政治人 物來推翻共產黨所掌權的政府，進而建立另一個順從於西方社會的中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的處理態度也有一定群眾表示支持，除了許多過去曾經歷文化大革命的人士多反對學生當時再次發起示威活動外，在蘇聯解體後也有部分群眾認為如果政府不加以平定的話中國社會也有可能瓦解[75][298]。今日在許多討論之中也有一定數量的人支持政府「穩定壓倒一切」的觀點，並且批評當時逐漸走向激進作法的學生活動只會令中國社會更加不穩[299][300]。
但儘管中國政府對於與六四事件相關的論述只允許與自己觀點相符才能夠公布，並且有關當局也會嚴格監管有關六四事件的討論，然而對於六四事件的相關消息中國政府仍然採淡化處理的方式。例如2005年趙紫陽逝世時在官方新聞稿上便只提到趙紫陽犯下政治過失，另外每年6月4日前後在天安門廣場上亦會加派警力戒備著，甚至對於六四事件傷亡者家屬的悼念行動也往往會有所干預[301]。而在2009年6月4日的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期間，中國政府便派遣許多相關機關在天安門廣場周邊巡邏以加強安全性。除了穿著制服的公安機關以及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成員外，同時也有數百多名便衣人員同樣在天安門廣場警戒著[302]。各家新聞媒體除了被禁止進入廣場拍攝之外，並且對於是否有相關的抗議活動舉辦嚴加注意著[302]，同時公安機關也開始短暫拘留仍企圖於廣場進行拍攝或者曾採訪不同意見者的新聞記者[303]。到了6月4日當天中國政府也加緊對異議人士的控制[304]，除了將中國持有不同意見者的社交網站封閉外，部分部落格提供者也拒絕用戶上載名稱中帶有「64」或者「89」等圖片文件，甚至也陸續在這些人士的住宅安排警方戒護著[305][306]。

事後補償


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暨領導者丁子霖。
六四事件發生後多年以來，一些中國群眾便不斷要求政府重新評估抗議行動的評價並向事件中喪生親人的家屬給予賠償。例如在天安門母親運動之中便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給予正面評價、向事件期間的死者家屬與傷者給予賠償、平反示威運動參與者的聲譽以及歸還示威運動於中國或者海外所籌到的募款金額[293]，其他還有要求政府重新調查事件經過、釋放仍然被拘捕的示威人士、釐清六四事件的責任並向公眾道歉等[307]。另外也不斷有人不理會中國政府的限制，嘗試透過各種管道來表達自己對六四事件的看法。例如最早公布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已經於中國造成嚴重疫情的蔣彥永便在2004年上書人民代表大會要求「正名」六四事件，從而被中國政府加以軟禁且持續監視著[308]。而曾經擔任解放軍士兵並參與軍事鎮壓的張世軍則是發表了公開信給國家主席胡錦濤，期望政府能夠就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其歷史價值，然而隨後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309]。
儘管中國政府從未正式承認在六四事件期間有任何不法行為，但在2006年4月在中國政府宣傳之下首次接受了有關六四事件期間死去親人的家屬申訴，由在四川死亡的周國聰母親唐德英獲得了政府所發放的「困難補助」[310]。周國聰是在1989年6月6日時遭到警方送往成都市當地監獄關押著，因為拒絕寫下悔過書而在當天被毆打致死。根據報導指出，中國政府總共賠償了將近70,000元人民幣[311]。中國政府的這項舉動受到一部分支持對六四事件傷亡者家屬進行賠償者的歡迎，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這只不過是中共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所作的措施，並且不認為這件事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其官方立場正在改變著[312]。

政治環境

参见：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列表
由於六四事件之中學生所要求的除了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外，同時也要求中國政府解決官員貪污的問題，這使得事件結束後中國共產也開始制定相關的規定來阻止貪腐風氣。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隨 即宣布了「七項原则」，隨後2年也依據官員各種特權制定不同條例來加以限制。但儘管這些防範措施往往能夠喝止一部分官員犯案，但由於這些條例都是由中國共 產黨自行訂定並監督，這使得在一定程度上並無法作到完全公正且全面性的阻止。到了今日中國官員貪汙的情況依然存在著，而常見的貪污方式包括有賄賂、挪用公 款、後門交易、裙帶關係以及統計數據作假等等。而近年來許多貪污官員也在任職期間將自己的家屬安排移民到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等國，之後便把自己貪污款項改 以家屬合法收入或者海外投資等名義轉往海外儲存著[313]。
而在六四事件結束後另一個改變則是儘管政府對於各個機關的管理仍然十分嚴格，但是中國政府也在一些地方失去過去地權威。例如在1992年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討論是否建造長江三峽工程時，儘管建造方案得到包括李鵬在內的多名資深幹部支持，但是在人民代表大會2,588名會議成員投票時贊成票僅有68.27%（共1767票），而有177人選擇投反對票、644人則是投下廢票，這一情況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立以來首次出現。而在2001年2月14日，遼寧省瀋陽市人民代表大會甚至否決了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00年的工作報告，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首次的案例[314]。另外六四事件結束後儘管政府強化群眾的思想管制，但是陸續有幾個地區在選舉地方幹部時不再支持中共指定得候選人，反而自行選出更受到居民歡迎的代表人物，而一些少數農村也開始實行由村民直接選舉地方領導人的作法。

自由管制

参见：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物審查制度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審查

中文維基百科便曾經多次因為中國政府的網路審查的緣故，使得位在中國大陸的使用者無法瀏覽。圖片為中文維基百科在2005年10月被中國政府封鎖後，在首頁歡迎語上方加入網頁遭到封鎖的告示。
在絕大部分情況之下，中國共產黨禁止民眾討論有關六四事件的經過，新聞媒體也不得任意刊載相關的內容，而為了徹底防範中國政府也採取種種措施以及檢查制度來進行管理[315]。其中教科書幾乎沒有任何相關的訊息，內容所提到的也多是以中共官方的觀點編寫而成[316]。 而在六四事件結束以後，政府官員也開始大規模查禁具有爭議性內容的電影和書籍，同時也強制許多報紙出版社關閉。在六四事件結束後1年內，中國便有將近 12%的報紙、13%的社會科學期刊以及150部電影紛紛被政府當局取締，還有將近8%的出版公司也因而被迫關閉歇業，此外政府還宣布他們已經查獲32萬 本的違規的書籍刊物和240萬片違禁的影像記錄[317]。而到了今日政府對於新聞媒體以及出版業者的限制仍未解除，例如2007年6月4日，《成都晚報》便不小心錯誤刊登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廣告，導致該報社1名副總編輯、2名編輯以及4名工作職員全部遭到解雇[318]；另外在2008年7月24日，《新京報》因為不慎刊登了一張六四事件的照片而被迫將市面上所有流通的報紙全面回收。 《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319][320]。另外有些時候對於相關的紀念活動也會藉由修改內容的方式稍微帶過，例如2008年央視網體育頻道在介紹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時，則是將其描述為香港市民為悼念汶川大地震死傷者所舉辦的[321]。
同時政府也藉由資源分配的方式來脅迫新聞媒體以及網際網路業者合作，並透過檢查員的制度來阻止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內容發表[305]。其中如果搜尋「六四」、「6月4日」或者是「天安門廣場」等關鍵字時將會跳轉到其他已受審查的網頁，而如果是要直接前往如「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或者是已知有特定關鍵字而被禁止瀏覽的網站時，也會遭到有關當局的封鎖或者干擾[316][322]。然而實際上中國政府對於網站的審查標準往往並不一致，許多網站在這幾年之間便曾經多次被有關當局封鎖、解封然後又被重新封鎖，這包括有YouTube、維基百科和Flickr等網站。此外這項政策與使用外國語言的網站相比，採用中文的網站內容在審查上更加的嚴格許多；但這也意味著包括如谷歌中國或者是雅虎中國版等中文網站往往會受到中國政府的壓力，同樣也必須配合遮蔽有關六四事件以及其他政治敏感字詞的網頁搜尋。比較特別的是Google在2006年1月時同意配合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在其搜尋結果之中刪除擁有較為「敏感」內容或者其他有關當局指定的中國大陸網站[323]，然而在2010年1月Google決定不再配合相關的網路審查規定[324]。
為了能夠因應中國政府的網際網路審查制度，並且在避免觸動防火長城的情況下繼續於搜索引擎和公眾論壇上搜尋相關資料，網路瀏覽者往往也會使用包括羅馬數字VIIV（VIIV=64）、8平方（8^2=64）以及5月35日（5月31日+4天=6月4日）等名稱來稱呼六四事件[13][14]。另外一點比較特別的是，中國大陸的檢查制度並不適用於香港和澳門地區，在這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中居民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同時人民也擁有著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

社會影響


1999年在美國空軍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群眾於北京市發起了大規模的反美抗議活動。
自從1989年以來，有關六四事件中中國政府派遣部隊清場的公眾印象已漸漸消逝。許多過去曾經歷抗議活動的中國民眾在政府干預之下多選擇保持沉默，且不願發表任何與六四事件有關的意見[325]，這使得如丁子霖領導的天安門母親運動變成了少數仍堅持提及六四事件的團體[322]。然而中國政府在六四事件後也陸陸續續調整社會的意識形態，藉由加速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嘗試改變先前民眾傾向西方民主的想法，強調在社會主義掌控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更能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326]。同時政府也要求所有學術參考資料必須以政府所發表的版本一致，甚至在原先使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並無任何有關六四事件的描述[292]，而在修訂版本之中則只是以政府的觀點為基礎簡略提到[327]。這也使得普遍許多中國八零後年輕人不知道六四事件的發生，包括王維林阻擋坦克這類象徵符號或者是6月4日日期本身的含意都並不知悉，但仍然有一些人只因為文章中出現「六四」或者是「64」等相關數字而受到牽連[328]。勞伯·吉福德（Rob Gifford）便作了結論指出中國本身仍處於「中國朝代」的概念，同時也被2,000多年以來的中國歷代思想結構的影響；而為了避免群眾對於中國政治制 度提出質疑，因此政府便盡可能永遠阻止人們「獨立思考」。吉福德也提到19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們已經接受了「近乎完美的非政治化」影響，而早先的知識份 子也不再專注於政治改革，而將自己心思完全專注在經濟改革上[329]。
六四事件後中國開始調整一系列應付群眾運動的辦法，一方面中國政府陸續藉由支持民族主義的示威活動來讓中國民眾不滿的情緒得以發洩[330]。其中1993年中國申辦200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權時輸給澳洲，中國政府在藉由新聞媒體協助下將其國內民眾不滿的情緒轉化成為民族主義使用，並且之後在之後發起各式各樣國際議題的抗議活動來讓民眾宣洩不滿。例如1999年北約部隊炸毀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北京市發起了自六四事件後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然而中國政府在這次不滿美國轟炸的抗議行動中僅沿路派遣警方來維持秩序[331]。而在2005年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引發爭議之後，中國各地也陸陸續續發起大規模反日遊行活動，而中國政府同樣是以派遣警察維護秩序的方式處理。儘管中國官方聲稱這些遊行皆是抱持愛國主義的群眾所發起的[332]，然而許多人則質疑中國政府藉由民族主義的情緒來發起遊行活動[333]。
但是另一方面，一直到了今日中國政府仍然未正式解除有關示威活動的限制，而實際上自1989年以後真正由民間發起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已經不再出現。同時中國政府也體認到在六四事件發生當時，無論是中國解放軍或者是北京市警方都缺乏如橡膠子彈（Rubber bullet）和催淚彈等足夠的防暴裝備。為了能夠應付之後類似六四事件的抗議行動，中國各個城市的警方開始進行有關的鎮暴訓練，同時也陸陸續續為各地警方購買非致命武器（Non-lethal weapon）作為裝備使用。除了為了因應抗議行動使得中國政府開始增加內部安全方面的開支外，同時中國政府也擴大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權限來讓武警部隊也能即時佈署在各個城市來處理示威行動。種種的防範措施使得示威活動在中國大陸已經較為少見，而如同六四事件一般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示威活活動更是不再出現。相反的在中國各地則時常發生所謂「群體事件」，並且在少數案例中造成嚴重的衝突。但是這些事件往往也不會受到正式報導，而少數以被曝光的訊息則往往被各級政府機關限制著。不過在社會輿論以及網際網路的發展之下，也有少數如同石首事件、烏坎事件等獲得許多群眾的關注。

武器禁運

主条目：中歐關係和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

包括颱風戰鬥機等歐洲製軍事裝備受到武器禁令的限制，皆無法出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照片的颱風戰鬥機攝於2007年9月15日。
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和美國在得知中國政府以武力鎮壓於天安門廣場抗議的示威群眾，陸陸續續禁止自家製造公司向中國銷售或者輸入武器或者高科技設備[121][287]。甚至法國政府除了禁止向中國販售武器之外，同時也開始與中華民國接洽並且出售數項武器裝備，這也使得中國與法國兩國的關係一度因而陷入低潮[334]。面對這項決定中國政府一直呼籲兩者解除實施多年的武器禁令，並且成功獲得部分歐盟成員國家的支持。自2004年以來中國多次將武器禁運政策形容是一項「過時」的方針，同時也嚴重損害到中國和歐盟之間友好關係。2004年年初時，法國總統雅各·席哈克便開始在歐盟成員國之間提出有關解除向中國販售武器的提案，同時也獲得了德國總理格哈特·施羅德的支持。然而中國於2005年3月通過了有關中國大陸與台灣關係《反分裂國家法》，藉由法律制定的方式來強化自身國家統一主張的合法性，但在這般緊張局勢之下使得數個歐洲理事會國家再度強調支持繼續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之後施羅德的繼任者安格拉·梅克爾在當選成為德國總理後，再次反對歐盟解除向中國開放武器銷售的禁令。此外美國國會則提到如果歐盟解除禁令的話，美國將會強化有關軍事技術轉移到歐盟各國的限制。2005年7月在英國成為歐洲理事會輪值主席國家後，英國政府也表示反對武器開放銷售的想法。而之後當選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則是批評中國的人權紀錄，並且表示歐盟不會隨意的解除對中國的禁令[335]。
另一方面，歐洲議會則 是堅持反對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的提案。其中雖然每次提案地反對理由多是註明沒有必要解除禁令，但是許多​​人認為歐洲議會的決定其實是更加反應了來自歐洲 各地居民的想法。面對歐洲議會多次反對解除任何有關中國武器禁運的提案，歐洲聯盟到了今日仍然對中國政府實施武器禁運的方針，這使得中國只能夠向其他各國 尋求軍事硬體的供應。其中儘管過去中國與蘇聯一度處於分裂的緊張關係，但是中國仍然過去東方集團國家中購買武器裝備，並以此為基礎加以研發。其他曾願意供應武器裝備給中國的國家還包括有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也漸漸停止了這類軍事合作關係[336]。

聯合國報告

2008年11月3日到11月21日這段期間，禁止酷刑委員會舉辦了第四十一次會議，並開始審議各個會員國就《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第19條規定部分所提交的報告進行審議。然而禁止酷刑委員會認為中國政府在處理六四運動期間參與示威群眾的方式感到擔憂，其中委員會還特別注意到儘管有許 多六四事件的相關親屬不斷提到親人「在1989年6月4日於北京鎮壓行動中遭到殺害、逮捕或者失踪」，但是中國政府在針對這一部分的調查內容則十分缺乏[337]。禁止酷刑委員會也表示中國被沒有向家屬通知有關他們參與示威活動的親屬下落，同時更讓他們感到遺憾的是關於過度使用武力這方面，並沒有任何人接受「任何行政或者刑事責任的處分」[337]。為此禁止酷刑委員會建議：
“ 締約國應該要就於1989年6月北京民主運動遭到鎮壓一事進行全面且公正的調查，並且提供在這段時間仍然遭到拘捕者的消息、將事件的調查結果公布給參與人士的親屬以及給予適當的道歉和賠償，此外也應當起訴那些被發現過度使用武力、酷刑以及其他不法行為的人士以示負責。 ”
—禁止酷刑委員會[337]
中國政府則是2009年12月針對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建議作出了回應，並且表示政府已經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完全結案[338]。中國政府表示：「過去20年來的作法已經很清楚的表明，當時中國政府所採取的及時且果斷的手段是必要且正確的。[338]」同時中國政府將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運動」已經扭曲了事件的本質，並且認為這些意見並不符合禁止酷刑委員會的職責所在[338]。

文化

歌曲專輯

参见：六四歌曲

於香港舉辦的六四事件十八周年燭光晚會中點燃的燭火。
六四事件已經被許多音樂專輯參考內容，同時歌手們也以此表示對於示威群眾的支持。麥可·傑克森在其歌曲專輯《They Don't Care About Us》的音樂影片中，便包含了王維林阻擋坦克的畫面。1989年6月4日當時正在羅馬舉辦演唱會的英國搖滾樂團治療樂隊，在演唱會最後安可曲中則將「信仰」（Faith）一詞改為「今日於中國死去的所有人」（everyone that died today in China.）。同一年瓊·拜亞在她的專輯《Speaking of Dreams》之中，則以演唱歌曲《China》來紀念六四事件。比利·喬爾在其1989年9月發布的單曲專輯《火不是我們放的》（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中將六四事件作為專輯倒數第二個所引用的歷史事件，並以「中國戒嚴著」（China's under martial law）一詞來暗示六四事件的發生。R.E.M.則是在1991年推出了《Shiny Happy People》，在專輯歌曲上諷刺性的安排了有關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宣傳內容翻譯[339]。
搖滾樂團Marillion則是為了六四事件創作了歌曲《The King of Sunset Town》，這歌曲除了使用天安門廣場來作為印象圖片外，在歌曲內也出現如「六四的魁儡皇帝」（a puppet king on the Fourth of June.）等詞語。美國搖滾樂團The Hooters則在其依照1960年代民歌改編的流行歌曲《五百里》 （500 Miles），則以第三段歌詞「一百輛坦克沿駛入廣場，一位男子漢挺身阻擋它們來其，即刻就是將來，當洪流轉彎，我將獲得解放。」（A hundred tanks along the square, One man stands and stops them there, Someday soon the tide'll turn and I'll be free.）來暗示六四事件的發生。受到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啟發，美國敲擊金屬搖滾樂隊超級殺手合唱團在專輯《Seasons in the Abyss》發表了《Blood Red》，同樣的聖約樂團也發表了歌曲《Seven Days of May》來抗議中國政府的舉動。李歐納·柯恩在其1992年的專輯《The Future》之中，則以歌曲《Democracy》的歌詞「來自天安門廣場的那些夜晚」（from those nights in Tiananmen Square）來暗示未來的國家將會迎接民主制度。
1996年永不超生樂團（Nevermore）則在其專輯《狂喜的權力關係》（The Politics of Ecstasy）中發表了歌曲《The Tiananmen Man》，同時在影片內容上則是使用了王維林阻擋坦克的影像。2005年墮落體制推出的專輯《催眠》（Hypnotize）音樂中，也有提及到六四事件的發生並且反對共產主義的作法。 巴西金屬樂隊Sepultura則在她們於1993年推出的專輯《Chaos A.D.》中提到六四事件，而在歌曲《Refuse/Resist》的音樂影片中也收錄了王維林阻擋坦克的影像。美國作曲家瑪麗翠萍·卡本特（Mary Chapin Carpenter）在2010年所發布的專輯《The Age of Miracles》中，則參考了六四事件的經過創作了歌曲《4 June 1989》。 1992年時羅傑·沃特斯（Roger Waters）則發表了專輯《歡愉致死》（Amused to Death），其中在歌曲《Watching TV》則是對西方世界就六四事件的反應進行沉思。

影片節目

1989年湯姆·布洛考（Tom Brokaw）則在自己主持的黃金時段上，將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與柏林圍牆倒塌同樣列為當年度世界最重要的人權事件之一。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新聞主播姬娜·菲利普（Kyra Phillips）在2006年3月評論2006年法國青年抗議（2006 youth protests in France）時將其與六四事件的抗議行動相比，並表示：「這把人帶回到過去天安門廣場的回憶，當年我們看見這些積極份子站在坦克面前。[340]」但是後來調查證實法國抗議行動中並沒有人遭到槍及，這使得擔任有線電視新聞網顧問的克里斯·伯恩斯（Chris Burns）向法國外交部部長菲利普·道斯特·布拉齊表示對於菲利普的意見感到「遺憾」，而有線電視新聞網也會對其紀律展開處分[341]。
1995年時，韓倞則以六四事件為題材製作出紀錄片《天安門》。2006年4月時公共電視網所製作的系列影片《前線》中，則在「坦克人」（The Tank Man）該集影片中重新檢視有關六四事件的角色，並且認為六四事件並不只是意味著中國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2009年6月3日，英國廣播公司則播出了紀錄片《重返天安門》（Kate Adie returns to Tiananmen），內容則是記者凱特·埃迪（Kate Adie）重新前往中國訪問，並且回顧在1989年其所目睹的六四事件樣貌[342]。

查禁書籍

参见：中華人民共和國被禁出版物列表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出版刊物因為與六四事件相關而遭到禁止出版，例如收集了許多六四事件期間示威群眾所創作詩歌的《六四詩集》便遭到禁止[343]。此外有關採訪趙紫陽或者是鮑彤的書籍也遭到禁止[344][345]，其中包括收錄有楊繼繩於六四事件結束後秘密採訪趙紫陽為主要內容、並且也反對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觀點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以及受到政府壓力而無法出版的宗鳳鳴著作《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346]。然而比較特別的是在2009年5月時，有關中國總理趙紫陽所祕密錄下的錄音紀錄成功偷運到海外，另外編寫出版了《改革歷程》一書。

其他作品

参见：中華人民共和國被禁影視作品列表
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所創作的油畫作品《處決》，在2007年拍賣時成為中國最昂貴的當代藝術作品。1992年時，由李國豪主演的電影《龍霸天下》（Rapid Fire）首次描繪了六四事件的部分內容，在電影中李國豪扮演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死亡的美國政府僱員兒子。而到了2006年時，由婁燁擔任導演拍攝的《頤和園》也提及了六四事件，並且有數個影像皆是在實際的北京街道上拍攝。然而該片在中國大陸遭到禁止公開上映，表面上是因為電影尚未經過審核，然而實際上也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內容涉及到六四事件[347]。2006年9月1日，擔任導演的婁燁和製片人耐安被電影局規定5年內不得拍片[348]。

參見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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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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