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长期以来，一直对日本利用国共对立及国际局势变化，成功免除对华战争赔偿一事耿耿于怀；而与之共生的另一种民间论调，则是“出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感激，日本提供了大量对华援助”；这种论调不但流行于民间，而且见诸于报端。
确实，从1979年至2008年，日本对华援助经济总额达2000余亿人民币。但必须认清的是，这些对华援助与日本对华战争赔偿之间毫无关系：在性质上它 既完全不等于战争赔偿；在决策因素中，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感激说”也找不到任何坚实的史料支撑；在实际效果上，日本付出援助的同时，其收获同样相当不菲。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战争赔偿已不再是中日两国考虑的问题了，至少在日方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日本当时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条件之一，就是 中国必须放弃对日索赔。而中方也“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早在60年代就向日方表示过“战争赔偿是要求对战争没有直接责任的一代支付的， 所以是不合理的”。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基于本国利益的选择。
1979年至2008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约2248亿元人民币援助，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即ODA），日本对华ODA实施了近三十年，直到2008年才基本停止。据统计，直到2008年，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开发贷款以及小部分的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
历年日本对华援助金额（数据来源《南方周末》）
改革初期，中国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日本对华援助为中国改革初期的基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对华援助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诸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以北京地铁一号线为例，其日元贷款占到总投资的20％，等等。
除日元贷款援建设施外之外，日本还提供了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日友好医院”（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01. 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约100亿日元)、“墩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日本对华ODA的成效与其转折》，金熙德 ，《日本学刊》 1999年05期 ）
1972年我国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从1970年代末，中日两国均有诸多声音把ODA 和日本侵华赔偿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ODA当做日本对战争间接的道歉方式，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称ODA 是“准赔偿”。1978年4月，日本受到中国取消许多设备订单的打击，当时兼任日中经济合作协会会长的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表示：“由于中国没有从日本获 取赔偿，日本政府应该在诸如贷款利率等方面做出特殊的例外安排。”1979年，在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之即，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中国放弃战 争赔偿要“知恩图报”的氛围。如日本财界中有人认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所以日本理应提供优惠的日元贷款以加强日中经济关系。日本通产省针对内外反 对对华日元贷款超过对东盟援助的意见，也曾明确表示应该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中国给予积极的合作。
此外，日本政府本身也利用赔偿与ODA 之间的联系为该计划争取支持。1983年，正值日本讨论第二次日元贷款计划时，外相安倍晋太郎提醒国会预算委员会成员：中国放弃赔偿使双边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日本出于对过去的反省，要与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合作。（《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朱凤岚 ，《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
但是，迄今为止中日政府均没有公开正式承认ODA与战争赔偿有关，如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所言，“中日双方都没有在以文件形式正式提及或确认的时间内宣称存在这种联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乃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在心理上所构建。
“1972年9月29日，时任日本外相的大平正芳在回答记者有关‘对放弃要求赔偿权的中国是否将予以援助’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方面尽管处于可以提出任何 要求的地位，但中国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因此，日本应采取对此进行坦率地评价的立场。今后，两国将按照各自国家的计划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我们将理所当 然地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相互进行经济交流。这与第五条（放弃战争赔偿——作者）没有直接的联系。’1979年12月，作为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宣布 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承诺时，对历史问题和战争赔偿只字未提。这表明，日本政府有意避开对华经济援助与战争赔偿的关联。”（《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 评价》，朱凤岚 ，《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
2004年前驻中国大使国广道彦接受三联周刊电话访问时，被问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感情上的补偿还是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国广 道彦回应称：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有些人会认为它是日本的一种道歉形式。其实也有一些日本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中国放弃了战争索赔，我们作为日本人是非 常感激的，我们也应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如果把经济援助当成战争赔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话，我想大部分日本人是会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中日当时已经建 交，战争赔偿的问题因中国的放弃也已解决。”
诚如国广道彦所言，中日建交时，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换言之，对华ODA实施时，战争赔偿已经不在中日两国考虑的范畴了，至少在日方看来是不存在的。国广道 彦的话也符合当时的气氛的。当时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条件之下，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对日赔偿。1964年2月13日，法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平 正芳外相在国会讨论有关对华政策说道：“如果事态发展到北京政府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受到祝贺的话，日本也必须考虑邦交正常化问题”。作为恢复邦交的条 件，他对中国提出了以下四点要求：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尊重日台条约；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保证不干涉内政等(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中日关系：从战后走 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中方在60年代也已向日方表态：“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方制定对日政策时就有“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的想法。1964年6月访华的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曾 向当时的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提问：“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涉及赔偿问题，中国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如何考虑的?”陈毅答复说：“在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的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曾经遭受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经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中日两国 政府当前需要共同努力首先解决的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1965年5月，中联 部对日负责人之一赵安博就赔偿问题向访华的宇都宫德马众议院议员表明了中国方面的三点基本立场：
①中国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②一般来说，使战败国负担巨额战争赔偿，对和平来说是有害的，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的例子来看就很 清楚；③战争赔偿是要求对战争没有直接责任的一代支付的，所以是不合理的。(朱建荣：《日中国交恢复：关系资料集》，2003)。
那么当时日本对华援助基于哪些考虑？战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受到严格限制，日本不得不选择“经济外交”政策。德国学者杜浩分析认为：“日本大平政府（对 华ODA在大平首相任内开始实施，编者著）的想法是，将经济援助作为协助中国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期望以这种方式让中国成为爱好和平的参与者、使中国奉行 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而亚洲的和平稳定对于日本维护自身的综合安全保障。大平首相曾经说 “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日本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极其困难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经济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 亿日元。”（《日本对于ODA与中日关系》，王富永，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日本素来国内资源贫乏，能源完全依赖进口，1973年以及1978年两次中东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又无力进行干预，此后，日本开始寻找能源 进口多元化。而中国的煤炭资源、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丰富，但是开采技术和运输能力十分不足。因此，日方希望通过ODA提高中国矿产开采技术和运输能力，让 中国成为日本最近的能源供应地。诚如日本第一次对华日元贷款的日方决策关键人物、外相大来佐武朗所指：“日中经济合作，并非只有日本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支援 的一面，还有贡献于加强日本经济的能力基础的一面”，是一种“相互得益的关系”。《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徐万胜，P216,人民出版社 ,2006年）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经济协力局编《ODA白皮书》1999年、P87-P92
再如，最先提出对华贷款援助设想的日本通产省，对落实该方案也最积极。其理由之一就是，主张以日元贷款促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和从中国进口能源资源。从前期 利用贷款建立项目来看，的确也主要集中在港口、能源、运输等领域（见表）。又如在2001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中，15个贷款项目中10个项目都是附加了 “限定两国间采购”条件。这就是说名义上是为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了日本，许多日本企业成为对华日元贷款的直接受益者。
确实，从1979年至2008年，日本对华援助经济总额达2000余亿人民币。但必须认清的是，这些对华援助与日本对华战争赔偿之间毫无关系：在性质上它 既完全不等于战争赔偿；在决策因素中，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感激说”也找不到任何坚实的史料支撑；在实际效果上，日本付出援助的同时，其收获同样相当不菲。
日本对华援助的原因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战争赔偿已不再是中日两国考虑的问题了，至少在日方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日本当时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条件之一，就是 中国必须放弃对日索赔。而中方也“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早在60年代就向日方表示过“战争赔偿是要求对战争没有直接责任的一代支付的， 所以是不合理的”。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基于本国利益的选择。
1979年至2008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约2248亿元人民币援助，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即ODA），日本对华ODA实施了近三十年，直到2008年才基本停止。据统计，直到2008年，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开发贷款以及小部分的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
历年日本对华援助金额（数据来源《南方周末》）
改革初期，中国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日本对华援助为中国改革初期的基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对华援助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诸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以北京地铁一号线为例，其日元贷款占到总投资的20％，等等。
除日元贷款援建设施外之外，日本还提供了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日友好医院”（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01. 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约100亿日元)、“墩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日本对华ODA的成效与其转折》，金熙德 ，《日本学刊》 1999年05期 ）
70年末开始中日均有不少声音认为对华援助与战争赔偿有联系
1972年我国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从1970年代末，中日两国均有诸多声音把ODA 和日本侵华赔偿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ODA当做日本对战争间接的道歉方式，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称ODA 是“准赔偿”。1978年4月，日本受到中国取消许多设备订单的打击，当时兼任日中经济合作协会会长的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表示：“由于中国没有从日本获 取赔偿，日本政府应该在诸如贷款利率等方面做出特殊的例外安排。”1979年，在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之即，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中国放弃战 争赔偿要“知恩图报”的氛围。如日本财界中有人认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所以日本理应提供优惠的日元贷款以加强日中经济关系。日本通产省针对内外反 对对华日元贷款超过对东盟援助的意见，也曾明确表示应该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中国给予积极的合作。
此外，日本政府本身也利用赔偿与ODA 之间的联系为该计划争取支持。1983年，正值日本讨论第二次日元贷款计划时，外相安倍晋太郎提醒国会预算委员会成员：中国放弃赔偿使双边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日本出于对过去的反省，要与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合作。（《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朱凤岚 ，《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
但是，中日政府均没有公开正式承认对华援助与战争赔偿有关
但是，迄今为止中日政府均没有公开正式承认ODA与战争赔偿有关，如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所言，“中日双方都没有在以文件形式正式提及或确认的时间内宣称存在这种联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乃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在心理上所构建。
“1972年9月29日，时任日本外相的大平正芳在回答记者有关‘对放弃要求赔偿权的中国是否将予以援助’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方面尽管处于可以提出任何 要求的地位，但中国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因此，日本应采取对此进行坦率地评价的立场。今后，两国将按照各自国家的计划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我们将理所当 然地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相互进行经济交流。这与第五条（放弃战争赔偿——作者）没有直接的联系。’1979年12月，作为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宣布 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承诺时，对历史问题和战争赔偿只字未提。这表明，日本政府有意避开对华经济援助与战争赔偿的关联。”（《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 评价》，朱凤岚 ，《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
2004年前驻中国大使国广道彦接受三联周刊电话访问时，被问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感情上的补偿还是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国广 道彦回应称：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有些人会认为它是日本的一种道歉形式。其实也有一些日本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中国放弃了战争索赔，我们作为日本人是非 常感激的，我们也应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如果把经济援助当成战争赔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话，我想大部分日本人是会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中日当时已经建 交，战争赔偿的问题因中国的放弃也已解决。”
而且日本早在60年代，就已把中国放弃对日赔偿作为恢复邦交的前提条件
诚如国广道彦所言，中日建交时，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换言之，对华ODA实施时，战争赔偿已经不在中日两国考虑的范畴了，至少在日方看来是不存在的。国广道 彦的话也符合当时的气氛的。当时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条件之下，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对日赔偿。1964年2月13日，法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平 正芳外相在国会讨论有关对华政策说道：“如果事态发展到北京政府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受到祝贺的话，日本也必须考虑邦交正常化问题”。作为恢复邦交的条 件，他对中国提出了以下四点要求：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尊重日台条约；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保证不干涉内政等(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中日关系：从战后走 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中方在60年代也已向日方表态：“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方制定对日政策时就有“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的想法。1964年6月访华的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曾 向当时的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提问：“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涉及赔偿问题，中国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如何考虑的?”陈毅答复说：“在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的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曾经遭受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经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中日两国 政府当前需要共同努力首先解决的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1965年5月，中联 部对日负责人之一赵安博就赔偿问题向访华的宇都宫德马众议院议员表明了中国方面的三点基本立场：
①中国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②一般来说，使战败国负担巨额战争赔偿，对和平来说是有害的，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的例子来看就很 清楚；③战争赔偿是要求对战争没有直接责任的一代支付的，所以是不合理的。(朱建荣：《日中国交恢复：关系资料集》，2003)。
其实日本对华援助初衷是希望确保中国社会稳定，为本国营造安全的国际环境
那么当时日本对华援助基于哪些考虑？战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受到严格限制，日本不得不选择“经济外交”政策。德国学者杜浩分析认为：“日本大平政府（对 华ODA在大平首相任内开始实施，编者著）的想法是，将经济援助作为协助中国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期望以这种方式让中国成为爱好和平的参与者、使中国奉行 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而亚洲的和平稳定对于日本维护自身的综合安全保障。大平首相曾经说 “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日本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极其困难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经济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 亿日元。”（《日本对于ODA与中日关系》，王富永，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此外，日本希望通过援助刺激对华出口，并从中国进口能源
日本素来国内资源贫乏，能源完全依赖进口，1973年以及1978年两次中东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又无力进行干预，此后，日本开始寻找能源 进口多元化。而中国的煤炭资源、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丰富，但是开采技术和运输能力十分不足。因此，日方希望通过ODA提高中国矿产开采技术和运输能力，让 中国成为日本最近的能源供应地。诚如日本第一次对华日元贷款的日方决策关键人物、外相大来佐武朗所指：“日中经济合作，并非只有日本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支援 的一面，还有贡献于加强日本经济的能力基础的一面”，是一种“相互得益的关系”。《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徐万胜，P216,人民出版社 ,2006年）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经济协力局编《ODA白皮书》1999年、P87-P92再如，最先提出对华贷款援助设想的日本通产省，对落实该方案也最积极。其理由之一就是，主张以日元贷款促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和从中国进口能源资源。从前期 利用贷款建立项目来看，的确也主要集中在港口、能源、运输等领域（见表）。又如在2001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中，15个贷款项目中10个项目都是附加了 “限定两国间采购”条件。这就是说名义上是为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了日本，许多日本企业成为对华日元贷款的直接受益者。
（《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朱凤岚
，《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
当然，对外援助是基于本国的利益选择，这个无可厚非。日本对华ODA 贷款中确实有部分附带条件，即向日本公司采购，但ODA 给日本公司带来的订单所占比例已由1980年代后半期的50%左右降至1998年的15%，而且ODA项目从第3次贷款起实现了完全‘非束缚化”，可以由 我国实施公开国际招标来选择提供物资与服务的国家与企业。这不仅使我国可以选择质高价廉的物资与服务，而且也使我国企业有了竞标机会，再者ODA 的利率和偿还条件比商业机构和国际机构的贷款要优惠得多。这些优惠条件，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1、迄今为止，中日双方均没有在官方文件中承认过日本对华援助与侵华战争赔偿有任何关系。
2、对华援助不是施舍，不是免费午餐，大部分对华援助都是需要偿 还的贷款，而中国从未拖欠债务。更应该看到，日本对华援助是图利而来的，诚如前驻中国大使国广道彦所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3、把一种单纯的“利益双 赢”，升华到“感激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道德高度，使之成为战争赔偿的“替代品”，虽然能够部分弥补国人的某种失落心理，但却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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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外援助是基于本国的利益选择，这个无可厚非。日本对华ODA 贷款中确实有部分附带条件，即向日本公司采购，但ODA 给日本公司带来的订单所占比例已由1980年代后半期的50%左右降至1998年的15%，而且ODA项目从第3次贷款起实现了完全‘非束缚化”，可以由 我国实施公开国际招标来选择提供物资与服务的国家与企业。这不仅使我国可以选择质高价廉的物资与服务，而且也使我国企业有了竞标机会，再者ODA 的利率和偿还条件比商业机构和国际机构的贷款要优惠得多。这些优惠条件，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结语
1、迄今为止，中日双方均没有在官方文件中承认过日本对华援助与侵华战争赔偿有任何关系。
2、对华援助不是施舍，不是免费午餐，大部分对华援助都是需要偿 还的贷款，而中国从未拖欠债务。更应该看到，日本对华援助是图利而来的，诚如前驻中国大使国广道彦所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3、把一种单纯的“利益双 赢”，升华到“感激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道德高度，使之成为战争赔偿的“替代品”，虽然能够部分弥补国人的某种失落心理，但却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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