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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6日星期三

日本对华援助的原因 与战争赔偿毫无关系

中国民间长期以来,一直对日本利用国共对立及国际局势变化,成功免除对华战争赔偿一事耿耿于怀;而与之共生的另一种民间论调,则是“出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感激,日本提供了大量对华援助”;这种论调不但流行于民间,而且见诸于报端。

确实,从1979年至2008年,日本对华援助经济总额达2000余亿人民币。但必须认清的是,这些对华援助与日本对华战争赔偿之间毫无关系:在性质上它 既完全不等于战争赔偿;在决策因素中,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感激说”也找不到任何坚实的史料支撑;在实际效果上,日本付出援助的同时,其收获同样相当不菲。

日本对华援助的原因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战争赔偿已不再是中日两国考虑的问题了,至少在日方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日本当时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条件之一,就是 中国必须放弃对日索赔。而中方也“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早在60年代就向日方表示过“战争赔偿是要求对战争没有直接责任的一代支付的, 所以是不合理的”。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基于本国利益的选择。

1979年至2008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约2248亿元人民币援助,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即ODA),日本对华ODA实施了近三十年,直到2008年才基本停止。据统计,直到2008年,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开发贷款以及小部分的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


历年日本对华援助金额(数据来源《南方周末》)

改革初期,中国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日本对华援助为中国改革初期的基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对华援助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诸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以北京地铁一号线为例,其日元贷款占到总投资的20%,等等。

除日元贷款援建设施外之外,日本还提供了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日友好医院”(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01. 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约100亿日元)、“墩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日本对华ODA的成效与其转折》,金熙德 ,《日本学刊》 1999年05期 )

70年末开始中日均有不少声音认为对华援助与战争赔偿有联系

1972年我国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从1970年代末,中日两国均有诸多声音把ODA 和日本侵华赔偿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ODA当做日本对战争间接的道歉方式,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称ODA 是“准赔偿”。1978年4月,日本受到中国取消许多设备订单的打击,当时兼任日中经济合作协会会长的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表示:“由于中国没有从日本获 取赔偿,日本政府应该在诸如贷款利率等方面做出特殊的例外安排。”1979年,在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之即,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中国放弃战 争赔偿要“知恩图报”的氛围。如日本财界中有人认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所以日本理应提供优惠的日元贷款以加强日中经济关系。日本通产省针对内外反 对对华日元贷款超过对东盟援助的意见,也曾明确表示应该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中国给予积极的合作。

此外,日本政府本身也利用赔偿与ODA 之间的联系为该计划争取支持。1983年,正值日本讨论第二次日元贷款计划时,外相安倍晋太郎提醒国会预算委员会成员:中国放弃赔偿使双边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日本出于对过去的反省,要与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合作。(《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朱凤岚 ,《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

但是,中日政府均没有公开正式承认对华援助与战争赔偿有关

但是,迄今为止中日政府均没有公开正式承认ODA与战争赔偿有关,如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所言,“中日双方都没有在以文件形式正式提及或确认的时间内宣称存在这种联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乃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在心理上所构建。

“1972年9月29日,时任日本外相的大平正芳在回答记者有关‘对放弃要求赔偿权的中国是否将予以援助’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方面尽管处于可以提出任何 要求的地位,但中国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因此,日本应采取对此进行坦率地评价的立场。今后,两国将按照各自国家的计划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我们将理所当 然地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相互进行经济交流。这与第五条(放弃战争赔偿——作者)没有直接的联系。’1979年12月,作为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宣布 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承诺时,对历史问题和战争赔偿只字未提。这表明,日本政府有意避开对华经济援助与战争赔偿的关联。”(《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 评价》,朱凤岚 ,《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

2004年前驻中国大使国广道彦接受三联周刊电话访问时,被问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感情上的补偿还是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国广 道彦回应称: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有些人会认为它是日本的一种道歉形式。其实也有一些日本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中国放弃了战争索赔,我们作为日本人是非 常感激的,我们也应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如果把经济援助当成战争赔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话,我想大部分日本人是会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中日当时已经建 交,战争赔偿的问题因中国的放弃也已解决。”

而且日本早在60年代,就已把中国放弃对日赔偿作为恢复邦交的前提条件

诚如国广道彦所言,中日建交时,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换言之,对华ODA实施时,战争赔偿已经不在中日两国考虑的范畴了,至少在日方看来是不存在的。国广道 彦的话也符合当时的气氛的。当时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条件之下,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对日赔偿。1964年2月13日,法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平 正芳外相在国会讨论有关对华政策说道:“如果事态发展到北京政府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受到祝贺的话,日本也必须考虑邦交正常化问题”。作为恢复邦交的条 件,他对中国提出了以下四点要求: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尊重日台条约;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保证不干涉内政等(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中日关系:从战后走 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中方在60年代也已向日方表态:“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方制定对日政策时就有“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的想法。1964年6月访华的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曾 向当时的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提问:“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涉及赔偿问题,中国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如何考虑的?”陈毅答复说:“在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的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曾经遭受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经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中日两国 政府当前需要共同努力首先解决的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1965年5月,中联 部对日负责人之一赵安博就赔偿问题向访华的宇都宫德马众议院议员表明了中国方面的三点基本立场:

①中国不想依靠别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②一般来说,使战败国负担巨额战争赔偿,对和平来说是有害的,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的例子来看就很 清楚;③战争赔偿是要求对战争没有直接责任的一代支付的,所以是不合理的。(朱建荣:《日中国交恢复:关系资料集》,2003)。

其实日本对华援助初衷是希望确保中国社会稳定,为本国营造安全的国际环境

那么当时日本对华援助基于哪些考虑?战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受到严格限制,日本不得不选择“经济外交”政策。德国学者杜浩分析认为:“日本大平政府(对 华ODA在大平首相任内开始实施,编者著)的想法是,将经济援助作为协助中国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期望以这种方式让中国成为爱好和平的参与者、使中国奉行 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而亚洲的和平稳定对于日本维护自身的综合安全保障。大平首相曾经说 “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日本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极其困难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经济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 亿日元。”(《日本对于ODA与中日关系》,王富永,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此外,日本希望通过援助刺激对华出口,并从中国进口能源

日本素来国内资源贫乏,能源完全依赖进口,1973年以及1978年两次中东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又无力进行干预,此后,日本开始寻找能源 进口多元化。而中国的煤炭资源、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丰富,但是开采技术和运输能力十分不足。因此,日方希望通过ODA提高中国矿产开采技术和运输能力,让 中国成为日本最近的能源供应地。诚如日本第一次对华日元贷款的日方决策关键人物、外相大来佐武朗所指:“日中经济合作,并非只有日本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支援 的一面,还有贡献于加强日本经济的能力基础的一面”,是一种“相互得益的关系”。《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徐万胜,P216,人民出版社 ,2006年)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经济协力局编《ODA白皮书》1999年、P87-P92

再如,最先提出对华贷款援助设想的日本通产省,对落实该方案也最积极。其理由之一就是,主张以日元贷款促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和从中国进口能源资源。从前期 利用贷款建立项目来看,的确也主要集中在港口、能源、运输等领域(见表)。又如在2001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中,15个贷款项目中10个项目都是附加了 “限定两国间采购”条件。这就是说名义上是为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了日本,许多日本企业成为对华日元贷款的直接受益者。 
(《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朱凤岚 ,《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
当然,对外援助是基于本国的利益选择,这个无可厚非。日本对华ODA 贷款中确实有部分附带条件,即向日本公司采购,但ODA 给日本公司带来的订单所占比例已由1980年代后半期的50%左右降至1998年的15%,而且ODA项目从第3次贷款起实现了完全‘非束缚化”,可以由 我国实施公开国际招标来选择提供物资与服务的国家与企业。这不仅使我国可以选择质高价廉的物资与服务,而且也使我国企业有了竞标机会,再者ODA 的利率和偿还条件比商业机构和国际机构的贷款要优惠得多。这些优惠条件,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结语

1、迄今为止,中日双方均没有在官方文件中承认过日本对华援助与侵华战争赔偿有任何关系。

2、对华援助不是施舍,不是免费午餐,大部分对华援助都是需要偿 还的贷款,而中国从未拖欠债务。更应该看到,日本对华援助是图利而来的,诚如前驻中国大使国广道彦所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3、把一种单纯的“利益双 赢”,升华到“感激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道德高度,使之成为战争赔偿的“替代品”,虽然能够部分弥补国人的某种失落心理,但却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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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人事异动,十八大退而不进

十八大日益逼近。经历了政治腐败和社会溃败而当局无所作为的漫长岁月之后,所有要求进步反对退步的中国民众,都有一种日益强烈的期盼,希望中共十八大会在政治进步方面有所体现。但人们要失望了。

根据明镜新闻网、世界新闻网、美国之音及英文媒体披露的消息,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其中最令人跌破眼镜的,一个是入常边缘人刘云山竟然顺利入常,另一个是原本笃定进入军委常委的解放军上将刘源意外出局,第三个是盛传会“裸退”的胡锦涛将继续执掌军权两年。

倘若果真如此,那就意味著,中共十八大在言论自由和新闻管制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步倒退;而刘源出局可能意味著十八大的人事格局以“宁烂勿缺”和“武大郎开店”为主导;最糟糕的是,胡锦涛再执两年军权,延续自邓小平开始、江泽民继承的老人干政和幕后操纵的接班恶规,意味著中共十八大的头两年将权斗不止,在政改方面只能原地踏步。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大倒退。

关于刘云山入常。明镜报道,刘云山不仅入常,而且将高升为国家副主席,填补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的遗缺。刘云山何德何能,如此窜升?在新闻界和传媒界,刘云山素有“中国新闻自由最大杀手”之称。在民间,刘云山也是恶名累累,民众普遍认为此人不能入常,如果这个“真正可恶的宣传部长”入常,他就会把在宣传部搞的钳制言论自由的那一套邪恶东西,扩散到所有他主管的部门。

刘云山除了镇压言论自由有功,擅长溜须拍马也是他得以入常的原因。老百姓说他是个靠吹嘘遛马上台,不学无术的党棍。前一阵,《人民日报》称胡温执政的十年是“黄金十年”、“多难兴邦的十年”、“人字大写的十年”,便是刘云山操纵中共真理部的杰作。这些听来十分反讽的阿谀奉承,胡锦涛心安理得的受之。可以肯定,胡是刘云山入常的背后推手。这样的人窜升,无疑是对中国进步力量的打击,同时意味著习李即位后,将继续实施胡锦涛执政时钳制言论、管制新闻的政策。

就像刘云山入常成为十八大最大黑马一样,刘源出局也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意外。刘源是胡锦涛提拔的上将,但在政治理念上,和薄熙来比较接近。薄熙来下台后,刘源迅速与薄切割,并竭尽全力要进中央军委。本来他入军委常委是板上钉钉,现在突然出局,可能受薄案的影响。但也可能有另外的原因。香港《明报》锺仕的文章“军权延交棒,习李需要时间建立权威”指出,为避免薄熙来冲击中共接班制度的事再发生,十八大尽量避免挑选资历高于习李的政治局委员当常委。这不是武大郎开店吗?而锺仕的这个观察并非独一无二,一些网友也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如果刘源果真出局,对习近平可说是祸福难料。一方面,习近平少了军中臂膀。但另一方面,习也少了可能会挑战他的军中力量。对于刘源的强势,包括他的国家主义思想和理念,胡锦涛和习近平可能都驾驭不了。但是用武大郎开店的思维,构建未来的领导班子,习李的执政能力,能强过平庸无能、无所作为的胡温吗?

关于胡锦涛裸退。最近有不少中英文媒体预测,十八大后胡锦涛可能保留军委主席一职,即胡锦涛不会“裸退”。支持胡锦涛不“裸退”的观点认为,当前中美和中日关系紧张,东海和南海都有可能出现军事冲突,如果中央军委主席继续让富有经验的胡锦涛担任一段时间,有利于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让习李有时间熟悉职务,逐步掌握全局。

这种说法相当荒谬。胡锦涛从来没有真正掌控军队,谈何“富有经验”、“营造稳定”?他在位十年“不飞不鸣”,再当两年军委主席,就能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毫无疑问,胡锦涛倘若退而不休,幕后干政,固化中国接班恶规,像江泽民当年退职后仍借军委主席,安插亲信进入权力核心,巩固自己的势力,干扰中国政局一样,是对中国政治进步的严重阻碍。(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刘少奇之子刘源罕见书法作品

作者:江枫    【新世纪新闻网】

生于1951年的刘源系前中国国主席刘少奇与王光美之子。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上将军衔。追根溯源,刘源系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后裔,而刘发则为西汉高祖刘邦以及在夏朝被孔甲帝赐“御龙氏”的刘累后裔。

湖南以及江西局部地区在西汉时曾是长沙国,这里的土著刘氏被称之为刘氏大宗南派。刘源和其父刘少奇祖籍江西吉水,后 迁往湖南宁乡。湖南全省刘姓基本为长沙王刘发后裔,他们每年都会召开宗亲大会。刘源对此极为重视,曾为宗亲大会题词。其书法遒劲有力,不乏军人气质和大将 风度。

美国前副卿佐利克:中国政权转变方向不明

【多维新闻】卸任世行行长后加入罗姆尼竞选阵营的美国前副卿佐利克9月25日逗留台湾一天。期间谈及中国政治变局,佐利克认为,若干微小的迹象显示中国政权正在转变中,中共在重新认识民意,中共内部可能转向更多民主,但最终朝什么路线走尚无法看出。

据《中国时报》9月26日报道,佐利克认为,中国领导人对官民关系已有警觉,也关注民意,只是不知道是否有正确的民调方法。

佐利克举例说,在广东省乌坎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告诉他,共产党是要为人民,不是为党,但“我们忘了”;另外,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于2001年担任南京市委书记时,就在调查民众对官员的评价。

至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是否会对政治改革、人权和新闻自由持较正面态度,佐利克说,“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也想要多了解。”若中国将进行政治改革,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佐利克称,有些中方人士认为中共内部会有更多民主。

他还指出,与中方人士对话的过程让他发现,过去10年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但许多人认为,中国错失了深化改革的良机。除此之外,佐利克也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成长模式,无法再使用30年,因此需经济结构改革,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主要挑战。

佐利克在2005到2006年担任副国务卿期间,负责对华事务,与中国官方、民间交流频繁,且为美中战略暨经济对话的美方首席代表。他在6月卸下世界银行总裁职务后,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阵营担任国家安全过渡小组负责人。外界预测,如罗姆尼在大选中胜出,佐利克可能出任国务卿。

在相隔约20年之后,佐利克24日晚再次抵达台北,此行主要活动包括25日上午在国际发展合作暨台湾经验研讨会上发表演说。在谈及台湾的安全和定位时,佐利克劝告不要太过在意国与国(state-to-state)的关系,因为未来私领域和民间的互动也会一样重要,而如果台湾继续有好的表现,这就是台湾的强项。


(穆尧 编辑)

流亡藏人将赌注押在习近平身上

【多维新闻】近一个月以来藏人自焚事件趋于沉寂,流亡藏人亦频频向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释放善意,希望习近平上台后能带来新气象,“继承”其父亲对藏人的态度,采取更为柔和的对藏态度,重启流亡藏人与中共的谈判。

流亡藏人9月25日至28日在达兰萨拉召开为期4天的第二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讨论如何应对目前西藏地区的局势,尤其是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51位藏人为抗议政府而自焚,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名藏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与会者表示,他们在密切关注中国可能下月开始的政权交替。

法新社报道称,流亡藏人试图“摆脱绝望”,但在达赖喇嘛离开西藏50年之后,留给流亡藏人的选项并不多。有猜测认为,习近平任新领导人,或许会带来西藏政策的变化。一些藏人对此燃起了新希望。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于1950年代达赖喇嘛开始流亡生涯前在北京见到并且认识了达赖喇嘛,他们希望习近平能继承父亲的宽容态度。

报道称,当年习仲勋成为自由派的副总理。他对少数民族持同情态度。一些流亡藏人以及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思想有可能传递给下一代。

达赖嘛嘛不会参加此次特别大会。但达赖喇嘛办公室表示:“我们希望新的领导层会带来积极的变化,帮助西藏和中国重建自由以及人的尊严。”

一贯态度强硬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亦表示:“他(指习近平)的父亲熟悉西藏的情况,认识达赖喇嘛。至于他的儿子是否会像父亲一样,还有待观察。但藏人始终抱有希望。”

2011年8月,具有激进藏独组织“藏青会”背景的洛桑森格正式就任流亡藏人首席噶伦赤巴(总理),正式接替达赖喇嘛接掌流亡藏人的世俗权力。而与此同时,自2009年便开始的藏人自焚也进入频发期,中共一直指责流亡藏人是幕后的推手,而达赖喇嘛与洛桑森格则反击说是中共的强硬统治激起了藏民的反抗。

最近一个月来,中国藏区自焚事件似乎进入沉寂期,最近的一次发生在8月份底的四川阿坝。8月份曾出现藏人自焚的一个高潮,先后有6人再度选择了这种极端残忍的方式表达抗议。不过自此以后这种“声音”已经沉寂,这被视为矛盾缓和的迹象。(不过不排除因为中共十八大前强化控制的缘故,但这只是猜测,即便流亡藏人也没有消息透露中共有意强化控制。)

在此之前的8月29日,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接见室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还特意表达了对习近平个人的好感以及与北京重新接触的愿望。达赖表示:有些中国官员如今似乎同意知识分子的看法,即处理西藏问题必须采取新做法。“这些是非常、非常令人鼓舞的迹象。现在双方没有正式谈判,但是中国官员和最高领导人出现了一些正面迹象。”

达赖还表示,“中国下一位最高领导人是否会采取新立场,以突破西藏问题数十年来所形成的僵局,还言之过早,不过他所听到的状况令他感到安心”。许多汉族朋友告诉他,即将接班的新领导层似乎比较开明。”他说:“如果他们那方面,为自身利益而有比较务实的想法,我们愿意与他们充分合作。”

2011年7月习近平亲赴西藏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大会,并强硬表示要“挫败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但分析认为实际上他只是按照官方口径来做,不可能尚未上台便表现出妥协态度,其真正的政治倾向目前外界还知之甚少。

不过法新社引述香港科技大学的西藏问题专家索特曼(Barry Sautman)的话表示:“他的父亲的确在达赖喇嘛1954年访问北京时与达赖喇嘛见过面。习近平可能因为家庭原因而对西藏更感兴趣,但是,恐怕不能抱有太大希望。”

位于伦敦的IHS研究机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道尔(Sarah McDowall)也持谨慎态度,认为习近平任领导人后,也不大可能会对西藏采取更为柔和的政策。她表示:“2008年以来安全局势仍不稳定,再加上自焚事件,都使得当局有更多的理由保持强硬的政策。任何要稳固自己权力基础的新领导人都 不会在这样的时机,特别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软弱。”

但有与会者认为中共不可能一成不变。国际援藏网络的负责人茨仁秋珠(Tsering Choedup)表示:“中国政府每次领导人换届都带来新的希望。中国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随着经济的开放,政治也要有所动作。这可能需要时间。”

事实上,可以看出流亡藏人内部的确正在经历严峻的“扯裂”与争执,这或许也是此次特别会议的召开原因之一。美国之音的报道称,达赖的“中间路线”在青年流亡藏人中越来越不受推崇,主张强硬对抗中国的声音有所增强。


(穆尧 编辑)

傳調查結束,薄熙來涉貪1億元

從中國遼寧省傳出的消息說,中共中央和遼寧省一個由300人組成的調查組,23日完成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大連和遼寧省任職期間 嚴重違紀的調查報告。據透露,薄熙來貪腐數額高達1億元人民幣,其中與薄熙來關係最密切的遼寧富商徐明提供的貪腐資金占三分之一。

德國之聲25日報導,中共對薄熙來的處理已經提到日程。上述查明的「1個億」,中共中央會不會採納,將在本周末(29日至30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

報導同時指出,中共18大的準備工作已經嚴重滯後,按慣例18大政治報告定稿,應在大會舉行一個月前,在多達4000人的範圍裡討論,但目前該報告仍在起草小組手裡。而對薄熙來最的處理決定,最晚也應在「十一」前作出。

報導說,傳出將在本周末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必須通過三項決議:一是最後確定18大人事名單(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委,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二是確定 17屆七中全會和18大召開日期;三是通過處理薄熙來的決定。如果「十一」之前的政治局會議不能形成決議,18大應會延期到10月之後。

 世界新聞網大陸新聞組北京26日電

中共十八大解放军代表名单解读

  近日,《解放军报》授权公布了军队、武警系统出席中共十八大的300名当选代表名单,不但引起了230万解放军、80万武警官兵的充分肯定,还 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境内外媒体也给予了广泛报道和分析。有评论认为,解放军、武警作为代表数量和密度最大的一个选举单位,其在全国党代会中的地位和 作用非同一般;有分析指出,军队、武警按照中央要求,首次对代表初步人选实行差额考察,首次全面公示候选人初步人选,彰显军队党的组织建设与时俱进。

  北京独立军情观察人士认为,虽然解放军、武警是公布出席十八大代表名单的40个选举单位的最后一家大单位,当选代表的资格届时还须经党的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但从选举的过程和结果看,各单位严把代表思想政治素质关,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强调改善代表结构,强调加强对代表选举 工作的全程监督,强调积极开展代表选举工作宣传,当选代表为广大官兵熟悉和认同,显示出军队系统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发展,传递出求发展、求改革、求和谐和稳 中求进、稳中求变的积极信息,是观察中国选举政治及其发展的一扇窗口,值得关注和期待。

  将军代表独领风骚

  据了解,解放军、武警部队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是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选举产生的。在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推荐提名和代表的正式选举过程中,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较好地发扬了党内民主,选举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央要求和选举人的意愿。

  一是主要将领悉数当选。合计解放军、武警部队的300名代表,将军代表共217人,占代表总数的72.3%。其中,上将代表34人,包括十七届中央军 委组成人员中的10名高级将领满票当选,各军兵种、各军区、正大军区级军事院校的军政正职未达到任职最高年龄的全部当选,未能当选的4名现役上将分别是总 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童世平、空军政委邓昌友、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和南京军区政委陈国令,四人均为1947年上半年出生,达到了正大区级65岁的 最高任职年限。但同为1947年上半年出生的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上将仍然当选为代表,或许另有考量,特别是范长龙作为屡出 “总长”的济南军区军事主官,值得给予关注。中将代表53人,少将代表130人。若按军兵种来分,空军将军代表有18人,海军将军代表有16人,武警将军 代表有38人,其余皆为陆军将军代表145人(包括二炮的8人)。军情分析人士注意到,各大单位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总部机关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除广 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郑卫平、成都军区参谋长周小周外,亦在当选之列。分析家认为,以各大单位军政主官为杰出代表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既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参 与者、作证者,也是中国新军事变革的组织者、建设者,还是军队现代化征程的体验者、获益者,是体制内继续推进中国发展改革的重要力量。这些改革的开拓者和 拥护者,当选为十八大代表,是开好十八大的重要基础,是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之最高权力机构作用的重要保证。特别是考虑到军队系统代表占十八大2270名代 表的13.2%,他们对中共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好全国代表大会,对坚决贯彻中央的改革 决策和意图,其地位和作用决不能低估。

  二是政工将军多于军事将军。从代表分布来看,基本上解放军的正军级以上单位都有一位将军当选十八大代表。以空军为例,18位将军代表,除了空军司令员 许其亮上将、副司令员赵忠新中将、副政委王晓龙中将外,杨国海参谋长、朱福熙政治部主任、朱洪达后勤部长等机关大部首长,沈阳军区空军政委赵以良、北京军 区空军政委刘振来、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郑群良、时任兰州军区空军政委房建国、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乙晓光、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王玉发、成都军区空军政委王祥 富、空降兵十五军政委范晓骏、空军飞行试验训练基地政委金心华、空军航空大学政委刘德伟、空军南宁指挥所司令刘国胜都当选为代表,说明七个军区空军和空降 兵十五军等军级单位都各有一位将军当选。此外,18位将军中有10名将军从事政治领导工作,占将军代表总数的55.6%,这和全军将军代表中政工将领人数 多于军事将领的态势是一致的。军情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政治委员在军队的日常工作中主持党委工作,因而在党代表推选时,较之军长、司令等军事将领在党务 方面的组织领导能力更为突出,落实政治要求更加细致,当选代表更具代表性。

  三是中国现时最年轻的上将、中将、少将均当选为代表。59岁的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是当下中国军队最年轻的上将,54岁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 空军司令员乙晓光是最年轻的中将,42岁的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是最年轻的少将。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最年轻”三字是一个动态概 念,不能完全说明任何问题,但也证明解放军将领队伍新人辈出,当选代表富有时代特点和个人魅力,给解读名单和观察解放军政治发展带来新的感受。

  部队代表锦上添花

  军情分析人士注意到,解放军、武警部队当选的十八大代表群体,与十七大时相比,有了“两增两多”明显变化。

  所谓“两增”,一是作战部队营以下分队党员代表比例明显增加。作战部队营以下分队党员代表由23人增加到42人,营连主官由18人增加到24人,士官 由4人增加到7人,基层单位各个层次都有了代表,党代表更加“接地气”,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或能更多地听到和回应基层党员官兵的声音;二是代表中的高学历者 明显增加。300名代表中,272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拥有研究生学历的由67人增加到132人,显示代表的文化素质有较快的提高,对其积极行使代表权力 将有直接帮助。

  所谓“两多”,一是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多。他们中有被人事部和中国残联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的老模范、被称为“独臂英雄”的武警某部政委丁晓兵,全 军爱军精武标兵、海军“福州舰”舰长王宏民,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杨永飞,我军无人机作战应用研究的先行者和炮兵新型信息化弹药研发 领域的创始人、解放军炮兵学院教授钱立志;有新时期被誉为“铁甲兵王”、信息化“全能战士”的北京军区某机械化步兵师四级军士长贾元友,全军“优秀士 兵”、南京军区特种兵大队上士班长何祥美等;受过三等功以上奖励的由230人增加到271人。分析人士指出,基层代表中既有朝气蓬勃的普通士兵,也有敢于 创新的技术干部,还有诸如大学生士兵、国防生等近些年步入军营的新群体代表。虽然岗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都是基层党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对推 进国家和部队改革有切身的感悟和要求,当选代表后将会给开好全国党代会带来生机和活力。

  二是“名门”、明星代表多。代表中有许多出身红色家庭,如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上将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 子,二炮政委张海阳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海军政委刘晓江上将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女婿,总参谋长助理陈勇中将是原68军军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 陈坊仁之子,第42集团军军长尤海涛少将是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上将之子,毛新宇则是中共创建人、中央主席毛泽东之孙等。体育界、文艺界的明星也榜上有 名,如刚在伦敦奥运会获得200米蝶泳冠军并打破奥运会纪录的焦刘洋在广州军区当选为代表,著名影视剧演员王静在海军当选为代表。分析人士认为,重视英 模、重视典型、重视文化建设,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在党代表选举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历史元素,融入到代表结构。当然,军队十八大代表中的文体明星是比人大 代表要少许多,这或许凸显了对党代表政治先进性的特别要求和部队官兵的政治意愿。也有专家指出,作为高度集中统一群体的军队党员代表,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有效行使代表权力,更全面地反映党员官兵盼望改革、推进改革的呼声,倒是应当重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作者水沟楞,为本刊特约记者)

《阳光》杂志

明鏡獨家:習近平已接管最高權力 主導十八大籌備

明鏡新聞網記者 夏飛

明鏡新聞網從三個不同的消息來源獲悉,中共高層已决定中央政治局會議將在本週末(28日)在北京召開,將最後確定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舉行的日期、中共十八大提前舉行的日期,並審議通過對薄熙來的處理。

消息人士披露,政治局會議如果順利達成共識,當晚央視的新聞聯播節目將立即公布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和中共十八大的會期。否則就推遲到29日晚公布。

國慶一過,立即開中央全會

明鏡新聞網根據幾個渠道得到的消息,9月3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63周年國慶招待會;

10月1日,中共主要領導人將集體參加北京民衆的國慶遊園活動。

10月2日,如果得到本週末舉行的政治局會議的認可,十七屆七中全會將在北京舉行,會期三天。如果未能在本次政治局會議上得到認可,十七屆七中全會則將改在10月中旬召開。不過,根據目前情况看,10月2日召開的可能性最大。

消息人士告訴明鏡新聞網,如果本週末的政治局會議上審議確認,十七屆七中全會將通過對薄熙來“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决定。

十八大可能提前到10月9日開幕

明鏡曾披露,中共十八大會期定為10月18日。消息人士披露,由於最近出現多種情况,十八大很有可能提前到10月9日開幕,會期仍爲一周。

消息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十七屆七中全會和十八大之所以要提前舉行,是因爲各方面的干擾因素越來越多。

首先,是黨內各種政治勢力蠢蠢欲動,多方施加壓力,試圖改變既定人事安排,高層人士擔心日久生變。例如,在明鏡率先披露劉雲山將令人意外地進入政治局常委、 並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之後,立即在中共引起很大反彈,汪洋的支持者強烈反映,汪洋比劉雲山更應該進入常委。

其次是國際因素。目前正在急劇發酵升溫的釣魚島事件,很可能成爲中國外交衝突的引爆點,局勢緊張複雜,隨時可能失控,爆發嚴重危機。一旦出現局部武力摩擦甚至戰爭,對中共十八大將構成重大衝擊。

第三,中共十八大的權力分配遲遲不能定案,導致全國的黨、政、軍系統很長時間以來,基本處於停滯半停滯、癱瘓半癱瘓狀况,很多官員反映,如果再不開會,許多經濟决策都會延誤。

基於以上三大因素,中共最高層的幕僚緊急建議:提前舉行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和十八大。

習近平已接管最高權力主導籌備

明鏡新聞網從消息人士獲知,習近平已經全面接管最高權力,主持十七屆七中全會和十八大的籌備。

由於原胡錦濤的幕僚長、前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的種種小動作,也由於薄熙來事件餘波蕩漾,嚴重影響了習近平主持的籌備進展,使他負荷沉重。消息人士透露,這是他日前“小病大養”、未出席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交接儀式的原因。

流亡藏人:北京将西藏变成巨型监狱

【大纪元2012年09月26日讯】 (BBC 中文网)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周二(25日)说,中国正在将西藏变成一座巨型监狱,中国即将进行的领导人交替并不能带来乐观结果。

来自世界各地约400多名西藏人在印度北部的山城达兰萨拉召开四年以来最大集会,旨在让世界关注西藏在中国统治下的悲惨处境。

为期4天的大会是自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决定退出政治,让流亡政府新总理桑盖承担政治责任以后的首次大会。

西藏流亡议会的议长在开幕式上谴责了中国当局的镇压措施,他说中国的压制政策是导致最近51名西藏人自焚的原因。

流亡议会议长潘帕·次仁说,西藏实际上仍然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中国把西藏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

中国今年晚些时候将实现权力交接是与会代表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有人分析说,未来的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的政策。

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对记者说,中国一些领导人更倾向于改革,另外一些人认为应该保持强硬政策。

他说局势不容乐观,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继续维持强硬政策,但从人的角度,应该保持希望,希望新领导人会在西藏问题上有新看法。

达赖喇嘛虽然仍然被看作是西藏流亡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他没有参加会议,这似乎符合他“退出政治”的说法。不过达赖喇嘛在周五会议结束时将举行特别的祈祷仪式。

(责任编辑:辛民)

我是流氓我怕谁发在网上无所谓-中国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杨林村狂吼

转自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7404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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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主任(正局级)杨林村雷人语录:
  我当流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都是道上的人,你们要是道上的人,咱就给你说说道上的事。
  道上的事你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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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浙江鑫富药业向临安市公安局举报我及鑫富药业6名职工盗取其商业秘密技术,临安市公安局将鑫富药业副总汪军提供(非公安破获)的所谓被盗的商业秘密技术资料交给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委托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就上述技术是否是非公知技术进行司法鉴定。

  杨林村作为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和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负责人,精心策划,制造了中国史上最大一起司法鉴定冤案:我和鑫富药业6人因此被 判入狱;我被法院判令赔偿鑫富药业3100万元。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和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主要违法事实如下:

  一、聘请非专业领域、无鉴定能力的专家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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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所涉技术是微生物酶法生产D-泛酸钙、D-泛醇相关技术,非微生物领域专家不能就该技术是否是非公知技术做出判断。当年参与该涉案鉴定【国科知鉴 字(2007)90号】的三位专家。在我再三追问和感动下说出了实情,并给我出具了书面证明。一位专家说“我不是微生物专家,我对微生物酶法生产D-泛酸 钙技术是否是非公知技术不能做出准确判断。”另一位专家说“我不是微生物专家,我对微生物酶法生产D-泛酸钙及D-泛醇技术不熟知。”第三位专家说“我是 知识产权法律学者,在鉴定中未对技术问题发表意见。”我就此事质问杨林村,杨林村看着三位专家出具的证明,居然依旧坚称三位专家是有能力做该鉴定的。请西 医开中药方,在铁的事实面前,公然指鹿为马,这将是中国司法鉴定史上最幽默的,令人笑破肚皮的一个大笑话。在如此重要且人命关天的高位上,居然有杨林村这 样公然颠倒黑白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参与鉴定的专家都有司法鉴定资质证书,证书上明确载有专家的执业范围。我要求杨林村出示在该中心执业登记的这三位专家 的司法鉴定证书复印件,杨林村不敢出示。在鉴定报告书附件中,杨林村怕事情败露,在鉴定报告后没有按规定附鉴定人的执业证号和执业证书,刻意违规隐瞒鉴定 人的执业身份和所属专业领域,恶意欺骗当事人!浙江省临安市公检法、杭州中院、上海一中院均未对三位专家的鉴定资质认真审查,居然集体眼花,直接认定鉴定 合法。

  二、无司法鉴定资质却出具司法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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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国家出台了《全国人大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司法鉴定通则》,对全国司法鉴定市场进行了重新规范,规定司法鉴定机构由司 法部门统一登记管理。2007年,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为了能继续做司法鉴定业务,向北京市司法局申请成立了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2007年 临安市公安局委托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做该司法鉴定的时候,该中心已无司法鉴定资质。无司法鉴定资质却接受司法鉴定委托,属严重违法。浙江省临安市公检 法、杭州中院、上海一中院在刑事和民事审判中对鉴定机构资质审查,又一次集体眼花。

  关于该鉴定报告加盖了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公章一事,杨林村先是说:“鉴定是北京国科司法鉴定中心做的,鉴定书上之所以盖了科技部知识产权事 务中心的章,是应委托鉴定人临安市公安局的要求盖的。只有盖了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章,他们回去才好向领导交差。当时,我们认为盖了知识产权事务中心 的章,不会影响鉴定的效力,所以就盖了。”后又说“鉴定报告不是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做的,是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做的。我们为增强该鉴定的效 力在报告上加盖了北京国科司法鉴定中心的章。”恰恰是这个无司法鉴定资质又“不会影响鉴定效力"的章,产生了巨大效力。在刑事审判中,法官说该鉴定是临安 市公安局委托国家权威部门(科技部)做出的,并据此驳回了我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直接把我们7人定罪判刑。上海一中院又据此驳回了我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 判令我赔款3100万。

  三、奉金钱至上,视法律为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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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林村视金钱如命,只要委托鉴定人给钱,他就会尽最大努力满足委托人的所有的哪怕是违法的要求。法律规定:对委托方委托事项无鉴定能力的,司法鉴定机 构不得受理。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无司法鉴定资质和能力,却接受了鉴定委托。法律规定:对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完整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知识产权事 务中心不但违法受理,而且花2000元为临安市公安局单方收集资料。法律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做司法鉴定,要独立、客观、公正。据参与这次司法鉴定的专家 讲,在做司法鉴定过程中,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人曾带他们到临安市与临安市公、检、法的人做了深度沟通,差旅费是事务中心出的;加之,该报告是由两个 单位盖章出具,这样就彻底失去了该司法鉴定报告的独立性。法律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只能在一个司法鉴定机构执业。做出该鉴定报告的三位专家,均为登记在北 京国科司法鉴定中心执业的司法鉴定人,他们不能同时在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执业。综上所述,该司法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浙江省临安市公检法、杭州中院、上 海一中院在刑事和民事审判中认定鉴定程序合法,再一次集体眼花。

  四、将公开技术的整体组合认定为非公知技术,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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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无视涉案技术已全部公开的事实,将微生物酶法生产D-泛酸钙、D-泛醇相关技术认定为非公知技术。在今年7月20日,中国 知识产权报组织的国内著名专家研讨会上,11位专家对该鉴定结论和眼花法官给予了充分否定。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找观看法制中国录制的“11专家京城把脉眼花 法官视频”。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司法鉴定结论连眼花法官都看不下去了。因为D-泛醇和D-泛酸钙是工艺不一样生产过程毫不相干的两个不同产品,将这 两种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的整体组合称为非公知技术实在讲不过去。于是,在刑事和民事判决中,法官们又一次集体眼花,故意将鉴定结论中的D-泛醇漏掉,眼花 法官未经鉴定人同意,擅自修改鉴定结论,瞒天过海,违法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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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在此案中,我被判服刑三年六个月。我在看守所羁押和监狱服刑期间,身心遭受巨大摧残,落下强直性脊柱炎、心脏病,导致终身残疾,失去了劳动能力。 面对3100万巨额赔款,我仰天哀叹。父母年迈,妻子无工作,小儿子在读初中,全家生活无着落,父母妻儿整日以泪洗面。万般无奈,我来北京喊冤讨说法。今 天是我在科技部门前喊冤、实名举报第七天。是我到北京市司法局喊冤、实名举报第三天。我要求科技部和北京市司法局给我出具撤销国科知鉴字[2007]90 号司法鉴定的书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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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正义一定能取得胜利,不达目的我绝不从北京回家。我家离京城1000多公里,来京城路费、饭费、住宿费很高,我们拖不起,请全国人民和我一起计时,敦促有关部门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我的难处,尽快给我书面答复!我好以此为依据去申诉!

  举报人:姜红海(实名)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日

“我是流氓我怕谁” 某中心高官粗口惹40万网友围观

“我当流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道上的事你懂不懂?!”……很难想象这些“雷人”的话出自某一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一位负责人的口 中。近日来,一则带有视频的帖子—《我是流氓我怕谁,发在网上无所谓——中国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杨林村狂吼》在网上迅速传播并引起网友热议。而在该帖子中的 视频中,一个被网友称为“某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主任杨林村”的男子确实语出“雷人”。

  实名举报:

  网曝视频惊爆“雷语”,面对来访者某一中心官员言语雷人

  9月6日,网友“9011ls”在大众论坛发帖——《我是流氓我怕谁,发在网上无所谓—中国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杨林村狂吼》。从该帖子所带的视频中,记者注意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手拿矿泉水瓶,正在与坐在对面的 来访者商讨事情,双方商讨焦点集中在来访者提出的“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司法鉴定错误,受害人因此坐牢”等内容。该名头发花白的男子被坐在对面的来访者称为 “杨林村”。

  在视频中,双方商讨不久,就话不投机争吵起来,双方情绪激动,该花白头发的男子不时冒出“我当流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都是道上 的人,你们要是道上的人,咱就给你说说道上的事。”、“道上的事你懂不懂?!”等颇“雷人”的激烈言语。网友“9011ls”称该头发花白男子即某知识产 权事务中心主任(正局级)杨林村,并整理了他的“雷人语录”。

  同时,记者注意到,该帖子中还附带了一份实名举报的文字材料,举报人叫姜红海(姜红海实名举报内容帖 文:http://bbs.dzww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99984& page=1&extra=#pid43406368)。姜红海在举报材料中称:“2007年浙江鑫富药业向临安市公安局举报我及鑫富药业6名职 工盗取其商业秘密技术,临安市公安局将鑫富药业副总汪军提供(非公安破获)的所谓被盗的商业秘密技术资料交给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委托科技部知识产权 事务中心就上述技术是否是非公知技术进行司法鉴定。杨林村作为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和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负责人,精心策划,制造了中国史上 最大一起司法鉴定冤案:我和鑫富药业6人因此被判入狱;我被法院判令赔偿鑫富药业3100万元。”

  9月25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到姜红海本人。他告诉记者,杨林村所在的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和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主要有以下违法事实:第 一,聘请非专业领域、无鉴定能力的专家进行鉴定;第二,该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无司法鉴定资质却出具司法鉴定报告;第三,该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和北京国科知识产 权司法鉴定中心奉金钱至上,视法律为儿戏,司法鉴定程序违法;第四,无视涉案技术已全部公开的事实,将微生物酶法生产D-泛酸钙、D-泛醇相关技术的整体 组合认定为非公知技术,颠倒黑白。

  姜红海表示:“在此案中,我被判服刑三年六个月。我在看守所羁押和监狱服刑期间,身心遭受巨大摧残,落下强直性脊柱炎、心脏病,导致终身残疾, 失去了劳动能力。面对3100万巨额赔款,我仰天哀叹。父母年迈,妻子无工作,小儿子在读初中,全家生活无着落,父母妻儿整日以泪洗面。万般无奈,我来北 京喊冤讨说法。我要求相关部门给我出具撤销国科知鉴字[2007]90号司法鉴定的书面决定。”

  对此,北京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郝臣之表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做好过渡期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截止到2005年10月1 日,杨林村所在的该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司法鉴定资质已废止,之后该中心也无取得新的司法鉴定资质。而涉案鉴定是2007年11月做的,该中心无司法鉴定资 质接受委托并出具司法鉴定报告,聘请非涉案技术专业领域专家进行鉴定,而且为鉴定委托方单方搜集鉴定材料,鉴定程序违法。而杨林村所在的某知识产权事务中 心网站称该中心具体工作内容之一为‘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技术鉴定’,十分不妥。”

  发生在两家世界最大的维生素B5(D -泛酸钙)生产商之间的较量再度“升级”。针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山东新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药业)停止侵害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鑫富)D -泛酸钙生产工艺的商业秘密,并按研发成本全额赔偿*ST鑫富经济损失3100余万元,新发药业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遂向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对两家公司的生产技术进行对比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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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由誰掌舵?9名常委可能不會削減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戴維•皮林

今年11月6日或7日,兩位穿西裝的美國人會出現在電視熒幕上。即便關掉聲音,你也能從他們的表情中看出,哪位當選了美國總統,哪位沒有。

而從現在到今年年底,在某個不確定的日子,一批人數不確定的中國官員,將身穿深色西裝,一邊為自己鼓掌,一邊走上人民大會堂主席台。從他們出現的順序中,明眼人能夠看出誰是主席,誰是總理,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國最崇高的執政機構)擔任什麽職務。在他那本扣人心弦的著作《黨》(The Party)中,我的同事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寫道,那盛大的場面“在現代中國實屬罕見,是一場真實的政治大戲的生動公演”。

如果中共保持目前10年一次的換屆頻率(且如果中共能維持統治),下一次中美兩大世界強國幾乎在同一時間選舉國家領導人將在2032年。因此,對於選舉研究者而言,今年的機會如日全食一般難得。

在美國,關於總統候選人,我們幾乎瞭解一切需要瞭解的——只除了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的納稅申報表以外。而在中國,關於新一屆領導人,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只除了一點,薄熙來已經出局。

近期,中共選出了2270名黨代表,出席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將任命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班子。中共官方試圖表現出,本次黨代表選舉過程是中共史上最“民主”的一次。中共強調一些代表低微的出身——有礦工、工廠工人、公交車司機,還有22歲、在倫敦奧運會(London Olympics)上獲得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的焦劉洋。中共官方報紙《中國日報》(China Daily)驕傲地指出,十八大代表差額選舉比例應多於15%,這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共看來,這顯然幾乎算是自由放任了。

實權部門中組部二把手鄧聲明表示:“十八大代表選舉是一次透明選舉、陽光選舉。”可想而知,他說的陽光,必然是透過北京常見的那種充滿煤塵和各種顆粒物的霧霾看到的陽光。

十八大的召開日期本身還是個國家機密,可見換屆過程是多麽透明。香港報紙《明報》(Ming Pao)不久前猜測,十八大將提前至9月召開,以示薄熙來事件之後中共仍然是團結的。中共官員們只會反復表示,十八大將在2012年下半年某個時候召開。就連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班子的人數也不得而知。目前有9名,有可能削減到7名。不過也說不好,也可能不會削減。

選舉的結果不會容忍任何意外,而會提前確定。就在十八大代表之一焦劉洋在倫敦打破奧運會紀錄的時候,中共高官們正忙著確定真正的大事。他們聚集在北戴河——深受中共領導們青睞的海濱勝地,在那個高牆環繞的綜合療養所內部,氣氛顯然是開放而民主的——在那裡,高官們開始完成選舉的最終程序。

薄熙來被羈押一事,令換屆過程嚴重偏離了軌道。這位狼狽下臺的前重慶市委書記,曾公開發起攻勢,謀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席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唯一公開謀求這一席位的人,卻被禁止參與競爭。薄熙來遭到整肅,其妻谷開來不久前經過僅一天的審判被判犯有謀殺罪,這些跡象顯示,換屆過程已經回到正軌。中國政府正加強安保工作,壓制任何不滿的表達。無權無勢者的沉默,顯然標志著中國的民主進程正處於全盛時期。

如果一切按計劃發展、本次換屆順利完成,這將是中共自1949年開始執政以來的僅第二次順利換屆。鄧小平經過長時間的鬥爭,才從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手中奪過大權。江澤民在天安門事件後的混亂時期接替了鄧小平。在薄熙來事件之前,中共費盡心思向外界釋放兩位新領導人的人選信號。不出意外的話,接替胡錦濤擔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將是習近平,接替溫家寶擔任中國總理的將是李克強。兩人在國內頻繁露面,還對美國和歐洲進行了具有濃厚象徵意味的出訪。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新的領導班子甚至不需要為制定自己的施政綱要而操心——去年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2011-2015年)就是他們的施政綱要。

換屆過程的不透明性與換屆的重要性直接相關。盡管中共已轉向集體決策,盡管如馬利德所寫,“在向權力頂端攀爬的過程中,他們之間的任何根本政治差異都已經被清除”,但由誰來當中國的掌舵者仍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人們大概會認為,打個比方,(可能)具有自由化傾向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是否入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非常重要。同樣,由誰來負責國內安保工作也非常重要。在現任中央綜治委主任、鐵腕人物周永康的領導下,安保預算已超過國防預算。新一代領導人有多重視經濟向內需的再平衡,希望以何種力度控制利率和銀行信貸,在外交政策方面想如何定調,這些應該都是非常重要的——簡直讓人想就這些問題來一場電視辯論。

譯者/何黎

王立军花900万“英烈基金”为宋祖英红歌会买单

一次包括宋祖英、赵本山在内的演出,重庆公安系统就动用了九百万元的英烈基金购买门票

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期间,成立了一个规模为一点五亿元人民币的「英烈基金」,用来抚恤公安系统伤亡人员。据《重庆商报》报道,「重庆人警察察英烈救助基金」成立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由「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倡导,重庆国际信託有限公司发起」,身为重庆国际信託有限公司掌门人的翁振杰,成为该基金的主要运作负责人。

以英烈基金购买门票

据重庆警界人士称,一次包括宋祖英、赵本山在内的演出,重庆公安系统就动用了九百万元的英烈基金购买门票,「英烈基金」实际上成为翁振杰帮助王立军运作的「小金库」。

翁振杰在金融界的能量巨大,进入金融行业的从业资格通过时任重庆市银监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罗广的关係运作成功,罗广之后出任市金融办主任,与主抓金融工作的黄奇帆工作关係密切。该消息人士称,罗广的妹夫、罗家利益代言人杨强曾向陈坤志成立的渝安路桥公司发放高利贷,这笔交易在被发现问题后,杨强才被开除。

消息人士还透露,经翁振杰的关係,主抓金融工作的市长与一位目前在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的刘姓女子相识,业务关係甚密。在中国官场环境下,异地调动的黄奇帆,家眷还留在上一个任职之地上海。

此外,王立军二零一一年出任重庆市副市长,第一次表决时提名未被通过,再次表决时,王立军需要来自市政府方面的支持。翁振杰与市政府官员的关係,对王立军顺利升官有所助益。

在「英烈基金」与市政府表态的「软硬兼施」下,王立军对翁振杰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但王立军仍利用张明渝对翁振杰进行间接的制衡。王立军事件后,这场实名举报的主角张明渝目前的人身安全暂时得到了保障,但重庆未来几个月的变局仍令张明渝有所心悸。

在香港某投行任职的黄奇帆之子一次随香港企业代表团到重庆考察,席间父子二人聊起举报事件,据当时在场人士称,黄奇帆痛斥张明渝。

靠朋友接济维持生活

目前,张明渝只有靠朋友的接济维持生活。对于一个不惜以污点证人身份实名举报、准备玉石俱焚的人来说,这一个多月以来重庆官场的剧变似乎让他看到一线希望,但举报之路走得很艰辛,直到现在,张明渝约见记者,都要临时变换地点,以免被跟踪。

三月十五日被突然释放的当天,北京友人打来电话告诉张明渝,温家宝在前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并汲取教训,张明渝在《我被七十三条》长文最后说,「听到,我的眼眶湿润了」。

来源:亚洲周刊

直击美众议院听证会 曝光中共惊人罪行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简称DAFOH)发言人:达蒙‧诺托医生(Damon Noto,MD)

达蒙‧诺托医生(Damon Noto,MD):谢谢你让我今天来这就这样重要的话题发言。我是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DAFOH)的发言人。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向你们透露我们在过去十年里得知的资讯。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完全不道德的器官移植业的证据一直不断增加,令医学界感到担忧。回到你们已经提到过的,在1998年一个监狱看守在这里作证。然后在2001 年,一名叫王国季(Wang Guoji,音译)的中国医生逃到美国,在国会前作证说,中国正使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这是当时中共完全抵赖的。

之后,很多医生开始对中国1999年以来器官移植以指数快速增长感到非常震惊。后来移植中心的数字就急剧上升。中国移植中心在1999年是150个,到 2000年初就达到了600个以上。据中国卫生部副部长说,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在1999年是几百例,到2008年一年就超过了1万例。中国日报报导称,2006年器官移植的实际数字是两万例。现在外界广泛认识到,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更烦恼的是,有证据显示,中国似乎存在过剩的器官,它们的医疗旅游业蓬勃发展。它们所有的互联网上都登有医院的广告,说他们可以保证病人在几周时间内就得到器官,甚至还可能提前。正确看待这一点,在美国,一个肾脏的等待时间就超过三年。很显然,中国器官摘取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产业。中国的医疗中心常常说,它们收入的头号来源就是它们的移植部门。它们在它们的网站上说,一个角膜它们要收取3万美元,一颗肾要收6万美元,一颗心脏收10万美元。想像一下,一个人就值几十万美元。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也在理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但是,你真的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一,中国并没有正式而公开的器官捐赠专案。二,他们并没有有组织的全国分配系统。尽管尝试了多次,北京红十字会自己也在2011年说,在过去20年中,全国只有37人已登记为器官捐赠者。与英国相比,英国有 1800万人登记为捐献者。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精神上强烈的相信,他们死后入土,器官需要保持完整。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中国是如何成为了世界第二号器官移植大国,以及这些器官来自哪里。在2005年,在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承认,有超过95%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 2010年,他再次表示,1997年到2008年间,中国进行了超过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90%以上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这是中共自己说的。

虽然中共政府承认,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死刑犯,但实际上不论是他们每年处决的人数还是每年移植器官的人数,都没给出官方的数字。如果看看许多想要估计这一数字的专家,每年中国执行大约2000到8000例死刑,超过了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但这仍然达不到他们说的每年移植1万例器官。因此,有数字没有计算进去。即便是他们每年处决1万人,进行1万例器官移植,仍然存在巨大的出入。这是为什么呢?,那被处死的1万人要完全匹配需要器官的1万人,这简直不可能。进行器官移植时,真的有那么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很多时候,我们使用的比例为10比1。为一个人找到一名合适的供体,就需要10人。所以,如果我们凭这些数字判断,他们不可能处决了1万人。照他们说的这样的方式,他们就必须处决至少约10万人。

再就是时间的因素,这需要真正了解。一旦你摘取了某人的器官,那并不是说你可以永久性的保存这些器官。时间窗很短。举例说,一旦你从人体上摘取了一颗心脏,就只能保存大约8小时。你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自己的法律说,囚犯一旦被判了死刑,就必须在7天内被处决。这几乎是很自然发生的。

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所有这些在死亡名单上的人。那根本不像这样的。这意味着,被判死刑的囚犯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进行的所有器官移植,特别是当我们谈论医疗旅游患者时。那么,他们如何能拥有这种能极短时间内就找到器官的“按需移植系统”呢?唯一的方式就是,他们拥有另一个按需所取的活供体来源。我说活人供体。这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实际的移植手术本身就变成了处决人的方式。

正是经过了许多不同的调查,我们现在逐渐相信,是中国的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藏人、维吾尔族人、家庭基督教会信徒,在因他们的器官而遭到杀害。现在我们中许多人都相信,法轮功学员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因为很多人相信,他们在今天中国良心犯中人数最多。

此外,如果你看看中国器官移植开始迅速发展和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间线,它几乎是与两者同在1999年开始完全平行的。而且你们知道这一事实,法轮功学员处于特别弱势的地位,造成他们在狱中常常不给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以保护他们的家庭和亲人。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被关押期间,多次受到验血、尿检、体检、超声评估等检查。

这一切怎么可能呢?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军队控制了监狱系统、劳教所和大多数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因此,他们能够进行所有的协调,并使活摘器官成为可能。他们有能力守口如瓶地去做。那么,这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我们有美国医生、美国医院、和面临极重大困境的美国大学。我们有一个美国医生需要知道正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目前,我们有内科医生,就像丹诺维奇博士刚才所说的,他们有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我们有自己的医院,培训那些来自中国的移植外科医生。我们有大学参与和资助中国关于移植的研究。我们有一些著名的制药公司销售移植所需的药物,甚至资助中国的临床试验。

如果我们每天看看这些数字,有几十人正因他们的器官而遭到杀害。如果我们再等上5年,正如中国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说的,要花5年来停止这种行为,那么可能还会有5万条无辜的生命被夺走。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希望美国政府对此事进行正式调查,并公布它掌握的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证据。

我们怎能期望医生和医院在没获得所有资讯的情况下,就做出正确的决定呢?事实上,我们的医学界可能成为这场恐怖悲剧的帮凶。我还建议国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从囚犯和良心犯身上强制摘取器官。

谢谢。

传十八大日期确定 常委名单统一

作者:赵培  

  9月25号凌晨,微博传出中共十八大定在10月18号。海外媒体也同时爆料,中共十八大定在10月18号,七中全会定在10月9号。我们在上一个微视频说了,9月24号中共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如果取得统一,将会决定十八大和七中全会日期。现在看来已经取得“统一”。

9月24号决定的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还不知道,消息应该会很快泄露出来。现在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在各种预测中都有的政治局常委有王岐山和李源潮。剩下的汪洋、刘延东、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和刘云山都有可能。

在9月24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永康正在外国访问并没有出现,也就丧失了发言权。李长春白天并不在北京,在晚上回到北京参加了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颁奖晚会。

在 周永康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江派的曾庆红变现异常活跃。9月22号晚上,曾庆红陪同江泽民在国家大剧院看音乐剧,就是想为9月24号的政治局会议造势, 但是中共的党媒表示了沉默。9月24号白天,曾庆红亲自参加了“伍绍祖遗体告别仪式”。曾庆红不是为了伍绍祖而去,是为了见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 林、习近平、李克强和贺国强这七个政治局常委而去。

曾庆红从台后跑到台前也表明江派9月24号之前在下一届常委竞争中处于劣势。由于薄熙 来案,江派本身已经分崩离析。习近平由于被周永康和薄熙来背叛已经疏远了江派。俞正声摆明自己是受邓小平家族推举与江派无关。张高丽倒向习近平。至于曾庆 红的上下活动能否起作用还要看最终的名单。微视频会为大家提供最快资讯。





来源: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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