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展览公司不是哈根斯的合作伙伴,是隋鸿锦的合作伙伴。
背景:摘自 横河:庭审、人体展和大连
冯•哈根斯的人搞了一个人体展,正好当时在世界各地巡展。就是冯•哈根斯最先发明一种人体塑化的技术,就是用塑料来替换人体的组织,这样人体组织就不再腐烂,就是塑化了。然后把这塑化的人体拿到世界各地去展出。
塑化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他设立了工厂专门把人体组织,或者完整的人体进行塑化。他有三个工厂,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亚的吉尔吉斯坦,最大的一个是在中国大连,在中国大连的工厂占他总的生产量的80%左右。大连工厂建立的时间是1999年8月。
后来由于人体展在世界各地的巡回,各地的主流媒体都有不少的报导,因为争议非常大,牵涉到伦理和尸体来源,所以争议非常大,因此各地媒体都报导了。其中比
较著名的就是英国《卫报》做了报导、美国的ABC电视台有一个系列的报导,其中有一个节目就是“TWENTY-TWENTY”,就是“20/20”,这个
调查是最为详细的。国内有个媒体《了望东方周刊》也做了报导。
冯•哈根斯,大连工厂的经理,主要负责人,操作的人是大连医科教授隋鸿锦。隋鸿锦在一年以后就和冯•哈根斯分道扬镳了。到了2002年他开了一家自己的公
司,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也是做同样的人体塑化。也就是说跟冯•哈根斯竞争了,他声称他的背后是大连医科大学。
隋鸿锦的人体展在美国是由一家叫做第一展览公司代理的,这家公司英文名字叫:Premier
Exhibitions。这家公司不仅在经营人体展,同时还在网络上出售塑化的人体和人体的器官。第一展览公司展览的人体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大连医科大学生
物塑化有限公司,就是它没有其它的人体来源。尽管第一展览公司的主办负责人声称他的尸体没有来自死刑犯,全都来自愿捐赠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出示任何可靠的
文件来证明他这个说法。
在美国ABC电台报导这件事情以后,2008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承诺说政府会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但是这个调查到现在都没有听到有下文。
同时,美国的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也宣布进行调查,他们调查以后得到一个结果,就是第一展览公司同意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这个公司展出的人体,包括有从中国警察局得到的,声明说中国警察局可能从中国监狱得到人体;而第一展览公司无法独立证实你们现在看到展出的人体不是来自中国监狱监禁的人。也就是说在纽约总检察长调查以后,他不得不声明尸体是跟中国警方有关的。
而加州州议会也通过了州议员马世云的提案,这个提案提出来:没有捐赠者签署同意书的人体禁止在加州展出。这是人体展一个简单的回顾:人体展是怎么回事。跟人体展相关的争议最大的是人体的来源问题,我们把人体来源问题在争论什么问题也跟大家说一下。
《明镜》周刊的报导说在哈根斯尸体加工厂附近,有三个刑罚关押营地。所谓“刑法关押营地”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监禁犯人的地方,可以是监狱,也可以是劳教所,它特别提到有省第三监狱和劳教所。文章里特别提到在臭名昭著的姚家监狱里面专门关押的是政治犯,其中有法轮功学员。谈到这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经常被报导说他们被酷刑和性虐待的事情。这是西方主流媒体这一类报导当中,最早也是唯一一个提到法轮功学员有可能是这里展出尸体来源的一个调查报告。
这里头又提到哈根斯从前的合作伙伴隋医生,后来成为他不愉快的竞争对手。报导说,据说他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要自己在2008来夏季奥运会之际办一个人体世界展,目的是能争取到更多的游客和外汇。这里特别提到隋鸿锦医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是这里没有提到得到哪一级政府的支持。
冯•哈根斯本人他坚持说自己展出的人体是来自欧洲人的自愿捐献,没有来自中国的死刑犯,但是他没有说那些没有展出的,来自中国的人体来源是什么。不过,当
时ABC电视台采访过一位证人,这个证人是为冯•哈根斯搜集尸体的,当然后来他转而为隋鸿锦工作,他就翻供了,说当时是冯•哈根斯让他撒谎的。
不管他撒谎不撒谎,撒了什么谎,说了什么,这个跟我们今天谈的内容没有关系,关键是当时他给ABC电视台出示了两件证据,一个是一大堆盖着公章的介绍信,说明了他搜集尸体不是非法的,是得到中国大连官方支持的,或者说他是在为官方工作。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他提供一张几个被反绑双手、双脚,面朝下扔在雪地里面的尸体照片。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为谁工作,他搜集尸体是得到官方支持的,因为一般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处死刑的尸体,更不要说去把这个尸体给拿走了。
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个瓶颈效应,就是和器官移植一样,人体塑化这一行也有一个瓶颈,就是新鲜人体。器官移植有两大限制因素,第一是组织配型,第二是器官供体。当有效的免疫抑制剂广泛应用以后,组织配型问题就不再是限制器官移植的瓶颈了,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器官供体。
当时中国官方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人们在质疑为什么中国的器官移植在1999年以后有这么大的数量上的扩张?他们回答是说解决了免疫排斥等技术方面的问题。
这个是公然的撒谎,因为没有供体的话,技术再突破也没有用。人体塑化也是一样的,冯•哈根斯解决了技术的问题,一旦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了以后,唯一的限制也
是人体供应上。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当时他的工厂要选大连?大连当时的市长是薄熙来,大连政府给冯•哈根斯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使得他在中国考察了4、5个城市以
后,最终确定选定大连?这是一个德国的独资企业,立项注册是要经过市政府批准的。他在选大连的时候,尸体的来源是不是一个重要考量?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来考虑。
同样的道理,隋鸿锦在把技术学到手以后,他要另开炉灶的话,他也只有两个限制,因为他引进技术了,所以技术不是限制了。一个限制是后台,因为毕竟是处理人
体,他需要钻法律的空子,他要钻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后台是不可能的;况且2006年以后,中国通过了法律不准出口人体尸体,他是怎么进行的?所以没有后
台,这是不可能进行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质疑的主要因素。
另一个限制,就是人体来源。事实上这两个限制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人体来源也必须要有相当硬的后台才能够实现,如果不能保证足够的人体来源的话,没有人是敢开这样一个公司的。
隋鸿锦的公司声称他的尸体都是来自大连医科大学。这个公司在ABC暗访的时候,他说大连医科大学原来拥有70%的股份,后来曝光以后考虑到形象不佳而撤出
去了。而大连医科大学的校长在接受ABC电话采访的时候一口否认和这个公司有任何的关系,就是他不承认给这个公司提供过尸体。
即使真的像隋鸿锦所说的,由大连医科大学提供尸体的话,一般医学院校他们自己的教学人体标本来源都不是很够用,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大量的提供给他来作为商业运作?所以这个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
从西方媒体和他们所得到的证据,他们所质疑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尸体是不是来自死刑犯。当然第一展览公司是一口否认的,他说是来自中国的自愿捐献。这个说法和当时中共对器官供体的说法是如出一辙的,就说中共当时对器官供体先是一口否认来自死刑犯,后来又说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以便掩盖它的真实来源,就像外界所指控的是来自法轮功学员。
其实作为人体展,自愿捐赠的比例要比器官移植还要少的多,因为器官移植还有一个亲属可以自愿捐赠对称器官当中的一个,比如说捐赠一个肾给亲属或者朋友,但
是这种愿意捐赠一个器官、一个肾脏的人,绝对不会说同意捐献自己死后的身体做标本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展览,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心理上、文化传统上更难突
破。
时间和空间的巧合
如果说中国这几年还能找到几个捐赠器官的人的话,捐赠自己的身体做展览的恐怕一个都不会有,就是死刑犯都不会有。这两个人体工厂都声称得到大连政府的支
持,除了每个城市对于外资企业都同样会提供的场地、税收上的好处以外,还有什么是大连政府能够提供人体工厂最需要的东西?这个是我们需要提出来的问题。因
为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在2000年前后招商的高峰期间,都能够提供场地和税收上的好处,都是一样的,大连有什么特殊的,能够提供什么是人体工厂最需要的?
《明镜周刊》在报导当中说到,在一份可靠的报告当中,部门经理建议他的老板用以下可能渠道获取捐献尸体:一、警察局;二、火葬场和敬老院;三、监狱和医院
的太平间;四、其他医疗机构;而尸体捐献栏目排到了最后一位,并且被加上“超极慢”的备注。也就是说这些工厂人体来源是得到大连公检法大力支持的。
你看第三个监狱,那就是要有法院的,就说来自法院、监狱的支持。他们可以是提供死刑犯尸体,因为执行死刑是法院的法警执行的,而人是从监狱提出来的,所以这二个部门可以提供死刑犯尸体。
但是警察局也就是公安,公安和死刑执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如果有持续不断来自公安提供人体的话,那会来自什么人呢?谁又有权力可以统管分属政府和人大的不同系统的司法机构?因为公安是归政府管的,是属于政府的,而监狱和检察院是向人大汇报的,它们来自不同的系统,谁能够统一管?
通过重庆的唱红打黑和薄熙来的倒台,我们都可以看到薄熙来在他统治的地方是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独裁的,你像这个公检法的系统仅仅在重庆就有上千警察被他
打黑。如果说公检法系统有人敢于瞒着薄熙来搞大批和器官移植、尸体买卖那一类的事情,而不得到他同意的话,是不可能的!在重庆的事情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是这
样,也说明在大连的时候就是那样。更何况当时在大连的时候还有他的死党车克民,作为国安局的党委书记当他的眼线看着其它的部门。
唯一的例外是除非公检法的人面对的是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谷开来一发火,重庆四大警察头子都得乖乖的就范。我们现在不是看了吗?审这四个重庆的警察,关于杀海伍德的事情,他们掩盖,为什么掩盖?是因为谷开来说话了。
而谷开来本人她绝对不是一个家庭妇女型的人物,她在大连开了律师事务所,和另外一家她做后台的投资公司,按照姜维平的说法,她几乎垄断了大连所有外资投资领域,只要是外资来大连投资,没有她不经手的。这个尸体工厂是独家外资,跟她有没有关系?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时间上的巧合,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冯•哈根斯大连工厂1999年8月建立,一个月以后;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
2002年成立,正好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也是中国器官移植暴发性增长的时期;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也是从辽宁沈阳曝光出来的,2006年曝
光的。
而这段时间正好是薄熙来在大连和辽宁执政这一段时间。薄熙来是从1993年到2001年1月在大连担任市长,其中1999年9月开始还兼任大连市市委书记;此后又到辽宁任省长一直到2004年;2004年任商务部长以后,继续保持对辽宁的影响力。
那一段时间也正好是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地位和权势,通过律师事务所和其它她所能控制的商业机构大笔捞钱的时期。一般认为,她后来所说转移出国的60亿美
元,基本上是在那个时期捞到手的。如果说我们开始讲的,谷开来如果在那个时候和海伍德合作,而海伍德后来威胁要曝光,而使谷开来起杀心的事件,最有可能的
是什么事情呢?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呢?好,谢谢大家。
下载收听──转自《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http://www.bodiestheexhibition.com/newyork/disclaimer.html
网页截图
DISCLAIMER
This exhibit displays human remains of Chinese citizens or residents
which were originally received by the Chinese Bureau of Police. The
Chinese Bureau of Police may receive bodies from Chinese prisons.
Premier can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at the human remains you are
viewing are not those of persons who were incarcerated in Chinese
prisons.
This exhibit displays full body cadavers as well as human body parts,
organs, fetuses and embryos that come from cadavers of Chinese citizens
or resid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human parts, organs, fetuses and
embryos you are viewing, Premier relies solely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its Chinese partners and can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at they do not
belong to persons executed while incarcerated in Chinese prisons.
(泛华网注:完整翻译见“尸体展主办方承认尸体来源于中国警方”)
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2年8月15日星期三
《纽约客》 谷开来谋杀案审判:关门判案
核心提示:谷开来案审判结束后,官方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公开审判",但这一声明明显和事实不符。
原文:THE GU KAILAI MURDER TRIAL: A SHUT AND SHUT CASE
发表:2012年8月9日
来源:《纽约客》中国来鸿
作者:欧逸文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片来源:Alexander F.Yuan/美联社】
中国式体制的高效性在美国政界和商界有不少狂热的支持者,对这些人来说,谷开来谋杀案又开创了新标准。尽管这出法律闹剧纷繁复杂,牵扯多名被告,并涉及高层腐败及大规模越境转移资产,但周四开庭,到傍晚的时间就结束了。
此 案办案神速在中国司法界也不常见。原因正如我在"每日评论" 栏目中对此案的预测,中共想草草结案而不愿过分追究那些令中共高层难堪的犯罪细节,包括谷开来作为中国著名律师怎么会被起诉涉嫌谋杀一个英国商人的,以及 她被免职的丈夫薄熙来在每月只有1585美元公务员工资的情况下家产怎么会暴增至1亿美元。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谷开来站在被告席上,身穿开领白衬衫和黑色西服,留着那种曾经是低调的中共高层夫人特征性装扮的短发,虽然没有梳理但也不很凌乱。据传谷患有癌症,庭上的她不显憔悴,似乎比近几年照片中更有精神。她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很镇定。
法 庭在审判结束时发表了公开申明,说举行了"公开审判",重申指控谷开来及其勤务员张晓军"因经济利益纠纷"谋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特别地,法院指出谷对 指控没有异议,而且精神稳定。这可能暗示谷和当局妥协以求免除死刑。意外的是谷被列为"主犯而张晓军为从犯"。这一安排可能可以让两人都免于死刑。 法庭对此事件的描述也与北京政治圈中流传的最戏剧化的剧情一样:
"2011年11月13号晚,薄谷开来前往伍德入住的南山丽晶假日酒店16楼1605室与伍德一起饮酒喝茶。后薄谷开来趁伍德因醉酒呕吐需要喝水之机,将事先准备好并由张晓军携带的毒药倒入其口中,导致伍德死亡。"
然 而这一描述留有很多疑点。很难想象,作为一位享有特权的、见多识广的律师,即使在法庭所说被愤怒所驱使的情况下,谷开来却未能找到比杀人更好的解决方式。 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但法院所掌握的"确凿证据"不对外公开,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当时有留下指纹吗?伍德的朋友们坚持说伍德是不喝酒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法 院还说,被告由"他们各自聘请的律师辩护",同时称"140多人旁听了审判,其中包括薄谷开来、张晓军及被害人伍德的亲友,英国领事官员,记者,人大代 表,政协代表和普通群众"。这些声明和更容易获得的证据不符。被告的亲友在审判之前抱怨当局不让被告律师与被告见面。至于所谓的"公开审判",明显外国记 者不允许参加。
判决即将公布。很多人认为此案不仅是对谷开来的审判,也是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审判。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我都不认为判决结果是无罪。
原文:THE GU KAILAI MURDER TRIAL: A SHUT AND SHUT CASE
发表:2012年8月9日
来源:《纽约客》中国来鸿
作者:欧逸文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片来源:Alexander F.Yuan/美联社】
中国式体制的高效性在美国政界和商界有不少狂热的支持者,对这些人来说,谷开来谋杀案又开创了新标准。尽管这出法律闹剧纷繁复杂,牵扯多名被告,并涉及高层腐败及大规模越境转移资产,但周四开庭,到傍晚的时间就结束了。
此 案办案神速在中国司法界也不常见。原因正如我在"每日评论" 栏目中对此案的预测,中共想草草结案而不愿过分追究那些令中共高层难堪的犯罪细节,包括谷开来作为中国著名律师怎么会被起诉涉嫌谋杀一个英国商人的,以及 她被免职的丈夫薄熙来在每月只有1585美元公务员工资的情况下家产怎么会暴增至1亿美元。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谷开来站在被告席上,身穿开领白衬衫和黑色西服,留着那种曾经是低调的中共高层夫人特征性装扮的短发,虽然没有梳理但也不很凌乱。据传谷患有癌症,庭上的她不显憔悴,似乎比近几年照片中更有精神。她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很镇定。
法 庭在审判结束时发表了公开申明,说举行了"公开审判",重申指控谷开来及其勤务员张晓军"因经济利益纠纷"谋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特别地,法院指出谷对 指控没有异议,而且精神稳定。这可能暗示谷和当局妥协以求免除死刑。意外的是谷被列为"主犯而张晓军为从犯"。这一安排可能可以让两人都免于死刑。 法庭对此事件的描述也与北京政治圈中流传的最戏剧化的剧情一样:
"2011年11月13号晚,薄谷开来前往伍德入住的南山丽晶假日酒店16楼1605室与伍德一起饮酒喝茶。后薄谷开来趁伍德因醉酒呕吐需要喝水之机,将事先准备好并由张晓军携带的毒药倒入其口中,导致伍德死亡。"
然 而这一描述留有很多疑点。很难想象,作为一位享有特权的、见多识广的律师,即使在法庭所说被愤怒所驱使的情况下,谷开来却未能找到比杀人更好的解决方式。 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但法院所掌握的"确凿证据"不对外公开,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当时有留下指纹吗?伍德的朋友们坚持说伍德是不喝酒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法 院还说,被告由"他们各自聘请的律师辩护",同时称"140多人旁听了审判,其中包括薄谷开来、张晓军及被害人伍德的亲友,英国领事官员,记者,人大代 表,政协代表和普通群众"。这些声明和更容易获得的证据不符。被告的亲友在审判之前抱怨当局不让被告律师与被告见面。至于所谓的"公开审判",明显外国记 者不允许参加。
判决即将公布。很多人认为此案不仅是对谷开来的审判,也是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审判。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我都不认为判决结果是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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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衰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热钱流出中国
投
资者和企业正日益将资金撤出中国,同时卖出人民币,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这种情况可能会阻碍中国政府为促使经济好转而付出的种种努力。
中国央行周二公布的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较上月减少人民币38亿元(约合5.97亿美元),表明中国出口企业不再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部分投资者正在将资金抽离中国。
在过去10个月中,中资银行有五个月成为美元的净卖出方。在此期间,企业结汇数量仅达到人民币1,450亿元,大大少于通过贸易顺差流入中国的外汇结余(相当于人民币9,050亿元)。
这 和过去10年大部分时间所发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以及对人民币的渴望意味着不仅中资银行收购了通过贸易顺差实现的全部外 汇结余,还有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也就是所谓的“热钱”。在2008年的头10个月,中资银行通过收购外汇而投放的人民币净增量达到3.6万亿元。
过去,大量资本流入中国是导致中资银行贷款失控、资产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关键因素。眼下,资金正在流出国内,这是导致房地产、股票以及人民币币值等一系列资产价格下跌的原因。
与此同时,资金外流导致香港豪宅价格攀升,同时令中国买家远赴伦敦、新加坡和旧金山等房地产市场“一展身手”。
IT顾问Calvin Sheng最近刚刚斥资人民币250万元购置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套公寓。他说,我到银行兑换了首付所需的澳元,然后将钱转账到澳大利亚。我打算到澳洲学习,你可以将此视作一种平衡投资,以防中国经济出现任何下滑风险。
他说,他关注中国的外汇管制措施,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小心谨慎。中国政府对进出中国经济的资本流动施加严格控制,不过短期投机性资金还是常常能够逃过严密的监控。外汇占款余额变动的情况让我们得以窥知热钱流动的方向。
流入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数量减少意味着货币市场的状况进一步收紧,银行想要放贷更加困难,中国政府想要推动增长乏力的中国经济将更加不易。年初迄今,中国央行已经向中国金融体系注入了逾1.4万亿元的资金,但银行贷款数量仍然没有明显增加。
中国政府研究员张明(音)最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恶化的欧债危机、全球金融体系遭受的冲击以及去杠杆化导致资金涌向安全资产,短期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涌入美国。这些因素令中国经济遭受了冲击。
这 其中包括越来越倾向于把资金转移到国外的私人投资者的资金,不过,很难确定被转移资金的确切数额。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和贝恩公司(Bain & Co.)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对2,600名高净值个人的调查显示,将近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
香港媒体工作者Ann Li刚刚在香港购置了一套公寓。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但它拥有自己的法律,而且不受中国的资本管控。Ann Li说,我们认为这是不错的资产配置。我的父母在内地有房产和投资,所以我们在香港买下这个房子。我们也有产权和中国政治前景方面的担忧。
追 踪中国精英财富的胡润百富(Hurun Report)创始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说,中国的富人正在寻求让自己的财富多样化。他说,中国的企业家正在投资商业房地产和股票,他们在房地产领域进行个人投资,主要是在 美国和香港。他说,未来10年可能将继续保持这一趋势。
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也促成了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重大转向。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 下跌了0.7%,这还是在中国央行顶住市场压力、未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情况下。央行陷入这样的处境很少见。中国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人民币,把国内市场人民 币日交易区间控制在很窄的范围内。但是在这个范围内,投资者可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或贬值。
分析人士说,许多中国国内公司正在选择持有美元外 汇收入,而不是人民币,这使中资银行购买外汇的规模减少。花旗银行(Citibank)外汇策略师贺伟晟说,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所以他们持有 更多美元收入。随着人民币继续贬值,我认为这个趋势在未来几个月不会改变。
资本外流也是导致中国资产价格下降的一个原因。上证综指与去年同期相比跌了17%。房价也有所下降,这也反映了政府为楼市降温的努力。在中国东部富庶的浙江省省会杭州市,豪华公寓的价格过去一年下降了8%。
资产泡沫的减少长期来看有利于中国经济。但随着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促增长上,资产价格下降可能会挫伤投资者的信心和积极性。据数据提供商CapitalVue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企业的募资额同比下降了35%,同期新建住宅建筑面积同比下降了13.4%。
中 国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意味着外国资金几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过去,对人民币升值的期待意味着这些资金会很快被兑换成人民币。银行购买外汇的月度数 据记录了这些交易。外汇的购买量低于每月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入中国的资金,这要么意味着热钱流出,要么意味着企业已经决定持有美元外汇收入。
TOM ORLIK
未普:从鲍彤“解禁”说起
文章来源:RFA
13日清晨,网上传来消息,鲍彤破禁,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载文,谈胡耀邦去世前的发病经过。有评论人士和网友说,此事背后定有玄机,这或许意味著鲍彤及其文章已经“解禁”,或许意味著言论管制可能放松。
这样的分析和猜测并非没有道理。《炎黄春秋》是中国最敢打擦边球、最另类的刊物,其社长、主编、顾问和记者都是中共党内力主改革的开明派。该刊曾经屡登温家宝、田纪云等中共现任高官和前高官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文章。鲍彤也是中共前高官,但却非同一般。他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因支持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反对镇压,而被判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入狱七年,1996年5月刑满释放至今,一直被软禁,官方明令他不得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然而,就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共领导人即将换届之际,改革派的刊物,刊登改革敏感人物的文章,其正面意义无疑令人遐想,也令人鼓舞。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共近几个月在言论管制方面的主要动向,却很难得出任何正面乐观的结论。
很多迹像显示,中共在十八大前,正进一步收紧对言论、新闻和媒体的管制。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而相反的例子,却寥寥可数。
仅在7月份的后半个月,就有一连串敢言报刊遭到中共宣传部门的严厉整肃。《东方早报》是上海的良心报纸,7月16日遭整肃,社长和副总编被免职停职。起因是它最近发表多篇呼吁约束公权力的文章,其中包括“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该文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话说,“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广州的敢言报刊《新快报》因转载了一篇有关政治局委员知青时代的文章,惹怒了宣传部门的官员。7月15日,其总编被撤换,国际和国内新闻的报道被大幅削减,改为著重报道广州本地的新闻。
7月下旬,《经济观察报》遭北京文化执法队整肃,表面理由是异地办报,但知情的人都知道,这家办了十年、颇有读者群的报纸,一夜之间成了“非法出版物”的真实原因是,它报道了北京“7.21”暴雨后连续两周的灾情,并且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名单。
整肃《经济观察报》的北京文化执法总队,名义上是扫黄打非,实际上是思想警察。他们不仅打右,而且打左。姚监复近日在德国之声刊发一文,题为“中左智囊的《香港传真》被查封,”查封者也是北京文化执法总队。此事就发生在胡温二人高谈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政治改革之际,这令学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当局极为愤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温和宪政派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不准发表,理由是担心引发社会动荡。湖南和重庆发生了几起因表达思想观点而被强行劳教的事件。还有,北京方面的消息显示,新华社内部的人事调动有明显的倾向,思想温和的下台,思想强硬和官方保持一致的上台。
这些例子说明,中共在十八大前夕的言论控制,正在趋于紧缩,而非趋于宽松。其实,这个政治动向,一直就很明确。为了确保十八大顺利召开,中共就是要刻意压缩思想、言论和出版的空间,把任何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思想、言论和出版,统统扼死在萌芽状态。当他们全力把极右和极左的声音打压下去之后,现在便忙著枪毙中左,封杀中右,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的声音:统一的官话、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和谎话。
记得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时,习近平曾把一些批评声音比喻成“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现在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林子,差不多就只剩下一种鸟,一种只会哼点自吹自擂调儿的官方豢养的鸟。这是13亿中国民众的悲哀,是中共执政当局的可耻!(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13日清晨,网上传来消息,鲍彤破禁,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载文,谈胡耀邦去世前的发病经过。有评论人士和网友说,此事背后定有玄机,这或许意味著鲍彤及其文章已经“解禁”,或许意味著言论管制可能放松。
这样的分析和猜测并非没有道理。《炎黄春秋》是中国最敢打擦边球、最另类的刊物,其社长、主编、顾问和记者都是中共党内力主改革的开明派。该刊曾经屡登温家宝、田纪云等中共现任高官和前高官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文章。鲍彤也是中共前高官,但却非同一般。他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因支持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反对镇压,而被判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入狱七年,1996年5月刑满释放至今,一直被软禁,官方明令他不得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然而,就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共领导人即将换届之际,改革派的刊物,刊登改革敏感人物的文章,其正面意义无疑令人遐想,也令人鼓舞。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共近几个月在言论管制方面的主要动向,却很难得出任何正面乐观的结论。
很多迹像显示,中共在十八大前,正进一步收紧对言论、新闻和媒体的管制。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而相反的例子,却寥寥可数。
仅在7月份的后半个月,就有一连串敢言报刊遭到中共宣传部门的严厉整肃。《东方早报》是上海的良心报纸,7月16日遭整肃,社长和副总编被免职停职。起因是它最近发表多篇呼吁约束公权力的文章,其中包括“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该文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话说,“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广州的敢言报刊《新快报》因转载了一篇有关政治局委员知青时代的文章,惹怒了宣传部门的官员。7月15日,其总编被撤换,国际和国内新闻的报道被大幅削减,改为著重报道广州本地的新闻。
7月下旬,《经济观察报》遭北京文化执法队整肃,表面理由是异地办报,但知情的人都知道,这家办了十年、颇有读者群的报纸,一夜之间成了“非法出版物”的真实原因是,它报道了北京“7.21”暴雨后连续两周的灾情,并且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名单。
整肃《经济观察报》的北京文化执法总队,名义上是扫黄打非,实际上是思想警察。他们不仅打右,而且打左。姚监复近日在德国之声刊发一文,题为“中左智囊的《香港传真》被查封,”查封者也是北京文化执法总队。此事就发生在胡温二人高谈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政治改革之际,这令学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当局极为愤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温和宪政派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不准发表,理由是担心引发社会动荡。湖南和重庆发生了几起因表达思想观点而被强行劳教的事件。还有,北京方面的消息显示,新华社内部的人事调动有明显的倾向,思想温和的下台,思想强硬和官方保持一致的上台。
这些例子说明,中共在十八大前夕的言论控制,正在趋于紧缩,而非趋于宽松。其实,这个政治动向,一直就很明确。为了确保十八大顺利召开,中共就是要刻意压缩思想、言论和出版的空间,把任何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思想、言论和出版,统统扼死在萌芽状态。当他们全力把极右和极左的声音打压下去之后,现在便忙著枪毙中左,封杀中右,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的声音:统一的官话、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和谎话。
记得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时,习近平曾把一些批评声音比喻成“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现在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林子,差不多就只剩下一种鸟,一种只会哼点自吹自擂调儿的官方豢养的鸟。这是13亿中国民众的悲哀,是中共执政当局的可耻!(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突然发现我们错了
我们曾经真诚地认为,文革的确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是我们工人农民收入增加的幸福坦途。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数据是客观的又是残酷的!就怕比较: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76 年84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但反观中国GDP世界排名:1978年第15名,1990年第10名,1995年第7名,2000年第6名,2007年第4名,2010年第2名。你能从这个数字中看到中国经济崩溃的边缘吗?崩溃了还能人均收入在当时世界排80多名吗?今天不崩溃反而人均收入排名接近130名?
我们曾经虔诚地相信,人大政协代表是为我们老百姓说话的,是代表我们利益的。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中纪委201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按照去年2月的数据推算,目前政协代表76.77%有外国护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中国人民可以说是被外国公民代表了!这也就是说,在北京召开的两会,基本上可以说是外国公民代表中国国民的两会! 不仅如此,人大政协代表不少人是花钱买来的!北京消息人士还透露: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些人从事人大代表与政协代表的资格买卖。目前在中国只要花费1500万人民币就保证可以"当选"成为全国政协代表;花费2500万就更保证可以"当选"人大代表!现在两会的不少代表就是这样买来的!这是造成中国两会代表"外国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曾经坚定地认为,干部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民族的优秀灵魂,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大批干部成了贪官、并且把财产和子女输送国外,成了外国籍的中国官员!据中纪委的这份秘密调查报告还显示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数据,这就是:"按照目前的数据来推算,84.35%的局级以上干部,拥有外国护照"!这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其实都拥有西方国家护照。这份来自内部数据的报告还显示: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的外逃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总额为2378.2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难以追回。如果将那些未被立案调查的贪官污吏所贪污转移的资金,数量更为惊人!
我们曾经清醒地认为,上访告状的是少数人,是少数腐败官员造成的。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据这份惊人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全国各地访民人数不断猛增!仅仅自2011年1月至2011年6月30日,全国各地有记录的访民人数达到7078万人!估计全年人数会突破1.5亿。其中94.6%访民的诉求是基本合理的!这说明,中国的民怨已经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
我们曾经客观地认为,犯罪的主要是社会的底层无业人员,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我们曾经无限信仰地听领导说:美国人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想要分裂中国?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全靠剥削得来的。中国的制度,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我们糊涂了: 如果事情真是上述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要将600吨黄金存放在美国?难道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放不下这区区几百吨黄金吗?既然美国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大力购买他们的国债,那岂不是去资助敌国了吗?当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时,为什么我国的政客比美国政客还要着急,整天都在大声叫喊:"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为什么我们国内官方和媒体最不喜欢的西方国家,却拦不住富豪权贵乃至精英们移民外国的风潮呢?以至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也不得不坦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当今许多中国人移民的目标地,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而移民的主力军,除了少数的白领精英影视明星,更多的又都是权贵眷属和富豪一族。更让人不解的是,单是我国的裸官就达120万人,为什么我们的官员,不把自己的子女留在这个世界上制度最好的国家里,反而要跑到资本主义制度国家里去受剥削的罪呢?现在谁都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容易赚钱也是商机最多的国家,而如此众多的人愿意离乡背井,离开中国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
我们曾经毫不犹豫地相信领导讲的:转基因食品是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食品?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 既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那政府为什么要把转基因食品,偷偷摸摸地参杂到百姓的餐桌上?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去吃转基因食品,而要去吃特贡食品呢?非但他们自己不吃,而且还让他们的子女远离转基因食品,这又是为什么?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你们全面禁止转基因食品?如果转基因真是安全可靠的好食品,你们为什么不借上海世博会之机,向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国人士统统食用转基因食品,以此来消除中国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那不是最有说服力吗?张启发不是说转基因食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吗?那为什么还要实行转基因食品应急预案呢?我们以前不安全的食品,倒不需要应急预案。而你们口中的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反到需要应急预案?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们曾经大度地认为,贪官腐败是制度的缺陷,制度很快就会完善。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中国的腐败问题,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成为国民最关切,最痛恨的头等大问颗,我们的相关部门也在天天叫喊着要严惩腐败。可为什么贪官从以前的几千元,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亿元,数量和外逃的贪官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有人就将责任推脱给了"制度的缺陷".我就是不明白,这些官员明明知道制度有缺陷,可为什么不去堵住这个缺陷呢?制度并不是天生的和不可改变的,制度从来都是由人来制订的,要修补这个缺陷并不难。早在十几年前,我们的政府就提出官员个人财产要申报,可十几过去了,我们现在依然还是在原地踏步。说白了,这并不是什么制度缺陷问题,而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已!
我们曾经大胆地认为,股市是为老百姓致富投资开设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股市成了上亿万股民的绞肉机。中国股市是一架血淋淋的绞肉机,它绞碎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绞碎了亿万股民的心。在没有战争,没有特大自然灾害,整体经济发展迅猛,取得的成就堪称世界奇迹的中国,上证指数从10年前的2245点跌到今天的2149点,十年增长为负数,而同期的房价增长了十倍以上,一般商品的物价也上长了五倍以上,投资者亏损累累,股民痛不欲生。谁操纵这台绞肉机?因为我们设立股市的目的只是为了融资给企业资本家,分不分红,股票涨跌都没有人去理会。这就是我们的股市!相反,相对来讲美国的证券市场是稳健有序的。是保护中小股民!因为这么强大的政府,这么强大的司法调查权力,拥有这么强大的震慑力,让你不敢再内幕交易,那中小股民就受到保护了。我们这里就没人管了。
我们曾经满怀豪情地坚定信念:党和国家当头的都是英明伟大正确,他们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比毛泽东时代更公正自由民主的社会、一定能使工人农民的主人公地位千百万倍地提高、一定能够使人民更幸福更快乐。但后来,突然发现我们错了: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治理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把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冶理出了2000万失足妓女;把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治理得与人民离心离德;把一个个极富生命力的国有企业,治理出了3000万下岗工人;把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治理出了一大片私企和金融寡头;把一个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火红年代,治理到了连老祖宗和爹妈都不认识的唯利是图的金钱社会;把一个天下无敌的人民军队,治理成绵羊一般任人欺辱;把一个英雄辈出的英雄时代,治理出了无数的汉奸卖国贼;把一个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民族,治理的只知道"买。租。摸";把毛主席留给人民大众的遗产,统统的毁掉和卖掉!
我们曾经无比崇敬地认为:我们的各级领导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他们是竞争上来的真正优秀人才,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后面的都是指定的,内定的,(连越南最高领导人也是五名候选人选一名,我们是等额选举),这就形成了一代一代用庸用顺淘优的局面,形成了忌才兴庸的集体领导体制。官场一片维上欺下,拼命讨好上级就能保官升官的官本位恶习早已根深蒂固了。岂不知,在今天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当中,一个国家国内的体制是"竞优"还是"竞庸",或者是"竞劣"决定了该国属于优等国,还是庸俗国,或者是劣等国。人民在为国家前途担忧!
我们曾经兴奋地听领导讲: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引进外资变成了内外勾结,向外输送资金。国有企业到国外上市,说是引进外资,但事实告诉我们: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上市五年就分红累计高达119亿美元,约800亿人民币。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美国分红600多亿。最为突出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4年来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7000亿,年收益高达130%,这是一幅何其荒谬的图画。一边是贫穷的中国人,一边是富的洋人;穷人身上插满了管子(肯定不止4条),夜以继日地向富人身上输血。我们的优秀国有企业国内上市几毛或者1元一股,但不卖给广大人民,直接以引进外资名义卖给外国投机者。上市不久就高价卖出。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其他银行也无不如此。
我们曾经乐观地认为,只要法律健全,事事有法可依,社会上的各类矛盾自然会迎刃而解,老百姓自然会安居乐业。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合同法》没有杜绝诈骗,诚信成了稀缺资源;《刑法》成了贪官的免死铁券,经济犯罪即将取消死刑;冤案越来越多,佘祥林、赵作海们都被屈打成招,险成刀下冤鬼;暴力越来越多,杨佳一人杀六警,湖北农民杨友德用"土炮"捍卫自己的财产。这时我们才明白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话:"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原来立法的宗旨不是为我等百姓,原来现在的法律,都成了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敢怒不敢言维护统治的工具我们曾经自信地认为,私营企业的崛起会带来竞争,会给消费者带来物美价廉的实惠。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双汇的垃圾肉,三鹿的毒奶粉物不美,而且残害消费者多年没有曝光,因为资本家已经收买了各级官员成了他们捞取搜刮人民财害的保护伞,这时我们才又想起伟大导师马克思说的教导,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会铤而走险。
我们曾经善良地认为,哪有什么阶级斗争啊,我们的身边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样的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黑砖窑、黑矿井,血汗工厂、暴力强拆,权贵腐败养二奶,黑恶势力横行,黄毒赌泛滥成灾,这些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这时我们的耳边才又回响起毛泽东的声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曾经幸福地认为,国企改制后,职工成了股东,成了企业真正的主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职工的股权被控股者以增资的方式被稀释了,变得无足轻重了,然后再次被控股者低价收购,一夜之间,工人不是股东了,成了完完全全的打工仔,住房要高价从房商手中卖,有病靠死抗,……这时我们才会感到公有制的优越性,才知道在全民所有制的体制下,职工才是企业真正当家的主人。
我们曾经高兴地认为,村委会主任的普选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伟大实践,以此为基础,将来我们可以用神圣的选票的选出自己认可的领导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选出的村委会主任许多都是黑社会分子,恶霸势力,当选后攫取集体财产,那管你村民的死活呢。这时我们才明白,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老百姓才能当家作主,才能有真正的民主。选票,不等于民主。
我们曾经自豪地认为,农村联产承包制是提高中国粮食产量解决国人吃饭问题的正确方针。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农民种粮赔钱,撂荒地产生了,水利设施废弃了,我们的农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因为缺乏规模的优势败下阵来,在化肥、种子等农业的关键环节上,我们受制于外资,我们未来不得不吃高价油、高价粮,吃安全性备受质疑的转基因粮。这时我们才又认识到,农业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农民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我们曾经欣喜地认为,合同制打破了企业对职工的终身禁锢,我们自由的流动。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在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前提下,农民成了盲流的打工仔,工人成了流浪的雇佣工,合同制是用人单位胁迫工人的筹码,是资本家以低工资的方式榨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这时我们才发现,毛主席提出的企业管理上的"鞍钢宪法"的伟大。
我们曾经虔诚地相信,人大政协代表是为我们老百姓说话的,是代表我们利益的。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中纪委201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按照去年2月的数据推算,目前政协代表76.77%有外国护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中国人民可以说是被外国公民代表了!这也就是说,在北京召开的两会,基本上可以说是外国公民代表中国国民的两会! 不仅如此,人大政协代表不少人是花钱买来的!北京消息人士还透露: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些人从事人大代表与政协代表的资格买卖。目前在中国只要花费1500万人民币就保证可以"当选"成为全国政协代表;花费2500万就更保证可以"当选"人大代表!现在两会的不少代表就是这样买来的!这是造成中国两会代表"外国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曾经坚定地认为,干部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民族的优秀灵魂,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大批干部成了贪官、并且把财产和子女输送国外,成了外国籍的中国官员!据中纪委的这份秘密调查报告还显示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数据,这就是:"按照目前的数据来推算,84.35%的局级以上干部,拥有外国护照"!这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其实都拥有西方国家护照。这份来自内部数据的报告还显示: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的外逃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总额为2378.2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难以追回。如果将那些未被立案调查的贪官污吏所贪污转移的资金,数量更为惊人!
我们曾经清醒地认为,上访告状的是少数人,是少数腐败官员造成的。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据这份惊人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全国各地访民人数不断猛增!仅仅自2011年1月至2011年6月30日,全国各地有记录的访民人数达到7078万人!估计全年人数会突破1.5亿。其中94.6%访民的诉求是基本合理的!这说明,中国的民怨已经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
我们曾经客观地认为,犯罪的主要是社会的底层无业人员,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我们曾经无限信仰地听领导说:美国人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想要分裂中国?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全靠剥削得来的。中国的制度,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我们糊涂了: 如果事情真是上述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要将600吨黄金存放在美国?难道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放不下这区区几百吨黄金吗?既然美国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大力购买他们的国债,那岂不是去资助敌国了吗?当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时,为什么我国的政客比美国政客还要着急,整天都在大声叫喊:"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为什么我们国内官方和媒体最不喜欢的西方国家,却拦不住富豪权贵乃至精英们移民外国的风潮呢?以至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也不得不坦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当今许多中国人移民的目标地,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而移民的主力军,除了少数的白领精英影视明星,更多的又都是权贵眷属和富豪一族。更让人不解的是,单是我国的裸官就达120万人,为什么我们的官员,不把自己的子女留在这个世界上制度最好的国家里,反而要跑到资本主义制度国家里去受剥削的罪呢?现在谁都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容易赚钱也是商机最多的国家,而如此众多的人愿意离乡背井,离开中国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
我们曾经毫不犹豫地相信领导讲的:转基因食品是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食品?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 既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那政府为什么要把转基因食品,偷偷摸摸地参杂到百姓的餐桌上?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去吃转基因食品,而要去吃特贡食品呢?非但他们自己不吃,而且还让他们的子女远离转基因食品,这又是为什么?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你们全面禁止转基因食品?如果转基因真是安全可靠的好食品,你们为什么不借上海世博会之机,向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国人士统统食用转基因食品,以此来消除中国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那不是最有说服力吗?张启发不是说转基因食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吗?那为什么还要实行转基因食品应急预案呢?我们以前不安全的食品,倒不需要应急预案。而你们口中的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反到需要应急预案?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们曾经大度地认为,贪官腐败是制度的缺陷,制度很快就会完善。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中国的腐败问题,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成为国民最关切,最痛恨的头等大问颗,我们的相关部门也在天天叫喊着要严惩腐败。可为什么贪官从以前的几千元,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亿元,数量和外逃的贪官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有人就将责任推脱给了"制度的缺陷".我就是不明白,这些官员明明知道制度有缺陷,可为什么不去堵住这个缺陷呢?制度并不是天生的和不可改变的,制度从来都是由人来制订的,要修补这个缺陷并不难。早在十几年前,我们的政府就提出官员个人财产要申报,可十几过去了,我们现在依然还是在原地踏步。说白了,这并不是什么制度缺陷问题,而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已!
我们曾经大胆地认为,股市是为老百姓致富投资开设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股市成了上亿万股民的绞肉机。中国股市是一架血淋淋的绞肉机,它绞碎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绞碎了亿万股民的心。在没有战争,没有特大自然灾害,整体经济发展迅猛,取得的成就堪称世界奇迹的中国,上证指数从10年前的2245点跌到今天的2149点,十年增长为负数,而同期的房价增长了十倍以上,一般商品的物价也上长了五倍以上,投资者亏损累累,股民痛不欲生。谁操纵这台绞肉机?因为我们设立股市的目的只是为了融资给企业资本家,分不分红,股票涨跌都没有人去理会。这就是我们的股市!相反,相对来讲美国的证券市场是稳健有序的。是保护中小股民!因为这么强大的政府,这么强大的司法调查权力,拥有这么强大的震慑力,让你不敢再内幕交易,那中小股民就受到保护了。我们这里就没人管了。
我们曾经满怀豪情地坚定信念:党和国家当头的都是英明伟大正确,他们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比毛泽东时代更公正自由民主的社会、一定能使工人农民的主人公地位千百万倍地提高、一定能够使人民更幸福更快乐。但后来,突然发现我们错了: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治理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把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冶理出了2000万失足妓女;把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治理得与人民离心离德;把一个个极富生命力的国有企业,治理出了3000万下岗工人;把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治理出了一大片私企和金融寡头;把一个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火红年代,治理到了连老祖宗和爹妈都不认识的唯利是图的金钱社会;把一个天下无敌的人民军队,治理成绵羊一般任人欺辱;把一个英雄辈出的英雄时代,治理出了无数的汉奸卖国贼;把一个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民族,治理的只知道"买。租。摸";把毛主席留给人民大众的遗产,统统的毁掉和卖掉!
我们曾经无比崇敬地认为:我们的各级领导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他们是竞争上来的真正优秀人才,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后面的都是指定的,内定的,(连越南最高领导人也是五名候选人选一名,我们是等额选举),这就形成了一代一代用庸用顺淘优的局面,形成了忌才兴庸的集体领导体制。官场一片维上欺下,拼命讨好上级就能保官升官的官本位恶习早已根深蒂固了。岂不知,在今天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当中,一个国家国内的体制是"竞优"还是"竞庸",或者是"竞劣"决定了该国属于优等国,还是庸俗国,或者是劣等国。人民在为国家前途担忧!
我们曾经兴奋地听领导讲: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引进外资变成了内外勾结,向外输送资金。国有企业到国外上市,说是引进外资,但事实告诉我们: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上市五年就分红累计高达119亿美元,约800亿人民币。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美国分红600多亿。最为突出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4年来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7000亿,年收益高达130%,这是一幅何其荒谬的图画。一边是贫穷的中国人,一边是富的洋人;穷人身上插满了管子(肯定不止4条),夜以继日地向富人身上输血。我们的优秀国有企业国内上市几毛或者1元一股,但不卖给广大人民,直接以引进外资名义卖给外国投机者。上市不久就高价卖出。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其他银行也无不如此。
我们曾经乐观地认为,只要法律健全,事事有法可依,社会上的各类矛盾自然会迎刃而解,老百姓自然会安居乐业。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合同法》没有杜绝诈骗,诚信成了稀缺资源;《刑法》成了贪官的免死铁券,经济犯罪即将取消死刑;冤案越来越多,佘祥林、赵作海们都被屈打成招,险成刀下冤鬼;暴力越来越多,杨佳一人杀六警,湖北农民杨友德用"土炮"捍卫自己的财产。这时我们才明白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话:"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原来立法的宗旨不是为我等百姓,原来现在的法律,都成了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敢怒不敢言维护统治的工具我们曾经自信地认为,私营企业的崛起会带来竞争,会给消费者带来物美价廉的实惠。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双汇的垃圾肉,三鹿的毒奶粉物不美,而且残害消费者多年没有曝光,因为资本家已经收买了各级官员成了他们捞取搜刮人民财害的保护伞,这时我们才又想起伟大导师马克思说的教导,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会铤而走险。
我们曾经善良地认为,哪有什么阶级斗争啊,我们的身边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样的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黑砖窑、黑矿井,血汗工厂、暴力强拆,权贵腐败养二奶,黑恶势力横行,黄毒赌泛滥成灾,这些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这时我们的耳边才又回响起毛泽东的声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曾经幸福地认为,国企改制后,职工成了股东,成了企业真正的主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职工的股权被控股者以增资的方式被稀释了,变得无足轻重了,然后再次被控股者低价收购,一夜之间,工人不是股东了,成了完完全全的打工仔,住房要高价从房商手中卖,有病靠死抗,……这时我们才会感到公有制的优越性,才知道在全民所有制的体制下,职工才是企业真正当家的主人。
我们曾经高兴地认为,村委会主任的普选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伟大实践,以此为基础,将来我们可以用神圣的选票的选出自己认可的领导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选出的村委会主任许多都是黑社会分子,恶霸势力,当选后攫取集体财产,那管你村民的死活呢。这时我们才明白,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老百姓才能当家作主,才能有真正的民主。选票,不等于民主。
我们曾经自豪地认为,农村联产承包制是提高中国粮食产量解决国人吃饭问题的正确方针。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农民种粮赔钱,撂荒地产生了,水利设施废弃了,我们的农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因为缺乏规模的优势败下阵来,在化肥、种子等农业的关键环节上,我们受制于外资,我们未来不得不吃高价油、高价粮,吃安全性备受质疑的转基因粮。这时我们才又认识到,农业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农民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我们曾经欣喜地认为,合同制打破了企业对职工的终身禁锢,我们自由的流动。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在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前提下,农民成了盲流的打工仔,工人成了流浪的雇佣工,合同制是用人单位胁迫工人的筹码,是资本家以低工资的方式榨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这时我们才发现,毛主席提出的企业管理上的"鞍钢宪法"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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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国家来说,现代的中央银行以及货币金融手段是实施中央控制的重要手段,货币金融政策直接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土地财政就是显例)。中国的出口和外资经济为中共提供了稳定的货币金融手段,从而便利其对地方的掌控,有利于体制的稳定和扩张
出口和外资经济为大大提到了经济的效率,为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让中共过上十年的好日子,也让中共的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暂时的高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跑部钱进)。可以预期,出口和外资经济的衰落会导向相反的结果,也即中央集权的衰落
外向型经济的衰落必然伴随着中国经济总体效率的下降,中央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空间被压缩。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扩张的地方以及各利益集团却可能继续张开血盆大口吸食财富和资源,地方、部门和家族利益集团的挤压将反过来迫使中央采取符合其利益的货币金融政策
如果中央不加大力度放水,地方会通过增收税费让企业普遍陷入困境,造成大规模失业。中央为应对经济下滑和失业,必然会放松货币金融政策。可以预 期,每一轮银根放松的边际效率会越来越差,对私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也越来越大,直至彻底停滞和崩溃,这就是我设想的中国未来经济路线图
当然,新符换旧符之后,在新的政治官僚接替之后,起码给了新的政见可能的机会,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势,新的政治官僚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应对和管控举措,从而带出更大的社会变化。
综上所述,笔者甚至想得出的结论是,其实18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8大前后的经济社会格局会有哪些变化, 从而反过来逼迫政治领导层如何应对变化?
分析中国的政经格局,可能需要一套更加精细的参照体系。把政治的中庸之道给引入,也就是中庸资本主义,融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形态,但是又具有许多反市场的由权力设置的利益格局,也就是通常说的官僚资本主义。
上述分析有一个假设是,民间社会在整个社会进程中是完全被动的,因此如果引入民间社会主动权的变量,那么这个游戏的复杂性就陡然增加。
一般看来,民间社会在政治议程上,没有太多的设置权,不过在观念表达,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形态上,民间社会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主导力量。
不过,这个问题引发我的思考是,陈希同和陈良宇被体制甩出不同,那几乎是路人皆知的权力斗争,而薄熙来不一样,通过将近几年红歌,重庆模式的渲染,薄熙来已经成为某种政治路线的符号性人物,直白的说,就是铁腕下的中左路线。 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的完结,并不意味着薄熙来路线或者重庆模式的终结。因为重庆模式分为两个部分,其政治内核其实是中共正统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架构,只不过这些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主义的包装下,政治内核有些化妆,在不争论或者和谐社会等化妆品下不再那么扎眼,而薄熙来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重新祭出传统的政治神器,试图以此来聚集那些体制内的对邓小平路线不满但同时更加对抗自由主义的那股力量。
薄熙来倒塌后,宣传上重庆模式可以不提,重庆带有黑打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纠偏,而经济也可以对民营企业有安抚和怀柔政策,比如对非法没收的财产进行一些返还,或者说原来重庆模式应该由邓小平主义为内核的所谓中国模式回归,但是重庆模式中的红色甚至也可以不提,但是要否定红色路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是中共政治结构下的某个黑煤窑,薄熙来试图攫取这个黑煤窑的政治资产,可惜失败了,薄熙来是否能卷土重来,不得而知;但是谁又能保证没有新的野心家,重新利用这些黑煤窑?
虽然这种政治主张在社会中产阶层中,基本没有市场,但是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历史经验表面很多支流的意识形态,完全可能借助特殊的事件,挟持社会主流。当年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因此,18大前后的政经基本格局是,政治上僵局继续,不管是新任政治领导层,还是幕后的各色大佬们,都无法形成一个新的有代表性的政治意愿,来推动政治改变。
所谓促进经济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涵蓄经济发展动力等等,这些也许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相信中共高层对此也多少有所耳闻,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议题无法进入高层议程?无法被采纳?
其实以我的揣摩,那是因为存在另一个北京共识,那就是动摇党国根基的经济改革绝不能讨论,更不能启动。这个所谓北京共识,缺乏企业界的达人或大腕串场,一个在微薄上经常慷慨陈词,要求变革的时候,他们心照不宣的把就是政治改革肯定不能搞,共同利益需要照顾,权力共享,共治规则不能变。日前御用学者胡鞍钢提出一个集体总统制的概念,为这种寡头共治的理念进行合理化,甚至辩护,当然反映了其低廉的学术见识和学术人品。
不过胡鞍钢的吹捧的确道出了一些道理,那就是高层的确在以某种默契的方式进行着利益护盘,进行着权力之约,然后忐忑不安的期待崩盘局面的形成。
其实质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共同利益,隐蔽的北京共识的政治源头。因此,归根结底,北京共识是不作为的共识,是维护现状。
一个勃烈日涅夫走了,一群勃烈日涅夫来了,这也许就是胡鞍钢所谓集体总统制的所传递的信息吧。
因此,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18大什么的都是浮云,真正变化的是民间社会。
【新世纪新闻网】
【微博怎样改变政治、进而改变中国?】张志安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包括四方面:1、公民新闻崛起,挑战信息管制。2、改变传播格局,降低传媒权威。3、推动信息公开,改变政府话语。4、生成网络舆论,推动社会改革
【2012年地方政府面临偿债高峰】专家分析,今年既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到期的高峰期,也是2009年中央代地方发行的2000亿元地方债的偿债高峰期,2013年数万亿元城投债也将进入还本付息阶段,地方政府压力剧增。
对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国家来说,现代的中央银行以及货币金融手段是实施中央控制的重要手段,货币金融政策直接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土地财政就是显例)。中国的出口和外资经济为中共提供了稳定的货币金融手段,从而便利其对地方的掌控,有利于体制的稳定和扩张
出口和外资经济为大大提到了经济的效率,为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让中共过上十年的好日子,也让中共的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暂时的高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跑部钱进)。可以预期,出口和外资经济的衰落会导向相反的结果,也即中央集权的衰落
外向型经济的衰落必然伴随着中国经济总体效率的下降,中央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空间被压缩。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扩张的地方以及各利益集团却可能继续张开血盆大口吸食财富和资源,地方、部门和家族利益集团的挤压将反过来迫使中央采取符合其利益的货币金融政策
如果中央不加大力度放水,地方会通过增收税费让企业普遍陷入困境,造成大规模失业。中央为应对经济下滑和失业,必然会放松货币金融政策。可以预 期,每一轮银根放松的边际效率会越来越差,对私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也越来越大,直至彻底停滞和崩溃,这就是我设想的中国未来经济路线图
当然,新符换旧符之后,在新的政治官僚接替之后,起码给了新的政见可能的机会,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势,新的政治官僚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应对和管控举措,从而带出更大的社会变化。
综上所述,笔者甚至想得出的结论是,其实18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8大前后的经济社会格局会有哪些变化, 从而反过来逼迫政治领导层如何应对变化?
分析中国的政经格局,可能需要一套更加精细的参照体系。把政治的中庸之道给引入,也就是中庸资本主义,融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形态,但是又具有许多反市场的由权力设置的利益格局,也就是通常说的官僚资本主义。
上述分析有一个假设是,民间社会在整个社会进程中是完全被动的,因此如果引入民间社会主动权的变量,那么这个游戏的复杂性就陡然增加。
一般看来,民间社会在政治议程上,没有太多的设置权,不过在观念表达,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形态上,民间社会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主导力量。
不过,这个问题引发我的思考是,陈希同和陈良宇被体制甩出不同,那几乎是路人皆知的权力斗争,而薄熙来不一样,通过将近几年红歌,重庆模式的渲染,薄熙来已经成为某种政治路线的符号性人物,直白的说,就是铁腕下的中左路线。 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的完结,并不意味着薄熙来路线或者重庆模式的终结。因为重庆模式分为两个部分,其政治内核其实是中共正统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架构,只不过这些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主义的包装下,政治内核有些化妆,在不争论或者和谐社会等化妆品下不再那么扎眼,而薄熙来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重新祭出传统的政治神器,试图以此来聚集那些体制内的对邓小平路线不满但同时更加对抗自由主义的那股力量。
薄熙来倒塌后,宣传上重庆模式可以不提,重庆带有黑打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纠偏,而经济也可以对民营企业有安抚和怀柔政策,比如对非法没收的财产进行一些返还,或者说原来重庆模式应该由邓小平主义为内核的所谓中国模式回归,但是重庆模式中的红色甚至也可以不提,但是要否定红色路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是中共政治结构下的某个黑煤窑,薄熙来试图攫取这个黑煤窑的政治资产,可惜失败了,薄熙来是否能卷土重来,不得而知;但是谁又能保证没有新的野心家,重新利用这些黑煤窑?
虽然这种政治主张在社会中产阶层中,基本没有市场,但是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历史经验表面很多支流的意识形态,完全可能借助特殊的事件,挟持社会主流。当年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因此,18大前后的政经基本格局是,政治上僵局继续,不管是新任政治领导层,还是幕后的各色大佬们,都无法形成一个新的有代表性的政治意愿,来推动政治改变。
所谓促进经济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涵蓄经济发展动力等等,这些也许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相信中共高层对此也多少有所耳闻,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议题无法进入高层议程?无法被采纳?
其实以我的揣摩,那是因为存在另一个北京共识,那就是动摇党国根基的经济改革绝不能讨论,更不能启动。这个所谓北京共识,缺乏企业界的达人或大腕串场,一个在微薄上经常慷慨陈词,要求变革的时候,他们心照不宣的把就是政治改革肯定不能搞,共同利益需要照顾,权力共享,共治规则不能变。日前御用学者胡鞍钢提出一个集体总统制的概念,为这种寡头共治的理念进行合理化,甚至辩护,当然反映了其低廉的学术见识和学术人品。
不过胡鞍钢的吹捧的确道出了一些道理,那就是高层的确在以某种默契的方式进行着利益护盘,进行着权力之约,然后忐忑不安的期待崩盘局面的形成。
其实质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共同利益,隐蔽的北京共识的政治源头。因此,归根结底,北京共识是不作为的共识,是维护现状。
一个勃烈日涅夫走了,一群勃烈日涅夫来了,这也许就是胡鞍钢所谓集体总统制的所传递的信息吧。
因此,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18大什么的都是浮云,真正变化的是民间社会。
【新世纪新闻网】
中国新一轮四万亿或不可避免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沈建光
上周集中出炉的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并没有像各界期待的那样,显示中国经济筑底回升。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还算基本稳定,但工业生产、出口增速继续下降。新增
贷款大幅弱于预期,对投资的支持作用仍未体现。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房地产投资下降进一步扩大,全然没有房地产市场回暖的迹象。经济未见起色,意味着稳增长
可能落空,政策刺激无疑将继续加码。鉴于当前依然严厉的
房地产调控,稳增长无疑将更加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新一轮四万亿或不可避免。
7月经济数据未见起色
消费方面,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比6月下降了0.6个百分点,但部分原因是价格回落的影响,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与6月基本持平,显示当前消费基本保持稳定。
疲软的工业生产值得密切警惕。一直以来,工业增加值与GDP增速有着密切联系。过去五年VAI比GDP平均高4个百分点,比二产业低3个百分点。7月工业增加值仅为9.2%,比6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且明显低于10%的增速或预示当前经济增长仍处于低位。
投资是稳增长的主要支柱。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20.4%,与前6月持平。分行业来看,受益于政策支持,1-7月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投资为13%,比前6月提高了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为0.7%,扭转了早前增速下降的趋势,增速增加了2.7个百分点。
这样来看,当前投资主要依靠基础建设带动,房地产投资仍然继续下滑。1-7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至15.4%,比1-6月降低1.2个百分点,创金 融危机以来的新低。住宅开工面积同比增速从1-6月的-10.7%继续下滑至-13.4%。开发商拿地更为谨慎,1-7月土地购置面积从1-6月 -19.9%下降至-24.3%,成交款从-13.3%下降至-16.9%。新开工、资金来源与土地购置都显示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全然没有房地产市场回 暖迹象。
净出口亦无法支持经济增长。受欧债危机影响,7月出口由6月的11.3%大幅下降至1%,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为-16.2%,创欧元区债 务危机爆发以来的新低。对美国出口只有0.6%,大幅低于6月的增速。而进口也下降至5.7%,反映了国内需求疲软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
新一轮四万亿或不可避免
如此看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刺激政策下,消费能保持稳定实属不易。海外经济动荡,出口引擎已经熄火,唯有稳投资才是稳增长的关键。相比于
2009-2010高达50%的基础建设投资增速,如今20%的增速以及新开工的负增速,仍旧是投资和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因素。
鉴于房地产依然受控,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投资的主要支撑,未来投资仍需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看到,为稳增长,自6月以来大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相继上马,涉及项目金额接近4万亿。
具体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刺激政策如下:一是陕西出台十条“稳增长”意见,提出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二是广东省提出19条稳增长的举措,其中包括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一系列措施,要把全力扭转投资持续下滑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中之重;三是宁波市下发 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对投资额2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和3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予以单独考核和表 彰;四是南京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发挥投资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和消 费载体建设;五是长沙市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等等。诸多地方政府项目加快显示类似于2009年的新一轮政策刺激 正在发生。
鉴于房地产依然受控,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投资的主要支撑,未来投资仍需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看到,为稳增长,自6月以来大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相继上马,涉及项目金额接近4万亿。
具体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刺激政策如下:一是陕西出台十条“稳增长”意见,提出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二是广东省提出19条稳增长的举措,其中包括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一系列措施,要把全力扭转投资持续下滑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中之重;三是宁波市下发 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对投资额2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和3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予以单独考核和表 彰;四是南京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发挥投资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和消 费载体建设;五是长沙市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等等。诸多地方政府项目加快显示类似于2009年的新一轮政策刺激 正在发生。
如何改进新一轮四万亿实施?
目前来看,支持地方政府项目的诸多渠道融资展开,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支首批资产支持票据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登记。虽然首批25亿的规模十分有限,但伴随着未来资产支持票据的增加,以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拓宽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基础设施项目有望获得更多融资。
第二,决策层希望调动民间投资进入,要求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金融、卫生、教育等领域尽快推出一批引导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项目。而具体如何引导民企投资,中央各部委已出齐42项实施细则,地方政府同样参与积极。
第三,鼓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高收益企业债券。预计这有利于提高中小型企业融资,并能提高市场资金利用效率。
第四,铁道部将2012年铁路基建投资目标上调640亿元,至4700亿元人民币。同时发改委建议铁道部以资产变现、存量换增量等途径筹措建设资金,意味着铁道部在拓宽投融资渠道方面有望获政策支持。
第五,央行已经两次降息与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允许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如果将两次降息与下浮7折的空间用足,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降幅超过了2百个基点。
第六,发改委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程序,有利于提高信贷有效需求。自5月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来,发改委的月审批项目多达200逾项。仅8月1日,国家发改委批准了27个项目,大多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项目正在加快,而对其融资支持也在加大。面对质疑,笔者认为,为稳增长,地方政府项目实质上甚为关键,而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借贷问 题,也宜疏不宜堵。从根本上讲,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进市政债和企业债市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与2009年不同的是,本轮地方政府刺激政 策,对待风险更加谨慎,并致力于积极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参与民间资本的介入,对于避免重走上一轮经济刺激的老路,具有积极意义。
英国《金融时报》
薄谷开来案涉利用注射死刑便利活摘器官盗遗体
大纪元获悉薄谷开来案涉及与薄熙来、王立军等同伙,利用注射死刑便利来活摘器官及盗卖受害人遗体等罪恶。英国商人海伍德被杀,涉薄谷夫妇担心日益与他们家庭疏远的海伍德泄露他们活摘器官及贩卖尸体的秘密,而最后对海伍德杀人灭口。大纪元资料室
【大纪元2012年08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王逸儒综合报导)《大纪元》获悉,薄谷开来案涉及薄熙来、王立军等同伙利用注射死刑便利来活摘器官及盗卖受害人遗体等罪恶。而英国商人海伍德被杀,涉及薄、谷夫妇担心日益与他们家庭疏远的海伍德泄露他们活摘器官及贩卖尸体的秘密,而最后对海伍德杀人灭口。
近年来,国际上美国、英国等情报部门已经盯住海伍德,包括中纪委也盯住海伍德和王立军等,开始调查薄熙来、谷开来,海伍德和王立军都深感恐惧。
中共日前正式起诉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罪。案件已于8月9日在安徽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然而,薄谷开来参与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才是案件的关键。
“按需被杀”法轮功学员被有组织配型
《大纪元》获悉薄谷开来不但协助支持薄熙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灭绝性迫害,还参与推动用注射死亡针的方式,系统杀害法轮功学员,之后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遗体进行收集以牟取暴利。
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权力,加上本人熟悉国际贸易、法律等,建立海内外器官及人体买卖网络,由于薄、谷夫妇和政法委的密切关系,使得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的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系统抽血,组织配型资料被系统管理,只要有人在海外付款要来中国做器官移植,就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法轮功学员被有组织的配型,“按需被杀”。
在江泽民对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灭绝性迫害的大环境下,器官活体摘除实际上是在中共国家统治机器指使下的制度化屠杀。其犯罪群体受到国家机器及政法委、“610”办公室的包庇,具体来说就是“610”下令: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算自杀,不追究责任。
江、薄、谷及政法委利用手中职权和法律制定解释权,利用媒体让受害人群体受到罪恶政权的污蔑;其犯罪事实受到掩盖并隔绝于大众的视线;并对法轮功实施了长达13年的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薄熙来王立军在辽宁推动死亡注射的背后
《大纪元》获悉,在高额利益诱惑下,并在利欲熏心的大环境下,辽宁军队医院、武警医院、民间医院,只要能联系到法院、公安局、劳教所管控法轮功学员的地方,都有用死亡注射针杀害法轮功学员并摘取器官的罪恶发生。
从1999年到2012年,薄熙来在中国大连、辽宁等地主政时期,谷开来和王立军等都积极参与推进在沈阳、大连和锦州及整个辽宁省及后来的重庆市实行死亡注射取代枪毙死刑方法。
经过几年时间,辽宁省的沈阳、大连、鞍山已实施注射执行死刑多例。2009年12月2日,辽宁省高等法院宣布:从即日起,全省法院全面实行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彻底取消了枪决。
在辽宁,手握大权的薄熙来和身后的谷开来,为迎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利用手中权力,在国家统治机器配合下进行制度化的屠杀辽宁沈阳和大连每天接收到的、到北京上访而被扣押遭遣返的法轮功学员。
薄熙来在各种场合都表示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整”,在中国药品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严控管理的情况下,不用找医生,只要花钱,人们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各种药物。
曾经给国内法轮功学员多次做辩护的人权律师彭永峰律师表示,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没有犯法行为,更不是罪犯,他们唯一的不遵从,是他们认为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自己在真、善、忍的信仰上的打压,是违背中共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
全世界唯有中国使用“死刑犯”器官
截止今日,全世界唯一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1984年,中共最高法院用法律形式确定,在法院死刑处决后,容许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用于移植。然而,多年来美国国会的听证及海内外媒体报导,已经多次证明中共在摘取器官操作上,违背基本人类伦理原则,在“自愿捐赠”文件不存在的情况下,甚至在人还没有死亡情况下,在刑场上强取器官。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DC的著名非政府组织“死刑资讯中心”(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主任理查德‧迪特尔先生表示,在美国刑事犯和被判处死刑者在被关押期间,签署的任何关于“自愿”捐献器官的文件是无效的,因为在被囚禁的情况下,捐赠者的自由意志及决定被认为十分有争议。
美国在执行死刑后,不容许摘取死刑犯的器官,遗体必须立即送还给死者家属。
1949年后,中共当局就将刑场枪毙作为主要的死刑处决方法。中国大陆从1984年后,移植科学在世界各地兴起,那时中共就通过最高法院在法律上定下可以摘取“死刑犯”器官。
到了90年代中期,注射死刑在国外开始普及,移植科学也在西方兴起,中国大陆就在中国国内开始试行用注射死刑代替刑场枪毙。1996年3月中共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方式执行。这是中国首次把药物注射执行死刑的方式写入法律,并于1997年1月1日正式生效。
1997年3月28日,昆明市中院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首次采用药物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这是中国大陆首次用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
到了1999年后,也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开始后,最高法院开始将注射死亡针在中国全面推开。也就是在这年开始,中国大陆每年完成移植的数量有明显升高。
据中新社辽宁地方报纸报导,一个城市过去只有一个枪毙执行的刑场,而死亡注射针则解决了“执行死刑的人数多的问题”。这种处死的方式可采用工作室和死刑执行车,后者是流动性的。行刑的地点局限就不存在了。
从弹头过渡到针头,对“死刑犯”的处决表面上是在走向文明,然而,在中国大陆党国至上长期践踏人性,践踏宪法及法律的地方,无可想像的黑色犯罪,也在文明、科学的幌子下登台。死刑死亡针的应用不只限于“被判处的死刑犯”,也被大量用到非法关押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身上,他们成为最大的受害团体。
今日美国:中国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是为了更有效买卖死刑犯器官
2006年6月15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今日美国》发表题为《中国制造注射死刑执行车》的报导,文章表示,中国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是为了更便捷、更完整、更有效地摘取、买卖死刑犯的器官。”
大赦国际也表示,“和枪击执行死刑相比,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可以更快捷和有效的进行器官摘取。”“我们收集了强大的证据显示,中共警察、法庭和医院涉入器官交易。”
2009年,一名参与了大量最高级别的死刑行刑案例的中国警察向《英国邮报》表示,为获得鲜活的器官,(他们)永远在和时间比赛,注射死刑执行车有了更好的装备来完成这项任务。这名警察说:“器官摘取必须在行刑后15分钟内完成,然后将之放入冰盒或采取其它保存措施。”
辽宁活摘器官及遗体贩卖“流水线”
熟悉法律又熟悉官场、对钱财十分贪婪的谷开来,看准最高法院死亡注射修改草案提供了升官发财机会,借用夫婿当权的便利条件,与薄熙来、王立军大力推广在辽宁使用死亡注射,让英国人海伍德在海外协助运作器官买卖。
薄熙来治下的中国辽宁省成为人类历史上盗卖器官和尸体的犯罪大本营。
国际社会正常使用的死亡针有三种成份:高剂量速效硫喷妥纳(镇静、麻醉,使人迅速产生脑昏迷),几十秒到1分钟就可见效。高剂量骨骼肌松弛剂,使呼吸肌瘫痪,短时间内呼吸停止。静脉注射高剂量氯化钾,可以使心脏在几十秒内骤停。
在注射了死亡注射针之后,美国的常规至少等待25分钟到一小时,确保无心跳、无呼吸、瞳孔散大及无反射,才宣布死亡,遗体然后交还给家属。
在中国大陆,那些急于拿到新鲜器官的罪恶参与者,只等几分钟,就开始取器官了,这就是名符其实的“活体摘取器官”了。正如美国死刑资讯中心的执行主任理查德‧迪特尔先生所说,这么“短的时间”内摘取器官,那“摘取器官是其死因”,而不是死刑针使其死亡。
活摘器官 薄谷心腹王立军冲在最前沿
在活摘器官方面,薄熙来谷开来心腹王立军冲在最前沿,因其心狠手辣。
2004年10月21日,王立军主持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在CCTV(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据王立军本人描述:“对于从警多年的民警,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时,都会为之震撼”。显然,他只等了几分钟,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几十分钟和几小时,就开始摘取人体器官(实为活摘!)进行移植。
据《辽沈晚报》消息,2005年6月9日凌晨5时,锦州特派记者来到了由王立军在中国辽宁锦州公安局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此次研究活动场地——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崔家屯,现场目击“通过用注射死刑人员行刑的全过程”,记者描述现场“专家云集刑场如同科研实验室”。该中心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罪犯的死亡过程、健康人药物注射前后的生命体征变化、毒物注射后各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人面对死亡的心理改变……药物致死后人体器官的移植、毒物现场抢救等方面都会因为这些数据而获得重要帮助。”
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泰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中心的主任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表示,王立军参与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所做的人体器官摘除和“心理研究”简直令人发指,其罪行如同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731部队。因为国际医学伦理绝对禁止,在将要行刑的人体,做如此观察研究。因为行刑的目地是终止其生命,任何其它研究和观察都被认为不人道和禁止施行的。做了的话,就如同是二战期间日军731部队和纳粹军医拿犹太人做活体试验一般。
中共官方公布王立军对药物注射后成功取得器官的“研究成果”
《大纪元》获悉,在辽宁沈阳、大连、锦州和重庆的军队医院,公安医院,公安局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地下秘密设施,甚至是民间医院及设施,死亡注射针多年来被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以便摘取他们的器官。很多时候为摘取新鲜供血充足的器官,手术操作者只注射部份剂量,在人还没死亡情况下,还有知觉的情况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一切发生在大连、沈阳、锦州等地,是薄熙来就职当地市长和省长期间。
2006年9月17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王立军教授和研究中心还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了基础研究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在体和离体肝、肾脏组织再灌注处理后,经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及临床应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移植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这里指的“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是指打死亡注射针的高浓度氯化钾后,停止跳动的心脏,原本不能移植,为了解决死亡折射针对人体产生的药物毒性这个问题,王立军和其杀人研究中心,研制全新配方保护液(如:含钙的离子溶液可以对抗高钾),对被注射死亡注射针的人体和被移植后离体的肝、肾脏组织再灌注处理(就是灌流冲洗)。
这样就可将原来不能用的有毒人体器官,用在需要器官的受体人身上了。
据大陆中新网2012年3月5日转载了一篇题为《日军731部队人体实验1,467名受害者身份确认》的文章所述,中国学者宣布,日军侵华时期,在关东军第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在731部队最为残虐的是活体解剖。他们不打麻药便将人当动物一样宰杀肢解,各种人体器官分门别类迅速泡入药水,以供教学研究使用。”
卡普兰教授说,国际医学界和世界各国政府都应该对王立军这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发出最强烈的谴责,如果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默不作声,就等于在纵容这种野蛮和灭绝人性的行为。
王立军自己说,在几年内,研究中心完成几千例“科学研究结晶”。
根据国际大赦的资料,在1995~2005年间,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平均每年大约是1,600~1,800人之间。王立军在小小的锦州市,短短两三年间,就完成有几千例人体器官移植。这说明他在两三年间处决了几千人。这一巨大的被处决的人群是什么人呢?他的器官供体来自哪里。
根据《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作者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独立调查报告,从2000年~2005年的6年间,中国有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这个报告中,有52种证据证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移植手术。
2009年底,追查国际公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警察证词,一名持枪警察说,他亲眼目睹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这名证人同时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
证人录音:“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手一点也不抖,直接戴着口罩拉出来。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她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她就进行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王立军的现场心里研究中心的几千例的“科学研究结晶”,实际上是几千条生命被死亡注射针杀害。器官被活体摘取、高价出售、遗体被出卖。器官高价卖给国内、国际需要器官的病患,尸体部份由公安局,法院卖给人体加工公司。
中共商业部不寻常的网络连接
2006年到2007年期间,薄熙来任部长的商业部网站出现一个连接,锦州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介绍。如果外人不知道内情,如何会了解公安局的研究中心和商业部的关系呢?
谷开来、薄熙来、王立军在过去13年间,使用死亡注射,迅速在短期内屠杀众多法轮功学员,摘取大量器官,在国际移植市场卖高价。甚至他们的遗体也不放过,出售给人体塑化加工场。
薄谷开来在海内外器官、尸体买卖交易的建立和经营上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令人讽刺的是,中共合肥法庭审理薄谷开来记录中称,2011年11月谷开来用的氰化物用来毒死海伍德,氰化物就是中共在90年代末期实验各种死刑注射的药物之一,因其药物挥发性太强而停止使用。该药物也有口服制剂。
美国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反应
在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三个月,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份,首次提到了关注中国器官移植以及海外和国内(美国)媒体及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件。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
5月24日发布的美国国务院“2011年各国人权报告”中提到:“对于摘取死刑犯器官作为移植使用的指控,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2009年表示,囚犯不是人类器官的合适来源,如果要摘取他们的器官,必须获得囚犯的书面同意。海外和美国媒体和人权倡导组织不断报告器官强行被摘取的案例,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两个群体。”
据报导,王立军在发现知道器官活体摘取内情的海伍德被暗杀后,惶惶不可终日,为逃避自己遭到薄、谷夫妇下毒手,遂于2月6日跑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呈交了包括有关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在内的各种证据。
(责任编辑:孙芸)
近年来,国际上美国、英国等情报部门已经盯住海伍德,包括中纪委也盯住海伍德和王立军等,开始调查薄熙来、谷开来,海伍德和王立军都深感恐惧。
中共日前正式起诉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罪。案件已于8月9日在安徽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然而,薄谷开来参与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才是案件的关键。
“按需被杀”法轮功学员被有组织配型
《大纪元》获悉薄谷开来不但协助支持薄熙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灭绝性迫害,还参与推动用注射死亡针的方式,系统杀害法轮功学员,之后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遗体进行收集以牟取暴利。
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权力,加上本人熟悉国际贸易、法律等,建立海内外器官及人体买卖网络,由于薄、谷夫妇和政法委的密切关系,使得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的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系统抽血,组织配型资料被系统管理,只要有人在海外付款要来中国做器官移植,就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法轮功学员被有组织的配型,“按需被杀”。
在江泽民对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灭绝性迫害的大环境下,器官活体摘除实际上是在中共国家统治机器指使下的制度化屠杀。其犯罪群体受到国家机器及政法委、“610”办公室的包庇,具体来说就是“610”下令: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算自杀,不追究责任。
江、薄、谷及政法委利用手中职权和法律制定解释权,利用媒体让受害人群体受到罪恶政权的污蔑;其犯罪事实受到掩盖并隔绝于大众的视线;并对法轮功实施了长达13年的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薄熙来王立军在辽宁推动死亡注射的背后
《大纪元》获悉,在高额利益诱惑下,并在利欲熏心的大环境下,辽宁军队医院、武警医院、民间医院,只要能联系到法院、公安局、劳教所管控法轮功学员的地方,都有用死亡注射针杀害法轮功学员并摘取器官的罪恶发生。
从1999年到2012年,薄熙来在中国大连、辽宁等地主政时期,谷开来和王立军等都积极参与推进在沈阳、大连和锦州及整个辽宁省及后来的重庆市实行死亡注射取代枪毙死刑方法。
经过几年时间,辽宁省的沈阳、大连、鞍山已实施注射执行死刑多例。2009年12月2日,辽宁省高等法院宣布:从即日起,全省法院全面实行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彻底取消了枪决。
在辽宁,手握大权的薄熙来和身后的谷开来,为迎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利用手中权力,在国家统治机器配合下进行制度化的屠杀辽宁沈阳和大连每天接收到的、到北京上访而被扣押遭遣返的法轮功学员。
薄熙来在各种场合都表示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整”,在中国药品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严控管理的情况下,不用找医生,只要花钱,人们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各种药物。
曾经给国内法轮功学员多次做辩护的人权律师彭永峰律师表示,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没有犯法行为,更不是罪犯,他们唯一的不遵从,是他们认为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自己在真、善、忍的信仰上的打压,是违背中共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
全世界唯有中国使用“死刑犯”器官
截止今日,全世界唯一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1984年,中共最高法院用法律形式确定,在法院死刑处决后,容许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用于移植。然而,多年来美国国会的听证及海内外媒体报导,已经多次证明中共在摘取器官操作上,违背基本人类伦理原则,在“自愿捐赠”文件不存在的情况下,甚至在人还没有死亡情况下,在刑场上强取器官。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DC的著名非政府组织“死刑资讯中心”(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主任理查德‧迪特尔先生表示,在美国刑事犯和被判处死刑者在被关押期间,签署的任何关于“自愿”捐献器官的文件是无效的,因为在被囚禁的情况下,捐赠者的自由意志及决定被认为十分有争议。
美国在执行死刑后,不容许摘取死刑犯的器官,遗体必须立即送还给死者家属。
1949年后,中共当局就将刑场枪毙作为主要的死刑处决方法。中国大陆从1984年后,移植科学在世界各地兴起,那时中共就通过最高法院在法律上定下可以摘取“死刑犯”器官。
到了90年代中期,注射死刑在国外开始普及,移植科学也在西方兴起,中国大陆就在中国国内开始试行用注射死刑代替刑场枪毙。1996年3月中共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方式执行。这是中国首次把药物注射执行死刑的方式写入法律,并于1997年1月1日正式生效。
1997年3月28日,昆明市中院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首次采用药物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这是中国大陆首次用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
到了1999年后,也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开始后,最高法院开始将注射死亡针在中国全面推开。也就是在这年开始,中国大陆每年完成移植的数量有明显升高。
据中新社辽宁地方报纸报导,一个城市过去只有一个枪毙执行的刑场,而死亡注射针则解决了“执行死刑的人数多的问题”。这种处死的方式可采用工作室和死刑执行车,后者是流动性的。行刑的地点局限就不存在了。
从弹头过渡到针头,对“死刑犯”的处决表面上是在走向文明,然而,在中国大陆党国至上长期践踏人性,践踏宪法及法律的地方,无可想像的黑色犯罪,也在文明、科学的幌子下登台。死刑死亡针的应用不只限于“被判处的死刑犯”,也被大量用到非法关押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身上,他们成为最大的受害团体。
今日美国:中国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是为了更有效买卖死刑犯器官
2006年6月15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今日美国》发表题为《中国制造注射死刑执行车》的报导,文章表示,中国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是为了更便捷、更完整、更有效地摘取、买卖死刑犯的器官。”
大赦国际也表示,“和枪击执行死刑相比,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可以更快捷和有效的进行器官摘取。”“我们收集了强大的证据显示,中共警察、法庭和医院涉入器官交易。”
2009年,一名参与了大量最高级别的死刑行刑案例的中国警察向《英国邮报》表示,为获得鲜活的器官,(他们)永远在和时间比赛,注射死刑执行车有了更好的装备来完成这项任务。这名警察说:“器官摘取必须在行刑后15分钟内完成,然后将之放入冰盒或采取其它保存措施。”
辽宁活摘器官及遗体贩卖“流水线”
熟悉法律又熟悉官场、对钱财十分贪婪的谷开来,看准最高法院死亡注射修改草案提供了升官发财机会,借用夫婿当权的便利条件,与薄熙来、王立军大力推广在辽宁使用死亡注射,让英国人海伍德在海外协助运作器官买卖。
薄熙来治下的中国辽宁省成为人类历史上盗卖器官和尸体的犯罪大本营。
国际社会正常使用的死亡针有三种成份:高剂量速效硫喷妥纳(镇静、麻醉,使人迅速产生脑昏迷),几十秒到1分钟就可见效。高剂量骨骼肌松弛剂,使呼吸肌瘫痪,短时间内呼吸停止。静脉注射高剂量氯化钾,可以使心脏在几十秒内骤停。
在注射了死亡注射针之后,美国的常规至少等待25分钟到一小时,确保无心跳、无呼吸、瞳孔散大及无反射,才宣布死亡,遗体然后交还给家属。
在中国大陆,那些急于拿到新鲜器官的罪恶参与者,只等几分钟,就开始取器官了,这就是名符其实的“活体摘取器官”了。正如美国死刑资讯中心的执行主任理查德‧迪特尔先生所说,这么“短的时间”内摘取器官,那“摘取器官是其死因”,而不是死刑针使其死亡。
活摘器官 薄谷心腹王立军冲在最前沿
在活摘器官方面,薄熙来谷开来心腹王立军冲在最前沿,因其心狠手辣。
2004年10月21日,王立军主持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在CCTV(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据王立军本人描述:“对于从警多年的民警,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时,都会为之震撼”。显然,他只等了几分钟,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几十分钟和几小时,就开始摘取人体器官(实为活摘!)进行移植。
据《辽沈晚报》消息,2005年6月9日凌晨5时,锦州特派记者来到了由王立军在中国辽宁锦州公安局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此次研究活动场地——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崔家屯,现场目击“通过用注射死刑人员行刑的全过程”,记者描述现场“专家云集刑场如同科研实验室”。该中心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罪犯的死亡过程、健康人药物注射前后的生命体征变化、毒物注射后各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人面对死亡的心理改变……药物致死后人体器官的移植、毒物现场抢救等方面都会因为这些数据而获得重要帮助。”
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泰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中心的主任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表示,王立军参与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所做的人体器官摘除和“心理研究”简直令人发指,其罪行如同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731部队。因为国际医学伦理绝对禁止,在将要行刑的人体,做如此观察研究。因为行刑的目地是终止其生命,任何其它研究和观察都被认为不人道和禁止施行的。做了的话,就如同是二战期间日军731部队和纳粹军医拿犹太人做活体试验一般。
中共官方公布王立军对药物注射后成功取得器官的“研究成果”
《大纪元》获悉,在辽宁沈阳、大连、锦州和重庆的军队医院,公安医院,公安局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地下秘密设施,甚至是民间医院及设施,死亡注射针多年来被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以便摘取他们的器官。很多时候为摘取新鲜供血充足的器官,手术操作者只注射部份剂量,在人还没死亡情况下,还有知觉的情况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一切发生在大连、沈阳、锦州等地,是薄熙来就职当地市长和省长期间。
2006年9月17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王立军教授和研究中心还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了基础研究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在体和离体肝、肾脏组织再灌注处理后,经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及临床应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移植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这里指的“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是指打死亡注射针的高浓度氯化钾后,停止跳动的心脏,原本不能移植,为了解决死亡折射针对人体产生的药物毒性这个问题,王立军和其杀人研究中心,研制全新配方保护液(如:含钙的离子溶液可以对抗高钾),对被注射死亡注射针的人体和被移植后离体的肝、肾脏组织再灌注处理(就是灌流冲洗)。
这样就可将原来不能用的有毒人体器官,用在需要器官的受体人身上了。
据大陆中新网2012年3月5日转载了一篇题为《日军731部队人体实验1,467名受害者身份确认》的文章所述,中国学者宣布,日军侵华时期,在关东军第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在731部队最为残虐的是活体解剖。他们不打麻药便将人当动物一样宰杀肢解,各种人体器官分门别类迅速泡入药水,以供教学研究使用。”
卡普兰教授说,国际医学界和世界各国政府都应该对王立军这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发出最强烈的谴责,如果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默不作声,就等于在纵容这种野蛮和灭绝人性的行为。
王立军自己说,在几年内,研究中心完成几千例“科学研究结晶”。
根据国际大赦的资料,在1995~2005年间,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平均每年大约是1,600~1,800人之间。王立军在小小的锦州市,短短两三年间,就完成有几千例人体器官移植。这说明他在两三年间处决了几千人。这一巨大的被处决的人群是什么人呢?他的器官供体来自哪里。
根据《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作者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独立调查报告,从2000年~2005年的6年间,中国有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这个报告中,有52种证据证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移植手术。
2009年底,追查国际公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警察证词,一名持枪警察说,他亲眼目睹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这名证人同时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
证人录音:“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手一点也不抖,直接戴着口罩拉出来。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她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她就进行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王立军的现场心里研究中心的几千例的“科学研究结晶”,实际上是几千条生命被死亡注射针杀害。器官被活体摘取、高价出售、遗体被出卖。器官高价卖给国内、国际需要器官的病患,尸体部份由公安局,法院卖给人体加工公司。
中共商业部不寻常的网络连接
2006年到2007年期间,薄熙来任部长的商业部网站出现一个连接,锦州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介绍。如果外人不知道内情,如何会了解公安局的研究中心和商业部的关系呢?
谷开来、薄熙来、王立军在过去13年间,使用死亡注射,迅速在短期内屠杀众多法轮功学员,摘取大量器官,在国际移植市场卖高价。甚至他们的遗体也不放过,出售给人体塑化加工场。
薄谷开来在海内外器官、尸体买卖交易的建立和经营上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令人讽刺的是,中共合肥法庭审理薄谷开来记录中称,2011年11月谷开来用的氰化物用来毒死海伍德,氰化物就是中共在90年代末期实验各种死刑注射的药物之一,因其药物挥发性太强而停止使用。该药物也有口服制剂。
美国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反应
在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三个月,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份,首次提到了关注中国器官移植以及海外和国内(美国)媒体及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件。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
5月24日发布的美国国务院“2011年各国人权报告”中提到:“对于摘取死刑犯器官作为移植使用的指控,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2009年表示,囚犯不是人类器官的合适来源,如果要摘取他们的器官,必须获得囚犯的书面同意。海外和美国媒体和人权倡导组织不断报告器官强行被摘取的案例,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两个群体。”
据报导,王立军在发现知道器官活体摘取内情的海伍德被暗杀后,惶惶不可终日,为逃避自己遭到薄、谷夫妇下毒手,遂于2月6日跑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呈交了包括有关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在内的各种证据。
(责任编辑:孙芸)
揭密军委总参部 十八大争总参谋长内情
总参谋长的巨大兵权
中共军队的兵权规则,首先由军委主席拍板,第二由军委委员确认、部署,再经过军委主席审批、签署(真正意义上的兵权),第三步才由总参谋长指示各军区司令具体执行。由于中共军队不设陆军司令部,因此总参谋长事实上就是中共军队的陆军司令,这一点与苏军的指挥结构截然不同。
中共国防部形同虚设,真正的战时军政首脑机关是中央军委,军令首脑机关是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完全独立于国防部之外,直接受军委领导,是中共军队的最大指挥特点。
平 可夫在《十八大军委主席争夺》一书中称,所有军兵种、总参、甚至总参各部门都建设了自己的“大院”管理方式,包括二炮司令部大院,唯独国防部没有大院,甚 至没有明确的国防部大楼。军事博物馆隔壁的“八一”大楼就成为了中国国防部的象征,但是这里只是用于接见军事外宾、晋升上将仪式用。
中共十七大时,胡锦涛撤换了时任总参谋长梁光烈,将其转任徒有虚名的国防部长,实际是撤掉了他的兵权。接替梁光烈的人是相对来说江派色彩淡一些的陈炳德。
总参谋部“中枢”在北京西山
据平可夫称,总参办公厅大院在西城区爱民街,这里是和平时期中共军队军令的“指挥大脑”,接受军委直接的军政指挥。大院内部还包括总参下属的各部,诸如动员部、政治部、机要局、信息化部等。中共军队真正的绝密资料都属于机要局管理。
而 总参谋部的“中枢”在西山山峦边沿、董四墓的总参作战部,这里外人几乎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属于重兵把守。作战部以及其它的中共军队首脑机关以西山、玉泉山 山脚为基地,都建设了自己的办公群,濒临西郊机场,一旦开战、动乱、政变调兵,所有大院各自拥有自己的地下设施,最终全部合流到军委地下指挥所。当地的人 把这一地区实际上称作金山,完全是军事禁区。
总参的情报机关,也就是总参二部,就是类似苏军情报总局的部门,其大院又设在东城区的黄寺大街上,非常大的建筑群。
十八大的总参谋长人选料将被团派和太子党瓜分
在十八大后,现任总参谋长陈炳德将退下。近日,有外媒报导北京军区司令房峰辉或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将出任总参谋部长。同时,也有港媒报导沈阳军区司令张又侠可能出任总参谋长。
61 岁的北京军区司令房峰辉是胡锦涛的亲信。2007年,胡锦涛用房峰辉换下了有江派色彩的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2007年2月,当时还不是少将,且缺少地 方军区工作经验的李少军突然接替了邱金凯的卫戍区司令职务。后来胡的亲信李少军又一路升迁至北京军区副司令。有消息称,一旦房峰辉进入军委,李少军将马上 “转正”,成为北京军区司令。而房峰辉也确实被外界认为是总参谋长的候选人之一。
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在2月前后传出被停职的消息,现在又开始公开露面。当时,有江派色彩的海外中文网站首发文章,称章沁生因为“坚持军队国家化”而被停职,但是后来又有传闻为章沁生“辟谣”称,章沁生其实是胡锦涛的人,被江派扣上“军队国家化”的帽子而被停职。
张 又侠出身于与薄一波相关的14军,但是在薄案事发后,沈阳军区快速与薄切割,对胡锦涛大表忠心。张又侠本人是太子党。在习近平2011年访问各大军区的时 候,长期经营沈阳军区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特地跑到沈阳军区,当时就有报导称估计沈阳军区的张又侠“在徐关照下对习表了忠心”。张又侠也是总参谋长的候选人 之一。
总参谋长人选将取决于军内的平衡
最终,总参谋长会被团派将领“拿走”,还是由太子党将领担任,还需要看北戴河会议的结果。
军 内最重要的职位莫过于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按照现在的军委格局,如果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3名军委副主席,除去习近平外,另2名军委副主席是 “一文一武”。同时,在现有的8名军委委员中,“文官”只是总政主任。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格局,中共军委内除去胡习之外,最多只有两名“文官”。而太子 党候选人以“政委”居多,如总后政委刘源、海军政委刘晓江、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二炮政委张海阳。“武官”基本只有沈阳军区司令张又侠。
换句话说,军委副主席、总政主任及总参谋长的职位,对太子党来说都已经绑在了一起,能拿到“文官”的职位,可能“武官”职位就要放弃。而具体能分到军委的几个席位,谁能得到这些席位,都将取决于北戴河谈判的结果。
(北美晚间责任编辑:王蕙芳)
【夏小强】:网络压力展览公司抛免责声明 薄谷案再添变数
【大纪元2012年08月15日讯】虽然近日中共在对谷开来的庭审中没有提及薄熙来,给外界一种与薄熙来切割的印象,因此有外界评论认为中共将会轻判薄熙
来,以掩盖薄熙来谷开来和周永康政变谋反以及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内幕。
中国线民周日大量转发大连“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非法使用尸体黑幕,薄熙来被指在主政期间审批了该公司的落户。民众追问尸体源头成谜,暴利出售尸体标本被外界谴责。
德国独资公司拥有者冯·哈根斯是一名德国纳粹后代。1999年薄熙来担任市长期间亲自审批了该公司的落户,该工厂至今已制造出了数万具的尸体塑化标本,在展 览中有各式各样的造型,有尸体站立手捧被撕下的表皮,有孕妇躺着被切开肚子。腹中胎儿也都依稀可见。其中尸体源头都是来自中国。大量线民们进一步追问来自 中国何处。
在中国艺术家和线民的追问压力下,哈根斯海外展览公司承认尸体来自中国警方,把薄熙来谷开来卖了出来。8月14日,网络传出哈根 斯海外合作伙伴美国第一展览公司发表的免责声明:本次展览的全身尸体以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于中国公民的尸体。这些中国公民的遗骸来自于中 国警方,中国警方可能是从中国监狱获得,因代理关系我们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属于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被处死的人。
薄熙来作为大连市长,为迎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大量接收在北京上访而被扣押遭遣返的法轮功学员,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成为罪犯的天然人体器官库,谷开来联合英国人海伍德,利用熟悉国际贸易、法律运作,在国际上利用黑道非法贩卖器官、尸体。
大 连人体塑化公司尸源成为大陆网路的热门话题,这一切都指向薄熙来谷开来,并且薄熙来谷开来涉及活摘器官和贩卖尸体的消息在大陆论坛和微博上被热议,这一切 都发生在谷开来庭审几天之后、薄熙来被审判之前,这一切预示着薄熙来被重判的结局恐难避免,甚至薄熙来谷开来的结局以及中共政局的发展也很有可能出现戏剧 性变化,大大超过以前外界的猜测和预计。后续发展,不妨拭目以待。
【周晓辉】:美国展览公司尸体交易背后的薄谷夫妇
【大纪元2012年08月16日讯】近日,总部设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第一展览(Premier Exhibitions)”公司网站上的一则免责声明引起了网民的关注,而且其免责的内容与刚刚因谋杀罪受审并被披露主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倒卖其尸体的谷开来有着密切关联。
该声明有两段,具体内容如下:完整的人体标本来自于那些生活在中国并自然死亡且死后无人认领之人。根据中国法律,他们最终将被送至医学院用于教学和研究。他们的身份、病历和死因等相关信息被严格保密。本次展览的完整尸身来自于中国公民的尸体。这些公民的尸体来自于中国警方,可能是他们从监狱中获得。本公司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属于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被处死之人。(泛华网注:完整翻译见“尸体展主办方承认尸体来源于中国警方”)
网络搜索显示,早在2010年底,“第一展览”公司就迫于美国各界的压力发表了尸源来历不明的声明,至迟在2011年,上述声明就见诸于其网站。这份免责声明明确告知世人:展览所用的人体标本来自于中国,是由中国警方提供的,有可能是在押的“犯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中国警方堂而皇之地为该公司提供尸源。
由此产生了如下疑问:尸体既然来自警方,那么是谁授意警方做的?显然,没有高层的命令,普通的警察断不敢行此违背天理之事。而且,这些尸体来源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真的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还是被中共虐杀的良心犯?此外,“第一展览”公司不过是展览方,谁在“处理”警方提供的尸体?谁在从事这肮脏的出口生意?
无疑,从“第一展览”公司在中国的合作方我们就可以一窥端倪。据悉,“第一展览”公司从1997年开始就在全世界各地如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和日本等地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尸体巡回展”,而连续不断提供尸体的正是来自大连的尸体加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和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它们的成立时间也十分特别。
1999年8月,就在江泽民掀起镇压法轮功的狂涛一个月后,中国第一家尸体加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在大连成立,该外资企业是经大连市外经贸局和大连市工商局批准的,由薄熙来亲自点头。据悉,这家工厂有2000平方米的人体标本制作车间。曾担任其首席运营官的大连医科大学教授隋鸿锦(音译)曾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透露,“哈根斯以前在德国以外的厂子都是手工作坊式的,并不成规模,技术要求也没有达到现在的高度。大连工厂设立后,公司才达到了全球最大规模,标本制作技术跻身世界一流。”
就是这个隋鸿锦,后从哈根斯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尸体加工厂: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据说,这家公司附近有三家劳教所,而就是这三家劳教所曾多次传出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而美国“第一展览”公司曾在2006年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从其手中购买过若干死尸和器官。
据悉,哈根斯公司每年制作至少40具完整的各种造型的人体塑化标本,所有人体标本都用于商业性展出。截至到2006年,哈根斯大连公司的年利润已占总公司利润的70%-80%。该公司的老板、德国纳粹后裔冯‧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工厂之所以选在大连,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充足的尸体来源。
由于中国人自古有着“入土为安”、“死要全尸”的观念,根本不可能同意让亲人的尸体被剥了皮到处去展览,是以捐献遗体在中国并不普及。很显然,充足的尸体来源只能是是来自警方,而且只能是来自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数众多的群体,那些被中共迫害的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政治犯无疑符合这个条件。2006年沈阳苏家屯活摘器官的被披露佐证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是大连而不是其它城市出现了尸体加工厂?这当然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和其妻子谷开来密不可分。在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在绝大多数省市都采取消极态度之际,为了博取上位、讨得江泽民欢心的薄熙来紧随其后开始大力镇压法轮功。大连以及整个辽宁成为镇压法轮功的急先锋。为了在政治上获得升迁的同时,在经济上也获得收益,在谷开来的主谋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贩卖法轮功学员尸体成为薄、谷等获取收益的又一途径。
哈根斯加工厂和其它尸体加工厂就是薄、谷的赚钱机器之一。谷开来与英国商人海伍德利用在英国开办的公司,与哈根斯加工厂合作,直接参与了倒卖尸体、出卖器官的罪恶,攫取了巨额金钱。
哈根斯自称迄今(2006年)已有1300万参观者观看过其主办的尸体展览,若按每张门票10欧元计算 ,已足够可观。不过外界盛传哈根斯通过全球巡回展已经赚取了10亿美元,而薄、谷赚取了多少由此推断,应该是不难想像的。
尽管哈根斯对外一直否认采用中国人的尸体,而称其所用的尸体都来自欧洲的自愿捐献者,但“第一展览”公司的免责声明无疑戳穿了其谎言,更将隐藏在哈根斯身后的谷开来、薄熙来的罪恶昭然于天下。
毫无疑问,正是对于金钱、权力过分的、自私的、贪婪的追求,才有了“第一展览”、哈根斯这样不讲道德的公司的存在,才有了薄、谷这样丧失人性的恶魔的存在。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恶魔的存在无疑是对整个人类的侮辱,也是所有善良正直之人毫不犹豫鞭挞和摒弃的,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受到正义的审判。
该声明有两段,具体内容如下:完整的人体标本来自于那些生活在中国并自然死亡且死后无人认领之人。根据中国法律,他们最终将被送至医学院用于教学和研究。他们的身份、病历和死因等相关信息被严格保密。本次展览的完整尸身来自于中国公民的尸体。这些公民的尸体来自于中国警方,可能是他们从监狱中获得。本公司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属于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被处死之人。(泛华网注:完整翻译见“尸体展主办方承认尸体来源于中国警方”)
网络搜索显示,早在2010年底,“第一展览”公司就迫于美国各界的压力发表了尸源来历不明的声明,至迟在2011年,上述声明就见诸于其网站。这份免责声明明确告知世人:展览所用的人体标本来自于中国,是由中国警方提供的,有可能是在押的“犯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中国警方堂而皇之地为该公司提供尸源。
由此产生了如下疑问:尸体既然来自警方,那么是谁授意警方做的?显然,没有高层的命令,普通的警察断不敢行此违背天理之事。而且,这些尸体来源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真的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还是被中共虐杀的良心犯?此外,“第一展览”公司不过是展览方,谁在“处理”警方提供的尸体?谁在从事这肮脏的出口生意?
无疑,从“第一展览”公司在中国的合作方我们就可以一窥端倪。据悉,“第一展览”公司从1997年开始就在全世界各地如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和日本等地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尸体巡回展”,而连续不断提供尸体的正是来自大连的尸体加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和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它们的成立时间也十分特别。
1999年8月,就在江泽民掀起镇压法轮功的狂涛一个月后,中国第一家尸体加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在大连成立,该外资企业是经大连市外经贸局和大连市工商局批准的,由薄熙来亲自点头。据悉,这家工厂有2000平方米的人体标本制作车间。曾担任其首席运营官的大连医科大学教授隋鸿锦(音译)曾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透露,“哈根斯以前在德国以外的厂子都是手工作坊式的,并不成规模,技术要求也没有达到现在的高度。大连工厂设立后,公司才达到了全球最大规模,标本制作技术跻身世界一流。”
就是这个隋鸿锦,后从哈根斯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尸体加工厂: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据说,这家公司附近有三家劳教所,而就是这三家劳教所曾多次传出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而美国“第一展览”公司曾在2006年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从其手中购买过若干死尸和器官。
据悉,哈根斯公司每年制作至少40具完整的各种造型的人体塑化标本,所有人体标本都用于商业性展出。截至到2006年,哈根斯大连公司的年利润已占总公司利润的70%-80%。该公司的老板、德国纳粹后裔冯‧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工厂之所以选在大连,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充足的尸体来源。
由于中国人自古有着“入土为安”、“死要全尸”的观念,根本不可能同意让亲人的尸体被剥了皮到处去展览,是以捐献遗体在中国并不普及。很显然,充足的尸体来源只能是是来自警方,而且只能是来自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数众多的群体,那些被中共迫害的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政治犯无疑符合这个条件。2006年沈阳苏家屯活摘器官的被披露佐证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是大连而不是其它城市出现了尸体加工厂?这当然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和其妻子谷开来密不可分。在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在绝大多数省市都采取消极态度之际,为了博取上位、讨得江泽民欢心的薄熙来紧随其后开始大力镇压法轮功。大连以及整个辽宁成为镇压法轮功的急先锋。为了在政治上获得升迁的同时,在经济上也获得收益,在谷开来的主谋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贩卖法轮功学员尸体成为薄、谷等获取收益的又一途径。
哈根斯加工厂和其它尸体加工厂就是薄、谷的赚钱机器之一。谷开来与英国商人海伍德利用在英国开办的公司,与哈根斯加工厂合作,直接参与了倒卖尸体、出卖器官的罪恶,攫取了巨额金钱。
哈根斯自称迄今(2006年)已有1300万参观者观看过其主办的尸体展览,若按每张门票10欧元计算 ,已足够可观。不过外界盛传哈根斯通过全球巡回展已经赚取了10亿美元,而薄、谷赚取了多少由此推断,应该是不难想像的。
尽管哈根斯对外一直否认采用中国人的尸体,而称其所用的尸体都来自欧洲的自愿捐献者,但“第一展览”公司的免责声明无疑戳穿了其谎言,更将隐藏在哈根斯身后的谷开来、薄熙来的罪恶昭然于天下。
毫无疑问,正是对于金钱、权力过分的、自私的、贪婪的追求,才有了“第一展览”、哈根斯这样不讲道德的公司的存在,才有了薄、谷这样丧失人性的恶魔的存在。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恶魔的存在无疑是对整个人类的侮辱,也是所有善良正直之人毫不犹豫鞭挞和摒弃的,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受到正义的审判。
温家宝现身浙江 北戴河会或已“惨淡”结束
(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14日现身浙江,外界猜测,被称为中共十八大“季前赛”的北戴河会议或已结束。
据中共喉舌人民网报导,8月14日至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浙江省杭州、湖州、嘉兴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夏宝龙等省官员陪同视察。
温家宝: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
温家宝在浙江考察时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他强调,中国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稳定。他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就业工作。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涨幅只有7.6%,只略微高出北京政府预定实现经济增长7.5%这一目标0.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增幅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已经达到可望而不可及的速度,但是对于中国每年需要满足数亿人就业需求的劳动力市场来说,这一增幅显然不够。
习近平8月5日现身北戴河
据中共喉舌新华社之前报导,8月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见了专家以及基层一线人员,外媒解读这是中国高层在当地会议已召开的信号。港媒报导,此次北戴河会议薄熙来案引发高度关注。
新华社报导,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其他官员包括负责人事变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主要负责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国务委员刘延东;负责安排领导人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新华社没有说是否还有其他领导人在北戴河,也没有就其它任何一场会议给出详细信息。
据BBC6日的报导,因为习近平是下一届中共总书记的热门人选,因此这则消息由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被认为并不一般。BBC发自北京的报导说,北戴河会议向来不公开,因此中国一般民众几乎不可能得知会议内容或者得以一窥全豹。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分析指,这次的会议自然是为即将来临的中共十八大营建气氛、铺路。
今夏北戴河“惨淡” 共产党正面临严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6日报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其他高层领导人3日已抵达河北省临近渤海湾的避暑胜地北戴河。种种消息显示,中共高层官员已在北戴河聚集。
7月京津两地连发暴雨,北戴河今年暑期生意惨淡。先是北京7.21暴雨,然后天津地区也下了暴雨,河北省内也有多处降雨,这对于以京津冀地区为主要客源的北戴河地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上周五(8月3日)陆续抵达北戴河后,这个海滨渡假胜地也遭受了台风袭击,路边许多松树和柳树被连根拔起。
《金融时报》6日报导还称,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不久前发生的台风似乎象征着共产党因为薄熙来丑闻而引发的巨大风暴。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严重危机。
(责任编辑:肖笙)
据中共喉舌人民网报导,8月14日至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浙江省杭州、湖州、嘉兴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夏宝龙等省官员陪同视察。
温家宝: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
温家宝在浙江考察时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他强调,中国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稳定。他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就业工作。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涨幅只有7.6%,只略微高出北京政府预定实现经济增长7.5%这一目标0.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增幅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已经达到可望而不可及的速度,但是对于中国每年需要满足数亿人就业需求的劳动力市场来说,这一增幅显然不够。
习近平8月5日现身北戴河
据中共喉舌新华社之前报导,8月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见了专家以及基层一线人员,外媒解读这是中国高层在当地会议已召开的信号。港媒报导,此次北戴河会议薄熙来案引发高度关注。
新华社报导,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其他官员包括负责人事变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主要负责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国务委员刘延东;负责安排领导人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新华社没有说是否还有其他领导人在北戴河,也没有就其它任何一场会议给出详细信息。
据BBC6日的报导,因为习近平是下一届中共总书记的热门人选,因此这则消息由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被认为并不一般。BBC发自北京的报导说,北戴河会议向来不公开,因此中国一般民众几乎不可能得知会议内容或者得以一窥全豹。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分析指,这次的会议自然是为即将来临的中共十八大营建气氛、铺路。
今夏北戴河“惨淡” 共产党正面临严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6日报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其他高层领导人3日已抵达河北省临近渤海湾的避暑胜地北戴河。种种消息显示,中共高层官员已在北戴河聚集。
7月京津两地连发暴雨,北戴河今年暑期生意惨淡。先是北京7.21暴雨,然后天津地区也下了暴雨,河北省内也有多处降雨,这对于以京津冀地区为主要客源的北戴河地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上周五(8月3日)陆续抵达北戴河后,这个海滨渡假胜地也遭受了台风袭击,路边许多松树和柳树被连根拔起。
《金融时报》6日报导还称,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不久前发生的台风似乎象征着共产党因为薄熙来丑闻而引发的巨大风暴。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严重危机。
(责任编辑:肖笙)
怵目惊心的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著名政论杂志《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发表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撰写的长文《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披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地主、富农分子,为2025万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为1400万人;冠以各种罪名的人300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生反革命分子3000万人,坏分子4000万人,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300万人,反党分子2200万人(包括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和划为第四类的坏人);1958年~1959年对大法不犯、小法不断等类人打击2000万人;1958年~1960年基层干部、社员受打击迫害2000万人;“文革”时期的1亿人;1959年~1966年包夹改造五类分子2000万人。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宪法序言中的定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
1949年之后,对敌对分子、敌对阶级的认定,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确认,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演变。这里,我引用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在《关于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中的论述: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群体,它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显现和更新。对于专政对象的界定,从来没有履行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没有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征得大多数民意认可,而是国家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的随意施为。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命运难卜的人群。
专政对象,随着革命形势的演变,不断扮演着进入、退出的角色。演变的脉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3)
专政对象被统称为“反革命分子”。
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官方对反革命分子界定为“五个方面的敌人”:
土匪头子,中队长以上,惯匪;
特务;
恶霸;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党,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青团分队以上;军,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军队连长以上;政,政府科长、乡长以上;警察,警长以上;宪兵,排长以上;
反动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或相当于点传师和职业办道人员。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3~1966)
对专政对象的称谓,简称为“五类分子”。
第一类:地主。1955年,第二次镇反运动中,把不法地主列为打击(专政)对象。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取消了“不法”二字,守法地主也是专政对象。
第二类:富农。和地主同等政治待遇。
第三类: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政治术语,它像一个“筐”,凡是当局认为对政权构成危害或可能构成危害的人,都可以往“筐”里装。例如,除了第一次镇反中界定的“五个方面敌人”外,凡历史上担任过反动职务、有过反动行为的人(敌伪军政警宪骨干、托派、汉奸、叛徒、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等),以及虽无反动历史问题,但具有现实危害的人(现行破坏活动,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则分别称为历史反革命、新生反革命,归于这一类。
第四类:坏分子。毛泽东对坏分子有个笼统的界定,他说:“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第五类:右派分子。1957年“阳谋”论的受害者。
1959年,庐山会议后,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享有右派分子的同等政治待遇。只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风云变幻,他们中一部分人退出了牢笼,一部分人仍受煎熬。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这个时期,划定专政对象的工作,是混乱、无序的,为所欲为的。专政对象的通俗称谓,叫“牛鬼蛇神”。沦为此类者,遭到法西斯式专政手段的非人折磨与摧残。
对专政对象的具体称谓,除了沿袭旧的名称外,新的花样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保皇派;
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属、子女);
臭老九(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在湖南省的邵阳地区,当地的造反派在驻军的支持下,划定21种人为专政对象,大肆杀戮,致资江漂尸月余。他们的身份是:
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叛(叛徒)、特(特务)、走(走资派)、臭(知识分子)、党(国民党)、团(三青团)、民(民社党)、青(青年党)、军(国民党和汪伪军人)、政(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工作人员,含保长、甲长)、警(国民政府警察)、宪(宪兵)、会(会道门分子)、卜(算卦先生)、巫(巫婆)、神(神汉、迷信职业者)。
那个时候,有人把这“二十一种人”,编了一首顺口溜。
即:
地富反坏右,叛特走,
后面跟上一个臭老九。
牛鬼蛇神没个完,
还有军政警宪民青和党团。
会道门,算卦仙,
巫婆神汉站两边。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8~ )
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列为“祸国殃民的余孽们”悉数“归位”。接着,党内的一代人杰胡耀邦,连续动了几次大的手笔: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地富资本家摘帽,一律释放在押国民党军政人员等,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真可谓日月重光,否极泰来。那种随意划定专政对象,限人以罪的恐怖勾当,已成历史陈迹,就连“反革命”这个人人恐惧的“罪名”,也从法律条文中删除了,成为一种政治术语。
那个时代所划定的“反革命阶级基础”,后改为“反革命社会基础”,丁明清同志在《反革命基础》一文中写道:
反革命基础,这是中国公安工作的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叫做反革命分子赖以生存与活动的社会基础,或叫反革命社会基础,也有称反革命阶级基础的。这个称谓指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群体。
名称的由来
1954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宣布结束。同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中国公安工作将由群众运动转入经常斗争,重点加强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打击隐蔽较深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间谍。为此,调查、监控他们赖以生存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涵盖的社会群体:
反动阶级的人们:那时的反动阶级,是指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子女。特别是被处决和关押者的家属子女;
敌(国民党)、伪(汪伪)、军、政、警、宪人员;
知识界的反动分子;
社会游离阶层。乞丐、妓女、艺人、卜巫之类;
民主党派、宗教、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
并不是上列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反革命社会基础,统通被列为调查和监控的对象,而是有选择的。凡选择列为调查、监控对象的人,还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地说,在城市,由公安分局审批;在农村,由县一级公安局审批。如果把有影响的高级人物列为反革命基础进行监控,还要由更高一级的公安机关批准。
实施监控的执行人员,一般由公安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承担。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实际上是国民党”。他把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春,公安部长谢富治视察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要求公安机关以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支持红卫兵,允许向造反派、红卫兵提供公安机关掌握的“牛鬼蛇神”,包括反革命社会基础名单。
各地效仿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手持公安机关提供的名单,私设公堂,随意确定、升级、扩大专政对象的范围,打砸抢烧杀,掀起“红色恐怖风暴”,全国大乱。湖南零陵地区、邵阳地区的造反派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各杀戮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吴清濂《难忘196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广西《联指》造反派,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庭”,采用枪决、木决、石决,推下山岩摔死,推下水淹死等杀戮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的惨剧(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调查组报告,1983年12月)。
可以说,在1949年之后的30年里,是人们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革命洗礼”的时代,是人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生活环境中,“斗争哲学”大行其道。
二、专政惩治、冲击的人数
地主、富农分子
地主、富农分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专政对象之一。1946年起,在华北、东北与西北的部分省的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对拥有较多土地、房屋、财产,自己不劳动,或只附带劳动,靠剥削雇工、佃户的劳动成果,或放贷款当高利贷对待,其剥削收入占全家全年总收入达50%以上者,划为地主成分,其家庭成员中有主持、操纵家务的成年人,划定为地主分子,除按人口分给一定数量的劣质土地和偏僻破烂的房屋外,其余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没收,扫地出门,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占有土地,拥有较好的劳动工具与生产技能,自身和家庭成员均参加劳动,雇工或出租部分土地或放贷款,其全家全年收入中的剥削量,已达25%以上的,定为富农成分,其主持家务的成年人,定为富农分子,其出租的部分土地和自耕的土地与房屋、财产与划定的地主一样。在东北、华北、西北部分地区的土改中,对地主、富农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对待,作为专政对象进行专政、批斗、吊打。其全家全年收入中的剥削量达到18%的,定为富裕中农,以团结对象对待。
夺取全国的政权后,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即按照1950年政务院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对富农的部分出租土地予以征收”,“其自耕土地和房屋、财产等不受侵犯,受法律保护”。但土地改革运动实际执行中,所谓“征收”,实际是没收。在政治上对富农采取孤立政策。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后,对富农分子采取专政,被纳入人民群众的“包夹改造”之列,进行监督改造,限制人身自由。对富裕中农则列为资本主义势力对待,农村有了资本主义苗头,便在他们中找。
1951年全国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估计全国地主、富农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5%。那时全国总人口4.5亿,90%在农村,即4.05亿农村人口,地主、富农分子有2025万人,以一家5口人计,则地主、富农家庭成员,包括地富分子在内,计有1.0125亿人。
毛泽东这个估计数是否准确?我们根据现有数,并考虑时间的变迁因素,予以验证。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经胡耀邦等于1982年给仍然活着的地、富分子摘掉政治帽子,恢复其公民民主权利。这时,只剩下440万人了。
土地改革运动的年代和以后的岁月,正是毛泽东形容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年代,地富分子和其家庭成员处于“暴风骤雨”的中心。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到了1982年,30多年过去了,按照人生的自然规律,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年的壮年与老年的地主、富农分子,难以活到七八十岁,可能早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这些当年40开外或50岁、60岁的地主、富农分子,约占地主、富农总数的一半,即2025万减去一半,剩下1012.5万,是当年的青壮年地、富分子。这些人在30年的阶级斗争风浪中,累遭批判斗争、吊打,被打死、折磨死的,饥荒年代饿死的,自杀的不在少数。这一少半人,就是1982年摘掉地主、富农帽子的440万人。
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分子,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对它的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法律制度,持敌对态度的人们。这是各种类型反革命分子的总的称谓。
历史反革命分子。旧政权下遗留下来的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政对象之二。1950年10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对“五个方面的敌人”纳入打击对象。他们是: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分子。党,含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长以上;军,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军队连长以上军官;政,科长、乡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排长以上为骨干。
特务分子。为国民政府、日、汪伪政权搜集情报的军统、中统、保密局、情报总部、总局的情报、间谍人员与嫌疑人员。
恶霸分子。依仗国民党政权和封建等黑恶势力,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善良,侵犯他人生命、政治、经济利益的人。
土匪头子。从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残害人命,危害社会治安的经济土匪,发展到配合国民党残余分子,杀害干部、群众、颠覆新政权的政治土匪中的中队长以上的骨干。全国匪众达200万人。
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职业办道人员,打着宗教旗号,以封建迷信为手段,在人民群众中秘密串联,发展秘密组织,在网罗人员已达到一定数量与占领一定地盘后,其首领萌发登基称帝的政治野心,妄图夺取政权,1952年全国发现其成员近2000万人,骨干分子89万人。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接见傅作义将军部下起义部队将领时的讲话中有一个估计,他说,国民党党政军警宪人员,留在大陆有1000万人。1950年11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正紧张进行时,他对反革命分子的人数,也有一个估计。他说,反革命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但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比例高一点,有的地方比例低一点。那时,全国人口4.5亿,1%,是450万,2%,是900万,3%,是1350万。
毛泽东这两次估计,应该是相近的,即前面所指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至1400余万人。第一次镇反运动(1950年10月~1953年),打击的对象是历史反革命,逮捕判刑、处决、管制共计500万。第二次镇反(1955年~1956年),第三次镇反(1957年9月~1958年),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1962年),“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文革”运动(1966年~1976年),对残存的历史反革命的打击,从未停止放松。27年间,逮捕判刑、处决、判处管制的历史反革命也有500万。两者相加,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的二十七八年间,共打击处理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人。那时,全国农村共有42889个人民公社,847894个生产大队(村)。大部分人民公社中的反面教员(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门类应该是齐全的,生产大队中的这类分子门类不一定齐全,但最少也有五六人。如果其中一半是残余历史反革命分子250多万个,加上城市中的残余历史反革命,全国未经过打击处理的残余历史反革命的数量,将不少于400余万人。
这样,二十七八年间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1000万人,未经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400余万人。两项合计,全国历史反革命的基数为1400多万人,同毛泽东的估计相差不多。
冠以各种罪名被专政、冲击的人群
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人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交错被惩治、处理的人。这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内部肃反、内部清理那“五方面的敌人”未包含在内,随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以及平常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受到冲击的人,有叛徒、内奸、汉奸、托匪、阶级异己、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民族分裂分子,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大汉族主义分子,叛国投敌分子,共12种人。
叛徒。原为共产党员或革命组织、外围组织的成员,后背叛了共产党或革命组织,投靠了敌人,破坏革命事业的人,或被国民政府、组织、人员逮捕、关押过的人。这些人在镇反、内部肃反、内部清理整顿时,都被严格审查、清理,有的被逮捕法办而过了关,有的通过审查、清理,问题已弄清,留在内部给以一定的工作,给他以生活出路;有的放回社会,自谋职业。可是到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又重新对其进行审查、清算的人。
内奸。受敌人派遣,隐藏在新政权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人;或革命组织成员,被敌方策反、利用,按敌方指示进行活动的人;或新政权组织工作人员,与被审查的贪污嫌疑人,肃反嫌疑人,反右倾运动被审查的嫌疑人有过接触的人,也被认定为内奸。
汉奸。为日伪、汪伪政权和外国势力,出卖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为外国侵华势力服务,充当侵略者走狗的中国人。
托匪。亦称托派,前苏联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斯大林从1920年代开始,在苏联掀起了清剿托洛茨基匪帮的运动。这是一桩被斯大林颠倒了是非的冤案。中国共产党追随斯大林,在其根据地时期和1949年取得政权后,在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部门设置有专门机构“肃托”,对中国的托派进行了镇压与取缔。开始称托匪,后又改称托派,人数较多的有山东、江苏、上海、广东、香港等地。抗日时期,在根据地的山东湖西地区、泰安地区的肃托,搞得残酷,泰安地委社会部长武戈(化名)领导的肃托,就处决几百人(抗日时期曾任泰安县公安局长、后任中南公安部处长、中央公安部处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夏新生同志1983年来京时亲自告诉笔者)。
阶级异己分子。隐瞒剥削阶级家庭或个人担任反动职务的真实身份,混入革命组织内的人;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的人。
帝国主义分子。1949年前,为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侵略利益服务,新政权成立后在华居留的外国人。
买办、洋奴。1949年前,为外国资本家、传教士、驻华机构服务,在外国资本家在华开设的洋行、工厂、公司、仓库、银行中充当高级职员的中国人;为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堂、学校、诊所、医院,充当职员、服务人员的中国人。
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中有影响的人士,反对共产党或与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
民族分裂分子。在少数民族中,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煽动民族独立,分裂祖国的分子。
大汉族主义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那些认为汉民族是优等民族,主张享有特权,欺压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
叛国投敌分子。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公安、国家安全、外交等部门掌握国家机密的工作人员,叛逃出境或合法出境,向敌对国家出卖国家利益、机密、情报的人。对于这一类的败类,应予以严惩。但是,自1949年以来,一些人想往国外生活,非法出境,或因公因私合法出境,滞留不归,并未叛逃、叛国、出卖国家利益和情报,也往往以叛国投敌对待。
以上“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十二种人,全国约有300万。
新的反革命分子
新的反革命,即新生反革命,亦称现行反革命,与老的历史反革命相比较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一。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由对政府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的不满,进而发展到有过激、敌对行为的人。如,所谓的“恶攻”(领袖、党、党政领导人)案件、政治性组织案件等等。它的数量是政府历次打击行动中,逐年积累起来的。从毛泽东主政到他去世的二十七八年间,几乎每年都对现行反革命活动进行打击处理,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从来都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列为重要内容。当时的中国是以意识形态定是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无论什么问题与是非,都要打上政治烙印、阶级烙印,识别打击新的反革命也毫无例外。一个人是否是新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行为是否构成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首先要看他是否出身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是否同旧的政权、反动组织、反动人物有政治上的瓜葛,是否具有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反革命家属、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基层政权的保长、甲长、警察、宪兵的一般人员,会道门的徒众的政治身份。同样一个问题,比如,打架斗殴一类的小事,如果发生在工人、贫下中农身上,就属于一般民事纠纷,各级政府官员是不过问的;如果发生在上述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反动社会基础”的人身上,就是大问题,官员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判断,一般事件就可能变成政治事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判断,就可能变为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活动,是现行反革命案件。用扭曲了的心态,来分析处理社会现象,现行反革命分子多得不得了。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
1949年至1976年,发生的现行反革命案件2200万件,按一案1至2人,被判处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是4000万人左右。若按3000万人计,加上历史反革命分子1400万人,就有4400万人投入监牢、劳改队。
坏分子
坏分子,作为共和国的一个“罪名”,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专政惩治的人群之二。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坏分子的含义,做出了解释。他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这样,所谓坏分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刑事犯罪分子。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共发生刑事案件1000多万宗,按一案平均以2人计算,约有刑事犯罪分子2000多万人。
中国与外国的法律制度不同。在外国,刑事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是罪人;刑满释放后,除少数依法继续剥夺其公民权利者外,都是享有公民权利的正常人。中国则不然,中国有“多留少放”,“刑满留场就业”的政策,即70%的刑满人员则要留场就业,主要是怕这些人放回社会后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这一政策是1952年下半年公安部召开的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决议,上报毛泽东批准后决定下来的,1953年开始执行。30%的人释放回家。刑满释放的人,还被称为“劳改释放犯”。而留场就业的刑满人员,则被称为“刑满就业职工”,当“二等公民”对待。少数有幸释放回家的人,仍被戴上“坏分子”的政治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坏分子的政治帽子一旦加身,将伴随终生。
“坏分子”在中国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包括刑事犯罪分子,还包括“公众认为是坏人的人”。这一罪名,从来没有作过法律规定与权威的解释,没有严格的批准程序,随意性很大。这就给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与某些官员,提供了他们侵犯他人人权的空间和机会。在农村,贫下中农子女,政治地位高,基层干部对他们比较忌讳,不敢得罪他们,不敢随意加罪。而地富反坏右、刑满释放人员、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人员及其家属子女,和其他被人冷眼对待的弱势群体、牛鬼蛇神,就成了基层干部、某些官员作威作福的发泄对象。什么“谩骂干部”、“不听指挥”、“不服从领导”、“挑拨干群关系”、“维护反动家庭利益”、“反攻倒算”、“破坏生产”、“破坏团结”等等罪名与指控,都可以成为戴“坏分子”帽子的根据。这些怪事非一地专有,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刑事犯、右派分子中,至少每两人里有一人的子女是“继承父业”,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加上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特人员及其子女家属,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约3000万人。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和没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两项相加,全国坏分子的人数当不少于4000万人。
资产阶级分子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区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民营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政权把他们按敌对分子论处,民营资产阶级官方称作民族资产阶级。五星红旗中的一颗“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三。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先是将私营工商业雇工10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继之,又将雇工7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到了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高潮中把民营的旅店、商店、作坊、工场中凡雇工(或学徒)3人以上者,定为小业主,按资产阶级分子对待;农村土改中作为团结对象的中农,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按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势力对待。
当时,城镇里定为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有人估计,约300多万。1982年,给活着的70多万资产阶级分子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利。
反党分子
这里所说的反党分子,是指1949年以来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中,所形成带有规模性的反党分子。至于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对少数人,或个人所定的反党分子,比较零碎、分散,不包括在内,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专政惩治的人群之四,其中:
右派分子。据官方于1982年公布的数字,全国共划定资产阶级右派552973人,1982年止,给予改正552877人。但是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说:“2005年5月中共中央解密档案,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共划右派3178470人,实际划为右派分子的,是1982年官方公布的55万个右派分子的5.74倍,还有1437562人定为中间偏右的‘中右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定为有右倾思想的有几百万人。对被定为右派的人,绝大部分送劳动教养场所,集中监督改造,少数人送农村和农场监督改造。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据中央组织部统计、公布,这一运动在全国打了380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中共党员达365万。
“表现坏的坏人”。这是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的用语。1960年冬至1962年,毛泽东在全国的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将公社和公社以下的基层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划分为四种类型:一、表现好的,紧跟党中央部署,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工作有成绩的;二、表现比较好的;三、表现差的;四、表现坏的,指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蜕化变质分子,办了坏事的人。全国有五分之一的社队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列为第四类的人不少于500万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1963年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便于1963年至1967年1月,连续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从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清”和清理整顿中,清理出来被戴上走资派、四不清干部、有问题的人或坏人帽子的,约有1000万人,从干部队伍中清洗出去。
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运动中,基层社队组织、干部,甚至地、县级党政领导干部指令基层组织,对那些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小偷小摸、不参加集体劳动、不听指挥和顶撞干部、破坏生产、挑拨干群关系、阶级报复等类罪名的人,非法私设集训队、劳改队、劳教队,进行刑讯逼供、罚跪、吊打、折磨,全国受到惩治的达3000万人,少算也有2000万人。在1959、1960年反瞒产私分运动和大饥荒年代,省、地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将责任推给县和社队基层干部与社员,关押打击了一批人,全国不下3000万,少算也有2000万基层干部与社员群众受到惩治。
1959年10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与肯定,遂向全国进行了推广。这项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开展,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全国达2000万人。包夹改造五类分子,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批准,每半个月要向包夹改造小组作口头或文字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接受教育。
“文革”时期被专政、惩治冲击的人群
“文革”10年,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文革”中迫害人,给人以罪名的,名目繁多。就反党分子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还有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保皇派”;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找不到合适罪名加害于受迫害者时,就以“牛鬼蛇神”代替统称。前述湖南邵阳地区的造反派,就给被迫害者列了21种名称的罪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据辛子陵的著述,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中指出,“文革”中全国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
受惩治人群的估算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地主、富农分子,为2025万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为1400万人;冠以各种罪名的人300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生反革命分子3000万人,坏分子4000万人,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300万人,反党分子2200万人(包括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和划为第四类的坏人);1958年~1959年对大法不犯、小法不断等类人打击2000万人;1958年~1960年基层干部、社员受打击迫害2000万人;“文革”时期的1亿人;1959年~1966年包夹改造五类分子2000万人。
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公办的劳动教养的600多万人,收容审查、强制劳动、集训的200多万至300多万人,更不包括公社、大队私设的劳改队、劳教队、强劳队、集训队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三、劳动教养、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
劳动教养
1957年7月,公安部与内务部共同商讨研究,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就收容劳动教养问题,两部联名向国务院作了报告,我参加了两部向国务院报告的起草工作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不久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申请。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
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四、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劳动教养就性质来说,该《决定》明确地说:“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从同年的8月份开始,采取了:
一、1955年4月至1956年,第二次镇反和内部清理、内部肃反运动中尚未处理的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内部不适当,又无适当办法处理他们,就将他们送去劳动教养;
二、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城乡定了300多万右派,其中多数送劳动教养场所;
三、按照《决定》规定的四项劳动教养收容范围,以及随后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公安机关破获的反革命案件,各种刑事案件中,不够追究刑事责任,放回社会又有危害的人,自1957年8月至1980年代初的二十五六年里,收容劳动教养的人,达500万。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公安部办公厅对1958年县以下的公社私设劳教队,据14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共强制收容了300多万人。
四、1983年8月至1987年,全国开展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三次严打战役中,对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而收容劳动教养,不少于100万。
强制劳动、收容审查
1959年以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犯罪与重大流窜犯罪嫌疑的分子,以及逃避改造到处流窜的四类分子,还对在大饥荒年代大批民众,主要是农民为了求生存外出逃荒乞讨,被当成盲流、流窜犯进行围堵、拦截,收容审查,先后出台了《关于强制劳动的决定》和《收容审查的决定》。
地、县公安机关强制收容和收容审查的人员,从1959年以来,到21世纪初的50多年来,究竟强劳、收容审查了多少人,官方未公布过,只有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强劳所、收容所,一个一个地查和搜集,才能弄清楚,笔者估算不少于2000万人(不含县以下私设的强劳、收容站队)。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宪法序言中的定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
1949年之后,对敌对分子、敌对阶级的认定,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确认,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演变。这里,我引用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在《关于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中的论述: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群体,它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显现和更新。对于专政对象的界定,从来没有履行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没有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征得大多数民意认可,而是国家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的随意施为。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命运难卜的人群。
专政对象,随着革命形势的演变,不断扮演着进入、退出的角色。演变的脉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3)
专政对象被统称为“反革命分子”。
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官方对反革命分子界定为“五个方面的敌人”:
土匪头子,中队长以上,惯匪;
特务;
恶霸;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党,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青团分队以上;军,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军队连长以上;政,政府科长、乡长以上;警察,警长以上;宪兵,排长以上;
反动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或相当于点传师和职业办道人员。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3~1966)
对专政对象的称谓,简称为“五类分子”。
第一类:地主。1955年,第二次镇反运动中,把不法地主列为打击(专政)对象。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取消了“不法”二字,守法地主也是专政对象。
第二类:富农。和地主同等政治待遇。
第三类: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政治术语,它像一个“筐”,凡是当局认为对政权构成危害或可能构成危害的人,都可以往“筐”里装。例如,除了第一次镇反中界定的“五个方面敌人”外,凡历史上担任过反动职务、有过反动行为的人(敌伪军政警宪骨干、托派、汉奸、叛徒、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等),以及虽无反动历史问题,但具有现实危害的人(现行破坏活动,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则分别称为历史反革命、新生反革命,归于这一类。
第四类:坏分子。毛泽东对坏分子有个笼统的界定,他说:“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第五类:右派分子。1957年“阳谋”论的受害者。
1959年,庐山会议后,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享有右派分子的同等政治待遇。只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风云变幻,他们中一部分人退出了牢笼,一部分人仍受煎熬。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这个时期,划定专政对象的工作,是混乱、无序的,为所欲为的。专政对象的通俗称谓,叫“牛鬼蛇神”。沦为此类者,遭到法西斯式专政手段的非人折磨与摧残。
对专政对象的具体称谓,除了沿袭旧的名称外,新的花样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保皇派;
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属、子女);
臭老九(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在湖南省的邵阳地区,当地的造反派在驻军的支持下,划定21种人为专政对象,大肆杀戮,致资江漂尸月余。他们的身份是:
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叛(叛徒)、特(特务)、走(走资派)、臭(知识分子)、党(国民党)、团(三青团)、民(民社党)、青(青年党)、军(国民党和汪伪军人)、政(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工作人员,含保长、甲长)、警(国民政府警察)、宪(宪兵)、会(会道门分子)、卜(算卦先生)、巫(巫婆)、神(神汉、迷信职业者)。
那个时候,有人把这“二十一种人”,编了一首顺口溜。
即:
地富反坏右,叛特走,
后面跟上一个臭老九。
牛鬼蛇神没个完,
还有军政警宪民青和党团。
会道门,算卦仙,
巫婆神汉站两边。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8~ )
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列为“祸国殃民的余孽们”悉数“归位”。接着,党内的一代人杰胡耀邦,连续动了几次大的手笔: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地富资本家摘帽,一律释放在押国民党军政人员等,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真可谓日月重光,否极泰来。那种随意划定专政对象,限人以罪的恐怖勾当,已成历史陈迹,就连“反革命”这个人人恐惧的“罪名”,也从法律条文中删除了,成为一种政治术语。
那个时代所划定的“反革命阶级基础”,后改为“反革命社会基础”,丁明清同志在《反革命基础》一文中写道:
反革命基础,这是中国公安工作的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叫做反革命分子赖以生存与活动的社会基础,或叫反革命社会基础,也有称反革命阶级基础的。这个称谓指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群体。
名称的由来
1954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宣布结束。同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中国公安工作将由群众运动转入经常斗争,重点加强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打击隐蔽较深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间谍。为此,调查、监控他们赖以生存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涵盖的社会群体:
反动阶级的人们:那时的反动阶级,是指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子女。特别是被处决和关押者的家属子女;
敌(国民党)、伪(汪伪)、军、政、警、宪人员;
知识界的反动分子;
社会游离阶层。乞丐、妓女、艺人、卜巫之类;
民主党派、宗教、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
并不是上列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反革命社会基础,统通被列为调查和监控的对象,而是有选择的。凡选择列为调查、监控对象的人,还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地说,在城市,由公安分局审批;在农村,由县一级公安局审批。如果把有影响的高级人物列为反革命基础进行监控,还要由更高一级的公安机关批准。
实施监控的执行人员,一般由公安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承担。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实际上是国民党”。他把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春,公安部长谢富治视察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要求公安机关以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支持红卫兵,允许向造反派、红卫兵提供公安机关掌握的“牛鬼蛇神”,包括反革命社会基础名单。
各地效仿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手持公安机关提供的名单,私设公堂,随意确定、升级、扩大专政对象的范围,打砸抢烧杀,掀起“红色恐怖风暴”,全国大乱。湖南零陵地区、邵阳地区的造反派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各杀戮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吴清濂《难忘196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广西《联指》造反派,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庭”,采用枪决、木决、石决,推下山岩摔死,推下水淹死等杀戮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的惨剧(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调查组报告,1983年12月)。
可以说,在1949年之后的30年里,是人们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革命洗礼”的时代,是人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生活环境中,“斗争哲学”大行其道。
二、专政惩治、冲击的人数
地主、富农分子
地主、富农分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专政对象之一。1946年起,在华北、东北与西北的部分省的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对拥有较多土地、房屋、财产,自己不劳动,或只附带劳动,靠剥削雇工、佃户的劳动成果,或放贷款当高利贷对待,其剥削收入占全家全年总收入达50%以上者,划为地主成分,其家庭成员中有主持、操纵家务的成年人,划定为地主分子,除按人口分给一定数量的劣质土地和偏僻破烂的房屋外,其余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没收,扫地出门,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占有土地,拥有较好的劳动工具与生产技能,自身和家庭成员均参加劳动,雇工或出租部分土地或放贷款,其全家全年收入中的剥削量,已达25%以上的,定为富农成分,其主持家务的成年人,定为富农分子,其出租的部分土地和自耕的土地与房屋、财产与划定的地主一样。在东北、华北、西北部分地区的土改中,对地主、富农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对待,作为专政对象进行专政、批斗、吊打。其全家全年收入中的剥削量达到18%的,定为富裕中农,以团结对象对待。
夺取全国的政权后,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即按照1950年政务院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对富农的部分出租土地予以征收”,“其自耕土地和房屋、财产等不受侵犯,受法律保护”。但土地改革运动实际执行中,所谓“征收”,实际是没收。在政治上对富农采取孤立政策。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后,对富农分子采取专政,被纳入人民群众的“包夹改造”之列,进行监督改造,限制人身自由。对富裕中农则列为资本主义势力对待,农村有了资本主义苗头,便在他们中找。
1951年全国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估计全国地主、富农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5%。那时全国总人口4.5亿,90%在农村,即4.05亿农村人口,地主、富农分子有2025万人,以一家5口人计,则地主、富农家庭成员,包括地富分子在内,计有1.0125亿人。
毛泽东这个估计数是否准确?我们根据现有数,并考虑时间的变迁因素,予以验证。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经胡耀邦等于1982年给仍然活着的地、富分子摘掉政治帽子,恢复其公民民主权利。这时,只剩下440万人了。
土地改革运动的年代和以后的岁月,正是毛泽东形容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年代,地富分子和其家庭成员处于“暴风骤雨”的中心。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到了1982年,30多年过去了,按照人生的自然规律,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年的壮年与老年的地主、富农分子,难以活到七八十岁,可能早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这些当年40开外或50岁、60岁的地主、富农分子,约占地主、富农总数的一半,即2025万减去一半,剩下1012.5万,是当年的青壮年地、富分子。这些人在30年的阶级斗争风浪中,累遭批判斗争、吊打,被打死、折磨死的,饥荒年代饿死的,自杀的不在少数。这一少半人,就是1982年摘掉地主、富农帽子的440万人。
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分子,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对它的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法律制度,持敌对态度的人们。这是各种类型反革命分子的总的称谓。
历史反革命分子。旧政权下遗留下来的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政对象之二。1950年10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对“五个方面的敌人”纳入打击对象。他们是: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分子。党,含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长以上;军,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军队连长以上军官;政,科长、乡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排长以上为骨干。
特务分子。为国民政府、日、汪伪政权搜集情报的军统、中统、保密局、情报总部、总局的情报、间谍人员与嫌疑人员。
恶霸分子。依仗国民党政权和封建等黑恶势力,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善良,侵犯他人生命、政治、经济利益的人。
土匪头子。从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残害人命,危害社会治安的经济土匪,发展到配合国民党残余分子,杀害干部、群众、颠覆新政权的政治土匪中的中队长以上的骨干。全国匪众达200万人。
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职业办道人员,打着宗教旗号,以封建迷信为手段,在人民群众中秘密串联,发展秘密组织,在网罗人员已达到一定数量与占领一定地盘后,其首领萌发登基称帝的政治野心,妄图夺取政权,1952年全国发现其成员近2000万人,骨干分子89万人。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接见傅作义将军部下起义部队将领时的讲话中有一个估计,他说,国民党党政军警宪人员,留在大陆有1000万人。1950年11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正紧张进行时,他对反革命分子的人数,也有一个估计。他说,反革命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但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比例高一点,有的地方比例低一点。那时,全国人口4.5亿,1%,是450万,2%,是900万,3%,是1350万。
毛泽东这两次估计,应该是相近的,即前面所指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至1400余万人。第一次镇反运动(1950年10月~1953年),打击的对象是历史反革命,逮捕判刑、处决、管制共计500万。第二次镇反(1955年~1956年),第三次镇反(1957年9月~1958年),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1962年),“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文革”运动(1966年~1976年),对残存的历史反革命的打击,从未停止放松。27年间,逮捕判刑、处决、判处管制的历史反革命也有500万。两者相加,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的二十七八年间,共打击处理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人。那时,全国农村共有42889个人民公社,847894个生产大队(村)。大部分人民公社中的反面教员(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门类应该是齐全的,生产大队中的这类分子门类不一定齐全,但最少也有五六人。如果其中一半是残余历史反革命分子250多万个,加上城市中的残余历史反革命,全国未经过打击处理的残余历史反革命的数量,将不少于400余万人。
这样,二十七八年间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1000万人,未经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400余万人。两项合计,全国历史反革命的基数为1400多万人,同毛泽东的估计相差不多。
冠以各种罪名被专政、冲击的人群
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人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交错被惩治、处理的人。这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内部肃反、内部清理那“五方面的敌人”未包含在内,随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以及平常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受到冲击的人,有叛徒、内奸、汉奸、托匪、阶级异己、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民族分裂分子,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大汉族主义分子,叛国投敌分子,共12种人。
叛徒。原为共产党员或革命组织、外围组织的成员,后背叛了共产党或革命组织,投靠了敌人,破坏革命事业的人,或被国民政府、组织、人员逮捕、关押过的人。这些人在镇反、内部肃反、内部清理整顿时,都被严格审查、清理,有的被逮捕法办而过了关,有的通过审查、清理,问题已弄清,留在内部给以一定的工作,给他以生活出路;有的放回社会,自谋职业。可是到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又重新对其进行审查、清算的人。
内奸。受敌人派遣,隐藏在新政权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人;或革命组织成员,被敌方策反、利用,按敌方指示进行活动的人;或新政权组织工作人员,与被审查的贪污嫌疑人,肃反嫌疑人,反右倾运动被审查的嫌疑人有过接触的人,也被认定为内奸。
汉奸。为日伪、汪伪政权和外国势力,出卖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为外国侵华势力服务,充当侵略者走狗的中国人。
托匪。亦称托派,前苏联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斯大林从1920年代开始,在苏联掀起了清剿托洛茨基匪帮的运动。这是一桩被斯大林颠倒了是非的冤案。中国共产党追随斯大林,在其根据地时期和1949年取得政权后,在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部门设置有专门机构“肃托”,对中国的托派进行了镇压与取缔。开始称托匪,后又改称托派,人数较多的有山东、江苏、上海、广东、香港等地。抗日时期,在根据地的山东湖西地区、泰安地区的肃托,搞得残酷,泰安地委社会部长武戈(化名)领导的肃托,就处决几百人(抗日时期曾任泰安县公安局长、后任中南公安部处长、中央公安部处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夏新生同志1983年来京时亲自告诉笔者)。
阶级异己分子。隐瞒剥削阶级家庭或个人担任反动职务的真实身份,混入革命组织内的人;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的人。
帝国主义分子。1949年前,为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侵略利益服务,新政权成立后在华居留的外国人。
买办、洋奴。1949年前,为外国资本家、传教士、驻华机构服务,在外国资本家在华开设的洋行、工厂、公司、仓库、银行中充当高级职员的中国人;为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堂、学校、诊所、医院,充当职员、服务人员的中国人。
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中有影响的人士,反对共产党或与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
民族分裂分子。在少数民族中,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煽动民族独立,分裂祖国的分子。
大汉族主义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那些认为汉民族是优等民族,主张享有特权,欺压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
叛国投敌分子。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公安、国家安全、外交等部门掌握国家机密的工作人员,叛逃出境或合法出境,向敌对国家出卖国家利益、机密、情报的人。对于这一类的败类,应予以严惩。但是,自1949年以来,一些人想往国外生活,非法出境,或因公因私合法出境,滞留不归,并未叛逃、叛国、出卖国家利益和情报,也往往以叛国投敌对待。
以上“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十二种人,全国约有300万。
新的反革命分子
新的反革命,即新生反革命,亦称现行反革命,与老的历史反革命相比较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一。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由对政府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的不满,进而发展到有过激、敌对行为的人。如,所谓的“恶攻”(领袖、党、党政领导人)案件、政治性组织案件等等。它的数量是政府历次打击行动中,逐年积累起来的。从毛泽东主政到他去世的二十七八年间,几乎每年都对现行反革命活动进行打击处理,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从来都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列为重要内容。当时的中国是以意识形态定是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无论什么问题与是非,都要打上政治烙印、阶级烙印,识别打击新的反革命也毫无例外。一个人是否是新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行为是否构成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首先要看他是否出身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是否同旧的政权、反动组织、反动人物有政治上的瓜葛,是否具有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反革命家属、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基层政权的保长、甲长、警察、宪兵的一般人员,会道门的徒众的政治身份。同样一个问题,比如,打架斗殴一类的小事,如果发生在工人、贫下中农身上,就属于一般民事纠纷,各级政府官员是不过问的;如果发生在上述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反动社会基础”的人身上,就是大问题,官员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判断,一般事件就可能变成政治事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判断,就可能变为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活动,是现行反革命案件。用扭曲了的心态,来分析处理社会现象,现行反革命分子多得不得了。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
1949年至1976年,发生的现行反革命案件2200万件,按一案1至2人,被判处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是4000万人左右。若按3000万人计,加上历史反革命分子1400万人,就有4400万人投入监牢、劳改队。
坏分子
坏分子,作为共和国的一个“罪名”,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专政惩治的人群之二。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坏分子的含义,做出了解释。他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这样,所谓坏分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刑事犯罪分子。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共发生刑事案件1000多万宗,按一案平均以2人计算,约有刑事犯罪分子2000多万人。
中国与外国的法律制度不同。在外国,刑事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是罪人;刑满释放后,除少数依法继续剥夺其公民权利者外,都是享有公民权利的正常人。中国则不然,中国有“多留少放”,“刑满留场就业”的政策,即70%的刑满人员则要留场就业,主要是怕这些人放回社会后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这一政策是1952年下半年公安部召开的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决议,上报毛泽东批准后决定下来的,1953年开始执行。30%的人释放回家。刑满释放的人,还被称为“劳改释放犯”。而留场就业的刑满人员,则被称为“刑满就业职工”,当“二等公民”对待。少数有幸释放回家的人,仍被戴上“坏分子”的政治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坏分子的政治帽子一旦加身,将伴随终生。
“坏分子”在中国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包括刑事犯罪分子,还包括“公众认为是坏人的人”。这一罪名,从来没有作过法律规定与权威的解释,没有严格的批准程序,随意性很大。这就给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与某些官员,提供了他们侵犯他人人权的空间和机会。在农村,贫下中农子女,政治地位高,基层干部对他们比较忌讳,不敢得罪他们,不敢随意加罪。而地富反坏右、刑满释放人员、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人员及其家属子女,和其他被人冷眼对待的弱势群体、牛鬼蛇神,就成了基层干部、某些官员作威作福的发泄对象。什么“谩骂干部”、“不听指挥”、“不服从领导”、“挑拨干群关系”、“维护反动家庭利益”、“反攻倒算”、“破坏生产”、“破坏团结”等等罪名与指控,都可以成为戴“坏分子”帽子的根据。这些怪事非一地专有,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刑事犯、右派分子中,至少每两人里有一人的子女是“继承父业”,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加上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特人员及其子女家属,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约3000万人。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和没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两项相加,全国坏分子的人数当不少于4000万人。
资产阶级分子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区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民营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政权把他们按敌对分子论处,民营资产阶级官方称作民族资产阶级。五星红旗中的一颗“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三。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先是将私营工商业雇工10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继之,又将雇工7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到了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高潮中把民营的旅店、商店、作坊、工场中凡雇工(或学徒)3人以上者,定为小业主,按资产阶级分子对待;农村土改中作为团结对象的中农,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按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势力对待。
当时,城镇里定为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有人估计,约300多万。1982年,给活着的70多万资产阶级分子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利。
反党分子
这里所说的反党分子,是指1949年以来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中,所形成带有规模性的反党分子。至于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对少数人,或个人所定的反党分子,比较零碎、分散,不包括在内,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专政惩治的人群之四,其中:
右派分子。据官方于1982年公布的数字,全国共划定资产阶级右派552973人,1982年止,给予改正552877人。但是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说:“2005年5月中共中央解密档案,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共划右派3178470人,实际划为右派分子的,是1982年官方公布的55万个右派分子的5.74倍,还有1437562人定为中间偏右的‘中右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定为有右倾思想的有几百万人。对被定为右派的人,绝大部分送劳动教养场所,集中监督改造,少数人送农村和农场监督改造。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据中央组织部统计、公布,这一运动在全国打了380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中共党员达365万。
“表现坏的坏人”。这是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的用语。1960年冬至1962年,毛泽东在全国的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将公社和公社以下的基层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划分为四种类型:一、表现好的,紧跟党中央部署,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工作有成绩的;二、表现比较好的;三、表现差的;四、表现坏的,指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蜕化变质分子,办了坏事的人。全国有五分之一的社队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列为第四类的人不少于500万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1963年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便于1963年至1967年1月,连续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从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清”和清理整顿中,清理出来被戴上走资派、四不清干部、有问题的人或坏人帽子的,约有1000万人,从干部队伍中清洗出去。
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运动中,基层社队组织、干部,甚至地、县级党政领导干部指令基层组织,对那些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小偷小摸、不参加集体劳动、不听指挥和顶撞干部、破坏生产、挑拨干群关系、阶级报复等类罪名的人,非法私设集训队、劳改队、劳教队,进行刑讯逼供、罚跪、吊打、折磨,全国受到惩治的达3000万人,少算也有2000万人。在1959、1960年反瞒产私分运动和大饥荒年代,省、地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将责任推给县和社队基层干部与社员,关押打击了一批人,全国不下3000万,少算也有2000万基层干部与社员群众受到惩治。
1959年10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与肯定,遂向全国进行了推广。这项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开展,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全国达2000万人。包夹改造五类分子,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批准,每半个月要向包夹改造小组作口头或文字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接受教育。
“文革”时期被专政、惩治冲击的人群
“文革”10年,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文革”中迫害人,给人以罪名的,名目繁多。就反党分子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还有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保皇派”;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找不到合适罪名加害于受迫害者时,就以“牛鬼蛇神”代替统称。前述湖南邵阳地区的造反派,就给被迫害者列了21种名称的罪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据辛子陵的著述,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中指出,“文革”中全国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
受惩治人群的估算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地主、富农分子,为2025万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为1400万人;冠以各种罪名的人300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生反革命分子3000万人,坏分子4000万人,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300万人,反党分子2200万人(包括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和划为第四类的坏人);1958年~1959年对大法不犯、小法不断等类人打击2000万人;1958年~1960年基层干部、社员受打击迫害2000万人;“文革”时期的1亿人;1959年~1966年包夹改造五类分子2000万人。
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公办的劳动教养的600多万人,收容审查、强制劳动、集训的200多万至300多万人,更不包括公社、大队私设的劳改队、劳教队、强劳队、集训队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三、劳动教养、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
劳动教养
1957年7月,公安部与内务部共同商讨研究,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就收容劳动教养问题,两部联名向国务院作了报告,我参加了两部向国务院报告的起草工作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不久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申请。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
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四、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劳动教养就性质来说,该《决定》明确地说:“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从同年的8月份开始,采取了:
一、1955年4月至1956年,第二次镇反和内部清理、内部肃反运动中尚未处理的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内部不适当,又无适当办法处理他们,就将他们送去劳动教养;
二、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城乡定了300多万右派,其中多数送劳动教养场所;
三、按照《决定》规定的四项劳动教养收容范围,以及随后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公安机关破获的反革命案件,各种刑事案件中,不够追究刑事责任,放回社会又有危害的人,自1957年8月至1980年代初的二十五六年里,收容劳动教养的人,达500万。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公安部办公厅对1958年县以下的公社私设劳教队,据14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共强制收容了300多万人。
四、1983年8月至1987年,全国开展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三次严打战役中,对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而收容劳动教养,不少于100万。
强制劳动、收容审查
1959年以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犯罪与重大流窜犯罪嫌疑的分子,以及逃避改造到处流窜的四类分子,还对在大饥荒年代大批民众,主要是农民为了求生存外出逃荒乞讨,被当成盲流、流窜犯进行围堵、拦截,收容审查,先后出台了《关于强制劳动的决定》和《收容审查的决定》。
地、县公安机关强制收容和收容审查的人员,从1959年以来,到21世纪初的50多年来,究竟强劳、收容审查了多少人,官方未公布过,只有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强劳所、收容所,一个一个地查和搜集,才能弄清楚,笔者估算不少于2000万人(不含县以下私设的强劳、收容站队)。
薄瓜瓜:我的家庭饱受风霜
随着谷开来受审,薄瓜瓜再次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2009年,薄瓜瓜做客北京大学时主动回忆家史:“在文革的时候,我的家庭饱受风霜,我爷爷一生坐了22年牢,我的父亲当时才17岁,也坐牢5年,我的妈妈当时才八九岁,一出街头就要被人辱骂。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因为在文革时候就被打死了。所以好多人只看到优越,看到好的,没有看到磨难……”当时,薄瓜瓜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三年后,薄家再次“饱受风霜”: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父亲薄熙来遭罢黜并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母亲谷开来则涉嫌故意杀人面临重罪。文革时,薄家被整得家破人亡;如今,薄熙来夫妻又沦为阶下囚。造化弄人,令人唏嘘。
在罕见地接受几家国内媒体的公开采访后,不到22岁的薄瓜瓜决定和“同龄人关起门来说说悄悄话”。
他将平生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地选择在了北大,这里是他父辈求学的地方,他将筹备事宜托付给了名为财经协会的学生社团,并且保持着一贯的谦虚语调,“他说他现在的成就还达不到演讲的程度,就是过来和同学聊聊天”,但活动组织者、北京大学财经协会主席李一白坚持说,“我们认为他是达到了”。
这是薄瓜瓜获得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头衔后的第二个月。这个由英国华人青年联合会颁发的奖项,尽管在英国并未引起主流媒体的足够重视,但在遥远的中国,却成了媒体争相追逐的话题。
薄瓜瓜是英国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的学生。这样的身份本不足以引起关注,但他的名字后面总会有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作为注脚: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而已逝的爷爷薄一波更是共和国的开国元老之一。
最终,2009年6月27日,北京大学以相当不低的规格迎接了这位“杰出青年”,英杰交流中心门前早早挂起了横幅:热烈欢迎优秀学子薄瓜瓜做客北京大学。
而作为这次“聊天”的场所,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亦声名显赫。仅今年以来,来这里做客的人就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台湾戏剧人赖声川、菲尔兹奖获得者,以及藏传佛教上师宗萨钦哲仁波切等。
不到22岁的青年薄瓜瓜可能是其中最年轻的演讲者。
“中南海保镖”?
“这次特别要求宣传要适当”
6月27日下午5点,距离正式开场尚有两个小时,阳光大厅正门口已有四人矗立两列,白衬衫,黑裤,黑皮鞋,留着短发,带着耳麦,面无表情。穿着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衬托,足足矮了半头。
保安工作是临时加强的,原计划是完全自由开放,由同学自己维持现场秩序。但前一日下午,李一白接到临时通知,入场者必须持学生证或者身份证,“最少要有一个身份,我们要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专业的“白衬衫”分布在阳光大厅的讲台前、座位通道两侧以及后方入口处等显要位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周婷婷好奇地向周围打听演讲者的身份。当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时才恍然大悟。早到的同学纷纷猜测,“白衬衫”们是不是“中南海保镖”?
事后,一名接近活动组织者的北大同学向记者证实:“白衬衫”是财经协会花钱外雇的专业保安人员。至于花费,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慷慨埋单,“打了折的”。
组织者的匠心还包括,为了确保“悄悄话”的效果,特意往每个座位上发送一张“活动须知”的小纸条。第一条即是“如有媒体、报刊等要采访或对此活动及相关内容进行报道,请与活动组织者联系,并经同意方可报道”的宣传纪律。
此前,财经协会主席李一白也一再对本报记者强调,“这次特别要求宣传要适当”。
于是筹备活动的始终,没有在校园内张贴一张海报。只在网络论坛上发了宣传帖,“优秀才子薄瓜瓜做客北京大学畅谈他的海外传奇经历,与各位北大同学及各界朋友交流分享他的求学感悟与成功心得:实力、汗水……如何打造成为你梦想的航船。”
七点整,薄瓜瓜在七八名“白衬衫”的保护下进入阳光大厅,全场掌声雷动。
“没有绝对的平等”
“场内瓜瓜叫,场外叫呱呱”
薄瓜瓜身穿一件中式立领的白衬衫,袖子微卷。坐下后,黑色皮鞋之上露出一双色彩鲜艳的条纹袜子。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据说前一天才从古巴回来,“就像是一个阳光大男孩”,主持人王好事后回忆说。
在红色幕布覆盖的讲台上,主持人王好对薄瓜瓜的开场介绍不乏溢美之辞:一个有着对人生的热爱、对未来的激情,以及对国家、民族深沉的责任和感情的人,一个身后的身份、荣誉、背景、光荣等等都不再重要,真实、精彩,与我们有着同样梦想,与北大学子同心相连的人。
薄瓜瓜的第一句回应则是:“同学们、同志们,谢谢主持人把我说得这么好,所以希望不要让你们失望。”
财经协会周全地请来了薄瓜瓜在中国的母校——北京景山学校的师生。薄瓜瓜从小学到初一一直在景山读书,11岁时前往英国哈罗公学就读,2006年进入牛津大学。景山学校是他在国内唯一的母校。
此外清华、人大和北师大等高校的学生代表,以及留学生代表也被邀请旁听,但并没有学校领导或其他较为年长的嘉宾出席。阳光大厅内放眼望去,尽是年轻的面孔。
这的确算不上一次正式演讲,薄瓜瓜致辞之简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数十秒的问好、致谢之后,他径直坐回了主持人身边,“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最初的话题设计相当轻松,主持人甚至问到了网上流传的“夜店照”。薄瓜瓜笑着说:“你要是现在给咱俩照张照片,灯光调暗一点,那感觉也是‘夜店照’。……毛主席说过,要有严肃的一面,也要有活泼的一面。但好像晚上的活泼就被理解成夜店的东西了……”会场一阵笑声。
家世再度成为现场无法回避的话题。一位同学问:“虽然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像你可以从小到外国去深造,还可以在父亲的帮助下去部队锻炼,这些都是普通人不敢想象的。”
“从理论上来讲,没有绝对平等”,薄瓜瓜回应说:“我要是生下来就缺胳膊断腿,那也是不一样的,人和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机会,而且运气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人的得和失最终是平等的,万事都是平衡的。表面上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爱,但是同时我也得到很多的恨。”
他还主动回忆家史:“在文革的时候,我的家庭饱受风霜,我爷爷一生坐了22年牢,我的父亲当时才17岁,也坐牢5年,我的妈妈当时才八九岁,一出街头就要被人辱骂。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因为在文革时候就被打死了。所以好多人只看到优越,看到好的,没有看到磨难……”
开场不久,当薄瓜瓜在谈论“时尚”话题时,大门外传来喧闹声,薄瓜瓜停下话茬嘱咐:“让人家进来吧。”但此时台下两名身形魁梧的保安人员已循声而去,台上的青年戏噱着说:“两个壮汉过去了。”不一会,门外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篇网络博客以“薄瓜瓜做客北大,场内瓜瓜叫,场外叫呱呱”为题,记述了门外警卫与带小孩妇女的争执。文中称当时有人议论,“有什么了不起?小布什来也不至于这样啊!”
这一不谐之音让组织者李一白很烦恼,他会后特地对记者强调,“这篇博客很不客观”。
“红色”和“贵族”
“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师兄?”
“我现在很紧张!”开场前,薄瓜瓜对主持人王好说。“尤其刚开始,好像我们俩都有点儿晕。”王好也有着相似的紧张。
有消息称,原定主持人为一位省级领导的侄女,但不知为何,未能成行。于是,北大“十佳主持人”之一的王好与另外一位同学在一周前才“临危受命”,进入候选名单,最终另一位同学因为面相有些“娃娃脸”而落选。
相关的妥善安排还被怀疑进入了提问环节。此前的采访中,李一白反复强调,“大家谁想问就问”。但细心的听众发现,似乎麦克风总是在1秒之内就能给到主持人指定的提问者手中。
终于有一次,有一位男生打破规矩,奋勇喊出了问题,他没有用麦克风,“请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如果不是,你信仰共产主义吗?”全场一片掌声。
薄瓜瓜笑着回答说:“我暂时还是无党派人士啊。不过说共产主义,我要看你定义什么叫共产主义。对于我来说……共产主义的精神我当然是完全赞成,我完全是跟随着共产主义精神的,但是具体从一个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列宁主义,这些都是不同的概念。”
突如其来的意外之后,主持人王好收到了一个手机提示,提醒她“一定要找麦克风边上的人提问!”
薄瓜瓜上台前,曾临时提议将现场的“问答式”改为“互动式”,他本期望也可以向现场观众提问交流,但最终没有被采纳。
尽管如此,年轻人还是会露出“顽皮”的一面。他会在主持人讲到“红色贵族”时打断说:“等等,‘红色’和‘贵族’这两个词语本来就是相对立的呀!”他还会在主持人强调“很多人对中国教育一直抱着批判的态度”时,辩白“那是你抱着批判的态度”。
这场演讲更像是一场漫谈,现场的提问从经济危机、学术腐败到大学生就业和中西文化交流,无所不包。
北大元培学院的一名女生甚至推出了“雷人”的逻辑,她说:“我也是政治、经济、哲学专业的学生,而我们这个专业设置的教学理念正是从牛津大学那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师兄?”
薄瓜瓜只好在台上说:“师妹好。”
没想到“师妹”接着要求,“请问等一会活动结束我可以和你合一张影吗?”
8点50左右,薄瓜瓜离开阳光大厅,在专业保安的帮助下,穿过层层举起相机的人群上车离去。不知道这位“师妹”最终有无获得合影的机会。
“‘牛’是不恰当的词”
“这可能是广大同学的意愿,不是说某个人的意愿”
“杰青”获奖后一致叫好的报纸舆论,这次在北大的校园里,没有出现。
北大的未名BBS上,“三角地”等版面关于薄瓜瓜演讲的讨论也风生水起,薄瓜瓜成了“励志”和“消遣”双面代言人。
一位同学称薄瓜瓜是“正太(注:日本漫画中指可爱小男生)的脸,精英的谈吐,总的来说很优秀”;也有网友毫不留情地称他“好多地方都措辞不当,内容都是小学思想品德课上的内容,没什么新意”。
ID为pkuyzc的同学发表了一篇长帖,对薄瓜瓜的赞美毫无保留:“从他的演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勤奋好学,为人平和,毅力超群的杰出青年”;“我们不能像朱元璋一样痛恨富人,对待富家子弟,不能以一种有色眼镜来看待”;“顺境中的人才更加难能可贵,道理其实很简单,顺境中诱惑比较多,很多时候没有学习的动力”……
有同学反映保镖护卫、进门登记查证的阵势显得“排场过大”,亦有法学院研一的同学认为,撇开细节上的缺憾,领导人的后代可以出现在公众场合,展现真实自我,“这种坦诚的态度值得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进步。”
但不论结局怎样,活动的顺利结束至少可以让财经协会的同学们在暑假来临时松一口气。
这个协会从“四五月份”开始与薄瓜瓜联系,但最初怎样萌生念头,似乎没说得清。“这可能是广大同学的意愿,不是说某个人的意愿或者是我的意愿。”李一白说。
他对于如何请到薄瓜瓜闪烁其词,最初说是通过牛津的学生,后来又说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朋友介绍。这个“朋友”具体的情况,“不方便说”。
尽管成立才两年,但财经协会已是一个颇具规格的社团,拥有二三百名成员。社团的领导层除了协会主席、总会长李一白外,该协会还有2名执行主席、7名高级副会长、10名执行会长和29名副会长。
当记者提出要求采访活动的其他组织者和协会成员时,李一白坚持要求记者进行集体采访,因为“一个人说了,可能说一句话不是很全面,这样我们互相会有一个纠正”。
李一白甚至提及“我们北大学生从‘五四’以来一直渴望先进,渴望进步”,所以虽然薄瓜瓜和北大没有直接联系,但依然有很多方式可以接上线。财经协会的能量的确不小,近来请到北大做客的嘉宾可谓规格颇高:经济学家许小年、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远东控股董事长蒋锡培,等等。薄瓜瓜在与其他嘉宾并置时显得有些另类。李一白给出的解释是:财经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政经、民生各个方面都关注,包括国际化的问题。而薄瓜瓜被认为是表述中西交流的合适嘉宾。
一位北大同学在网络上这样归纳组织者的用心:“他是今年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之首,是希望给我们一些启发吧,学习牛人嘛。”记者在采访中也曾用过一个“牛”字来形容薄瓜瓜,却立即被财经协会主席李一白予以纠正。
“这个‘牛’是我们学生的一个用语,”李一白说,“但是如果写在报纸上,岁数大一点的人会觉得,‘牛’是一个很不恰当的词……”
本文原载2009年7月2日《南方周末》,原题为《青年“瓜瓜”说——薄瓜瓜北京大学做客记》
在罕见地接受几家国内媒体的公开采访后,不到22岁的薄瓜瓜决定和“同龄人关起门来说说悄悄话”。
他将平生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地选择在了北大,这里是他父辈求学的地方,他将筹备事宜托付给了名为财经协会的学生社团,并且保持着一贯的谦虚语调,“他说他现在的成就还达不到演讲的程度,就是过来和同学聊聊天”,但活动组织者、北京大学财经协会主席李一白坚持说,“我们认为他是达到了”。
这是薄瓜瓜获得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头衔后的第二个月。这个由英国华人青年联合会颁发的奖项,尽管在英国并未引起主流媒体的足够重视,但在遥远的中国,却成了媒体争相追逐的话题。
薄瓜瓜是英国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的学生。这样的身份本不足以引起关注,但他的名字后面总会有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作为注脚: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而已逝的爷爷薄一波更是共和国的开国元老之一。
最终,2009年6月27日,北京大学以相当不低的规格迎接了这位“杰出青年”,英杰交流中心门前早早挂起了横幅:热烈欢迎优秀学子薄瓜瓜做客北京大学。
而作为这次“聊天”的场所,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亦声名显赫。仅今年以来,来这里做客的人就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台湾戏剧人赖声川、菲尔兹奖获得者,以及藏传佛教上师宗萨钦哲仁波切等。
不到22岁的青年薄瓜瓜可能是其中最年轻的演讲者。
“中南海保镖”?
“这次特别要求宣传要适当”
6月27日下午5点,距离正式开场尚有两个小时,阳光大厅正门口已有四人矗立两列,白衬衫,黑裤,黑皮鞋,留着短发,带着耳麦,面无表情。穿着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衬托,足足矮了半头。
保安工作是临时加强的,原计划是完全自由开放,由同学自己维持现场秩序。但前一日下午,李一白接到临时通知,入场者必须持学生证或者身份证,“最少要有一个身份,我们要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专业的“白衬衫”分布在阳光大厅的讲台前、座位通道两侧以及后方入口处等显要位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周婷婷好奇地向周围打听演讲者的身份。当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时才恍然大悟。早到的同学纷纷猜测,“白衬衫”们是不是“中南海保镖”?
事后,一名接近活动组织者的北大同学向记者证实:“白衬衫”是财经协会花钱外雇的专业保安人员。至于花费,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慷慨埋单,“打了折的”。
组织者的匠心还包括,为了确保“悄悄话”的效果,特意往每个座位上发送一张“活动须知”的小纸条。第一条即是“如有媒体、报刊等要采访或对此活动及相关内容进行报道,请与活动组织者联系,并经同意方可报道”的宣传纪律。
此前,财经协会主席李一白也一再对本报记者强调,“这次特别要求宣传要适当”。
于是筹备活动的始终,没有在校园内张贴一张海报。只在网络论坛上发了宣传帖,“优秀才子薄瓜瓜做客北京大学畅谈他的海外传奇经历,与各位北大同学及各界朋友交流分享他的求学感悟与成功心得:实力、汗水……如何打造成为你梦想的航船。”
七点整,薄瓜瓜在七八名“白衬衫”的保护下进入阳光大厅,全场掌声雷动。
“没有绝对的平等”
“场内瓜瓜叫,场外叫呱呱”
薄瓜瓜身穿一件中式立领的白衬衫,袖子微卷。坐下后,黑色皮鞋之上露出一双色彩鲜艳的条纹袜子。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据说前一天才从古巴回来,“就像是一个阳光大男孩”,主持人王好事后回忆说。
在红色幕布覆盖的讲台上,主持人王好对薄瓜瓜的开场介绍不乏溢美之辞:一个有着对人生的热爱、对未来的激情,以及对国家、民族深沉的责任和感情的人,一个身后的身份、荣誉、背景、光荣等等都不再重要,真实、精彩,与我们有着同样梦想,与北大学子同心相连的人。
薄瓜瓜的第一句回应则是:“同学们、同志们,谢谢主持人把我说得这么好,所以希望不要让你们失望。”
财经协会周全地请来了薄瓜瓜在中国的母校——北京景山学校的师生。薄瓜瓜从小学到初一一直在景山读书,11岁时前往英国哈罗公学就读,2006年进入牛津大学。景山学校是他在国内唯一的母校。
此外清华、人大和北师大等高校的学生代表,以及留学生代表也被邀请旁听,但并没有学校领导或其他较为年长的嘉宾出席。阳光大厅内放眼望去,尽是年轻的面孔。
这的确算不上一次正式演讲,薄瓜瓜致辞之简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数十秒的问好、致谢之后,他径直坐回了主持人身边,“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最初的话题设计相当轻松,主持人甚至问到了网上流传的“夜店照”。薄瓜瓜笑着说:“你要是现在给咱俩照张照片,灯光调暗一点,那感觉也是‘夜店照’。……毛主席说过,要有严肃的一面,也要有活泼的一面。但好像晚上的活泼就被理解成夜店的东西了……”会场一阵笑声。
家世再度成为现场无法回避的话题。一位同学问:“虽然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像你可以从小到外国去深造,还可以在父亲的帮助下去部队锻炼,这些都是普通人不敢想象的。”
“从理论上来讲,没有绝对平等”,薄瓜瓜回应说:“我要是生下来就缺胳膊断腿,那也是不一样的,人和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机会,而且运气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人的得和失最终是平等的,万事都是平衡的。表面上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爱,但是同时我也得到很多的恨。”
他还主动回忆家史:“在文革的时候,我的家庭饱受风霜,我爷爷一生坐了22年牢,我的父亲当时才17岁,也坐牢5年,我的妈妈当时才八九岁,一出街头就要被人辱骂。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因为在文革时候就被打死了。所以好多人只看到优越,看到好的,没有看到磨难……”
开场不久,当薄瓜瓜在谈论“时尚”话题时,大门外传来喧闹声,薄瓜瓜停下话茬嘱咐:“让人家进来吧。”但此时台下两名身形魁梧的保安人员已循声而去,台上的青年戏噱着说:“两个壮汉过去了。”不一会,门外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篇网络博客以“薄瓜瓜做客北大,场内瓜瓜叫,场外叫呱呱”为题,记述了门外警卫与带小孩妇女的争执。文中称当时有人议论,“有什么了不起?小布什来也不至于这样啊!”
这一不谐之音让组织者李一白很烦恼,他会后特地对记者强调,“这篇博客很不客观”。
“红色”和“贵族”
“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师兄?”
“我现在很紧张!”开场前,薄瓜瓜对主持人王好说。“尤其刚开始,好像我们俩都有点儿晕。”王好也有着相似的紧张。
有消息称,原定主持人为一位省级领导的侄女,但不知为何,未能成行。于是,北大“十佳主持人”之一的王好与另外一位同学在一周前才“临危受命”,进入候选名单,最终另一位同学因为面相有些“娃娃脸”而落选。
相关的妥善安排还被怀疑进入了提问环节。此前的采访中,李一白反复强调,“大家谁想问就问”。但细心的听众发现,似乎麦克风总是在1秒之内就能给到主持人指定的提问者手中。
终于有一次,有一位男生打破规矩,奋勇喊出了问题,他没有用麦克风,“请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如果不是,你信仰共产主义吗?”全场一片掌声。
薄瓜瓜笑着回答说:“我暂时还是无党派人士啊。不过说共产主义,我要看你定义什么叫共产主义。对于我来说……共产主义的精神我当然是完全赞成,我完全是跟随着共产主义精神的,但是具体从一个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列宁主义,这些都是不同的概念。”
突如其来的意外之后,主持人王好收到了一个手机提示,提醒她“一定要找麦克风边上的人提问!”
薄瓜瓜上台前,曾临时提议将现场的“问答式”改为“互动式”,他本期望也可以向现场观众提问交流,但最终没有被采纳。
尽管如此,年轻人还是会露出“顽皮”的一面。他会在主持人讲到“红色贵族”时打断说:“等等,‘红色’和‘贵族’这两个词语本来就是相对立的呀!”他还会在主持人强调“很多人对中国教育一直抱着批判的态度”时,辩白“那是你抱着批判的态度”。
这场演讲更像是一场漫谈,现场的提问从经济危机、学术腐败到大学生就业和中西文化交流,无所不包。
北大元培学院的一名女生甚至推出了“雷人”的逻辑,她说:“我也是政治、经济、哲学专业的学生,而我们这个专业设置的教学理念正是从牛津大学那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师兄?”
薄瓜瓜只好在台上说:“师妹好。”
没想到“师妹”接着要求,“请问等一会活动结束我可以和你合一张影吗?”
8点50左右,薄瓜瓜离开阳光大厅,在专业保安的帮助下,穿过层层举起相机的人群上车离去。不知道这位“师妹”最终有无获得合影的机会。
“‘牛’是不恰当的词”
“这可能是广大同学的意愿,不是说某个人的意愿”
“杰青”获奖后一致叫好的报纸舆论,这次在北大的校园里,没有出现。
北大的未名BBS上,“三角地”等版面关于薄瓜瓜演讲的讨论也风生水起,薄瓜瓜成了“励志”和“消遣”双面代言人。
一位同学称薄瓜瓜是“正太(注:日本漫画中指可爱小男生)的脸,精英的谈吐,总的来说很优秀”;也有网友毫不留情地称他“好多地方都措辞不当,内容都是小学思想品德课上的内容,没什么新意”。
ID为pkuyzc的同学发表了一篇长帖,对薄瓜瓜的赞美毫无保留:“从他的演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勤奋好学,为人平和,毅力超群的杰出青年”;“我们不能像朱元璋一样痛恨富人,对待富家子弟,不能以一种有色眼镜来看待”;“顺境中的人才更加难能可贵,道理其实很简单,顺境中诱惑比较多,很多时候没有学习的动力”……
有同学反映保镖护卫、进门登记查证的阵势显得“排场过大”,亦有法学院研一的同学认为,撇开细节上的缺憾,领导人的后代可以出现在公众场合,展现真实自我,“这种坦诚的态度值得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进步。”
但不论结局怎样,活动的顺利结束至少可以让财经协会的同学们在暑假来临时松一口气。
这个协会从“四五月份”开始与薄瓜瓜联系,但最初怎样萌生念头,似乎没说得清。“这可能是广大同学的意愿,不是说某个人的意愿或者是我的意愿。”李一白说。
他对于如何请到薄瓜瓜闪烁其词,最初说是通过牛津的学生,后来又说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朋友介绍。这个“朋友”具体的情况,“不方便说”。
尽管成立才两年,但财经协会已是一个颇具规格的社团,拥有二三百名成员。社团的领导层除了协会主席、总会长李一白外,该协会还有2名执行主席、7名高级副会长、10名执行会长和29名副会长。
当记者提出要求采访活动的其他组织者和协会成员时,李一白坚持要求记者进行集体采访,因为“一个人说了,可能说一句话不是很全面,这样我们互相会有一个纠正”。
李一白甚至提及“我们北大学生从‘五四’以来一直渴望先进,渴望进步”,所以虽然薄瓜瓜和北大没有直接联系,但依然有很多方式可以接上线。财经协会的能量的确不小,近来请到北大做客的嘉宾可谓规格颇高:经济学家许小年、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远东控股董事长蒋锡培,等等。薄瓜瓜在与其他嘉宾并置时显得有些另类。李一白给出的解释是:财经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政经、民生各个方面都关注,包括国际化的问题。而薄瓜瓜被认为是表述中西交流的合适嘉宾。
一位北大同学在网络上这样归纳组织者的用心:“他是今年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之首,是希望给我们一些启发吧,学习牛人嘛。”记者在采访中也曾用过一个“牛”字来形容薄瓜瓜,却立即被财经协会主席李一白予以纠正。
“这个‘牛’是我们学生的一个用语,”李一白说,“但是如果写在报纸上,岁数大一点的人会觉得,‘牛’是一个很不恰当的词……”
本文原载2009年7月2日《南方周末》,原题为《青年“瓜瓜”说——薄瓜瓜北京大学做客记》
叙政府仅控三成国土 中国已做最后努力
【多维新闻】随着叙利亚反对派不断从西方寻求到新的支持,叙利亚政府脆弱性在不断显现。新近叛逃的叙利亚前总理希贾布(Riad Hijab)15日披露,叙利亚总统巴沙尔(Bashar al-Assad)政权从道义、财政和经济角度看正摇摇欲坠,而且从军事角度看也出现了裂痕,目前巴沙尔政权已经失去对叙利亚大部分领土的控制,仅控三成国土。种种迹象表明,有关西方大国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外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军事干预已成定局。
应中国外 交部邀请,叙利亚总统特使、总统政治与新闻顾问夏班8月14日抵华进行访问。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还考虑近期邀请叙有关反对派组织访华。这是中 俄两国7月联手否决联合国制裁叙利亚决议草案之后,中国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上的最新举措。此前,中国一直坚持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政治解决,而开启叙利 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归根到底取决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抉择。
眼下,叙利亚局势目前进入关键阶段。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Kofi Atta Annan)的和平斡旋努力受到严重阻挠,叙利亚国内暴力升级,平民大量伤亡,政府与反对派的较量进入新的阶段。反对派在美欧以及沙特等国家的支持下,不 仅能够在首都大马士革进行街巷战,而且能在阿勒颇地区进行争夺战。而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出于大选因素考虑,加速巴沙尔政权更迭的急迫感增强。西方国家正在商议的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以及建立所谓的人道主义走廊,而这些举措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干预。
除了不断升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力度,外部势力还在国际社会不 断孤立叙利亚,以加快更迭巴沙尔政权。8月14日,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在沙特召开,而此前8月12日和13日两天的筹备会议上,多国代表提出暂停叙利亚作 为该组织成员国的提议。2011年11月,在埃及召开的阿拉伯联盟紧急会议上,各成员国就中止了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此次伊合组 织暂停叙利亚成员国席位,就意味着叙利亚政府将与整个穆斯林世界完全隔离开来。
从目前来看,采用孤立叙利亚等外交策略还不足以压垮巴沙尔。巴沙尔态度强硬,不会不经过较量就轻易交权下台。只要不发生强有力的外来军事干涉,巴沙 尔还是有能力控制局面。但是目前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决心已定,一旦通过这种方式,巴沙尔政权难逃垮台的命运。目前巴沙尔政权正寄希望于俄罗斯以及伊朗 提出的地区“抵抗轴心”力量,对西方国家的干预构成牵制,这可能是巴沙尔维持政权的最后一张牌。
当然,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叙利亚人民手中,同时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一些西方国家从未 放弃在叙利亚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不断加大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力度,近来更是公开讨论设立“禁飞区”。这破坏了安理会内部的团结,致使国际社会无法达 成共识,让安南斡旋努力无法发挥作用。种种迹象表明,有关某些西方大国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外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值得注意的是,拖延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叙利亚将陷入更加惨烈的内战,也将进一步搅乱中东局势。很显然,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私利,中国坚持在联 合国框架内推动叙利亚问题早日实现公平、公正、妥善的解决。这既是对叙利亚人民根本利益负责,也是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稳定负责。
(梁太瑞 撰稿)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资料图)
应中国外 交部邀请,叙利亚总统特使、总统政治与新闻顾问夏班8月14日抵华进行访问。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还考虑近期邀请叙有关反对派组织访华。这是中 俄两国7月联手否决联合国制裁叙利亚决议草案之后,中国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上的最新举措。此前,中国一直坚持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政治解决,而开启叙利 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归根到底取决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抉择。
眼下,叙利亚局势目前进入关键阶段。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Kofi Atta Annan)的和平斡旋努力受到严重阻挠,叙利亚国内暴力升级,平民大量伤亡,政府与反对派的较量进入新的阶段。反对派在美欧以及沙特等国家的支持下,不 仅能够在首都大马士革进行街巷战,而且能在阿勒颇地区进行争夺战。而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出于大选因素考虑,加速巴沙尔政权更迭的急迫感增强。西方国家正在商议的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以及建立所谓的人道主义走廊,而这些举措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干预。
除了不断升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力度,外部势力还在国际社会不 断孤立叙利亚,以加快更迭巴沙尔政权。8月14日,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在沙特召开,而此前8月12日和13日两天的筹备会议上,多国代表提出暂停叙利亚作 为该组织成员国的提议。2011年11月,在埃及召开的阿拉伯联盟紧急会议上,各成员国就中止了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此次伊合组 织暂停叙利亚成员国席位,就意味着叙利亚政府将与整个穆斯林世界完全隔离开来。
从目前来看,采用孤立叙利亚等外交策略还不足以压垮巴沙尔。巴沙尔态度强硬,不会不经过较量就轻易交权下台。只要不发生强有力的外来军事干涉,巴沙 尔还是有能力控制局面。但是目前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决心已定,一旦通过这种方式,巴沙尔政权难逃垮台的命运。目前巴沙尔政权正寄希望于俄罗斯以及伊朗 提出的地区“抵抗轴心”力量,对西方国家的干预构成牵制,这可能是巴沙尔维持政权的最后一张牌。
当然,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叙利亚人民手中,同时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一些西方国家从未 放弃在叙利亚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不断加大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力度,近来更是公开讨论设立“禁飞区”。这破坏了安理会内部的团结,致使国际社会无法达 成共识,让安南斡旋努力无法发挥作用。种种迹象表明,有关某些西方大国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外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值得注意的是,拖延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叙利亚将陷入更加惨烈的内战,也将进一步搅乱中东局势。很显然,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私利,中国坚持在联 合国框架内推动叙利亚问题早日实现公平、公正、妥善的解决。这既是对叙利亚人民根本利益负责,也是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稳定负责。
(梁太瑞 撰稿)
陈永苗:来个中华民国护照抛弃国共合作
(参与2012年8月15日讯)
我们民国派的体验,回到了民国奠基者的体验,常山蛇首尾相连。我努力强化当下抗争革命的基督教品格,也就是回归到辛亥革命与民元奠基的新教性。其主张的是
“人民君主制”,也就是民国就等于国民,回到了民族国家的原初性“民族或国家就是人民”。通过返本开源的路径或者向前进一步就是向后回归民国奠基的路径。
也就是我们是全民性奠基者,也就是规定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从而找出革命的替代品和和平继承者,选票,政党轮替和司法审查,以及政治自由等。奠基的精神和诉求,是贯穿于奠基之后整个共同体一切时空之内,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民国当归有两种平行河道:一种是认同“民国就是人民”,世界历史精神的承载体是人民本身,意味着整体国民是“天选民”,犹太到英美的路径。另外一种是矛盾体,承认民国即宪政宪政即民国,但致力于建构凌驾人民之上的精神法权,反公知想成为新公知,新精英对旧的替代。
民国派融化于国民当中,不再以单独垄断的精英地位出现,或者是可撤销可撤换的精英(选举式贵族,也就是普选和政党轮替),而不再是国共两党那样倒 转地位那样的精英(极权启蒙政党一开始都有所防范阻挡,卢森堡和列宁讨论过如何防止党和知识分子凌驾于人民至上的问题。但都惨败)。若仅仅进行精英的替 代,新精英替代旧精英分赃,则很容易在将来的革命动荡岁月中,出现杨小凯等那代人极力预防的比共党还恐怖的极权。
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运动
当你向法院起诉,就意味着承认法院的权威,国内维权是一把双刃剑,处在承认和爆破专制合法性的两可模糊暧昧之间,需要“民国当归”来醍醐灌顶,加 以定向。而“要护照”是对民国政府的维权,以核爆炸的规模巩固对民国的宪法认同,06年我曾对访民领袖提议组成访民法庭提供道义权威的自救,不给专制空 子。
不仅要问中华民国为了我们做了什么,而且更要问我们为它做了什么。我们至少要尽对民族国家的效忠义务,就像对父母你可以索求无度,父母毫无怨言, 但你至少要认父母,不能认贼为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帮助了台湾人,台湾人就能帮我们。我们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华台湾的联合国席位。
致力于这一些过去民国历史政治符号的恢复,还不如致力于要民国护照的维权运动。历史批判为当下民间政治的武器,当下就会提出要求。当下对民国历史 批判提出要求,就意味着主体性。必会迷失在历史主义的陷阱里面。将来反对党,只能是社团,不能是权力组织,,不能为了反对共党,就推崇另外一个全民党,对 中共的批判,回到转型前国民党历史中寻找启示神话,将来就会重陷轮回。国民党功绩再大,内忧外患迫使它专政,只要不是社团,便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矫诏:说马英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有关大陆居民要求获得中华民国护照一事,在适宜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大陆民众的合 理要求.大陆和台湾都属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可以到120多个国家免签证,这是对台湾社会制度的认同,虽然在大陆没有实际的治理权,但是大陆民众 的这一要求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
对于民国护照,民国政府有前车可鉴,有着成功的先例。可以建议民国当局仿效当年的港英政府,颁发海外国民护照这类有实质性权利,但是又不会对本土造成冲击的护照。持英联邦海外国民护照的人也是英籍。
2006年3月26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在美国洛杉矶与留学生座谈,在回答大陆留学生提问时说:“大陆同胞呢,在法理上,当然,也是中华民国人民,不过没有户籍。”即中华民国国民加入外国国籍者,不丧失中华民国国籍,除非经内政部许可。
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民国有关法律的法理存在矛盾,即:大陆地区人民虽然生活在中华民国领土(领土并未依法变更)上,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上 的人民,却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户籍,也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更不发给中华民国护照。但根据宪法高于法律的宪政原则,《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 例》和中华民国《国籍法》、《户籍法》不承认大陆地区人民的中华民国国籍,是违宪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不管华盛顿还是台北都不要指望未来几十年还能维持过去存在的那种军事平衡;保护台湾免受胁迫性威胁 或行动的更大依靠将不得不置于两岸关系的质素上。这一赤裸裸的现实,早已摆在了台湾的面前。保卫台湾,台湾必须超越军事,跟觉醒的大陆人民结成联盟。
几十年前王炳章就有对大陆人民的民国护照承诺计划,后搁浅。2012年6月11日吴学灿在自由亚洲发表特约评论《海外中国人有权取得中华民国护照》。
我认为被遗弃在沦陷区的抗战老兵,49年后遭受政治经济双重迫害,为民国献身做牺牲,抗战老兵及其家属理应享有民国护照,作为慰藉。
新浪微博“乐圣师旷-阳春白雪” 说:为啥“要要民国护照”呢,一、民国护照含金量高,一百多个国家免签,在国际上很有面子。二、能获得尊严的法律保护,谁敢用非法的手段对付我们,民国政 府会跟他死磕到底。三、当大多数人都持有民国护照的时候,民国的曙光就会照耀大地。
腾讯微薄“小杨”说: 民国什么时候开放护照申领,国家什么时候真正统一。民国宪法规定自由地区不包括香港,香港人很伤,大陆欺负侵犯香港,香港很快就真正成为民国大陆沦陷区。 呼吁港人向民国法院和大法官会议,提出关于香港在中华民国宪法地位的解释,呼吁港人向民国政府要求每人都发一本民国护照。
申领民国护照不损害台湾人的利益,反而增强其主体性。民国护照就意味着,大陆人民只要旅游方面的便利,丝毫不参与分享台湾人的福利,公民权及其福利分享沦陷区人民自己解决,不在亲戚家里蹭吃蹭喝,不是蝗虫。
英美等主流文明的自豪感来自政体优良,千军万马要民国护照,那就给台湾人莫大自豪感。台湾主体性,在共国党大小包围,以外省文人“亚细亚孤儿”标签的多重压迫之下,退守“台独”。如今退无可退,民进党需删除台独党章。
台湾需要解决承认的危机,颁发无国民福利待遇的“民国护照”,就足以击败大陆在文化认同层面优势,不再是“亚细亚孤儿”,而是先锋航空母舰。
如蒋公中正崇德协会多次参香港加大游行,为什么屡提毫无推动力的,面对大陆政府的政治口号,何不对之“无话可说”,转向面对中华民国,刺激增长香港人对中华民国的宪法认同,寻回自己的祖国,以抚慰97后港岛被中南海海水淹没的恐惧感。
移民潮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大规模移民海外,形成巨大的移民潮,可是他们应肥水不流外人田,到了海外就可以申领中华民国护照,领到 中华民国护照,就算中国人获得文化认同,找回自己的家,哪里有自由那就是祖国,移民潮是祖国巨大暗伤,通过明修建都暗度陈仓,暗补回来。同时是用腿促成 “民国当归”为民主做了贡献,为将来避开关乎原罪的司法清算加分。民国护照是将来保护的政治身份。
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受歧视,如果使用民国护照,就不会了。申领民国护照,要的是免于他国国民异样眼光的歧视,也就是解决与主流文明衔接的认同问题, 这是精神需要,于是我们宣布说,我们向民国要承认,向专制要民生,凡是物质需求或者福利要求,都通过向专制讨还过去六十年罄竹难书的累累欠债,予以解决, 民国当归是一种联邦制解决方案,福利问题大陆人自行解决。
抛弃国共合作
民元奠基面向未来而在,起源目标始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存在于当下,更以将来的需要规定当下,如果过去将来二者相互召唤,就会结晶于真实的当前。对于大陆人民,民国不仅在于过去历史之中,更必须在现在和未来。
谁的辛亥革命,谁的民元奠基?人民主权就意味着人民必须在政治中在场,成为政治中上帝,一切政治权利的源泉。被拖延被阻挡,也丝毫不影响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只会以特殊的方式,例如暴力革命。
人民=革命=民国,正在通过确认人民的革命权,人民才得以在政治中在场。人民即使在辛亥革命或者民元奠基中是被代表地在场。但是在民元之后的,当 社会经济条件具备时,一定涌上历史舞台政治舞台,这是一种持续性奠基,所以人民在奠基中在场是预定的,必然的,与奠基是不可分离的。
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政党的,更是民众的。二十世纪政党政治已经被群众运动超越,替代。要中华民国护照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要护照是一种以恢复行宪的权 利运动,直接处在国家与个体的效忠与庇护的关系之中,不需要政党政治作为中介。所以利用不利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一点也不关键。我在《告别“党内性”与 “知识分子主导”》说,东欧转型和阿拉伯之春革命,都不是反对党主导的转型。
中国转型肯定是建立在“去国共”的前提之上,而不是国共合作。一个不伦不类的人妖,一个阴毒狠辣的太监,合作起来与民主无关。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在48年就提出第三党,现在又重提。
对国共合作有期待,那是对宪政不通。联邦制如荷兰,美国,欧盟,中华民国的形成,都基于权利的抵抗运动各省形成,断不可能从现有权力格局中形成。 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并不是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谈判与联合,而必将会是如辛亥革命17个行省联合形成中华民国一样,将来必是香港,新疆,西藏、福建、台湾 等多个省份谈判与联合再次确认联邦,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恢复大陆地区的行宪。
民主并不是政党分赃,坚持国共合作的,就是延续政党分赃的奴才心理。并不是离开了政党政治,就没有了民主宪政,相反如美国的例子,正是一定程度上制衡政党政治,才好起来。
中国民主转型,一定要建立“去国共”的前提之上。民主和国家福祉,并不依赖于一个政党。国民党在台湾转不转型,不关大陆人民的事情,并不构成必然 的推动作用。把这个看得重要的,是觉得大陆土共也可能模仿国民党转型。我的“改革已死”,就意味着建立在改革之上的思维方式,成了垃圾堆。国民党受制于民 主政治的制约,不可能为大陆转型作出实质性贡献。国民党转型与大陆不会发生实质性关系。改革已死,大陆不可能如台湾那样转型。
历史精神必须有定格,有血气,有血肉,所以如何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民主宪政精神确实也离不开一个载体,需要有人去承担,可被垄断的了,不好。这里很矛盾,又要人家干,又不能被垄断。
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目标远远在人和政治力量之上,他们之间的互相对立才会造成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目标更可能降临。是为普选和政党轮替的神学根基。卡尔.施密特说,在对立势力的制衡和从这种制衡中自动产生真理。
对二十世纪乌托邦革命的批判,其核心在于解除在“真理在我”的独占垄断代表权。一个需要政党轮替和法律之下的阶级斗争或者搏斗,在革命中或者竞争 中,世界历史精神降临,而不是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政党的垄断中降临。人民通过革命或者革命权得以在政治中在场,就意味着打破垄断,开启历史现实性之外的为 展开的可能路径:政治神学在历史必然性之外的虚形,并不是想象的,而是真实的启示。
政治当然是血气的,可是也超血气。如果顺着政治神话学的路径,一味将现实和历史神圣化,将必然性神圣化,而抹杀在历史之上的绝对性,不过是一连串虚无主义渴望和激情的精致表达。来自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对此的否定和批判,不要看成空荡荡的。
政治神学是关乎人心的,它与历史现实有关,也超出历史现实。今天很大程度人们抛弃了国民党。所以说,我的构建,超越于国共之上,而前1927年的 第一共和,有一定的超越国共性。我以另外一种理由推崇1927年之前。一种民主共和的政治精神,实际上可以和其承载者结合,也可以分离独立存在。国民党比 共产党做得好,但是也不如意。所以高于国民党之上来谈。
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在伟人身上,也不在一个政党身上,这不是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了吗。在过去的一百年历史当中,也在历史之外。我们不能匍匐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
在国民党身上,也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世界历史精神,并不在于具体的人身上,也不在于具体的政党身上,而在于整个民族作为承受者。正如毛泽东观察 到的,世界历史精神更能体现在不同群体的斗争带来的结果上。国共都是魔鬼,魔鬼与魔鬼的竞争,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虽然这个进化之路,代价惨重。
政治神学确实离不开,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作为承载体,但是道成肉身却高于肉身,正如耶稣回答比拉多的“真理是什么”的高度。利用领袖 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同时实际成熟会自然桶底脱落,利用而不受制于,甚至在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不被承认的承载体,例如人 民。在人民之外,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还有其他肉身可能性。
中共的“新中国”概念和口号本来就是从国民党那学来的,国民党制定了具体奋斗目标、指标。民国时有很多这种宣传册子,比如主权上要收回失土,废除 不平等条约,政治等要现代化,才能“新中国”。还有老毛的语录,很大程度上抄袭老蒋的。国民党如果靠近墨索里尼的话,土共则是希特勒加强版。
我试图复活政体循环学说,把百年来民国历史处理为政体循环。我《民国对当代立宪的意义》,其中有段国体与政体的区别,政体政局动荡,国体的存在兴 旺与否与之无关,可能这时候,国体的存在越发强大,人民越得以在政治中在场。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三波,本来是历时性后浪压倒前浪,通过混合政体,变为同 时在场共和均衡。
马英九曾说如果大陆方面同意,中国国民党将在适当的时候接受大陆民众的入党申请。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具体如何操作将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信心在大 陆放开党禁后,中国国民党将成为大陆最受欢迎的政党。因为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完全的融入于国民之中,是一个真正的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
马英九极有可能是一厢情愿,活在二十世纪政党政治的浪漫记忆当中,刻舟求剑。如果国军光复大陆,我相信很多民众会加入国军,但如果国民党回到大 陆,不会有很多人加入国民党,QQ有个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的群,冷清得令人惊讶! 门可罗雀。难道这样就不可以么,并不是国民党之外就无宪政,宪政高于国民党,并且可以随时抛弃国民党。
想从事政治掌握权力的人,与想自由的过生活的民众是不同的。总之区分两种人很有必要的,不要老强制他人,要么加入共党,要么国民党。捍卫公民社会比从政重要多了。
民国派有一个预设必须吐狼奶掉:固然二十世纪主导中国的政治力量确实是国共两党,但并不是党外无救恩,党外无政治,不可延续这两党“一个国家,一 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将来的局面和社会经济心理条件,未必与二十世纪雷同,不可强行套入。对于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的国民党党员或者精神党员,与共党党员一样,都是民国派所反对的,我们只有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个人和政党无法认同,否定偶像崇拜。
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借壳上市也未必一定能做好什么。即使是一种路径和策略,也不能构成一种道义上暴政,你可以走这条路,别人不需要走,用不着启 蒙。蒋介石做了很大的功绩,我还可以说不要蒋。我认为没有蒋,要比有蒋强。一个人心中的伟人,在另外一个人看来是狗屎。 所以不需要来说服。
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路径绝对是真理。且这种东西不要说,不要共识,行动先于共识,有本事做出来,自然有市场,做不出来说有什么用。
离开了国民党为什么不行?我们是为了一个国家(人民),并不是为了一个政党,更不是为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民国目标,需利用时,利用国民党,同样 需抛弃时,可以抛弃国民党,对道具的崇拜,那是一种奴役和偶像崇拜。作为民国目标的捍卫者,必须以先知的身位,在权力政治与目标之间存在,不是跪倒膜拜。
我们假设1947年行宪之后国民党践行再好,我们也无需一定要顶礼膜拜,否则不外乎是党奴而已,与民主没有关系。在现实中,任何一个再努力的力量,都做得不好,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不断的批判否定,才能促成其做得更好。
国民党容易与不容易,不关我的事情事。我的尺度是历史法庭的裁决者,不考虑做事的困难,只问结果。这是一个民主的精神,主人公的精神。想做领导的 人很多,做不好就滚蛋,毛泽东说,死了屠夫张,就吃混毛猪?推崇《神雕侠侣》中推选丐帮帮主的办法,谁当选了帮主,就朝他吐口水。这是民主政体的特征之 一,如总统其实是一个唾沫桶,用来被人骂的。
基督教传统有一个很好的偶像崇拜批判,离开不了肉身,但不要成为诺斯蒂主义。我再找一个例子,例如台湾民主制度,把贪污的陈水扁抓起来,不是证明 民主不好,而是证明民主很好。《圣经》中犹太人容易败坏的背叛上帝的,包括大卫王也有罪恶之处。所以道义和世界历史精神并不垄断于少数人身上,陈水扁贪污 被抓,反而证明民主的长处。
总之,历史和政治都是超善恶的,处于个体和道德的彼岸,把伟人当做罪犯,正是让历史和政治不会被欲望,偶像崇拜所扭曲。历史是超个人,也是超伟人的,辱骂伟人,不等于辱骂历史。相反正是尊崇历史,才贬低伟人。
文革之后对国共两党所主宰的历史的虚无化,否认历史事实性规范效力,站在这种绝对高度,不要认为它是虚幻的。它在未来中。是一种模拟“天国降临的叙事”。
所有的历史性批判,都是为了当下的当代历史。也就是说,我认为启蒙派的核心目标并没有什么错误,而是其展开方式与当下条件中发生了错位。我们的历 史批判,是一个历史法庭,我们没有必要为历史的必然性辩护,因为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本身的态度,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
做政治神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民国的政治精神,是我的民国。政治制度是政治精神的表达,在历史之中,也在历史之外,所以基本与民国史中的具体人具 体事件无关。打个比喻说明,例如某某人做了一个基础设施,延续到今天还在用,我们并不需要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念叨念叨此人的姓名,当年他们如何做。只要说 这个基础设施如何,如何进一步修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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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我们是全民性奠基者,也就是规定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从而找出革命的替代品和和平继承者,选票,政党轮替和司法审查,以及政治自由等。奠基的精神和诉求,是贯穿于奠基之后整个共同体一切时空之内,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民国当归有两种平行河道:一种是认同“民国就是人民”,世界历史精神的承载体是人民本身,意味着整体国民是“天选民”,犹太到英美的路径。另外一种是矛盾体,承认民国即宪政宪政即民国,但致力于建构凌驾人民之上的精神法权,反公知想成为新公知,新精英对旧的替代。
民国派融化于国民当中,不再以单独垄断的精英地位出现,或者是可撤销可撤换的精英(选举式贵族,也就是普选和政党轮替),而不再是国共两党那样倒 转地位那样的精英(极权启蒙政党一开始都有所防范阻挡,卢森堡和列宁讨论过如何防止党和知识分子凌驾于人民至上的问题。但都惨败)。若仅仅进行精英的替 代,新精英替代旧精英分赃,则很容易在将来的革命动荡岁月中,出现杨小凯等那代人极力预防的比共党还恐怖的极权。
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运动
当你向法院起诉,就意味着承认法院的权威,国内维权是一把双刃剑,处在承认和爆破专制合法性的两可模糊暧昧之间,需要“民国当归”来醍醐灌顶,加 以定向。而“要护照”是对民国政府的维权,以核爆炸的规模巩固对民国的宪法认同,06年我曾对访民领袖提议组成访民法庭提供道义权威的自救,不给专制空 子。
不仅要问中华民国为了我们做了什么,而且更要问我们为它做了什么。我们至少要尽对民族国家的效忠义务,就像对父母你可以索求无度,父母毫无怨言, 但你至少要认父母,不能认贼为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帮助了台湾人,台湾人就能帮我们。我们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华台湾的联合国席位。
致力于这一些过去民国历史政治符号的恢复,还不如致力于要民国护照的维权运动。历史批判为当下民间政治的武器,当下就会提出要求。当下对民国历史 批判提出要求,就意味着主体性。必会迷失在历史主义的陷阱里面。将来反对党,只能是社团,不能是权力组织,,不能为了反对共党,就推崇另外一个全民党,对 中共的批判,回到转型前国民党历史中寻找启示神话,将来就会重陷轮回。国民党功绩再大,内忧外患迫使它专政,只要不是社团,便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矫诏:说马英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有关大陆居民要求获得中华民国护照一事,在适宜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大陆民众的合 理要求.大陆和台湾都属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可以到120多个国家免签证,这是对台湾社会制度的认同,虽然在大陆没有实际的治理权,但是大陆民众 的这一要求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
对于民国护照,民国政府有前车可鉴,有着成功的先例。可以建议民国当局仿效当年的港英政府,颁发海外国民护照这类有实质性权利,但是又不会对本土造成冲击的护照。持英联邦海外国民护照的人也是英籍。
2006年3月26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在美国洛杉矶与留学生座谈,在回答大陆留学生提问时说:“大陆同胞呢,在法理上,当然,也是中华民国人民,不过没有户籍。”即中华民国国民加入外国国籍者,不丧失中华民国国籍,除非经内政部许可。
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民国有关法律的法理存在矛盾,即:大陆地区人民虽然生活在中华民国领土(领土并未依法变更)上,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上 的人民,却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户籍,也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更不发给中华民国护照。但根据宪法高于法律的宪政原则,《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 例》和中华民国《国籍法》、《户籍法》不承认大陆地区人民的中华民国国籍,是违宪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不管华盛顿还是台北都不要指望未来几十年还能维持过去存在的那种军事平衡;保护台湾免受胁迫性威胁 或行动的更大依靠将不得不置于两岸关系的质素上。这一赤裸裸的现实,早已摆在了台湾的面前。保卫台湾,台湾必须超越军事,跟觉醒的大陆人民结成联盟。
几十年前王炳章就有对大陆人民的民国护照承诺计划,后搁浅。2012年6月11日吴学灿在自由亚洲发表特约评论《海外中国人有权取得中华民国护照》。
我认为被遗弃在沦陷区的抗战老兵,49年后遭受政治经济双重迫害,为民国献身做牺牲,抗战老兵及其家属理应享有民国护照,作为慰藉。
新浪微博“乐圣师旷-阳春白雪” 说:为啥“要要民国护照”呢,一、民国护照含金量高,一百多个国家免签,在国际上很有面子。二、能获得尊严的法律保护,谁敢用非法的手段对付我们,民国政 府会跟他死磕到底。三、当大多数人都持有民国护照的时候,民国的曙光就会照耀大地。
腾讯微薄“小杨”说: 民国什么时候开放护照申领,国家什么时候真正统一。民国宪法规定自由地区不包括香港,香港人很伤,大陆欺负侵犯香港,香港很快就真正成为民国大陆沦陷区。 呼吁港人向民国法院和大法官会议,提出关于香港在中华民国宪法地位的解释,呼吁港人向民国政府要求每人都发一本民国护照。
申领民国护照不损害台湾人的利益,反而增强其主体性。民国护照就意味着,大陆人民只要旅游方面的便利,丝毫不参与分享台湾人的福利,公民权及其福利分享沦陷区人民自己解决,不在亲戚家里蹭吃蹭喝,不是蝗虫。
英美等主流文明的自豪感来自政体优良,千军万马要民国护照,那就给台湾人莫大自豪感。台湾主体性,在共国党大小包围,以外省文人“亚细亚孤儿”标签的多重压迫之下,退守“台独”。如今退无可退,民进党需删除台独党章。
台湾需要解决承认的危机,颁发无国民福利待遇的“民国护照”,就足以击败大陆在文化认同层面优势,不再是“亚细亚孤儿”,而是先锋航空母舰。
如蒋公中正崇德协会多次参香港加大游行,为什么屡提毫无推动力的,面对大陆政府的政治口号,何不对之“无话可说”,转向面对中华民国,刺激增长香港人对中华民国的宪法认同,寻回自己的祖国,以抚慰97后港岛被中南海海水淹没的恐惧感。
移民潮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大规模移民海外,形成巨大的移民潮,可是他们应肥水不流外人田,到了海外就可以申领中华民国护照,领到 中华民国护照,就算中国人获得文化认同,找回自己的家,哪里有自由那就是祖国,移民潮是祖国巨大暗伤,通过明修建都暗度陈仓,暗补回来。同时是用腿促成 “民国当归”为民主做了贡献,为将来避开关乎原罪的司法清算加分。民国护照是将来保护的政治身份。
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受歧视,如果使用民国护照,就不会了。申领民国护照,要的是免于他国国民异样眼光的歧视,也就是解决与主流文明衔接的认同问题, 这是精神需要,于是我们宣布说,我们向民国要承认,向专制要民生,凡是物质需求或者福利要求,都通过向专制讨还过去六十年罄竹难书的累累欠债,予以解决, 民国当归是一种联邦制解决方案,福利问题大陆人自行解决。
抛弃国共合作
民元奠基面向未来而在,起源目标始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存在于当下,更以将来的需要规定当下,如果过去将来二者相互召唤,就会结晶于真实的当前。对于大陆人民,民国不仅在于过去历史之中,更必须在现在和未来。
谁的辛亥革命,谁的民元奠基?人民主权就意味着人民必须在政治中在场,成为政治中上帝,一切政治权利的源泉。被拖延被阻挡,也丝毫不影响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只会以特殊的方式,例如暴力革命。
人民=革命=民国,正在通过确认人民的革命权,人民才得以在政治中在场。人民即使在辛亥革命或者民元奠基中是被代表地在场。但是在民元之后的,当 社会经济条件具备时,一定涌上历史舞台政治舞台,这是一种持续性奠基,所以人民在奠基中在场是预定的,必然的,与奠基是不可分离的。
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政党的,更是民众的。二十世纪政党政治已经被群众运动超越,替代。要中华民国护照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要护照是一种以恢复行宪的权 利运动,直接处在国家与个体的效忠与庇护的关系之中,不需要政党政治作为中介。所以利用不利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一点也不关键。我在《告别“党内性”与 “知识分子主导”》说,东欧转型和阿拉伯之春革命,都不是反对党主导的转型。
中国转型肯定是建立在“去国共”的前提之上,而不是国共合作。一个不伦不类的人妖,一个阴毒狠辣的太监,合作起来与民主无关。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在48年就提出第三党,现在又重提。
对国共合作有期待,那是对宪政不通。联邦制如荷兰,美国,欧盟,中华民国的形成,都基于权利的抵抗运动各省形成,断不可能从现有权力格局中形成。 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并不是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谈判与联合,而必将会是如辛亥革命17个行省联合形成中华民国一样,将来必是香港,新疆,西藏、福建、台湾 等多个省份谈判与联合再次确认联邦,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恢复大陆地区的行宪。
民主并不是政党分赃,坚持国共合作的,就是延续政党分赃的奴才心理。并不是离开了政党政治,就没有了民主宪政,相反如美国的例子,正是一定程度上制衡政党政治,才好起来。
中国民主转型,一定要建立“去国共”的前提之上。民主和国家福祉,并不依赖于一个政党。国民党在台湾转不转型,不关大陆人民的事情,并不构成必然 的推动作用。把这个看得重要的,是觉得大陆土共也可能模仿国民党转型。我的“改革已死”,就意味着建立在改革之上的思维方式,成了垃圾堆。国民党受制于民 主政治的制约,不可能为大陆转型作出实质性贡献。国民党转型与大陆不会发生实质性关系。改革已死,大陆不可能如台湾那样转型。
历史精神必须有定格,有血气,有血肉,所以如何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民主宪政精神确实也离不开一个载体,需要有人去承担,可被垄断的了,不好。这里很矛盾,又要人家干,又不能被垄断。
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目标远远在人和政治力量之上,他们之间的互相对立才会造成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目标更可能降临。是为普选和政党轮替的神学根基。卡尔.施密特说,在对立势力的制衡和从这种制衡中自动产生真理。
对二十世纪乌托邦革命的批判,其核心在于解除在“真理在我”的独占垄断代表权。一个需要政党轮替和法律之下的阶级斗争或者搏斗,在革命中或者竞争 中,世界历史精神降临,而不是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政党的垄断中降临。人民通过革命或者革命权得以在政治中在场,就意味着打破垄断,开启历史现实性之外的为 展开的可能路径:政治神学在历史必然性之外的虚形,并不是想象的,而是真实的启示。
政治当然是血气的,可是也超血气。如果顺着政治神话学的路径,一味将现实和历史神圣化,将必然性神圣化,而抹杀在历史之上的绝对性,不过是一连串虚无主义渴望和激情的精致表达。来自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对此的否定和批判,不要看成空荡荡的。
政治神学是关乎人心的,它与历史现实有关,也超出历史现实。今天很大程度人们抛弃了国民党。所以说,我的构建,超越于国共之上,而前1927年的 第一共和,有一定的超越国共性。我以另外一种理由推崇1927年之前。一种民主共和的政治精神,实际上可以和其承载者结合,也可以分离独立存在。国民党比 共产党做得好,但是也不如意。所以高于国民党之上来谈。
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在伟人身上,也不在一个政党身上,这不是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了吗。在过去的一百年历史当中,也在历史之外。我们不能匍匐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
在国民党身上,也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世界历史精神,并不在于具体的人身上,也不在于具体的政党身上,而在于整个民族作为承受者。正如毛泽东观察 到的,世界历史精神更能体现在不同群体的斗争带来的结果上。国共都是魔鬼,魔鬼与魔鬼的竞争,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虽然这个进化之路,代价惨重。
政治神学确实离不开,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作为承载体,但是道成肉身却高于肉身,正如耶稣回答比拉多的“真理是什么”的高度。利用领袖 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同时实际成熟会自然桶底脱落,利用而不受制于,甚至在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不被承认的承载体,例如人 民。在人民之外,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还有其他肉身可能性。
中共的“新中国”概念和口号本来就是从国民党那学来的,国民党制定了具体奋斗目标、指标。民国时有很多这种宣传册子,比如主权上要收回失土,废除 不平等条约,政治等要现代化,才能“新中国”。还有老毛的语录,很大程度上抄袭老蒋的。国民党如果靠近墨索里尼的话,土共则是希特勒加强版。
我试图复活政体循环学说,把百年来民国历史处理为政体循环。我《民国对当代立宪的意义》,其中有段国体与政体的区别,政体政局动荡,国体的存在兴 旺与否与之无关,可能这时候,国体的存在越发强大,人民越得以在政治中在场。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三波,本来是历时性后浪压倒前浪,通过混合政体,变为同 时在场共和均衡。
马英九曾说如果大陆方面同意,中国国民党将在适当的时候接受大陆民众的入党申请。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具体如何操作将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信心在大 陆放开党禁后,中国国民党将成为大陆最受欢迎的政党。因为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完全的融入于国民之中,是一个真正的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
马英九极有可能是一厢情愿,活在二十世纪政党政治的浪漫记忆当中,刻舟求剑。如果国军光复大陆,我相信很多民众会加入国军,但如果国民党回到大 陆,不会有很多人加入国民党,QQ有个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的群,冷清得令人惊讶! 门可罗雀。难道这样就不可以么,并不是国民党之外就无宪政,宪政高于国民党,并且可以随时抛弃国民党。
想从事政治掌握权力的人,与想自由的过生活的民众是不同的。总之区分两种人很有必要的,不要老强制他人,要么加入共党,要么国民党。捍卫公民社会比从政重要多了。
民国派有一个预设必须吐狼奶掉:固然二十世纪主导中国的政治力量确实是国共两党,但并不是党外无救恩,党外无政治,不可延续这两党“一个国家,一 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将来的局面和社会经济心理条件,未必与二十世纪雷同,不可强行套入。对于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的国民党党员或者精神党员,与共党党员一样,都是民国派所反对的,我们只有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个人和政党无法认同,否定偶像崇拜。
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借壳上市也未必一定能做好什么。即使是一种路径和策略,也不能构成一种道义上暴政,你可以走这条路,别人不需要走,用不着启 蒙。蒋介石做了很大的功绩,我还可以说不要蒋。我认为没有蒋,要比有蒋强。一个人心中的伟人,在另外一个人看来是狗屎。 所以不需要来说服。
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路径绝对是真理。且这种东西不要说,不要共识,行动先于共识,有本事做出来,自然有市场,做不出来说有什么用。
离开了国民党为什么不行?我们是为了一个国家(人民),并不是为了一个政党,更不是为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民国目标,需利用时,利用国民党,同样 需抛弃时,可以抛弃国民党,对道具的崇拜,那是一种奴役和偶像崇拜。作为民国目标的捍卫者,必须以先知的身位,在权力政治与目标之间存在,不是跪倒膜拜。
我们假设1947年行宪之后国民党践行再好,我们也无需一定要顶礼膜拜,否则不外乎是党奴而已,与民主没有关系。在现实中,任何一个再努力的力量,都做得不好,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不断的批判否定,才能促成其做得更好。
国民党容易与不容易,不关我的事情事。我的尺度是历史法庭的裁决者,不考虑做事的困难,只问结果。这是一个民主的精神,主人公的精神。想做领导的 人很多,做不好就滚蛋,毛泽东说,死了屠夫张,就吃混毛猪?推崇《神雕侠侣》中推选丐帮帮主的办法,谁当选了帮主,就朝他吐口水。这是民主政体的特征之 一,如总统其实是一个唾沫桶,用来被人骂的。
基督教传统有一个很好的偶像崇拜批判,离开不了肉身,但不要成为诺斯蒂主义。我再找一个例子,例如台湾民主制度,把贪污的陈水扁抓起来,不是证明 民主不好,而是证明民主很好。《圣经》中犹太人容易败坏的背叛上帝的,包括大卫王也有罪恶之处。所以道义和世界历史精神并不垄断于少数人身上,陈水扁贪污 被抓,反而证明民主的长处。
总之,历史和政治都是超善恶的,处于个体和道德的彼岸,把伟人当做罪犯,正是让历史和政治不会被欲望,偶像崇拜所扭曲。历史是超个人,也是超伟人的,辱骂伟人,不等于辱骂历史。相反正是尊崇历史,才贬低伟人。
文革之后对国共两党所主宰的历史的虚无化,否认历史事实性规范效力,站在这种绝对高度,不要认为它是虚幻的。它在未来中。是一种模拟“天国降临的叙事”。
所有的历史性批判,都是为了当下的当代历史。也就是说,我认为启蒙派的核心目标并没有什么错误,而是其展开方式与当下条件中发生了错位。我们的历 史批判,是一个历史法庭,我们没有必要为历史的必然性辩护,因为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本身的态度,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
做政治神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民国的政治精神,是我的民国。政治制度是政治精神的表达,在历史之中,也在历史之外,所以基本与民国史中的具体人具 体事件无关。打个比喻说明,例如某某人做了一个基础设施,延续到今天还在用,我们并不需要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念叨念叨此人的姓名,当年他们如何做。只要说 这个基础设施如何,如何进一步修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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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谷开来将至的判决与其夫薄熙来未决的命运
中国正在等待法院对已经下台的中共政治明星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谋杀一案的判决和量刑。此前,中国国有媒体详尽报道了检察机关对谷开来投毒谋杀一名英籍人士的指控。
但从官方报道中几乎无法看出有关薄熙来命运的任何线索,薄熙来是这场剧中的核心人物。今年早些时候薄熙来失势打乱了中共顺利推动高层换届的计划。谷开来获有罪判决几乎是注定的事情,但从量刑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高层打算如何处置薄熙来。眼下中共正在准备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的10年一次的领导人更迭。
上周五新华社报道说,谷开来周四在庭审上承认自己谋杀了海伍德(Neil Heywood),此前因为一宗土地项目发生不和,谷开来感到海伍德会对其子构成威胁,并因此“精神崩溃”。报道说,趁海伍德醉酒之际谷开来将事先准备好的氰化物倒入海伍德口中,后者因此丧命。谷开来说,她愿接受并坦然面对任何判决。这篇报道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此案的最全面的描述,不过报道对薄熙来只字未提。很多观察人士将此次审判视作30多年来中国最具政治意义的一次。
新华社在上周五午夜前发表了这份长篇报道(英文版超过3,300词)。此前数月官方对海伍德去年之死的调查一事保持沉默。
这篇报道是中共迄今为止为了给这起丑闻定性所做出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举措。这起丑闻罕见地掀起了帷幕一角,让外界得以窥见戒备森严的中国领导层的世界。
报道说,重庆市公安局在海伍德火化前提取的心脏血液显示,海伍德是被毒死的。报道同时详述了重庆市公安局几位负责人涉嫌帮助掩盖谋杀事实真相的细节。新华社的报道还说,谷开来长期存在心理问题,并且对镇静催眠药物也形成了一定的躯体和心理依赖。
新华社援引谷开来在七个小时的庭审即将结束时所做的最后陈述说:这个案子像一块巨石一样压了我半年多。
此案在今年3月曝光。当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英国曾要求中国政府调查海伍德的死因。此案也让外界注意到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不透明。
虽然新华社的报道强调庭审遵循了法定程序,但法律专家说,法庭对认罪陈述的依赖以及庭审没有交叉盘问、辩方没有强有力的辩护都表明,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几乎没有改进。
此案仍然存在许多未知因素,其中包括是什么导致了谷开来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承认罪行?她是否同调查其丈夫的有关部门进行了合作?外界也不知道谷开来对所受指控的看法,因为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的律师均未直接论及此事,本报记者也无法联系其置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谭安(Glenn Tiffert)说,鉴于公众对本案的兴趣空前高,中共领导层需要发布一份官方的庭审纪实。
他说,这份新闻稿通篇都在故意绕开一个人人心知肚明的问题──薄熙来,他们显然不想暗示薄熙来在此案中负有罪责。
薄熙来的未来命运如何以及他目前身处何地,外界仍不得而知。在丑闻被曝光之前,薄熙来是重庆市委书记,也是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自从薄熙来今年4月被免除党内职务后,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监督机构一直在调查他,但该机构还没有宣布薄熙来是否会面临刑事指控。
但是,在审理谷开来案的过程中明显没有提及薄熙来的名字,一些人因此认为,这意味着薄熙来不会被控直接参与了对海伍德的谋杀,也不会被控掩盖这起罪行,不过他仍然有可能面临其他刑事指控。
新华社的报道援引谷开来的话说:这个案子的发生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将永远难以心安。我愿意接受并坦然面对任何判决,我也期待法庭公平公正的判决。
令人吃惊的是,新华社播发的庭审纪实暗示,谷开来和其子薄瓜瓜2005年才结识海伍德,而海伍德的朋友们说,海伍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中国东北部的大连市结识了薄家,薄熙来当时是大连市长。
谭安说,中国政府在冒失去公信力的风险,因为许多中国读者会注意到庭审纪实中出现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
他说,如果是30年前审判“四人帮”时这么做也许行得通,但是他们全然不顾社交媒体给中国整体环境带来的改变以及中国的可渗透性。
新华社发布的庭审纪实显示,谷开来在供述中称,大约2005年前后,我的儿子在英国读书时,海伍德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表示要认识我们。
新华社的报道援引谷开来的话说,在同海伍德结识后,她介绍海伍德参与一公司的中介代理以及参与一土地项目的前期策划,但该项目从未启动。
新华社的报道说,后来海伍德因索要报酬等问题,与谷开来和她的儿子产生矛盾。公诉人当庭出示了海伍德和薄瓜瓜的多封往来电子邮件,这些邮件显示了双方的矛盾是如何逐渐激化的。
据新华社报道,公诉人说,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已威胁到其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死。
新华社援引谷开来的供述说:在我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威胁了,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我必须拼死制止海伍德的疯狂。
新华社的庭审纪实中没有交待双方纠纷的更多细节。
但据旁听庭审的观察人士说,公诉人称,海伍德向薄瓜瓜发去一封邮件,要求薄瓜瓜支付1,300万英镑(合2,040万美元)的赔偿金,以补偿在一桩泡汤了的1.3亿英镑房地产交易中原本许诺给他的报酬。
观察人士说,公诉人称,海伍德在邮件中警告薄瓜瓜,如果不支付这笔补偿金将带来有害后果。
观察人士的描述并不完整,因为法庭不允许旁听者记笔记或是录音。
薄瓜瓜拒绝在电子邮件里对谷开来案置评。他的朋友们认为,薄瓜瓜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肯尼迪政治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毕业后,目前生活在美国。
新华社报道说,与谷开来一同受审的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也表示认罪。张晓军在证词里说,2011年11月13日,他陪海伍德从北京来到重庆,并将其安排在南山丽景度假酒店入住。
新华社援引谷开来和张晓军的证词说,当晚,谷开来准备了两个瓶子,其中一瓶装有氰化物,另一瓶装有毒品胶囊,并将装有毒药的玻璃瓶交给了张晓军。
新华社报道说,当晚9点左右,谷开来和张晓军携带酒和茶等物来到海伍德入住的酒店,谷开来进入房间与海伍德一起饮酒、喝茶,张晓军在外等候。
新华社报道说,海伍德因醉酒倒在卫生间,谷开来叫张晓军进入房间,并要去其随身携带的装有氰化物的玻璃瓶。
新华社报道说,张晓军将海伍德扶到酒店的床上,谷开来趁海伍德呕吐后要喝水之机,把毒药倒进一个事先带来的小酱油壶中,然后把水倒入小酱油壶。
新华社报道说,谷开来一边和海伍德说话,一边将毒药倒入其口中,然后把事先准备的毒品胶囊等物倒在房间地面上伪造现场,造成海伍德吸毒的假象。
新华社报道说,一位酒店服务员的证词表明,谷开来离开海伍德房间时,将“请勿打扰”的提示牌挂到门把手上,还叮嘱服务员不要打搅房间的客人。
新华社说,录像资料显示,谷开来和张晓军在海伍德遇害的那个晚上去了海伍德的房间。中国公安部一份报告显示,犯罪现场提取的瓶盖和杯盖等物证检出了谷开来和张晓军这两位嫌疑人的DNA分型。
新华社说,中国公安部的结论是在对案发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以及重庆市公安局在海伍德死亡后提取并保存的海伍德心血重新检验、鉴定后得出的。
新华社说,中国公安部发现海伍德心血和现场提取的部分呕吐物中含有氰离子,认为海伍德的死亡原因系氰化物中毒所致。
新华社说,辩护律师对海伍德心血等物证检材的流转、保管等问题提出了辩护意见,但报道没有透露更多详情。
新华社说,谷开来的律师团队也提出对谷开来案发时的精神状态进行医学鉴定。有关方面在鉴定后得出结论:谷开来曾先后因慢性失眠症、焦虑抑郁状态、偏执状态等接受过治疗,使用过抗焦虑抑郁、镇静催眠药物,甚至合并使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但疗效并不持久。
新华社报道还说,谷开来对镇静催眠药物也形成了一定的躯体和心理依赖,并致精神障碍。不过,报道并没有详述。
新华社说,谷开来本次作案有明确目的和现实动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上周五早些时候,审理谷开来案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四名重庆市前警方官员对于徇私枉法罪的指控(另案处理)均没有提出异议。他们被控通过隐匿物证、制作虚假走访笔录等手法掩盖海伍德谋杀案真相。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说该案亦将择日宣判。
但从官方报道中几乎无法看出有关薄熙来命运的任何线索,薄熙来是这场剧中的核心人物。今年早些时候薄熙来失势打乱了中共顺利推动高层换届的计划。谷开来获有罪判决几乎是注定的事情,但从量刑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高层打算如何处置薄熙来。眼下中共正在准备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的10年一次的领导人更迭。
上周五新华社报道说,谷开来周四在庭审上承认自己谋杀了海伍德(Neil Heywood),此前因为一宗土地项目发生不和,谷开来感到海伍德会对其子构成威胁,并因此“精神崩溃”。报道说,趁海伍德醉酒之际谷开来将事先准备好的氰化物倒入海伍德口中,后者因此丧命。谷开来说,她愿接受并坦然面对任何判决。这篇报道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此案的最全面的描述,不过报道对薄熙来只字未提。很多观察人士将此次审判视作30多年来中国最具政治意义的一次。
新华社在上周五午夜前发表了这份长篇报道(英文版超过3,300词)。此前数月官方对海伍德去年之死的调查一事保持沉默。
这篇报道是中共迄今为止为了给这起丑闻定性所做出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举措。这起丑闻罕见地掀起了帷幕一角,让外界得以窥见戒备森严的中国领导层的世界。
报道说,重庆市公安局在海伍德火化前提取的心脏血液显示,海伍德是被毒死的。报道同时详述了重庆市公安局几位负责人涉嫌帮助掩盖谋杀事实真相的细节。新华社的报道还说,谷开来长期存在心理问题,并且对镇静催眠药物也形成了一定的躯体和心理依赖。
新华社援引谷开来在七个小时的庭审即将结束时所做的最后陈述说:这个案子像一块巨石一样压了我半年多。
此案在今年3月曝光。当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英国曾要求中国政府调查海伍德的死因。此案也让外界注意到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不透明。
虽然新华社的报道强调庭审遵循了法定程序,但法律专家说,法庭对认罪陈述的依赖以及庭审没有交叉盘问、辩方没有强有力的辩护都表明,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几乎没有改进。
此案仍然存在许多未知因素,其中包括是什么导致了谷开来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承认罪行?她是否同调查其丈夫的有关部门进行了合作?外界也不知道谷开来对所受指控的看法,因为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的律师均未直接论及此事,本报记者也无法联系其置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谭安(Glenn Tiffert)说,鉴于公众对本案的兴趣空前高,中共领导层需要发布一份官方的庭审纪实。
他说,这份新闻稿通篇都在故意绕开一个人人心知肚明的问题──薄熙来,他们显然不想暗示薄熙来在此案中负有罪责。
薄熙来的未来命运如何以及他目前身处何地,外界仍不得而知。在丑闻被曝光之前,薄熙来是重庆市委书记,也是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自从薄熙来今年4月被免除党内职务后,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监督机构一直在调查他,但该机构还没有宣布薄熙来是否会面临刑事指控。
但是,在审理谷开来案的过程中明显没有提及薄熙来的名字,一些人因此认为,这意味着薄熙来不会被控直接参与了对海伍德的谋杀,也不会被控掩盖这起罪行,不过他仍然有可能面临其他刑事指控。
新华社的报道援引谷开来的话说:这个案子的发生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将永远难以心安。我愿意接受并坦然面对任何判决,我也期待法庭公平公正的判决。
令人吃惊的是,新华社播发的庭审纪实暗示,谷开来和其子薄瓜瓜2005年才结识海伍德,而海伍德的朋友们说,海伍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中国东北部的大连市结识了薄家,薄熙来当时是大连市长。
谭安说,中国政府在冒失去公信力的风险,因为许多中国读者会注意到庭审纪实中出现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
他说,如果是30年前审判“四人帮”时这么做也许行得通,但是他们全然不顾社交媒体给中国整体环境带来的改变以及中国的可渗透性。
新华社发布的庭审纪实显示,谷开来在供述中称,大约2005年前后,我的儿子在英国读书时,海伍德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表示要认识我们。
新华社的报道援引谷开来的话说,在同海伍德结识后,她介绍海伍德参与一公司的中介代理以及参与一土地项目的前期策划,但该项目从未启动。
新华社的报道说,后来海伍德因索要报酬等问题,与谷开来和她的儿子产生矛盾。公诉人当庭出示了海伍德和薄瓜瓜的多封往来电子邮件,这些邮件显示了双方的矛盾是如何逐渐激化的。
据新华社报道,公诉人说,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已威胁到其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死。
新华社援引谷开来的供述说:在我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威胁了,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我必须拼死制止海伍德的疯狂。
新华社的庭审纪实中没有交待双方纠纷的更多细节。
但据旁听庭审的观察人士说,公诉人称,海伍德向薄瓜瓜发去一封邮件,要求薄瓜瓜支付1,300万英镑(合2,040万美元)的赔偿金,以补偿在一桩泡汤了的1.3亿英镑房地产交易中原本许诺给他的报酬。
观察人士说,公诉人称,海伍德在邮件中警告薄瓜瓜,如果不支付这笔补偿金将带来有害后果。
观察人士的描述并不完整,因为法庭不允许旁听者记笔记或是录音。
薄瓜瓜拒绝在电子邮件里对谷开来案置评。他的朋友们认为,薄瓜瓜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肯尼迪政治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毕业后,目前生活在美国。
新华社报道说,与谷开来一同受审的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也表示认罪。张晓军在证词里说,2011年11月13日,他陪海伍德从北京来到重庆,并将其安排在南山丽景度假酒店入住。
新华社援引谷开来和张晓军的证词说,当晚,谷开来准备了两个瓶子,其中一瓶装有氰化物,另一瓶装有毒品胶囊,并将装有毒药的玻璃瓶交给了张晓军。
新华社报道说,当晚9点左右,谷开来和张晓军携带酒和茶等物来到海伍德入住的酒店,谷开来进入房间与海伍德一起饮酒、喝茶,张晓军在外等候。
新华社报道说,海伍德因醉酒倒在卫生间,谷开来叫张晓军进入房间,并要去其随身携带的装有氰化物的玻璃瓶。
新华社报道说,张晓军将海伍德扶到酒店的床上,谷开来趁海伍德呕吐后要喝水之机,把毒药倒进一个事先带来的小酱油壶中,然后把水倒入小酱油壶。
新华社报道说,谷开来一边和海伍德说话,一边将毒药倒入其口中,然后把事先准备的毒品胶囊等物倒在房间地面上伪造现场,造成海伍德吸毒的假象。
新华社报道说,一位酒店服务员的证词表明,谷开来离开海伍德房间时,将“请勿打扰”的提示牌挂到门把手上,还叮嘱服务员不要打搅房间的客人。
新华社说,录像资料显示,谷开来和张晓军在海伍德遇害的那个晚上去了海伍德的房间。中国公安部一份报告显示,犯罪现场提取的瓶盖和杯盖等物证检出了谷开来和张晓军这两位嫌疑人的DNA分型。
新华社说,中国公安部的结论是在对案发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以及重庆市公安局在海伍德死亡后提取并保存的海伍德心血重新检验、鉴定后得出的。
新华社说,中国公安部发现海伍德心血和现场提取的部分呕吐物中含有氰离子,认为海伍德的死亡原因系氰化物中毒所致。
新华社说,辩护律师对海伍德心血等物证检材的流转、保管等问题提出了辩护意见,但报道没有透露更多详情。
新华社说,谷开来的律师团队也提出对谷开来案发时的精神状态进行医学鉴定。有关方面在鉴定后得出结论:谷开来曾先后因慢性失眠症、焦虑抑郁状态、偏执状态等接受过治疗,使用过抗焦虑抑郁、镇静催眠药物,甚至合并使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但疗效并不持久。
新华社报道还说,谷开来对镇静催眠药物也形成了一定的躯体和心理依赖,并致精神障碍。不过,报道并没有详述。
新华社说,谷开来本次作案有明确目的和现实动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上周五早些时候,审理谷开来案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四名重庆市前警方官员对于徇私枉法罪的指控(另案处理)均没有提出异议。他们被控通过隐匿物证、制作虚假走访笔录等手法掩盖海伍德谋杀案真相。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说该案亦将择日宣判。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薄熙来案对中国的影响
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梅瀚澜(H.LymanMiller)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2月份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意外逃往成都美国领事馆,引起了一系列意外事件,最终导致了身为太子党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去职和其后对他进行调查的决定。依照党的调查结果,薄可能面临民事诉讼(过去基本如此)。该事件扰乱了定于今秋的党的十八大表面上平稳的权力交接。关于这一事件有很多评论,不同的观察者对于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和影响有着不同看法。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对计划于今秋举行的十八大的角逐比任何人猜测得更有意思。先是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至成都美国领事馆及后来的被捕,接着又有重庆市委书记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故事,最后是薄熙来本人的去职、接受调查,引发了大量的报道、猜测和被大肆渲染的故事。尽管新闻报导中充斥难以置信的细节,仍有很多内幕不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人眼中,这一切对于我们有关中国政治、党的十八大、中国的未来的理解意味着什么?
薄熙来事件经常被称为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重要的事件,也常与1995年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2006年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清洗两起事件相比较。
在揣测薄熙来案的重要性和影响的过程中,有很多假设前提,但常常隐而不宣。不过,这有助于弄清薄熙来案对哪些方面有重要性。看起来,薄案在三个方面都举足轻重,列出如下:
第一,薄熙来似乎大大挑战了精英政治的规则。由于强权领袖时代已经过去,有理由相信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薄发起的挑战有可能是未来一系列挑战的开端,另一种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老一套的、基于共识的规则。
第二,无论薄熙来的方案多么有机会主义色彩,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路线。尽管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方案。在他们被解除职务后,政治体系继续运转而没受到明显的冲击。薄的去职很显然是对新左派的重挫,基于后面我们将讨论的各种原因 ,新左派可能继续作为中国社会和政治中的一股力量。
第三,薄熙来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民粹主义的基地。观察者可以对这个基地的规模和如果任其发展将产生的后果持不同观点,但在改革时代,中国的精英政治还从未出现过可与之媲美的其他基地。
游戏规则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一直由很少的几个官员来决定(有的已经退休),其影响力则是基于他们在官僚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可的实力、以及平衡党内各势力利益的需要。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会出现公开竞选,保持低调或者至少表现出全党团结的增强,是可预见的常态。在这样的背影下,没人预期张扬的薄熙来能够升至高位,的确,他的政治前景看起来不足以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一员。2001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这一职务使他有资格进入中央委员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他成功入选。
薄熙来随后出任商务部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中央职位,有时担任者会出任政治局委员,有时则不会。比如薄熙来的前任,2003年重组为商务部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就没有进入过政治局。石的前任吴仪则在1997至2002年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于2004至2007年间任政治局委员。
2007年,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但被派往重庆。曾任重庆首脑的贺国强(1999-2002),黄镇东(2002-2005),以及汪洋(2005-2007)都没有在任期内被提擢为政治局委员,尽管贺汪后来都升至政治局委员(贺是组织部长,汪则是广东省委书记)。所以看上去薄的政坛生涯已到达顶峰;考虑到他的年龄(他生于1949年,2012年他63岁),十八大的确是他在政治体制中的最后一次升迁机会。
根据党内最高级别的相关晋升规则,大多数观察者判断,薄熙来尝试公然争取政治局常委这一做法是危险的。然而,精英政治中的一些变化可能让薄觉得值得冒险一试。邓小平曾通过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并隔代指定胡锦涛为其继任的方式为二十年的高层稳定铺平道路。但是,到胡任期结束时,已无人能"拍板"决定。从一些事件可以看出,元老们能够发挥影响,但他们权威无法与邓相比。现在政治高层可以讨价还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支持薄的。"党内民主"的实施尽管程度有限,但或许打开了中央委员会的游说之门。简言之,综合考虑情势的变化、薄所拥有的太子党背景、勇敢的个性和政治路线(新左,见下文)似乎诱惑了他去争取那枚"魔戒"。如果这种解读正确,薄的确是在挑战精英政治的运行方式。
新左
"新左"(已经成为显性的运动)指出了很多问题——不平等、腐败、"社会主义价值"的褪色,以及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疏远——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持续成为不满的焦点。"新左"诞生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紧随"天安门镇压"之后,那是自由主义话语遭截断,西方和西方思想常被视为"敌对势力"(现在仍是如此),政权的合法性处于低谷的时期。最初由在受过美国教育的华人发展,新左派拾起了学术界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论述和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批评(a la Wallerstein and Gunter Frank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观点被用来维系中国价值,以对抗所谓的西方价值。或许新左派思想的核心(尽管很少直接表达)就是捍卫中式革命。是这种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认识将新左派和自由派截然分开。尽管自由派认为革命要么没有必要,要么时过境迁——越早翻过越好——新左派维护革命价值观(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新左派的部份言论迎合了新中央集权主义对分权趋势的抵抗,讽刺的是,这也是朱镕基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所拥护的。
90年代早期的美国政策无意中帮助产生了中国新民族主义这一结果。国会反对中国投标主办2000年奥运会(这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不仅反对镇压过天安门示威的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整个中国)。不久之后又发生了1995-96年的台海危机,这场危机影响至今,从美军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应可以看出。银河号事件中,一艘被怀疑载有先进的可用于发展化学武器的化学物质的中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拦截,但没被查出禁运物品,这增强了对美国干预的抱怨。
这些事件为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提供了背景,众多模仿者跟风效仿。发起于一小部份知识分子的新左运动,开始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扎根。
已发展为多股分支的新左派之声逐年增强。对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的担忧预示着"和平演变"力量,及国内以及国际的新压力,这些激起了保守势力攻击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和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公知"。郎咸平发起了对管理层收购(MBOs)的猛烈批评,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他的很多指控都有事实根据,但他的演讲和文章捍卫的是国有企业,反对的是据称在MBOs背后作祟的新自由理念。2005,物权法草案的出台立即招致左派的激烈批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巩献田称"群众"开始称共产党为"私产党",他还说,"私有化难道不是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大的原因吗?"左派的反对阻碍了这项立法达一年之久,最后通过的是一份缩水版。
如果形成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已经足以影响国家的总体社会政治环境,那么薄熙来正是赋予该运动以政治力量的人。新左派的突出领袖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加入了重庆市政府,另一位新左领袖王绍光则称赞重庆模式为"社会主义3.0"。激进的民族主义网站"乌有之乡"是用来宣传新左思想的,当中再三警告中国已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一些文章直接批评温家宝总理。
民粹主义
薄熙来的重庆试验主要集中在打击组织犯罪、鼓励群众唱红歌、建设住房、以及发展土地交换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中很多政策受到了重庆居民的欢迎,尽管在没有调查研究前很难估计受欢迎的程度。薄被去职后,北京开始着手压制全国左派对此的反应——部署了警察以防止骚乱、"唱红"在重庆被禁止、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左派网站遭关闭。据去过重庆的记者报道,薄在被去职后仍然很受当地人爱戴。
中央政府的反应
薄事件对十八大和改革的影响,至少可以初步地通过观察中央领导的反应、重庆党委的重组、中央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的报道中得出。
中央领导
尽管看上去不算直截了当,中央领导对薄熙来案的唯一直接评论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的发言,这一发言也被广为援引。在一段令人吃惊且有争议的评论中,温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和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封建主义"的持续影响。温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引用了与邓小平1980年8月的著名讲话中的相同用语)。总理的结论是"除非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会流失,文革的悲剧可能再次上演。"
这是不是针对薄熙来的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考虑到重庆在"唱红"中的领头作用,这看起来象是针对薄的。无论如何,在记者会的最后温直接谈到薄的问题,他说现任重庆领导(当时薄还没有被去职)应反思改革并从王立军事件中汲取教训。在关于文革的评论中,他再次提到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暗示他的评论总体来说是由薄熙来和左派对改革开放整体计划所造成的威胁引发。
换言之,薄熙来事件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即过去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温将薄熙来事件视为路线斗争的观点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他们选择尽可能地切割来看这一问题,同时强调法律问题和党的团结。与陈希同和陈良宇案一样,尽量切割处理此事,这一决定在政治上有合理之处——公然的意识形态纷争会加深党的裂隙。哪怕现任或未来的领导层同意温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急需解决,他们也很有可能逐步进行,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一一处理。当前似乎并非正当其时。党以尽可能窄化的方式来处理该案,这一决定在3月份重庆党委的重组中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又在6月举行的重庆党代会上再次得到了确认。
改组重庆党委
当《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媒体发表薄被罢免的报道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即将取代薄熙来的副总理张德江同时赶赴重庆,传达北京的决定,以作出战略性的人事替换并力图维持重庆稳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熙、以及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的陪同则反映出北京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忧心忡忡。
北京对这种情况的严重关注可以通过任命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工作这一决定中表现出来。近期唯一与此事相类似的是2003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纪委(CDIC)部长的尉健行,在整肃陈希同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李源潮称赞张"公正而且正直",他曾任吉林、浙江和广东省省委书记,被认为是能够"控制大局"并"处理复杂问题。"同样地,北京调任曾是通信监管部门的反恐专家、曾任青海省副省长的何挺接替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同时,北京用徐松南撤换了重庆市组织部长陈存根,在湖北崛起之前,徐松楠曾在四川任职。这正暗示了他与俞正声的联系,俞正声曾于2001至2007年任湖北省委省委书记,然后被调任宁夏任省委组织部长。
虽然其他一些与薄熙来关系紧密的副手也被撤走,但与薄的关系曾比任何人都要密切的市长黄奇帆却可以主持会议并保留了他的职位,这透露出北京寻求稳定局势的信息。在他的发言中,黄表明了他的忠诚,向中央委员会保证他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于6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重庆党代会则延续了基本一致的调子。张德江被委任重庆市委书记,而黄奇帆得以保留他在党委的职位,并继续任职市长(党代会并不公开决定政府职务)。而当多数人留任原位时,原于三月被允许继续留任原位的重庆市宣传部长何事忠却被调离。饶有意味的是,原薄部下、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却得以继续留任,可能是由于他与薄关系并不亲近。这个安排意味着三月被委任副市长的何挺将不会任职常委。
官方评论
正如温家宝所暗示的,这是由薄熙来和新左派发起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但这些议题容易引起分裂而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于4月10日宣布将对薄展开调查时,完全没有提及意识形态问题。仅仅声明薄由于"严重违纪"将会依据党章和中共纪检机关的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对其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同时又发布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措辞,详述了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谷开来的问题。评论员文章宣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以及"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文章呼吁道要和中央精神保持"思想统一",并且要"紧密团结"在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周围时,则暴露了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
第二天的另一篇评论员文章则更为露骨地强调迎接十八大时要坚持党内统一。文章宣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而重要的则是应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来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第三天,最后一篇评论员文章又重回维护法律的主题上来,文章写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
《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来详述对薄熙来进行党内调查决定,这一事实则暗示了该案的敏感性。虽然评论员文章通常不比社论权威,但似乎也同样是由中宣部(PBSC)统一批准发表的。当1995年陈希同被整肃时,《人民日报》也只在其被整肃九周之后才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而且那篇评论员文章是揭发陈已自杀的部下—王宝森的腐败问题,文中并未提及陈。当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时,《人民日报》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未发表。
其他评论
虽然三篇评论员文章给出了对调查薄熙来的决定的官方立场,仍然还有其他评论同样也表明了共产党对此案的回应。最重要的文章毋庸置疑是继任者习近平发表在5月16日的共产党理论期刊《求是》上的一篇文章,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重庆党组改组文章的当日,并且在头版就有一大长篇的对习文章的公告,超过了谈薄被免职的版面。
习的文章是他于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显然没有时间去大幅度地修改原稿,但是更改一部分措辞使其更符合目前形势还是可行的。习的讲话是基于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所称的要保持党 "纯洁性"这一要求而做出的。习强调了反对所有"分裂党"的行为以及清除腐化党员的重要性,同样强调了维持谦虚的态度和"不骄不躁"的必要性。
未过多久,温家宝主持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当谈到所取得成绩时,温同样也说到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温说道。
暗示
还有很多薄熙来故事的方方面面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例如,如果薄未被革职,他是否能够违背将他调任重庆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原意,调动起党内不同派系对他的支持,成功进入常委?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否可以改变的那么快?薄熙来这位"太子党",在保留了新毛派理论—民粹主义理念后,是否能够将他的理论带入政治局常委之中,又或者他是否会像当初捡起这理论一样,非常迅速地将其摒弃?
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可以推测出该案的一些端倪。首先,它不同于最经常被用来对比的陈希同和陈良宇案。这两个案件虽然直接挑战了领导层,特别是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派系人的挑战,但是他们并未挑战"游戏规则"。
虽然这两个案件都需要小心应对(毕竟这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们的免职却不会给党内分裂造成任何威胁。薄熙来案件虽然不及在天安门示威事件中的赵紫阳被免职那么严重,因为当时党内的分歧更大,但如今中国共产党缺少了可与当时邓小平比肩的那种政治人物。邓可以、并且也毫不犹豫地罢免赵紫阳的职务,然后又等待了两年的时间,以1992年"南巡"武汉,深圳和上海为契机,重新启动他的改革。
很难说现今党内的分歧有多深——显然薄在党内各个阶层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同样也没有主导人物可以一呼百应。薄熙来事件的可能结果会是党内不同派系将会基于最低共识重新联合起来,正如四月的评论员文章所暗示的那样。
薄熙来事件也揭示了精英政客的政治手腕。事件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原所猜测的"太子党"与共青团(CYL)或"团派"出身的政客之间的矛盾并不仅是唯一的矛盾核心,至少不是主要的一个。薄熙来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太子党成员,但是与他们精英的声誉正相反,薄塑造了一个与现精英层对抗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形象。而江系,所谓的"上海帮",也因贺国强不再支持薄而分裂,原支持薄的贺国强因薄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的名誉并影响其部下而抛弃薄。最终,习近平显然依靠曾庆红的支持获得了他继任者的位置,而且似乎在支持罢免薄这件事情上与胡锦涛密切合作。个人与小群体利益以及政策倾斜都显得比"太子党"和"团派"关系更为重要。
如果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系之间的分歧不能完全体现个人关系及决策执行者在面对危机时的错综复杂,那基于体制化的规则而达成相互谅解的解释同样也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薄熙来—认为这是挑战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比起并不成功的在幕后默默游说的政治生涯,薄更愿意公开运作,希望藉此取得民众、精英阶层和他父亲剩余的老部下(大概也包括欠薄一波很多人情的江泽民)的广泛支持来向党内领导层施压。罢免薄可以辩解为政治精英联合起来维护规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似乎是真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权利的个人化性质,正如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展开所显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联盟的组成是反体制的。当一切尘埃落定,这看起来更像是"协调"—一个用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的模糊但重要的中文词。
最后,薄熙来事件再一次表明了领导人卸任后影响力依然存在这一事实,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于1997年被江泽民强逼从政治局常委退位的乔石(其中薄一波发挥了重要作用),似乎在此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薄一波在1987年罢免胡耀邦时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温家宝——或者胡锦涛——镇压薄熙来的动机之一。原以为被掩埋的事件和不再有影响力的人却在解决高层冲突和平衡各方关系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薄熙来案件的影响——和我们完全不知情而在继续进行的谈判——似乎会在十八大上达成妥协。虽然对于是提拔5个还是7个常委尚存分歧,但最有可能的妥协方式就是按政治局委员的资历(按年龄)来决定是否升任常委。还有,"空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以这种方式提拔的。但大部分的博弈似乎更集中在政治局委员而非常委上。现任的15个委员中,将会有7人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若仅有5人升任常委,那就留下12至13个席位给政治局的新人,而若有7人升任,则将会留有更多委员席位。当这些人中一些人升任常委时,将会对中国未来5年的政治走向有着重大影响;而当剩余其他人都被提拔时,将会影响中国未来10年。所以薄熙来案件的深远影响可能在之后很多年内都难以被彻底解读。
2月份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意外逃往成都美国领事馆,引起了一系列意外事件,最终导致了身为太子党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去职和其后对他进行调查的决定。依照党的调查结果,薄可能面临民事诉讼(过去基本如此)。该事件扰乱了定于今秋的党的十八大表面上平稳的权力交接。关于这一事件有很多评论,不同的观察者对于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和影响有着不同看法。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对计划于今秋举行的十八大的角逐比任何人猜测得更有意思。先是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至成都美国领事馆及后来的被捕,接着又有重庆市委书记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故事,最后是薄熙来本人的去职、接受调查,引发了大量的报道、猜测和被大肆渲染的故事。尽管新闻报导中充斥难以置信的细节,仍有很多内幕不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人眼中,这一切对于我们有关中国政治、党的十八大、中国的未来的理解意味着什么?
薄熙来事件经常被称为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重要的事件,也常与1995年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2006年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清洗两起事件相比较。
在揣测薄熙来案的重要性和影响的过程中,有很多假设前提,但常常隐而不宣。不过,这有助于弄清薄熙来案对哪些方面有重要性。看起来,薄案在三个方面都举足轻重,列出如下:
第一,薄熙来似乎大大挑战了精英政治的规则。由于强权领袖时代已经过去,有理由相信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薄发起的挑战有可能是未来一系列挑战的开端,另一种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老一套的、基于共识的规则。
第二,无论薄熙来的方案多么有机会主义色彩,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路线。尽管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方案。在他们被解除职务后,政治体系继续运转而没受到明显的冲击。薄的去职很显然是对新左派的重挫,基于后面我们将讨论的各种原因 ,新左派可能继续作为中国社会和政治中的一股力量。
第三,薄熙来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民粹主义的基地。观察者可以对这个基地的规模和如果任其发展将产生的后果持不同观点,但在改革时代,中国的精英政治还从未出现过可与之媲美的其他基地。
游戏规则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一直由很少的几个官员来决定(有的已经退休),其影响力则是基于他们在官僚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可的实力、以及平衡党内各势力利益的需要。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会出现公开竞选,保持低调或者至少表现出全党团结的增强,是可预见的常态。在这样的背影下,没人预期张扬的薄熙来能够升至高位,的确,他的政治前景看起来不足以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一员。2001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这一职务使他有资格进入中央委员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他成功入选。
薄熙来随后出任商务部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中央职位,有时担任者会出任政治局委员,有时则不会。比如薄熙来的前任,2003年重组为商务部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就没有进入过政治局。石的前任吴仪则在1997至2002年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于2004至2007年间任政治局委员。
2007年,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但被派往重庆。曾任重庆首脑的贺国强(1999-2002),黄镇东(2002-2005),以及汪洋(2005-2007)都没有在任期内被提擢为政治局委员,尽管贺汪后来都升至政治局委员(贺是组织部长,汪则是广东省委书记)。所以看上去薄的政坛生涯已到达顶峰;考虑到他的年龄(他生于1949年,2012年他63岁),十八大的确是他在政治体制中的最后一次升迁机会。
根据党内最高级别的相关晋升规则,大多数观察者判断,薄熙来尝试公然争取政治局常委这一做法是危险的。然而,精英政治中的一些变化可能让薄觉得值得冒险一试。邓小平曾通过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并隔代指定胡锦涛为其继任的方式为二十年的高层稳定铺平道路。但是,到胡任期结束时,已无人能"拍板"决定。从一些事件可以看出,元老们能够发挥影响,但他们权威无法与邓相比。现在政治高层可以讨价还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支持薄的。"党内民主"的实施尽管程度有限,但或许打开了中央委员会的游说之门。简言之,综合考虑情势的变化、薄所拥有的太子党背景、勇敢的个性和政治路线(新左,见下文)似乎诱惑了他去争取那枚"魔戒"。如果这种解读正确,薄的确是在挑战精英政治的运行方式。
新左
"新左"(已经成为显性的运动)指出了很多问题——不平等、腐败、"社会主义价值"的褪色,以及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疏远——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持续成为不满的焦点。"新左"诞生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紧随"天安门镇压"之后,那是自由主义话语遭截断,西方和西方思想常被视为"敌对势力"(现在仍是如此),政权的合法性处于低谷的时期。最初由在受过美国教育的华人发展,新左派拾起了学术界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论述和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批评(a la Wallerstein and Gunter Frank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观点被用来维系中国价值,以对抗所谓的西方价值。或许新左派思想的核心(尽管很少直接表达)就是捍卫中式革命。是这种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认识将新左派和自由派截然分开。尽管自由派认为革命要么没有必要,要么时过境迁——越早翻过越好——新左派维护革命价值观(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新左派的部份言论迎合了新中央集权主义对分权趋势的抵抗,讽刺的是,这也是朱镕基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所拥护的。
90年代早期的美国政策无意中帮助产生了中国新民族主义这一结果。国会反对中国投标主办2000年奥运会(这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不仅反对镇压过天安门示威的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整个中国)。不久之后又发生了1995-96年的台海危机,这场危机影响至今,从美军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应可以看出。银河号事件中,一艘被怀疑载有先进的可用于发展化学武器的化学物质的中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拦截,但没被查出禁运物品,这增强了对美国干预的抱怨。
这些事件为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提供了背景,众多模仿者跟风效仿。发起于一小部份知识分子的新左运动,开始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扎根。
已发展为多股分支的新左派之声逐年增强。对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的担忧预示着"和平演变"力量,及国内以及国际的新压力,这些激起了保守势力攻击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和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公知"。郎咸平发起了对管理层收购(MBOs)的猛烈批评,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他的很多指控都有事实根据,但他的演讲和文章捍卫的是国有企业,反对的是据称在MBOs背后作祟的新自由理念。2005,物权法草案的出台立即招致左派的激烈批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巩献田称"群众"开始称共产党为"私产党",他还说,"私有化难道不是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大的原因吗?"左派的反对阻碍了这项立法达一年之久,最后通过的是一份缩水版。
如果形成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已经足以影响国家的总体社会政治环境,那么薄熙来正是赋予该运动以政治力量的人。新左派的突出领袖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加入了重庆市政府,另一位新左领袖王绍光则称赞重庆模式为"社会主义3.0"。激进的民族主义网站"乌有之乡"是用来宣传新左思想的,当中再三警告中国已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一些文章直接批评温家宝总理。
民粹主义
薄熙来的重庆试验主要集中在打击组织犯罪、鼓励群众唱红歌、建设住房、以及发展土地交换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中很多政策受到了重庆居民的欢迎,尽管在没有调查研究前很难估计受欢迎的程度。薄被去职后,北京开始着手压制全国左派对此的反应——部署了警察以防止骚乱、"唱红"在重庆被禁止、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左派网站遭关闭。据去过重庆的记者报道,薄在被去职后仍然很受当地人爱戴。
中央政府的反应
薄事件对十八大和改革的影响,至少可以初步地通过观察中央领导的反应、重庆党委的重组、中央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的报道中得出。
中央领导
尽管看上去不算直截了当,中央领导对薄熙来案的唯一直接评论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的发言,这一发言也被广为援引。在一段令人吃惊且有争议的评论中,温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和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封建主义"的持续影响。温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引用了与邓小平1980年8月的著名讲话中的相同用语)。总理的结论是"除非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会流失,文革的悲剧可能再次上演。"
这是不是针对薄熙来的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考虑到重庆在"唱红"中的领头作用,这看起来象是针对薄的。无论如何,在记者会的最后温直接谈到薄的问题,他说现任重庆领导(当时薄还没有被去职)应反思改革并从王立军事件中汲取教训。在关于文革的评论中,他再次提到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暗示他的评论总体来说是由薄熙来和左派对改革开放整体计划所造成的威胁引发。
换言之,薄熙来事件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即过去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温将薄熙来事件视为路线斗争的观点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他们选择尽可能地切割来看这一问题,同时强调法律问题和党的团结。与陈希同和陈良宇案一样,尽量切割处理此事,这一决定在政治上有合理之处——公然的意识形态纷争会加深党的裂隙。哪怕现任或未来的领导层同意温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急需解决,他们也很有可能逐步进行,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一一处理。当前似乎并非正当其时。党以尽可能窄化的方式来处理该案,这一决定在3月份重庆党委的重组中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又在6月举行的重庆党代会上再次得到了确认。
改组重庆党委
当《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媒体发表薄被罢免的报道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即将取代薄熙来的副总理张德江同时赶赴重庆,传达北京的决定,以作出战略性的人事替换并力图维持重庆稳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熙、以及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的陪同则反映出北京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忧心忡忡。
北京对这种情况的严重关注可以通过任命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工作这一决定中表现出来。近期唯一与此事相类似的是2003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纪委(CDIC)部长的尉健行,在整肃陈希同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李源潮称赞张"公正而且正直",他曾任吉林、浙江和广东省省委书记,被认为是能够"控制大局"并"处理复杂问题。"同样地,北京调任曾是通信监管部门的反恐专家、曾任青海省副省长的何挺接替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同时,北京用徐松南撤换了重庆市组织部长陈存根,在湖北崛起之前,徐松楠曾在四川任职。这正暗示了他与俞正声的联系,俞正声曾于2001至2007年任湖北省委省委书记,然后被调任宁夏任省委组织部长。
虽然其他一些与薄熙来关系紧密的副手也被撤走,但与薄的关系曾比任何人都要密切的市长黄奇帆却可以主持会议并保留了他的职位,这透露出北京寻求稳定局势的信息。在他的发言中,黄表明了他的忠诚,向中央委员会保证他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于6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重庆党代会则延续了基本一致的调子。张德江被委任重庆市委书记,而黄奇帆得以保留他在党委的职位,并继续任职市长(党代会并不公开决定政府职务)。而当多数人留任原位时,原于三月被允许继续留任原位的重庆市宣传部长何事忠却被调离。饶有意味的是,原薄部下、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却得以继续留任,可能是由于他与薄关系并不亲近。这个安排意味着三月被委任副市长的何挺将不会任职常委。
官方评论
正如温家宝所暗示的,这是由薄熙来和新左派发起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但这些议题容易引起分裂而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于4月10日宣布将对薄展开调查时,完全没有提及意识形态问题。仅仅声明薄由于"严重违纪"将会依据党章和中共纪检机关的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对其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同时又发布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措辞,详述了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谷开来的问题。评论员文章宣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以及"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文章呼吁道要和中央精神保持"思想统一",并且要"紧密团结"在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周围时,则暴露了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
第二天的另一篇评论员文章则更为露骨地强调迎接十八大时要坚持党内统一。文章宣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而重要的则是应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来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第三天,最后一篇评论员文章又重回维护法律的主题上来,文章写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
《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来详述对薄熙来进行党内调查决定,这一事实则暗示了该案的敏感性。虽然评论员文章通常不比社论权威,但似乎也同样是由中宣部(PBSC)统一批准发表的。当1995年陈希同被整肃时,《人民日报》也只在其被整肃九周之后才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而且那篇评论员文章是揭发陈已自杀的部下—王宝森的腐败问题,文中并未提及陈。当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时,《人民日报》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未发表。
其他评论
虽然三篇评论员文章给出了对调查薄熙来的决定的官方立场,仍然还有其他评论同样也表明了共产党对此案的回应。最重要的文章毋庸置疑是继任者习近平发表在5月16日的共产党理论期刊《求是》上的一篇文章,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重庆党组改组文章的当日,并且在头版就有一大长篇的对习文章的公告,超过了谈薄被免职的版面。
习的文章是他于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显然没有时间去大幅度地修改原稿,但是更改一部分措辞使其更符合目前形势还是可行的。习的讲话是基于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所称的要保持党 "纯洁性"这一要求而做出的。习强调了反对所有"分裂党"的行为以及清除腐化党员的重要性,同样强调了维持谦虚的态度和"不骄不躁"的必要性。
未过多久,温家宝主持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当谈到所取得成绩时,温同样也说到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温说道。
暗示
还有很多薄熙来故事的方方面面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例如,如果薄未被革职,他是否能够违背将他调任重庆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原意,调动起党内不同派系对他的支持,成功进入常委?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否可以改变的那么快?薄熙来这位"太子党",在保留了新毛派理论—民粹主义理念后,是否能够将他的理论带入政治局常委之中,又或者他是否会像当初捡起这理论一样,非常迅速地将其摒弃?
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可以推测出该案的一些端倪。首先,它不同于最经常被用来对比的陈希同和陈良宇案。这两个案件虽然直接挑战了领导层,特别是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派系人的挑战,但是他们并未挑战"游戏规则"。
虽然这两个案件都需要小心应对(毕竟这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们的免职却不会给党内分裂造成任何威胁。薄熙来案件虽然不及在天安门示威事件中的赵紫阳被免职那么严重,因为当时党内的分歧更大,但如今中国共产党缺少了可与当时邓小平比肩的那种政治人物。邓可以、并且也毫不犹豫地罢免赵紫阳的职务,然后又等待了两年的时间,以1992年"南巡"武汉,深圳和上海为契机,重新启动他的改革。
很难说现今党内的分歧有多深——显然薄在党内各个阶层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同样也没有主导人物可以一呼百应。薄熙来事件的可能结果会是党内不同派系将会基于最低共识重新联合起来,正如四月的评论员文章所暗示的那样。
薄熙来事件也揭示了精英政客的政治手腕。事件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原所猜测的"太子党"与共青团(CYL)或"团派"出身的政客之间的矛盾并不仅是唯一的矛盾核心,至少不是主要的一个。薄熙来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太子党成员,但是与他们精英的声誉正相反,薄塑造了一个与现精英层对抗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形象。而江系,所谓的"上海帮",也因贺国强不再支持薄而分裂,原支持薄的贺国强因薄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的名誉并影响其部下而抛弃薄。最终,习近平显然依靠曾庆红的支持获得了他继任者的位置,而且似乎在支持罢免薄这件事情上与胡锦涛密切合作。个人与小群体利益以及政策倾斜都显得比"太子党"和"团派"关系更为重要。
如果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系之间的分歧不能完全体现个人关系及决策执行者在面对危机时的错综复杂,那基于体制化的规则而达成相互谅解的解释同样也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薄熙来—认为这是挑战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比起并不成功的在幕后默默游说的政治生涯,薄更愿意公开运作,希望藉此取得民众、精英阶层和他父亲剩余的老部下(大概也包括欠薄一波很多人情的江泽民)的广泛支持来向党内领导层施压。罢免薄可以辩解为政治精英联合起来维护规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似乎是真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权利的个人化性质,正如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展开所显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联盟的组成是反体制的。当一切尘埃落定,这看起来更像是"协调"—一个用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的模糊但重要的中文词。
最后,薄熙来事件再一次表明了领导人卸任后影响力依然存在这一事实,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于1997年被江泽民强逼从政治局常委退位的乔石(其中薄一波发挥了重要作用),似乎在此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薄一波在1987年罢免胡耀邦时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温家宝——或者胡锦涛——镇压薄熙来的动机之一。原以为被掩埋的事件和不再有影响力的人却在解决高层冲突和平衡各方关系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薄熙来案件的影响——和我们完全不知情而在继续进行的谈判——似乎会在十八大上达成妥协。虽然对于是提拔5个还是7个常委尚存分歧,但最有可能的妥协方式就是按政治局委员的资历(按年龄)来决定是否升任常委。还有,"空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以这种方式提拔的。但大部分的博弈似乎更集中在政治局委员而非常委上。现任的15个委员中,将会有7人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若仅有5人升任常委,那就留下12至13个席位给政治局的新人,而若有7人升任,则将会留有更多委员席位。当这些人中一些人升任常委时,将会对中国未来5年的政治走向有着重大影响;而当剩余其他人都被提拔时,将会影响中国未来10年。所以薄熙来案件的深远影响可能在之后很多年内都难以被彻底解读。
陈有西:薄熙来案证明公共权力家丁化是中国最大的危险
中国公共权力被专制异化的事实,这是当前中国一切乱象的真正根源。公共权力已经被切割、割据、家族化、私有化,用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了。
汉家失权柄,董卓乱纲常。
谷开来案审判,揭开了中国当前政治权力中非常可怕的一面:纲常已乱。
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一个女性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家族的一些丑闻不被暴露,铤而走险,投毒杀人,本没有什么意外。
谷案的意外和远离常规在于,这个杀人案从杀人预谋、杀人毒药的获得、运送、设计杀人方案、被害人从北京骗到重庆杀人现场、实施杀人行为、杀人后用警察权设计假情节、假笔录、假勘验进行掩盖,都是运用国家公权、将国家权力家丁化而进行的。整个国家机器成了他的家奴。而且这次调动的不是一个人,一次行为,而是涉及到一个省级警察机构、警卫机构中的一批实权人物,获取毒品是通过党政机关的主要人物。也就是说,这种杀人犯罪事实,是直接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完成、并试图掩盖的。
这种行为,只有在封建割据时代的诸侯王的藩国里,才能够发生。
请看新华社报道的有限的庭审中国披露的犯罪事实,2012年08月09报道:《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等包庇薄谷开来被公诉》:2012年8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7月26日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被害人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死,遂安排重庆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同案被告人张晓军邀约并陪同尼尔。伍德从北京到重庆。2011年11月13日晚,薄谷开来到尼尔。伍德所住的重庆市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6栋1605室与其饮酒、喝茶,趁尼尔。伍德醉酒呕吐后要喝水之机,将事先准备并交给张晓军携带的毒药倒入尼尔。伍德口中,致尼尔。伍德死亡。本案是共同犯罪,薄谷开来是主犯,张晓军是从犯。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2012年7月30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总队长李阳、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侦查总队原总队长兼渝北区公安分局原局长王鹏飞、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原常务副局长王智因涉嫌在办理尼尔。伍德死亡案件中包庇薄谷开来,使其不被刑事追究,被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以徇私枉法罪提起公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
8月9日下午15时10分许,庭审即将结束,薄谷开来在作最后陈述说:对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我表示接受。这个案子像一块巨石一样压了我半年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噩梦一场。去年11月的那几天,当我确知儿子危在旦夕的时候,我的精神的确是崩溃了。一个悲剧因为我而发生,不仅对尼尔,而且延伸到几个家庭。这个案子的发生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将永远难以心安。感谢办案人员对我的人道主义关怀,我向法庭郑重表示,为了维护法律尊严,我愿接受并坦然面对任何判决,我也期待法庭公平公正的判决。
张晓军最后陈述说,我对我的行为表示认罪,在此向受害人家属说声对不起。希望法庭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真的知道错了。
网友999在我的陈有西学术网上评论说:谷开来杀人案真正符合黑社会组织特征,是真正的黑社会行为。
1、涉案当事人除去薄谷开来以外,王立军、重庆公安局四个高级警务领导人、张晓军全部是在编在职国家公职人员。
2、薄谷开来是裹挟公权力公开杀人。
A:薄谷开来与公安局长曾经谋划以贩毒拒捕名义设置假现场击毙尼尔。伍德;
B:薄谷开来与在职公职人员张晓军帮助下毒死尼尔。伍德,
C:事后(于死亡报案前)直接告知公安局长已经毒死尼尔。伍德(既让能报告王立军,能否告知薄熙来可想而知)。这样公开杀人不仅是明目张胆且组织有序尤其是是依仗调动公权力。
3、薄谷开来杀人不是私人个体行为而是利用公权力组织行为:
A:毒药的来源获取获取渠道不是个人行为;
B:同案张晓军是在编在职国家公职人员;
C:杀人后亲自直接告知案发地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又报告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一气之下将其免职;组织人员销赃并残酷追害尼尔伍德原办案人员,一警察被毒打酷刑至死。
这些都说明这个杀人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符合黑社会组织特征,是真正的重庆黑社会老大家族行为。
这位网友的分析是振聋发聩的。他指出了中国公共权力被专制异化的事实,这是当前中国一切乱象的真正根源。公共权力已经被切割、割据、家族化、私有化,用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了。
谷开来案完全可以解读重庆打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冤假错案。可以解读这个地方的检察院、法院为什么这样害怕王立军和警察的淫威。因为权力的家丁化,一个没有职务的夫人都能够这样指挥全市的警察机器和党政领导,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薄熙来,还有什么做不了的?要唱红就唱红,要打黑就打黑,要用钱就用钱,要舆论就控制和收买,没有一条做不到,一路畅行无阻。警察权受制于个人专权,警察权又通过无数的“专案组”控制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控制检察院起诉,控制法院强判,控制司法局压制和迫害律师,通过宣传部强迫人民唱红歌,封锁和控制网络,劳动教养网上发言的人,通过公安局不经审判直接没收拍卖民企的一千多亿财产,再用这些财产拿出一部分搞市政建设、帮助弱势群众收买民心,这个太上皇就可以实现他的所有欲望,包括“民望”。而被奴役被卖了的草民,至今还会对他山呼万岁。怀念他,希望他回来拯救他们。
为什么重庆的检察机关不能坚持原则把住错案关,把那么多错案、冤案诉上法庭?
为什么重庆的三级法院能够闭着眼睛错判出那么多冤案?而没有一点反抗?
为什么那么些科班出身的、受过良好法学基础教育的公诉人、审判员,会闭着眼睛、不顾事实和法律,贯彻薄熙来、王立军的旨意,而办出错案毫不脸红?
为什么重庆的律师,在这样荒唐的审判中,不能发出真正的声音?
为什么重庆的舆论,在王奔薄倒之前,会这样欺骗人民,一片莺歌燕舞,直到现在,人民才目瞪口呆、不敢相信重庆还发生了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一切皆因权力私化。专制独裁之下,所有的司法制衡、舆论监督、党内监督、人民监督,都已经被摧毁了。只有家天下和君天下。
不只重庆。以权压法的案件,重大的久拖不决的冤案,没有一件不是个人权力破坏法律原则的阴影在起作用。北海案如此,贵阳小河案如此,黑龙江伊春的光明集团案如此,湖北荆州的天颐案如此,近期网上不断曝光的一些以权压法的冤案莫不如此。
是什么样的机制,让掌握一点地方权力的人的家属,能够直接调动这样多的公共权力?谷开来在重庆并没有任何职务。她只是一个夫人。
是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他们将杀人的事实直接告诉警察,并要求警卫参加杀人、警察保护包庇杀人、而警察果然坚决实施,并直接帮助包庇杀人?
相反去迫害坚持基本良知、要真正侦查的警察?这是一个如何可怕的现实?
一切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公共权力已经异化,已经被专制权力窃据。国家公器、国家资源,已经变成权欲薰心、利令智昏者的私人工具。公共权力已经家丁化。
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我们下一步能不能纠正这种现象?这是个人原因,还是整个制度的惯性?
这些才是我们要真正思考的。否则,政权失去民心是必然的。而其结束的日期也就不会太远。
汉家失权柄,董卓乱纲常。
谷开来案审判,揭开了中国当前政治权力中非常可怕的一面:纲常已乱。
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一个女性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家族的一些丑闻不被暴露,铤而走险,投毒杀人,本没有什么意外。
谷案的意外和远离常规在于,这个杀人案从杀人预谋、杀人毒药的获得、运送、设计杀人方案、被害人从北京骗到重庆杀人现场、实施杀人行为、杀人后用警察权设计假情节、假笔录、假勘验进行掩盖,都是运用国家公权、将国家权力家丁化而进行的。整个国家机器成了他的家奴。而且这次调动的不是一个人,一次行为,而是涉及到一个省级警察机构、警卫机构中的一批实权人物,获取毒品是通过党政机关的主要人物。也就是说,这种杀人犯罪事实,是直接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完成、并试图掩盖的。
这种行为,只有在封建割据时代的诸侯王的藩国里,才能够发生。
请看新华社报道的有限的庭审中国披露的犯罪事实,2012年08月09报道:《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等包庇薄谷开来被公诉》:2012年8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7月26日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被害人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死,遂安排重庆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同案被告人张晓军邀约并陪同尼尔。伍德从北京到重庆。2011年11月13日晚,薄谷开来到尼尔。伍德所住的重庆市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6栋1605室与其饮酒、喝茶,趁尼尔。伍德醉酒呕吐后要喝水之机,将事先准备并交给张晓军携带的毒药倒入尼尔。伍德口中,致尼尔。伍德死亡。本案是共同犯罪,薄谷开来是主犯,张晓军是从犯。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2012年7月30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总队长李阳、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侦查总队原总队长兼渝北区公安分局原局长王鹏飞、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原常务副局长王智因涉嫌在办理尼尔。伍德死亡案件中包庇薄谷开来,使其不被刑事追究,被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以徇私枉法罪提起公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
8月9日下午15时10分许,庭审即将结束,薄谷开来在作最后陈述说:对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我表示接受。这个案子像一块巨石一样压了我半年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噩梦一场。去年11月的那几天,当我确知儿子危在旦夕的时候,我的精神的确是崩溃了。一个悲剧因为我而发生,不仅对尼尔,而且延伸到几个家庭。这个案子的发生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将永远难以心安。感谢办案人员对我的人道主义关怀,我向法庭郑重表示,为了维护法律尊严,我愿接受并坦然面对任何判决,我也期待法庭公平公正的判决。
张晓军最后陈述说,我对我的行为表示认罪,在此向受害人家属说声对不起。希望法庭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真的知道错了。
网友999在我的陈有西学术网上评论说:谷开来杀人案真正符合黑社会组织特征,是真正的黑社会行为。
1、涉案当事人除去薄谷开来以外,王立军、重庆公安局四个高级警务领导人、张晓军全部是在编在职国家公职人员。
2、薄谷开来是裹挟公权力公开杀人。
A:薄谷开来与公安局长曾经谋划以贩毒拒捕名义设置假现场击毙尼尔。伍德;
B:薄谷开来与在职公职人员张晓军帮助下毒死尼尔。伍德,
C:事后(于死亡报案前)直接告知公安局长已经毒死尼尔。伍德(既让能报告王立军,能否告知薄熙来可想而知)。这样公开杀人不仅是明目张胆且组织有序尤其是是依仗调动公权力。
3、薄谷开来杀人不是私人个体行为而是利用公权力组织行为:
A:毒药的来源获取获取渠道不是个人行为;
B:同案张晓军是在编在职国家公职人员;
C:杀人后亲自直接告知案发地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又报告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一气之下将其免职;组织人员销赃并残酷追害尼尔伍德原办案人员,一警察被毒打酷刑至死。
这些都说明这个杀人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符合黑社会组织特征,是真正的重庆黑社会老大家族行为。
这位网友的分析是振聋发聩的。他指出了中国公共权力被专制异化的事实,这是当前中国一切乱象的真正根源。公共权力已经被切割、割据、家族化、私有化,用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了。
谷开来案完全可以解读重庆打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冤假错案。可以解读这个地方的检察院、法院为什么这样害怕王立军和警察的淫威。因为权力的家丁化,一个没有职务的夫人都能够这样指挥全市的警察机器和党政领导,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薄熙来,还有什么做不了的?要唱红就唱红,要打黑就打黑,要用钱就用钱,要舆论就控制和收买,没有一条做不到,一路畅行无阻。警察权受制于个人专权,警察权又通过无数的“专案组”控制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控制检察院起诉,控制法院强判,控制司法局压制和迫害律师,通过宣传部强迫人民唱红歌,封锁和控制网络,劳动教养网上发言的人,通过公安局不经审判直接没收拍卖民企的一千多亿财产,再用这些财产拿出一部分搞市政建设、帮助弱势群众收买民心,这个太上皇就可以实现他的所有欲望,包括“民望”。而被奴役被卖了的草民,至今还会对他山呼万岁。怀念他,希望他回来拯救他们。
为什么重庆的检察机关不能坚持原则把住错案关,把那么多错案、冤案诉上法庭?
为什么重庆的三级法院能够闭着眼睛错判出那么多冤案?而没有一点反抗?
为什么那么些科班出身的、受过良好法学基础教育的公诉人、审判员,会闭着眼睛、不顾事实和法律,贯彻薄熙来、王立军的旨意,而办出错案毫不脸红?
为什么重庆的律师,在这样荒唐的审判中,不能发出真正的声音?
为什么重庆的舆论,在王奔薄倒之前,会这样欺骗人民,一片莺歌燕舞,直到现在,人民才目瞪口呆、不敢相信重庆还发生了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一切皆因权力私化。专制独裁之下,所有的司法制衡、舆论监督、党内监督、人民监督,都已经被摧毁了。只有家天下和君天下。
不只重庆。以权压法的案件,重大的久拖不决的冤案,没有一件不是个人权力破坏法律原则的阴影在起作用。北海案如此,贵阳小河案如此,黑龙江伊春的光明集团案如此,湖北荆州的天颐案如此,近期网上不断曝光的一些以权压法的冤案莫不如此。
是什么样的机制,让掌握一点地方权力的人的家属,能够直接调动这样多的公共权力?谷开来在重庆并没有任何职务。她只是一个夫人。
是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他们将杀人的事实直接告诉警察,并要求警卫参加杀人、警察保护包庇杀人、而警察果然坚决实施,并直接帮助包庇杀人?
相反去迫害坚持基本良知、要真正侦查的警察?这是一个如何可怕的现实?
一切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公共权力已经异化,已经被专制权力窃据。国家公器、国家资源,已经变成权欲薰心、利令智昏者的私人工具。公共权力已经家丁化。
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我们下一步能不能纠正这种现象?这是个人原因,还是整个制度的惯性?
这些才是我们要真正思考的。否则,政权失去民心是必然的。而其结束的日期也就不会太远。
大陆网络爆料大连尸体加工厂黑幕超想象
“哈 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展出的尸体标本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有尸体展览公司最新免责声明承认尸体来源为中共警方。但这丝毫无法减低人们对其中一位孕妇和肚里胎 儿标本的震惊:她们不是死刑犯!她们到底怎么死的?她们是谁家妻儿?!大陆网络议论纷纷,不断有更惊人的爆料让人目瞪口呆!
1999年薄熙来批准在大连成立“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2003年此公司成为全球最大人体标本基地。2003年大 陆《了望东方周刊》详细报道过这家公司,也有人质疑尸源,但结果不了了之。环球网2010年的图片报道还在称哈根斯公司加工的尸体都是“德国志愿者捐赠、 经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辽宁检验检疫局的严格检查后从国外进口的”。
但随着王立军夜奔、薄熙来倒台、薄谷开来庭审,迷雾重重中揭开了黑幕一角,大陆网络也开始热议薄谷夫妇和这家尸体加工厂的关系和罪恶。甚至有大陆作者创作了段子戏说孕妇和胎儿身世:
【大连哈根斯人体标本展尸源】@作家陈岚:好吧,写个微小说:某郡王,取一红牌为宠姬,姬有孕,招摇过市逼宫,夫人怒,囚之于馆。姬不知所终。王思之,某日,夫人的人偶工坊开张,邀王剪彩,王至,见一人偶怀抱一胎儿坐于展台正中,王忽有所思,夫人笑曰:眼熟否?
有人就此猜测孕妇为原大连电视台美女主播、薄熙来的情妇、现已失踪多年的张伟杰,并有指认“头颅形状颇像张伟杰”。
不过原来网上流传的张伟杰照片都是假的,是另一位大连美女主持,所以一般人无法判断头颅像不像张伟杰。
但是依据中国法律,不可能有怀孕的女死刑犯。创作“郡王宠姬”微小说的“作家陈岚”还质疑:此有孕女子怎会无家人?若是无主尸应火化安置,怎可售为商用甚至收藏品?
因此有怀疑说孕妇标本来源为被中共当局关押的异议人士。也有法轮功人士说这家尸体加工厂的尸源来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当局处理法轮功人士、特别是镇压早期上访时不报姓名的法轮功人士,可以不遵循法律及伦理为所欲为。
更恐怖的是哈根斯处理的一些标本来源可能不是“尸体”而是“活体”!
微博认证“电影《英雄》摄影师”@华洁审美: 类似哈根思剖面手法,对人体血管神经系统等处理M使血管内先流淌化学药液,然后固化风干.这些化学药物若不是在活体时注入人体,将难以进入所有血管和神经骨骼。
环球网“揭秘大连尸体加工厂”图片(2010年9月17日)
大陆网络今日还流传:美国ABC电视台(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2008年2月播出了探秘大连尸体加工厂的节目。节目中展现的照片显示,尸体来源部分是在中国大连购买的被枪决的犯人,每具中国人尸体为二百美元。
有网友还配上了日语网页截图。
隋鸿锦的美国纽约尸体展览公司网站上的最新免责声明承认尸体来源为中共警方: “本展览全身尸体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这些中国公民或居民的遗骸来自中共警方,中共警方可能从中国监狱获得,完全依 赖于中国合作伙伴的代理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属被关押处死的人”。
信奉德国新纳粹主义的老板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曾告诉中外记者,工厂之所以选在大连,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优惠的政策、优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丰富的尸体来源。哈根斯表 示,大连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已是一个尸体收集、加工、运输和展览的全球化网络公
司。
阿波罗网 于飞报道
和中共勾搭的下场 旺中眼看要散摊子了
台湾《中国时报》出现离职潮
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有条件通过旺旺中时集团并购案(下称“旺中案”)的效应持续延烧,《中国时报》副总编辑何荣幸及副总主笔庄佩璋、记者游婉琪等人,因并购案后引发围剿学者及学生的风波,分别向集团高层递出辞呈与办理退休。
一位《中国时报》记者向财新记者表示,从7月25日“旺中案”爆发以来,报社承受着来自外界关于丧失新闻专业的批评压力,不但基层记者士气低落,高层编辑与企业主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内部气氛是前所未有的压抑,而且许多资深记者也酝酿跟进,应该会有第二波离职潮。”
“媒体成为被台湾社会质疑的对象,这是让很多怀抱理想的记者最难熬的事。”该记者也提到,许多一线记者无法认同公司在“旺中案”处理新闻的方式,但仍须“挂名”报导,最后被网友人肉搜索,身心承受巨大压力。
“旺中案”是指的是NCC以附带条款方式通过旺中集团收购台湾第二大有线电视系统中嘉集团后,引发的反旺中浪潮。学术界、民间团体及文艺人士不断发起抗争行动,认为已跨足平面与电子媒体的旺中集团,若再并购收视户占全台湾27%的有线电视系统中嘉集团,将拥有水平跨媒体资源,以及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控制权。
7月26日,当《中国时报》以全版篇幅报导反旺中学者黄国昌“乱丢烟蒂”以及“疑似花钱请学生当走路工抗议”的新闻后,更激起社会“反旺中”的声浪持续升高。而一位大学生因为在Facebook上转贴游行照片,质疑中时集团主导游行抗议,最终却被中天新闻披露个人资料,《时报周刊》副总编辑也扬言对学生提出起诉。
直到8月9日,《中国时报》副总编辑何荣幸在个人Facebook上以《我见我思:北风与太阳》一文,间接证实自己向旺中高层请辞,也成为 “旺中案”爆发以来,首位发难的中时员工。
何荣幸标注这是他在《中国时报》“第一篇无法刊出的‘我见我思’评论”。这篇文章以“北风与太阳比赛”的伊索寓言比喻威权机构与公民社会的力量,隐喻旺中集团与反旺中的公民抗议声浪。
他在文章开头指出,台湾社会始终有股力量,在漫长的戒严时期努力对抗北风,这股力量来自校园里的教授与学生,也来自校园外的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更来自走上街头的升斗小民与平凡百姓,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迎来温暖的太阳。
何荣幸指出,若政府犯规,监督政府的媒体会施予监督压力;而若是媒体犯规,台湾社会的民主机制就会发出红灯警告,也唯有如此才能让媒体不再“踩红线”。
他举壹电视“动新闻”事件为例,壹电视申请广电执照时曾因“动新闻”风波被卡,便是因台湾社会高度忧心“动新闻”踩到红线,该媒体集团公开道歉展现反省诚意后,执照才顺利过关,社会期待它是能够呈现真相的太阳。
话锋一转,他引述近日前《中时》社长王健壮《媒体不应也不必与学者为敌》一文,认为学者只是当代民主社会公民机制的成分之一,何荣幸认为更精确的说法,应是“媒体不应也不必与公民机制为敌”。
何荣幸评论近日旺中媒体集团近日有关“学者花钱请学生”抗议事件的报导,指媒体本身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开枪,就必须承担公民机制“在同样证据不足的情况下de 反击”。
何荣幸说,“有人扬言控告学生到底,那是不知今夕何夕再度吹起的北风。”
在文章的最后,何荣幸不点名地表示,媒体应认真想想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在处理涉己事务时不要成为北风,秉持新闻专业成为太阳,公民机制就不会为了防止北风而自动集结,大家共同为社会充满温暖的阳光而反省努力。“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说某件事,是的,我就是在说那件事。”
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中天电视总经理的陈守国也在个人Facebook发表文章《不舍》,提到总主笔及副总编辑提辞呈,而且听说还有几位优秀的时报人正处于天人交战状态,内心感到有几分愤怒,也有许多不舍。
陈守国提到,近三年来,对时报未曾口出恶言,原本期待旺中集团总裁蔡衍明可以融入媒体生态文化,但他的期待还是落空了。
“时报在追杀黄国昌的新闻处理上已完全失格,而蔡老板面对排山倒海的指责,据说还认为内部不够团结、力道仍不足。”
“时报内部写了一封信给老板,期待进行体制内改革与反省,结果是蔡董大怒,有人出走。”
陈守国最后做出结论,“时至今日,对蔡董的期待已没有必要,时报的品牌形象也已然模糊,但是对于决定离开的,及选择留下継续为理想奋斗的,我很能体会两种心情,也都深觉不舍。”
【财新网】(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有条件通过旺旺中时集团并购案(下称“旺中案”)的效应持续延烧,《中国时报》副总编辑何荣幸及副总主笔庄佩璋、记者游婉琪等人,因并购案后引发围剿学者及学生的风波,分别向集团高层递出辞呈与办理退休。
一位《中国时报》记者向财新记者表示,从7月25日“旺中案”爆发以来,报社承受着来自外界关于丧失新闻专业的批评压力,不但基层记者士气低落,高层编辑与企业主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内部气氛是前所未有的压抑,而且许多资深记者也酝酿跟进,应该会有第二波离职潮。”
“媒体成为被台湾社会质疑的对象,这是让很多怀抱理想的记者最难熬的事。”该记者也提到,许多一线记者无法认同公司在“旺中案”处理新闻的方式,但仍须“挂名”报导,最后被网友人肉搜索,身心承受巨大压力。
“旺中案”是指的是NCC以附带条款方式通过旺中集团收购台湾第二大有线电视系统中嘉集团后,引发的反旺中浪潮。学术界、民间团体及文艺人士不断发起抗争行动,认为已跨足平面与电子媒体的旺中集团,若再并购收视户占全台湾27%的有线电视系统中嘉集团,将拥有水平跨媒体资源,以及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控制权。
7月26日,当《中国时报》以全版篇幅报导反旺中学者黄国昌“乱丢烟蒂”以及“疑似花钱请学生当走路工抗议”的新闻后,更激起社会“反旺中”的声浪持续升高。而一位大学生因为在Facebook上转贴游行照片,质疑中时集团主导游行抗议,最终却被中天新闻披露个人资料,《时报周刊》副总编辑也扬言对学生提出起诉。
直到8月9日,《中国时报》副总编辑何荣幸在个人Facebook上以《我见我思:北风与太阳》一文,间接证实自己向旺中高层请辞,也成为 “旺中案”爆发以来,首位发难的中时员工。
何荣幸标注这是他在《中国时报》“第一篇无法刊出的‘我见我思’评论”。这篇文章以“北风与太阳比赛”的伊索寓言比喻威权机构与公民社会的力量,隐喻旺中集团与反旺中的公民抗议声浪。
他在文章开头指出,台湾社会始终有股力量,在漫长的戒严时期努力对抗北风,这股力量来自校园里的教授与学生,也来自校园外的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更来自走上街头的升斗小民与平凡百姓,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迎来温暖的太阳。
何荣幸指出,若政府犯规,监督政府的媒体会施予监督压力;而若是媒体犯规,台湾社会的民主机制就会发出红灯警告,也唯有如此才能让媒体不再“踩红线”。
他举壹电视“动新闻”事件为例,壹电视申请广电执照时曾因“动新闻”风波被卡,便是因台湾社会高度忧心“动新闻”踩到红线,该媒体集团公开道歉展现反省诚意后,执照才顺利过关,社会期待它是能够呈现真相的太阳。
话锋一转,他引述近日前《中时》社长王健壮《媒体不应也不必与学者为敌》一文,认为学者只是当代民主社会公民机制的成分之一,何荣幸认为更精确的说法,应是“媒体不应也不必与公民机制为敌”。
何荣幸评论近日旺中媒体集团近日有关“学者花钱请学生”抗议事件的报导,指媒体本身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开枪,就必须承担公民机制“在同样证据不足的情况下de 反击”。
何荣幸说,“有人扬言控告学生到底,那是不知今夕何夕再度吹起的北风。”
在文章的最后,何荣幸不点名地表示,媒体应认真想想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在处理涉己事务时不要成为北风,秉持新闻专业成为太阳,公民机制就不会为了防止北风而自动集结,大家共同为社会充满温暖的阳光而反省努力。“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说某件事,是的,我就是在说那件事。”
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中天电视总经理的陈守国也在个人Facebook发表文章《不舍》,提到总主笔及副总编辑提辞呈,而且听说还有几位优秀的时报人正处于天人交战状态,内心感到有几分愤怒,也有许多不舍。
陈守国提到,近三年来,对时报未曾口出恶言,原本期待旺中集团总裁蔡衍明可以融入媒体生态文化,但他的期待还是落空了。
“时报在追杀黄国昌的新闻处理上已完全失格,而蔡老板面对排山倒海的指责,据说还认为内部不够团结、力道仍不足。”
“时报内部写了一封信给老板,期待进行体制内改革与反省,结果是蔡董大怒,有人出走。”
陈守国最后做出结论,“时至今日,对蔡董的期待已没有必要,时报的品牌形象也已然模糊,但是对于决定离开的,及选择留下継续为理想奋斗的,我很能体会两种心情,也都深觉不舍。”
【财新网】(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解密毛泽东讲话 冲击中共史观正当性
国府陆军退役中将,国共军事史学家傅应川:他们最不愿意被揭开的段落,应该是毛泽东当时也一直讲‘蒋委员长抗日’,毛泽东在抗日之前,抗日过程之中,或是抗战之后,都一直这么讲,这部分一经公开,冲击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言的正当性。”
国府陆军退役中将,国共军事史学家傅应川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蒋介石日记解密并公诸于世,为重写或更正部 分中国近代史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相对台港两地和西方史学家反应热烈,中共当局态度略显消极,主要原因是对解密内容直指国共恩怨和蒋毛关系,冲击中共当局 既有的历史观。
国府陆军退役中将傅应川,是海峡两岸和欧美日史学界共同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箱再读蒋介石日记,参与“重写抗战史”学者之一。
他指出:“史学界着手推动‘重写抗战史’,蒋介石日记是最有价值的史料,日记提供他个人内心真实世界,这一部分在过去是被扭曲的,现在则是重现证据,从中可知道过去所言哪些是对的?哪些又是误解之处?”
记者向傅应川提问,蒋日记经过解密并予公开的内容,较诸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接受的历史观,两者最大相异之处为何?
傅应川回答:“中国大陆在这一部分讲得很少,但是,地方上保有很多当时(抗战期间与国共关系)史料,也有反对中央解释抗战史的意见。蒋介石日记解密内容被公开之后,很大一部分影响到中国大陆当局过去对蒋介石的论述,其中,他们最不愿意被揭开的段落,应该是毛泽东当时也一直讲‘蒋委员长抗日’,毛泽东在抗日之前,抗日过程之中,或是抗战之后,都一直这么讲,这部分一经公开,冲击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言的正当性。”
已分阶段解密的蒋介石日记,记录年份跨越1915年到1972年,重点内容紧扣国共恩怨,以及国共两党和外国势力相互交错又影响深远的时代背景。
国府陆军退役中将,国共军事史学家傅应川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蒋介石日记解密并公诸于世,为重写或更正部 分中国近代史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相对台港两地和西方史学家反应热烈,中共当局态度略显消极,主要原因是对解密内容直指国共恩怨和蒋毛关系,冲击中共当局 既有的历史观。
国府陆军退役中将傅应川,是海峡两岸和欧美日史学界共同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箱再读蒋介石日记,参与“重写抗战史”学者之一。
他指出:“史学界着手推动‘重写抗战史’,蒋介石日记是最有价值的史料,日记提供他个人内心真实世界,这一部分在过去是被扭曲的,现在则是重现证据,从中可知道过去所言哪些是对的?哪些又是误解之处?”
记者向傅应川提问,蒋日记经过解密并予公开的内容,较诸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接受的历史观,两者最大相异之处为何?
傅应川回答:“中国大陆在这一部分讲得很少,但是,地方上保有很多当时(抗战期间与国共关系)史料,也有反对中央解释抗战史的意见。蒋介石日记解密内容被公开之后,很大一部分影响到中国大陆当局过去对蒋介石的论述,其中,他们最不愿意被揭开的段落,应该是毛泽东当时也一直讲‘蒋委员长抗日’,毛泽东在抗日之前,抗日过程之中,或是抗战之后,都一直这么讲,这部分一经公开,冲击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言的正当性。”
已分阶段解密的蒋介石日记,记录年份跨越1915年到1972年,重点内容紧扣国共恩怨,以及国共两党和外国势力相互交错又影响深远的时代背景。
来源:RFA
泛华网:尸体展主办方承认尸体来源于中国警方
尸体展主办方 Premier Exhibitions Inc 免责声明的全文翻译:
免责声明
这个展览展出的中国公民或居民的人体残骸来自于中国警方最初获得的尸体。中国警方可能自中国监狱获得尸体。Premier 无法独立核实你正在观看的人体残骸不是那些在中国监狱里被监禁的人。
这个展览展出的全身尸体以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于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 关于你现在正在观看的人体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Premier 完全依赖于中国合作伙伴的陈述,并且无法独立核实他们不是属于那些在中国监狱里被处决的被监禁的人。
原文:
DISCLAIMER
This exhibit displays human remains of Chinese citizens or residents which were originally received by the Chinese Bureau of Police. The Chinese Bureau of Police may receive bodies from Chinese prisons. Premier can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at the human remains you are viewing are not those of persons who were incarcerated in Chinese prisons.
This exhibit displays full body cadavers as well as human body parts, organs, fetuses and embryos that come from cadavers of Chinese citizens or resid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human parts, organs, fetuses and embryos you are viewing, Premier relies solely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its Chinese partners and can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at they do not belong to persons executed while incarcerated in Chinese prisons.
免责声明的链接: http://www.bodiestheexhibition.com/newyork/disclaimer.html
免责声明
这个展览展出的中国公民或居民的人体残骸来自于中国警方最初获得的尸体。中国警方可能自中国监狱获得尸体。Premier 无法独立核实你正在观看的人体残骸不是那些在中国监狱里被监禁的人。
这个展览展出的全身尸体以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于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 关于你现在正在观看的人体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Premier 完全依赖于中国合作伙伴的陈述,并且无法独立核实他们不是属于那些在中国监狱里被处决的被监禁的人。
原文:
DISCLAIMER
This exhibit displays human remains of Chinese citizens or residents which were originally received by the Chinese Bureau of Police. The Chinese Bureau of Police may receive bodies from Chinese prisons. Premier can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at the human remains you are viewing are not those of persons who were incarcerated in Chinese prisons.
This exhibit displays full body cadavers as well as human body parts, organs, fetuses and embryos that come from cadavers of Chinese citizens or resid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human parts, organs, fetuses and embryos you are viewing, Premier relies solely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its Chinese partners and can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at they do not belong to persons executed while incarcerated in Chinese prisons.
免责声明的链接: http://www.bodiestheexhibition.com/newyork/disclaimer.html
牛刀:中国房地产最后的归宿——崩溃
国务院又派出督察组啦,去巡查房地产调控。
这些钦差大臣,做空客380头
等舱,威风八面,下江南走天津卫又到岭南观光,吃香的喝辣的再带上地方官员孝敬的美钞、黄金和小妾,返京上书天子,天下大安,房价稳定,皇上万福。皇上面
呈喜色,发布诏书,天佑吾国,吾民安居。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这场全球经济史上最大的圈地运动,就这么过去了;这场全球经济史上最大的房价泡沫就此
消除。真的如此轻松吗?
本朝的没落,就在于只顾经济增长而不致力于任何制度建设,因此,本朝的泡沫的全面的,不仅仅只是房价泡沫,而且,货币泡沫、财政收入泡沫、制造业泡沫、外
汇储备泡沫等等一起泛起,构成了人民币资产的全面泡沫,没有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本就不可能消除泡沫。而泡沫最终将危害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的
选择只有两条路,一是政权发生惊天变局,一是经济泡沫彻底破灭。
谢国忠描述房价泡沫破灭的前景时这样说,房价每年跌去7%,连跌20年,最终将跌去80%。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一,这种跌法,中国将错失经济转型的大好时机,以至于发生大明王朝的落后世界500年的悲剧;二是中国人民不会给统治者这么长时间修正自己的经济错误,继续腐败下去直至灭亡。所以,我的观点是要么泡沫破灭,主动清理烂账坏账,重新修复金融体系,这样房价开始大跌,断崖式的,炒房客彻底被套;要么暴涨,一年再涨20%,这样炒房客才有钱赚,因为楼市投机资金不可能听任财富损失,可能会殊死一战;要么大通胀来临,央行继续印钞。只有这三种选择。
第一种方式的好处是,就是李克强副总理不断强调的“调结构扩内需”。所谓调结构扩内需,那就是让投资和出口在GDP比重中逐步归于正常,逐年放大内需的比重,力争用五年的时间,把内需扩大到60%至70%之间,投资从57%降到20%左右,把出口降低到15%左右,这才是经济运行的良性反应。这不只是人力所为,而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所以,对房价泡沫的容忍度最多只有一年,也是我以前一直判断的,2013年底前房价泡沫破灭。
第二种方式就是温家宝总理强调的稳投资保增长。所谓稳投资保增长就是继续以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那么,房价泡沫会被继续放大,数据依然好看,但是,增大了
对整个经济体的危害,崩溃起来就会更加轰轰烈烈。目前来看,温家宝本人也没有再提稳投资保增长,而是由中央政治局提出稳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央决策层放弃了
稳投资,放弃稳投资,那么,后一步必然要加强制度性建设,取消房地产预售,开征房产税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种方式就是继续印钞,消化地方债务。这一步是冒险,因为大通胀一爆发,货币体系就将崩溃,尽管可以消除地方政府债务,但是,稀释了全民财富,导致制造业全部倒闭,失业人数会增加到1.8亿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找死。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上层建筑完全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泡沫经济已经极大的危害了经济基础,崩溃即将来临。这就是日本当年宁可把色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也坚决放弃房地产业的理由。何去何从,考验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至于国务院督察组,哈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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