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胡锦涛没少“折腾”中国人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 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苏联民间笑话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举行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胡锦涛发表讲话，声称改革开放是与辛亥革命和中共建立“新中国”并列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他还提出将在中共建党一百年时把中国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过，那时胡锦涛早已作古，至于他制订的时间表是否能够实现，他完全不必负责。

胡锦涛的通篇讲话，一如以往地冗长而乏味，让人昏昏欲睡。最后，他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方针，“不折腾”一说总算赢得与会者的掌声和笑声。在此类“严肃庄重”的大会上，听众从来正襟危坐，难得开心一笑。而一向不苟言笑、照本宣科的胡锦涛，也缺乏让听众发笑的幽默。胡锦涛没有经过的竞选考验，不需要像西方政客那样用幽默吸引大众。这一次，胡锦涛居然用了一个“生动活泼”的词语，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

口语化的“不折腾”一说，如何翻译，让西方媒体难以下笔。有人提出译为“别翻来倒去”（Don‘t get sidetracked）或“别反覆”（Don’t sway back and forth）。但行家摇头说，这些译法都不够精彩，没有把“折腾”里头的“自我消耗”涵义体现出来。也有分析家指出，“不折腾”，其实是“不变革”，平平安安混到交棒。但若理解为“执政者不再胡作非为”，那么胡锦涛没有身体力行“不折腾”的口号，执政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老百姓。

“不折腾”是“胡说八道”

在中共历届党魁当中，胡锦涛是才华最平庸、性情最拘谨、心思最隐秘的一位。毛太祖熟读史书，说话随心所欲，谈笑间便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剧。毛喜欢引用经史子集的典故，常常让党内的老大粗和外国人摸不着头脑。比如，毛与尼克松谈话时，一句“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让翻译目瞪口呆，最后胡乱将这句话译为“我是一个打伞的孤独的僧人”。于是，美帝头子尼克松为毛太祖深不可测的东方哲学修为五体投地。

邓太宗虽然读书不多，却颇有四川人天生具备的幽默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说法，都是来自民间的妙趣横生的口语。一旦升华成为“邓小平理论”，便神圣不可侵犯。学者余世存在一篇文章中将“邓小平理论”概括为“摸猫论”，结果这一句并无不敬的概括，被中宣部审读组发现之后，遂下令将发表此文的人文学术杂志《方法》停刊。

从江泽民、朱镕基到温家宝，都很喜欢在公共场合引用古典诗词及西方文学名著，以此向公众显示其饱读诗书。一九八九年，学运伊始，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面对游行的大学生，用英文背诵美国独立宣言，以显示自己“也曾民主过”。有民国教育的底子，他倒也背诵得字正腔圆、铿锵有力。而朱鎔基主导国务院时，先后在多个场合向官员推荐西安碑林上刻录的一则明代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继任总理温家宝则效仿周恩来博学鸿儒的派头，在雪灾、地震及经济危机的重重压力之中，仍不忘“仰望星空”，显得颇有点古罗马“沉思者”皇帝奥勒留的风度。

与江泽民、朱镕基和温家宝等人相比，胡锦涛胸无半点墨，要想讲点有文化内涵的典故确实难为他了。但是，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之内，一个人再没有文化、再没有理论水平，一旦当上党魁，就得炮制出一套独特的学说和理论出来。胡锦涛执政以后，命令智囊们搜肠刮肚、苦心经营，总结出了一系列口号。

但是，既然胡乃一乏味之人，其智囊不会聪慧到哪里去。胡的秘书班子炮制出“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被老百姓嗤之以鼻，无法成为流行语。

当了六年“今上”，却未能留下一句“胡说八道”的“胡式语录”，胡锦涛心有不甘。于是，“不折腾”三个字脱口而出，果然一炮走红，连外国记者也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此说法好奇地提出询问。

“折腾”是老毛的本性，亦是中共的本质。“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老毛一辈子没有一天停止过折腾。他一折腾，百姓便遭殃，数千万中国人被折腾至死。今天，胡郑重承诺说，中共今后“不折腾”了，是否表明中共要停止暴政、停止虐民、改旗易帜、实现宪政呢？

对于神秘莫测的“不折腾”，国新办主任王晨解释说，“不折腾”是指中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来如此！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打着“不折腾”的旗号继续“折腾”人民。君不见，中共拘押那些讨要赔偿的毒奶粉受害婴孩的父母，拘押那些要求惩办贪官奸商的四川地震死难学子的父母，拘押《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这些做法不是折腾又是什么？看来，中共非得“折腾”至死不可。

胡锦涛等九常委为地震灾区捐了多少钱？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举世震惊。除了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救灾重任之外，民间也积极展开救援和捐款活动。

但是，在某些场合，为灾区捐款却变味了。在中央电视台的明星捐款晚会上，一个又一个明星走上舞台，公开报出捐款数目。明明可以开出支票，偏偏要拎着鼓鼓囊囊的一大包现金到现场。捐款本是自愿行动，有一定的隐私性质；如今，却成了一场表演、比赛乃至摊派。

某些网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挟持“舆论的力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甚至列出“铁公鸡”的榜单来。名单上，有文体名人，有跨国公司。但是，制榜者心中很清楚，谁是可以指责的，谁是不可以指责的。明星是可以指责的，老板是可以指责的，外国人是可以指责的——他们没有还手的能力。而党国是不可以指责的，胡锦涛、温家宝和政治局的同僚们也是不可以指责的。当李嘉诚、邵逸夫、成龙等海外人士捐款的数额都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偏偏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捐款数额无人知晓。电视上反复播放胡温领头在中南海为地震死难者默哀并捐款的画面，比起唐山大地震时中共高层的麻木不仁，固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九常委捐款的具体数额却是超级“国家机密”，没有哪个“狗仔队”敢去打听和挖掘。

与九常委捐款数额的秘而不宣相比，彼岸的中华民国的要员的捐款却是透明的。新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马英九，为四川地震捐出个人积蓄二十万台币，折合人民币四万多元。马英九在台湾以清廉著称，除了薪水之外并无别的“外快”，二十万台币对他而言并非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目。既然马英九为四川地震的捐款都可大白于天下，为什么胡锦涛、温家宝们的捐款是藏在保密局里的“国家机密”呢？

以薪水而论，马英九的薪水在政府网站上可以查到。但是，胡锦涛的“薪事”却是一团谜。据南韩《朝鲜日报》爆料，身兼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及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月薪人民为币两万一千多人民币。而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首的月薪为三十五万多港元。马英九总统的月薪则为四十七万台币，差不多合十万人民币。若以薪水而论，胡锦涛的薪水只有马英九的两成。如果按照工资收入的比例来捐款，马英九捐了半个月的薪水，是四万人民币；胡锦涛如果也捐半个月薪水，那就是一万多人民币。这个数据大可公布天下，可以为自己赢得美名。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等九常委对捐款数额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呢？看来，他们内心清楚得很：若拿少得可怜的薪水来说事，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他们的薪水与他们家族的财富比起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坐拥数十亿美金的资产，算不算也有老爸的一半呢？若按照九常委的家族掠夺的公共财富的比例来捐款，其数字一定让香江首富李嘉诚望尘莫及。

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请公布你们捐款的数字，这是你们从皇帝和宰相走向公仆的第一步，这也是你们公开家族财产的第一步。

若要“不折腾”，先下“罪己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果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不仅被认为是天灾，更被看作是人祸。每有惨烈的自然灾害发生，朝野均认为“天怒”始于“人怨”，是由统治者的“失德”引起的。每当星宿活动异常、水旱灾害频发、地震伤及人命，统治者都会恐惧战兢地下“罪己诏”。

以“天子”自居、“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惟一主动而公开地向百姓道歉，便是下“罪己诏”。《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也就是说，善于自我反省的君王，可以迎来盛世；而只会指责他人的君王，其灭亡也就在眼前。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清世祖顺治皇帝。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顺治将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他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一道罪己遗诏，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古代帝王下罪己诏，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欺骗老百姓的行为。儒家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水鉴，当以民鉴”，自古以来，统治者都将民生问题当作国家之本，将民心当作一面判断统治状况优劣的镜子。在阶级矛盾尖锐、国家危难的时候，帝王往往会颁发《罪己诏》，藉此消除民怨、重新获得百姓的支持，“使民心悦，天意回”。

古代帝王下“罪己诏”的做法，即便是欺骗善良的老百姓，跟今天将救灾当作资本和荣耀来宣传的中共当局相比，也要谦卑得多。至少古代帝王们还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去“欺骗”老百姓，至少他们还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在中共当局心目中，老百姓是随便驱赶和虐待的羔羊，是被奴役的、不值得“安慰”和“怜悯”的对象，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民心的向背都不放在眼里。四川大地震之后，官方的宣传机器高速开动，制造谎言的速度，甚至比参加救灾的解放军还快——这又是一个为当局涂脂抹粉、显功摆好的机会。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此次四川大地震固然是天灾，亦有人祸的一面。比如，四川如雨后春笋般地修筑大大小小的水电站，给环境和生态带来怎样的破坏？为什么地震预报部门事先没有捕捉到一点迹象？就当局的救灾举措来看，亦存在诸多失误：为什么军队延误整整两天才进入重灾区？为什么直升飞机数日都不能飞进水陆交通中断的重灾区？灾区房舍损毁程度不一，更让人深思：为什么死难的多是莘莘学子而不是大小官员？为什么轰然倒塌的大都是中小学校新建的校舍而不是政府的办公楼？再看媒体报道，哪个媒体敢于讨论环境破坏、政府责任等“敏感”问题？

这么多的为什么，都只能雪藏在老百姓内心深处。谁说出来，谁就是破坏稳定、破坏救灾的“坏分子”，就会遭到维稳机器的暴力打击。由此可见，中共连“家天下”的专制君主都不如。胡锦涛口口声声说要“以德治国”，而从此次地震中当局的诸多表现就看出，中共就是一个“失德”的政权。然而，有哪个中共高级官员会为其“失德”而反躬自省呢？在中共六十年的统治当中，有哪个在位的党魁真心诚意地向人民道过歉？

地震之后，中共仍不加悔改，仍以“折腾”民众为乐，离天怒人怨的那一天真就不远了。

为什么再次把家园建在危卵之上？

汶川地震三年多以后，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以来，包括汶川灾区在内的四川多个地区遭遇暴雨袭击，导致严重的洪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已有数十人失踪，救灾工作困难重重。

在新华社发布的一张照片上，新建的“花园城市”映秀镇，陷入一片泽国之中。洪水之猛烈，宛如好莱坞大片中的场景，让人触目惊心。

汶川地震之后，中共当局宣称灾后重建将精心选址，让灾民再无后顾之忧。每个新建的城镇，都将是“天人合一”的宜居、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但是，尚未从家破人亡的伤痛中恢复的映秀居民，却再次身陷险境。这究竟是谁的过错？那些专家学者和地方官员，当初是怎样考察周围的自然地理状况的？他们是否应当承担草菅人命的责任？

当初，胡锦涛和温家宝承诺一定要就灾区的“豆腐渣工程”尤其是致使数以千计学生死难的“豆腐渣校舍”给灾民一个“说法”。人们望穿秋水，胡温的漂亮“说法”，依然是水月镜花。没有一名官员，从建设部部长、四川省省长到灾区的县长和乡长，以及跟这些官员有勾结的偷工减料的建筑商人，被揭露出来并被绳之以法。

相反，以民间力量去调查地震真相的人士却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谭作人被判重刑，冉云飞遭拘押噤声，多名上访的死难孩子的家长被劳动教养。这一切，胡锦涛和温家宝难道全都一无所知吗？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有千里眼、顺风耳般的消息反馈机制，他们可以读到特供的“内参”。这些疯狂打压的坏事就是他们的杰作：惟有暴政才能实现“维稳”目标。

胡锦涛视察灾区时宣称，面包会有的；温家宝视察灾区时，题写“多难兴邦”四个字。然而，“面包”落到官员的腰包里，多难成为官僚们大发横财的契机。汶川当地的多个乡级政府动用救灾款项，一次性购买雅阁、路虎、巡洋舰等十几辆进口豪华车。此消息被媒体披露之后，地方官员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为人民服务。”好一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此次面对洪水肆虐，官员们俨然个个都有大禹的本领。《成都晚报》刊登了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豪言壮语：“这是一场异常的自然灾害，看着山洪和泥石流毁坏了我们刚刚建好的新家园，大家的心里都不好受。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决心——灾害毁一百次，我们就建一百零一次！而且每一次都要建得更好！”

该书记的讲话颇具伟大领袖毛泽东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官僚们才不在乎灾民的安全呢，他们不经科学勘察，便大兴土木，在此过程中雁过拔毛，利益均沾。他们也不会在乎重建的艰难，中国政府不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吗？花这点钱算得了什么！多一次重建的机会，官员也就多一次发财的机会。

然而，对于灾区民众来说，一次接一次的灾难，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痛苦，而不是邦国兴旺的远景。那些像蚂蚁搬家一样逃难的灾民，心中可知道：真正“折腾”他们的，不是大洪水，而是胡政权。

胡锦涛，你无权将“北川”改名为“永昌”！

二零零八年的四川“五一二”大地震，北川为震中所在，死伤累累，惨不忍睹。

在灾区重建中，官媒发布新闻，胡锦涛亲笔将北川改名为永昌。《成都商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王杨生的文章，如此写道：“总书记在百忙中亲自为北川新县城取名，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一贯地心中时刻牵挂着灾区人民，党和政府与人民心连心，让人感受到总书记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的爱民情怀，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亲民爱民的政府形象。”

无良媒体，马屁成精，古今中外，莫过于此。恐怕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复生，也要为之叹为观止，转而向王记者和《成都商报》拜师学艺。戈培尔统领的宣传部，跟胡锦涛治下的宣传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胡锦涛的治国理论，一曰“科学发展观”，一曰“和谐社会”，一曰“依法治国”。胡锦涛试图用这三大法宝，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争锋。然而，此次“悍然”改名之举，既不“科学”，也不“和谐”，更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命名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圣经中，上帝创造天地及亚当之后，赐予亚当为万物命名之权力。中国先贤孔子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可见命名是第一重要之事。在中国古代，皇帝拥有对时间、空间和其他人的命名权：可以选择年号，改变地名，将好名字赏赐给忠臣，也可以将某人冠以恶名以示惩罚。明朝的皇帝将“朱”姓赐给郑成功，人们将郑成功称为“国姓爷”；清朝的雍正皇帝则将与之争夺帝位失败的兄弟们命名为“猪”、“狗”、“羊”，浑然忘记自己跟这些“猪”、“狗”、“羊”们有同一个父亲。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人民没有站起来，站起来的是党国领袖。暴君毛泽东最喜欢使用命名权，他将知识分子命名为“右派”、“臭老九”和“牛鬼蛇神”。而邓小平将追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统统命名为“暴徒”，既然是“暴徒”，那就杀无赦了。有枪杆子支持的命名权，无往而不利。胡锦涛不甘落后，灵机一动，大笔一挥，“北川”变成“永昌”——这是一个多么吉利的新名字，这个地方从今以后将“永远昌盛”！

然而，胡先生忘记了“不折腾”的宣誓，此次改名就是一次莫名其妙的“瞎折腾”。关于改名的程序，中国早有两部法规：一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二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改名之原则是“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更改县名要经过国务院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以这两条来衡量，胡先生悍然违法了。

首先，甘肃省已有一个永昌县。甘肃是胡锦涛发迹的“第二故乡”，他在甘肃工作多年，难道不知道甘肃有永昌县吗？如果他真的不知道，则说明他从未真正“深入基层”；如果他知道却仍然要改此一重名，则说明他文思枯竭、不学无术。

其次，在“任何人不得更改县名”这条规定之后，并未以括号注明“国家主席或共产党总书记除外”。所以，“任何人”当然包括胡锦涛。换言之，在改变地名这个问题上，胡锦涛虽然贵为党魁和国家元首，亦不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更不能窃国家之名器以自娱。下级官员及媒体也不能卑躬屈膝、目无法纪，向胡锦涛乞讨新名字，枉民意以求虚荣。

北川这个名字不能从中国地图上消失。

为北川争名字，即为国民争人格。

“小胡”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折腾术”

谁是胡锦涛心仪的接班人？不是习近平，而是胡春华。《经济学人》日前发表文章，讨论胡春华的出身与履历。文章指出：“与胡锦涛相似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位内蒙古党委书记经常为称为‘小胡’。人们都相信，他是胡锦涛青睐的‘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小胡’在内蒙古的政绩将决定他是否能担此大任。”

一九七九年，胡春华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他出身贫寒，在读中学时徒步往返学校，“脚板上的茧有铜钱厚，穿烂的草鞋有一大堆”。十六岁考上北大之后，为了凑齐路费和学费，去工地背河沙，一个暑假挣一百多元钱。

毕业分配时，胡春华发现去西藏工作可以拿到“高原补贴”，由于家中为自己上学欠下债务，便报名去了西藏。本来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决定，却给他此后在官场青云直上带来意想不到的契机：当胡锦涛调任西藏党委书记之后，偶然发现这名与他同姓的北大才子，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二零零八年三月，胡春华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同年四月，任河北省代理省长；次年一月当选河北省省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胡锦涛将胡春华安置在离北京最近的“直隶”，让他更有机会作出政绩来。然而，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快震惊世界。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其高速发展以道德破产和牺牲婴孩为代价，“中国制造”再度引起全球忧虑。

三鹿集团在宣布破产之后，巧妙地并入北京三元集团，此金蝉脱壳之计，致使数十万毒奶粉受害孩童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里面少不了胡春华“乾坤大挪移”的本事。结石宝宝的苦难远未结束，为孩子们讨说法的家长代表赵连海遭到当局关押，胡春华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舆论压力之下，三鹿集团高层获重刑，石家庄的党政领导也遭免职，但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的胡春华却安然无恙，官方媒体甚至赞扬他说：“通过信息公开，严格执法，逐步化解毒奶粉事件给河北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

既然在此处“折腾”有功，胡春华很快调往他处继续“折腾”。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河南、辽宁、吉林、福建、内蒙古五省区的省委书记同日调整，这是胡锦涛掌权以来对封疆大吏所做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其中，胡春华由河北省长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最为引人瞩目。与棘手的西藏、新疆想比，内蒙社会比较稳定，胡锦涛认定，胡春华在此可以彻底摆脱三鹿阴影，做出一定的政绩来，并奠定“入政治局”的资本。

人算不如天算，二零一一年五月，内蒙爆发多年来未有之大规模民众抗议，触发点为疯狂的煤炭开采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当地居民忍无可忍。胡春华如何处置这一变局呢？《经济学人》评论说：“一时间，武警遍布整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大学生被禁止离校，中央广场被封锁。这样的应对自然可以为胡春华在醉心维稳的北京领导那里获得加分。”

“大胡”出掌贵州、西藏期间，当地人民苦不堪言：“小胡”出掌河北、内蒙期间，当地民众亦苦不堪言。两胡如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胡”出身底层，但其为官之后并未保持“无产阶级本色”。古今中外已有很多例子证明：越是穷苦人家出身的人，越是有《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心态，越是有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的欲望。从“小胡”先后“折腾”河北和内蒙人民的作为来看，倘若他在习近平之后接班，全体中国人都会遭到更大的“折腾”。

坐动车去西天最快

网上盛传这样一个笑话：唐僧师徒四人启程去西天取经，争论哪种方式最快。孙悟空说，我背着师父翻筋斗，一个筋斗便是十万八千里。猪八戒说，我是天篷元帅，我也会腾云驾雾。沙和尚说，我在流沙河多年，精通水性，我们走水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时，白龙马也过来插话说，师父还是骑着我好，我转眼就可以变成“飞龙在天”。最后，还是唐僧厉害，不慌不忙地拿出四张高价的动车车票，对大家说：“都别争了，我们坐动车吧，一下子就到西天了。”可见，师父不是白当的，关键时候，还是师父最高明。胡锦涛就是唐僧。

在温州动车撞车事故之后举国悲悼的气氛中，讲这样的笑话似乎不够庄重。不过，这个笑话却生动地揭示出中国当下欲罢还休的“动车乱象”。片面追求速度的“科学发展观”，傲视全球的“中国模式”，让数十名无辜民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可是，该受惩罚的，难道仅仅是那三个被免职的上海铁路局官员，以及被关在狱中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吗？即便把刘志军的刑期加重一倍，就能挽回决策失误的损失并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吗？

在那节翻倒并扭曲的列车上，清晰可见“和谐号”三个倒过来的大字。现实生活的诡谲离奇，超过了常人的想像。这深富象征意义的一幕，表明了中国模式“不和谐”的本质。正如推特上人们愤怒的谴责：“出轨的不是动车，而是体制；埋葬的不是车厢，而是真相；焚化的不是尸体，而是民心；掩饰的不是过错，而是罪行！”需要承担这一罪责的，不是刘志军，而是胡锦涛。

此时此刻，就连官方的首席喉舌《人民日报》，也禁不住发表文章斥责“带血的GDP”。然而，有谁能阻止高铁的突飞猛进呢？有谁能阻止城市的大拆大建呢？有谁能把这血色的GDP降下来呢？尽管新华社承认动车的信号系统存在严重的设计漏洞，但有关部门匆匆打扫现场，两天之后，新的列车又在曾经血肉横飞的地段飞驰而过。谁敢说中国人效率低呢？谁敢说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呢？

温家宝到现场表情严肃地表示要“彻底调查”事故真相，而胡锦涛照常是躲藏在中南海里在文件上写批语。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两人的配合都是如此默契。是的，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不是铁道部一个无法无天的“超级部门”的个案，即便拆分如同独立王国的铁道部，亦于事无补。这一灾难的发生是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的必然结果，这是“国进民退”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所结出的“恶之花”。没有全面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从源头上杜绝此类灾难的重演。

《桃花扇》中，那个眼盲心明的老艺人悲凉地高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前车之鉴，无人理会，今天的中国是“眼看他修高铁，眼看他暴富了，眼看他车翻了”。中国人的遗忘举世无双。在昔日的苏联，一场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使得戈尔巴乔夫下定决心对旧制度开刀；而在今天的中国，一桩桩人为的灾难，从河南艾滋、萨斯危机、四川地震、三鹿毒奶、上海大火一直延伸到温州撞车，不过是将三五个官员拉出来当替死鬼，之后一切依旧，微澜之后，死水依然是死水。

从“小说反党”到“诗歌覆国”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浙江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被判刑七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胡锦涛时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量刑之重，远远超过江泽民时代。正如乾隆制造文字狱的本领超过雍正，独裁者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上，总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朱虞夫的罪证居然是一首并未公开发表的、只有短短的十二行的小诗。二零一一年春，阿拉伯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之后，朱虞夫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题为《是时候了》的诗歌，并通过手机短信发给几十个朋友。其中，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朱虞夫没有想到，一首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仅有一百一十个字的小诗，换来七年刑期。中国的故事比魔幻小说《哈利波特》还要离奇。中共文字狱之酷烈，就连雍正、乾隆等专制帝王亦自叹不如。

此前，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组织联署《零八宪章》被判处十一年重刑。有人统计，《零八宪章》一共四千零二十四个字，除以十一，等于三百六十五，也就是说，一个字换来一天的刑期！这是中共决策者刻意的安排吗？

朱虞夫更惨，一个字折合二十三天的刑期，每个字换来的刑期是刘晓波的二十二倍！   假如一首小诗就可以将老大帝国倾覆，这首小诗难道比核弹还要厉害吗？而这个帝国难道比四川地震中轰然倒塌的豆腐渣工程更加孱弱吗？

不是文字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共产党自己心虚。“诗歌覆国”不是胡锦涛的首创，“小说反党”是毛泽东的发明。

一九六二年，中宣部计划出版颂扬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小说，该小说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的首肯。殊不知，此举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毛当年正是通过整肃陕北本土的干部而反客为主，刘志丹不是死于抗敌前线，而是死于毛的暗杀。毛勃然大怒，正好利用此事清算非嫡系的原西北老干部阵营。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康生给毛泽东递了一条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又发挥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于是，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等人进行隔离审查。

由此，习仲勋被打倒，失去自由长达十六年之久。被释放时，习仲勋已精神失常，连家人都认不出来。当时，被牵涉入此案的有六万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六千多人。一九七九年六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称该案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习仲勋是高级官员中的第一个祭品。

《刘志丹》案，也直接导致少年时代的习近平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然而，即将成为新一代中共党魁的习近平，为何漠然地坐视朱虞夫案的发生呢？朱虞夫与习仲勋一样是无辜者。习近平为何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呢？是不是他不敢对胡锦涛的钦定的御案提出任何异议呢？

胡锦涛与毛泽东一样，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从小说反党到诗歌覆国，五十年过去了，共产党依然在原地打转，离言论自由的文明主流遥不可及。

胡锦涛早日滚出中南海

中南海，昔日皇帝的行宫，今日中共最高统治当局的代名词。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其中枢却设立在皇家园林，其党魁享受帝王般奢华生活，岂非莫大的讽刺？

一九四九年，中共从国民党叛军手中接收北平，毛泽东急不可耐地坐上龙廷。中共建政之初，毛碍于舆论压力，没有直接窜进紫禁城，登基太和殿，却选择中南海为其居住地，并将城内各大王府分配给文臣武将及统战对象，其涵义十分明显：我就是那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今上”。诗人、南社首领柳亚子，自视甚高，希望分配到颐和园，未能如愿而大发牢骚。于是，毛和诗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扯着嗓子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即便那些站在他身边的开国元勋们，全都跪着——彭德怀误认为自己站着，刚刚发表一点批评意见，立即招致灭顶之灾。红军创始人朱德私下里感叹说，谁能想像我们这群人曾经在一口锅里吃饭呢？朱、彭亦如此哀叹，更不必说平头百姓了——他们迎来的是亘古未有之暴君。

就在毛太祖窃据中南海，并在北京城内大兴土木时，建筑学家梁思成有话要说。这个不识时务的迂夫子，建议在当局在西郊兴建新城，安置政府机关、工厂企业，便能将老城区保护下来，使之成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善良的梁思成哪里知道毛太祖心中浓得化不开的帝王意识呢？倘若中央政府设在城外的新区，如何显示帝王的权柄和气派？毛太祖龙颜大怒，梁思成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之后，含恨而逝。中共中央遂盘踞中南海至今。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南海里居住过中共历届最高统治者，以毛泽东居住时间最长，邓小平次之，江泽民再次，胡锦涛若比江泽民长寿，居住时间也会超过江。中南海上演过血雨腥风的宫廷政变，“厚黑”主人们下达过一道道杀人命令。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对着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察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可见，毛太祖每日都生活在杯弓蛇影的恐惧之中。太监们的幽灵在这里游荡，宫女们的身影在这里定格，在毛邓江胡身边，晃动着刀光剑影。

北京的明清宫殿及园林，如紫禁城、颐和园、北海、天坛等，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到“人类文化遗产”的名单之中。这些地方不仅对全世界游客开放，且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督。惟有中南海一地，被活生生从“三海”中割裂，成为中共统治者的禁脔。昔日，中南海是皇家禁地，在皇权倾覆、实现共和之后，它理应是全体中国民众的共同财富，不应被某党、某人所独占和独享。

中共各级官僚以开发房地产敛财，动用黑社会清除“钉子户”。他们用“钉子户”这一贬义词污蔑那些捍卫其住宅和土地的公民。其实，中共才是中南海里的“钉子户”。号称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共，掩耳盗铃地回避其霸占中南海的事实，这一事实乃是今日中国最大的“不和谐”，亦触犯了中共自己制订的《文物保护法》。宣扬“八荣八耻”的中共，倘若真有一点羞耻之心，理应主动般出中南海，将其移交文物部门管理，并早日对公众开放。

中共才不答应呢，他们已将中南海变成大淫窝。就连军队文工团都成为中南海主人们“乱点鸳鸯谱”的对象，毛泽东与张玉凤们的故事并没有成为历史。不久前，网络上出现了几名中南海“女服务员”靓照，果然个个国色天香——她们只为胡温等“九总统”提供贴身服务。

倘若中共的魁首们只在中南海里折腾，倒是中国百姓之福。中国人民宁愿牺牲中南海的美丽风光，只要胡锦涛们在里面闭门不出，百姓就能好好过日子了。但是，胡锦涛们不仅要在中南海里折腾，还要从中南海向外面发号施令，从“人民公社”到“六四”杀人再到抓捕刘晓波，哪个命令不是出自中南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