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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

旧闻:习近平情妇大揭密(图)

何心强

    2007年3月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从1990年开始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2年,习近平担任市委书记的福州市提出 2000年远景规划:到2000年福州市整体经济实力达到同期的广州市的水准。到2000年习近平从福建省省长职位离任之时,福州市的综合实力不但无法与 广州市相比,而且己经不在同一个级别了。习近平在1999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00年1月任省长,1999年底,笔者住在福州屏山, 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省政府,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在省政府前请愿,而警卫并没有干预,当时笔者就纳闷,这些老年人究竟为什么在省政府前请愿?而警卫居然没有 干预?于是,笔者就询问一位在省直机关工作的朋友,他说,这些都是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在省政府前请愿,就是要表达他们反对习近平出任福建省省长。随后习近 平就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习近平在福州的政绩平平,但善于弄虚作假,1996年全国卫生大检查,在三天的卫生大检查中,福州市几乎关掉所有的小吃店和大排档,以应付检查;在轰动全 国的“福州首富”陈凯涉毒案,习近平更是难咎其职,1997年,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禁赌月”活动,福州晚报社文化部记者顾伟采写了多篇有关老虎机泛滥的 报道,陈凯的“地下”老虎机游戏厅也被曝光。1997年11月29日晚,在顾伟一家人外出时,他家阳台上的一块玻璃被子弹击碎,一个塑料衣架被打断。顾伟 的爱人还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请转告顾伟,不要再乱写‘老虎机’的报道了,今天算是个警告!”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尽管在全国媒体报道和关注后,这个 案子成为福建省督办案件,但直到今日仍未告破。福州市民普遍认为此案与陈凯有关,陈凯也在当年逃到香港避风头,但1998年陈凯成为福州市第九届政协委 员。

    习近平在福州曾经有个情妇叫梦雪,是东南电视台制片人、策划人、编导和主持人,有个节目叫“梦雪时间” 就是她主持的。相传她为了习近平和丈夫离婚了。

    梦雪生长于飘雪的北国,1989年在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她的主持生涯。在当时一片字正腔圆的播报节目中,梦雪亲切自然的声音脱颖而出,她主持的《热线 点播》成为收听率极高的一档节目。1991年,梦雪告别了家乡,只身南下福建,在中国华艺广播公司主持的《华广服务台》赢得了令人侧目的骄人成绩:获得了 全国对台宣传广播大赛一等奖;92年由她采编播的节目《少男少女》获得全国对台宣传广播大赛一等奖,并获同年全国新闻大赛二等奖。93年,她创作并策划拍 摄的电视散文《在路上》获得了全国首届电视散文大赛一等奖。同年,梦雪开始涉足电视界,主持了风扉一时的《音乐潮》节目,在观众中确立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 地位。1997年, 以梦雪本人命名的名人访谈节目《梦雪时间》终于在出台了。梦雪也由此完成了从娱乐节目到集制片人、策划人、编导和主持人于一身的全能型主持人的转换。 1997年,她获得了全国主持人金话筒大赛的铜奖。《梦雪时间》(后改名为《相约名人坊》)是一个名人访谈节目,是福建东南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自1997年创办至今,它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其采访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多个领域,至今 已采访了近三百位各个领域成就卓越的知名人士。这是福建省所有电视节目中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栏目;当时,在全国各大电视媒体中,《梦雪时间》也是 最早出现的人物访谈节目。

 
习近平情妇大揭密(图)

   《相约名人坊》采访李嘉诚
     

 
习近平情妇大揭密(图)

 
习近平情妇大揭密(图)

 
习近平情妇大揭密(图)

   图片来自福建东南电视台

来源:民阵东德支部博讯博客

旧闻:习近平的官场之路和情妇梦雪

   特约厦门日报记者16日专稿,习近平1992年担任福州市市委书记,提出2000年远景规划:到2000年福州市整体经济实力达到同期的广州市的水准。到2000年习近平从福建省省长职位离任之时,福州市的综合实力不但无法与广州市相比,而且己经不在同一个级别了。

   习近平在1999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00年1月任省长,1999年底,一些老年人在省政府前请愿,而警卫并没有干预,这些都是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在省政府前请愿,表达他们反对习近平出任福建省省长。随后习近平就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习近平在福州的政绩平平,1996年全国卫生大检查,在三天的卫生大检查中,福州市几乎关掉所有的小吃店和大排档,以应付检查;在轰动全国的“福州首富”陈凯涉毒案,习近平更是难咎其职,1997年,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禁赌月”活动,福州晚报社文化部记者顾伟采写了多篇有关老虎机泛滥的报道,陈凯的“地下”老虎机游戏厅也被曝光。

   1997年11月29日晚,在顾伟一家人外出时,他家阳台上的一块玻璃被子弹击碎,一个塑料衣架被打断。顾伟的爱人还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请转告顾伟,不要再乱写‘老虎机’的报道了,今天算是个警告!”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

   尽管在全国媒体报道和关注后,这个案子成为福建省督办案件,但直到今日仍未告破。福州市民普遍认为此案与陈凯有关,陈凯也在当年逃到香港避风头,但1998年陈凯成为福州市第九届政协委员。

   习近平在福州曾经有个情妇叫梦雪,是东南电视台制片人、策划人、编导和主持人,有个节目叫“梦雪时间” 就是她主持的。她和习近平很恩爱,相传她为了习近平和丈夫离婚了。

   梦雪生长于飘雪的北国,1989年在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她的主持生涯。在当时一片字正腔圆的播报节目中,梦雪亲切自然的声音脱颖而出,她主持的《热线点播》成为收听率极高的一档节目。

   1991年,梦雪告别了家乡,只身南下福建,在中国华艺广播公司主持的《华广服务台》赢得了令人侧目的骄人成绩:获得了全国对台宣传广播大赛一等奖;92年由她采编播的节目《少男少女》获得全国对台宣传广播大赛一等奖,并获同年全国新闻大赛二等奖。

   93年,她创作并策划拍摄的电视散文《在路上》获得了全国首届电视散文大赛一等奖。同年,梦雪开始涉足电视界,主持了风扉一时的《音乐潮》节目,在观众中确立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地位。

   1997年, 以梦雪本人命名的名人访谈节目《梦雪时间》终于在出台了。梦雪也由此完成了从娱乐节目到集制片人、策划人、编导和主持人于一身的全能型主持人的转换。1997年,她获得了全国主持人金话筒大赛的铜奖。

   《梦雪时间》后改名为《相约名人坊》,是一个名人访谈节目,是福建东南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自1997年创办至今,它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其采访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多个领域,至今,已采访了近三百位各个领域成就卓越的知名人士。

   这是福建省所有电视节目中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栏目;当时,在全国各大电视媒体中,《梦雪时间》也是最早出现的人物访谈节目。

   大约1991年,习近平看上了梦雪,关系发展迅速。该年底,习近平的爱人彭丽媛突然回福州,发现了他们的艳情,从此开始了习彭的长期分居生活。而梦雪与习近平也就公开恋爱,假戏真做起来。不过后来因政治前途,习近平不得不给梦雪一笔钱了断情丝。

   习近平因太子党的政治背景在1988年左右曾直接被任命厦门的福建省常委、厦门副市长。可惜习近平名声不好、政绩不佳,居然没过厦门人大的等额选举所需的50%选票。结果被迫易地为官,调到宁德地区当一把手。在那里荆福生和周金伙成了他的真正死党。

   死党荆福生得到习近平的一路提拔,直至出事,被丢车保帅。福建人好象对北京派来的和习近平印象不佳,习近平被称为白猪。政绩竟然不如后来从北京派到福建的贺国强。习近平在福建的得票记录一直不佳。十五大时他候补中央委员得票倒数第一,与十六大是中央委员倒数第二,福建代表很多都没投他的票。

(2010/11/21 发表)

来源:周亚辉博讯博客

李进进:建立司法权威

李进进

本文在2012年10月“纪念胡赵基金会”在纽约举办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收入香港“晨钟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2012纽约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一书

提要

一个社会要有权威,否则无法维持秩序和解决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权力并不等于权威。权威必须要有道义的基础,其核心是人民对强制权力的认同和服从。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合法性问题(legitimacy)。权威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是革命的权威;第二是创制和立法的权威;第三法律适用中的权威,即将抽象的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来,解决社会纷争。

本文讨论的是法律适用中的权威,即在法律的适用中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权威来解决日常性的社会纠纷。历史上有两种权威体制来解决社会的纷争。一种是以皇权为中心的行政和司法合一的权威体制。另一种就是独立的司法权威体制。独立的司法权威体制具有许多优越性。只有建立独立的司法权威,社会才能真正得到公平和正义,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社会当前的状况是,有政府但是没有权威,有宪法无宪政,有法律无法治,有司法却无正义和公平。我们只有建立独立的司法权威,政府的权力才是有效而且被人们服从,社会才有公平和正义。

目录
一    最牛钉子户和权威
二    强制+道义+服从=权威
西方的理论
孟子论权威
三    司法权威:实现正义的最佳途径
专制主义的司法行政合一的权威体制
独立的司法权威体制
四    中国当前的权威体制
五    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和困境
(一)    上访成“灾”
(二)    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三)    面对维权案,司法部门无能为力
(四)强拆民房,无法无天,千年未有
(五)    程序规则不明,审判不公
(六)以“黑”制“黑”
六    结论和出路

一个社会要有政府,政府要有权威。没有权威则无法解决民生、社会发展、和维持公共秩序。权力并不等于权威。中国当今看起来有强大的军队、庞大的警察队伍、和严丝入扣渗透到街道居委会的共产党的组织,可是这严密的权力机器却不能有效地拔出拆迁中的钉子户和阻挡住成千上万的的上访人群。

一    最牛钉子户和权威

位于浙江温岭火车站前的“站前大道”,一幢4间、5层的楼房孤零零地赫然矗立在这条宽阔的柏油路中间,车辆不得不绕着这幢房子通行。看看网上流行的照片,这个房子的边墙已被拆的残桓断臂。房主罗保根和他的家人照样住在这个楼的中间。这个状况已经持续了数年。
罗保根所在的下洋张村属于温岭市大溪镇。2008年,因“站前大道”建设,罗的房子被列入拆迁范围。罗保根的房子当时建好还不到10年,通知拆迁时,他家房子刚重新装修好不久。罗的房子从建成到装修,前后共花了60多万。而按房屋拆迁政策,平均每平方建筑面积补偿仅275元, 加上内装璜补助,获得补偿款仅26万多元。他说,“现在至少要花费80万才能建好,但政府只给26万补偿,根本建不起也买不起安置房。” 可是该村已签订拆迁协议451户530间,占拆迁户数的98.3%;已拆迁406户484间,占88.4%。但是,罗不同意,政府也没有强拆他的房子。此房直到2012年11月30日,经罗同意才予以拆除。

无论从政府或开发商来看,让一个房屋立在马路中间达数年之久,而且其建设计划无法如期正常进行,本身表明了这个社会没有权威。 换句话说,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罗的个人权利也没有得到保障。首先,他的房子被建筑马路包围,成为一个孤房,其生活质量可想而知;其次,他的财产权没有得到适当的赔偿。他也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像这样的钉子户,在全国可能有上百起或千起。这个案例还只是当局没有强制拆迁的案例。事实上,还有许多是当局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将房子给拆了。

最牛钉子户、强制拆迁造成的上访人群将中国政府的权威一扫而光。从这里开始,我们思考应当如何建立权威。

二    强制+道义+服从=权威

西方的理论

在西方国家,自十六世纪霍布斯、洛克、休谟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已经对政治权威作了透彻研究。在他们看来,权威必须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创制和强制执行规范,并被统治者(subjects )非强迫性地予以服从。韦伯讲的规范系统,就是权威强制性的外在形式。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于社会强制性规范的创造和认可,它是权威存在的道义基础。服从(obedience) ,不是为了避免处罚,而是人们对社会的契约(洛克和卢梭)或合理的共识(罗尔)。

孟子论权威

西方这个以合法性和道义为基础的权威理论,在孟子那里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孟子•万章上》对尧舜的让贤和禹的传子有精辟的论述。孟子认为,尧不是以天下与舜,而是“天与之”。这里的天就是老百姓的民意。孟子举例说,尧传舜,舜为了避嫌而躲到山里去,好让尧的儿子接管。可是老百姓还是到舜那里去讴歌,去断讼。等舜死了,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但“天子之民从之。”后来,禹推荐益,禹死后,人们却向禹的儿子启朝觐讼狱。老百姓认为启是“吾君之子”而讴歌之。益在辅佐禹的时候,政绩不佳,老百姓不接受之。孟子在这里是说,权威是以老百姓的认可和服从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谈论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权力来源的论述,具有民主的意识,比我们所认识到的孟子的民本思想还要进一步。但是,孟子的民主意识也就只是停留在此,中国千年来的学者也没有给予充分认识。

三    司法权威:实现正义的最佳途径

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有三个阶段,即革命,创制和立法,以及法律的适用。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权威有着不同的形式。革命无疑是最大的权威。革命是破坏旧秩序的最好手段。第二个形式是创制和立法。当一个旧的秩序被打破以后,社会需要宪法和法律,如刘邦打下咸阳后的“约法三章”。权威的第三种形式是法律的适用,即将抽象的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来,解决社会纷争。新秩序创立后,创制规范和执行规范则是一个共同体维持秩序的常规性工作。社会每时每刻每分钟都发生着纷争。解决这些纷争,就得将规范适用到每一个具体的个案。这就是法律的适用。

本文讨论的是权威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即在法律的适用中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权威来解决日常性的社会纠纷。
在解决日常纷争的权威结构上,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中国传统的以郡县制为代表的行政司法合一的权威体制;二是西方传统的由法官来主导由法律专业人士和人民陪审团参与的独立司法权威体制。

专制主义的司法行政合一的权威体制

行政司法合一的权威体制以中国秦汉以来的郡县制为典型代表,郡县的首长县令或县长。在汉代,满万户者,其长官为令,不满者称长,为长。令、长的职责是掌管一县的治安、刑讼及赋敛徭役等事。这个地方制度在形式上到了民国结束了。但是在实质意义,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中国大陆,县里虽有法院,检察院和县长之分,但是,他们都是在中共党的领导下的一般分工。中共的县委决定县里的一切。我们都知道,县里的第一把手是县委书记。

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不可能建立一种持久的有道义的权威。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是专制主义制度。专制主义如想实现社会正义,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神的统治,二是贤人统治。神的统治只存在信仰中。在现实中,我们只看到教皇国的恶人统治。欧洲的文明史,不包括古希腊的历史,只不过两千五百年左右,其中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中世纪竟占去了整整一千年,这一千年大家都知道是黑暗的统治时期。

权威最理想的状态是贤人政治,即让最优秀的人来实行社会治理。但是,闲人政治的前提条件是“公利”,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古希腊的柏拉图宣扬贵族政治就是是希望少数优秀的人以公利为目的的统治。可是,贵族的铜臭味一样的让人呼吸不过来,在现实中以私利为目的的寡头政治是常态。

孟子很伟大。他提出了社会统治必须要有合法性,即君王要人民拥戴和服从,前述《孟子•万章上》讲到的尧舜禹的让贤便是如此。为此,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子、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是,孟子遇到了现实中的君王不贤的现实,所以他到处游说,劝他们贤,甚至骂那些君王是“率兽食人”。可见,贤人政治不可得,因为人性恶,非本善。如果以人生七十年为单位来计算,一个人一生能有遇上一个贤人君主就非常幸运了。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贤等连续有三代贤人,可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例外。尧舜禹后就产生了桀纣。一个社会产生桀纣是常态。就当今历史来看,就算毛泽东前半生是尧舜,后半生则是地地道道的桀纣。专制主义在中国就是朝廷不停的政变或人民造反,然后再来短时间的和平治理的恶性循环。所以革命变成了正义的权威,连孟子都为杀暴君辩护(“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中国历史上以皇权为中心的文官制度,在有些人心目中是完美的权威体制。但是在理论和现实中,一种有道义的权威即便短暂的存在,也无法维持良久。首先,在理论上,这个道义的权威必须假定皇帝就是正义本身。所以,不论下面文官犯什么罪过,百姓受到如何的冤屈,都可以从这个假定的正义源头皇帝那里获得正义。中国历史上“喊冤”的制度和当今“信访”制度都来自这个假定。如前所述,这个假定根本就不能成立。偶尔有一两个“正义”的皇帝,那皇帝也没有能力来管那么多的冤屈。其次,假定皇帝是昏君,县令和大臣们是正义和廉洁的,这些正义和廉洁的文官,在昏君面前也如同鸡蛋碰顽石。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都是尔虞我诈、宫廷政变、和惨无人道的杀戳。

行政司法合一的权威体制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程序上的保障。所以在日常的法律适用中,该制度造成制度性的冤假错案。比如,中国人熟知的昆曲“十五贯”讲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屈打成招的案子,还有近代的“小白菜和杨乃武”构陷案,都是县官判的冤假错案。现代中国在重庆上演的打黑案子,包括文强案、龚钢模案和李庄案,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冤假错案。我们说是制度性的冤假错案,主要指的是这个制度没有给当事人程序性正义的保障。

独立的司法权威体制

西方传统的独立司法权威体制,在权威的行使上,不是由一个行政长官独断一切,而是由律师、人民陪审团和法官共同组成。同时在程序上,司法权威体制要求比较严格,追求程序正义。

我们假定一个社会的法律以公正或正义为目标。为了实现正义,一个裁判官必须做到以下三点要求:第一,他们不得有私利或受到有利益的第三者的影响;第二,纷争的双方应当有同等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意见;第三,要在抽象的规范和适用的个案之间达成一个理性的桥梁,即在案件的事实的判定和适用的法律之间找到合理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解释。

前面两个要求就是我们常讲到的自然正义中的两个基本原则:“一个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应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头一个原则,衍生出一个司法独立的要求。很多人以为,这个程序正义只是类似于法律上的法官回避的规定。实际上不是那么狭窄。如果一个人自己制定规范或法律,同时有执行或适用法律,那么,他同样是在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个政治长官或行政长官可以根据需要来随时制定、修改和解释法律。在当代社会一个行政长官肩负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的时候,这个问题特别突出。以环保争议的案子为例。一个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可以允许一个有毒的项目在本地开发。而当地的老百姓则考虑自身的环境安全。如果一个地方的官员既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而且还通过权力阻止人们用司法的程序或操控司法程序来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那么那个地方官员就是自己做自己的法官。 没有程序正义,造反就会产生。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2012年发生的抗议活动就是缺乏程序正义而产生的必然后果。反过来,如果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的老百姓能够通过一个独立的司法程序来伸张自己环境保护诉求,那就不会出现人们冲进县委大楼并将县委书记的衣服扒掉的一幕。

同样还有一个司法腐败的问题。如果一个判官受到亲戚朋友的影响或在金钱之下为第三者牟利,那么法律的正义就不能实现。

第二个程序规则,即“应当听取当事人陈述”,在西方有了好几千年的传统。苏格拉底受审的时候,苏格拉底虽然选择了死亡,他还是给予了充分的陈述或辩护的机会。在圣经里,耶稣受难前,彼拉多还是给耶稣陈述的机会,只是耶稣不回答。当代的美国已经发展成一系列程序规则,包括辩护权,不得强迫认罪,米兰达规则,排除听说证据规则等等。这些规则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的审判。
第三个要求则来自于英美普通法中的遵守先例的原则(Stare decisis)。我们在解决了排除政治干预和保证公平的审判以后,我们还面对一个适用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司法的合理性问题产生于抽象的规范和具体个案之间的沟壑。规范是抽象的。从抽象的规范适用到具体的个案,期间有着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情况。汉刘邦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可是这“三章”要适用到个案中,就不是那么容易。就“杀人者死”这个规范来说,至少我们要确定什么是生,比方说堕胎是不是杀人,就有着争议。如果一方欺负一方,另一方在自卫中将施害者着刺死,比如中国现代的邓玉娇案件,邓玉娇是否是杀人犯?如此等等,我们需要在规范和个案之间搭建一个理性的桥梁。这个桥梁如何搭建?英美法中通过法官的判例建立这种理性桥梁。判例就是高一级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对一些事实的判定和法律的适用做出充分的解释,并建立一些规则。高级法院将这些有影响力的判决公布出来,对本院和它的下级法院的判案有约束力。

判例就是对案件的事实判定和法律进行充分的说理和演绎,在说理中建立遵守先例原则,在说理中搭起了抽象的规范和个案之间的桥梁。
在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下,法律和个案之间的桥梁是当权者的武断和政治的需要。这种武断造成了不公平和非一贯性,使得人们对权威缺乏足够的预期。人民对这样权威不是服从,而是畏惧和逃避。

比如在现代的中国,在1980年偷盗一万元的盗窃犯可能至多判三年,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983年的严打中,该被告可能判无期甚至死刑。这是不公平的。在理论上,这种不公平用所谓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予以解释。这就造成了法律的双轨制,在一般法律之上还有一个适合当时需要的政策规范。

比较起来,司法权威体制比起行政和司法合一的权威具有如下优点:

第一,它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国家权力中的政治斗争。这样,革命就可以避免。社会秩序的三个阶段(革命、创制和法律适用)就不会恶性循环。

美国历史上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5 U.S. (1 Cranch) 137 (1803))是第一个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政治斗争的案子。在那个案子中,联邦党人的总统亚当斯在卸任前的午夜任命了一批法官,其中包括有马伯里。可是委任状却没有来得及发出。新当选的杰弗森总统指令新国务卿麦迪逊拒绝发委任状。这实际上是两党的权力斗争。新当选的最高法院法官马歇尔也是亚当斯总统在卸任前不久任命的。他是杰斐逊的死敌。他宣布了马伯里的任命为有效,可是却无法向国务卿麦迪逊下达指令。最后,他选择了宣布司法法违宪的做法,从此确立了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有人说马歇尔是没有办法的政治妥协或玩游戏,但是,二百多年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马歇尔的智慧,而是他追求正义的凛然之气。美国的政治从此可以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美国二百多年的政治稳定,就是通过司法诉讼而不是警察或国安或国保的队伍来实现的。

美国当代最大的总统选举之争,戈尔和布什的选举之战,最后也是法院给了断的。

第二,它可以有效解决重大社会争议。比如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410 U.S. 113 (1973年)解决了美国有关堕胎的争议。在那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定德克萨斯州关于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形成的判决意见将孕期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生命的呈现状态不一样。头三个月为第一个阶段,因为婴儿还不能具有脱离母体的存活性,所以可以自由堕胎的。怀孕的第二个三个月,大法官们认为应当是限制性许可堕胎,但是最后三个月,除非母亲有着生命的危险,堕胎是被禁止的。德州的法律没有确定这些具体的阶段,笼统的禁止堕胎,因而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条款。

美国妇女通过“罗诉韦德案”一案得到了相对的堕胎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法官随意给予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后,美国争取妇女权利的人们给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这涉及到宗教的争论。美国是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基督教和天主教反对堕胎。一方面一些妇女要求堕胎,一方面传统的观念和法律反对堕胎。社会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这个争论最后通过法律诉讼交到了九个大法官手里。九个大法官就要通过他们的智慧找到处理这个社会纷争的路子。他们要听原告和被告双方的意见。最后,大法官们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这就是人的理性。而这个理性是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彰显的。因为这个判决讲道理,所以人们服从。一个有道义和服从为基础的权威就是这样产生的。尽管美国社会还是有一些人反对堕胎甚至采取极端的办法,但是自“罗诉韦德案”后,美国社会对于堕胎还是有了尺度,不再有大的纷争。

第三,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明了的途径和适当的预期,并且有效率。法治社会相对于专制社会看起来是没有效率的。其实不然。法治社会一样可以通过司法权威极其有效地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美国夏沃案件

特丽•夏沃(Theresa Marie Schiavo),原名特丽萨•辛德勒(Theresa Marie Schindler,简称特丽,Terri ),出生在宾西法利亚州费城郊区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990年2月24日半夜,也就是2月25日的凌晨,特丽的丈夫发现她摔倒在地的声音。他打了911紧急电话。当救护人员到达时,特丽的心脏已经完全的停止跳动(Cardiac Arrest, 不同于Heart Attack〕。经过抢救,包括电击,特丽•夏沃的脉搏恢复了跳动。但是今后十多年,虽经各种治疗和努力,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她一直靠体外的进食管维持生命(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ostomy, PEG)。1998年5月她丈夫迈可尔向皮内拉斯县法院提出拔掉特丽•夏沃人工进食管(PEG〕的要求。县法官在2000年2月1日公布了长达11页的判决书,批准了特丽•夏沃丈夫的请求,同意拔掉她的进食管。特丽的父母反对,此案于是上诉到佛罗里达州第二上诉法院 。该院在2001年1月24日维持县法官的判决。特丽父母要求重新审理的请求也被否定。2001年4月24日,初审法官葛里尔根据第二上诉法院的命令,下达了停止对特丽•夏沃进行人工进食的命令。这是特丽•夏沃第一次被拔掉进食管。

代表保守的一方又通过各种法律程序让特丽恢复进食管。法院最后还是维持初审法官的判决。最后,保守的佛罗里达州众议院通过了一个议案,授权州长可以在某种案子中行使“一次性的停止执行”命令(One-time stay in certain cases)。2003年10月21日,佛罗里达州参议院也通过了此案,州长签署了该法,该法完成立法手续,编号为佛罗里达州法律Chapter 2003-418, 以下简称“特丽法Terri’s Law”。布什(小布什的弟弟)州长于是依据此法下令恢复对特丽•夏沃的人工进食,同时任命了一位监护人。特丽的丈夫于是开始了“特丽法”违宪诉讼,最后这个法律被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县法官葛里尔在2005年2月25日下令,特丽•夏沃的监护人,即她的丈夫迈可尔•夏沃可以在20005年3月18日下午1时拔掉特丽的进食管。佛罗里达 州第二上诉法庭于2005年3月16日维持了的命令。于是,特丽的人工维持生命的营养进食管在2005年3月18日最后一次被拔掉,并导致了她的死亡。

在州的“特丽法”被判定违宪及布什州长关于接上特丽的进食管的命令无效之后,布什州长还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此案,特丽的父母和那些“选择生命”的人们还诉诸了其他法律手段,企图来挽救特丽的生命。但所有的法律诉讼全都失败。最后,2005年3月18日,特丽的进食管再次被拔掉。这样,特丽的父母和那些“选择生命”的人们就不得不求助美国国会。美国国会正好是共和党的天下。虽然保守派的议员们有许多是律师出生也明知美国宪法关于分权的理论,但从信奉的一些宗教和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还是要插上一手。

2005年3月18日,在特丽的进食被停止后,3月19日和20日,议员们取消了“复活节”的度假,在周六和周日连续工作,讨论有关特丽的立法。最后,参众两院达成一致,在半夜通过了关于特丽的法律,授权美国联邦法院在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的地区法院,有按照美国联邦的宪法和法律审理和判决有关特丽•夏沃案的管辖权,同时授予特丽父母有诉讼人的地位。美国国会这样立法是因为过去联邦法院一直以无审判管辖而否定特丽父母的法律诉求。布什总统在21日的半夜从德克萨斯州赶回白宫等待签字,最后在星期一的凌晨一点钟,即国会通过后的40分钟内签署了该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特丽的生命与立法和诉讼在法律程序中赛跑。保守派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授权联邦法院特别受理这个案子,使得特丽的进食管尽快恢复。所以在布什总统半夜签署法律后,特丽父母的律师就在早上8点钟来到佛罗里达州美国联邦法院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地区法院。杰姆斯•怀特莫尔(James d. Whittemore)受理了此案。 效率之快可见一斑。这是因为人命关天。夏沃已经被断食断水有三天的时间了。可是遗憾的是,怀特莫尔法官在第二天就拒绝了特丽父母的法律要求。布什总统和他的弟弟佛罗里达州州长也爱莫能助,不能命令行政当局采取措施恢复特丽夏沃的进食。此案于是又上诉到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庭(Docketing No. 05-11556)。上诉法庭否决了特丽父母的上诉。案子又走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3月23日拒绝受理此案。此后,特丽的父母,部分国会议员等又动用了其他法律手段,包括要求重审,要求州法院在联邦诉讼中停止执行命令等,结果全部被驳回。最后一个法律诉讼文件是2005年3月30日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次拒绝调卷令(certiorari)和停止令(order of stay)。她的父母于是表示放弃诉讼。实际上,特丽的父母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法律手段,在美国诉讼历史上极其罕见。特丽•夏沃于2005年3月31日9时零5分去世。

那么夏沃死后的那些为夏沃的生命奔波的民众反应如何?他们还继续在临终医院外坚持抗议。最后一位在抗议者莉莎•威尔逊在2005年5月17日撤出。

通过夏沃案件,我们看到了美国司法的权威及其效率。美国的司法权威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个小小的县级法官就把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美国国会,州议会和州长 打垮。尽管此案在7年中涉及了好几个法院,最后到州和联邦的最高法院,但是本案所执行的是两个县级法官和一个联邦地区法官最初作出的判决。一个是佛罗里达 州皮内拉斯县县法官葛里尔(GREER)同意特丽•夏沃的丈夫迈可尔•夏沃停止对特丽人工进食的法律请求的判决,一个是皮内拉斯县县法官贝尔德 (BAIRD)关于佛罗里达州“特丽法”违宪的判决。另一个具有影响的初级法官的判决是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怀特莫尔(WHITTEMORE)否定特丽父母关于停止执行县法官命令的 判决。他们是美国州和联邦的低级法官,最多是七品芝麻官。让人值得回味的是,是谁给了这几个县级法官如此之大的权威?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州长和老百姓, 包括那些热忱的选择生命的示威者也最后不得不尊重这几个“七品芝麻官”的决定?答案是社会有一个独立的讲理的司法制度而人们又理性的服从和尊重这个制度。

第四,司法权威体制可以公平而有效的制裁腐败。我们可以通过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案子—台湾陈水扁案来说明。

首先陈水扁贪腐案的处理体现了司法独立。扁案始于扁在任期间。早在2006年,台湾“高检署”在侦结公务机要费案时,检察官认定陈水扁涉嫌贪污和伪造文书罪嫌,需等陈水扁遭罢免或卸职后再侦办。这里必须指出,台湾的高检署是独立于总统,依法办事的。同时,这样处理反映出台湾的精英和民众既尊重了国家的宪法和国家首脑,同时又没有放弃法律的严肃。陈水扁卸任后,即被台湾检署列为被告,并被依法羁押。

其次,陈水扁案的审理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陈水扁案按照一般法律程序进行,即由台北地方法院处理。相对中国大陆,不同级别的领导有不同等级法院来处理,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的奚落。在法律诉讼中,陈水扁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他的辩护律师完全是独立和自由的。控辩双方都依法相斗。地方法院曾将判定羁押陈水扁的理由不成立,当庭释放陈水扁。控方两度抗诉,后成功说服法院再度羁押陈水扁。相比之下,在大陆,一个高官的处理,都要有政治局或常委来开会决定,哪有法治可言。

最后,陈水扁个人的言论自由和他的党和“粉丝”们的言论自由仍然得到保护。他们的反抗声音并没有妨碍司法的正义。当陈水扁被羁押并带上手铐的一瞬间,他高举起手铐,大声呼叫:“这是政治迫害”。台湾的媒体都播送了这个情节。他的支持者可以在法庭外抗议。台湾的司法部门没有因为这些“杂音”或“噪音”或反抗声而退让。台湾社会也没有因为这种“吵闹”受到影响。社会还是稳定的。陈水扁最后还是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

这种审判的结果是让人“服”,陈水扁的朋友和敌人都服。正如前面分析,“服”是权威的基本要素。相比重庆的“打黑”,被“打黑”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司法审判也是按照重庆党委书记的旨意进行。这种“打黑”的结果就是个“不服”,于是社会权威建立不起来。没有权威的社会,就只有造反。群体性事件就是造反的雏形。

四    中国当前的权威体制

现代的权威体制,是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建立起来的。中国当前的法律制度是在1954年宪法确定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制度在理论上强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的渊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和法律,全国和地方人大各级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国家机构包括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和国家安全机构。“人民法院”同世界各国法院的功能一样是审理各种刑事和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检察院的创制源于前苏联,是国家的公诉人和法律实施的监督机构。公安部门是国家的一般警察机构,国家安全部门是专门针对所谓国家安全的警察部门。

在法治的原则下,社会的正义最终是通过法院将国家的一般法律适用于个案的争讼上予以实现的。司法独立指的是法院和审理案件的法官独立。任何其他国家机关,政党或社会团体都不应当干预法院的审判工作。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口号,后来改“法制”为“法治”并在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记入宪法。但是中共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政策高于法律。最近中共又提出了所谓的“三个至上”理论原则,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党的事业至上”是实质,是根本,也被认为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原则。

在这个“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之下,中国目前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上存在有”党“和国家两套机构和法律规范。除了国家法律和国家司法机关之外,中国还有一套非宪法系统的政治规范和机构。中共中央在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之外还不时地以“中共中央文件”“通知”等形式制定各种政策。中央纪律委员会直接以“双规”的方式关押有问题的党员干部。中共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政法委员会”具体指导各级司法机关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决定。在这两套规范中,非宪法体系的党的政策规范和党的机构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是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可言。中国宪法虽然规定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但是法院和检察院不能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党”通过直接任命法官和检察官以及通过其“政法委”来指导他们办理具体的案件来实现党对司法的绝对控制。

五    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和困境

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无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和实现法律的正义。

(一)    上访成“灾”

“信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一个新词汇,指的是人民“来信”和“来访”,作为一种制度最早确立于1951年的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以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党”的机构都设立了“信访局”等“信访”接待单位。这里讲的人民“来信”“来访”绝大多数是“个人”或“群体”向“党”和政府关于他们利益受到不公正待抱怨或申冤。2005年国务院制定的《信访条例》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 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

从信访量的大小可以看到民众的不安和社会的不公平。据研究2003年中国的信访成为“洪峰”时期,公民来信来访共达1272.3万人(件)次。根据中国2004年人口统计年鉴,2003年年末中国人口为122927万人。以此计算,在2003年每一百零一个中就有一个”信访“人员。这100:1的人口上访比例自身说明中国社会的不和谐。而对于来自人民的抱怨,通过信访解决问题的比例则只有千分之二。尽管如此,信访的群众仍然”络绎不绝“,北京还出现了”信访村“。年各种上访人员中包括有农民,城市居民,退休工人,退伍军人,公安干警,法官,现在还包括“信访”办公室主任。国家信访局承认自2005开始,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 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五大问题成为现阶段信访的重点。有许多上访者常年累月奔波于地方和京城之间,其间苦难自不必多言。

因为信访的现象“妨碍国家的和谐和稳定”,于是出现了反制信访的各种方法,比如“截访”,即当地政府派警察将本地的上访人员以各种强制性的方法遣送回本地,和“贿访”,即基层政府到上级信访部门通过给钱进行销号。另一方面,许多上访者又被送进劳动教养场所或精神病院。居然还有法律系的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信访人员是精神病患者。

对人民群众的上访,一方面中共当局依然保留这种中国传统的“皇权之下觅”青天的人治制度,另一方面又以劳动教养等法律手段来制裁上访者。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于“信访”各种申冤和因信访产生的侵权行为爱莫能助。

(二)    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群众闹事”、“聚众闹事”,以前称之为“群众性治安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有些官方学者说“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其实群体性事件是官方对民众抗议、示威、骚乱等事件的委婉称呼。因此,“群众性事件”绝大多数是“维权”事件。

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7年已经超过8万起,2008年和2009年都突破了9万起。进入2008年下半年,在举办北京奥运前,中国不同地区接连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与群体性事件,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最突出的例子是瓮安、孟连、陇南、和石首事件。 2008年的贵州瓮安县人民不满当地腐败和公安的野蛮,群起将县公安局大楼给烧了。2009年6月,湖北石首的民众因不满公安处理一个尸体而围堵县城,居然将几千名武装警察打的素手无策。2011年又有广东的乌坎事件,2012年有四川的什邡和江苏的启东事件。

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有些人们选择了造反行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是人民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游行、静坐、示威”等行为。由于当局打压这种正常的表达行为,当事人则采取在敏感街道上“散步”或长途“旅游”等方式进行。

群体性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时有发生,但是像当今中国这样频繁的发生在中外历史上罕见。唯一的解释是人民不能通过一个讲理的地方解决他们的争讼。讲理的地方本是“肃静”的法院,可是在中国,“人民法院”管不了人民的案件。法院解决不了案子,人民自然就走上街头。

(三)    面对维权案,司法部门无能为力

“维权”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一个流行的政治词汇,有“维权律师“维权律师”,还有各行各业的维权,比如“农民维权”、“工人维权”“企业维权”、最近还有“宝宝维权”等等。维权是老百姓维护自己宪法和法律之下的权利和利益不被侵犯的行为。前面提到的“信访”和“群体性事件”都是维权的特别表现形式。这里讨论的维权案重点是意图通过法律程序或采取其他合法和理性维权行为,比如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出来后,一些受害者父母组织的“结石宝宝维权”行为。

面对这些维权案件,司法部门受到极强的政治控制,他们采取不立案的方式回避这些敏感案件,意图让“党”和行政部门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三鹿毒奶粉”事件出来后,法院不受理有关民事赔偿诉讼,甚至不出具任何司法文书。石家庄的一家法院曾解释说“已接到上级法院指示,暂不受理任何有关三鹿问题奶粉的赔偿起诉”。这里最后的上级是党的政法委员会或政治局。

因为案件的受理范围和管辖是法律事先确定的,法院不受理案件的决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如果是立案的管辖有争议,法院也要通过正式的裁定才符合法治的精神。不准下级法院受理。其次,法院拒接受理案件也剥夺公民的法定诉讼权。
最为重要的是,政治控制法院的立案和审理背后反映了一个“圣王贤人”政治的哲学。很多人也许没有感觉到这个“圣王贤人”哲学的实质就是否定了“圣王和贤人”之外的人,包括专业训练出来的法官都是无能的。我们个人承认并依赖或推崇这种“圣王贤人”政治的哲学,就是否认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是下等人。

(四)强拆民房,无法无天,千年未有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从没有出现过在全国范围内官员和开发商联合起来通过国家权力来剥夺老百姓房子的境况。“我的房子丢了。”这是中国现在流行的一个段子。在正常社会里,只有人和动产或动物丢了之说,没有听说房子丢了。

上海王水珍案件:

上海最早一批反对强制拆迁的人群中,有一个叫王水珍的人。上海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通知她的房子在2003年7月15日要拆迁,同时给她60天的上诉期。可是,通知后不到10天,其房子就被拆了。当时,王家没有一个人在家,等他们下班回来,发现房子不见了,被强拆了。王水珍于是不停的上法庭,上访,结果两次被判刑,共被关押三年半。有一次,王水珍是在法庭帮助另外一个拆迁户进行辩护的时候,警察当着法官的面将其带上手铐,带离法庭的。法官对此完全噤声。这是中国没有权威表现的另一类型案子。

审理王水珍的一个法官还有点人性,坦白告诉王水珍,她也没有办法,上面要这么判,她只有执行。
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件法院根本就不受理。

(五)    程序规则不明,审判不公

李庄案件是中国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李庄因为为在打黑中被打中的黑老大龚钢模作辩护律师,而被控“律师伪证罪。”李庄一案从其被逮捕到二审结案不到两个月,可谓神速。二审开庭10分钟李庄认罪并声称“永不翻案”,可是二审法庭继续审理,李庄的律师还在做无罪辩护。二审法庭以李庄的认罪态度好,减刑为一年半。可是一宣布刑期,李庄就跳上来抢过麦克风,大声呼叫“我在二审的认罪是假的”。此案的戏剧性可见一斑。

李庄审理中有如下问题:第一,政治和行政干预。李庄在一审庭上说,警员在审讯中告诉他,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并劝其早些认罪。所谓的“大三长”是指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当然这“三长”显然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召集开会的。谁都知道“打黑”是一场政治运动,有其强烈的政治目的和安排,不是正常的执法行为。如果李庄的被捕是“大三长”会议的结果,那么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为了胜利完成打黑运动而揪出来的典型“黑律师”。

在此案的审理中,重庆市高级法院的院长钱峰为下级法院的审理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也是破坏司法独立的表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关于李庄的案件,重庆的法院是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的时间来审理的。钱锋院长的评价本身就是司法不独立的自白。我们讲司法独立指的是法官的独立,法院的独立(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独立)和司法独立(法院对其他国家机关和政 党的独立)。没有这三个独立,法律的正义就无法实现。钱峰院长没有出席开庭,也没有旁听(实际上不应当旁听),那么他的判断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如果他事先 参与的案件的讨论甚至看阅了案卷,那么他就不当地干预下级法院的审理。上级法院法官只有案件上诉到他那一级的时候,才能对案件按照程序审理。上级法院如果 事先干预,那么下级法院就成了个摆设,下级法官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简单执行者。更重要的是,如果上级法院事先涉及案件,那么上诉审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和独立。如 果上级法院事先说下级法院审理的某个案子程序合法和适当,那么上诉审也变成多余了。虽然李庄案件一般不会上诉到重庆高级法院,但是从原则上,作为重庆第一中级法 院的上诉审级,高院的法官和院长不应当对下级法院的审理发表意见。再说,高院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审理此案的,比如通过申诉等。

第二,法院在审理中大量采用“听说”的材料做证据,比如在一审中,检方提供了19个人的证言,可是无一证人到庭作证,法院还是采信检方的证据。

第三,法院只采信检方提供的证据,被告和辩护律师地位低下。李庄案的一审法庭的判决书列举了公诉人提出的33项证据。法庭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认为这些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除了一项法医鉴定外不予采信。法庭这种全面接受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做法本身,就是偏袒检方。
中国的律师被认为是“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个定义本身有缺陷。律师应当是法律的实施者,性质上是执法人员。在美国法律程序中,被告的律师和政府(检方)的律师的地位平等,都是实施法律的一部分,都是“officer of the court”。如果律师只是一个法律服务工作者,自然就很容易将律师看作是“讼棍”。中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就是专门针对“讼棍”的。其实,检察官或其他执法人员也有伪造证据的问题。为什么不规定“检察官伪证罪”?美国杜克大学所在的地方检察官在2007年就在杜克大学四名运动员的强奸案中隐瞒一个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而被迫辞职。当时DNA的检查结果表明,所谓被害人内裤上的精液与四名被告无关。可是检察官没有按照规定及时告知被告的律师。为此,该检查官受到查处,最后辞职。这是一个成熟社会所应具备的正义程序。

(六)以“黑”制“黑”

重庆的“打黑”与“黑打”以及王立军事件最典型的说明了中国式权威体制的失败。重庆市在其市委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所谓“打黑除恶”的专项运动,动用公检法的力量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打黑运动一开始的两个月,重庆当局就逮捕1544名涉黑嫌疑人,后来多名涉嫌腐败的警方人员、中共及政府官员落网,包括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

重庆当局在打黑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等非法的做法已经陆续曝光。打黑的领导者薄熙来和王立军自身也落网。这两个人杀人越货,无所不为。薄熙来的妻子毒杀了英国商人海伍德。薄熙来的罪状将会在审判中有更多的曝光。王立军本人因害怕薄熙来的迫害而逃到美国领馆寻求庇护。最近资料披露,他专横跋扈,任意践踏下属,无法无天。他还刻意导演一个所谓千人围剿一个地下兵工厂的打黑战斗。这一切都说明,重庆的“打黑”就是通过国家的权力来任意打击异己并实现自己政治企图的“黑打”。

重庆的“打黑”和“黑打”不是重庆一个地方现象,它是制度的产物。现在虽然“黑打”的头头包括薄熙来和王立军都被处理或正在处理中,但是,中国现在的权力体制必然还会制造出大大小小的重庆“黑打”现象。

六    结论和出路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宪法不等有有宪政,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司法机构不等于有司法权威。中国现在的体制还是传统以皇权为中心的行政和司法合一的权威体制,只不过当代的皇权从原来的一个皇帝改为“九个”或“七个”集体的皇帝而已。

这种权威体制实际上没有权威,只不过是强权体制而已。被统治者是在枪口的强迫下而“服从”的。这种体制的出路只能是造反、起义、或政变。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造反、起义、或政变的历史。中共当代的政变已经发生了许多起。“打到四人帮”是政变,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是政变,最近的薄熙来垮台也近似政变。“造反”的端倪已呈现,2008年有贵州的瓮安人民造反,2009年湖北的石首人民造反,2011年有广州的乌坎、2012年有四川的什邡,和江苏的启东人民造反。这些在中共当局那里被称作为群体性事件。

为了让中国人走向一个和平理性的社会,我们只有建立独立的司法权威体制。要在中国建立这个司法权威,我们必须将权力下放到基层,并且一旦下放不可任意收回。对此,有很多人甚至学者都怀疑,中国的基层法官、律师、检察官们能胜任吗?如此,我们必须破除“列宁式精英政治”观。

传统的精英政治是柏拉图理想的贵族政治,即“优秀的”人以公利为目的的统治。这种精英政治在现实中不存在。本文提到的“列宁式精英政治”观,指的是列宁的“群众、党、和领袖”的关系理论。这个理论将群众分为阶级,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成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群众成为明智未开的一群,需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在改造世界的时候,首先要改造自己),党则是先进分子所组成,领袖则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所以,党和领袖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术圈子里很少有人用这个列宁主义精英政治观。但是,很多学者则用另外一个类似伊赛亚•伯林的“积极自由”的说法来为专制主义辩护,即中国人普遍文化水平低,文化素养不够,需要领袖们告诉他们如何实现自由和幸福。于似乎,人民大众的自由被他们剥夺了。这种剥夺类似家长对18岁下未成年的教育和控制。家长经常以可口可乐有太多的糖分而剥夺孩子喝可口可乐的自由。在家庭关系中,这种剥夺具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孩子确实是不成熟,父母具有监护权。可是这套理论不能适用在社会,因为社会上的领袖不能将人民群众当成未成年人。我们必须相信人人生而自由并具有天赋人权和智慧,且是自主和自治的,能够对自己、家庭和群体、乃至国家的事务做出合理而恰当的判断和选择而无需某一个政党或先锋队来灌输或教育。

列宁式精英政治观不排除,我们就不可能有人民陪审团,也就不可能将社会的纷争,不论大小都交给基层组织去解决。
我们要清楚看到,“列宁式精英论”是个假命题。在现实中,当权者知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问题。所以,当权者害怕失控,最后不但失去自己的利益,也丧失自己的领袖地位。比如三鹿毒奶粉事件出来后,中央有关部门就下令,不准法院受理有关毒奶粉案件的诉讼。上级有关方面的考虑得很清楚,他们害怕这个事件通过诉讼抖露出更多的问题,老百姓会拿他们那些当官的试问。这是中国当代精英政治观的实质。当然,有很多人被宣传灌输了,认为这种观点有道理。

社会的统治当然是通过一群精英们来实现的。但是,我们所需要的精英,其概念和范围和列宁式精英观是不一样的。在“列宁式精英论”中,中国的精英现在是按照下列结构而组成的:

精英=7(政治局常委委员)+18(其他政治局委员)+1(中央部门领导)+1(省级领导)+1(市级领导)+1(县级领导)+1(乡镇)+1(办事人员)

这个精英政治结构的特点是,第一,单线式权力结构,即从政府的基层办事人员到中央领导;第二,范围有限。从上到下不超过31人。(实践中,一个案件的处理超过31人,原因是腐败。)我们讲的一般精英政治,则是社会上横向的不同行业里精英,其数量几乎是无限的。比如,三鹿奶粉事件交由基层法院来处理,并且媒体公开,律师可以不受限制的介入。那么,有很多律师会出面,律师是精英,有媒体出面,记者是精英,专家会出面,专家是精英。除此之外,还有各行各业的许多聪明人都会出来发表意见和提出解决问题方法。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些精英们当然有能力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说到底,建立司法权威就是实行民主。民主的简单和直接的含义是人民用选票来选择政府精英。这个民主的过程也包括人民通过投票权将解决社会纷争的权力交给法官,同时其他社会精英(比如律师)包括民众(比如陪审团)也参与定案的过程。当今,建立司法权威就是将社会纷争的决定权交给各级法院和法官。分权放权是中国政治改革首要任务。

最后修改2013年3月25日於纽约皇后区

来源:李进进博客

学界激辩:奥巴马用无人机击毙奥拉基合理吗?

纽约时报中文网 MARK MAZZETTI,  CHARLIE SAVAGE,  SCOTT SHANE 联合报道 2013年03月25日


Khaled Abdullah/Reuters 也门沙波瓦省的一台汽车残骸。这证明了美国无人机打击具有多大的毁灭力量。 

华盛顿——2011年9月末的一个早上,一队美国无人机从沙特南部偏远地区的中情局(CIA)简易机场起飞。这些无人机越境进入也门领空,很快就在焦夫省沙漠中的一队卡车上空盘旋着。也门是一个穷国,这里曾因培育阿拉伯马而闻名。

一群刚吃完早饭的男子匆忙钻进他们的卡车。其中一人是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激进教士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他从一个互联网仇恨言论传播者,变成了基地组织(Al Qaeda)也门分支的高层人员。另一人是萨米尔·汗(Samir Khan),他也是美国公民。他从北卡罗来纳州搬到也门,参与制作这一激进组织的英语网络杂志《激励》(Inspire)。


Left, Linda Spiller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right, WBTV, via Associated Press
安瓦尔·奥拉基(左)是也门基地组织成员,他是美国一次无人机袭击的目标。那次袭击也造成这一组织英语在线杂志负责人萨米尔·汗死亡。二者都是美国人。

 
Khaled Abdullah/Reuters 

一次误袭 

 2011年10月14日,遭美国无人机袭击的地点。这次袭击造成十几人死亡,其中包括奥拉基之子。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2011年9月30日,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两侧分别是副总统拜登(左)和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

 
Bell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胡德堡枪击案 

2009年11月,尼达尔·马利克·哈桑少校在德州胡德堡开枪打死13人。调查人员发现,哈桑此前与奥拉基有电子邮件往来。

 
U.S. Marshals Office, via E.P.A.

“内裤炸弹”事件 

 2009年12月,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卜在航班即将抵达底特律时,试图用内裤炸弹炸机未遂。他在这次自杀式爆炸袭击任务前,曾前往也门向奥拉基寻求帮助。 其中两架“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将激光束对准卡车照射,标示目标,而大一些的“死神”(Reaper)无人机则瞄准目标。“死神”无人机的飞行员在数千英里外遥控操作,他们完成瞄准后,就发射了导弹。

多年认真细致的情报工作,奥巴马总统的律师们的激烈讨论,五角大楼和中情局之间的角力(这两个部门都在也门上空进行无人机战争),都在这一刻走向高潮。自美国内战以来,这似乎是美国政府首次不经审判,就将一名美国公民当做战时敌人故意杀死。

18个月后,尽管奥巴马政府努力对此事保密,但追杀奥拉基的决定,还是成了新的公共关注及辩论的对象,其导火索是奥巴马提名自己的反恐顾问约翰·O·布伦南(John O. Brennan)出任中情局局长。

上月,一份非机密的美国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白皮书”泄露了出来。这份文件是在杀死奥拉基和萨米尔·汗几个月后,在内部辩论应当透露多少内容时拟定的,总结了奥巴马政府抽象的法律主张。它的曝光促使公众要求提高透明度,导致上周参议院出现13个小时的拖延战术,暂时推迟了布伦南的任命确认。有人大声质疑道,如果总统能以秘密 情报为依据,在海外杀死美国公民,他的权力界限在哪里?

对36名现职及离职的法律和反恐官员以及外部专家进行采访后,打死奥拉基行动的筹备阶段的线条得到梳理,在对美国历史和法律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件事上,奥巴马政府当时面对的法律、情报及军事挑战的细节更加完整了。它凸显出,在秘密面纱背后进行战争、依赖美国政府极少承认的空中打击和少数官员才能过目的复杂法律依据,这一切是多么危险。

2011年9月30日的导弹袭击打死了奥拉基——奥巴马政府的律师认为,他是恐怖组织领导人,打死他是正当合理的。这次袭击也杀死了萨米尔·汗,尽管官员们判断,他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威胁,没有理由专门把他列为攻击目标。次月,另一次无人机袭击误杀了奥拉基16岁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 (Abdulrahman)。他进入也门沙漠地区是为了寻找父亲。短短两周内,美国政府在也门杀死了三名美国公民,其中只有一人在事先拟定的目标名单上。

不断演变的威胁

2009年11月,当军医尼达尔·马利克·哈桑少校(Maj. Nidal Malik Hasan)被指控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开枪打死13人时,奥拉基终于得到了他似乎寻求已久的东西——全球声名。调查人员很快发现,哈桑曾与奥拉基有过电子邮件往来,尽管奥拉基的回复谨慎而含糊。但是,枪击案发生四天后,奥拉基就消除了世人对其立场的任何怀疑。

“尼达尔·哈桑是个英雄,”他在自己读者众多的博客中写道,“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无法忍受身为穆斯林、却在与穆斯林作战的军队服役的矛盾。”

虽然这话让人不寒而栗,但它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情报机构加强了对奥拉基的监视,他们截获的通信内容显示,奥拉基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恐怖组织以也门为大本营的一个分支——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2009年末,美国事隔八天在也门进行了两次无人机袭击。在12月24日的第二次袭击中,导弹击中了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正在开会的领导人。当时新闻报道称,奥拉基是攻击目标之一,报道误称他已被杀死。

实际上,这个分支的其他高层官员才是此次袭击的具体目标,而奥拉基之死将只是附带损害——可以合法地辩称这只是为了达到军事目的而引起的附带死亡。尽管奥拉基似乎非常危险,但当时的证据证明他只是个煽动者;反恐分析员尚未得到确凿证据表明,奥拉基“已参与行动”。

这种局面马上就会改变。就在次日,23岁的尼日利亚人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卜(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在航班即将抵达底特律时,试图将飞机炸毁,但没有成功。法庭文件称,这名使用内裤炸弹炸机未遂的嫌犯告诉联邦调查局 (FBI)人员,他去也门找到自己的网络英雄奥拉基,奥拉基和他讨论了“殉道与圣战”的问题,并批准阿卜杜勒穆泰拉卜执行自杀式任务,帮他准备了一段殉道 视频,还指示他要在美国领土上空引爆炸弹。

法律困境

戴维·巴伦(David Barron)和马丁·莱德曼(Martin Lederman)遇到了一个问题。作为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的律师,他们接到一个任务,即说明下述政府行为是否合法:在无法将其抓获的情况下故意杀死奥拉基,尽管他有美国公民身份。无论是根据国际 还是国内法律,这个问题都引发错综复杂的潜在障碍,而奥拉基的下落随时可能被找到。

据熟悉这项法律分析的官员透露,两名律师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个项目,迅速完成了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其初步结论是,根据当时掌握的证据,奥拉基是合法的 打击目标,因为他在美国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中是参战者,也因为他对美国构成了特定的威胁。他们用这种重叠的推理来证明国防部或中情局都可合法发起攻击。国防 部通常是在国会授权范围内使用军事力量打击基地组织,而中情局作为一个文职机构,通常在总统安全权力衍生的“国家自卫”框架内运行。

他们也分析了其他法律主体,看其是否意味着袭击不可允许,最终得出否定的结论。例如,也门政府已允许美国对也门领土上的目标进行空中打击,只要美国不承认其角色,因此这样的袭击不会侵犯也门主权。

尽管美国宪法通常要求政府在经过司法程序后才能处死美国公民,但最高法院已裁定,在某些情况下——如当警察为了保护无辜路人而撞击车辆,以防发生高速追车的情况——没有必要获得法官的事先批准;这两名律师得出结论,奥拉基构成的战时威胁使其算得上这样的特例,因此他的宪法权利并不禁止政府在不经审判 的情况下击毙他。

但几个月后,巴伦和莱德曼开始感到不安。他们告诉同事,他们没有充分考虑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读了一个法律博客的博文之后,该文关注的是一部禁止美国 人在海外杀害其他美国人的法令。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有更多时间,他们开始起草第二份更全面的备忘录,扩展并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分析,他们还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研究并引用了大量情报报告,这些报告支持这样一个前提:奥拉基确实在策划袭击活动。

在研究这条极少被援引的海外谋杀法令时,巴伦和莱德曼发现了某地区法院1997年的一项判决。涉案的一名女子被控在日本杀死自己的孩子。法官裁定, 这部简短的海外谋杀法令需要被理解为包括国内谋杀法律的例外情况。法官在判词中写道,“国会并无意图将可被证明为正当或可辩解的杀人行为定性为犯罪。”

巴伦和莱德曼主张,政府在战争或国家自卫中击毙敌方领导人,不是非法“谋杀”。通过这一论证,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海外谋杀法令不会成为袭击的障碍。他们没有付诸于布什式的理论,这些理论曾被他们谴责为全面的总统战争权力,无视国会限制。

这两名律师将在2010年秋季回到学术界,他们在当年夏季完成了第二份奥拉基备忘录,其论证得到奥巴马政府律师的广泛赞同。第二份备忘录增加到了大 约63页,但依然只严格针对奥拉基的具体情况,批准对奥拉基使用致命武力,但没有分析在其他情况下杀害公民是否受到法律允许,如基地组织的低级成员。

近三年后,这项法律分析的一个版本在“白皮书”中公诸于世,“白皮书”删去了有关奥拉基的内容,但保留了一些痕迹,如讨论一个非特定的“高级行动领导”。脱离了原来的上下文,并被误解为一份关于政府杀害公民权力的范围和限制的一般声明,其无据可循的论证导致了普遍的困惑。

日益加强的情报

现在,律师们已两次提供建议称,在不能抓获的情况下可以杀死奥拉基,但美国政府对他在也门的藏身地仍一无所知。2010年上半年,中情局刚刚开始加强在也门的情报搜集工作,而沙特间谍尚未深深地打入也门激进组织内部,不足以得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领导人的行踪。

奥拉基似乎大部分时间藏身于也门首都东南几小时车程外的沙波瓦省,这里是基地组织的地盘,也是他的家族所属的势力强大的部族奥瓦利克人 (Awaliq)的传统领地。长期担任也门总统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是一个机警的人。一名也门官员称,萨利赫与部族头领进行了谈判,后者提出软禁奥拉基。这些商谈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其他问题。2010年5月,美国的一次导弹袭击灾难性地误杀了也门的一名副省长,惹恼了萨利赫总统,并事实上暂停了这场秘密战争。五角大楼在也门的下次袭击要等到数月之后。

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利用空中打击行动暂停的机会,在也门国内发展了更多的消息源。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加紧了对也门的手机监听,并渗透进计算机网络以截获电子讯息。美国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一名前分析员称,各部门意识到,对“内裤炸弹”事件震惊的奥巴马总统正密切关注这场追捕行动,于是它们竞相将有关奥拉基的点滴情报塞进总 统的每日情报简报。

同时,中情局还静悄悄地开始在沙特阿拉伯建造自身的无人机基地。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者格雷戈里·约翰逊(Gregory Johnsen)著有《最后的避难所:也门、基地组织以及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战争》(The Last Refuge: Yemen, al-Qaeda, and America’s War in Arabia)。他称,2010年末或2011年初,也门军警包围了奥拉基据报藏身的沙波瓦省小村庄。但挨家挨户搜查后,并没有找到他。

在白宫,失望情绪开始加重。

步步逼近

就在追捕行动展开之际,2011年初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抗风波冲击也门,强人总统开始丧失对权力的掌控。

同年6月,火箭弹击中萨利赫藏身的总统府房间,致其重伤,事实上终结了他的统治。

萨利赫权势被削弱,使美方在搜寻奥拉基方面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到了那时,美国和沙特间谍已策反了多名激进组织成员,使其成为线人,协助指引美国的空中打击。

追捕这名教士时,中情局所做的最不寻常的事,是跟丹麦情报机构合作,利用改信伊斯兰教、并与奥拉基交上朋友的丹麦人莫滕·斯托姆(Morten Storm)。有个女子答应做奥拉基的第三位妻子。斯托姆把一个跟踪装置放在该女子的箱子上。当奥拉基谨慎的助手把箱子扔掉时,这个计划失败了。

2011年5月,就在美军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发动突击、击毙本拉登几天后,美国陆军及海军秘密突击部队的大本营——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得到杀死奥拉基的最佳时机。当时他在沙波瓦省一带活动。无人机及海军陆战队的“鹞”式攻击机向他的卡车开火,但他侥幸逃脱,藏身于一个洞穴。据普林斯顿大学专家约翰森称,奥拉基告诉朋友们说,此事“让我更加确定,人没到该死的时候,是不会死的”。

2011年9月下旬,中情局在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终于准备就绪。奥巴马的反恐顾问布伦南指示,追捕奥拉基的主要责任移交中情局。9月6日出任中情局局 长的戴维·H·彼得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下令,把几架无人机从巴基斯坦调拨到沙特阿拉伯。官员们称,9月中旬,美方的网就越收越紧——凭借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内部的中情局内线及时更新的情报。也就在那时,另一个人开始寻找奥拉基。

就在奥拉基成为世界上头号恐怖分子之一、受到大力追捕的时候,他16岁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过着正常的青少年生活。他热衷于体育和音乐,还会定期更新自己的Facebook页面。但是,现在他偷偷离开了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家,给母亲留下了一张道歉纸条,说自己去寻找父亲了。

然而,当这名少年前往沙巴瓦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离开这里,去了数百英里之外的焦夫省。奥拉基在萨米尔·汗的陪同下,一直在这个崎岖不平的地区搬来搬去,不敢在某一处停留太久。

他不知道,中情局的内线正在报告他的去向。9月30日早上,根据告密者提供的线索,无人机群飞抵焦夫省上空。导弹摧毁了车队。

然后,10月14日,一枚似乎以埃及裔的基地组织人员易卜拉欣·班纳(Ibrahim al-Banna)为目标的导弹,击中了沙巴瓦一个简陋的户外餐厅。情报有误:班纳并不在那里,而在大约十几名死者当中,就有年轻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奥拉 基,他与恐怖主义毫无关系,绝不会被刻意列为攻击目标。

这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对奥巴马政府来说,还是一场公关灾难。它进一步搞混了之前攻击安瓦尔·奥拉基的道德清晰度,并使人们更加怀疑美方有关无人机外科手术般攻击精度的断言。让事情更糟的是,最初有匿名官员表示,阿卜杜勒拉赫曼·奥拉基的年龄为21岁,促使他悲痛的家人公开他的出生证。

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出具的证明显示,他出生在丹佛。在被自己政府的导弹杀死时,如果是在美国,他才刚刚达到驾车年龄。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3月9日。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高盛点评塞浦路斯救助方案

作者:莫西干

    在当地时间周一凌晨,塞浦路斯终于和欧元集团达成了金融救助方案的协议。
   
    正如过去的救助一样,欧元集团将通过ESM救助基金向塞浦路斯提供救助,最高额度为100亿欧元,约为塞浦路斯GDP的60%。大部分的救助款将用于偿还到期的国债和填补基本财政赤字——现在塞浦路斯政府已经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对有大量希腊业务的国内银行机构的全部存款征收一次性存款税,填补约50亿欧元资金缺口的计划已经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方案是,塞浦路斯第二大银行Laiki将马上被清算,“好银行”将会被分离出来,并与第一大银行BoC合并,而“坏银行”将逐步停止运营。欧洲央行将给资本重组以后的新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新机构将继承Laiki所有的ELA负债。
   
    Laiki和Boc的重组工作将会在新加强的银行清算权下进行,而新的清算权已经在上周授予了塞浦路斯央行,这个过程不需要议会批准。清算操作将包括让这两家银行的初级和高级债券持有人(数量很小)承担损失,而更重要的是,高于10万欧元的存款也要承担损失。欧元集团谈及了存款转股权的问题,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从市场观点看来,我们的反应是:
   
    (1)现在的政策倾向是,不把银行债务转移到政府身上,转移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这样,爱尔兰的救助方案,与塞浦路斯/西班牙的救助方案就产生了明显的“差距”。我们上周日的报告已经提到了这点。市场预期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塞浦路斯国债将与欧元区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共担(来自ESM的救助款偿将被用于偿还国债),塞浦路斯的短期国债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但是,因为未来几年塞浦路斯经济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塞浦路斯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低于希腊长期国债,所以塞国长期国债几乎没有投资价值。
   
    (2)重组塞浦路斯两大银行看起来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就像爱尔兰的例子一样。一般而言,在欧洲当局统一部署普通银行清算框架前,清算失去偿付能力的银行看起来只能单独处理,每个清算案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这也会对其它欧元区国家较弱银行的债权人形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财政状况不佳国家的银行。
   
    (3)从更大范围的市场反应看来,投资者早就已经预料到塞浦路斯危机最终会找到解决方案。这与我们上周的判断一致。然而,昨天所达成的救助协议再次证明了,欧元区内部的财政转移仍然是不靠谱的事情,公众的信心再一次受损。从欧洲的宏观情况看来,依据我们的模型,相对于宏观和财政因素,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德国10年期国债之间的利差看起来还是有点大(我们认为,利差应该在275个基点左右,而公允价值应该是225个基点)。在搞清楚塞浦路斯银行重新开门营业之后的情况,还有意大利尝试建立新政府和寻找新总统的情况前,我们更倾向于采取观望态度。
   
    本文来源:华尔街见闻

中国多地水污染严重 “癌症村”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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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西洋月刊》报道,不断扩张的城市、过度使用化肥以及各种工厂的肆意排污,中国的水资源现状不断恶化,近半数河流和湖泊严重污染。2013年初, 中国环境部公布了一份报告,首次承认癌症村的存在同时也表达治理水污染的意愿和决心。51岁的绍兴三江村村民陈国康(Chen Guokang,音译),被诊断出肺癌,具体病因不明。由于癌细胞扩散并影响肝脏,他患上了黄疸病,眼睛和皮肤都变成黄色。陈国康所在的地区水污染非常严 重。
  
江苏无锡的王先生,是一名癌症患者,具体病因不明。在他的村子,很多人患上癌症。他认为当地工业废物造成的水污染是导致他患上癌症的罪魁祸首。
  
68岁的绍兴新孙瑞村村民鲍杰福(Xinsunrui,音译),2008年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具体病因不明。他所在的地区存在严重水污染问题。
  
绍兴村民王长根(Wang Changgen,音译)的遗像(右)。王长根死于食道癌,具体致病原因不明。他所在的地区存在严重水污染问题。
  
医生陈大伟(Chen Dawei,音译)正在船上为一名老人看病。这名患者是杨林港的一名渔民,名叫徐昌廉(Xu Changlian,音译),和妻子王金楠(Wang Jinnan,音译)双双患上癌症。拍摄时,王金楠的病情恶化,丧失了语言能力,已放弃治疗。
  
54岁的绍兴三江村村民李柏容(Li Bairong,音译),患有食道癌,具体病因不明。他所在的地区水污染非常严重。
  
杨林港的渔民王金楠,2005年被确诊患上乳腺癌,病因不明。2009年,她的癌症复发,医生说已经到了晚期。她的丈夫徐昌廉患有食道癌,已经失去劳动能力。2010年4月,也就是在照片拍摄后4个月,王金楠最终被癌症夺去生命。
  
绍兴三江村,家人们正在拜祭李柏容。李柏容死于食道癌,患病原因不明,是家族中第4个死于癌症的人。工业废物——尤其是纺织厂和染料厂产生的废物导致绍兴的水资源严重污染。
  
杨林港的一名妇女正从长江里打水。杨林港共有50多户渔民,几十年来一直以捕鱼为生,喝的都是长江水。过去几年,长江的污染越发严重,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2003年以来,杨林港周边地区建起了很多工厂。现在,这个小渔村已经被发电厂、造纸厂和化工厂重重包围。
  
浙江萧山南阳镇坞里村的渔民夫妇——韦东英和邵关通。10几年来,他们一直坚持调查环境污染。虽然向当地政府报告他们的发现同时还获得1000多名村民的支持,但他们并没有看到自己期待的变化。
  
浙江萧山南阳镇的坞里村,水污染非常严重。
  
浙江坞里村,韦东英无奈地注视着化工厂烟囱冒出的浓烟。
  
浙江萧山南阳镇,韦东英正在记录一家化工厂附近的废水排放沟的污染情况。
  
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十几年来一直坚持调查环境污染。
  
从钱塘江大坝看到的景象。坞里村的很多村民在钱塘江捕鱼。
  
绍兴滨海工业区,染料厂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
  
化学染料厂和颜料厂的排污管道。

拆迁又一悲剧

【泛华网讯】

刑满释放人员当柳州市委副书记 被胡锦涛撞破

文章来源: RFI 于 2013-03-25

  刑满释放人员刘和平,打通关节,伪造档案,以挂职干部身份,成为中共柳州市委副书记,任职数年间,据称居然大刀阔斧政声颇佳。该案由于涉及军队以及中共核心的中央组织部门,因此并未公开审判,外界所知甚少。1996年胡锦涛经过柳州视察,当地市委领导为为刘和平留任的事请示分管组织人事的胡,称刘和平在柳州工作期间,政绩突出,希望中央能够同意刘留任。这一请示后“查无此人”。推荐刘和平的,时任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局长的付思和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出任中组部副部长。

  最近,一位自称是国务院研究室“副部级”调研员赵锡永的江湖骗子被曝光,网友们发现,他以汽车、能源战略行业专家,中央政府高级官员身份,几年来,行走于云南数地,湖南娄底,甚至还在上海的行业论坛和大型国企演讲、调研。

  赵锡永所以行骗数年,未被揭穿,很大原因是他所到之处,都有当地的市长、书记陪同,他出席的活动,甚至有副省长一级的同台演讲,地方官员对来自北京气势夺人,挥洒自如的高官,难以生出怀疑的勇气。

  事实上,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官场中并非首例,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的故事,曾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当代官场。

  1998年1月11日,因“涉及国家秘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不公开开庭宣判了一起招摇撞骗、诈骗案,被告刘和平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此案中,刑满释放人员刘和平,打通关节,伪造档案,以挂职干部身份,成为中共柳州市委副书记,任职数年间,据称居然大刀阔斧政声颇佳。

  该案由于涉及军队以及中共核心的中央组织部门,因此并未公开审判,外界所知甚少,在再加之发生在前网络时代,普通公众更是一无所知。事后涉及该案的几位高官,有的退休,有的被处分,但有的甚至仍然继续长期任职要害部门,甚至继续升迁。

  该案的梗概,可以从知情人贴出的该案判决书大致厘清,但更有意思的是,柳州民间和官场流传的刘和平的种种轶事。

  刘和平,男,当年年仅三十四岁,甘肃省清水县人,无业,有前科,八十年代,刘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刑二年。

  据北京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刘和平于1990来京,结识了总参管理局局长刘世伦少将。

  当时,刘和平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副局长等身份,骗取了刘的信任。一九九四年,被告人刘和平谎称个人档案在部队期间丢失,通过刘的授意,伪造了军队驻京某部副局级干部的全套个人档案。

  此后,刘和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雷宇,将伪造的个人档案转到电子工业部,定为副局级干部,后经中组部调配局局长薛德堂、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局长付思和推荐,于1995年5月,被派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任命为柳州市委副书记。

  除了官方的说法,柳州当地的传言对刘和平有另一番描述。传闻称,刘和平“入仕”前纯粹是烂仔,早期在黑龙江的一个军马场做过。到北京后认识些在京的老乡,那帮老乡是北方人,讲义气几杯酒下肚,什么都敢做,这样就帮他弄了这个位置。

  刘和平年轻气盛,大刀阔斧,对官场做派风俗并不熟悉,常年手持党章,动辄要求干部“背党章”。

  据说,一次参加选举投票,按规定第一个投票的是市里的第一把手,然后是第二把手第三把手排队依次投票。但刘和平不管这一套,第一个抢到投票箱前投票。并摆好姿势让新闻记者拍照摄像。台下参会人员无不惊讶。当时柳州的第一把手也无可奈何。

  当时,刘和平是分管政法、宣传、教育、卫生的副书记。一次他看到刘知炳的车子不按规定仃放,就叫自己的司机拿起子将刘知炳的车牌取下来。

  当地传言说,刘知炳的司机看到有人取自己的车牌,就气垫汹汹的说,这是刘知炳的车子,谁敢动?想找死。刘和平的司机忙悄悄对刘知炳的司机附耳低言,说是刘和平叫取的,刘和平拿着刘知炳的车牌对刘知炳的司机说:“叫刘知炳写好检讨,到我的办公室来拿车牌!”

  此外,刘和平在柳州时,身上带着的北京高官友人给他的中央领导电话号码本。他常拿出来亮相,给人感到随便打电话通天。因此柳州当地官员都以为此人“在中央有背景,是下来镀金的,所以在工作中作点秀也正常”,对其颇为敬畏。

  根据检察院的认定,他以官员身份,骗得柳州市驻京办事处人民币六十万元、北京一家公司人民币三十万元;并以“与他人合作出书、办服装厂急需资金及开办公司需验资用钱”等名义,先后骗得几家公司和政府的二百三十万元(未被认定)。

  最后,北京市法院以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判处刘和平有期徒刑20年,由于和刘和平交好的一些高官目前仍在位上,很难想象刘和平获得提前释放,他现在很可能仍在监狱中。

  当地传闻则说,刘和平把柳州驻京办“害惨了”,当时他从驻京办拿走了60万,导致市里面对驻京办的帐务进行审计,结果把时任驻京办主任在别个地方挪用公款的事翻了出来,坐好几年牢。

  刘和平的暴露也属偶然,挂职期满后,刘和平不想离开,希望能继续在柳州任职。

  1996年5月,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经过柳州视察,是据称因李佩瑶命案前往梧州李家慰问。当地市委领导为为刘和平留任的事请示分管组织人事的胡,称刘和平在柳州工作期间,政绩突出,希望中央能够同意刘和平留任柳州。

  结果,这一请示后“查无此人”,反而让刘和平东窗事发。

  此案案发后,刘世伦因为年龄到站,已经正常退休,开除党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处分;雷宇在此前的1996年2月,已辞去副主席职务;时任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局长的付思和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出任中组部副部长。

惊人真相:中国超高调宣传 俄罗斯其实并不热情

文章来源: 何清涟 于 2013-03-25

  北京希望与莫斯科联手,形成与美国相抗衡的统一战线,而俄罗斯对北京的唿唤始终并不热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官方网站Russia Today将这条消息列为当天的国际新闻第六条,标题是「区域政治型大国:中国新领导人在莫斯科增强两国关系」。而中国方面则开足马力超高调宣传,与俄罗斯那种显得冷淡的报导有些不相配。

  中俄关系的「新造型」

  在这次中方的宣传大潮中,尽管关于「第一夫人」的话题几成喧宾夺主之势,但还是看得出明显的倾向:刻意淡化中俄关系的真实一面,即中国对俄罗斯的资源依赖、军事技术依赖;努力突显俄国对中国的重视以及两国「战略合作」的价值,让人们觉得双方存在着战略互信。

  中方宣传对中俄友谊的夸张,正好体现了「熊猫」对「北极熊」的「友谊」不太放心。众所周知,中俄关系的致命弱点就是双方缺乏战略互信,骨子里是互相利用。苏联解体后,两国一直处于非敌非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既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有完全基于现实需要的利益考量。

  只是历史帐的算法双方很不相同,中国还分为官方与民间两本帐。民间认为,近代以来令中国在领土上吃亏最多的国家就是沙俄和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它佔据了中国国土150万平方公里,还分割出去一个蒙古,并且扶植出一个共产政权。俄罗斯人记住的可能主要是毛泽东对苏联的「忘恩负义」。

  这次「猫熊拥抱」,其实是中共面临内有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外有被周边国家孤立的压力之时,寻求「友军」的举动。对此,俄罗斯媒体有不少评述,说「刚刚完成权力交接的习近平立刻访问俄罗斯,是中国希望在外交上能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以抵御来自西方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压力」。

  但是,俄国并不想被中国牵着走,对中国有求于俄国的状态看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决定中俄关系走向的除了中俄两国的意愿之外,还有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

  1996 年,中俄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1992年建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往前推进一步。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的外交语言都很冠冕堂皇,尤其是中国的官方宣传,扬俄抑美到了极致。

  但俄罗斯对中国从来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2006年之后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拥有能源优势的俄罗斯腰桿越来越硬,在中俄关系中佔有主动地位。例如,2007年以来俄罗斯便不断驱逐中国移民,2011年一年就曾驱逐3000多人。同时,坚决不允许在俄国大中城市里出现「中国城」。2012年7月16日,俄国边防巡逻艇向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火,并抓捕36名中国船员,扣押渔船。中国政府隐忍应对,与对日本、韩国扣押中国渔船的反应有天壤之别。

  俄罗斯并不讳言自己的心结,即绝不希望中国实力增强。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主线:一旦中国略显强势,俄罗斯就加强与美国的联系。在美国重返亚洲之后,中国认为此举是针对中国,意在钳制中国的崛起。因此,北京希望与莫斯科联手,形成与美国相抗衡的统一战线,只是俄罗斯对北京的唿唤始终并不热情。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要为世界维持国际秩序。中国则一直试图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在亚洲佔据重要的支配性地位,这一点与俄国在地缘政治上存在利益冲突。中俄两国有个共同弱点,即「软实力」不够,无法为亚洲制定规则。

  实际上,美国重返亚洲,不仅为亚洲各国,同时也为中俄两国提供了和平发展必需的国际秩序。但在接受美国重返亚洲的背后,中俄双方各有盘算,都希望美国限制对方的势力扩张,让自己获得更大的空间。

  俄罗斯非常了解,中国除了在资源与军事技术上依赖俄国之外,还期待双方能在国际关系方面有更强的合作。不过,俄国并不愿意把自己绑在中国利益的战车上,总是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与美国、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这就注定了中俄之间的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在这样的中俄关系大背景下,为什么这次「熊猫」急切地想拥抱「北极熊」呢?

  「鞋子合脚论」

  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他说这番话时,以人民的天然代言人自居,忘记了政治制度这双鞋子其实是他任总书记的中共用枪桿子逼迫人民套上的,现在又用胁制不让人民脱下。

  曾经将共产极权体制输出到中国的俄罗斯当然知道,共产极权话语体系中的「人民」是怎么回事。因此,俄罗斯媒体当时就有人发问:「怎么才能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觉得鞋子是否合适?」还有人问,「如果我觉得鞋子不合脚怎么办?」中国国内听到习近平的「鞋论」后,群情愤慨,给习近平起了「鞋哥」的名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提出这番「鞋论」?3月23日央视国际在「习近平:中国梦能造福世界人民」中说得明白:「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美国距离中国那么遥远,周边国家对中国早存畏惧之心,中国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到底要对付谁?

  外交部官员贾秀东在「『鞋子合脚论』通俗又深刻」一文中算是揭了底:「首先,个别国家认为自己的『鞋子』适合所有的国家,并且鼓动别的国家都要穿。其次,强行穿上甚至被强迫穿上『不合脚的鞋』很可能会把脚弄疼,把路走偏。第三,要『穿适合自己的鞋』,走『适合自己的路』」,「去追逐『中国梦』」。这里的「个别国家」指的当然是美国。也就是说,习近平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并非疆土边界之防,而是政治制度之防,他要防止的是中共宣传中常指称的「西方做后台策动的颜色革命」。

  至此,可以对中俄之间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一概括,即:除了中国对俄国的资源依赖与军事技术依赖之外,在地缘政治上,中俄两国既有共同对付美国的需要,又都暗中希望美国能扼制对方。在对付「颜色革命」上,双方则一拍即合,堪称「难兄难弟」。

  不同的是:俄罗斯已经将共产极权这双「烂鞋」脱下扔掉,目前徘徊在专制与民主之间,重点防线放在防范原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上;中共则坚决不肯脱下这双老子党套上的「烂鞋」,要防范的是嚮往政治体制改革已久的中国人民。

泛华网:三代领导人最著名的讲话

【泛华网讯】三代中国领导人最著名的讲话分别是:

江泽民:"我感觉你们新闻界还要学习,你们非常熟悉西方的一套理论。毕竟也是 too young,明白这意思吗? 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西方哪一个国家我没去过? 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我跟他谈笑风生。 媒体还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双手挥舞,语重心长)你们明不明白?(外语,语种不明) 我为你们着急啊!你们有一个好处,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要快。但问来问去的问题 too simple,啊,sometimes naive!懂了没啊? 懂了没啊?(外语,语种不明)......但是你一定要问我对董先生支持不支持,我们不支持他,他现在当特首,我们怎么能不支持特首?......你们哪!Naive!"

胡锦涛:"小朋友,我不想當國家主席,是全國人民要選我當主席,我不能辜­負全國人民的願望。"

习近平:"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里面,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语言水平最高,不仅几个国家的语言混着来,而且场面上桌面下的话夹着来。胡锦涛最谦虚,不仅讲话的内容谦虚,而且连整个网络上这段视频都快被他删光了,现在仅剩下博讯、大纪元、新唐人和泛华网还有保留,其他的都没了。而最新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理所当然是最朴实、最能清晰表达真实想法的,令人耳目一新,开创国家领导人讲话新风气。






YouTube泛华网

泛华网报道。

李庄助手证实李庄未教唆龚刚模作伪证

法制晚报 2013-03-25

核心提示:“马晓军将向法院证实,在我办理龚刚模案件中,绝对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纪行为,更不存在涉嫌犯罪的行为。”李庄说。

今天上午,李庄案中的一位重要证人、李庄的原助手马晓军出现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接受法院的询问。这是李庄案持续三年来,马晓军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马晓军将向法院证实,在我办理龚刚模案件中,绝对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纪行为,更不存在涉嫌犯罪的行为。”李庄说。

与马晓军一起前往法院的还有龚刚模的哥哥龚刚华及代理律师王万琼,一并向法院转达龚刚模愿承担诬告陷害责任的意愿。

当事人一

马晓军李庄会见龚刚模未“眨眼”

在此前众多媒体报道中,马晓军的身份是李庄的助手。实际上,马晓军此前在河北省从事律师职业。2009年,他经人介绍认识李庄,并着手把自己的关系调入李庄所在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在李庄办理龚刚模的案件时,马晓军还在办理调转手续。龚刚模案件是他与李庄合作的第一个案件。

2009年12月,就在李庄被重庆警方抓捕的同时,正在北京的马晓军也一并被警方抓捕,并于12月14日被押解到重庆。

根据重庆警方和检方的指控,李庄在会见龚刚模时曾经用“眨眼”等方式授意其作伪证,让龚刚模称其被警方刑讯逼供。

在后来对李庄的多次庭审中,李庄一再要求传唤马晓军出庭作证,因为马晓军先后三次陪同李庄会见了龚刚模。到底李庄有没有向龚刚模“眨眼”并教唆其作伪证,马晓军是最清楚的。但当时马晓军向法院出具了亲笔签名的书面材料,表示不愿意为李庄出庭作证。

2012年3月,马晓军通过网络发表了他所经历的李庄案全过程。在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在重庆的遭遇同时,还明确证实了“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都没有眨眼等行为,更没有教唆龚刚模作伪证。”当各路媒体准备采访马晓军时,他却推掉了全部采访请求。

撰文详解为何不出庭作证

在马晓军所撰写的李庄案全过程中,他解释了为什么当李庄要求他出庭证明自己清白时声明不出庭。马晓军介绍,从他被押到重庆开始,一直到被释放出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连自己被关押在哪里都不知道。

马晓军描述说:“李庄案一审开庭前的一天,警方再次来提讯,对我说:‘隔壁屋里就是江北法院的法官,你过去就对他们说你不愿出庭作证就行了。’见到法官后,他们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给我做笔录,问我是否愿意出庭作证,虽然我内心想出庭作证,但由于害怕他们对我用刑,就违心地说了不愿意。但是,我要求法官在笔录上多写了一句:‘详见三次会见笔录’,这样我就回监室了。”

马晓军还介绍:“没一会,专案组又把我从监室里提出来,严厉呵斥我:‘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说不愿意出庭就行了,干吗说那么多啊,过去,重新写一份。’于是,他们又押我回去,法官又重新给我做了一份笔录,笔录内容大致为:没有受胁迫,不愿意出庭作证,该笔录内容属实,去掉了刚才‘详见三次会见笔录’的内容。”

当事人二

龚刚模狱中表态愿承担诬告责任

随同李庄、马晓军一起来到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还有龚刚模正式委托的代理律师王万琼。

龚刚模是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2009年6月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2009年12月检举辩护律师李庄教唆作伪证。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这次王万琼律师携带了一份会见正在服刑的龚刚模时的笔录,在笔录中,龚刚模详细讲述了专案组让他诬告陷害李庄的过程,并详细描述了自己确实遭受到了刑讯逼供。

龚刚模此次还委托王万琼律师向法院转交两份证据,来证明警方威逼他诬告陷害李庄的情况真实存在。这两份证据一份是龚刚模手写的检举李庄的材料,一份是警方给他的一个电话号码。

据龚刚模笔录显示,当专案组的警察要求他配合诬告陷害李庄时,他最开始坚决不同意。警察就用一个烟盒的包装纸写下了专案组组长王志的手机号码交给龚刚模,并告诉他:“想通了就打这个电话。”当龚刚模最后终于同意控告李庄后,专案组的警察就让他手写一份控告材料,但龚刚模根本就不会写字。

随后,专案组就打印了一份控告材料,让龚刚模亲笔抄写一份,但龚刚模所抄写的控告信字迹太过扭曲,最终被专案组否决,让龚刚模在一份打印的控告信上签上了名字。而龚刚模并没有把手写的控告信撕掉,一直藏在身上。

后来在法院开庭审理时,龚刚模的控告信引起了李庄辩护人的怀疑,并当庭质问法官:难道看守所给在押嫌疑人提供电脑和打印机吗?

李庄案发3年后,已经从看守所转到监狱服刑的龚刚模从新闻中了解到了外界的变化,终于把写有王志电话号码的烟盒和手写的控告信拿出,希望通过律师转交给法院,以此来证实自己的确是诬告了李庄。

在会见笔录的结尾,龚刚模说了这样一句话:“关于李庄,诬告他,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自述遭受刑讯逼供

龚刚模到底遭没遭到刑讯逼供?这个问题一直是龚刚模涉黑案件和李庄律师伪证案的矛盾焦点。就像律师高子程(微博)在为李庄辩护时说的那样:如果龚刚模真的遭到刑讯逼供,那么李庄就是无辜的。

李庄被释放后,曾经在很多公开场合讲述了龚刚模遭到了刑讯逼供的情形,但这些讲述都被外界认为是李庄为自己翻案的一面之词。而王万琼律师会见龚刚模时制作的会见笔录,则是龚刚模第一次亲自讲述自己遭受到了刑讯逼供。

据介绍,2012年9月12日,接受了龚刚模家属委托的成都律师王万琼会见了在监狱内服刑的龚刚模,依法对其进行了询问。

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由律师会见时所制作的笔录,经由当事人签名后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这是龚刚模在被羁押后,第一次以合法的方式对外界传递了信息。

根据会见笔录显示,龚刚模明确指认出多名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当王万琼律师和另外一名律师会见龚刚模时,重庆监狱方面的一名高级警官始终在场陪同,并允许律师详细记录了他的职务及姓名。

在本次赴重庆之前,李庄接受了法晚记者的采访。

李庄告诉记者,他此前曾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关于他伪证案件中警方个别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那次控告主要是针对他本人案件的。

龚刚模案件中所存在的刑讯逼供更为严重,况且龚刚模已经在律师会见时明确表示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李庄说:“龚刚模案件发生在重庆,他所遭受的刑讯逼供也发生在重庆,作为重庆市的检察机关应该对此展开调查。”

最新进展 重庆一中院接受龚刚模证据

上午11点25分,李庄等人一起走出了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庄告诉记者,一中院负责审理他申诉案件的承办法官详细听取了马晓军、王万琼的情况反映,随后对二人进行了依法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王万琼律师向法官提交了龚刚模的会见笔录和由其提供的两份证据,法官详细核对了原件后全部收入到卷宗里。

李庄案回放

2009年11月中旬

重庆涉黑的某团伙主犯龚刚模家属委托北京律师李庄成为龚刚模的辩护人

2009年11月24日

26日及12月4日,李庄先后三次会见龚刚模

2009年12月10日

龚刚模检举李庄,称李庄教唆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

2009年12月12日

重庆警方在北京将李庄抓获并押回重庆。李庄于12月13日被刑事拘留,12月14日被逮捕。其所涉嫌的罪名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2009年12月17日

该案件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12月18日,该案件被检察院起诉到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09年12月30日

上午9点到12月31日凌晨1点,在长达16个小时的庭审后,李庄案件一审休庭。其间马晓军、龚刚模等证人全部书面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

2010年1月8日

李庄被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坚称自己无罪

2010年2月9日

李庄终审被改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011年

李庄刑满释放,随即开始搜集证据并向重庆一中院提出申诉

2012年11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李庄控告重庆警方徇私枉法滥用职权

2012年11月29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约谈李庄及多名证人

密捕富豪刘汉曝光“北京李嘉诚”被灭口命案

前辽宁政法委书记李峰作为神秘人物浮现 李峰已被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 上明慧网恶人榜
 
 
一直处于神秘低调的四川亿万富豪刘汉,控制着世界最大的钼矿和中国最大的光伏产业园,因此他在两会后于北京被秘密逮捕,成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他的诡异黑道发家史、以及成为江家帮官商勾结腐败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等等诸多迷雾,将逐渐会被揭开…… (Photo by Feng Li/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3年03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清综合报导) 一直处于神秘低调的四川亿万富豪刘汉,控制着世界最大的钼矿和中国最大的光伏产业园,因此他在两会后于北京被秘密逮捕,成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围绕着他的诡异黑道发家史、以及成为江家帮官商勾结腐败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等等诸多迷雾,将逐渐会被揭开......

刘汉案的一条重要线索

3月20日,中共官媒新华网、人民网对他的首次报导,都罕见提供了此案的一条重要线索“矿业大佬刘汉据称被控制 曾致东北百亿富豪死刑”,但非常诡异的是,这篇报导随后都被官媒删掉,而且同时“刘汉”成了新浪和腾讯微博的敏感词,让嗅觉敏锐的关心中共政局人士感到此案涉水很深,中共高层派系之间对此案还在博弈。

众所周知,在新近掌握了党军政3大权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断升级反腐,习近平的清道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两会期间更是把反腐说要当作“战争”来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次总理记者会上甚至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至此将江泽民的“腐败治国”和江氏既得利益集团摆上台。

江家帮以江泽民为头目,旗下官员在中华大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贪腐蜘蛛网,这个网近些年也延伸到海外。矿业大佬刘汉、 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等等这些所谓的“商业大亨”,其实都充当了为江系高官洗钱的工具——也因此在这些高官的“照看”下“商运亨通”,把中华大地搞得乌烟瘴气。

但官媒最初给出的信息“矿业大佬刘汉被控制 曾致东北百亿富豪死刑”却提供了一个这帮黑帮规则大行其道的江家帮官员和商业巨鳄们背后真正的罪恶线索。

东北百亿富豪袁宝璟举报辽宁时任政法委书记李峰

据中共官媒报导:世人最早认知刘汉,应是其与昔日“合作伙伴”、东北百亿富豪袁宝璟之间的恩怨传奇。而被称为“北京的李嘉诚”的东北百亿富豪袁宝璟离奇被迅速判死,甚至被剥夺二次上诉机会,是因他要举报时任辽宁政法委书记李峰,而被“辽宁某种势力想要他的命!”。

据知情人士回忆,刘汉在1997年前后曾做过一笔高粱期货贸易,这笔交易最终令袁宝璟损失惨重。不久后,刘汉便在四川一家酒店门口亲眼看到一名持枪者朝他停放的汽车开火。此后,袁宝璟即因与上述枪击事件有关,被判定雇凶杀人罪成立,于2006年被执行死刑。

“我不服,我要检举!”这是亿万富豪─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留在辽阳市中院法庭上的最后一句话。袁宝璟的律师刘家众披露:袁宝璟曾举报一起涉及1.2亿港币的经济犯罪大案。而袁宝璟举报的犯罪线索涉及某省一位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据悉袁宝璟举报这位高官甚至掌握着该省毒品犯罪和假钞买卖活动。

据香港一周刊透露,这名高官正是身兼辽宁省常委及政法委书记的高官李峰。

随后,他与两个兄弟袁宝琦、袁宝森被注射执行死刑。然而围绕此案所引发的诸多不寻常事件和疑点却非但没有随之画上句号,这次因为刘汉的被抛出,更让人们质疑另有隐情。

一名网友在大陆某知名论坛里写道:“袁氏三兄弟留给世人最多的是猜测有黑幕”。网民质问,“最高院为什么把这样一个从法理和事实上都说不过去的案件交给辽宁高院覆审?最高院到底有没有认真执行死刑覆核程序?到底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让中央高层为之忌惮三分?”

杀人灭口线索:油田 香港上市公司 伪钞 贩毒

袁宝璟的妻子卓玛说,是辽宁的某种势力要袁宝璟的命。2002年,辽宁省政法系统的那位领导提出由建昊集团为他推荐的某公司到香港上市提供支持,之后,袁宝璟出资上亿元支持该公司上市,该笔资金袁宝璟多次催收,至今尚未收回;那么,袁宝璟一旦死了,这上亿元的资金也就自然落入人家的钱袋了。

2005年6月1日,袁宝璟在看守所向他的两位代理律师口述了辽宁省政法系统那位领导通过汪兴找到他,要求他帮这位领导洗“黑钱”,并开出每洗1,000万元提成300万元优厚条件的事情(了解这位领导黑幕的四个人,三个已经不在人世),当律师通过看守所干警让袁宝璟在会见笔录上签字时,看守所竟然找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让袁宝璟在这份笔录上签字。

无奈之下,卓玛只好在北京长安公证处的公证下,将这些举报材料寄、送至辽宁省有关领导和部门。

据网民在论坛上贴的资料显示,辽宁省常委及政法委书记李峰在港上市的公司名称是,锦恒汽车安全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地址位于香港干诺道中55号鳄鱼恤大厦二期12楼1203室。主要业务为于中国生产及销售汽车安全产品。李峰本人是公司的主席兼执行董事。

同时由于此公司的名称与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的名字(绵恒)看起来很相近,被网民质疑是否与之有关系。

当时这个案件草草结案,惊动了大陆民众,他们纷纷质疑:

1、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必须灭口呢?线索如下:油田,香港上市公司,伪钞,贩毒。

2、袁老大及其兄弟为什么会被全部灭口呢?因为抖落出几百亿的油田向某些人暗示什么东西。这些钱可以判定肯定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替别人运作的。这又是另一条线索:洗钱。

3、谁人会把伪钞和贩毒的钱用油田和香港上市公司洗干净呢?而且还部份通过一个边境省份的政法委书记?答案只有一个,这个边境省份过去的那个国家的KING氏家族(编者注:估计应该是北韩)。

4、下手这么狠应该是高层达成共识了,不存在什么政治斗争,因为这事抖落出来的后果那是相当严重的。

5、从袁老大最后的哀号“我不服,我要检举!”看来,做掉汪兴也很可能是背后有人指使,然后达成某种交易。

6、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咱们ZF的一贯做法,用完就抛弃。这也是生在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之一。

7、袁老大最大的失误是不该提前抖落出油田的事,更不该把政法委书记也捎带上,事关国家战略和安全,给谁也不中。所以高层才不顾一切,不管证据看起来怎么不足,不管事实看起来怎么混乱,也不管民众怎么议论纷纷,赶紧下手。

当然,能公布成这个样子,高层应该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高层最大的底线,是给你袁家留一半个活口,但前提是这伙计对这事介入不深,也就在外围跑跑腿打打杂。打虎亲兄弟,连锅端也可能是亲兄弟。

袁宝璟举报辽宁政法委书记李峰 曝光江家帮的罪恶链条

从袁宝璟的这段旧案可摸索到整个江家帮的罪恶链条,这其中当然包括曾任中石油总经理周永康,被视为石油垄断集团头子之一; 薄熙来在辽宁任省长和辽宁副省委书记的时间是2001年到2004年, 后来突然被上调到中央当了商业部长;而李峰于2002年5月至2011年末任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帮”军队中的代言人徐才厚,等等。

正是袁宝璟被执行死刑的同一年2006年,辽宁瓦房店一位老军官曾向《大纪元》披露辽宁政府官员与军方勾结的黑幕。老军官披露,前党魁江泽民与军阀、官僚相互勾结统治下的恐怖政治和血腥杀戮令神州大地一片阴霾。他们早已恶贯满盈,历史已将他们订在耻辱柱上,等待他们的是正义的行刑。

据老军官披露,参与在“六四”中镇压学生的徐才厚(辽宁瓦房店市长兴岛人)连连高升是江刻意培养的黑手党。他上台后不折不扣的执行党魁江泽民的路线,以辽宁为基地,军队参与加大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力度。徐才厚还在国内大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煽动国民对美、日国家的仇恨,主张对台动武。

据老军官透露,薄熙来等是镇压法轮功的首恶分子,薄熙来不惜花费大量钱财修建辽宁省的各大监狱,加大力度打压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

至此,东北亿万富豪袁宝璟举报的政法委书记李峰身后是一个庞大的迫害法轮功的江家帮,当然他虽然身缠万贯,也终究没逃过这帮中国最大的黑帮组织的追杀。

而江系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真正的罪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是突破了人类底线的最可怕的一种罪恶,至今在大量事实面前,因为它太超出正常人能承受的底线,因此还有很多人不愿去相信这个真相。

中共“血债帮”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2006年进入高峰期。

江家帮、 辽宁帮的核心秘密

李峰于2002年5月至2011年末任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积极配合江氏犯罪集团公开镇压法轮功。此人直接操纵、指挥辽宁省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乎全程参与迫害法轮功,导致该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早在2003年,李峰已被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并在明慧网恶人榜榜上有名。

追查国际资料显示,周永康于1999年12月至2002年12月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极力推动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周永康被川人私下叫“人权杀手”。他在四川的几年中,使得四川这个拥有近亿人口的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据法轮功学员指控,在薄熙来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的2001至2004年,正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期。而在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涉嫌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

自1999年至2003年,薄熙来任职大连市市长、辽宁省委副书记和辽宁省省长期间,积极主导迫害法轮功。使辽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至今至少有777人被海外人权组织证实遭迫害致死。薄熙来还积极筹建大型监狱设施,其中包括以残酷著称的马三家劳教所。

18名女法轮功学员被脱光衣服投入男牢房

据海外人权组织报导,2000年10月,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的警察,将18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任其强奸,导致至少五人死亡、七人精神失常、余者致残。此事件在国际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法轮功指导人依循“真、善、忍”修心,马三家恶警还叫嚣:“什么是忍?‘忍’就是把你强奸了都不允许上告!”许多女学员告诉亲人:“你们想像不到这里的凶残,邪恶……”其中一个年轻的未婚姑娘被强奸怀孕,目前孩子已经十多岁了,还有被摧残的女学员至今仍处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中。

在马三家劳教所,这样的暴行几乎天天发生。女法轮功学员齐玉玲被电棍电乳头,张秀杰被电棍电、打,还被电阴道部位,被电得昏死过去。王曼丽被电棍电到失去知觉,李小燕被管教用四个电棍电她的头、脚心,把她的肉都电糊了,逼她转化……

薄案“活摘”真相被曝光

去年薄熙来案被曝光之际,大陆最大搜索引擎之一的百度,惊现大量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真相图。百度图片搜索解禁了关键字“活摘”、相关搜索则出现“活摘器官”、“薄夫妇活摘器官”、“王立军活摘器官”等。而薄熙来案的关键也是中共高层至今不敢面对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当输入“活摘”关键字时,百度内显示出很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内容,包括器官来源、从死囚犯到法轮功学员、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演变过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匹配模式、罪恶的交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大卫‧乔高经过大量独立调查分析,二零零六年公布了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并得出结论,中国大量被用来移植的人体器官是从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身体上掠取的,这种罪恶今天仍在继续。

根据公开的数据,该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该报告收集到了能够证明指控的几十类证据。

王立军、薄熙来案后,中共劳教所黑幕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广泛曝光,而薄熙来当时主政的辽宁省是全国首创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的省份,其罪恶之大直接冲击中共政权,清算中共政权及江泽民集团及政法委的罪恶已成为时代大趋势。

中共海外特工白兰助刘醇逸参选 江派特工曝光


大纪元获悉,中共海外特工、美国旧金山中华总商会的核心人物白兰(Rose Pak)目前在美国侨社活动,为刘醇逸参选运作。(大纪元)


【大纪元2013年03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黄云综合报导)纽约市主计长刘醇逸宣布参选纽约市长。中共动用资金和海外特务机构及特工人员暗助刘醇逸参选纽约市长。大纪元获悉,中共海外特工、美国旧金山中华总商会的核心人物白兰(Rose Pak)目前在美国侨社活动,为刘醇逸参选运作。
  
白兰一直被媒体曝光是中共在美国旧金山安置的“特殊人物”,曾被美国FBI 调查过。在去年旧金山市长选举中,更因涉嫌干预选举的政治权力的幕后交易而被呼吁要求接受调查。美国纽约时报曾曝光白兰通过政治运作制造旧金山市长的丑闻。
  
刘醇逸和白兰在中共的后台是江泽民、周永康和曾庆红。中共在幕后策动让刘醇逸参选纽约市长的目的是让刘醇逸在美国政界替中共发声,同时输出中共对法轮功的仇恨政策。

白兰助刘醇逸参选白兰曾安排中共帮凶到纽约参与法拉盛暴力攻击事件

3月17日,刘醇逸宣布竞选纽约市长。此前,他曾向加州侨团声称,竞选纽约市长需要8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

《中华商报》在报导2009年刘醇逸竞选到加州侨团募款的文章中披露,刘被问及是否尚未正式宣布参选纽约市长时,刘醇逸说,没有所谓正式宣布参选的问题,重点是要先做好准备。他自己透露需要侨团帮助竞选经费,并称需要800万美元竞选经费。

大纪元获悉,美国加州旧金山中华总商会的核心人物、江泽民密友白兰目前在美国侨社活动,为刘醇逸参选纽约市长运作。

震惊世界的法拉盛事件,白兰在江派周永康、曾庆红等授意下,直接调动和安排旧金山一些中共帮凶,亲自到纽约法拉盛参与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当时白兰就在刘醇逸的背后策划法拉盛事件,刘醇逸则安排在前台--即在公开场合和美国政界造谣和偏帮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帮凶。今天,白兰又亲自上场,直接在帮助刘醇逸竞选。

美媒揭白兰政治权力交易丑闻

中共在旧金山豢养的政治工具白兰,为让中共能更加掌控旧金山,积极进行幕后政治交易。曾被《纽约时报》曝光通过政治运作来制造旧金山市长的丑闻。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的文章《李孟贤的蜜月期结束了》中也曝光了白兰涉嫌参与政治权力交易的丑闻。

当年10月22日,旧金山FBI收到旧金山市长候选人柯里尔(Paul Talcott Currier)的重罪投诉,要求对白兰力顶的市长参选人李孟贤阵营的涉嫌非法获取选票的行为进行调查。柯里尔认为,这些非法竞选赞助活动是有组织的犯罪,以征集非法竞选捐款,而这些非法捐款和用非法基金建立的中国城人行道的非法投票站,都是为了窃取选票。而这些行 为明显违反相关反腐败法条(18 U.S.C.A. section 1961 et seq),及诈骗和腐败相关的RICO联邦法条。
  
一位在旧金山唐人街住了近三十年的老侨领(老报人)私下透露,白兰早就是中共特务,一直是拿中共的“好处”在给中共办事。

以前旧金山的华侨大多偏向中华民国而反对中共,中华总商会里挂的是青天白日旗和美国国旗,每年双十节还要搞庆祝,不过自从白兰进入后,几十年里她一直设法竭力搅局,致使台湾侨界四分五裂,亲共势力不断抬头,总商会后来挂上了中共五星旗。

尽管李孟贤当选旧金山市长,但FBI对白兰的调查却没有停止,反而进展加快了,他们意识到一个市长身边的中共特务将对美国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

中共策划刘醇逸成在美国政界的中共代理人
  
刘醇逸3月宣布竞选纽约市长,令全球政治家担忧的是,美国重要城市的市长选举,背后却有一只来自中共的黑手。
  
刘醇逸竞选的特点是经费充足。2002年,刘醇逸首次竞选市议员,其募集的竞选经费拔了头筹,出乎意料的多出第二排名一大截。中共控制的大陆社团与各大商会在使馆的指令下,积极为刘筹款、甚至不惜违背美国法律。
  
刘醇逸与纽约各同乡会联络密切。很多同乡会的头目都是从中国大陆用投资等各种方式定居美国的前中共人员。中共每年通过投资移民等方式,向美国等西方社会派驻大量特务,到当地社会建立各种社团组织,迷惑海外华人,组建特务机构。

中共策划刘醇逸参选是为让刘在美国政界做中共的代理人,替中共办事,腐蚀美国政界,特别是输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
  
刘醇逸首次当选后,对法轮功的态度就立即转冷,法轮功学员的面见请求石沉大海。很多其他议员也时常得到刘的“忠告”,害怕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会惹上麻烦。
  
外界普遍看清刘醇逸的政治立场是在2008年法拉盛事件之后。2008年纽约法拉盛唐人街曾发生暴力围攻法轮功学员事件,当时连续几个星期发生中共特务攻击和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该行动由周永康派其副手策划和指挥。
  
在法拉盛事件过程中,当时的州议员杨爱伦、市议员刘醇逸不仅没有捍卫美国自由价值,还全然不顾美国法律,不顾良知道义,公开支持中共暴徒。从那以后,中共为刘醇逸的选举更是不惜余力的扶持资助。 
  
美国守护者同盟主席卞和祥在分析中共如何在媒体、司法程序上帮刘醇逸躲避竞选纽约市长的难看之处时表示,它之所以这样赤膊上阵,主要是奉了中共的命令,为中共服务。

刘醇逸与江派周永康捆绑在一起 周永康面临清算

近年来,刘醇逸与北京周永康在海外所部署的特务与特务组织关系密切,其中主要联络人之一就是侯佳的父亲、北京同乡会创会会长侯建利。

今年1月21日,周永康的副手朱一彪与侯建利一起向法拉盛中共帮凶李华红颁发“敢斗”奖。李华红受雇于中共特务组织,是专门对抗法轮功的法拉盛一家组织主席。在自2008年5月开始的法拉盛中共帮凶攻击法轮功事件中异常活跃,她因多次恶意人身攻击法轮功学员,数度遭起诉,目前仍有官司在身。

去年5月1日,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李华红就坐在侯佳和潘心武的身后。庭审结束时,侯佳步出法庭,与其律师走在前面,侯建利在侯佳的身后,而李华红则紧跟在侯建利的后面。

法拉盛事件之前,刘醇逸就跟中共官员走动密切,2007年3月他还访问了北京和山东,拜会了中共负责在海外安插特务的国务院侨办负责人。当年,刘醇逸的中国行就是去了山东同乡会会长吕成锐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吕成锐的势力范围就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庆红直接掌控的特务组织。

白兰和刘醇逸的中共靠山已失势

旧金山一直是中共上海帮江泽民派系活跃和投资的地方,此前上海市政府的很多机构与企业与旧金山市各方面往来密切。周永康政法委在旧金山的特务基地要远大于美国其他城市。为了在纽约制造围攻局面,白兰在江派周永康授意下,从旧金山专程用大巴士派人。去年6月旧金山中国城发生多起中共特务殴打、侮辱和陷害法轮功学员事件,与四年前法拉盛事件中暴徒的手法完全相同。
  
白兰和刘醇逸的中共靠山已失势。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表示:“白兰和刘醇逸的中共靠山在最近中共换届选举中失势,现在高调在美国社会上鼓噪,是做垂死挣扎。”
  
刚刚结束的中共两会,高层权力在江派被全面清洗中过渡。在这次中共国务院机构变动中,江派的贪腐大本营铁道部被砍掉,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站台的卫生部也被砍,同时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被免去职务,而黄洁夫是卫生部关于器官移植的对外发言人,是中共器官移植的“掌门人”。

中共国务院九个部委部长翻新,江派被清洗。江派的原外交部长杨洁篪、国防部长派梁光烈、商务部长陈德铭等纷纷出局。新换上的九部委部长几乎都是胡、温、习的人马。江派徐才厚和郭伯雄被踢出军委。李源潮以非中共政治局常委身份从江派阵营刘云山手中拿走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

周永康掌控的政法委大换血。多地的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被抓或者自杀。习近平正在全面收复中共安全部,周永康在海外的秘密特工,随周永康、薄熙来失势,正面临清洗。

在美国,中共靠山失势的白兰和刘醇逸等也是面临FBI调查。
  
刘醇逸非法筹金也处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切关注下。据《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报导,刘醇逸正面临多项调查,其中包括:FBI调查其是否涉入外国政治献金的“权钱交易”、联邦大陪审团调查其是否违反联邦电汇欺诈法和阴谋法、纽约市竞选财务委员会调查其135万元竞选相对基金的正当性。

2011年11月16日,联邦当局还逮捕了纽约福建同乡会副主席潘心武。潘心武是纽约市主计长刘醇逸的主要筹款人之一。
  
FBI多年前已经对白兰进行跟踪调查,一旦证据充足后就会提起诉讼。当地华人也表示,白兰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一位在旧金山唐人街住了近三十年的老侨领说,白兰做了太多坏事,“白兰的归属一定是进监狱”。

白兰是中共在旧金山豢养的特务
  
白兰与江泽民关系甚密,其中内幕交易外人难以知晓。旧金山市也成了上海的姐妹城市,从而沦为江派人马在海外一大窝赃据点。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人员曾透露,白兰是他们在旧金山打压法轮功的工具。
  
1999年中共开始血腥镇压法轮功之后,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就举办揭批法轮功研讨会。2000年法轮功学员在华埠花园角发资料时遭歹徒殴打,律师约翰‧道林表示,被警察拘捕的歹徒嫌犯找白兰帮助得以获释。
  
2001年,白兰在陪同美国旧金山前市长布朗访华时受到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接见,江对她成功阻挡旧金山当年通过支持法轮功人权议案大加奖赏,其一行因而得到下兵马俑第三坑等特殊待遇,这种待遇属于元首级款待,《星岛日报》当年11月23日报导。
  
2002年6月,旧金山市议员戴立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白兰长期在旧金山当地政治竞选中筹集资金助选,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重要政治人物,她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与中共同出一辙。
  
2006年,中华总商会在白兰的操控下,公开在中国城的新年街会上摆摊位征集民众签名反对法轮功参加新年游行,并在多家中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发表联署声明。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人员曾透露,白兰是他们在旧金山打压法轮功的工具。
  
2012年6月10日发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共帮凶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一名身着红衬衣的华裔男子站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华盛顿街与都板街的东北角处街角高处大声咒骂法轮功。几名法轮功学员在街角手持展板向过路市民讲述中共十三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旧金山中共帮凶殴打法轮功学员是法拉盛事件翻版,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控制国安及“610”的特务,在镇压法轮功的13年来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至美国。

据中共中央侨办的官员私下透露,近十年来,在海外能公开替中共执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所谓“侨领”,基本上都是中共在海外的特务。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官员透露,FBI早已认识到中共对美国的间谍攻势十分严峻。如洛杉矶侨领熊德龙、陈文英、罗文正等人的司法搜查和间谍案起诉,全美数十起大陆华人涉嫌的各类间谍案件。FBI还表示,中共在美国设立的“学生会”、“商会”、“联谊会”等侨团组织,很多涉嫌在美国本土为中共完成特殊的政治任务。

(责任编辑:姚久仁)

最不可思議:溫家寶90歲母親“絕對富有”

《調查》雜誌社特約記者 馬良

在 溫家寶家族發財的人中,最不可思議的是,溫家寶90歲的母親楊志雲“絕對富有”,僅她名下一項對中國一家大型金融企業的投資5年前的價值就達1.2億美 元,儘管她本人是否知情仍不清楚。就連專門研究溫家寶的作者余傑也表示,《紐約時報》的報道讓他眼睛一亮的地方,是溫家寶高齡90歲的母親也涉入其中,一 些微博用戶甚至調侃楊老太太可能是中國90歲以上最有錢的人。

總理溫家寶的母親楊志雲曾是一名教師,2012年,溫家寶在講演時中他的童年是在“貧窮、混亂和飢餓”中度過的,這等於說楊志雲曾是一位非常貧窮的中國婦女。

自 《紐約時報》關於溫家寶家族財產的報導一刊登,對其材料來源的質疑和傳聞持續不斷。據《外交政策》博客《護照》(Passport)10月27日報導,有 微博用戶質問《紐約時報》的立場,質疑他們是不是“被毛主義的支持者收買”。也有人表示,看到《紐約時報》的報導標題後,直覺反應是認為中共各方都在採取 最後的行動鞏固自己的位置。更有一些人認為《紐約時報》在這場政治鬥爭中被利用了:“這次紐時真的不懂中國——太像傀儡了。”


溫家寶

不 願透露姓名的一家中國商業報道媒體的負責人對德國之聲分析說,《紐約時報》記者應該是在得到系統報料的前提下,進行了長時間的專業調查之後,寫出了這篇報道。這位負責人說,中國普通人的家庭成員情況,通過查詢戶籍信息可以獲得,但是這個戶籍管理系統對中共省部級以上的官員都嚴加保密,要想確認政治局常委家 庭成員的姓名都非常困難,更不用說家庭成員的親戚了。因此,《紐約時報》这次應該是得到了某種幫助,甚至是一個系統性的材料。更有中國海外媒體宣稱,有消 息顯示在《紐約時報》報導的前兩三天,許多外媒皆收到成疊的關於溫家寶財產內幕的材料。

例如,博訊網10月23日報道說:

【對溫家寶發起媒體立體攻勢,保守派18大前最後的瘋狂?

最近,有數家海外華文媒體收到有關溫家寶的重磅爆料材料,同時,數家美國的英文主流媒體也收到溫家寶家族的詳細材料。這個現象讓人警覺,這是繼6到9月期間對習近平進行媒體抹黑攻擊未遂後,保守派在十八大前發起的對溫家寶的新的一輪立體媒體戰。

據分析,這是6~9月對習近平進行媒體抹黑攻擊未遂後,在十八大前將矛頭再次指向溫家寶的新的一輪立體媒體戰。從這些報料透露出的謠言和做法可以斷定,背後保守派的操作者其手法如出一轍。

分析顯示,保守派的媒體抹黑做法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 長期精心準備、材料詳盡,有國家部門與工作人員捲入。比如,據彭博社透露,該新聞機構收到曝光的所謂習近平家族的材料有1000多頁,其中把習近平親屬的 公司報表都收集完全,甚至還有親屬的個人身份證複印件、家庭住址照片等,還有數年前共事人士的所謂證據、證言。其它媒體收到的多份材料,有的也達三、四百 頁厚,可見攻擊者下了很大功夫有備而來,這點,估計以寬厚著稱的習近平本人也是始料未及的。

這次攻擊溫家寶材料也是非常詳盡,其中包括了溫家寶兒子溫雲松曾任職公司的所有報表,連月報都有,由此可見,如果國家機器中沒有人配合,拿到這些保密材料是不可能的。

二、 故意誤導,在材料中混入似是而非的假證據,並且無限誇張。比如,彭博社對收到的關於習近平和親屬的1000多頁材料中,雖然這些材料力圖誤導造謠說習近平 家族斂財數億美元(註:“數億美元”之說完全是張冠李戴、子虛烏有、純屬虛構,把合資公司對方母公司的資產也算進去了),但彭博社進行了反覆的調查和分 析,之後不得不承認,這些材料不能證明習近平曾用個人權力幫家族謀利,沒找到習近平家族任何不正當經營的證據。彭博社為此在報道中不得不指出,在世界各地 領導人的家族正常經營也是得到法律保護的。

這次爆料溫家寶的材料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將一些似是而非的人造假成溫家寶家族的持股人,對媒體進行誤導,並將他人的財產轉嫁到溫家頭上,試圖引起轟動效應。

三、多媒體、全方位:同時向英文主流媒體和海外華文媒體報料,謀求立體進攻的效果。

在 6~9月期間,海外多家媒體收到精心準備的攻擊習近平的黑材料達數十份,但是經過彭博社報道發現被利用的教訓,媒體和公眾認識到背後有黑手操作,彭博社的 報道反而證明了習近平的清白,再加上海外某民間人士的斡旋努力,媒體不再充當中共黨內某些保守勢力抹黑習近平的打手。】

鑒於對《紐約時報》這篇報導的消息來源議論紛紛,猜測不已,《紐約時報》在10月29日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為“《紐約時報》如何調查中國公司?”的文章,算是張大偉10月26日撰寫的調查新聞的補充說明。

文章說,中國資訊不透明的體制並不是完全密不透風,可以通過僱傭律師事務所或諮詢公司代為申請查看公司及財務資訊,通過合法花錢購買,《紐約時報》獲得了上千頁資料信息。(《調查》特刊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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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如何貼上習近平:慰問母親,頌揚父親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程恭羲

  張德江雖然在一般人眼中被視作江澤民所信任和提拔的人,但是,他也並不忽略與黨內其它派系的聯絡。就在張德江離粵到京之後,一本頌揚已故中共領導人、現任政治局常委習近平之父習仲勳的著述《習仲勳主政廣東》,2007年12月19日在廣州舉行首發式。

  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在介紹該書出版經過時表示,2004年2月,她曾致函張德江,希望廣東省委支持《習仲勳傳記》下捲廣東部分的編撰,隨後,4月1日, 張德江在珠海會見齊心時,承諾大力支持。這本書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張德江爲該書作序。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對該書的出版作出批示。與會者中還有胡耀 邦之子、原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胡德平,原公安部副部長朱恩濤等習仲勳的生前好友。

  據與會人士回憶,習仲勳在廣東省委書記任內曾經講過,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上去了,會超過香港。此話引起中央的關注,鄧小平因此非常支持廣東的改革開放。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當初促使張德江拍板出版《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有諸多因素,比如說,張當時主政廣東,所扮演的角色跟習仲勳差不多,張希望借 此宣傳廣東,同時也給自己加些“政治分”。但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張與習近平的關係的確“不一般”,雖然兩人在工作上沒有任何交集,但“浙江情結”却讓他們 走得很近。

  2002年11月21日,浙江省委召開全省領導會議,宣佈中共中央關於浙江省委主要領導職務變動的决定。中共中央决定,張德江不再兼任浙江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習近平任浙江省委書記。

  張德江在告別浙江的講話中也稱讚說,習近平是一位優秀的領導幹部,他政治成熟,年富力强,經歷過多級領導崗位的鍛煉,具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工作經歷和領導經驗,他是任省委書記的合適人選。


  張德江在溫州召開動車事故現場會。

  習近平則在就職“演說”中,也“惺惺相惜”地說道:在這四年裡,張德江團結帶領省委一班人,創造性地確定並實施了一系列符合浙江實際的戰略决策和重大舉措,有力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開創了浙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儘管此類官話屢見不鮮,但從習近平掌管浙江後,並未對張德江當政時所制定的戰略决策進行大刀闊斧的調整,而是在張打下的基礎上推出了“浙江模式”。有 評論人士稱,因此,習與張的政治關係因浙江而變得“密切”起來。習近平不但未否定前任,而且還給予肯定,這讓調到廣東後就爭議不斷的張德江,對習很是感 念。所以,當習近平的母親提出要出版習仲勳文集時,張德江便立即拍板,並親自作序。

  習張的這些交集和關係互動都表明,張德江是一個可以讓習近平接受的人物,至少這位中共王儲不會排斥張,更何况兩人都被視爲江派人馬,都跟江澤民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像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一樣,張德江的個人生活也很神秘,其家庭成員更不被外界所知,要不是2008年3月“兩會”期間有媒體披露了“夫妻檔同時亮相‘兩會’”,老百姓恐怕至今還不知道張德江的夫人是個“女强人”。(《明鏡月刊》38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四川壤塘县一藏妇自焚身亡 地方寺院及藏民表哀悼

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30岁妇女格吉于星期天为抗议中国当局对藏高压政策,在该县壤塘大寺附近自焚,当场身亡,成为中国藏区第110位自焚藏人。目前当地寺院和藏民正为自焚亡者举行祈福超度法会,表达哀悼和声援。

居住在四川阿坝壤塘县的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在当地自焚事件发生后向本台表示,星期天(3月24日)在阿坝州壤塘县再度发生了一起自焚抗议事件,自焚者当场过世。

“今天星期天地方时间下午3点到4点之间,一位名叫格吉的妇女在壤塘县中壤塘乡自焚抗议,因火势过猛,她在自焚后不久当场过世,幸好她的遗体没有落到中共军警的手中。”

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觉囊福利协会会长仓央嘉措星期天向本台表示:“自焚者格吉现年30岁,她于24号星期天地方时间下午约3点30分在位于壤塘县中壤塘乡境内的觉囊派寺院‘壤塘大寺’附近自焚,以抗议中国政府长期在各藏地实施的高压统治政策,而献出了生命。”

仓央嘉措表示,根据当地藏人透露,格吉的遗体被送入寺院祈福。“格吉自焚身亡后,当地藏民为了不让军警抢走遗体,立即将其遗体抬进觉囊壤塘大寺中,由寺院僧人主持,正为她举行着祈福超度法会。”

仓 央嘉措说,至今壤塘县共有五位藏人自焚,而他们五人属于同一个乡,都在相同的地点自焚。 “18岁的学生朗卓于去年2月19号自焚身亡,25岁的曲帕嘉和24岁的索南在去年4月19号一同自焚身亡,33岁的妇女日玖于去年5月30号自焚身亡, 而最新自焚的格吉成为在壤塘县的第五位自焚藏人,也是其中的第二位妇女。他们五人是同乡,都是在中壤塘乡的觉囊壤塘大寺附近自焚。”

仓央嘉措表示,壤塘县之前自焚身亡的妇女日玖遗下三个年幼的孩子,这次自焚身亡的格吉也遗下四个年幼的孩子。“格吉的父亲名叫曲丹、母亲名叫巴日,她的丈夫名叫珠贝,两人育有四个孩子,最大的不到15岁,最小的约5岁,分别是德南、布琼和索布三个儿子和小女儿普姆琼。”

一位近期流亡抵达印度的四川阿坝壤塘县藏人向本台表示,据刚刚获得的消息说, 壤塘妇女格吉自焚身亡后,不仅同乡寺院为她祈福,连其它村落的藏人都表达了哀悼和声援。

“格吉自焚至身亡的时间是今天3点到4点之间,之后觉囊壤塘大寺为她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附近的曲塘寺也她举行了破瓦法佛事仪轨进行超度。另外县下方的南木达乡境内,藏民关闭所有商店和饭馆,向自焚亡者格吉进行哀悼、祈福和声援。”

这位不愿透露名字的消息人士说:“星期天的这起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立即在整个壤塘县,特别是自焚之地中壤塘乡增派大批军警进驻,现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根据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统计,自2009年2月至今,在西藏自治区及周边藏区已有110名藏人自焚,其中92人过世。自1998年4月至今,西藏境外的流亡藏人社区有6名藏人自焚,其中3人过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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