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9年通过网络向深圳市纪委信访办公室，举报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社会处一名处长（至少在2000年在那里任职）索贿和家中藏有大量赃物的事情。我是实名举报的，举报的时候，我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住址和电话以及电邮地址。
一年以后，我打电话去查询。纪委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还能马上想起我在一年前举报的案子。她的回答是，找不到我举报的人。所以，不查下去了。
我告诉她，有问题的政府官员逃到国外，中国政府也追查，应该追查下去，何况那人就在深圳市。但是，对方执意不查了。从此。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我到深圳市的一些新闻网站上去搜索，发现新闻机构有不少那位被举报官员的新闻报道，那个被我举报的官员到处作报告，布置政府工作，出席一些政府部门举行的仪式。我感叹，只要信访办公室上网搜索一下就可立即知道被举报的官员到哪里去了。
那个贪官在2006年任职深圳市盐务办公室主任。后来到深圳市金融联培训中心任董事长。
最近，我听人说，习近平上台后狠抓反腐败。我又想去过去举报的事情。打算再次实名举报。可是，这一次更想不到，无法举报。深圳市政府提供的举报电话永远也没有人接听。每天24小时，无论你何时打深圳市纪委信访办公室的电话0755-82100171或深圳市监察局信访办公室的电话0755-82104384，总是无人接听。
还有一个举报电话0755-12388，是深圳市政府设立的，打进去以后发现是个自动转接总机，然后可接通深圳市纪委信访办公室、各个区纪委的信访办公室，如福田区纪委信访办公室、龙岗区纪委信访办公室等。不管你转至哪一个办公室，总是无人接听电话。有一个电话直接变成传真机。
反腐败的举报电话永远无人接听。我猜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一个腐败案子已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政府就会去查。比如，前一段时间一个上海法官集体嫖娼的案子被人在网上视频曝光，政府就不得不查。如果不查，政府的公信力全无。如果一个案子没有被暴露，即使有举报也不查。
腐败具有杀伤力的原因是会暴露，然后公众会质疑政府。如果不暴露，腐败对政府并无大的伤害。只要能掩盖起来就行。所以，政府部门即使接到举报，也不会查。只有老百姓把腐败案子揭露出来，让天下男女老少皆知，此时政府才会查处。
如果有网友不信我说的，你不妨用电话磁卡打一打我在上面给出的电话号码，你就会发现不会有人接听电话。所以，你也实际无需支付电话费。深圳市的市长和副市长一共近10人，每个人都在网上给出自己的电邮地址，方便与市民沟通。可是，你如果用那个电邮地址举报贪腐，永远也不会得到回应。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反腐败只是做一个样子。就像它制订了宪法以后也不执行一样。那些反腐败举报电话只是装政府的门面的东西。本人的确是被这样的门面欺骗了。所以，根本就不能对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当真。一切还是假的。
俞先生，万维博客
2013年10月26日星期六
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环球邮报：发怒的中国二奶比地狱之火还可怕
美国《环球邮报》10月17日刊登题为《中国：二奶的复仇》（作者本杰明·卡尔森）的文章，文章称“（中国）许多官员发现，“二奶”发起怒来比地狱之火还可怕”。但“靠这些曝光并不足以遏制中国系统性的腐败”。最终发出“反腐究竟要靠谁”的疑问。但作者同时安慰自己称“要是有人漏掉了，总会有被甩的‘小三’站出来揭发腐败情人的秘密”。
以下为原文：
在这个几乎每个腐败男性官员都有一两个甚至18个情人的国家，普通人很乐意时常看到某个玩弄女性的家伙遭报应。在中国，婚外女情人被称做“小三”、“二奶”，由于“小三”、“二奶”在政客中太过普及，甚至有人声称他们的爱巢正推升北京房价。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的研究显示，受处罚腐败官员中，95%有婚外情，六成有稳定的情人。
过去一年，许多官员发现，“二奶”发起怒来比地狱之火还可怕。问问前国家档案局副司长范悦就知道了。在4年多时间里，范悦花大钱跟年轻电视女主播纪英男调情，二人开始拍拖时纪才21岁。范决心了断关系并最终承认已婚后，跟许多被甩的“二奶”一样，纪英男在网上贴出令人尴尬的照片。被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一脚踹开的情妇则告诉记者，刘诈骗国有银行资产2亿美元，还伪造学历。重庆官员雷政富则在性爱视频广为流传后仕途崩盘。还有名山东官员写下跟老婆离婚娶“二奶”的承诺，这份承诺书神秘地出现在网上，没人知道是谁泄露的，但他娶“二奶”食言倒是一个提示。
当然，光靠这些曝光并不足以遏制中国系统性的腐败。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有人说中国各级反腐败机构还不如情妇。虽然是戏言，却包含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反腐败究竟靠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反腐改革作为执政核心要务之一。他承诺要苍蝇、老虎一起打，所谓老虎就高级官员。截至目前，他展现出了惩罚最恶劣犯罪分子的意愿。不过要是有人漏掉了，总会有被甩的“小三”站出来揭发腐败情人的秘密。
以下为原文：
在这个几乎每个腐败男性官员都有一两个甚至18个情人的国家，普通人很乐意时常看到某个玩弄女性的家伙遭报应。在中国，婚外女情人被称做“小三”、“二奶”，由于“小三”、“二奶”在政客中太过普及，甚至有人声称他们的爱巢正推升北京房价。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的研究显示，受处罚腐败官员中，95%有婚外情，六成有稳定的情人。
过去一年，许多官员发现，“二奶”发起怒来比地狱之火还可怕。问问前国家档案局副司长范悦就知道了。在4年多时间里，范悦花大钱跟年轻电视女主播纪英男调情，二人开始拍拖时纪才21岁。范决心了断关系并最终承认已婚后，跟许多被甩的“二奶”一样，纪英男在网上贴出令人尴尬的照片。被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一脚踹开的情妇则告诉记者，刘诈骗国有银行资产2亿美元，还伪造学历。重庆官员雷政富则在性爱视频广为流传后仕途崩盘。还有名山东官员写下跟老婆离婚娶“二奶”的承诺，这份承诺书神秘地出现在网上，没人知道是谁泄露的，但他娶“二奶”食言倒是一个提示。
当然，光靠这些曝光并不足以遏制中国系统性的腐败。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有人说中国各级反腐败机构还不如情妇。虽然是戏言，却包含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反腐败究竟靠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反腐改革作为执政核心要务之一。他承诺要苍蝇、老虎一起打，所谓老虎就高级官员。截至目前，他展现出了惩罚最恶劣犯罪分子的意愿。不过要是有人漏掉了，总会有被甩的“小三”站出来揭发腐败情人的秘密。
2013年7月4日星期四
四川一副镇长辞职 称每年4个月在维稳工资难糊口
28岁的四川泸州市某副镇长7月1日正式辞职。他在网上发了一篇辞职感言，自称任副镇长两年来，每年平均有4个月在维稳，只有4个月在干“正 事”。除工作压力大、收入低之外，还有“价值观”的问题。他至今都在思考：“有些维稳是真的维持稳定保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为了保帽子？”
辞职后，他表示将去做律师，并兼顾一些生意。他相信以自己数年的法院审判工作经验，两年的行政领导经验，较精的法律学识，能够做好法律服务。
辞职不是一时冲动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主动辞去官职？
副镇长：我并不是一时冲动，辞去副镇长官职和公务员身份是我权衡利弊做出的理性决定。主要是基于两点：基层工作事务繁杂，压力很大、很辛苦，短时 期内难以看到成效，光凭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什么；另一方面，收入很低，我的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钱，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新京报：你在辞职感言里说：这是个价值观问题，工作不能实现人生价值。你在当年主动竞选副镇长时的设想是什么？
副镇长：2006年本科毕业后，我在广州做了一段时间建筑工程项目，生活奔波不稳定。2007年通过招考进入法院上班，做了几年法官，后来竞选副 镇长成功。在我的理想中，法官、政府官员，都可以通过工作实现司法公正，为公民办好事，带领地方改善生活环境，勤劳致富。但6年的公务员生涯，我发现实际 情况并不是如此。
我工作非常辛苦，我周围的基层干部工作都非常辛苦，但是改变很缓慢，很难看到工作成效。比如我很重视交通问题，参与路网建设，工程开头了，却得不到推进，我挺失望。
每年只有四个月干正事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有辞职念头的？最终促使你做出决定是什么事？
副镇长：是今年1月份。长期积累下来的疲惫，让我心力交瘁。
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月份，我花大半精力盯着上访的刘氏兄弟，但最终我还是因为五人上访被行政警告处分。今年，我还多次到外地城市维稳。每次维稳都是放下其他工作，领导带队进村入户调解矛盾纠纷，监视重点人群流动，不胜其烦。
新京报：维稳占你工作多大部分？
副镇长：我不是专门做维稳的。我分管的领域有安全、依法行政、国土等，很多很杂，但维稳牵扯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总结下来，每年平均花4个月维稳，2个月搞资料应付检查，2个月是开会、学习等，最多余下4个月干正事。
新京报：维稳影响你工作吗？
副镇长：我被维稳牵扯了很多精力，时间被浪费了，我想做更多实事。至今我都在思考，有些维稳是维持稳定保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为了保帽子？
新京报：基层工作带给你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副镇长：我分管安全，从企业生产安全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要管。安全领域又是政府工作中最高风险点，即使兢兢业业干工作，保不准一个无法预见的事故就要被问责。
辞职为不让家人饿肚子
新京报：工作上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副镇长：我完全无法顾及家人。我儿子还不到一岁，妻子和我父母住在城市里，离我工作的地方有300多公里，每周回一趟家要坐4个多小时车。我经常是周六晚上回家，屁股还没坐热，周日早上又要赶回乡镇。从5月到离职前，我连续2个月都没有休假。
新京报：可以透露你的具体收入状况吗？
副镇长：我每个月到卡工资3046元，住房公积金422元，电话下乡补助400元，年底有几千元目标考核奖金。而我儿子一个月的花销是尿不湿4包，138元一包，奶粉四罐209元一罐。我不抽烟、不打牌、不自己买酒喝，生活还得靠父母救济一些。
我是个理性主义者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这6年的公务员生涯？
副镇长：我完全不否定这几年的公务员工作，收获了很多。在法院工作期间每年审判100多个案件，做副镇长也为老百姓干了一些实事。我不认为我是体制的反抗者，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个理性抉择。
新京报：你辞职在同事和家人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副镇长：一开始我的家人不同意，但是我把经济原因和他们说了，也理解了。领导也劝过我，要我别着急，慢慢来，事业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但我不想等了。领导最终尊重了我的个人选择。
本文来源：新京报
2013年6月22日星期六
李承鹏：投名状
北周的开国者、也是南北朝时期一大猛人，宇文泰，为一统天下曾遍访天下贤才。有天他遇到了号称有诸葛亮之才名的苏绰，向其讨教治国之道。两人一见如故，密谈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有些纳闷：“为什么要用贪官？”苏绰答：“无论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需要手下人为你卖命，可让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有好处，你并没有那么多钱，只好给权，让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得了好处，我有什么好处呢？”苏绰答：“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他就拼命维护你的权，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江山不就巩固了吗。”
宇文泰又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何还要反？”
苏 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你看，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 留听话的贪官。这样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其二、官吏只要贪污，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哪敢背叛你，只会乖乖地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驾御贪官的 法宝。如果你所用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要是不听话，你哪儿有借口除掉他。假使硬行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 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宇文泰大喜，苏绰忽反问：“如果你用太多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急急请教：“先生有何妙 计？”苏绰答：“这就是奥妙所在，加大宣传力度，祭起反贪大旗，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不好的只是那些贪官，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让民众知道社会出现这 么多问题，并非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对那些民怨太大的官吏，宰了他！为民伸冤的同时，再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不 负搜刮民财之名却得民财之实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才是权谋的最高境界。”
宇文泰如醍醐灌顶，十年用心用力，终成一时霸业。
当然，史书上只记载两人有过一次长谈却并无对话内容，并不知上述对话真实作者是谁、是否假托之文。但，这真是一个好的故事。
这 是一个好故事，却不是最早的好故事。差不多在宇文泰与苏绰对话发生的七百多年前，有个叫萧何的人与他的门客也有一次对话。那时萧何已月下追过了韩信，项羽 亦在乌江抹了脖子，刘邦正与异姓王最后一搏。为支持刘邦在前线打仗，萧何在后方大力督办后勤、安抚体恤人心，老百姓很拥戴他。有段时间刘邦特别爱打听萧何 在干什么，使者如实回答“安抚、体恤之事而已”。刘邦听后，沉默不语。
消息传到后方，门客大惊：“看来萧相国你不久便会满门抄斩了。”
萧何不解：“我克己奉公，何来满门抄斩之灾？”
门客：“自入关之后你便兴水利、办实事，深得百姓拥戴，身居相国之位竟从不贪污，还曾把家产拿出来以做军资，这就不合常规。老大屡次打听你在干什么，难道不是怕你借民心、民意图谋不轨吗。”
萧何深知刘邦性格，黯然：“如何？”
门客说：“你为什么不干点贱价强买强征农田、掠夺民财之事，以污自己名声，让老百姓都骂你，老大自然就放心了。”
萧何想了想，依计而行，强买民田及掠人钱财，竟至闹到群众当街举报的地步。刘邦接到探报，不怒反喜，班师回朝时指着萧何取笑：“你这个人，身为相国，跟小老百姓争什么争，啊，哈哈。”
萧何，遂得善终。
差 不多在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五百多年后，有个叫豹子头林冲的军事干部，因家庭冤屈，一把火烧了草料场跑到了梁山。那天白衣秀士王伦见他来投，说：“若要入 伙，需交投名状”。林冲本来以为就是填个应聘表格之类，却不料这投名状竟是让他下山杀人……纵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也知道，不杀不足以表明忠心，不交投名状就 是暗藏贰心。为示忠诚，于是下山与杨志杀得天昏地暗。幸好碰到了晁盖来到，才免得血溅五步。
当然，老晁后来也被投名状害了命。梁山众兄弟在继任大哥宋江的带领下，为向朝廷表忠心就与方腊激战，整体地交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投名状，几乎个个死得很难看。
帝 国几千年来的故事基本是这个样子：1、启用大量贪官，2、迫使少许清官变成贪官，3、如果你不想当官想落草，林冲会告诉你——官场是有编制的黑道，黑道成 为官场的预科班。总而言之是交出投名状。中国三千多年文明史，就是三千多年的投名状史。要烂大家一起烂，拆烂污成了入行的敲门砖。你混黑道不杀人，怎么证 明能跟兄弟们同生死；你混官场不贪钱，怎可能与同僚共患难。
差不多距宇文泰与苏绰对话一千五百年后，这个帝国又破获了很多必将载入史 册的案子，经查逾万官员拆了烂污，有枢密使坐拥很多存折、珠宝及很多女人，有户部侍郎账目异常，有兵部尚书锒铛入狱，最著名的是有江宁织造25年来贪污了 很多钱、很多房、以及长达17年卖官……如此波澜壮阔的贪，在检方提出轻刑的建议后，可真是充分贯彻了当年宇文泰和苏绰的会议精神，他俩从未远去，一直在 密室阐述：贪腐，是维护江山的必要手段，反贪，是贪腐一个必要的表演环节。很多人义愤填膺追问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发现这些贪官，早年又是谁提拔的贪官？可是 读了上面之后你得细想，在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人员是提拔而不是选举、上下级其实是人身附属关系的国家，擦烂污指数，就是忠诚指数的生动体现。不贪，不能 得以提拔。不贿，不仅不得重用。制度性腐败已耳熟能详，也许已是举国投名状。
还是看故事好玩：明熹宗不杀魏宗贤，而留给崇祯来杀；乾 隆不杀和绅，也留给嘉庆来杀。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这说明，先帝并不是从国法和道德来看这些贪官的，而把他们当工具来使用的。一代枭雄一茬狗，对于崇祯和 嘉庆，新一轮的投名状，用不着魏阉和不再细皮嫩肉的和绅来写了。
谁愿意带一条老狗去打猎呢。
我的祖国，总这么有深意，我的祖国，从没有一纸官民合同，通篇尽是投名状的禅机。
来源: 作者博客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有些纳闷：“为什么要用贪官？”苏绰答：“无论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需要手下人为你卖命，可让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有好处，你并没有那么多钱，只好给权，让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得了好处，我有什么好处呢？”苏绰答：“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他就拼命维护你的权，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江山不就巩固了吗。”
宇文泰又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何还要反？”
苏 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你看，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 留听话的贪官。这样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其二、官吏只要贪污，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哪敢背叛你，只会乖乖地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驾御贪官的 法宝。如果你所用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要是不听话，你哪儿有借口除掉他。假使硬行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 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宇文泰大喜，苏绰忽反问：“如果你用太多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急急请教：“先生有何妙 计？”苏绰答：“这就是奥妙所在，加大宣传力度，祭起反贪大旗，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不好的只是那些贪官，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让民众知道社会出现这 么多问题，并非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对那些民怨太大的官吏，宰了他！为民伸冤的同时，再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不 负搜刮民财之名却得民财之实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才是权谋的最高境界。”
宇文泰如醍醐灌顶，十年用心用力，终成一时霸业。
当然，史书上只记载两人有过一次长谈却并无对话内容，并不知上述对话真实作者是谁、是否假托之文。但，这真是一个好的故事。
这 是一个好故事，却不是最早的好故事。差不多在宇文泰与苏绰对话发生的七百多年前，有个叫萧何的人与他的门客也有一次对话。那时萧何已月下追过了韩信，项羽 亦在乌江抹了脖子，刘邦正与异姓王最后一搏。为支持刘邦在前线打仗，萧何在后方大力督办后勤、安抚体恤人心，老百姓很拥戴他。有段时间刘邦特别爱打听萧何 在干什么，使者如实回答“安抚、体恤之事而已”。刘邦听后，沉默不语。
消息传到后方，门客大惊：“看来萧相国你不久便会满门抄斩了。”
萧何不解：“我克己奉公，何来满门抄斩之灾？”
门客：“自入关之后你便兴水利、办实事，深得百姓拥戴，身居相国之位竟从不贪污，还曾把家产拿出来以做军资，这就不合常规。老大屡次打听你在干什么，难道不是怕你借民心、民意图谋不轨吗。”
萧何深知刘邦性格，黯然：“如何？”
门客说：“你为什么不干点贱价强买强征农田、掠夺民财之事，以污自己名声，让老百姓都骂你，老大自然就放心了。”
萧何想了想，依计而行，强买民田及掠人钱财，竟至闹到群众当街举报的地步。刘邦接到探报，不怒反喜，班师回朝时指着萧何取笑：“你这个人，身为相国，跟小老百姓争什么争，啊，哈哈。”
萧何，遂得善终。
差 不多在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五百多年后，有个叫豹子头林冲的军事干部，因家庭冤屈，一把火烧了草料场跑到了梁山。那天白衣秀士王伦见他来投，说：“若要入 伙，需交投名状”。林冲本来以为就是填个应聘表格之类，却不料这投名状竟是让他下山杀人……纵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也知道，不杀不足以表明忠心，不交投名状就 是暗藏贰心。为示忠诚，于是下山与杨志杀得天昏地暗。幸好碰到了晁盖来到，才免得血溅五步。
当然，老晁后来也被投名状害了命。梁山众兄弟在继任大哥宋江的带领下，为向朝廷表忠心就与方腊激战，整体地交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投名状，几乎个个死得很难看。
帝 国几千年来的故事基本是这个样子：1、启用大量贪官，2、迫使少许清官变成贪官，3、如果你不想当官想落草，林冲会告诉你——官场是有编制的黑道，黑道成 为官场的预科班。总而言之是交出投名状。中国三千多年文明史，就是三千多年的投名状史。要烂大家一起烂，拆烂污成了入行的敲门砖。你混黑道不杀人，怎么证 明能跟兄弟们同生死；你混官场不贪钱，怎可能与同僚共患难。
差不多距宇文泰与苏绰对话一千五百年后，这个帝国又破获了很多必将载入史 册的案子，经查逾万官员拆了烂污，有枢密使坐拥很多存折、珠宝及很多女人，有户部侍郎账目异常，有兵部尚书锒铛入狱，最著名的是有江宁织造25年来贪污了 很多钱、很多房、以及长达17年卖官……如此波澜壮阔的贪，在检方提出轻刑的建议后，可真是充分贯彻了当年宇文泰和苏绰的会议精神，他俩从未远去，一直在 密室阐述：贪腐，是维护江山的必要手段，反贪，是贪腐一个必要的表演环节。很多人义愤填膺追问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发现这些贪官，早年又是谁提拔的贪官？可是 读了上面之后你得细想，在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人员是提拔而不是选举、上下级其实是人身附属关系的国家，擦烂污指数，就是忠诚指数的生动体现。不贪，不能 得以提拔。不贿，不仅不得重用。制度性腐败已耳熟能详，也许已是举国投名状。
还是看故事好玩：明熹宗不杀魏宗贤，而留给崇祯来杀；乾 隆不杀和绅，也留给嘉庆来杀。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这说明，先帝并不是从国法和道德来看这些贪官的，而把他们当工具来使用的。一代枭雄一茬狗，对于崇祯和 嘉庆，新一轮的投名状，用不着魏阉和不再细皮嫩肉的和绅来写了。
谁愿意带一条老狗去打猎呢。
我的祖国，总这么有深意，我的祖国，从没有一纸官民合同，通篇尽是投名状的禅机。
来源: 作者博客
2013年6月16日星期日
泛华网专讯：中央档案局法规司副司长范悦被其包养的女主播实名举报
【泛华网2103年6月15日讯】中央档案局法规司副司长范悦被其包养的女主播实名举报。
被舉報者范悦当年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室副主任范悅，舉報者為中國旅遊與經濟電視台女主持、1987年6月出生的紀英男。紀英男在騰訊網上曝料说，她被范包養四年，范悦去年升官後始亂終棄，她不忿被玩弄怒而爆料。2009年她22歲時與范悅同居。期間他們生活極其奢侈，僅范悅給她的零花錢每天就有1萬元人民幣，4年来范悅花在她身上的钱有一千多万元。騰訊網除有紀小姐與范悅半祼相擁照外，還有一段據指是在海南三亞某酒店房內拍的視頻，片中只見范悦一人站在酒店的房間，全身只穿著內褲。畫面外一把年輕女子聲音叫范悦唱歌，此時范悦就開始用假音哼唱，並舞動赤裸的上身。纪小姐所发的微博也很快被删除，騰訊網的有關視頻也已被刪除。
另外，人民监督网也接到紀英男长近万言的举报信。纪小姐在信中指，2009年范悦与她相识时，自称已离婚十几年，又被谈了多年恋爱的女友背叛刚分手。尽管当时她22岁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时，时任中央办公厅法规室副主任范悦38岁，自称单身，两人年龄相差16岁，但她还是被范悦的甜言蜜语打动，同意筑巢同居。
公开信痛述范悦在她身上豪花的诸多细节，包括一次给她买6万多元（人民币．下同）一条裙、一个手袋和一条披肩；一次性花十几万买高档家用品；又先后花200万元给她买两部名车（宝马及保时捷）；承诺花2,000万给她买豪宅等。紀英男说：“09年7月他将我们的新家安置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丰桥公寓1座某室，月租9,000。并置办了十几万元高档家用品、家电等。2010年6月我们搬到东三环双井桥合生国际花园8号楼某室，房租每月8,000。”
直至前年6月4日，才揭发范悦有老婆，只是感情失和分居。但他以“要离婚娶她”、“再婚还要通过政审”等骗她等待。去年12月12日，升官为中央档案馆(由中央办公厅主管)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的范悦翻脸不认人，叫来一群商界朋友对她进行利诱恐吓，指她是“婊子”、要她“滚远点”。范悦拒绝见她，甚至给她回短讯骂她“过去都他妈可笑之极！都他妈的受够了！想怎么样奉陪到底！”
纪小姐称她曾向国家档案局局长投诉，局方回覆无权处置此事，着她向派出所报案。她哀求外界为她主持公道。她称含泪公布的视频和照片只是证据小部份，还有大量证据在手。
被曝的细节还有：“2009年12月底，范某带我买了一部车，先让我办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卡，他把钱放到那卡里，买了一部近70万的奥迪 A5。他说老婆先开着练练手，两年之内老公给你换辆豪车。2012年夏天，他给我在长安街保时捷中心订了一辆130多万的白色卡宴。”
“快过2009年的新年时，他带着我和姐姐在新光天地的普拉达专柜大概买了20多万的东西，成为了普拉达会员。他每天在我钱包里放现金，刚开始每天放一万，让我填补家用，买衣服，出去玩什么的。我家的一把菜刀就花了3000多元。”
纪小姐放出她与淫官范悦洗鸳鸯浴的照片。
而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是范悦与纪小姐和姊姊一男两女身穿睡衣同居一室，疑是范悦“一龙两凤”玩“双飞”。纪英男还放出狠话说：“这样的厅级官员道德沦丧！必须落马！他不得到惩罚之前我是不会死的。”
被舉報者范悦当年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室副主任范悅，舉報者為中國旅遊與經濟電視台女主持、1987年6月出生的紀英男。紀英男在騰訊網上曝料说，她被范包養四年，范悦去年升官後始亂終棄，她不忿被玩弄怒而爆料。2009年她22歲時與范悅同居。期間他們生活極其奢侈，僅范悅給她的零花錢每天就有1萬元人民幣，4年来范悅花在她身上的钱有一千多万元。騰訊網除有紀小姐與范悅半祼相擁照外，還有一段據指是在海南三亞某酒店房內拍的視頻，片中只見范悦一人站在酒店的房間，全身只穿著內褲。畫面外一把年輕女子聲音叫范悦唱歌，此時范悦就開始用假音哼唱，並舞動赤裸的上身。纪小姐所发的微博也很快被删除，騰訊網的有關視頻也已被刪除。
另外，人民监督网也接到紀英男长近万言的举报信。纪小姐在信中指，2009年范悦与她相识时，自称已离婚十几年，又被谈了多年恋爱的女友背叛刚分手。尽管当时她22岁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时，时任中央办公厅法规室副主任范悦38岁，自称单身，两人年龄相差16岁，但她还是被范悦的甜言蜜语打动，同意筑巢同居。
公开信痛述范悦在她身上豪花的诸多细节，包括一次给她买6万多元（人民币．下同）一条裙、一个手袋和一条披肩；一次性花十几万买高档家用品；又先后花200万元给她买两部名车（宝马及保时捷）；承诺花2,000万给她买豪宅等。紀英男说：“09年7月他将我们的新家安置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丰桥公寓1座某室，月租9,000。并置办了十几万元高档家用品、家电等。2010年6月我们搬到东三环双井桥合生国际花园8号楼某室，房租每月8,000。”
直至前年6月4日，才揭发范悦有老婆，只是感情失和分居。但他以“要离婚娶她”、“再婚还要通过政审”等骗她等待。去年12月12日，升官为中央档案馆(由中央办公厅主管)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的范悦翻脸不认人，叫来一群商界朋友对她进行利诱恐吓，指她是“婊子”、要她“滚远点”。范悦拒绝见她，甚至给她回短讯骂她“过去都他妈可笑之极！都他妈的受够了！想怎么样奉陪到底！”
纪小姐称她曾向国家档案局局长投诉，局方回覆无权处置此事，着她向派出所报案。她哀求外界为她主持公道。她称含泪公布的视频和照片只是证据小部份，还有大量证据在手。
被曝的细节还有：“2009年12月底，范某带我买了一部车，先让我办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卡，他把钱放到那卡里，买了一部近70万的奥迪 A5。他说老婆先开着练练手，两年之内老公给你换辆豪车。2012年夏天，他给我在长安街保时捷中心订了一辆130多万的白色卡宴。”
“快过2009年的新年时，他带着我和姐姐在新光天地的普拉达专柜大概买了20多万的东西，成为了普拉达会员。他每天在我钱包里放现金，刚开始每天放一万，让我填补家用，买衣服，出去玩什么的。我家的一把菜刀就花了3000多元。”
纪小姐放出她与淫官范悦洗鸳鸯浴的照片。
而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是范悦与纪小姐和姊姊一男两女身穿睡衣同居一室，疑是范悦“一龙两凤”玩“双飞”。纪英男还放出狠话说：“这样的厅级官员道德沦丧！必须落马！他不得到惩罚之前我是不会死的。”
2013年6月15日星期六
泛华网揭秘：曾庆红儿子3千2百万悉尼豪宅曝光
相关报道：泛华网人物系列
泛华网披露：悉尼豪宅确实属于曾庆红的儿子
【泛华网2013年06月15日讯】曾庆红儿子曾伟在澳洲悉尼的豪宅细节终于被泛华网挖掘出来了。
从豪宅看悉尼歌剧院
改建前的豪宅
这个豪宅有个专属名字，叫Craig-y-mor。曾伟2008年3月7日购买时的成交金额是$32.4m，就是3240万澳元。与以前传闻的不同，豪宅并不位于悉尼杰克逊港的北岸，而是在南岸的Point Piper。Point Piper是悉尼最豪华的居住区之一，位于悉尼歌剧院的东面。市政府的名称是Woollahra Council。悉尼市是悉尼国际都市的中心区，只有大约几公里的范围。Point Piper位于悉尼市的边缘。泛华网了解到澳洲行政划分是小市制，悉尼国际都市包括了几十个这样的小市。这个豪宅正面对着悉尼歌剧院和悉尼大桥，被悉尼地产界誉为具有明信片一样的风格。这个交易是澳洲有历来排名第3的最高纪录。
从谷歌的卫星图可以看出，这个豪宅的前花园包括一个游泳池。豪宅完整的地址是73-75 Wolseley Road, Point Piper, NSW 2027, Australia，也就是一块地占了两个街号。该豪宅位于街道旁的约两层楼高峭壁上。2008年购买时，为减少关注，购买者只有蔣梅一个人。成交时没有贷款，全额支付。但在2009年，纽州地契局（Land Title Office）注册上加上了曾伟的名字。泛华网注意到2008年时，曾庆红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
中间圆圈就是豪宅Craig-y-mor
比较诡异的是，泛华网在做调查时发现，谷歌地图上在73号前大约有70米的范围没有街景图。泛华网注意到谷歌地图上街景图并没有涉及到隐私；范围70米街景图被整个屏蔽，显示曾家的势力已经可以干预到谷歌的运作了。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试一下谷歌地图的街景图。
豪宅最初的占土面积是2600平方米，后来一分为二，现在的面积是1153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1960年代做过重大装修。1991年的成交价是$7.14 m。2005年自杀身亡的大名鼎鼎的澳洲犹太证券商Rene Rivkin在2001年以$10.7m得到该豪宅，并在2004年以$16.15m的价格出售给商人Ben Tilley。曾伟的妻子蔣梅正是从Ben Tilley手中购得。
成交时的样子
根据Woollahra市政府的重建申请资料，曾伟计划花$4.95m，也就是5百万澳元推倒重建。这个单一住宅的重建计划当时被认为是悉尼歷史上最昂貴的推倒重建工程。由于该豪宅是古迹，重建计划一度受到障碍，但在2010年圣诞节前夕终于获得通过。改建前这个豪宅有4间卧室，5个卫生间和6个停车位的车库。
改建时的样子
泛华网的调查还显示澳洲媒体Fairfax在2010年4月证实曾伟是以投资移民的理由移民澳洲的，并在2009年获得永久居民的签证。澳洲的永久居民的签证相当于美国的绿卡。蔣梅是前央視《影視同期聲》欄目主持人。曾伟、蔣梅和人和网的戴永革、戴秀麗在2006年11月24日在澳洲注册了一个公司，叫FRUIT MASTER INTERNATIONAL PTY LIMITED，公司号码是ACN: 122 843 298。戴秀麗是英国公民，被福布斯评为英国第15最富。
改建后建筑面积扩大了很多，已经没有了前面的花园，建筑直接贴着游泳池
曾庆红、曾伟和蔣梅的更多故事可见： http://panchinese.blogspot.com.au/2012/12/blog-post_6519.html
泛华网披露。
泛华网披露：悉尼豪宅确实属于曾庆红的儿子
【泛华网2013年06月15日讯】曾庆红儿子曾伟在澳洲悉尼的豪宅细节终于被泛华网挖掘出来了。
从豪宅看悉尼歌剧院
改建前的豪宅
这个豪宅有个专属名字，叫Craig-y-mor。曾伟2008年3月7日购买时的成交金额是$32.4m，就是3240万澳元。与以前传闻的不同，豪宅并不位于悉尼杰克逊港的北岸，而是在南岸的Point Piper。Point Piper是悉尼最豪华的居住区之一，位于悉尼歌剧院的东面。市政府的名称是Woollahra Council。悉尼市是悉尼国际都市的中心区，只有大约几公里的范围。Point Piper位于悉尼市的边缘。泛华网了解到澳洲行政划分是小市制，悉尼国际都市包括了几十个这样的小市。这个豪宅正面对着悉尼歌剧院和悉尼大桥，被悉尼地产界誉为具有明信片一样的风格。这个交易是澳洲有历来排名第3的最高纪录。
从谷歌的卫星图可以看出，这个豪宅的前花园包括一个游泳池。豪宅完整的地址是73-75 Wolseley Road, Point Piper, NSW 2027, Australia，也就是一块地占了两个街号。该豪宅位于街道旁的约两层楼高峭壁上。2008年购买时，为减少关注，购买者只有蔣梅一个人。成交时没有贷款，全额支付。但在2009年，纽州地契局（Land Title Office）注册上加上了曾伟的名字。泛华网注意到2008年时，曾庆红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
中间圆圈就是豪宅Craig-y-mor
比较诡异的是，泛华网在做调查时发现，谷歌地图上在73号前大约有70米的范围没有街景图。泛华网注意到谷歌地图上街景图并没有涉及到隐私；范围70米街景图被整个屏蔽，显示曾家的势力已经可以干预到谷歌的运作了。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试一下谷歌地图的街景图。
豪宅最初的占土面积是2600平方米，后来一分为二，现在的面积是1153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1960年代做过重大装修。1991年的成交价是$7.14 m。2005年自杀身亡的大名鼎鼎的澳洲犹太证券商Rene Rivkin在2001年以$10.7m得到该豪宅，并在2004年以$16.15m的价格出售给商人Ben Tilley。曾伟的妻子蔣梅正是从Ben Tilley手中购得。
成交时的样子
根据Woollahra市政府的重建申请资料，曾伟计划花$4.95m，也就是5百万澳元推倒重建。这个单一住宅的重建计划当时被认为是悉尼歷史上最昂貴的推倒重建工程。由于该豪宅是古迹，重建计划一度受到障碍，但在2010年圣诞节前夕终于获得通过。改建前这个豪宅有4间卧室，5个卫生间和6个停车位的车库。
改建时的样子
泛华网的调查还显示澳洲媒体Fairfax在2010年4月证实曾伟是以投资移民的理由移民澳洲的，并在2009年获得永久居民的签证。澳洲的永久居民的签证相当于美国的绿卡。蔣梅是前央視《影視同期聲》欄目主持人。曾伟、蔣梅和人和网的戴永革、戴秀麗在2006年11月24日在澳洲注册了一个公司，叫FRUIT MASTER INTERNATIONAL PTY LIMITED，公司号码是ACN: 122 843 298。戴秀麗是英国公民，被福布斯评为英国第15最富。
改建后建筑面积扩大了很多，已经没有了前面的花园，建筑直接贴着游泳池
曾庆红、曾伟和蔣梅的更多故事可见： http://panchinese.blogspot.com.au/2012/12/blog-post_6519.html
泛华网披露。
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
港媒分析：中共已为撤离中国大陆做好准备
【大纪元2013年06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郭惠综合报导）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当政后，大开“腐败治国”之门，导致大陆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中共各级官员几乎无官不贪。据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的研究显示：中共资金外逃已进行了10年，由2000年的1726亿上升至2011年的6029亿，共转移了3.7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截至2012年底的中国外汇储备，总计也不过3.31万亿美元。
近期港媒的评论文章说：唯－合理解释是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已腐朽败坏，百弊丛生，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脚下支持极速流失，内爆迫在眉睫，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港媒：中共正在准备后路
针对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香港《前哨》杂志6月号的分析文章说，没人察觉被搬走的钱已多得足以成立另一个新政府，纵使知道也没人能阻止。
根据目前资金大举外流的趋势，中共极有可能计划透过在国外开设巨型跨国集团而操控国内的资源、金融、通讯、工商各业，甚至控制传媒和深度介入军政。而且中共凭着丰厚的财力，更可轻易晋身国际资本，持有其他巨型跨国集团的股权。
分析称，以目前进度，中共不出几年便可完全掏空中国，包括外汇储蓄和美国债券，仅留足够的人民币现金给中央银行运转，避免突然死亡。
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文章认为：唯－合理解释是所有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已腐朽败坏，百弊丛生，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脚下支持极速流失，内爆迫在眉睫，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去年中国3200亿美元资金外流
另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共外汇管理局（外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中提到，外管局根据“残差法”计算，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出的规模，高达3,200多亿美元。外管局在《报告》中强调，这个差额不等于违法违规或不可解释的跨境资金流动，也不等于热钱。
2012年10月16日，《华尔街日报》曾利用外汇储备增量减去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净流入的“残差法”计算出，2011年10月份至2012年9月份的12个月，中国出现约2,2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
如果按上述两个数据计算，这意味着2012年最后3个月，每月资金外逃的数量近500亿美元。
去年11月中共主席习近平上台后，迅速推进反腐，中共贪官密集落马，有分析称，大批贪官纷纷转移资金到海外，引发资金外逃潮。
中国资金外流 高官外逃现象严重
去年《中国经济周刊》曾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还有报导披露，一项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研究发现，204名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即使在中纪委的127名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
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共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在一些专家看来，自中共前主席江泽民上台以来，以贪腐治国，不讲法律，毫无法制可言，彻底导致中共官员们的法律观念崩溃，争相为自己捞利益，贪腐数目“一山更比一山高”。
（责任编辑：林锐）
近期港媒的评论文章说：唯－合理解释是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已腐朽败坏，百弊丛生，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脚下支持极速流失，内爆迫在眉睫，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港媒：中共正在准备后路
针对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香港《前哨》杂志6月号的分析文章说，没人察觉被搬走的钱已多得足以成立另一个新政府，纵使知道也没人能阻止。
根据目前资金大举外流的趋势，中共极有可能计划透过在国外开设巨型跨国集团而操控国内的资源、金融、通讯、工商各业，甚至控制传媒和深度介入军政。而且中共凭着丰厚的财力，更可轻易晋身国际资本，持有其他巨型跨国集团的股权。
分析称，以目前进度，中共不出几年便可完全掏空中国，包括外汇储蓄和美国债券，仅留足够的人民币现金给中央银行运转，避免突然死亡。
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文章认为：唯－合理解释是所有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已腐朽败坏，百弊丛生，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脚下支持极速流失，内爆迫在眉睫，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去年中国3200亿美元资金外流
另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共外汇管理局（外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中提到，外管局根据“残差法”计算，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出的规模，高达3,200多亿美元。外管局在《报告》中强调，这个差额不等于违法违规或不可解释的跨境资金流动，也不等于热钱。
2012年10月16日，《华尔街日报》曾利用外汇储备增量减去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净流入的“残差法”计算出，2011年10月份至2012年9月份的12个月，中国出现约2,2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
如果按上述两个数据计算，这意味着2012年最后3个月，每月资金外逃的数量近500亿美元。
去年11月中共主席习近平上台后，迅速推进反腐，中共贪官密集落马，有分析称，大批贪官纷纷转移资金到海外，引发资金外逃潮。
中国资金外流 高官外逃现象严重
去年《中国经济周刊》曾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还有报导披露，一项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研究发现，204名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即使在中纪委的127名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
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共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在一些专家看来，自中共前主席江泽民上台以来，以贪腐治国，不讲法律，毫无法制可言，彻底导致中共官员们的法律观念崩溃，争相为自己捞利益，贪腐数目“一山更比一山高”。
（责任编辑：林锐）
2013年6月4日星期二
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落马 中共部级官场疑遭大清洗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6-04
中纪委6月4日公布，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十八大以来，紧随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其后又一个接受调查的部级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倪发科在任副省长期间曾负责科技、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地震等方面的工作，分管科技厅、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地质矿产勘查局、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安徽煤田地质局，权重非同一般。
事实上，早在1月28日安徽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1953年出生的黄海嵩和1954年出生的倪发科便不再担任副省长职务。不过按照1982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部级官员65岁、副部级以下官员60岁为退休年龄，以此来看，倪发科卸任安徽副省长职务似乎当属正常退休。
卸任副省长后，倪发科亦曾出现在公众视野。3月27日上午，倪发科赴合肥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合肥语音信息研究院调研，当时，安徽省科技厅厅长徐根应、合肥市副市长吴春梅，合肥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都陪同了此次调研。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中纪委便突然宣布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消息随即让此前倪发科卸任副省长职务的原因显的不再单纯。
回顾习近平上任总书记后，中共新领导层在反腐、清党领域屡有动作。2012年12月2日晚，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被调查部门带走；次日，李春城被纪检部门带离成都；13日，中共正式对外公布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就此，李春城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位落马的部级高官。而2013年5月12日，扰攘了近半年的关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有可能出事的传闻也终于被官媒、党媒同时证实：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的2012年12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曾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和包养、威胁情妇等问题。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习近平的党务工作格局中，刘云山和王岐山扮演着重要角色，前者在暗处着手，后者在明处出手，近期中纪委向全国各地派出巡视组搜寻“老虎”和“苍蝇”，即是明处出手的最新举措。而以中纪委目前面对的反腐局面，王岐山的“首战治标”已然很不轻松，而如果刘云山不同时展开“扶正祛邪”的换血造血“治本”，当前令行禁止初见成效的制止官场奢靡享乐的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很有可能逐渐“潜规则”成另外一种维持表面简朴的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中纪委6月4日公布，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十八大以来，紧随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其后又一个接受调查的部级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倪发科在任副省长期间曾负责科技、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地震等方面的工作，分管科技厅、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地质矿产勘查局、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安徽煤田地质局，权重非同一般。
事实上，早在1月28日安徽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1953年出生的黄海嵩和1954年出生的倪发科便不再担任副省长职务。不过按照1982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部级官员65岁、副部级以下官员60岁为退休年龄，以此来看，倪发科卸任安徽副省长职务似乎当属正常退休。
卸任副省长后，倪发科亦曾出现在公众视野。3月27日上午，倪发科赴合肥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合肥语音信息研究院调研，当时，安徽省科技厅厅长徐根应、合肥市副市长吴春梅，合肥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都陪同了此次调研。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中纪委便突然宣布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消息随即让此前倪发科卸任副省长职务的原因显的不再单纯。
回顾习近平上任总书记后，中共新领导层在反腐、清党领域屡有动作。2012年12月2日晚，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被调查部门带走；次日，李春城被纪检部门带离成都；13日，中共正式对外公布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就此，李春城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位落马的部级高官。而2013年5月12日，扰攘了近半年的关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有可能出事的传闻也终于被官媒、党媒同时证实：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的2012年12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曾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和包养、威胁情妇等问题。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习近平的党务工作格局中，刘云山和王岐山扮演着重要角色，前者在暗处着手，后者在明处出手，近期中纪委向全国各地派出巡视组搜寻“老虎”和“苍蝇”，即是明处出手的最新举措。而以中纪委目前面对的反腐局面，王岐山的“首战治标”已然很不轻松，而如果刘云山不同时展开“扶正祛邪”的换血造血“治本”，当前令行禁止初见成效的制止官场奢靡享乐的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很有可能逐渐“潜规则”成另外一种维持表面简朴的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
盘点高官落马前“露面秀”：最后一面多为参会
10大贪官落马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高官落马前的“露面秀”
2013年1月29日，参加温家宝调研发改委后的座谈会，成为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落马前最后一次露面。3个多月后的5月12日，刘铁男被证实涉嫌严重违纪。
高官落马前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是他们以正面形象示人的“绝版”。此时，有人仍享受著高官显爵带来的威风；有人或已获知“动向”，情绪复杂。最后一次露面，他们多出现在哪些场合？带给人怎样的思考？从“最后一面”到落马，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最后一面”多为参加会议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了陈良宇、薄熙来、刘志军、刘卓志等10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落马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情况，发现可为调研、观看文体活动、参加会议三种类型，均为履职行为。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示人，皆为赴分管单位或基层单位调研。
刘卓志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0年11月23日，带领自治区办公厅、财政厅、建设厅、农牧业厅等部门到兴安盟调研，研究草原生态保护问题。1个月后，刘卓志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2012年2月5日，星期天，已脱离警界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到市教委调研，听取了教育工作汇报，他称自己与教育界、科技界有不解之缘，担任多所高校客座教授，每年授课时间占工作日程的二十分之一。1天后，王立军遁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在田径赛场为刘翔加油，成了公开报道中，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任上的最后一次活动。
体育赛场见证仕途“绝唱”的，还有去年12月落马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官方证实其落马前4天，还参加了深圳“八运会”暨第一届体育大会闭幕式。
不过，落马高官最后一次过足“官瘾”，更多还是在各级会议上。
2009年6月4日这天，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很忙。上午，他参加了深圳市政府与美国思科公司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仪式，会见思科中国董事长；下午，又主持召开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一周后，许宗衡被证实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湖 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永文、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和许宗衡情况类似。他们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参加会议—— 湖北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江西省纪念建党89周年暨抗洪抢险报告会、浙江省各市人大主任座谈会。不过，由于是排名并不靠前的副职，他们未获得 主持会议的资格。
看似神速，其实审慎
高官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到落马需要多长时间？《廉政瞭望》记者纳入统计的10名高官中，除了薄熙来、刘卓志、王立军为1个月左右外，其余均不超过10天，7人的平均值为6天左右。
还有参加完活动就落马的：如陈良宇看完刘翔比赛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决定由中央纪委对其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2011年2月10日至11日，刘志军还在对西延线、西康线、襄渝线的主要行车设备、线路质量、治安环境进行全面检查，次日即翻船落马。
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从露面到落马，看似非常“神速”，事实上，从发现涉案到立案调查，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据 《财经》报道，早在2009年3月，宋晨光就因涉事，第一次被带走问话。此后，他经历了“三捉三放”，终于在2010年7月9日，接到了中央纪委当场宣布 的“两规”决定。《每日经济新闻》则透露，张家盟涉案线索，是从对“舟山首富”黄善年的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张家盟涉案的消息，早于其落马半年前，已在当地 政界流传。
与上述情况类似，对陈良宇的调查，至少要上溯到其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前1个月。
2006年7月5日起，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调查“社保基金”问题时发现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已决定对陈良宇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此后一个月里，陈良宇仍在不少活动中现身：如8月31日下午，下基层调研上海发展循环经济情况；9月12日下午，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要求大力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等。
贪官落马前表情微妙
与从公开露面到落马的时间相比，高官落马前一段时间的心理活动，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2011年2月，繁忙的春运中，刘志军对西延线、西康线、襄渝线的主要行车设备、线路质量进行检查并检查陕西新延安站后，随即落马。
《民主与法制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刘志军被带走时，表情十分平静，没有过多言语，似乎已有心理准备。
作为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个省部级官员，李春城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2012年11月27~28日参加四川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并发言。知情人士介绍，此前的一次会议上，李春城念稿声音很小、有气无力，让与会者大感意外。该人士还称，那段时间，李春城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显得郁郁寡欢，不复昔日神采。
与刘志军、李春城不同，陈良宇看刘翔比赛的心情无法揣测。东方卫视新闻画面显示，刘翔逆转约翰逊夺冠后，陈良宇的脸侧转向镜头一侧微笑，举起双手鼓掌。1天后，他的仕途也被“逆转”。
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是薄熙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会议开始时及进行中，媒体抓拍到的薄熙来多张照片显示，主席台上的他神情落寞，面露倦容。不过，据《新京报》报道，在2012年3月9日的重庆代表团集体采访中，薄仍高调回应了“唱红打黑”、“共同富裕”等热点问题。
谈民主法治时，薄熙来说，民主就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法治就是办事要有规矩。“包括上上下下的领导，都要有所遵循，有所约束，而不能肆意妄为。”
总结发言中，薄更提到“唱红打黑”：“我们敢于打黑，也就是说，像古人讲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一名记者问薄熙来，为何3月8日的全体会议没见他参加。薄笑答，“我昨天，实事求是地讲，有点咳嗽，身体稍有不适，让大家关心了，猜测了，实在抱歉”。引来现场记者笑声。
还有些落马高官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颇具讽刺意味。
2010年4月10日，时为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主持了在德清召开的全省纪检监察调研工作会议。
据《浙江日报》报道，该会议强调，各级纪检机关要进一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钜性，深入研究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探索有效防治腐败的措施。而此时，距1998年春节王华元为他人谋利并收受款物771万余元的起始点，已过去12年。
2011年2月刘志军被免职的消息公布前几个小时，一条几年前的通讯《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访谈：从不回家过年》，被重发在中国广播网上。时值正月初十，重发此稿颇为应景。
访谈中，刘志军说，为了春运，自打进入铁路系统起，他再也没回家过春节。
现在，他恐怕再也没办法回家过年了。
艾冰，新华报业网
2013年5月14日星期二
不看不知道！网曝中共官员特供商品
环境污染在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雾霾、沙尘暴、江河污染、地下水污染、癌症村，
每个话题都让人胆战心惊。在民众无奈吸着有毒空气，吃着有毒食品，喝着毒水时，中共高官们却享受各种特供，包括特供米面、特供蔬菜、特供烟酒、特供茶叶、
特供药品、特供水、甚至特供空气。日前，网络流传一组中共官员部份特供食品的照片。（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3年05月15日讯】环境污染在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雾霾、沙尘暴、江河污染、地下水污染、癌症村，每个话题都让人胆战心惊。在民众无奈吸 着有毒空气，吃着有毒食品，喝着毒水时，中共高官们却享受各种特供，包括特供米面、特供蔬菜、特工烟酒、特供茶叶、特供药品、特供水、甚至特供空气。
日前，网络流传一组中共官员部份特供食品的照片。
（责任编辑：李文慧）
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
2013年4月23日星期二
中国贪官卷款外逃急抛房产腐败程度令人发指
海彦
01.19.2013
香港 — 据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六召开会议，通报2012年反腐情况，严重程度令人震惊。
中纪委通报称，中共十八大以后不到两个月，各地官员因恐惧公布财产，急于抛售豪宅、别墅，在45个大中城市中以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最为严重，连居末位的福州和济南也分别有超过1200套售出。
报道说，十八大以后，9个省、直辖市的官员及家属提取外币情况严重，其中广东最高，近18亿美元，最低的也有近4亿美元。另外，去年中国非法资金外流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更将达到1万5千亿美元。
香港媒体报道说，内部消息说，仅去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公职人员就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已确定为外逃。VOA
01.19.2013
香港 — 据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六召开会议，通报2012年反腐情况，严重程度令人震惊。
中纪委通报称，中共十八大以后不到两个月，各地官员因恐惧公布财产，急于抛售豪宅、别墅，在45个大中城市中以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最为严重，连居末位的福州和济南也分别有超过1200套售出。
报道说，十八大以后，9个省、直辖市的官员及家属提取外币情况严重，其中广东最高，近18亿美元，最低的也有近4亿美元。另外，去年中国非法资金外流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更将达到1万5千亿美元。
香港媒体报道说，内部消息说，仅去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公职人员就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已确定为外逃。VOA
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
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内容摘要：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
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
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 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 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 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 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 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 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 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 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 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 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 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 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 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 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 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 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 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 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 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 间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 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 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 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 450万人。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 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 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 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 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 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 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 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 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 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 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 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 月130元。 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 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 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 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 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 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 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 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 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 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 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 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 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 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人员浪费显而易见。
本文来源：凤凰周刊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 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 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 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 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 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 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 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 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 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 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 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 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 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 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 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 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 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 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 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 间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 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 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 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 450万人。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 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 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 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 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 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 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 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 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 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 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 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 月130元。 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 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 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 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 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 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 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 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 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 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 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 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 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 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人员浪费显而易见。
本文来源：凤凰周刊
2013年4月17日星期三
“領導子女可安排就業”為什麼可怕
2013年04月17日 來源：檢察日報
近日，廣東省興寧市民政局副局長李思中之子李宇鋒被招為該局下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有人質疑李氏父子在同一單位工作涉嫌違規。當地人社局局長稱，一定級別領導子女可獲安排就業，是當地不成文規定(4月15日《鄭州晚報》)。
李宇鋒畢業於星海音樂學院樂器工藝專業，不過，如果他能勝任民政工作，我不想拿“專業不對口”說事兒;“誰規定我跟兒子不能在同一個單位工作”，李思中接受《南方農村報》採訪時的反問，也不能說沒道理。《廣東省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人員辦法》規定:“應聘人員與事業單位負責人員有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或者近姻親關系的，不得應聘該單位負責人員的秘書或者人事、財務、審計、紀檢崗位以及有直接上下級領導關系的崗位。”而李宇鋒崗位並不在列舉的關鍵崗位之列，父子同在民政局工作，似乎沒大問題。
這一事件中，最刺激公眾的，是“一定級別領導子女可獲安排就業”的“不成文規定”。按照李思中等人的解釋，“一定級別”限定在“鄉鎮黨委書記和局一把手”，李之前曾擔任某鎮黨委書記，因此也有“資格”。這樣的“不成文規定”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崗位已經“內定”，哪怕你再優秀、“官二代”再草包，在和對方的競爭中，你也注定沒有勝算。之前媒體頻繁爆出的“蘿卜招聘”，相關人員為“意中人”“量身定做”招聘條件固然可恨，但煞費苦心至少証明他們對規則對公眾監督，還有所忌憚。而“不成文規定”卻讓我們看到，一些人已經無所顧忌。
對於為什麼有“不成文規定”，當地解釋是:“考慮到李(思中)副局長快退休了，(這樣做)給他個安慰，也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聽著很有人情味兒。然而，當它成為以權謀私的借口，我想告訴他們:“崗位留給領導子女”，不是“人之常情”，而是“官之常情”。如果“領導子女可安排就業”站得住，那麼，“級別越高領導的子女安排越好的工作”，也就順理成章。
要感謝相關人員的“直爽”——“不成文規則”，如果他們咬死不說，公眾斷不會想到。讓人擔心之處也正在於:“不成文規則”是興寧的“專利”嗎?會不會還有其他地方更多人“悶聲享好事兒”?一旦這樣的規則大行其道，官場“近親繁殖”將愈演愈烈，平民子弟向上流動的渠道將更加不暢，社會階層也將進一步固化。對社會而言，這是一種可怕的場景。
如果“官二代”有從政才能，那麼，因為他們是官員后代而禁絕他們進入這一行，就既不公平，也不利於社會發展。然而，在以權力為基點的不正當規則和做法一次次刺激公眾神經的現實下，擴大公務人員回避范圍，是必要的。所以，我想告訴“官二代”:如果您真有能力，還是到父母權力夠不著的地方為民服務吧。（李曙明）
近日，廣東省興寧市民政局副局長李思中之子李宇鋒被招為該局下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有人質疑李氏父子在同一單位工作涉嫌違規。當地人社局局長稱，一定級別領導子女可獲安排就業，是當地不成文規定(4月15日《鄭州晚報》)。
李宇鋒畢業於星海音樂學院樂器工藝專業，不過，如果他能勝任民政工作，我不想拿“專業不對口”說事兒;“誰規定我跟兒子不能在同一個單位工作”，李思中接受《南方農村報》採訪時的反問，也不能說沒道理。《廣東省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人員辦法》規定:“應聘人員與事業單位負責人員有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或者近姻親關系的，不得應聘該單位負責人員的秘書或者人事、財務、審計、紀檢崗位以及有直接上下級領導關系的崗位。”而李宇鋒崗位並不在列舉的關鍵崗位之列，父子同在民政局工作，似乎沒大問題。
這一事件中，最刺激公眾的，是“一定級別領導子女可獲安排就業”的“不成文規定”。按照李思中等人的解釋，“一定級別”限定在“鄉鎮黨委書記和局一把手”，李之前曾擔任某鎮黨委書記，因此也有“資格”。這樣的“不成文規定”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崗位已經“內定”，哪怕你再優秀、“官二代”再草包，在和對方的競爭中，你也注定沒有勝算。之前媒體頻繁爆出的“蘿卜招聘”，相關人員為“意中人”“量身定做”招聘條件固然可恨，但煞費苦心至少証明他們對規則對公眾監督，還有所忌憚。而“不成文規定”卻讓我們看到，一些人已經無所顧忌。
對於為什麼有“不成文規定”，當地解釋是:“考慮到李(思中)副局長快退休了，(這樣做)給他個安慰，也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聽著很有人情味兒。然而，當它成為以權謀私的借口，我想告訴他們:“崗位留給領導子女”，不是“人之常情”，而是“官之常情”。如果“領導子女可安排就業”站得住，那麼，“級別越高領導的子女安排越好的工作”，也就順理成章。
要感謝相關人員的“直爽”——“不成文規則”，如果他們咬死不說，公眾斷不會想到。讓人擔心之處也正在於:“不成文規則”是興寧的“專利”嗎?會不會還有其他地方更多人“悶聲享好事兒”?一旦這樣的規則大行其道，官場“近親繁殖”將愈演愈烈，平民子弟向上流動的渠道將更加不暢，社會階層也將進一步固化。對社會而言，這是一種可怕的場景。
如果“官二代”有從政才能，那麼，因為他們是官員后代而禁絕他們進入這一行，就既不公平，也不利於社會發展。然而，在以權力為基點的不正當規則和做法一次次刺激公眾神經的現實下，擴大公務人員回避范圍，是必要的。所以，我想告訴“官二代”:如果您真有能力，還是到父母權力夠不著的地方為民服務吧。（李曙明）
2013年4月12日星期五
纪委书记上班看黄色网页 被查抱电脑逃跑
文章来源: 央视 于 2013-04-11
央视4月11日《新闻联播》节目播出“纪委书记上班看黄色网页被查抱电脑逃跑”，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执行已经有4个多月了，但是在湖南、湖北的部分机关单位里仍然存在着像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网上购物等等这样的现象，纪检部门通过暗访曝光了这些违纪行为。
解说：3月14号，湖南郴州市政工程总公司收到指挥中心8点37分下达的修复井盖的派遣单，可到下午3点多，工作人员才赶到现场，按规定，井盖修复应在4小时内完成，当暗访人员来到市政公司时，发现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用电脑看电影。
暗访人员：你刚刚在看什么电影？
户嫩郴州市政工程总公司工作人员：麻烦你不要这样子。
解说：当问到为什么没有及时派遣任务单时，一位负责人回答自己早上时间太紧，有很多事要忙。
暗访人员：你看上网都有时间。
湖南郴州市政工程公司调度派遣主任：那是下午的（事）了。
暗访人员：你这上网一个淘宝一个看汽车，你都有时间，你案子没派发你还有时间坐着。
解说：这是今年3月1号暗访人员在郴州马头岭乡政府看到的情景，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浏览不雅网页。
暗访人员：你在看什么？
工作人员：没看什么。
暗访人员：你把那个打开看看，你把那个打开看下。
解说：当暗访人员要求查看其电脑网页历史记录时，这名工作人员立即抱起电脑跑了出去。
暗访人员：你把电脑拿到哪去？
解说：这名工作人员躲进了旁边的一栋大楼，再也没回到办公室，经过调查，这名工作人员是马头岭乡政府纪委书记杨某，最终他被免除一切职务，在湖北来凤县，调查组也对多个部分进行了暗访，这是3月15号上午10点，湖北来凤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案件处理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时的视频，这是3月13号上午11点，湖北来凤县漫水乡为民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的电脑显示的是淘宝网页面。
湖北省来凤县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主任罗祖铭：在某个单位，发现这名职工在上网聊天，当时我们暗访组在她身后站了十多分钟，她都没发觉，说明她真的太入迷了，直到她的同事提醒她之后，才发现有人在搞这个检查。
解说：这些视频是湖北来凤县纪检监察部门，同时聘请第三方人员组成的暗访组拍摄的，视频中的违纪人员都受到了严肃处理，而类似这样的暗访来凤也将不定期不定点在全县机关单位进行，详细内容请看今晚《焦点访谈》节目播出的正风肃纪在行动。
YouTube泛华网http://www.youtube.com/PanChinese
央视4月11日《新闻联播》节目播出“纪委书记上班看黄色网页被查抱电脑逃跑”，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执行已经有4个多月了，但是在湖南、湖北的部分机关单位里仍然存在着像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网上购物等等这样的现象，纪检部门通过暗访曝光了这些违纪行为。
解说：3月14号，湖南郴州市政工程总公司收到指挥中心8点37分下达的修复井盖的派遣单，可到下午3点多，工作人员才赶到现场，按规定，井盖修复应在4小时内完成，当暗访人员来到市政公司时，发现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用电脑看电影。
暗访人员：你刚刚在看什么电影？
户嫩郴州市政工程总公司工作人员：麻烦你不要这样子。
解说：当问到为什么没有及时派遣任务单时，一位负责人回答自己早上时间太紧，有很多事要忙。
暗访人员：你看上网都有时间。
湖南郴州市政工程公司调度派遣主任：那是下午的（事）了。
暗访人员：你这上网一个淘宝一个看汽车，你都有时间，你案子没派发你还有时间坐着。
解说：这是今年3月1号暗访人员在郴州马头岭乡政府看到的情景，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浏览不雅网页。
暗访人员：你在看什么？
工作人员：没看什么。
暗访人员：你把那个打开看看，你把那个打开看下。
解说：当暗访人员要求查看其电脑网页历史记录时，这名工作人员立即抱起电脑跑了出去。
暗访人员：你把电脑拿到哪去？
解说：这名工作人员躲进了旁边的一栋大楼，再也没回到办公室，经过调查，这名工作人员是马头岭乡政府纪委书记杨某，最终他被免除一切职务，在湖北来凤县，调查组也对多个部分进行了暗访，这是3月15号上午10点，湖北来凤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案件处理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时的视频，这是3月13号上午11点，湖北来凤县漫水乡为民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的电脑显示的是淘宝网页面。
湖北省来凤县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主任罗祖铭：在某个单位，发现这名职工在上网聊天，当时我们暗访组在她身后站了十多分钟，她都没发觉，说明她真的太入迷了，直到她的同事提醒她之后，才发现有人在搞这个检查。
解说：这些视频是湖北来凤县纪检监察部门，同时聘请第三方人员组成的暗访组拍摄的，视频中的违纪人员都受到了严肃处理，而类似这样的暗访来凤也将不定期不定点在全县机关单位进行，详细内容请看今晚《焦点访谈》节目播出的正风肃纪在行动。
YouTube泛华网http://www.youtube.com/PanChinese
2013年4月11日星期四
曝广东副局长拥千万房产 威胁让举报者死
文章来源: 南方农村报 于
发帖者张丽称自己是福建惠安人，系蔡某涛儿子蔡某凯的前女友，也是蔡某涛同乡。张丽告称自己在网上举报蔡某涛后，遭到了蔡某涛的辱骂和死亡威胁。
当地纪委已介入调查，有官员称其家经商有几千万正常。
南方农村报讯
拥130万的奥迪Q7，22万的钢琴，名下房产超千万。近日，南农网络问政(网络问政县市行)平台上，广东紫金县教育局副局长蔡某涛接连被网友爆料。对于网友举报，当事人妻子回应称与事实不符，紫金县纪委则称已介入调查。
4月6日，网友“时评”发表题为“紫金县教育局副局长儿子名下房产超千万”的帖子，帖子称：紫金县教育局副局长蔡某涛儿子蔡某凯名下房产超过1000万，
亮点在于蔡某凯无业，整天无所事事。今年还换了价值130万的奥迪Q7，这车长期停在紫金花园10栋负2层。帖子还附上了一台深圳车牌的黑色奥迪Q7的图
片。
4月9日，网友“贪官就地正法”发表题为“房局-紫金县教育局蔡副局长房产一览表”，罗列了蔡副局长家下的5套房产、三套别墅、两个铺面和两个车位的位置。
4月9日晚，南方农村报记者联系上了发帖者张丽(化名)。张丽称自己是福建惠安人，系蔡某涛儿子蔡某凯的前女友，也是蔡某涛同乡。张丽说自己和蔡某凯交往三年，对蔡家的事情了如指掌。近期，因受到蔡某涛的迫害，才决心举报其贪污腐败行为。
张丽还向记者爆料称，蔡某涛是初中文化，原来是惠安服装经销商，后来才到紫金县教育局任职。任职后，一直垄断紫金学校的校服供应。目前，老家还有一个占地三十亩的服装厂，位于惠安溪东村自来水厂后面。
4月10日下午，张丽告称自己在网上举报蔡某涛后，遭到了蔡某涛的辱骂和死亡威胁。张丽还向记者提供了威胁短信。短信内容有“或者和我单挑都可以，见面我
就让你死”，“现在也明确警告你，我从不把你当回事，我也同意我儿子采取一切措施对付你这个疯狗”等字眼。发出信息的正是蔡某涛常用的手机号码。
对于张丽的举报，微博用户@蔡某凯澄清微博4月9日回应称：目前网络疯传关于紫金县教育局蔡某的谣言，其实是本人前女友因分手后不甘心，继而对我及家人进行攻击。本人家族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努力过上了相对宽裕的小康生活，购置了房产轿车等，不存在腐朽黑暗的内幕。
4月10日上午，南方农村报记者先后多次致电蔡某涛和蔡某凯，均无人应答。随后，记者和蔡某涛的妻子林丽蓉取得了联系。林告诉记者，自己知道是张丽在网上
举报，但是网上的举报并不属实。不过，林丽蓉并没有向记者指出网贴有什么地方失实，也拒绝透露家中的房产和汽车拥有情况。林丽向记者证实，自己家确实在经
营服装厂，但是并没有回应是何人在经营。
“他家族是做生意的，有几千万很正常的。”对于才蔡某涛房产一事，紫金县教育局纪检组负责人如是介绍，该负责人称，他不清楚蔡某涛有多少房产，因为“局长
去北京了”，也没有调查，“也没有权限调查”。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蔡某涛家也做生意，但是否由其承包紫金县所有校服，他则不清楚。
“现在正处于信访调查阶段。”4月10日上午，紫金县纪委一副书记就蔡某涛被举报一事向记者证实。该副书记称，网友6号发帖举报后，纪委已经获悉此事，纪委也多次开会“撮合”。
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温州官员双规时猝死 伤痕累累的照片曝光
文章来源: 京华时报 于
总工程师被纪委带走38天后死亡
昨天凌晨3点15分，被温州市纪委“双规”的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被温州市中西医医院医生宣告死亡。
死者于其一的妻子吴女士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数度哽咽。她称，昨天凌晨2点左右，她接到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纪委部门工作人员通知，赶到温州中西医医院看 望于其一，“他身上全是伤，瘦得不成样子。医生正在抢救，告诉我（于其一被）送过来时就已经不行了”。吴女士称，医生告诉他于其一于前晚11点多被送到医 院，“医生没讲清楚具体病情，只是说在抢救，个个体征都有问题”。凌晨3点15分，医生宣告于其一抢救无效身亡。
吴女士介绍，于其一今年41岁，于去年8月份到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工作局挂职锻炼一年。今年3月1日晚8点多，于其一从北京回温州，“当晚9点，有个 证券公司的朋友告诉我，纪委在查于其一的股票账户，我很奇怪，我们有好几年没炒股票了。但于其一在飞机上，联系不上他”。10点40分，于其一搭乘的航班 抵达温州，此时吴女士已在机场外等候，于其一却在电话中告诉说有朋友接他，“另外一个人在电话里要我先回去，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吴女士没想到，再次相见已是38天后，她见到的是一具满身伤痕的遗体。
家属称遗体被强送殡仪馆
吴女士称，当晚检察院反贪部门介入调查，医院、检察院、死者家属三方共同监督下封存病历。家属称，病历显示，于其一刚被送到医院初步诊断为溺水。
家属称，他们希望检察院的人能帮忙找到纪委的人前来说明情况，但检察院的人说他们不方便转达，同时要求家属尽快将遗体送往殡仪馆。遭家属拒绝后，凌晨4点左右，来了20多名身穿特警衣服的人，“硬把他（于其一）运到殡仪馆去了”。
要求第三方参与调查
昨天早上8点多，温州市纪委派人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下午，检察院工作人员也找到吴女士了解情况。吴女士称，她已向温州市纪委及检察院工作人员要求， 彻查于其一的死因，“为什么要等到人不行了才送到医院？为什么非要送到距离很远、条件不怎么样的中西医医院？”家属要求省外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参加于其一的 尸检，并准备聘请尸检方面的专家及律师，要求共同参与该事件的调查。
官方回应市委成立专案组调查
昨天，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徐永敏对记者表示，“市委调查组正在调查之中，现在还没有结论”。
温州市检察院发布消息称，2013年4月8日晚10时30分许，被市纪委“双规”的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因发生意 外，经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9日凌晨3时15分死亡。温州市委高度重视，已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发布。
综合京华时报人民网报道
2013年4月9日星期二
小三因被抛弃在局长办公室喝农药求死
文章来源: 人民网 于
针对网友在多家论坛网帖报料“一女子在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办公室喝农药自杀”的传闻，高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保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9日分别向中新网记者证实，确有该事件发生，目前保定市局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
网帖报料称：“3月中旬的一天，警车、救护车拉着刺耳的笛声急，怱怱地驶进了河北省高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人们都看的目瞪口呆，原来高阳县质检局副局长张 艳卿玩弄女性包养小三，因为喜新厌旧想甩掉，小三找上门来要说法，诉说张艳卿副局长要她做几年的情人，允诺以后和她一起生活并给她安排工作。几年后张副局 长婚也没离工作也没给安排上，该女年龄却增长了几岁。自己的大好青春就这样流逝了，自己为了他至今未婚，现在张艳卿又要甩掉她，她到高阳质检局找张艳卿副 局长要说法。在质检局呆了几天，张艳卿副局长避而不见。小三无奈，在高阳县质检局局长办公室喝下了准备好的农药……。”
9日上午，高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主任王晓光对中新网记者表示，“肯定是有这么个事，咱们也不隐瞒“。王晓光说，3月14日中午时分，一名29岁、身 高约1.62米的女子来到办公室，要求见该局局长张建军，并称要张建军为其做主。因局长不在，该女子就一直在局办公室等，中午还是自己给她从单位打的饭 吃，并安排其在此休息，直到下午下班未等到人，该女便离去。“始终不知道该女子是哪儿的人，她自己也不肯说。但口音听起来象保定附近的，穿戴也不土，象个 上班的白领。”
王晓光说，3月15日下午自己去保定办事，并未在事发现场，回来后听说出了事。据说，15日下午，张建军局长在办公室见到了该女子，并把张艳卿副局长也叫到了一起“进行协调”。但该女子在屋中喝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据说是除草剂什么的。
王晓光称，据说该女子“喝药”后蹲在办公室地上，后被送到医院抢救，人也没事，无生命危险。事发后保定市质监局监察室曾来过人，但是否是来调查这件事自己并不清楚。县局也没有该事件的相关汇报材料。
当记者提出要见张建军局长和张艳卿副局长了解情况时，王晓光称：“张建军局长下去检查工作了，张艳卿因基础建设年活动于3月份到庞佐下乡去了。”
保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主任韩亚巍也表示，市局领导都知道该事并非常重视，也授权市局监察室前去调查，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韩亚巍肯定，该事件发生后，高阳县局曾向市局有过汇报。
高阳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显示，高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张艳卿：男，汉族，1965年4月出生，1980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历任高阳县质量技术监督 局庞口市场质量技术监督站副站长、高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庞口市场质量技术监督站站长、高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06年12月任现职，分管城关站、 特种设备股工作。
河北深州副市长等43人假死亡核销贷款
正准备下地去干活的村民郭藏盼，3月31日得知了自己已“死亡”的消息。在河北深州农村信用联社一份核销贷款文件里，与他一起“死亡”的，还有深州市副市长魏志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朋等43人。另有15人“失踪”。58人涉及贷款额约250万元。【视频：河北信用社假造死亡名单副市长在列】
记者调查了部分人，发现都健在，也都称不知自己“被死亡”。他们都在信用社有借贷且此前没还清。
据介绍，这些贷款的核销，都提供有死亡证明等相应材料。活人怎么开出的死亡证明？当地公安机关称从未开具，信用社则称绝不敢伪造死亡证明。
3月30日，河北深州市兵曹乡郭家庄，看到记者手里的一份清单，村民引以为奇，“郭藏盼活得好好的啊，现在就在地里干活呢！”
在兵曹乡农村信用社2012年6月份核销走账清单上，郭藏盼曾在2009年5月4日、5日分别借款3000元与2000元。目前两笔贷款已核销，原因是郭藏盼“死亡”。
3月31日一早，记者到郭藏盼家时，他正准备下地干活。其妻赶紧把他喊了回来，要去理论，“咋就说死了呢？”
郭藏盼称，自己确曾贷款且确实没还清，但每年在还利息。他称此前不知核销之事及自己已“死亡”，信用社没和他沟通过。
郭家庄还有几名村民，郭建英、郭旭东等，都在“死亡名单”。村民告诉记者，这些人都活得好好的。
在郭家庄村委会，村民聚在一起讨论这件怪事。一人指着名单说：“这个郭建英死了。”村民面面相觑。因为说话的人就是郭建英本人。他目前是兵曹乡计生办干部。
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核销清单上，兵曹乡核销原因为“死亡”的22人，另有唐奉镇2012年3月至5月核销清单上“死亡”21人，“失踪”15人。
以上58人共被核销贷款约250万元。他们中有县公职人员、法院人员、乡镇干部、村干部及其亲属等。记者发稿前已证实到13名“死者”和6名“失踪者”健在。
【怪事】清单上的“死者”活着
在深州信用联社核销贷款清单上，副市长魏志春也名列其中，原因是“死亡”。
4月1日，魏志春说，他从网上已知了核销贷款之事，但并不知自己也在“死亡名单”。
清单显示，魏志春1997年3月7日自兵曹信用社借贷41万，1997年7月7日到期。
魏志春称确实借过款，也确实没还。他称1997年在兵曹乡任乡长时，为给当地中小学教师发工资，以个人名义贷的，钱拨到了乡财政所。
“钱不是我自己花的，这都有据可查。我要是有问题，就不可能和你通话了。”魏志春说。
同样在“死亡名单”的，还有深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朋，1998年1月18日借款3.2万，1998年12月20日到期。
4月3日，崔朋在电话里讲述的情况与魏志春相同。称当时在兵曹乡任常务副乡长，也是为给教师发工资贷款。
他称信用社从来没向他个人催要过，贷款核销，也从来没有与他沟通过。“我也不会找人给自己开死亡证明。”
当时的兵曹乡党委书记王三坠也在“死亡名单”。他分别在1996年和1998年贷款3万和4.8万。崔朋介绍，王目前退休在家，肯定“健在”。
魏志春说，当时兵曹乡财政紧张，后来几人相继调走，一直没还。
除了死亡，名单上还有15人核销原因是“失踪”。其中有唐奉镇刁马庄村民刁二纯与刁红灿。据村民介绍，他们是一对夫妻，目前在无锡工作。他们各自的父亲，分别是前任和现任村书记。另一“失踪”村民唐奉镇东蒲疃村葛建波，记者核实到他现在是村委委员。
【造假】谁伪造了死亡证明？
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的核销清单中，除兵曹乡、唐奉镇的“死亡”核销，魏家桥信用社有11笔贷款共50余万，是依法院裁定书核销，原因都是“中止执行”。
至于中止原因，记者未能看到法院裁定书。知情人称，11笔其实都有偿还能力。记者了解到，其中一笔是深州市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张会武，2006年1月贷款5万，2006年11月7日到期未还，不到两个月后，当年12月31日便被以“呆账”核销。4月3日，深州市法院执行局局长刘华明称，网络爆出此事后，张会武已将贷款还清。
据介绍，按程序，贷款核销由信贷员组织材料，信用社主任核查后交到信用联社，审查属实后，才会予以核销。
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监事长田立权称，网上爆出的唐奉、兵曹、魏家桥三家信用社共300多万元贷款核销清单，是在2012年五六月份做的，已走完核销程序。
按照《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贷款核销材料中，必须提交死亡或失踪证明、财产或遗产清偿证明等证明无力偿还的完备材料。
田立权称，清单中“死亡”和“失踪”核销的，信用社都提供了死亡证明、失踪证明等相应材料。唐奉、兵曹两信用社主任都坚称，这些证明是由公安部门出具。
为何人活着却开有死亡证明？4月1日，唐奉派出所和兵曹派出所，面对记者手中名单，户籍民警都称从未经手过这些人的死亡或失踪证明。
一名户籍民警介绍，开死亡证明须有火化证或村里开的证明。而且死亡证明是系统打印的制式表格，派出所开死亡证明后，户籍系统会自动注销户籍。而现在这些“活死人”对应的户口并未注销。
“哪个警察敢给明明活着的公安局副局长开死亡证明？”4月2日，深州市公安局另一副局长张立朝称，公安不可能开这样的证明，“除非户籍警得到了高额贿赂。但被发现了就是双开的问题。没人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张立朝称，如果信用社假造死亡证明，仅私刻公章一项也触犯了刑法。不过他同时称，深州市公安局未介入调查，也没见到死亡证明。
记者希望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出示那些死亡证明等，对方以保密为由拒绝。不过，田立权称，“信用社主任们说，给他们胆子也不敢伪造死亡和失踪证明。”
【责任】三名信用社主任停职
“这个贷款核销信息是我们的内部机密文件，泄露出去是我们最大的失误。”4月1日，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梁凤信说。他称已对事件展开调查。
对于深州其他信用社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田立权称，正在进行自查。他称现在重点是网络爆出的三个乡镇，调查清楚后，会按照行业规定严肃处理。
田立权称，一般意义上的核销，是内部账面上的处理，“账销案存”，信用社与贷款人间的法律借贷关系还存在，一旦“贷款人”具备了还款能力，还会积极追讨。
而具体到兵曹、唐奉等信用社“死亡名单”之事，田立权承认“在对死亡和失踪的真实性的核查方面，工作存在失误。”他称，涉事的三名信用社主任已被停职配合调查。
“但贷款人不这么想，核销了就不用还了。”一名深州信用联社不愿具名的人士说，不核销的都不好收回来，何况核销的。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是评价信贷资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一名深州信用联社内部人员介绍，近两年都有核销任务，这个过程中，看程序都对，但其实大有玄机。
记者采访发现，在核销清单中，公职人员和村干部比例很高。有乡镇干部、深州市法院工作人员、村干部及其家属等。
网上爆料称，对于位高权重的人，信用社主任以核销贷款送人情，没权没钱的借款人送给信用社主任20%到30%的礼便予以核销。对此，4月1日，梁凤信称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知情人称，爆出的核销清单上的大多数都有偿还能力，其中有的位高权重难追讨，甚至有的有抵押物也被核销，从而逃避债务。“类似的问题在各地信用社并不少见。”
□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河北衡水报道
记者调查了部分人，发现都健在，也都称不知自己“被死亡”。他们都在信用社有借贷且此前没还清。
据介绍，这些贷款的核销，都提供有死亡证明等相应材料。活人怎么开出的死亡证明？当地公安机关称从未开具，信用社则称绝不敢伪造死亡证明。
3月30日，河北深州市兵曹乡郭家庄，看到记者手里的一份清单，村民引以为奇，“郭藏盼活得好好的啊，现在就在地里干活呢！”
在兵曹乡农村信用社2012年6月份核销走账清单上，郭藏盼曾在2009年5月4日、5日分别借款3000元与2000元。目前两笔贷款已核销，原因是郭藏盼“死亡”。
3月31日一早，记者到郭藏盼家时，他正准备下地干活。其妻赶紧把他喊了回来，要去理论，“咋就说死了呢？”
郭藏盼称，自己确曾贷款且确实没还清，但每年在还利息。他称此前不知核销之事及自己已“死亡”，信用社没和他沟通过。
郭家庄还有几名村民，郭建英、郭旭东等，都在“死亡名单”。村民告诉记者，这些人都活得好好的。
在郭家庄村委会，村民聚在一起讨论这件怪事。一人指着名单说：“这个郭建英死了。”村民面面相觑。因为说话的人就是郭建英本人。他目前是兵曹乡计生办干部。
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核销清单上，兵曹乡核销原因为“死亡”的22人，另有唐奉镇2012年3月至5月核销清单上“死亡”21人，“失踪”15人。
以上58人共被核销贷款约250万元。他们中有县公职人员、法院人员、乡镇干部、村干部及其亲属等。记者发稿前已证实到13名“死者”和6名“失踪者”健在。
【怪事】清单上的“死者”活着
在深州信用联社核销贷款清单上，副市长魏志春也名列其中，原因是“死亡”。
4月1日，魏志春说，他从网上已知了核销贷款之事，但并不知自己也在“死亡名单”。
清单显示，魏志春1997年3月7日自兵曹信用社借贷41万，1997年7月7日到期。
魏志春称确实借过款，也确实没还。他称1997年在兵曹乡任乡长时，为给当地中小学教师发工资，以个人名义贷的，钱拨到了乡财政所。
“钱不是我自己花的，这都有据可查。我要是有问题，就不可能和你通话了。”魏志春说。
同样在“死亡名单”的，还有深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朋，1998年1月18日借款3.2万，1998年12月20日到期。
4月3日，崔朋在电话里讲述的情况与魏志春相同。称当时在兵曹乡任常务副乡长，也是为给教师发工资贷款。
他称信用社从来没向他个人催要过，贷款核销，也从来没有与他沟通过。“我也不会找人给自己开死亡证明。”
当时的兵曹乡党委书记王三坠也在“死亡名单”。他分别在1996年和1998年贷款3万和4.8万。崔朋介绍，王目前退休在家，肯定“健在”。
魏志春说，当时兵曹乡财政紧张，后来几人相继调走，一直没还。
除了死亡，名单上还有15人核销原因是“失踪”。其中有唐奉镇刁马庄村民刁二纯与刁红灿。据村民介绍，他们是一对夫妻，目前在无锡工作。他们各自的父亲，分别是前任和现任村书记。另一“失踪”村民唐奉镇东蒲疃村葛建波，记者核实到他现在是村委委员。
【造假】谁伪造了死亡证明？
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的核销清单中，除兵曹乡、唐奉镇的“死亡”核销，魏家桥信用社有11笔贷款共50余万，是依法院裁定书核销，原因都是“中止执行”。
至于中止原因，记者未能看到法院裁定书。知情人称，11笔其实都有偿还能力。记者了解到，其中一笔是深州市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张会武，2006年1月贷款5万，2006年11月7日到期未还，不到两个月后，当年12月31日便被以“呆账”核销。4月3日，深州市法院执行局局长刘华明称，网络爆出此事后，张会武已将贷款还清。
据介绍，按程序，贷款核销由信贷员组织材料，信用社主任核查后交到信用联社，审查属实后，才会予以核销。
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监事长田立权称，网上爆出的唐奉、兵曹、魏家桥三家信用社共300多万元贷款核销清单，是在2012年五六月份做的，已走完核销程序。
按照《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贷款核销材料中，必须提交死亡或失踪证明、财产或遗产清偿证明等证明无力偿还的完备材料。
田立权称，清单中“死亡”和“失踪”核销的，信用社都提供了死亡证明、失踪证明等相应材料。唐奉、兵曹两信用社主任都坚称，这些证明是由公安部门出具。
为何人活着却开有死亡证明？4月1日，唐奉派出所和兵曹派出所，面对记者手中名单，户籍民警都称从未经手过这些人的死亡或失踪证明。
一名户籍民警介绍，开死亡证明须有火化证或村里开的证明。而且死亡证明是系统打印的制式表格，派出所开死亡证明后，户籍系统会自动注销户籍。而现在这些“活死人”对应的户口并未注销。
“哪个警察敢给明明活着的公安局副局长开死亡证明？”4月2日，深州市公安局另一副局长张立朝称，公安不可能开这样的证明，“除非户籍警得到了高额贿赂。但被发现了就是双开的问题。没人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张立朝称，如果信用社假造死亡证明，仅私刻公章一项也触犯了刑法。不过他同时称，深州市公安局未介入调查，也没见到死亡证明。
记者希望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出示那些死亡证明等，对方以保密为由拒绝。不过，田立权称，“信用社主任们说，给他们胆子也不敢伪造死亡和失踪证明。”
【责任】三名信用社主任停职
“这个贷款核销信息是我们的内部机密文件，泄露出去是我们最大的失误。”4月1日，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梁凤信说。他称已对事件展开调查。
对于深州其他信用社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田立权称，正在进行自查。他称现在重点是网络爆出的三个乡镇，调查清楚后，会按照行业规定严肃处理。
田立权称，一般意义上的核销，是内部账面上的处理，“账销案存”，信用社与贷款人间的法律借贷关系还存在，一旦“贷款人”具备了还款能力，还会积极追讨。
而具体到兵曹、唐奉等信用社“死亡名单”之事，田立权承认“在对死亡和失踪的真实性的核查方面，工作存在失误。”他称，涉事的三名信用社主任已被停职配合调查。
“但贷款人不这么想，核销了就不用还了。”一名深州信用联社不愿具名的人士说，不核销的都不好收回来，何况核销的。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是评价信贷资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一名深州信用联社内部人员介绍，近两年都有核销任务，这个过程中，看程序都对，但其实大有玄机。
记者采访发现，在核销清单中，公职人员和村干部比例很高。有乡镇干部、深州市法院工作人员、村干部及其家属等。
网上爆料称，对于位高权重的人，信用社主任以核销贷款送人情，没权没钱的借款人送给信用社主任20%到30%的礼便予以核销。对此，4月1日，梁凤信称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知情人称，爆出的核销清单上的大多数都有偿还能力，其中有的位高权重难追讨，甚至有的有抵押物也被核销，从而逃避债务。“类似的问题在各地信用社并不少见。”
□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河北衡水报道
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周永康儿子收2,000万放甘肃二号黑帮头目
【大纪元2013年04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凡综合报导）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儿子收2,000万放甘肃二号黑帮头目、媒体曝光江泽民提拔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办黑案的价格表，中国司法自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时代开始加速崩溃，消息人士据亲身体验，曝光中共司法界三大潜规则，控诉中共司法系统比黑社会还要黑。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导致中国司法黑洞和全民道德快速下滑。江泽民心腹周永康把持的政法委及其操控的法院系统黑幕运作，腐败惊人。
消息人士称，中共的司法腐败超乎人的想像。一个县级法院不仅养活着一帮贪腐的司法人员，还寄养着一群拉皮条的律师。消息人士称其亲身体验的一场官司中，对方三个条件都具备，因此在两次庭审中，都被法官以“我是法官，我说了算”为理由判输。
消息人士表示，在中国，不论什么案件，要想打赢官司，必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1.与法官或者官府内部人员有关系网。2.买通与法官有联系的律师。3.用钱开路，上下打点，价值超过法院“内定”的利益链。
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办案价格表曝光
2009年2月，自由亚洲电台曾报导，投诉被深圳合伙人骗去近一千万元的港商谢征，因深圳没有律师肯为他代理案件，在海南省成功组织一个近一百人的律师团，准备到深圳市中级法院提上诉。谢征指法官要求高达五百万元贿款，才肯为他立案开庭。
2008年，媒体曝光江泽民提拔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办黑案的价格表。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500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执行局为核心，以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广东各级法院分管执行的副院长和执行局长为首，以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广东各级法院的执行法官为主，以一小部份地方党政纪公检官员和国土、国资、银行等国家工作人员为盟，以律师、地方黑帮、利益代理人为辅，点线面纵横网织，全线控制着广东省的司法枢纽及其涉猎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标的和黑社会势力，是个“撼天动地”“让谁都动弹不得”的极权组织。
这个利益集团的极权标志就是：掌控法院公章。他们说：谁也赢不过，我掌握法院公章，就等于掌握天下。他们拿着法院公章，换权换钱换想要的，比如，开设司法黑市，搭建万能平台，买卖司法权、政权、各种利益，买卖裁判文书，等等，无本万利，“合法”安全。比如，执行案件中有土地、房产的，看中的，定好评估行、拍卖行，低估贱评自买，或即时转卖，法官占利60%以上；审判案件按难易程度，以标的额的15-30%收取，预收50%。按件计价的不少于1万元。
2010年1月，中国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被判无期徒刑，一审法庭认定黄松有犯受贿最和贪污罪。这位来自广东的大法官是中共建政60多年来因涉贪腐而受到法律审判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
黄松有被双规后，中纪委相继查出了一批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公安部党委委员兼部长助理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和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陈少勇等。
周永康儿子收2,000万放甘肃二号黑帮头目
据《周永康发迹史：掌控中国的命脉》一文援引内部消息人士披露，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被“双规”后，交待了周永康之子周斌的许多违法问题和公安部的大量黑幕。
据郑少东交待，儿子周斌利用父亲周永康的影响力，在周曾工作过的地方或部门，大搞权钱交易。比如插手四川大型工程项目，通过周永康担任过首任部长的国土资 源部大肆倒卖土地，插手中石油的石化项目，卖官鬻爵，尤其是利用其父在政法系统的影响力，收取巨额“保护费”，替一些不法商人“铲事捞人”等等。在甘肃、 山西、辽宁，他“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使一些重大案件难以置信地未获应有审理。
周斌被爆出涉嫌受贿2,000万人民币现金，捞出了甘肃二号黑帮头目出狱，而此人涉嫌杀人，还开膛剖心。据称，这个案子在甘肃人民法院和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都有记录。
周斌还涉嫌借周永康的权力，要挟古蔺县地方官员，假借国企产权改制，暗箱操作“空手套白狼”，伙同私企老板汪俊林暗箱操作，将拥有固定资产17.28亿元（尚不包含无形资产在内，不包括价值10亿左右的窖藏酒在内）的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蓄意搞垮，然后低价评估贱卖，变相掠夺为私有。
据知情者披露，周斌不仅在香港、巴黎、上海浦东、江苏无锡、北京等地有房产，而且在瑞士、美国、香港均有存款。
法院窝案不断曝光 律师成为职业“掮客”
2009年，身为检察官的法学博士王新环在《南方都市报》撰文披露，是否请律师，请谁与不请谁，当事人判断的标准不一定是律师的能力，更多是把律师当作接近法官的管道。于是乎，包胜诉、包放人、包无罪的“三包律师”出现了，陪饮酒、陪赌博、陪娱乐的“三陪律师”增多了。
王新环还表示，在律师行当中，甚至还出现了没有关系、案源不足的高学历律师，给法律掮客打工的奇怪现象，这些法律掮客不懂法律没有律师资格，却八面玲珑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能够招揽到案源，周旋于委托人和法官之间，“勾兑”案件事实，充当起行贿的桥梁。
2003年9月，司法部调查组发现，司法机关在查处湖北武汉、宜昌、苏州、广州、东莞、珠海6个城市的法官受贿犯罪中，牵连出88名行贿律师。仅最近几年，就有武汉中院、深圳中院、天津高院以及吉林高院先后曝光法官收受律师贿赂的丑闻。
2005年，阜阳市中级法院窝案，牵出十几名“行贿”律师。这起窝案中，落马的法官，有阜阳中院副院长王建民、朱亚，执行庭庭长王春友、副庭长尚杰，经济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和平，经济审判第二庭庭长董炳旭、副庭长薛懿，刑一庭庭长巫继成，刑二庭副庭长李先义等十余人。
律师董卫东承认，他在代理4个案件时，受当事人的委托，向阜阳市中级法院经济审判第二庭庭长董炳旭送钱。董卫东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如果不送礼的话，我就没有能力为当事人维护正当权益”。
2003年，武汉中级法院法官集体受贿案涉13名法官，其中包括该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副院长胡昌尤及3名副庭长、6名审判员、1名执行员和1名书记员。犯罪行为则是共同犯罪或相互牵连犯罪的多案件“放水”，无论案件由谁主审，只要涉及案件审理、评议、把关，从审判员、庭长到分管副院长，都利益均沾。
此外，内外勾结也是武汉中级法院办案另一特征，许多法官受贿并滥用职权，与当事人、代理律师及公证、拍卖、估价、鉴定等仲介组织内外串通勾结。特别是许多律师行贿成风，成为职业“掮客”，武汉中院案中涉及行贿的律师多达44人。
法学教授何兵：司法在加速崩溃
香港《前哨》采访大陆几位法官在司法机构工作的感受，其中邱旭瑜表示，1985年，最初进入法院时，感觉充实，工作也最舒心，但是“很快一切都变了！”从干部、企业接待法官的规格上感受到了风气的转变。“烟抽得越来越好，酒也喝得越来越好，从几块钱的酒，然后喝泸州老窖，2000年以后基本上就是五粮液、茅台。”法官办案变得不那么纯粹，不论是法院还是法官个人，都开始考虑自身利益问题了。
原本怀抱理想的法官康冬辉在进入法院工作两年后，“一辈子做法官”的念头就烟消云散了，一直秉持的信念崩塌了。在中国，有罪无罪都可以用钱来解决，没有任何司法约束的事情比比皆是，让他看到现实的黑暗。
经常活跃在网络和媒体上的法学教授何兵发微博说：“司法在加速崩溃，最近收到几份判决，两份高院一份最高院的，全是黑了心的判决，当事人问怎么办，我说，等吧！”
江泽民掌权后 中国司法沦为政治工具
江泽民掌权后，导致了中国全面的腐败，道德急速下滑。江为镇压法轮功成立的“610 ”办公室通过政法委控制了中国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武装警察系统，在中国形成了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610”凌驾于法律之上后，中国的司法基本上沦为政治工具并且公开化。
自周永康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后，政法委成为中国最“无法无天”的机构，并使中国的司法系统完全变成黑幕运作。由于掌控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司法局这四大法制体系，各级政法委书记可谓权大势重，一手遮天，成为了执法犯法、破坏法治的罪魁祸首，更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工具。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大规模镇压法轮功的运动，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至今仍然进行之中的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政法委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犯罪政策，策划和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和迫害的全过程。
中共耗尽国力，从开始占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最后增至四分之三。在镇压法轮功和肥吃维稳中不断壮大的政法系统，搞乱了正常的法制，堵死了群众上访维权的通道，以施暴者的姿态监视和喋血人民，成为民愤最大的警匪黑社会。
自1999年以来，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十多年来，司法迫害使许多信仰者失去了生命和人身自由，千千万万个家庭遭受妻离子散的痛苦。更发生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人罪恶。
为迫害法轮功 司法出台违法、违宪条文
中共司法为了配合江泽民的这场镇压运动，配套出台了违法、违宪的条文。1999年10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名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在2001年6月4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再次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北京一知名律师、宪政学者曾表示，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权利，江系对法轮功信仰者的处罚依据属违宪。 “两高”是假借司法解释之名而行立法之实，属越权行为，违法、违宪。
湖北一位律师表示，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一场政治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一大批好人、把非常能够提升民族道德、改变人的道德观念的一个团体全部推到它的对立面上去了。等于公开宣称自己是假恶斗，和真善忍是对立的。
江泽民时代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正常价值观，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并将全中国的百姓一步步拖入了苦难的深渊。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导致中国司法黑洞和全民道德快速下滑。江泽民心腹周永康把持的政法委及其操控的法院系统黑幕运作，腐败惊人。
消息人士称，中共的司法腐败超乎人的想像。一个县级法院不仅养活着一帮贪腐的司法人员，还寄养着一群拉皮条的律师。消息人士称其亲身体验的一场官司中，对方三个条件都具备，因此在两次庭审中，都被法官以“我是法官，我说了算”为理由判输。
消息人士表示，在中国，不论什么案件，要想打赢官司，必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1.与法官或者官府内部人员有关系网。2.买通与法官有联系的律师。3.用钱开路，上下打点，价值超过法院“内定”的利益链。
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办案价格表曝光
2009年2月，自由亚洲电台曾报导，投诉被深圳合伙人骗去近一千万元的港商谢征，因深圳没有律师肯为他代理案件，在海南省成功组织一个近一百人的律师团，准备到深圳市中级法院提上诉。谢征指法官要求高达五百万元贿款，才肯为他立案开庭。
2008年，媒体曝光江泽民提拔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办黑案的价格表。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500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执行局为核心，以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广东各级法院分管执行的副院长和执行局长为首，以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广东各级法院的执行法官为主，以一小部份地方党政纪公检官员和国土、国资、银行等国家工作人员为盟，以律师、地方黑帮、利益代理人为辅，点线面纵横网织，全线控制着广东省的司法枢纽及其涉猎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标的和黑社会势力，是个“撼天动地”“让谁都动弹不得”的极权组织。
这个利益集团的极权标志就是：掌控法院公章。他们说：谁也赢不过，我掌握法院公章，就等于掌握天下。他们拿着法院公章，换权换钱换想要的，比如，开设司法黑市，搭建万能平台，买卖司法权、政权、各种利益，买卖裁判文书，等等，无本万利，“合法”安全。比如，执行案件中有土地、房产的，看中的，定好评估行、拍卖行，低估贱评自买，或即时转卖，法官占利60%以上；审判案件按难易程度，以标的额的15-30%收取，预收50%。按件计价的不少于1万元。
2010年1月，中国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被判无期徒刑，一审法庭认定黄松有犯受贿最和贪污罪。这位来自广东的大法官是中共建政60多年来因涉贪腐而受到法律审判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
黄松有被双规后，中纪委相继查出了一批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公安部党委委员兼部长助理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和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陈少勇等。
周永康儿子收2,000万放甘肃二号黑帮头目
据《周永康发迹史：掌控中国的命脉》一文援引内部消息人士披露，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被“双规”后，交待了周永康之子周斌的许多违法问题和公安部的大量黑幕。
据郑少东交待，儿子周斌利用父亲周永康的影响力，在周曾工作过的地方或部门，大搞权钱交易。比如插手四川大型工程项目，通过周永康担任过首任部长的国土资 源部大肆倒卖土地，插手中石油的石化项目，卖官鬻爵，尤其是利用其父在政法系统的影响力，收取巨额“保护费”，替一些不法商人“铲事捞人”等等。在甘肃、 山西、辽宁，他“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使一些重大案件难以置信地未获应有审理。
周斌被爆出涉嫌受贿2,000万人民币现金，捞出了甘肃二号黑帮头目出狱，而此人涉嫌杀人，还开膛剖心。据称，这个案子在甘肃人民法院和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都有记录。
周斌还涉嫌借周永康的权力，要挟古蔺县地方官员，假借国企产权改制，暗箱操作“空手套白狼”，伙同私企老板汪俊林暗箱操作，将拥有固定资产17.28亿元（尚不包含无形资产在内，不包括价值10亿左右的窖藏酒在内）的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蓄意搞垮，然后低价评估贱卖，变相掠夺为私有。
据知情者披露，周斌不仅在香港、巴黎、上海浦东、江苏无锡、北京等地有房产，而且在瑞士、美国、香港均有存款。
法院窝案不断曝光 律师成为职业“掮客”
2009年，身为检察官的法学博士王新环在《南方都市报》撰文披露，是否请律师，请谁与不请谁，当事人判断的标准不一定是律师的能力，更多是把律师当作接近法官的管道。于是乎，包胜诉、包放人、包无罪的“三包律师”出现了，陪饮酒、陪赌博、陪娱乐的“三陪律师”增多了。
王新环还表示，在律师行当中，甚至还出现了没有关系、案源不足的高学历律师，给法律掮客打工的奇怪现象，这些法律掮客不懂法律没有律师资格，却八面玲珑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能够招揽到案源，周旋于委托人和法官之间，“勾兑”案件事实，充当起行贿的桥梁。
2003年9月，司法部调查组发现，司法机关在查处湖北武汉、宜昌、苏州、广州、东莞、珠海6个城市的法官受贿犯罪中，牵连出88名行贿律师。仅最近几年，就有武汉中院、深圳中院、天津高院以及吉林高院先后曝光法官收受律师贿赂的丑闻。
2005年，阜阳市中级法院窝案，牵出十几名“行贿”律师。这起窝案中，落马的法官，有阜阳中院副院长王建民、朱亚，执行庭庭长王春友、副庭长尚杰，经济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和平，经济审判第二庭庭长董炳旭、副庭长薛懿，刑一庭庭长巫继成，刑二庭副庭长李先义等十余人。
律师董卫东承认，他在代理4个案件时，受当事人的委托，向阜阳市中级法院经济审判第二庭庭长董炳旭送钱。董卫东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如果不送礼的话，我就没有能力为当事人维护正当权益”。
2003年，武汉中级法院法官集体受贿案涉13名法官，其中包括该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副院长胡昌尤及3名副庭长、6名审判员、1名执行员和1名书记员。犯罪行为则是共同犯罪或相互牵连犯罪的多案件“放水”，无论案件由谁主审，只要涉及案件审理、评议、把关，从审判员、庭长到分管副院长，都利益均沾。
此外，内外勾结也是武汉中级法院办案另一特征，许多法官受贿并滥用职权，与当事人、代理律师及公证、拍卖、估价、鉴定等仲介组织内外串通勾结。特别是许多律师行贿成风，成为职业“掮客”，武汉中院案中涉及行贿的律师多达44人。
法学教授何兵：司法在加速崩溃
香港《前哨》采访大陆几位法官在司法机构工作的感受，其中邱旭瑜表示，1985年，最初进入法院时，感觉充实，工作也最舒心，但是“很快一切都变了！”从干部、企业接待法官的规格上感受到了风气的转变。“烟抽得越来越好，酒也喝得越来越好，从几块钱的酒，然后喝泸州老窖，2000年以后基本上就是五粮液、茅台。”法官办案变得不那么纯粹，不论是法院还是法官个人，都开始考虑自身利益问题了。
原本怀抱理想的法官康冬辉在进入法院工作两年后，“一辈子做法官”的念头就烟消云散了，一直秉持的信念崩塌了。在中国，有罪无罪都可以用钱来解决，没有任何司法约束的事情比比皆是，让他看到现实的黑暗。
经常活跃在网络和媒体上的法学教授何兵发微博说：“司法在加速崩溃，最近收到几份判决，两份高院一份最高院的，全是黑了心的判决，当事人问怎么办，我说，等吧！”
江泽民掌权后 中国司法沦为政治工具
江泽民掌权后，导致了中国全面的腐败，道德急速下滑。江为镇压法轮功成立的“610 ”办公室通过政法委控制了中国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武装警察系统，在中国形成了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610”凌驾于法律之上后，中国的司法基本上沦为政治工具并且公开化。
自周永康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后，政法委成为中国最“无法无天”的机构，并使中国的司法系统完全变成黑幕运作。由于掌控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司法局这四大法制体系，各级政法委书记可谓权大势重，一手遮天，成为了执法犯法、破坏法治的罪魁祸首，更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工具。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大规模镇压法轮功的运动，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至今仍然进行之中的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政法委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犯罪政策，策划和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和迫害的全过程。
中共耗尽国力，从开始占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最后增至四分之三。在镇压法轮功和肥吃维稳中不断壮大的政法系统，搞乱了正常的法制，堵死了群众上访维权的通道，以施暴者的姿态监视和喋血人民，成为民愤最大的警匪黑社会。
自1999年以来，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十多年来，司法迫害使许多信仰者失去了生命和人身自由，千千万万个家庭遭受妻离子散的痛苦。更发生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人罪恶。
为迫害法轮功 司法出台违法、违宪条文
中共司法为了配合江泽民的这场镇压运动，配套出台了违法、违宪的条文。1999年10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名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在2001年6月4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再次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北京一知名律师、宪政学者曾表示，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权利，江系对法轮功信仰者的处罚依据属违宪。 “两高”是假借司法解释之名而行立法之实，属越权行为，违法、违宪。
湖北一位律师表示，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一场政治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一大批好人、把非常能够提升民族道德、改变人的道德观念的一个团体全部推到它的对立面上去了。等于公开宣称自己是假恶斗，和真善忍是对立的。
江泽民时代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正常价值观，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并将全中国的百姓一步步拖入了苦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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