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重大火灾死亡人数大约是50人

【泛华网2013年3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引用泛华网的独家数据称火灾死亡人数大约是50人。

去年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突发大火，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严密封锁火灾信息，隐瞒死伤人数，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目前正值北京开两会期间，3月4日，天津市华 苑鑫茂科技园区一幢20多层的大厦突发火灾，现场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对这场大火，天津的媒体再次集体沉默。从网络上发布的多幅现场图片和视频看，火势非 常凶猛；且有人挣扎跳楼，但官方称无人员伤亡，海外媒体称，死伤惨重，约50人死亡，强烈质疑天津当局再次封锁火灾讯息。

国际在线的通稿式报导称，2013年3月4日下午4时左右，位于天津市华苑产业区的鑫茂科技园发生火情，北侧楼体完全被大火吞噬。据现场人员和园区工作人员介绍，大楼保温层最先起火，很快覆盖了整个北楼。报导称，没有人员伤亡。

有港媒报导称，4日下午，天津鑫茂科技园一栋大厦发生火灾，现场火势猛烈。有知情民众爆料称，火情从6层左右开始烧起，楼群呈山字形，左边矮楼外围装修被大面积烧毁。晚上6点许大火才被扑灭。

中共两会期间，3月4日下午，天津再次突发大火，天津官方被指封锁消息。（网络图片）

中共两会期间，3月4日下午，天津再次突发大火，天津官方被指封锁消息。（网络图片）

据海外博讯收到爆料称，天津华苑鑫茂科技产业园区海泰大厦发生大火，这幢20多层的写字楼全部烧毁。整幢楼内全是出租写字间，只有少数人逃生。

报导还称，4日的这场大火，是天津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海泰大厦的两幢楼瞬间烧没，死伤惨重，质疑天津当局隐瞒实情。

另有海外媒体报导，据现场观看的人与大楼里逃出来的人估计，死亡人数大约是50人。从照片和现场视频来看，大火过于猛烈，里面的人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

而天津公安消防局官方微博称，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中共两会期间，3月4日下午，天津再次突发大火，天津官方被指封锁消息。（网络图片）

中共两会期间，3月4日下午，天津再次突发大火，天津官方被指封锁消息。（网络图片）

中共两会期间，3月4日下午，天津再次突发大火，天津官方被指封锁消息。（网络图片）

中共两会期间，3月4日下午，天津再次突发大火，天津官方被指封锁消息。（网络图片）

天津华苑鑫茂科技园二期底商“西贝莜面村”（华苑店）的一名员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他们的店距离起火的大厦有一百米远。起火的大楼有28层，平时“白领”在该楼上班。火灾后，这座楼的一边全部被烧毁。

至于人员伤亡，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因为当时店里的员工不允许离开店铺去火灾现场，事后也被要求不许议论此事。

华苑鑫茂科技园二期底商人人乐超市的一名女员工表示，起火的大楼就在该店的斜对面，隔了一条马路，但发生火灾时，店老板不许员工去火灾现场观看，也不许大家谈论这个火灾。

大纪元记者数次去电天津鑫茂科技园区管委会等官方单位，均无人接听电话。

民众在微博和网络论坛上传大量火灾现场的图片，优酷网和土豆网上有多段失火现场视频，其中一段视频中可见，有人伴随着滚滚黑烟跳楼，身体在半空中挣扎，情景惨不忍睹。

火灾发生后，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苗宏伟等官员到现场，居然有人在笑。（网络图片）

3月4日下午，天津再次突发大火，视频中可见，有人伴随着滚滚黑烟跳楼。（视频截图）

慧聪消防网引述网友“奥特OUT曼MAN”的爆料报导，火灾发生后，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苗宏伟等官员到现场，在场领导的照片中居然有人在笑！
据报导，去年4月29日，失火的大楼曾发生过火灾。据悉，两次火灾都是由不合格的保温层引起的。

天津大火让张高丽更加声名狼藉

2012 年，6月底，天津蓟县莱德商厦曾发生重大火灾，天津官方只报10人死亡、16人受伤，引起舆论哗然，网络上传出至少两百人死亡，还有385人死亡的说法， 张高丽为保仕途，死命隐瞒火灾死亡人数，采取惯用的强力高压维稳手段，严控媒体，并将多位发布消息的民众抓捕，使其更加声名狼藉。

11月3日，张高丽的后院再次起火，天津蓟县繁华地区文昌街的森马服饰专卖店突发火灾，该事件引起天津政府的恐慌，不仅下令禁止采访、传播和议论此事，还在城区再次实行戒严。

张高丽治下的天津成为中国的“五毛”之都

中共封锁互联网，侵犯言论自由的网络审查制度臭名昭著。在张高丽的治下的天津，正成为中国的“五毛”之都。因为天津互联网审查员（五毛）的工资比较低，新浪微博、土豆视频、搜狐等中国大陆一些主要的互联网公司将其审查业务部门陆续迁往天津。

张溜须拍马 游走三代中共党魁间

十八后，跻身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自称苦孩子出生，从政后紧跟江泽民，获提拔重用。

2000年2月，江泽民到广东考察，专程跑到张高丽曾任职的茂名发表它的所谓“三个代表”理论，张被江泽民看中并获提拔。

张 对江泽民感激零涕。2006年五一期间，已退位的江泽民要登泰山，主政山东的张不顾正值五一假期，下令泰山“封山两天”，并要地方领导班子和官员“列队欢 迎”。并称其是“敬爱的领袖”。还指令八人抬着为江泽民特备的大轿上山，自己则紧跟其后“护驾”，被民众拍到照片，斥其奴才相十足。

在中共官场张高丽善溜须拍马，游走在三代中共党魁之间，还曾附和薄熙来唱红，但薄一落马，张立即大变脸，宣誓效忠胡锦涛，被媒体嘲讽为：唱红不黑火烧不倒；变脸演技纯熟兼卖座；游走于中共三代党魁之间。

张高丽仗江泽民为后台，不但追随江残酷镇压法轮功，还贪腐出名，被举报的“太厉害”，被中纪委谈话。80多名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曾分别联署要求中纪委、省人大常委会罢免、弹劾张高丽，指其腐败、腐化。

长沙市副市长：地方政府受指标考核 截访难以避免

    虽然去年全国信访数量同比下降11%，信访工作仍然让地方政府压力山大。据南都记者了解，中央可能今年会取消针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湖南团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此番提交了《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机制的建议》，建议中央明令禁止地方政府截访，并逐步取消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制度。
   
    信访制度该如何变？日前在《会声会色》节目中，何寄华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共商信访制度的症结及改革路径。何寄华认为，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不能真正解决信访问题，应尊重基层、相信基层、依靠基层，全面系统地依法解决。何兵则称，解决信访难题需要权力下放及法院国家化。
   
    信访占了一半工作量
   
    何寄华认为，产生信访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政策原因和基层政府工作方法问题外，还有些缘于民众的家庭内部矛盾、道德问题，甚至是无理诉求。长沙曾出现一起非正常上访事件，原因很简单，一个人买不到火车票，在北京举牌子抗议。面对非正常上访，地方政府要派专人去接访民，为访民支付路费、住宿费用，若问题不能解决，还会反复上访。他说，有些熟悉信访制度的访民已经以此为业。
   
    近年，国家希望将信访压力化解在基层，信访绩效考核遂被纳入地方政府工作。2005年，新国务院《信访条例》首次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各地政府随后陆续推出考核细则，并层层下达指标，部分地区还要求“零信访”。何寄华表示，在指标压力下，截访难以避免。
   
    信访工作让地方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何寄华透露，这影响到基层政府的工作。有些街道和社区在信访上投入的精力占到工作量的一半，每年有的街道信访方面的支出要达到100万。这个数字占到他们整体收入的10%。同时，这也导致基层信访工作人员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何兵认为，在目前的信访体制中，地方政府属于“两头受气”，一方面要面对不满意的百姓，一方面也要完成上级政府的信访指标。
   
    “首先要权力下放”
   
    对基层政府的信访绩效考核，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何寄华认为上访是合法权利，应允许民众去北京或省一级政府上访，无须地方政府接回。真正解决信访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加强舆论引导，依靠、相信基层，依法依规解决。他因此建议取消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
   
    何兵则认为，解决上访问题首先要权力下放，清晰划分地方跟中央的权力。
   
    “如果老百姓知道来北京不管用了，他到北京干吗？”何兵称，其次是要实现法院国家化，并设立地方行政法院。目前法院的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法院工作受地方政府干扰大，法院国家化后，行政法院法官由国家任命，百姓在地方就能找到京官，至少信访压力不会集中在北京。
   
    访谈
   
    以下为《会声会色》节目精选。
   
    节目将在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播广州每日20：30《第1现场》、广东电台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8：30- 19：30《南都视点·直播广东》、南都网、南都官方微博群、南方微博、南都网客户端、D O P O O L手机电视南都视点专区播出。
   
    南都：会有网友、读者看了建议之后想，既然您是副市长，您能够代表政府，为什么还要建议中央去下这个令，长沙市可以自行规定不去截访，让老百姓自己回来行不行？
   
    何寄华：是，所以我们准备思考如何解决一个接和截的问题，不要把上访对象堵在路上，允许他去上访。第二，也不要通知地方政府把他接回来，引导他自我返程。
   
    何兵：他这个提法从地方角度讲，路上不截，到北京以后做思想工作再回去，但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思想工作的前提是不能采取强制手段，人家上访又不违法，人家就是不听你的，最后怎么让人家回去？
   
    南都：您回答一下，人家不听你的怎么办？
   
    何寄华：肯定会有这种情况，确实这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首先要形成一个共同的法治理念，就是大家都依法提诉求，依法来解决问题，依法来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
   
    何兵：解决上访的第一个问题是权力下放，把地方跟中央的权力分得清清楚楚，是地方的权(力)，你(就)别管我。
   
    特征：
   
    激动
   
    事件：在6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一家境外媒体的女记者提出关于环境治理的问题时数度哽咽，最终把提问变成自我陈述，情绪有些激动。现场的代表则无人回答。
   
    点评：作为记者，感慨前还是先把问题提了吧。
   
    张卓元
   
    特征：
   
    直言
   
    事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搞好房地产调控，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征收房产税。但目前实际情况是，征收房产税受到几乎九成以上政府官员阻挠，因为他们有很多房子。
   
    点评：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能实话实说，不容易。
   
    本文来源：奥一网

俞正声是中国“表帝” 腕上百达翡丽288万

文章来源: 明镜网 于 2013-03-07 

 

　　着名鑑錶网友“花果山总书记”对记者说：“近年我陆续看过一万余张照片，其中半数官员未戴表或戴普通錶，四成官员戴较有名气的瑞士、德国产名錶，5% 的官员戴贵价的豪华名錶。前年我曾陆续公布过90余位戴名錶官员资料，后来结集了30余位有代表性的官员，出了一个《花果山名錶指南》。”

　　今年34岁的花总曾是上海一家金融软件公司的老总。据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他的（BBC）的一篇报导“花果山总书记”的英文名字叫Daniel Wu。

　　《南都週刊》记者也曾到花总的公司采访，记者这样描述他：“浓眉、国字脸、两只招风耳上架着无框眼镜；在一件比他身材略大、并不合身的黑色西装里面，穿着的是印有卡通形象的黄色汗衫。他说话极轻，在封闭的写字楼外，窗外的汽车鸣笛声，就能轻易淹没他的声音。”

　　《南方週末》也曾报导花总鑑錶的事，花总从小到大就对钟錶有狂热爱好，工作后，他在政商圈见识过不少名錶，慢慢就变成了手錶玩家。

　　在接受《中国密报》采访时，花总讲述了他介入鑑錶的故事。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相撞事故之后，无意中在电视上发现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手上竟戴着 一只价值73500元人民币的劳力士錶。于是开始在网络上搜索，发现盛光祖先前在不同场合戴过多块名錶，包括伯爵的红金錶、欧米茄星座錶、能确定型号的大 概4块，总价值在40万元人民币以上。

　　盛光祖佩戴多块豪錶的事实让花总十分震惊，于是他将搜索扩大到其他官员，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戴有价值三万多人民币的手錶。

　　在《花果山名錶指南》中，花总还列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戴有价值为33700元人民币的欧米茄超霸系列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原贵州省委 书记栗战书，戴有不知具体錶款的卡地亚名錶；前内蒙古党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戴有34200元人民币的名士錶；国侨办秘书行政司司长熊昌良， 戴有价值3000元人民币的飞亚达极限系列錶。

　　推友“8QQ”在2010年2月21日爆料说：“俞正声的手表值288万！”图片显示，这块百达翡丽的豪錶价值28.8万欧元。

　　前陕西省委书记、现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戴有价值18000元人民币的雷达精密陶瓷石英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原部长高强，戴有价值约3 万元人民币的老款欧米茄錶；科技部部长万钢，戴有价值206600元人民币的江诗丹顿錶；前卫生部副部长、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尹力，戴有价值 92600元人民币的劳力士錶；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戴有价值42900元人民币的卡地亚錶；水利部副部长矫勇，戴有价值为33700元人民币的欧米茄超 霸系列錶；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戴有价值11700元人民币的浪琴嘉岚男士机械錶；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戴有价值51480元人民币的劳力士錶。

　　在地方官员中前贵州省委副书记、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富玉，戴有价值超过3万人民币的卡地亚錶；广东省前副省长佟星，戴有价值43000元人民币的卡 地亚桑托斯系列錶；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戴有价值8100元人民币的浪琴錶；前山东威海市委书记、现威海市人大主任王培廷，戴有价值13000元的 OMEGA新海马系列錶；前吉林省质监局副局长、现辽源市副市长金窗爱，戴有价值为89800元的欧米茹女款镶钻星座錶；河南省质监局计量处处长孟宪忠， 戴有价值49900元人民币的欧米茄星座錶；山东沂源县国税局局长于亦刚，戴有价值49900元人民币的欧米茄星座錶；安徽省淮北市副市长杨军，戴有价值 48000元人民币的劳力士錶；前广东梅州市委书记、现珠海市委书记李嘉，戴有价值29000元人民币的Maurice Lacroix Croneo錶；山西消防总队政委朱志发，戴有价值28500元人民币的帝舵錶；前海南儋州纪委书记、现儋州人大主任韩太光，戴有价值22000元人民币 的浪琴錶；山东济宁市煤炭局局长于海燕，戴有价值为27800元人民币的欧米茄錶；辽宁盘锦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伟华，戴有价值15000欧元的格拉苏 蒂錶；原广东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戴有与盛光祖一样价值73500元人民币的劳力士錶；前昆明市市长、现云南玉溪市委书记张祖林，戴有价值6万元的卡地亚錶。

 　　以上所列20多个“表哥”“表姐”，仅仅是一小部分。2012年9月9日，花总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表示：“我研究过上千名官员戴的手錶，我会按部门按地区按职级去搜，发现戴豪錶的官员有300多位，我目前已经对外公布了94位官员的豪錶。”

　　花总还特别提到，潮州市公安局局长金伯中，原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刚被撤职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渖阳铁路局党委 书记武汛，黑龙江虎林国税局局长、第四届“十佳公僕”候选人杨新仁，河南范县县委副书记张润卿，广州市科协党组书记冯元等人都戴有价值从小几万到大几万不 等的欧米茄星座錶。

　　花总曾告诉《南方週末》记者，在北京一次饭局上，他曾看过某司长戴了块价值70万的百达翡丽。司长的錶光彩照人，在座的商人夸他很有眼光，他顺势摘 下，不动声色地说：“喏，给你们看一看。”百达翡丽是一个常常和贵族、皇室联系在一起的顶级品牌，其广告词是：“没有人能拥有百达翡丽，你只不过为下一代 保管而已。”

　　对此，花总分析认为：“官场很讲究位置和秩序。跟商人在一起时，官员想说明他是老大，戴块百达翡丽，很有君临天下的范儿。”

　　但是，一旦有更高级的官员在场，这些官员便低调起来，穿戴不会比上级更好。以“浪琴嘉岚表”为例，“在一些地方，省长如果戴个3万元的，市长就会戴个两万元的，县长就会戴几千元的”。花总还发现，中国内地官员比沿海官员更敢戴名錶。他通过图片发现，内地某国税局局长，戴了一块5万元左右的“欧米茄镶钻 红金双色星座錶”。然而，在他接触过的华东官员中，却少有人在公众场合戴錶。

　　着名专栏作家刘逸明曾表示：“这在中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很多当官的都贪污受贿，所以他们非常有钱，也非常喜欢享受一些名牌的东西。他们非常喜欢炫耀，希望多穿名牌，多戴点名牌，可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这些“表哥”在“花果山总书记”的新浪微博上一一公布。而有些官员朋友得知他在网上的“鑑錶”行动之后，还曾主动联系叫他不要把自己戴名錶的事情透露出去。

　　花总因此在中国网络上走红，其粉丝数从发布盛光祖的豪錶之前的2000人，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飙升到20000人。这期间，他与新浪微博小秘书之间的暗战也从未停止。

酷刑视频曝光后，徐崇阳再次被公安国保抓走

    徐崇阳被酷刑的视频近期曝光后引起关注，在3月6日晚，他在住处被北京国保和市局的人带走。目前情况不明。
   
    徐崇阳被酷刑除了视频证据，还有他口述的录音以及2011年6月从非法拘禁处短暂自由时的视频谈话。对此，北京市公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会期间再次抓捕徐崇阳，值得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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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哪种真话？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

终究还是高官们的两会言论被认为最有新闻价值。

顺理成章，习近平排名第一，而且谈的就是人人都可以插上一嘴的PM2.5。调侃中文名称的“喂人民服雾”以及《沁园春.霾》正在热传，搜狐和凤凰网昨天傍晚已用头条展现最高领袖的“淡定”，是引自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里的内容：“在谈及到关于雾霾天气的时候，习近平说，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回忆到说，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学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黄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就更糟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

可惜，有人没法淡定，甚至哭了出来。中新社一段《女记者提问数度哽咽》的视频，今晨亦得以出现在门户首页：“在6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供职一家境外媒体的女记者向代表提问关于环境治理的问题时数度哽咽，最终把提问代表变成了自我陈述……最后，当这位女记者谈到了GDP与健康之间的权重关系时，她再次哽咽，引得其他媒体记者驻足围观……女记者的提问结束了，代表们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复，只是大会主持人总结性表示说，这位女记者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如果听过名医诊断，恐怕男子汉也得哽咽。@新华视点昨天午时首发钟南山的“危言耸听”，称这位中国医疗界的良心代表告诫：“人体能对PM2.5产生抗体毫无依据。PM2.5作为颗粒物本身是一种载体，可携带二氧化硫甚至病毒，进入人体肺泡并被巨噬细胞吞噬，从而永远留在那里，影响肺功能。在广州，不少人到了四五十岁，肺变黑色，北京情况就不知道了。”

南粤尚且如此，北方情何以堪？此言一出，微博转发中最多的就是恐怖和流泪的表情，得知杭州市长在两会期间死讯的人们，更是频频猜测其心脏病发是否亦与北京空气相关。

新京报今晨迫不及待地用社论《建议尽快建“京津冀联合治污”机制》，广州日报总算愿意以“政府若下决心治理灰霾，不超十年肯定效果明显”的标题带来些许慰藉，但南方都市报就是要继续剥开伤疤，不仅同刊这段“空气颗粒可携带病毒致病”，由钟院士强调“这并非耸人听闻”，还补录了更多指控：“钟南山驳斥了灰霾与油品质量关系不大的言论，列举数据证实机动车油问题占了空气污染原因22%-27%”；“谈烟草院士，我们怎么面对几百万肺癌病人”；“直批‘现在的所谓发展绿色烟草很荒谬’，加入中草药更不对”……

《空气有毒，我们有屌丝心态》——这份广东畅销小报倒也不避讳自己代言群体的定位，在街谈栏目里由孙不熟嬉笑怒骂：“这两天，空气成了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北京的空气成了两会上的头等大事。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北京城里来了贵客吧……虽是‘千里朦胧、万里尘飘’，但至少有一个人的心情还不错，那就是马云。他前几天在知名的亚布里论坛上说了，北京的雾霾让他很高兴，因为特权阶层有特权的水，这次却没有特供的空气了。呵呵，这是典型的屌丝心态：怎么着，我没有的东西，你不是也没有？”

屌丝更愿意相信阴暗面，相信自己被骗被隐瞒。虽然水利部部长陈雷早前已对着话筒宣告“山东地下水污染查无案例”、“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出入”，新华社今天又带来了山东潍坊市长“政府绝对不会与污染企业站一起”的信誓旦旦，不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上午也还是在全国政协记者会上承认：“也不排除现在地下水有污染进一步加重的趋势……从城市周边向农村扩散，从浅层水向深层水扩散”。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肯定不能算作屌丝，但他不仅没能保持“情绪稳定”，反而喊出了“最危险的时刻”。摘录其言的新华社电稿昨天一经发出，亦是广获转载：“大家都在说食品安全问题是因为缺乏监管，我认为，环境污染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进口的种牛，一到上海港就开始打喷嚏，一到饲养场就开始用抗生素。我国最适合发展养殖业的地区，像河北、陕西等，恰恰又是水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这样的环境，怎能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喝上放心奶？所以，环境污染让中国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食品安全，千夫所指，尤其是国产奶粉，人人皆可唾弃。所以，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愿意出面站台实在需要一点勇气，根据北京晚报等媒体的共同记录，对于公众普遍质疑的国内外奶粉标准问题，杨刚举例说：“我亲戚朋友家中的小孩90%以上都吃国产奶粉……奶粉的国内标准现在也不低，有些还比国外标准高……国家质检总局用了很大力气来抓乳制品的产品质量问题，这些年有了很大提高。现在有些人是盲目崇拜国外的奶粉，其实，国外的奶粉也不是没有问题，并且是屡出问题。”

“质检总局的数据显示国内的乳制产品86%都是合格的，出口产品98%都是合格的”，这是杨副局长想用数字说明问题。不过，由于86%这个数据与出口产品98%合格率，以及与此前政协发言人声称国产奶粉99%合格之间的差异，立刻被心存不满者抓住把柄，钱江晚报今晨更来了一篇《网友：不要数字，我要“放心”》，所摘一段微博评论是：“谁都不会忘记那些令人恐惧的事实，即使你定的标准再高，现在的消费者也都会存有戒心，公信力的丧失，难以弥补。”

的确，人们就是在互相传播那些恐惧故事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恐惧，以一种“集体偏执狂”的状态面对有关中国乳业的一切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尤其是那些不仅拥有消费能力还拥有话语权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他们以一种不给蒙牛伊利以及监管官员任何机会的决绝姿态站在舆论阵地上。最典型的莫过于@肉唐僧，虽然已经愿意承认“道理上讲，我相信现在的国产奶粉质量过关，性价比远超进口奶粉”，但他宣称“就是不买，一辈子也不买”，“因为你们欠一个说明，一个道歉”。

晶报同持此论，声明《公众要的不是抱怨与自夸，而是道歉》，将杨刚之语讥作“幽怨”：“这么说来，倒是公众对国产奶粉的质量担忧显得不识时务、少见多怪了。事实上，类似这样的腔调对公众来说并不陌生，面对引起广泛关注的公共治理事件，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否认、解释、拿出一些数据来为自己贴金，几乎是相关官员模式化的回应套路，却惟独对公众缺一个真诚的道歉……进一步说，既然国内官员没有道歉更没有引咎辞职的习惯，问责的板子就不能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一关之隔，深圳本就是受奶粉限带令冲击最大的内地城市，所以，这份本地报纸还要带来香港特首梁振英“并非针对内地居民，希望理解和谅解”的姿态，以及《政府不应继续坐视“奶粉战争”》里的奉劝：“中国妈妈和中国奶粉正在进行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通过用脚投票把国产奶粉逼上绝路，这固然有可能使之实现涅槃新生，但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比如，外资品牌将暂时垄断中国市场，而洋奶粉的不断涨价，也增加了中国父母的负担。政府不应该继续坐视这场注定两败俱伤的战争，必须有所作为。”

按照作者信海光的思路，政府作为有二：“尤其不能被个别巨头对地方的税收贡献、解决就业等因素所掣肘，必须将问题企业彻底逐出市场，以此全面恢复内地奶粉的质量口碑”；“正视国内奶粉口碑尽失的现实，正视消费者对境外安全奶粉的真实需求，以人为本，灵活地调整偏高的奶粉关税，减轻相关家庭的负担。”

能从污染和安全话题里抢得新浪腾讯网易首页头条位置的，就只有薄熙来的命运了。一年之后，物是人非，那位曾经权倾一时的红二代再无可能坐在人民大会堂里谈笑风生，但根据国际在线等网络媒体的即时播报，昨天的重庆代表团团组开放还是吸引了170多名记者，约相当于重庆团代表人数的三倍。

今时今日，坐在正中位置的换成了孙政才。当被记者问及稍早前雷政富等重庆官员涉不雅视频一事时，这位现任最年轻的直辖市书记反复强调“依法”一词：“对这个问题，重庆市委态度一直是鲜明的，措施是坚决的，就是要依法办事、依法处理……最后的处理结果有关部门会适时对外发布；对涉嫌利用不雅视频敲诈勒索，司法机关也会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依法进行处理。”

孙书记当然有备而来。例如，新京报昨天曾刊出对辅佐薄、张、孙三位市委书记的黄奇帆的访谈，由这位自称“更愿意外界把他当做一个经济学者”的市长讲述自己如何利用土地储备的“奥妙”，来实现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却没有债务危机。不过，编辑们选来作为提要的必然又是不合黄市长心意的一段：“明明是金融报的记者，不给你提金融问题，偏偏要问那几个腐败的官员怎么掉进陷阱里的。碰上我这样的还不赶紧问点经济问题，不珍惜自己的采访时间。”

其实，在这场以围堵明星官员为节点的两会大战中，媒体是最珍惜时间和版面的。还是新京报，今天正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率先全面小康广东任务很重》、《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车牌拍卖收入应对社会公开》为策应，播报孙政才有关“薄熙来案件正在侦查阶段”的表态。

比起昨日消息中类似“据重庆团介绍，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案目前正在依法审理”的笼统描述，门户编辑今晨终于有了更多细节可供展示，腾讯的说法就是《重庆市委书记主动回答薄熙来案：正在侦查》，源自京华时报报道：“两个多小时的审议发言后，全体代表开始接受记者提问。媒体记者先提了关于经济、民生、协调发展的三个问题，随后场边一位记者提问了有关薄熙来案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孙政才主动接过问题：‘薄熙来案件已经移送司法机关，目前案件的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当中。’”

一年之前，是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用缓慢但坚定的语气宣告了薄熙来的末路，即使是那些一再诟病其总理能力的右派意见领袖，也多数承认他在呼吁政改、反对左倾方面的功绩。如今，到了自己的谢幕时分，他又一次标志性地引用古诗——“雏凤清于老凤声”。

根据新华社所发电稿，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温家宝表达告别之意，并称：“这些年来，如果说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那都是人民信任、理解和支持的结果，都应该归功于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有些工作做得还不够好，那是由于我个人的能力所限，希望得到人民的谅解。”

很多人还是不能谅解，尤其不能谅解他在工作报告中对遏制房价物价以及对四万亿刺激经济决策“完全正确”的自我肯定。于是，一位老部下挺身而出，批评对应对危机的措施过多指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头看，形势变了，原来的刺激政策需要退出，但不能说当时的决策是错误的。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总是有利有弊。现在应该花力气总结我们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以利于未来怎么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适当降低经济增速，推动改革、创新、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所以，我很赞同这句话，‘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回过头来，情况变了，形势变了，过去有些做法现在不能延续，某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又要退出。”

不过，尽管李毅中自称是要赞同总理结论，但当媒体编辑和微博意见领袖们摘取出类似“四万亿决策内幕首曝光，财政部长称我兜里没钱了”的标题时，反而呈现出了火上浇油的效果，认定温家宝当年刺激经济的政策埋下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祸根的人们，认定时任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就是因为“兜里没钱”而转向大肆印钞，最终剥夺民财。

究竟什么才是“实事求是”？环球时报正在就此感慨，以《悦耳和不悦耳的真话都要讲》劝告同胞：“两会正酣，舆论正旺，委员代表的话频频登上媒体，带出层层涟漪。讲真话、讲实话成为会场内外的共同道德要求，但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实话，这个看似一目了然的问题，其实并不十分简单。”

以钟南山“黑肺”论、大规模延长国人休假、给每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等要求建议为例，强调这些“都挺悦耳，发牢骚发得让舆论愿意鼓掌，提建议提得即使实现不了，也让人觉得这人挺亲民”——但这篇社评的主旨显然不是要表扬“互联网上比比皆是”的这类真话，而是要强调“另一类的真话，那就是中国的国情”：“在全力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接受解决任何难题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一些公开场合讲前一类真话的人越来越多，讲后一类真话的人则在变少。这似乎是因为不仅舆论喜欢各种‘牢骚话’，而且讲这种话的体制性障碍也在快速减少。说后一类真话首先舆论不爱听，甚至有可能在网上遭到围攻。而且舆论的风向有时还会引发更多对发言者不利的现实后果。”

反正这份人民日报子报早就被自由派知识分子钉在了“五毛党”的榜单上，所以不如再反攻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市场化媒体同行：“我们认为委员代表们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媒体也应全面报道两会上的意见表达，避免一味用价值取向对委员代表的讲话进行截取和编织……过去是批判政府很难，如今变得讲述中国国情越来越难。后者常被互联网舆论说成是为中国的问题进行辩护。互联网上这种不理性已经对很多人在公开场合讲真话构成压力。”

作为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倒也有《代表委员应弥合社会分歧》的梦想。昨天，他已经讲解了为什么在互联网上弥漫着“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绪，今天则是剖析何以官民互不信任：“在一些问题上，无论官方说什么，公众都会选择不相信，习惯性地怀疑，习惯性地用阴谋论的思维去想像官方；而民众的意见在一些官员那里有时候也得不到尊重，常被戴上‘别有用心’和‘不怀好意’的帽子……其实，两会应该是凝聚共识的机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该是弥合这种社会分歧的中介。”

新京报也在鼓励“真话越多两会才开得有实效”，只是，作者朱昌俊所举的例子——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呼吁“各级中共党委的领导要有雅量”，在互联网上最流行的不是这幅模样。针对这场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及全国工商联主席的记者会，门户编辑昨天选择重点展现的是民革主席“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那一句，而微博意见领袖连番奚落的也正是这一句。

根据答问记录，当纽约时报记者询问“你们是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参与多党竞选”后，万鄂湘表示：“我们按照这种政党制度跟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已经尝到了目前这种政党制度的甜头……中国有一句老话，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肯定有一种制度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必须要坚持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改变我们目前的这种政党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越来越没有底线的竞争

戴维·布鲁克斯 ，紐約时报中文网

打个比方，假设你是棒球界类固醇兴奋剂泛滥年代的一名重磅击球手。基于道德和健康方面的考虑，你可能反对使用兴奋剂，但许多竞争对手都在用，因此你面临着加入他们行列的巨大压力。

再打个比方，假设你是一所好高中的学生。也许你想拥有一个正常的青春期，不过，你被一群学习小狂人包围，他们从6岁开始就在为申请大学这件事忙活。 你发现，自己不可能独自退出这场永无止境的激烈竞争，同时还申请到心仪的大学。因此你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以自己厌恶的方式行事。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戴维·布鲁克斯

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叫做“野蛮连锁效应”(brutality cascades)。在某些特定种类的竞争中，游戏规则由最野蛮的玩家设定。其他所有人，不管愿意与否，都面临予以仿效的压力。

政界充斥着野蛮连锁效应。比如，假设你是一名当选议员的正常人。你不想把全部时间花在筹款上，你想文明地对待对手，有可能的话甚至做出一些妥协。

但是，你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整天都在筹款，比起文明和妥协来，他们更喜欢野蛮和专制。时间不长，你就发现，为了生存，你必须遵守他们的准则。

或者再看看国际事务领域的一个例子。美国是一个始终捍卫公海经济准则的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认为，与对话类似，如果全球经济拥有最大限度的开放、互信和自由交流，将会使所有人受益。

但是中国出现了，这个超级经济体的想法更具重商主义色彩。许多中国人，至少是军工复合体里的人认为，全球经济是一种战争形式，一种寻求国家主导权的斗争。

美国和欧洲则倾向于认为，对外国私营企业进行网络攻击的做法会伤及自身。这样做也许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会摧毁促进自由交流的信任。不久之后，贸易就会枯竭，因为无人想与盗匪做生意。投资者会抽身寻求透明度更高的合作伙伴。

不过中国的网络重商主义者认为，欺骗是种天然的战争手段，网络攻击完全合情合理。你的竞争对手辛勤工作获取了知识产权，而你自己的体系更封闭，因此 创新并不是你的竞争优势，所以偷窃是一种更快捷、更廉价的方式。别人会因此恨你，但那又能怎样？他们反正都会恨你。这是战争啊。

在野蛮连锁效应的带动下，随着竞争的持续，中国的行为方式并不会向我们靠拢，而是我们向他们靠拢。目前的走向正是如此。西方企业应对网络攻击的第一反应是筑起高墙。它们没有对全球市场敞开大门，而是开始变得更像密不透风的坚固城堡。

接下来，私营企业和西方政府的界限开始模糊。当西方企业受到攻击的时候，它们马上向所在国的政府寻求技术和政治支持。一方面，美国军方正在深化对计 算机反间谍行动的介入，从而拉近了军方和私营企业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大家看到数码界黑水公司(Blackwater)的崛起，这些私营网络安全公司与 信息时代的军队的行为方式别无二致，不仅提供对外国攻击的防御，还可以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敌人进行反击。

不久之后，全球经济就会变得不那么像《大富翁》(Monopoly)，而更像是《大战役》(Risk)。中国的军工复合体盘踞棋盘的一方，而西方的军工复合体则盘踞另一方。

野蛮连锁效应很难摆脱。你可以宣战，干脆努力消灭那些你认为在破坏竞争的人。

或者，你可以尝试建立所谓的“朋友圈”。这种方法首先要建立用来规范竞争的合法性准则，也就是创建一个规范国内政治行为或全球网络间谍活动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然后，组织起一个尽可能全面网罗同道的联盟来维护这些准则。

最后，将剩余的违规者孤立起来，并发出一个信号：如果加入我们的朋友圈，并且遵守我们的准则，那么你们就会获得压倒性的好处；如果继续待在圈外，那么你们就会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奥巴马总统努力与那些他眼中的共和党狂热分子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在这两种策略之间举棋不定。他既没有将预算对决大力推进到让共和党人名誉扫地的地步，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诱惑来让共和党中的务实派分子冲破党派界线。

在应对中国方面，第二种选择显然是更好的策略。先创建禁止针对公民和私营企业实施网络攻击的《日内瓦公约》，再组织一个广泛的联盟来予以执行。

不幸的是，设立标准现如今是一门奄奄一息的艺术，因此我们要继续忍受这种野蛮连锁效应。

分析：温家宝十年功过褒贬不一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昨日退出公共生活，此前他作了第10次、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

温家宝警告，与他在任期间的多数年份不同，今年要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与往年经济增长远远超出官方预测的情形不同，去年中国经济仅扩张7.8%，这是13年来最低增速。

如果中国经济今年不多不少增长7.5%，那将是1990年以来最糟糕的表现。不过，这将不再是喜欢被称为“温爷爷”的温家宝的问题。

全国人大年会在3月17日闭幕后，温家宝将像多数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那样，低调、隐秘地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温家宝看上去情绪激动，他向与会的人大代表鞠了三次躬，然后转身向主席台上的同事们鞠了一次躬。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将作为一个尽己所能、保护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种子（至少是在言论层面）的人留在世人的记忆中，”研究中国政治的香港专家林和立(Willy Lam)表示。“他没有权力在这些方面做很多实际的事，甚至未能树立一个诚实官员的榜样；他未能阻止他的孩子和亲信利用其政治人脉在市场上大捞一把。”

温家宝的支持者们坚称，这位总理内心是一个民主人士，在他表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时，他实际上说的是中国应当有自由、公平的选 举。不过，他的批评者对他相当鄙视，称他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人，他的亲民形象只是一个幌子，用来掩盖他的夫人和孩子聚敛巨额财富。

去年秋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有关温家宝家人持股情况的详尽报道，暗示总理的亲属利用自己近水楼台的地位大举敛财。这篇报道在温家宝10年任期接近尾声之际削弱了他的 可信度。此前已有很多人认为，温家宝任内建树不多。“就政治或经济改革而言，他（作为总理）的成就微乎其微，而他大声发出的民主呼吁毫无份量，”中国知名 专栏作者、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曾是学生活动家的莫之许表示。

温家宝在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重提以往的大胆诉求。他说：“（我们应当）坚持依法治国，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似乎暗示中国目前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他的批评者看来，这是“中国影帝”的又一场表演。其他人则提出，历史将对温家宝作出更为正面的评判。“我认为他真心想要推行政治改革，但他就是无 法克服体制内部的反对，”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法学教授、司法改革倡导者贺卫方表示。“即使是口惠，仍然也是很重要的。”

译者/何黎

兩會觀察：十餘省地方大員兩會後將現調整

消息稱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將到最高法或最高檢任職

    大公網特約評論員馬浩亮

　　兩會開幕至今已經有5天時間，人大、政協各個團組都已進行了開放，這成為記者們了解人事動向的好機會。而從目前梳理的消息來看，今次兩會，至少 將牽動十位正部級地方大員的工作安排，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都將有從地方省（自治區）選拔的官員進京任職，大多數是躋身國家領導人， 有的則是平調。

　　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江西省委書記蘇榮、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王正偉、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馬飆都已入選本次全國政協主席團，轉到政協任職幾成定局。三位省委書記的共同點，就是都在兩個以上 的省份當過黨委書記，資曆深厚，此次入圍政協，也是一種酬庸。而王正偉、馬飆則延續了政協當中有少數民族人士代表的傳統。

　　通常而言，中國有五大少數民族自治區的自治主體民族即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回族、壯族都要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擁有一個席位。在這方面，是按 照統籌均衡的原則來安排，即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四大班子中，這五大少數民族，至少要在四大班子之一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整體 上，又形成了五個少數民族都擁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格局。如從2007年十七大至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少數民族高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 良玉（回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司馬義•鐵力瓦爾地（維吾爾族）、烏雲其木格（蒙古族），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藏族)、帕巴拉•格列朗傑 (藏族)、白立忱(回族)、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維吾爾族)、李兆焯(壯族)。涵蓋了四大班子。

　　在本次兩會上，回良玉、司馬義•鐵力瓦爾地、烏雲其木格、白立忱、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李兆焯都將卸任，阿沛•阿旺晉美已於2009年逝 世，只有帕巴拉•格列朗傑（藏族）作為藏族宗教領袖會繼續留任。另外，楊晶（蒙古族）在十八大上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也躋身黨和國家領導人。

　　在王正偉（回族）、馬飆（壯族）入圍政協主席團之後，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向巴平措（藏族）、新疆人大常委會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維吾 爾族）則位列人大主席團，被視作進入人大領導層的有力人選。7日，人大新疆代表團開放，記者問及艾力更•依明巴海有關他本人要到北京任職的傳聞，他笑著說 「現在還沒有，謝謝」。而此前幾日，記者問及民建中央副主席馬培華要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傳聞時，馬培華也是哈哈大笑說「謝謝，謝謝」。

　　當然，相比記者，一些正部級高官當然了解的消息更多。譬如，對於安徽省省長李斌要執掌衛生部的說法，現任衛生部長陳竺就直讚「中央慧眼識人」。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陳繼平則表示聽到過湖南省委書記周強要到最高法或最高檢任職的消息，並稱讚周強推動「法治湖南」建設有成績。

　　今次兩會，很多多年延續的慣例被打破。如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三大院」多年來通常由黨和國家領導人兼任院長。2003年 兩會時，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當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而本次兩會，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 禮、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都既不是全國人大代表，也不是全國政協委員，失去角逐資格。據聞中國社科院院長一職仍將由國家領導人擔任，但可能從政協轉到人大， 由一位人大副委員長兼任。這一角色可能從現任省委書記中選拔，且具備在宣傳理論部門工作的資深經曆。因為社科院院長通常也是中央思想宣傳領導小組的重要成 員。過去十年，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一直擔任中央思想想宣傳領導小組成員，協助組長李長春、副組長劉雲山工作。

　　在兩會之後，全國將有多省省委書記、省長（政府主席）、人大主任出現空缺。而在接替人選方面，將十分多元化。包括省長遞升省委書記，也有省政協 主席接任省長，有的省委副書記會異地調任省長，也會有重要城市市委書記升任省長（政府主席）的情況。這將涉及十幾個省、自治區。構成習李時代地方大員的新 格局。

　　作者係大公報副主筆、大公網特約評論員

中国当前形势之我见

摘要：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亚政治”专业教授。本文原为作者2012年8月21日在中央编译局所作的演讲。在本文中，海贝勒教授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并着重突出了当前中国政治的几个主要特点，包括：体系以及体系中行为体的碎片化；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的意义；党国体制的稳定性和合法性问题。除此之外，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的政治变迁、政局变动、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看法以及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等问题。最后，作者对现今中国的国家运行现状进行了评价。

　　《环球时报》曾做过一项调查，问题是：在中国人眼中未来10年社会稳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36%的受调查者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公平，24%认为是腐败，13%认为是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另有13%和11%的受调查者认为是民族分离主义和高房价。[1]除了上述答案，我认为，日益分裂的社会、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日益增大的影响、严重的价值危机、缺乏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法制改革的僵局以及权力制衡的缺乏都是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让中国的领导阶层颇为担忧，因此，他们严格禁止并压制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力量的出现。

　　在此，我想重点强调当今中国政治的几个主要特点，包括：体系以及体系中行为体的碎片化；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的意义；党国体制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合法性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探讨中国政局的变动及一些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看法。最后，我将对当今中国的国家运行现状进行评价。

　　体系以及体系中行为体的碎片化

　　中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制政体，但却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家。碎片化的国家制度有三个特点。首先，我们需要解构对于作为一个国家概念的“中国”的理解：中国可以被看作是由多种组织构成的复合体，后者在各个层面与社会进行互动，并且受到内部张力和冲突的影响。其次，中国国家内部存在影响政治输出的各种行为体，包括中央、省、地方、军队、新的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公众舆论等。这些行为体对政治输出的影响，同时体现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如互联网、微博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和公共舆论，日益对中国国内及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在善意和恶意的公共领域之间作出鉴别和区分。善意的公共领域关心治理的改善、政治透明度的提高、公民参与的扩大，并揭露社会不公正现象和权力滥用等信息。与之相反，恶意的公共领域多数情况下是与狂热的爱国分子和高涨的民族情绪相联系的，他们呼吁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与邻国的冲突，或者加强其独裁政策和制度。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存在体系腐败（system corruption）和权力滥用的问题，但在地方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行之有效的发展规划以及特点鲜明、思路开阔的发展“模式”（我称这种现象为“一个国家，千种制度”）。以江苏省的华西村为例，一个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帝国创造出一个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极为富有和繁荣的农村。与之相反，河南省的南街村创造出一种新的共产主义模式，它不仅保留了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而且只允许单一所有制存在，即集体所有制。[2]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以及其他的模式可以共生共存，并且都被官方所接受。

　　这种碎片化可以部分归因于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模式。这些差异可以在以下两个极端的例子中得以体现：一方面，我们会发现一种可被界定为新传统主义的模式，它以“重庆模式”为典型代表[3]，后者倡导一系列亲平民的政策（populist policies），包括对最大国家（maximal state）以及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偏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以“广东模式”为代表的自由化的模式[4]，该模式的特点是，采取较为开明和自由的政策，推动法制建设和应用，并主张采取“和谐”的外交政策。然而，重庆模式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的支离破碎以及政府为普通人提供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所面临的种种压力，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广东模式能够找到解决以上问题的成功办法。

　　在结构层面，我们能够同时发现两种形式的碎片化。一方面，国家的安全机构和掠夺型地方政府以及政治精英和经济名流之间结成了强大的利益联盟（例如军工企业联合体），这种联盟日益发展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实体。因为这种现象会对国家和社会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我称之为“破坏性的碎片化”。另一方面，我们在地方层面能够发现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碎片化。县级的行政单位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政策，选择优先发展的模式和进行政策实验。[5]

　　另外，许多制度和结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形式上的规则（法律）和实际中的规则（法律执行模式）之间的差异、权力制衡的空白、对民主运动人士以及地方上对维护普通民众利益的律师的压制、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的缺乏、对媒体报道的限制等。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内部，尤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僵局、腐败日益滋生以及对于人民合法权益的漠视都导致了人们对于党、政府和国家机构的信任度的降低。因此，中国呈现出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图景：一方面，我们发现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给绝大多数国民带来繁荣和富足，而这个过程也带来了中产阶层的崛起；另一方面，一党执政的党国体制往往无视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法规，选择以强硬的方式压制政治异见、社会抗议和各种社会运动。 

　　久未兑现的政治改革，使得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的悲观情绪日益弥散开来。另一方面，面对诸如财政困境、侵占土地、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提高、环境恶化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和民众仍在积极寻找出路和解决办法。

　　但是，我们发现，在政治压制方面，领导集团内部、国家各部委甚至不同地区也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例如，2011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强调，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必须加强，这就意味着持异见者、互联网和非政府组织将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6]，然而，《人民日报》又同时发表评论称，要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该评论引述了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7]该评论与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4月14日的一篇讲话一脉相承，在这篇讲话中，温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出发点来建言献策，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敢说真话，勇于直言。[8]

　　然而，这与其说是根本意见分歧的体现，不如说是对政策执行方面的优先次序的反应。领导人一致认为，批评和异见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极其重要，但是有一条“红线”却必须遵守，即，一切旨在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必将受到镇压。简言之，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批评的声音还是可以被很好地听取和采纳的。

　　中国：发展型国家

　　然而，尽管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但它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发展型国家”。[9]发展型国家有别于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前者是“有明确目标”的国家，其特点是，有强烈的意愿进行自上而下、从整体到局部的发展，积极有效地干预经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成功地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并能够克服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困难和障碍。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在执行国家政策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能力，而且能够相对独立于社会群体（societal groups）利益的影响。[10]毫无疑问，以党国体制为特征的中国正是这样一种发展型国家：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且还能做到适时调整政策，例如，减少计划经济成分，发展市场经济，甚至主动调整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

　　在过去的25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倍增长的目标，英国用了60年，美国用了40年，而中国仅用了12年。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清楚，计划经济只会将那些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的人们排除在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市场经济却能将这些人整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中国非常重视政治权力对于经济福祉的积极贡献，例如，中国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作为主要目标，适当地用政治手段管理经济，并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

　　除此之外，中国的党国体制使之成为一个拥有较强“国家能力”的国家，这能确保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施。这种能力包括五个因素：

　　1.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制度具备合法性，并被其公民普遍接受。

　　2.调节与控制能力：主要是指对社会的控制、调节和管理。

　　3.执法资源：例如财政手段和强制手段以及人力资源。

　　4.讨价还价能力：即能够将新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吸收并融入到谈判过程，并且在各种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

　　5.学习能力：即从过去的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能力对于成功执行国家的发展大计至关重要，同时它也有助于成功应对国内问题和冲突。

　　稳定性与党国体制的合法性

　　我认为，中央领导集体享有相对较高水平的合法性，中国的政治制度目前仍然相对比较稳定。在此，稳定的意义并非是指缺少结构性变革，而是指国家能够与时俱进地调整其制度和结构来应对危机，造福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讨论的稳定性（即使是相对的）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成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实用主义以及福柯（Michael Foucault）所称的“治理术”[11]（即向地方干部和民众灌输一种“改善的意愿”[12]），都意味着，地方干部和民众不仅能够自觉并有意识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而且还会感到中央实施的各项工程是他们自主决定并与他们的利益休戚相关的。以上是一个制度保持稳定性的三大支柱，而这些“支柱”又通过一个能够展现巨大国家能力的“强盛国家”、威权政治文化（威权体制）、制度调整能力和灵活的政策执行力得到巩固夯实。最终结果是实现“威权的巩固”（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而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得以存续而没有崩溃离析。

　　但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再加上政治制度的高度碎片化、社会差距逐渐拉大以及社会冲突不断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稳定只能是相对的。

　　这同样也可以解释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也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中国城乡，绝大多数人支持现任领导集体和现行制度。[13]这种支持以成功的经济发展为基础，以顺利实现国家目标为依托（例如，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以及未来实现对台湾的和平统一），梦想中国能够走向“强盛”并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并驾齐驱，能够维护稳定，实现安定团结（即，和平稳定的秩序以及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国摆脱前苏联命运的信念），这些都是获得民心、赢得支持的根本所在。

　　然而，中国人会对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区别和评判：中央政府代表了“好的国家”（benign state），它拥有国民的充分信任；而地方政府则代表了“坏的国家”，它因为民众所受的各种冤屈和不公而饱受责难，仅仅享有民众很少的信任，甚至有时候民众对其信任全无。但是，就长期而言，经济增长并非持久稳定和合法性的保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的合法性”（harmonious legitimacy）的原因，即必须从人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制定政策，协调和平衡社会利益关系，通过财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当然，在此过程中，政治领导层的决策和操作失误在所难免，错误的决策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有关政治改革的话语

　　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处？在中国，有关中国政治未来的话语讨论有很多种，其中知识分子中间占主流的观点是，目前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经济精英们（企业家和经理人）更关注企业经营活动的稳定和成功而非推进民主进程。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苏联解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的反华情绪以及吸纳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和近年来的话语讨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并缓和了许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立场和看法。因此，人们的关切和不满主要集中在腐败、就业以及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之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前的政治制度是被普遍接受的，因为绝大多数人主要关心的是日常问题的解决。

　　关于政治改革，我们可以总结出党内出现的四类主要话语。首先，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在实现社会民主化之前首先实现党内民主。这就意味着党内决策必须通过竞争性的党内选举来实现民主化。若没有党内民主，那么从目前看来，机构、制度以及社会的民主化是无法实现的。其次，有一部分观点支持渐进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程。这种观点主张，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基层选举应该推广至乡镇、县、市、省，最终到中央一级，从而实现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程。第三种观点主张通过推进法制建设实现自由化，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健全、运作良好的法律制度是实现自由和政治变革的重要先决条件。最后，有一部分人坚信，为了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必须实施快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为了遏制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持第四种观点的人认为，民主转型的实现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即在不久的将来由国家来主导实现。[14]

　　“新左派”（New Left）运动是中国另一个规模更大且具有批判精神的运动，它强烈谴责国家领导集体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将社会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公、腐败和私有化归咎于此。他们认为，泛滥的市场经济、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以及全球化都是罪恶之源，都需要在毛泽东政治主张的帮助下才能克服和消除。在党内精英与经济利益相互勾结形成共谋时，对国家的剥削就在所难免。“新左派”反对“自由主义”，控诉其是美国利益的代表。[15]

　　除此之外，党内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治的未来也有自己的思考。举几个代表性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于建嵘在2012年3月就提出“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纲要”，他指出：第一阶段（2012—2015年），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阶段（2016—2022年），以政治改革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国家向民主宪政转型。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主张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民主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民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途径，民主是解决中国重大问题的手段。[16]

　　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在其著作《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称，民主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并认为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在中国当前转型过程中复杂、异质的结构下，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极其困难的。[17]

　　研究制度更迭的著名美国学者拉里·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近期声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将在未来10年之内终结。”他根据现代化理论提出自己的观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需要中产阶级的崛起、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18]

　　但是，在我看来，民主体系的建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民主不可能单纯地通过输入而实现，也不仅仅是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如实现分权、司法独立和实行多党制。与之相反，为了创建并巩固民主结构，需要众多先决条件作为保证，例如，公民社会的基本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包括更加自由开放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以及公民价值和意识的增强；独立的司法制度，能够保护个人和集体免受国家专权的侵害；以及文明力（civilizational competence）。[19]在中国，公民社会仍旧处于初级阶段，而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发展还远未进入人们的视野。

　　所谓的“文明力”是指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的认知前提，其内容包括：具有社会公德心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公民的出现；国家和社会学习并接受不同意见和政治批评的能力；国家和社会能够和平应对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也就是建立冲突管理模式）；最后是移情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即培育理解他人的情感和思想的能力。

　　我们应该明白，在当前困难而复杂的转型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建设一个稳定民主国家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的缺失以及政治制度的衰弱，都意味着中国不可能自动实现并维护其内部的稳定。最有可能产生不稳定后果的情形是政治动荡、内部的权力争斗和每况愈下的经济危机——而这不仅会对亚洲、也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的后果。 

　　当前，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很难会在中国出现。在中国，中产阶级还未成为中国制度改革的生力军和承载者。社会契约似乎已然存在：只要政治制度能够保证政治稳定以及居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绝大多数人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相对满意的。多数人都会选择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不是政权更迭。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威权制度具有另一个特质。以中国为例，作为一个发展型国家，中国成功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如此，定期的并经制度化程序产生的新领导集体都支持并促进政策创新。武装部队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扮演的角色也很独特。此外，中国的负债率极低，同时，其外汇储备却居世界之首。最后，中国展现出较强的国家能力——这也能够充分解释上述成功和进步。

　　结语

　　中国并非一个纯粹的专制国家，因为专制国家不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发生任何社会和政治变化。中国是一个逐渐走向开放的国家，公民的参与度、法律保障和个人自主权都获得了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裂隙。因此，我们很难预言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将走向何处。但是，毫无疑问，这将取决于其国内的发展状况。只要中国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参与度得到提升，那么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就会有所保障，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中国将会逐渐成为一个可信赖并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想象，一个失败的中国将会给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乔尔·米格代尔曾经提到，在公民社会发展不充分或是“弱社会，强国家”的条件下，国家的作用只是个“政治建筑师”（political architects）[20]，这也正是中国的党国体制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党国体制不仅仅是一种“发展型专制”，它更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具有“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发展机构”（developmental agency）。换言之，中国的党国体制具有强制力、征税权和有效的治理工具等。[21]国家能力不仅要求建立纯粹专制的执行机制，它还要求将社会群体引入决策过程中，并建立相应的制度和体系。与之对应，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就曾强调，在公民社会比较羸弱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充当“催化剂”和促进者的作用。[22]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承担起这样的职能，成为兢兢业业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为了促进社会和政治发展，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这包括强化法治和公民权、培育新的社会共识以及构建高效社会管理的新模式等等。为一些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问题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是遏制社会分裂和碎片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是否能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1] 《环球时报》2010年8月10日。

　　[2] See the section on Nanjie in Thomas Heberer and Sabine Jakobi，“Henan as a Model：From Hegemonism to Fragmentism”，in：John Fitzgerald，ed.，Rethinking Chinas Provinc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109-117.

　　[3] See Francois Godemont，“China at the Crossroads”，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http://www.ecfr.eu/page/-/ECFR53_CHINA_ESSAY_AW.pdf：5 (accessed 2 August 2012)；on the “Chongqing model”：Romain Lafarguette，“Chongqing：Model for a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China Perspectives，4/2011，pp.62-64.

　　[4] 《参政议政的广东模式》，http://www.news.sina.com.cn/c/2011-04-20/15372232.

　　[5] On these developments，see e.g.Thomas Heberer and Anja Senz，“Streamlining Local Behaviour Through Communication，Incentives and Control：A Case Study of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China”，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3/2011，pp.77-112；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County and Township Cadres as a Strategic Group.A New Approach to Political Agency in Chinas Local State”，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7，No.3 (2012),pp.221-249.

　　[6] 周永康：《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载《求是》2011年第9期。

　　[7] 《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

　　[8] The speech has been published under http://www.youcheng.org/pages.aspx?val=1904 (accessed 3 August 2012).

　　[9] On developmental states see Meredith Woo-Cumings，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Anul Koh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New York et 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Lynette H.Ong，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lientelist States.Local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China，in：Comparative Politics，January 2012：191-205.

　　[10] 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 et a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11] Michel Foucault，“Governmentality”，trans.by Rosi Braidotti and revised by Colin Gordon，in Graham Burchell，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eds.，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87-104.

　　[12] Tania Murray Li，The Will to Improve.Governmentality，Development，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

　　[13] Bruce Gilley，The Right to Rule：How States Win and Lose Legitim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Political Reform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Asien 99 (April 2006)：9-28；Bruce Gilley，“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The Case of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3/2008：259-284；Bruce Gilley and Heike Holbig，“The Debate on Party Legitimacy in China：A Mixed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March 2009：339-358；Gunter Schubert，“One-Party Rule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preliminary thoughts on setting up a new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February 2008：191-204；Wenfang Tang，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01-118；Wenfang Tang，“Interpersonal Trust and Democracy in China”.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ocal governance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28 February - 2 March 2007；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Political Trust and the Case of China”，Oriental Archive.Journal of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2/2011：189-202.

　　[14] 黄卫平：《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0页。

　　[15] Li He，“Chinas New Left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http://www.eai.nus.edu.sg/BB401.pdf (accessed 12 July 2012)；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942ab01000b7s.html.

　　[16] 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5—60页。

　　[17] Yu Keping，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9.

　　[18] Larry Diamond，“China and East Asian Democracy.The Coming Wave”，Journal of Democracy，vol.23，issue 1：5-13.

　　[19] Thomas Heberer，“Creating Civil Society Structures Top-Down?”，Jianxing Yu and Sujian Guo，eds.，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in China，New York et al.：Palgrave/MacMillan，2012,pp.63-84.

　　[20] Joel 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21] See 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II：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5.

　　[22] World Bank，ed.，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Oxford et 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

　　［贾亚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来源：中共中央编译局网站

习李体制启动 习近平前不久的内部讲话曝光

文章来源: 亚洲周刊 于 2013-03-07 

 

　　

北京两会习李体制启动，亚洲週刊获悉，前不久习近平有两次内部讲话，要警惕苏联解体教训，重提毛泽东思想，给那些耿耿于怀而深深不满的政坛元老补吃了定心丸，具安抚意义。有学者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争取最大公约数、寻找最广泛共识而不得不这样说。这次两会至下一次两会期间的一年内，改革派要求的宪政、政改都不会有大动作。两会只谈社会保障、住房医疗、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不会有突破的惊喜。

　　在饱受雾霾和沙尘折腾之后，踏入三月，北京终于见到蓝天和阳光。北京人自嘲说：新北京精神是「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京城议政中心人民大会堂内正议论如何再创「辉煌」，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两会），在此先后于三日和五日揭开序幕。步入「两会时间」，习近平、李克强的习李体制正式起步。四个月前，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这次「两会」闭幕，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民众期待「两会」继续成为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展望的制度平台，由此开创新的「议政时代」。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两会会场内外，公众关注的热点、代表和委员热议的焦点，除了人事新布局外，依然是反腐倡廉、司法公正、社会保障、食品安全、房价调控、收入分配、机构改革等议题，没有太多新鲜亮点，可见国人对相关议题的持续关注，这也表明这些议题的解决，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中共十八大后，全球关注习近平「百日新政」，而今新一届两会启动，如何剖析中国当下时局，如何评估中共未来走向，世人热议。

　　北京学者认为，如果说，从中共十八大结束，习近平率领六常委见中外记者开始，至三月全国两会召开，是习李体制亮相期、交接期；那么两会闭幕后到二零一四年两会的一年内，是习李体制的磨合期、调整期。中共几十年来，每届代表大会后的一中全会，主要解决中共领导班子问题，二中全会解决政府班子问题，到三中全会经调整巩固领导权，此时才会有所作为，那就是二零一四年才会有大动作，或大步前进，或大步倒退。届时，习李体制的战略部署才能清晰展示。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习近平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十二月四日，在纪念现行「八二宪法」公布三十週年会上，强调「恪守宪法原则，履行宪法使命」。十二月七日，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出外考察没有选择中共传统意义的韶山、西柏坡，而是去广东深圳，向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画像献花，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制环境，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习近平的言行和举动，反腐、整风、清党、饬军，习式新政格局初奠。大部分国人像吃了「春药」般，兴奋不已，对习近平寄予厚望，期望未来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成为「宪政国家」。不过，习近平的一系列作为，却激起中共一批元老宋平、李鹏、周永康等人不满。习近平南下深圳，大谈邓小平，否定毛泽东，不提江泽民、胡锦涛，政坛不满声音频频传出，此时习近平脚跟尚未站稳，习李体制也未最终成型。

　　在两会期间，亚洲週刊获悉，前不久习近平有两次内部讲话，一是在新进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习会上讲话，一是在法制会议上讲话，两次讲话内容差不多，却明显成了对自己新政理念的稀释。摘录如下：

　　——习近平说，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现在，重大改革都是牵一髮而动全身，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

　　——习近平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出现颠覆性错误，出现后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决不自乱阵脚，我们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要树立信心。

　　——习近平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习近平说，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世界观问题，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认为世界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可认识、可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科学方法论，而唯心史观不能客观地认识世界，认为世界是人可以任意裁剪的。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信仰动摇，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不知道人类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不知道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要怎样走下去，也就不知道自己过去哪些做对了，今后应该怎样走才对。

　　——习近平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信仰的味道》。一九二零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和?子，还在外面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了」。他妈妈收拾碟子时发现他没有蘸红糖，蘸的是墨汁。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习近平这两次内部讲话，要警惕苏联解体教训，重提毛泽东思想，给那些耿耿于怀而深深不满的政坛元老补吃了定心丸，具安抚意义。有北京学者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争取最大公约数、寻找最广泛共识而不得不这样说，可见中国的事有多难。这次两会至下一次两会期间的一年内，改革派要求的宪政、政改都不会有大动作，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官员民主选举、三权分立，都不可能出现，这五年、十年不会有戏。这次两会，只会谈社会保障、住房医疗、食品安全、社会组织放开、环境保护、教育平等、反腐倡廉、收入分配等问题，不会有突破的惊喜。

　　老干部对习讲话失望

　　春节后，《炎黄春秋》举办了两场令当局关注的会议，一是十多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有李锐、何方等老干部、老学者；另一是杂志社的迎春团拜大会，二百人出席，十多人讲话。他们分析当下政局和未来走向。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胡德华来了，开国元勋陆定一儿子陆德来了，还有江平、资中筠、钱理群等人，前不久实名举报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利用维稳模式祸国殃民的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也来了。与会者听到习近平两次内部讲话精神，普遍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两个讲话的框架和基本思路，说重些，有走老路的味道，特别是讲到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说不是制度不制度问题，不是法制不法制问题，不是民主不民主问题，而是军队中立化，共产党失去舆论控制权，人的思想乱了，导致偌大苏联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不」。说军队国家化，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因此党就完了。

　　会上，胡德华说，苏共为何垮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给出这样的解释：苏共垮台是由于苏共垄断了一切资源，垄断了真理。胡德平说，公民维权和腐败官员之间的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法学家江平说，要按照宪法理念治国，这就是宪政。只提用宪法治国，不提宪政，是缺少宪政理念，宪政社会主义更具普世价值，应该更多强调与全世界的共同点，这就是宪政。中共元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说，要把宪政这个口号喊响。陆德说，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是经济体制改革屡屡遭遇瓶颈的原因，西南财经大学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中国目前基尼系数是零点六一，这是符合实际的。原全国人大法工委政研室主任高凯说，应出台保护公民不同意见的法律。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应该推广广州经验，公民的社会组织实行登记制，取消上级主管单位和挂靠单位，培育公民社会成长。中宣部原新闻局长钟沛璋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亿万中国人跪下去。

　　《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二月十四日因血压偏高入住北京协和医院新高干病房。九十岁的他，顺便全身检查。两会期间，他在病房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杜导正说，中共十八大后一百多天，如何评价政治局新常委班子？从表现看，有积极一面，令人振奋；也有消极一面，令人忧虑。

　　杜导正说，如果习近平的那些讲话只是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那另当别论，如果是他真实想法，以此治党治国，如此接受历史教训，就十分糟糕了。他说，有人对形势作分析，说未来走向有三种评价，会有三种结果。一是先左后右，形左实右，这还会有好结果；二是左左右右，左右逢源，这表明政治是骯脏的，是一场游戏，从某种角度看，这样可获得左派、保守派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社会矛盾那么尖锐，谁坐在总书记的位子上都很难办；三是左左左，左到底，这很糟糕，很危险，会导致彻底崩溃，结局是悲惨的。

　　杜导正说，最初听到这两个讲话的内容，他的心情是「十分震惊，十分悲哀」，盼来这样的结果，令他寒心。最近，他继续观察，又听了许多朋友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再给中共新领导人多一点时间，不要急于作出结论。他说，他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比较熟，习近平受父亲影响不小，人聪明也厚道，共产党这么惨痛的教训，习近平这一代人当然会有影响。政府新内阁里还有李克强、王岐山等人辅助他支撑?着。杜导正说：「网络革命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必然引发社会革命，也必然引起政治革命。我们国家，我们这一代人实在经不起大的动乱了。现在的态势依然扑朔迷离，看不清楚，未来走向不明朗，《炎黄春秋》作了两手思想准备，一是准备迎接好一点的形势，也准备最坏情况出现，即停刊整顿。」据悉，《炎黄春秋》一月发行量增加一千多，二月增加六千四百册，三月又增加一千七百册，总发行量达十七万四千二百。

　　杜导正说，这次两会，政府人事变动是大家关注的，只是希望能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让非党人士、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在重要岗位上所佔比例大一些。热议中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会有太大惊喜。现在新领导班子手中的权力还不稳固。杜导正说：「我总体看法是不要悲观，目前也乐观不起来。希望不等于现实。还是那句话：不改致革。」

　　透过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启幕才几天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是一年一度的「春天故事」，应当演进成助推国家改革、社会进步和民生权益的坚实足印。两会上传出一个个「故事」：自由迁徙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写入今年目标……国务院机构改革是这次两会的热词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银监局长高飞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还是问题核心，要透过改革，解决政府权力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弥补「缺位」，隔断「越位」，纠正「错位」。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新一轮价、财、税改革即将来临，未来的税收改革仍应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并考虑形成长期的制度化安排。

　　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邓辉说，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包括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在内的诸多基本法律，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悖，其改革已箭在弦上，不改不行。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城镇化即使「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传统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让农民享有土地流转价值溢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要从法律上保障农民能从土地获益，建议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可收穫多方面的改革红利，比如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养老金双轨制正部署顶层设计，应对老龄化的资金安排、养老金空账都在研究……两会开启了习李体制「议政时代」，春天还会来「雾霾」吗？
 

俞正声对香港问题强硬表态 香港人心都凉了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3-03-07 

 　即将接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表示，中央政府不容许香港成为颠覆大陆的桥头堡，若让香港极端化倾向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对此，有观察人士指出，北京最害怕和担心的，不是所谓的外部力量，而是香港一国两制中的政治民主等核心价值，忧虑会影响中国大陆的民众。

　　俞：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大陆社会主义的阵地和桥头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星期三在会见港澳政协委员时表示，坚持一国两制是港澳委员参加政协的基本和政治基础，不赞成的人不能参加政协；确保爱国爱港 爱澳力量在港澳长期执政，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大陆社会主义的阵地和桥头堡，大陆不能容忍有人举着港英旗，要香港独立的行为；不能任香港极端化倾向，甚至举港 英旗的情况发展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等。

　　俞正声还表示，香港2017年面临普选，如果那个时候出现同中央对抗的力量，离心离德的力量在香港执政，对香港不好，对国家也不好。

　　俞正声提出的五点希望，是他即将接任主管统战工作的政协主席之前，首次就港澳问题发表公开看法。

　　北京害怕香港政治民主影响大陆民众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香港过去历来是观察中国的中心，包括当年共产党有很多人潜伏在香港，去抗衡国民党。他认为，北京是以他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来推断香港会成为颠覆中国的基地。他说，在香港回归后，不会也不能再成为颠覆中国的基地。 

　　他说：“北京现在害怕香港的，其实不一定是他们害怕所谓的外部力量，而是香港人见识的一些核心价值，这些早晚都会辐射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老百姓看到为什么香港有一国两制，而两制里边的政治民主，是他们最需要的，所以北京最担心这一点。”

　　刘锐绍：香港一国两制已变

　　刘锐绍说，俞正声大谈什么香港的一国两制，但实际上他对香港内部问题，香港一国两制的精华和精髓并不了解。

　　他说：“中共目前的高层领导，跟当年邓小平谈的一国两制，内涵已经很不一样了，甚至跟香港回归初期的1997年，到2003年的情况也不一样。”

　　刘锐绍说，俞正声的讲话基本上没有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控制和驾驭香港的中央利益出发，已经用他们的行动，否定了一国两制的内涵。他说，如果中共领导人不真正落实回归前一国两制的构想，将来的矛盾冲突会更多。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当时北京为了把香港作为对台湾的一个示范，对香港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策略。但是从2003年以来，中共对香港的政策， 从“无为而治”，转变到要“有所作为”。2002年，时任副总理的钱其琛敦促香港政府尽快就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中央政府的这种“有所作为”，非但没 有得到香港人民的赞同，反而招致反对23条立法的人民在2003年7月1日举行了有50多万人参加的大游行，最后迫使特区政府终止23条的立法程序。

　　叶国谦：香港主流认同一国两制

　　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国谦说，举着龙狮旗示威，表达他们对一国两制、对政府的看法的香港人毕竟是少数，但香港的主流，香港的广大人民对中央政府在香港推行的一国两制是认同的，15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他说，香港不应该成为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和桥头堡。

　　泛民主派担忧中央港府政治打压升级

　　香港苹果报引述民主党涂谨申的话说，俞正声认为香港的示威者举着龙狮旗就是搞颠覆，令人担心日后23条立法时，会剥夺香港人的言论自由，此举只能让香港人反感，上街抗议的人会超过以往的50万。

　　泛民主派的工党的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则表示，香港人举龙狮旗是表达民众对社会和政府管治不断退步的不满，宣泄他们的情绪，但港人绝对不要港独。他认为，俞正声的讲话暗示中央不肯放手普选。

　　有泛民主派人士表示，俞正声向港澳政协委员发出的讲话，代表了北京新领导层对香港的政策，表明中央要打压香港的反对声音和本土运动，在两会之后，北京 及港府的政治打压会再升级，很可能扩大到泛民和反政府舆论，日后有关为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的公民抗议行动一旦登场，北京一定会出手打击。

美国判断：习近平不会想被解放军左右

文章来源: 明镜网 于 2013-03-07 

 

　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后一週，习近平也确定接下中共总书记一职，中美两国在新一届领导的带领下，会走出什么样的路子？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太平洋论坛计画主任、亚洲问题与国防安全专家贝克（Carl Baker）在接受《内幕》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都清楚自己需要对方，但在中国与邻国时有摩擦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新的公共形象，是习近平需思考的问题。

　　政策与应对措施可能因为事件而改变，但贝克对《内幕》说，大方向不会变。“我认为中美之间都已经设定好彼此想要走的路线，很清楚知道他们要的关系是什 么。奥巴马连任，中国的新常委上任，虽然（常委会）看起来非常保守，但双方都会持续设定好的路线，不管谁当上国务卿或国防部长。”

　　贝克指出，双方可以在南海有冲突、可以在钓鱼岛有对峙，但都没有发生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出乎意料的重大事件），因此两国都还会走在既定的路上。

　　习近平和军队的良好关系，已是各方在分析中国对外方针时，不会遗漏的因素。《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习近平与中国迅速成长的军队之间，关系远胜过胡锦 涛当年接班时的情况，习近平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服务，熟悉军队的内部事务运作，他所接掌的，又是一个综合国力更强、经济高速发展、国防开支不断增加的中 国，都让习近平成为美国“难以应付”（formidable）的领袖。 

　　CSIS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在报导中提出疑问：习近平是否会遏止中美关系的恶化，采取实际的步骤，让两国关系有更积极的出发点，还是让这个关系往更具对抗性的方向发展？报导认为，答案似乎是两种情况的折中。

　　许多分析认为习近平的军队渊源将让中国的对外态度更强硬。贝克对《内幕》表示，解放军确实看起来处在有特权的位置上，但贝克不认为习近平想被解放军左右。“习近平更知道怎样发挥他在军中的影响力、控制军队中的国家主义情绪。”

　　有时，比起自由派，一个保守派更可能推动一些更偏向自由派的改变，贝克解释，因为这个保守派受到的压力可能比较少。

　　习近平11月15日上任后，首先循着当年邓小平的“南巡”之路，造访深圳、珠海、佛山、广州等地。《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习近平将改革列为优先项目的讯号，代表他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一些分析也认为习近平展现出推动改革的决心。

　　不过贝克来对《内幕》指出，整体来看，习近平仍是保守的。“习近平是被党提拔出来的，所以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会非常保守，这样的人也非常能被党接受。 在中国接班制度的安排下，习近平多年来都在做准备，他参与了领导决策，会持续执行党的方针，尤其当灾难发生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领导能力，习近平可能会把 中国带向更保守、更组织化的方向。”

中共国家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缺席人大会议

【泛华网2013年03月07日讯】据大纪元报道，3月5日中共第十二届人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各路官员纷纷参加了会议，但是媒体记者发现中共国家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缺席会议，引起各方猜测。

据港媒报导，该会议的主席台共分六排，在第二排坐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尚在国家机构担任职务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成 员。前者如习近平、李克强；后者则包括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唯一缺席的是徐才厚，他虽然在十八大上卸任政治局委员，但至今仍然还是中共国家军 委副主席。　

“东北军”（沈阳军区）的军头徐才厚是由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江家军”死党成员之一，徐才厚更是被视为“江泽民在军中最爱”。但是徐才厚在王立军事件后，多次向胡温“表忠心”。

泛华网曾在《权力架构系列：中央军委》一文中率先披露，徐才厚作为中共军方党务的最高负责人，在其任期内，总政治部成了军中最大的“肥缺”，对军中职位和军衔已经腐败到了公开挂牌出售的程度。中纪委在收集徐才厚的罪证。

徐才厚与薄熙来的关系

据悉，徐才厚与薄熙来曾经可谓“朋友”关系，当年在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时期，在为大连瓦房店的长兴岛乡搞对外招商时，薄为讨好徐才厚，以为他日后与周永康“窜权”打下资本，给徐的本家兄弟徐老三送了个大“蛋糕”，为此徐、薄两人走得很近。

姜维平在他的评论文章《李克强在辽宁》中也提到，消息人士说，辽宁省长兴岛的大手笔建设可能有人脉的因素，军头徐才厚的一位本家兄弟徐某，曾被薄熙来拉拢，而获取廉价的土地和优惠的政策以及丰厚的报酬。

徐才厚一手提拔周薄的公共情人汤灿

目前已被当局逮捕的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公共情人汤灿与徐才厚有关系，她是徐一手提拔起来。
汤灿2010年9月13日被特招入伍，加入北京军区的“战友文工团”。这一年汤已35岁，早已过了文艺演员的黄金年龄。入伍后，汤灿更被授予了文职级别3级，专业技术5级，大校军衔，享受副师级待遇，可见提携她的背景深厚。

汤灿进入“战友文工团”的原因之一，据称就是因为徐才厚的大力推荐所致。据江雪所著《新公共情妇汤灿》一书称，汤灿穿上军装之后，很快在军内打开了局面。 2010年12月中下旬，总政治部出面抽调军中各文艺团体骨干，组成慰问团，前往湛江南海舰队司令部，慰问南海舰队官兵。
这次慰问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亲自带队。这次组织慰问团，他特意点了汤灿的名，要她一道随团南下。据说，慰问演出前后十天，汤灿与徐才厚有多次单独谈话的机会，渐渐地两人便很熟悉了。关于徐才厚和汤灿的关系，泛华网《汤灿床上名单》一文有深度报道。另外，泛华网还披露了徐才厚的另一个情人。

徐才厚是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骏山的后台

2011 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曾经召开了一个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突然拿起一张军方高层的豪宅的照片，据说这个豪宅耗资上亿元， 占北京黄金地带二十余亩，三座别墅群，极度奢侈。刘源直指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你们三位军委负责人，在领导岗位上已经多年，对于军中严重腐败，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胡锦涛和习近平两人不动声色，会场则大乱。

2012年1月末，所谓“将军府”主人、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遭到清洗。

据称，当初谷俊山在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任职部长的时候，一直想再上层楼，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就不同意。最后谷俊山居然没通过总后，直接由中央军委任命为总后勤部的副部长。总后的人都知道，谷俊山有军委主要负责人作后台，因此根本就不把廖锡龙放在眼中。

而这位后台究竟是谁？有消息称，其实就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朱嘉明：中国要避免改革陷阱

    朱嘉明，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 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 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先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创业经商。 2000年之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
    　　
    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一起被称为“改革四君子”。
    　　
    网易财经：柳红在《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一书中按出生年月把经济学家划分为三代，1900年—1920年为第一代，1920年—1940年为第二代，1940年—1960年为第三代。您怎么看待第一代和第二代经济学家所做的贡献？
    　　
    朱嘉明：第一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过世了，这批人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是在体制内的，包括像薛暮桥这些人；第二代，现在比较活跃的是吴敬琏他们这一批人，还有厉以宁、茅于轼他们，都算这代人。
    　　
    柳红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这样的，她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把中国经济学人的第一代，定义在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在党内，或者是在党的政府机构 中，或者是在高等院校中比较主流的这批。这两批经济学家，实际上真正广义的定义，差不多应该说是20世纪初期，也就是说从辛亥革命前后到20年代。如果是 比较广义地说这批经济学家的范围，应该比现在柳红说的“第一代”面积要大。
    　　
    柳红定义的第二批经济学家和第一批经济学家差异是巨大的，定义越大，发现差距越大。第一批经济学家，如果要把当时在中华民国中的经济学家包括在 内，如果把当时散落在世界范围的华人经济学家加在一起，那会更完整。随便举个例子，台湾经济学家周德伟，虽然周德伟年岁大了一点点，但他应该也属于这代经 济学家。周德伟是哈耶克的学生，参与了中华民国所有关键的经济决策，特别是抗日战争之后，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做了一些贡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台湾有不少，帮 助台湾经济起飞，差不多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台湾起飞的时候涉及到很多台湾经济学人，应该把他们算作中国的经济学家。
    　　
    广义地说，这代经济学家，首先第一代经济学家可以分类分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有所谓明显的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是分类非常明显的两类经济学家。而且他们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分类就很清 楚，比如有相当多的人对金融资本、金融市场有很深的研究，有人对金融史有很大的研究，有人对经济史有很大的研究。这派经济学家，我们今天倒过来看，他们是 比较丰富、比较多样化的，他们受的训练也有些差别，很多人到西方受过训练，像周德伟在德国读过博士，但没有读完，因为抗日战争，他又到英国剑桥去学习。
    　　
    这批人，像我们说的，严格说，可能比他大了一些但我认为也应该归属这一代的，比如马寅初这代人，马寅初就比较特殊了，你说马寅初是一个自由主义，或者说你说他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他对人口的认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时批他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
    　　
    这第一批经济学家，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代，他们在光谱上是非常完整的，第一批经济学家的所有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论是倾向国民党 的，还是倾向共产党的，最终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或是在共产党政府工作的，他们没有任何人是有非常自觉的成为宫廷经济学派的。比如薛暮桥，我对他的经济思想 并非赞同，但我觉得是他独立创造出来的。比如他提出的当时解放区的，抗日战争时期后期解放区的货币，渤海币（音），币值的基础他提出了“实物基础”，这是 他独创的。他提这个思想不是要迎合解放区的共产党政权，这是他的主见，而且他把他的主见实践了，这也是很不错的。
    　　
    第一代经济学家除了学问、思想资源多元化，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人格特征。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 共产党体制之内，经济学家有过非常精彩的至今应该被历史肯定的辩论。比如关于商品经济，关于价格，关于人民币，关于货币价值基础。如果从这代经济学家中选 出几个，如共产党里选三个，国民党里选三个，每个人都非常有故事性，孙冶方，他是一个让你能够感动的经济学家，严格地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是 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当时经济现状的观察，他选择了一条非常奇怪的路，他认为，我们搞计划经济也要搞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提出来 的。骆耕漠，他会很激动地把他的思想谈出来，他对经济有他的一套看法，比如说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第二代，要把经济学家置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情况下，第一代经济学家经历了从民国到共产党执政的转变，在民国时期，大概自由主义是占主流的，但计划经 济思想同样影响了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些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是可以随便说的，计划经济是可以公开讲的，因此是由舆论和政府选择哪种观点更好。但是到1949 年以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上在中国大陆就没有地位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主导力量，形势比人强，那是因为中国采用计划经济不是经济学家影响的，而是经济 学家最后要向计划经济转型，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最影响中国大陆的是苏联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这成为最主 流、最标准的思想，完全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这是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视野。
    　　
    第二代和第一代表现差别是他们思想资源枯竭。因为经济学的思想像一片大海，要研究经济史，应当说比亚当斯密还要早，在经济史中被公认有影响的经济 学家，至少得有上百个非常著名的，经济思想极其丰富。这样的经济思想到了建国以后，由于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生变化，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讲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大陆的第二代经济学家，所有这些经济学家基本的思想框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他们这代人中有少数在西方受过教育，建国后回到中国，基本只能做一些翻译工作，像高鸿业，没有办法，只能停留在高等院校。这批经济学家，其中有些 人，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到海外留学、补课，像赵人伟、吴敬琏、黄范章等，他们参与经济改革初期的思想是相当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在这批经济学家中有 一些人比较有意思，他们没有受过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教育，但是他们是从共产党执政之后直接从事经济工作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最典型的人物就是马洪。柳随 年，房维中，桂世镛等这些人不是在大学里正经八百的经济系毕业的，但这些人对中国计划经济的形成，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经济的运作和计划经济如何向非计划 经济转变都做过分析和研究，究竟走多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代经济学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从学校出来进研究机构的，还有一类是读过书，直接进入经济工作部门。这些人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开始形 成他们的声音和影响，前者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批人。朱镕基开始到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他也对实体经济工作很熟，当然现在没有人把朱镕基归纳成经济学家，但 他在他们那代人中，无疑对经济是相当熟悉的。无论是以朱镕基为代表的实干派，还是以孙尚清、桂世镛这批人为代表的学院派，他们的思想资源都非常简单，这是 必须说的。

    在这代人中还有一批人是政策经济学家，共产党执政之后，在所有的部门都成立了“政策研究室”，或者说政策研究在经济部门中，他们扮演着在经济实践 和经济理论中的桥梁，这批人中也有很多代表人物。比如朱镕基，朱镕基在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之后，他首先调到当时国家经委的政研室，然后调到 技术改造局，之后成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最后成为总理，他的轨迹中，政策研究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管理，最 重要的手段是政策，政策表现为文件，文件集中为口号。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就成为了最重要的环节，把政策成为用文字和文件方式表现出来，用报告方式表现出 来，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是由政策研究室形成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第一代经济专家成为中国经济实际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懂经济，他们又懂政策，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由一批文人来把所谓办学者的思想变成政策和文化，那个时候，所以在50年代是思想最不僵化的时代。
    　　
    改革历史已经远远超过计划经济时间了，计划经济是从1953年正式开始的，从1953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的全部时间是25年，25年中扣除 大家不认真做经济工作，但社会经济活动还在进行的，扣除十年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严格执行的时间是很短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比较认真执行，其实就是1953 年到1958年，1964年到1966年，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这个国家计划经济的深入程度和苏联相比要差得多，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一直持续到 戈尔巴乔夫时代。
    　　
    中国的经济学家，比如孙冶方、顾准、骆耕漠、薛暮桥等在50年代是身居要职的，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后来从1959年政治斗争的原因波及到经济领域。
    　　
    对于经济领域来说，真正的分歧其实是占主流的计划经济派和非计划经济派的分歧，而非计划经济派的代表人物还不是自由派，是毛泽东，这是很多人在历 史上拎不清的。毛泽东主张给地方政府很大权力，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矛盾的，毛泽东的权力很大，但他的经济思想比较混乱，他说 要废除资产阶级，货币导致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什么都有，但无疑，他的思想不是计划经济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奇怪的现象。等于说，由毛泽东领导的计划经 济，主导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本人不是一个典型的遵守计划经济准则的人。

    网易财经：毛泽东不遵守计划经济准则体现在哪些方面？
    　　
    朱嘉明：毛泽东最大的斗争就是跟国家计委的斗争，他认为国家计委因循守旧，除了1958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证明他错了，之后他停留了几年之后 到了1964年就开始反击，成立了“小计委”，让余秋里将军主持这个工作。为什么让余秋里主持呢？因为余秋里把大庆油田做出来了，大庆不是计划经济的产 物，因为没有计划要把大庆搞出来，但大庆出来了。毛泽东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按照军事的方法，按照一种革命热情建造出来的，工业学大庆，把工业运动化，然后 让余秋里成为一个“小计委”，直接主持中国国民经济工作。“小计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工作的，不要认为文革是没有人管经济的，“小计委”的基础就是所 谓后来的“石油帮”。中石油、中石化多么厉害，追根溯源是从大庆开始，从克拉玛依开始，从余秋里开始，“小计委”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影响很大。
    　　
    毛泽东对经济的干预是非计划性的，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支持他的，应该是“小计委”。毛泽东很少讲计划这样的词，因为按照计划，在毛泽东眼里不会有大 庆，按照计划，就不会有大寨。等于说，文革之前在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交织的。像刘少奇主张的要求缓慢社会主义改造，要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后来就变成了 去年大家所说的，要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刘少奇的主张，其实说白了刘少奇的主张就一条，共产党执政和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是不矛盾的。毛泽 定主张快步走入社会主义，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是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因为毛泽定的影响和干预导致了在中国，计划经济从来没有扎 根。很多人不能解释为什么所谓的中国改革相比较俄国成功，因为中国1978年改革的主流是经过旧社会的人，这些人知道旧社会什么叫市场经济，什么叫自由市 场，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俄国改革的时间太晚，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比如到了80年代中后期，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间已经是60多年了，计划经济很稳固，没有人知 道前沙皇俄国是什么样，这是其一。第二，苏联也没有一个香港，也没有一个台湾，它周边也没有四小龙。中国有香港，有台湾，这些人都见过旧社会，对开放经济 熟悉。
    　　
    今天中国的困难在哪儿，后来成为主导中国的这批人，既没见过资本主义也没见过旧社会，思想资源有限。一个社会的思想资源，大概决定个人的思想能走多远，个人的思想空间决定了他的政策空间，政策空间则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能估计出社会发展的极限。
    　　
    中国改革开始时，思想是开放的，这些这些人不仅有理论，他们也实践过，俄国搞改革哪有这样的人才。且不讲我们从香港进来一批人，海外华人，加上香港、新加坡、台湾，这是中国很幸运的地方。
    　　
    网易财经：第三代经济学家是怎样的？
    　　
    朱嘉明：第三代经济学家背景相同，差不多都是老三届，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是道路不同，经济思想的来源、组成、结构不同，现在比较活跃的像周其 仁、林毅夫、钱颖一。我想这代人基本上是混在一起，但每个都能找出代表人物来，比如说钱颖一，他代表的是留学派，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时候就留学了，在 江泽民时代正式返回中国，这样的人我认为在当时叫“留学派”，留学有当时去英国的、去美国的，或者是去日本的。他们也有遗憾，基本上没有参与八十年代的改 革，以钱颖一为代表，他们回来的时候是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改革他们没有参与，这是一批人。第二批人，在八十年代中国恢复高考之后，读书，然后同时参与中 国经济改革，比如周其仁，我是1978年第一批研究生回到北京，然后也卷入改革，我们是八十年代直接参与改革的。第三批人，这批人等于是在八十年代以读书 为主，在高等院校，或者进入国家机关，像马建堂、李剑阁、楼继伟等。
    　　
    网易财经：第三代和第二代的区别是什么？
    　　
    朱嘉明：很大程度上是立场的差别，第一代人是很独立的，第三代比较第二代独立。第三代经济学家思想资源丰富、经历丰富，不等于引申出来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主张，有在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创新能力，对于很多现实问题能够做非常直接的分析和批判的能力是相对薄弱的。
    　　
    第三代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主流是除了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和政府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被政府和媒体所接受的，甚至加入政府，这是非常明显的。他 们对90年代后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对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分析、制度演变，对发展、改革和开放三大问题上没有太多创新性的贡献，对于政策的影响也是相当有局 限性的。但第三代经济学家也是成为过去二十年中国某种变化重要的受益群体。
    　　
    网易财经：目前社会上对经济学家有些争论，如马云就说过如果企业家听经济学家的话会死掉一半，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嘉明：马云的说法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对了一半是说在正常社会，首先，经济学家的主要功能是做经济学的研究，而不是对经济政策做诠释和帮助治理经 济政策；第二，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正常社会的经济学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当独立董事，去挣出场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卷入实际商业活动的，卷入商业活动 是个人爱好，凯恩斯也挣过钱，那是个人爱好，买股票是你的个人爱好，但并不是说你要去和股市有什么直接关系。
    　　
    由于经济学家的主要功能是从事经济理论基础研究上的创新工作，因此经济学家可以为政府服务，每一个政府可能都会选择一些经济学家担任一些官职，但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在高校里待着，或在研究机构里待着，他们的工作是生产出文章来，而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学术文章。中国经济学家一词已经用滥了，美国高等 院校的经济学家，可能只有非常小的比例天天谈美国的国民经济、GDP。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一个分类，有一批经济学家去直接研究工商管理，比如在MBA的教学中有很多是经济学家，他们跟商业也很近，很多企业家请他去讲 课。中国这类经济学家没有多少，但都愿意卷入商业，因此马云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学家按捺不住，市场、金钱对一些经济学家诱惑很大， 但他们又没有经济的实践，所以他们出的主意是既没有理论根底，又脱离商业实际，所以马云不以为然，这是正确的。
    　　
    马云不对的地方在于以中国经济学家的表现和在社会的功能来说经济学家，这是不公正的。马云所说的是一个非正常社会的、非正常经济学家群体在社会角 色上混乱给人们的印象。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在过去20年的表现是非正常的心态，既过多的靠近政府，又过多地卷入商业。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是把自 己的职责没有看得很清楚。
    　　
    网易财经：经济学家从什么时候过多的卷入商业活动？
    　　
    朱嘉明：应该是90年代中期以后吧。经济学在八十年代成为显学是很正常的，因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是要经济改革，所以经济学家的地位上升，人 们开始关注。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大家都要学财经，都要考财经，都要去做基金，进投行，这是一个绝对的误导。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在商业大潮中一方面被 市场所推动，一方面这里相当多的人也得到了机会，自然就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局面。
    　　
    网易财经：自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您怎样看待改革？有哪些是不到位的？
    　　
    朱嘉明：改革在中国是一个被完全用滥的一个词，每人都说改革，但大家从来没有讨论改革是什么改革，改革目标是什么。一个社会靠口号，甚至是把口号 简化成几个字，这只是中国特别独特的国情。所谓计划经济，中国根本没有真正建立起来，1949年到1978年，29年，1978年改革到现在快35年了。 改革的过程比要改的对象还长，等于说现在针对计划经济制度所进行的改革现在进行了35年，已经多出了六年，而且现在说改革还要继续下去。下一届政府再继续 改革，也就是再进行十年，花40年的时间去改革已经历史久远的29年的计划经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历史现象。所以说，当一个社会永远处于改革亢奋的状态 时，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状态。如果对改革进行分析，改革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发生了偏离，而且偏离越来越远。
    　　
    如果说现在还要进行改革，其实是这个改革已经不是要改革计划经济了，是要针对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走上了很多错误的道路之后形成的经济制度和经济 发展后果的改革。改革的本质是要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回归给社会的主体，这是我对改革的定义。改革是纠正计划经济，而纠正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要把经济资源 重新还给人民，同时让人民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人。实际上改革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财富的重新分配，二是权利向人民的回归。前者是经济改革，后者是政治改 革。
    　　
    网易财经：怎么看待中国的土地以及农民失地现象？
    　　
    朱嘉明：80年代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建立家庭生产责任制，土地由农民承包，是在当时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事实上归还给农民的表现，当 然改革是成功的了。到了90年代政府又用征地的办法把农民的土地征回去。现在发城市化是用低价的方式使农民的土地重新被少数利益集团拿走，等于是把80年 代给农民的东西重新从农民手里抢走，其结果还不如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土地起码是集体的，现在变成个人的，而且是在完全不公平的交易下完成的，这个过程 造成巨大的房地产业，造成了多少人的财富。这是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对80年代改革农民重新获得的土地的一次肆无忌惮的掠夺，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相当多的农 民，特别是在接近城市地区的农民，基本上被剥夺了，这是完全不用考虑的事实，到哪里辩论都是不对的。
    　　
    纠正这个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不能再把城市化中已经被剥夺的土地再找到土地的主人补钱，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问题是这种情况发生在21世纪前后，这个行动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当然这里也涉及到经济学家的责任。
    　
    最重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在八十年代以后都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一步地分配，后来的贫富差别是这样的，是生产要素不按照 市场经济原则，不按照八十年代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必然结果，谁控制资本谁就最有钱，谁控制土地资源就有钱，谁最能够残忍地剥削农民工就最有钱啊，要是能把这 三者结合起来，你就成为最有钱中的最有钱。
    　　
    网易财经：在其他方面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朱嘉明：其它的东西也严重啊，比如说中国的煤矿资源是谁的？这个煤矿资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人民的，那就是说，我们八十年代的改革好。如果 中国要想和计划经济有差别，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公平，很多买主、很多卖主，很多私有权，这个社会的机制应该是公平的，矿产资源如果要分配应该是每 个人有一份，大家说我愿意把我这份卖了，原来这东西是剥夺过来的吗？应该以此公平分配，结果呢？矿产资源，从煤炭到黄金，谁能抢谁就抢吧，所以才产生了山 西暴富的煤老板，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更残忍的现象，他们抢了国家的资源，在权利之下不说，他们又用最残酷的手段让一些人成为他们的努力，每个煤矿都有那么多 矿工的鲜血，这个东西是八十年代所不能容忍的，你这个社会怎么可以把原本属于人民的资源按照权力分配给少数人？这当然是不对的，我这里还不讲他们对资源长 远的破坏，对国土的浪费。
    　　
    网易财经：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往前推进遇到重重阻力，十八大提到要继续深化改革，您认为下一步改革最迫切要改的是什么？如何看待顶层设计？
    　　
    朱嘉明：改革“深水区”都是很空洞的，现在不是“深水区”、“浅水区”的问题，浅水也能淹死人，有人就在地沟里翻船。问题是现在处于的阶段究竟是 一种利益和矛盾到达什么程度的问题，是要面对中国现在经济改革的难题在哪里。所以改革到今天为止，我们要动动脑筋，如果我们把改革作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再说 来说去，就落到改革陷阱里了。
    　　
    “顶层设计”是很荒唐的概念，中国改革开始就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改革永远是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结构，和既得利益体系的变革，这叫改革。 而任何一个体制结构的受益者都在上层，他怎么能设计改革呢？因为不存在自己对自己改革的社会进步的过程。正如外科医生是不敢给自己做手术的，除非在极端的 情况下，这是非常简单的常识。那么，“顶层设计”的改革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应该说是不成立的，比如怎么重新打破垄断，他不可能解决，因为现在的垄断和寡头经 济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已经不单纯是经济问题，甚至不单纯是政治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顶层设计”就是一个口号。
    　　
    网易财经：怎么看待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朱嘉明：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增长的问题，中国还会增长，而且我认为中国的增长速度也不会明显下降，但中国的增长质量会越来越差。它以投资推 动、以公消费为主。一般说中国消费不足，我认为中国消费很足，消费增长很大，以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的，以公消费，政府消费，包括政府直接消费，包括国防，包 括维稳各类公消费为主的消费经济形态还会继续下去，因此它对GDP的直接影响力还会很大的。
    　　
    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粗放模式向中西部蔓延还会有一段时间，因此就GDP的增长率来讲，中国不存在着别人忧虑的会有“明显下降”。
    　　
    网易财经：统计局去年公布的人均GDP为4000多美元，按照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
    　　
    朱嘉明：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建立在人均概念上，中国90%多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绝大多数人来讲根本没 有进入到中等陷阱的所谓标准里，所以这个题目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在被平均之后，根本离“陷阱”还远着呢，所以中国的陷阱是空的，多数人根本没进入“陷阱” 标准，少数人早就越过这个“陷阱”了，都是骗人的把戏。
    　　
    网易财经：怎么看待国企改革？
    　　
    朱嘉明：国企改革这个问题说得不明确。国企，现在中国有好多类国企，是指哪类国企，真正中国要进行改革的应该是国企对民企空间的挤压越来越大。台 湾有很多一个一个的个体，都能存活得比较好，大型企业不去挤压小型个体企业的空间。中国现在是大企业挤压民企生存空间，钢铁企业都去养猪，那养猪谁能养得 过它？随便举个例子，大企业办餐馆，谁能竞争得过它？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垄断不仅是对它自己产品和市场比重的扩大，而且还进入到和它非相关的行业和区域，这 种情况就非常危险，太危险了，使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越来越恶化，而且他们得不到资本。
    　　
    这种情况首先就要形成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形成新的规则，要解构中国这种尾大不掉的，具有巨大利益扩张性的巨型的垄断公司和寡头结构。市场公平，按现在这种简单的方式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网易财经：中国现在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国际标准，怎么解释中国的高房价？
    　　
    朱嘉明：房价，我想大家都谈得比较多了，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开发商、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利益链，这个利益链现在是能坚持 一天是一天。如果中国房地产价格真正全面下跌，这首先是中国金融界所不能承受的，所以这种情况只能坚持下来，至于能坚持多久，那就看太多因素了，特别是二 线、三线城市，我认为首先会发生问题。
    　　
    这样的东西中国在拼命地盖，像北京上海，因为这些地方支撑房地产价格的除了政府、开发商、银行之外，在这些超大城市是富人阶层，所以他们能支撑得住，二三线城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发生很大问题。
    　　
    网易财经：中国股市和实体经济的表现是不一致的，怎么看待中国股市？
    　　
    朱嘉明：股市本来是公正的，结果变成上市公司圈钱了，刚开始股民还能偶尔赚点钱，现在是直白地告诉你们你们谁都赚不到钱，你的钱进去就死掉了。奇怪的就在这里。
    　　
    股市现在落到低于实体经济价值的程度。首先我认为现在的现象是非正常现象，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非自由的市场，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达到的状态。中国股 市，中国上市公司质量存在问题，中国企业上市公司的质量和上市公司能不能盈利是两个概念，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理应盈利，而且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它的垄断使盈利 是有保障的，但现在这样的业绩和这样的情况是一种非正常现象，并非是简单的市场没有信心的问题，也并非是没有足够资本进入股市的问题，因为现在在中国的热 钱不少，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认为大家其实更应该关注为什么中国股市今天走到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状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最危险的是不是存在着一些操纵者还在准备对中国股市做最后一次掠夺，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研究，但这是一个不正常 的，非常不正常的。本来股市就是一个畸形股市，畸形股市又进入到了极端畸形的状态，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正常的，反过来证明中国的股市不是一个市场股市，这是 肯定的，也不是政策股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操作的股市，这背后的力量那当然是非常之大的。
    　　
    这需要研究了，我只能说从一般道理上来讲，跌落到低于实体经济价值，只有在特别的时候，比如一个社会发生巨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或者是发生战 争，这种情况当然不正常，现在是说，我认为中国股市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反弹，反过来证明这个反弹和这样的跌落都不是正常的，这个时间表我们可能是被更大的 力量所控制，让它坏到极限，让绝大多数人丧失信心，让它在最便宜的情况下完成一个反弹，所以中国股市是一个非规律的股市，而且是原来的政治周期不能解释 的。
    　　
    金融银行大家说了很多了，我刚才说了，收入刚才也解释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触及太多的利益，人口红利这个东西，人口红利，就像我刚才说的“中等收 入陷阱”，都是不准确的，所谓的“刘易斯观念”在中国也不适应，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不是他们所说的年轻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年龄上的结构，中国理解人口问 题的要害其实是讲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问题，过去他们讲了人口红利，说白了是在讲中国在一个时期有那么多的人口供给量，人力资源大，所以便宜。那个红利首先说 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短暂的社会现象，那怎么能叫红利呀，农民工没办法，上一代农民工只能被剥削，只能那样，这个东西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个 社会逼迫造成的，是人为红利，首先必须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是一个人为红利。
    　　
    网易财经：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了，人口红利就要结束了，谈谈您的看法？
    　　
    朱嘉明：现在的情况是，这种人员和制度，所以不是人口红利，是人为制度红利。当然……人口结构还是那样，只是大家不接受了，大家要反抗这种制度红 利，当然有消极的，像富士康，跳楼了，总的来讲是大家不接受，因为发现我还不如不干活呢，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说，由于制度和人口结构形成的人为红利的时代 结束了，和人口结构老化什么的都没关系。
    　　
    因为按宏观比例，老年人口，中国是在趋向老龄化，但还远远没有老龄化，按照所谓人口红利的理论，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应该还没有结束，但为什么所谓提前结束，就是因为这种人为的制度因素开始不起作用了。
    　　
    但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会有问题，劳动力供给是取决于劳动供给的数量和劳动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个平衡点，现在等于劳动力在供给数量和质量方 面，很多人在选择你是不是能够相等于我的预期价格，这个平衡点的结果就是逼迫市场转型。……它原本是个好事，逼迫中国企业在其他方面降低成本，比如你把行 贿受贿的钱放在工人身上那不是挺好吗？
    　　
    网易财经：中国政府提到要进行财税改革，征收房产税，怎么看这种观点？
    　　
    朱嘉明：现在中国税改的核心问题，我坚决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征财产税，特别是所谓的房地产税，现在国内已经有很多方案，但却是姗姗来迟，在美国很 简单，你可以有很多房啊，你可以有无数多的房子，但你可能发现你买得起房子，交不起房屋税，每年都在涨，你可以有汽车，汽车要交税，只要有，你就要交税， 等于说其它的所得税你逃不掉，或者你还可以有点小动作，但市政府每天对每一个房子做估价，每年涨财产税，这在美国，我认为是对富人最重要的一次再分配，这 个事情原本是很容易解决的呀，因为我说的这些顶层的人士都是最有房子的人，就像所谓的收入阳光化一样，这有什么难的？
    　　
    我做的结果就是回到中国利益市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争论，中国富人是怎么样完成他的第一桶金的，中国的这次九十年代以后财富膨胀之后的再分配，是不 是有原罪，如果有原罪，那么这个原罪应该怎么处理，这应该是中国改革真正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当年有过争论，但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一 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泛华网内幕：中国下一个最肥的地方

过去几年中，中国油水最多的地方是铁道部，到现在为止共负债2.66万亿人民币。铁道部长可以为睡了几个女人而多付出30亿的费用，真是腐败到了极点。铁道部目前正面临着被撤销的命运。中国下一个最肥的地方会是在哪里呢？最有可能的地方是航空母舰。

据中国青年网报道，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及首艘改装航母“辽宁”号的建造费用，共需约180亿美元，再加上人员培训、燃油和航母维护费用等，预计需1500亿元人民币。据山东《齐鲁晚报》的一篇“中国制造靠什么顶起航母style”的文章报道，中国在2016年前将至少组建2支国产航母战斗群，加上“辽宁”号的改装及组建战斗群费用，预计共花费300亿美元。其中，打造“辽宁”号航母形成战斗群所需费用约为60亿美元，而在建中的中国首艘自建航母战斗群约需120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一半。据搜狐财经的刘宇翔采用的另一个用人民币的计算，“辽宁号”这样中型常规动力航母，估计制造费用在150亿元左右。这只是航母本身造价，而舰载机总价在150亿元左右。此外，还要加上航母战斗群需要的多艘驱逐舰、护卫舰、扫雷舰和潜艇进行全方位保护，油船、补 给舰，按照航母编队中配备10艘驱逐舰、护卫舰和补给舰测算，预计造价在200亿元左右。因此，保守测算建设一支完整的航母编队约需640亿左右。我国的海防共分为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如果每个舰队各布置一支航母编队再加一支轮值、机动的编队，那么总投资将达约1700亿元。

参照美国航空母舰的费用，10万吨级最新锐的福特級核動力航空母艦的建造费用是120至145亿美元，可以运载F-35战机的4.5万级的美州级两栖攻击舰的建造费用是20亿美元。“辽宁号”是5.4万级。相对说来，1930年代设计的“辽宁号”是不是太贵了？事实上，“辽宁号”船体的拍卖价才2千万美元，最终的船体费用也才3千万美元。后期的费用才是真正的大头。不仅如此，预计国产的新型航母上，肯定要装备固定翼舰载预警机，这就是如今已露出面纱的运-7舰载预警机。该机能像美国E-2一样为中国航母舰队提供空中预警，并对舰载机作战提供远距信息支持，还将具备很强的电子战能力。由此也可以验证，中国国产航母将采用更强的动力并使用电磁弹射器，这将大大增加它的造价和使用成本，仅新型动力+电磁弹射器+弹射起飞预警机这几个项目，预计就会使得航母的成本翻一番！

到底会要多少费用现在还不知道。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中将在两会上对记者放风，维护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费用，“不会比美国的低。”

无论是购买力平价还是中国士兵的人力成本，中国都远抵过美国，为什么航母战斗群的费用“不会比美国的低”呢？

泛华网报道。

相关报道：泛华网专题：解放军各级军官每年贪污士兵伙食费2650亿

查韦斯09年与习近平会见视频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09年2月18日在加拉加斯会见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商洽加强中委合作。查韦斯向台下抛飞吻。



来源：《YouTube泛华网》

胡锦涛同届清华生出了几位国家领导人和部长？

本文摘自《东西南北》2011年第1期，作者：董海博，原题：《胡锦涛那届清华生》

1959年9月l1日，一位17岁的青年，告别了家人同学。沿津浦线北上，从长江左岸的泰州来到京城，跨进了当时尚属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园。

在50年前这个我党和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夏天，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751所中学的2079人走进清华园，进入12个系的33个专业学习。由于在1965年毕业，他们被称为“5字班”。

在他们收拾行装、与中学的老师同学与亲戚邻居辞行的日子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克服右倾情绪”社论，这些充满国家使命激情的青年们，或许都感受到了字里行间散发着的火药味。但他们大多数并不知道，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提出反对“左”倾错误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反党集团”，作出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正猎猎飘扬在中国上空，在大办钢铁的火光烟尘的弥漫巾，国民经济已经呈现紊乱之像。

但“5字班”的新生们，此时大多数人显然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很多人的满腔激情正被那高亢的词句鼓荡得更加澎湃高涨。

“5字班”的毕业生中。产生了三位部长——原城乡建设部部长叶如棠、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还有不少人成为各领域的专家，其中有三位中科院院士和四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时也走出了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位是吴官正，另一位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位青年，他叫胡锦涛。

人和：要工程师，也要领导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胡锦涛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听闻消息，建5班f土木建筑系1965届）陆强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1965年初的一个下着大雪的午后。，当时正值“四清运动”，陆强作为大学生参加在河北某村的“四清”工作队，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也在村中“蹲点”。他常把来自清华的同学们叫到他那间小屋里聊天，气氛很轻松。

那个午后，蒋南翔说：“有一句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这番话深深震动了陆强和其他同学的心。离开校长的小屋，走在村里的路上，陆强的脑子里反复回味着校长的话。“当时，普遍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得好听一点，也仅仅允许一部分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进入劳动人民的队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学生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这次谈话让陆强感到了校长的深远思维。

天时：避开了反右躲过了文革

“5字班”是幸运的一届。65届是清华大学自招生就确定，并顺利完成六年教育全过程的年级，六年期间学基础理谂、学专门技术、教学实践、科研培训，“真刀真枪毕业设计”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等各个教学环节都按计划进行。他们前未遭遇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后躲开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整地接受了六年本科教育，成为贯彻蒋南翔教育思想最完整的一届。

在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看来，当时清华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师资、管理，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蒋南翔早年是青年运动领袖，曾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在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喊出了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52年12月，蒋南翔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963年兼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上任之前，他到东北的鞍山、抚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调查，初步了解国家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要求。《蒋南翔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看到在沈阳铁西区的一个路口放了向劳动模范林宗棠学习的标语牌f林宗棠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就对随行的同志们讲“清华要多培养一些像林宗棠这样的学生，业务能力好，组织能力强，政治表现好。”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潮也吹进了大学校园，当时的报刊宣传中，强调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蒋南翔却说，“做普通劳动者指的是精神状态，而不是培养目标。学生要劳动，但还是要学习书本知识，不能走出课堂。”

地利：“清华的墙可以高一点”

“蒋南翔希望清华大学的院墙可以高一点，学校受到墙外政治风浪的影响少一点，学生们的学习环境安静一点。”刘冰说。

1961年，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蒋南翔主持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被简称为“高教60条”的这份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这无疑是对过去教育路线的一种拔乱反正。

“高教60条”中专门有一条指出，要“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

1958年开始，全国开展红专问题大辩论。电机工程系s班的王心丰回忆，1959年之前，谁都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学习偷偷摸摸，看专业书要拿《红旗》杂志打掩护。

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建5班（建筑系）的叶如棠，把入学后第一个冬天开展的“红专大辩论”称为“入学洗礼”。

当时的校园里，“先红后专”、“先专后红”、“红专分工”等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在流传，“这才有了这场辩论。”原教育部长何东昌的夫人、时任清华大学基础课委员会主任的李卓宝回忆。

中学阶段一直担任班干部、进了大学却成了“白丁”的叶如棠，毫无顾忌地在整个大班90人面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既然政治上组织对我有看法，我就在专业上多努力，将来一样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到那时候再‘红’也不晚”。

叶如棠因此给当时的同学们留下“白专”的第一印象。“文革”初期的1966年，叶如棠听说，一篇大字报把他所在的建5班作为蒋南翔培育的修正主义典型来剖析，他这个“自专典型”更成了例证。

辩论的结果，李卓宝说，蒋南翔出来总结，认为高校应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但校长对‘红’的论述并不是一刀切。”王心丰说。蒋南翔把“红”的层次比喻为“上三层楼”：爱国主义——公私兼顾；社会主义一先公后私；共产主义——大公无私。他提出，要争取团结100%的教师，“各按步伐，共同前进”。

蒋南翔也十分强调“专”。“他说过，假如我们培养不出像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这样的毕业生，不能说革命教育是成功的。”李卓宝说。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过去了。“5字班”毕业的学生，成为清华最优秀的一届毕业生。王心丰说，清华6年带给自己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他至今记得蒋南翔讲的“干粮和猎枪”的比喻，“他把学生比喻为‘猎人’，把学校老师教给的知识比喻为‘干粮’。把自学能力比喻为‘猎枪’。如果学校只给猎人干粮，干粮总是有限的，猎人吃光了干粮，就会失去生存的希望；如果学校给了猎人猎枪，教他打猎和在野外生存的本领，那猎人就可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继续生存下去。”

得益于清华给予的“猎枪”，王心丰说，在工作当中，再复杂的项目设计，他都可以迎刃而解。 

泛华网：习近平政改的底线

【泛华网2013年3月7日讯】据日本新闻网记者徐静波3月6日披露的内幕消息，习近平政改的底线是：

第一，是要坚持中国近代史选择的根本性政治制度，包括政协制度，在此基础上实行存量优化，而不是另起炉灶。

第二，是补天补台还是拆天拆台，应该补共产党长期执政，八个民主党共同参政的“天”，而不是去拆除这个“天”。

第三，我们提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那么是坚持三条还是三者选二？这也是关键。

生于1963年的徐静波是中国浙江人，在2000创办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2001年在东京创办“日本新闻网”日文版，曾采访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朱镕基，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 董建华，达赖喇嘛，日本原首相 中曾根康弘，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索尼公司总裁井伸之，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一郎等人。徐静波的博文如下：

有一句话，在中国喊了许多年，叫“政治改革”。

如果说，“政治改革”是许多中国人的一个梦的话，如今，这一个梦或许已经融入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之中。

刚刚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位子上退任的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先生，昨日和我谈了中国政治改革之梦。从他的谈话中透露出的种种信息，让我们有机会窥视到中南海的一些政改思路。

有“中南海智囊”之称的施芝鸿先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因鼓吹改革而名震一时的「皇甫平」三人组成员之一，时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后奉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曾担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秘书。2007年，施芝鸿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十七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会见、调研考察，施芝鸿几乎都陪同参加。他更是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施芝鸿

在北京昆泰酒店，施芝鸿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他说，在中国要实行政治改革，必须要抓住三点：第一，是要坚持中国近代史选择的根本性政治制度，包括政协制度，在此基础上实行存量优化，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是补天补台还是拆天拆台，应该补共产党长期执政，八个民主党共同参政的“天”，而不是去拆除这个“天”。第三，我们提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那么是坚持三条还是三者选二？这也是关键。

施芝鸿先生指出，中国要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抓住这三点。抓住了这三点，就抓住了改革的要害和方向。

最近，中国一些官员和学者开始建议国家成立一个“中央改革委员会”，来统领中国从上到下的各项改革，总揽全局。施芝鸿先生对此表示认同。但是他认为，中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而这一场革命，必须反映十八大提出来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内容。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内容。只有这样，改革才能获得成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承认目前中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制度问题。那么，中国高层不主动实施政治改革，会不会引起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甚至因此会爆发如西亚北非那样的茉莉花革命？

对此，施芝鸿先生认为，中国不存在如西亚北非那样发生革命的土壤。他说，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由于出现了统治集团老朽化，家族化和裙带化，导致国民的审美疲劳。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早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废除干部终身制而改为职务任期制。所以，西亚北非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这一基础，中国不存在。

第二，茉莉花革命的主力是谁？也门也好突尼斯也好，这些国家由于失业率超过40%甚至50%，学生们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年轻人无班可上，就会无事生非。而中国在过去10年中，至少解决了1亿人的就业问题，其中大学生就业解决了2890万人。有了工作，中国的年轻人不会为了就业而进行一场革命。

施芝鸿先生认为，西亚北非经济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而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国民的生活水准也不断提高。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消除了不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也整体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民的生活水准。

施芝鸿先生最后表示，正因为中国拥有上述三点与西亚北非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因此中国不可能会出现茉莉花革命。但是，他也强调，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只有这样，中国的高速发展才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长的岁月。
 
泛华网报道。

唯色：“中国梦”里有没有藏人的梦？

（图片转自网络。）

“中国梦”里有没有藏人的梦？

文/唯色

继续抱有这样的希望是不是合适？即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将在西藏问题上有变化。许多人希望的是转硬为软的变化，甚至不止于此，用类似于外交辞令的说法，希望有“积极的变化”。

我很头疼被人追问如何展望习时代的西藏问题。因为随之而来的，往往会捎带一些听上去带有感情的往昔故事作为注脚。在故事中，尊者达赖喇嘛二十出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正当壮年的中共高官，彼此似乎当时就结下了友谊。的确，尊者回忆过与习仲勋的交往，留下的是温和、开明的印象。不过习仲勋曾被毛泽东称赞“比诸葛亮还厉害”，而这也是与藏人有关。说来话长，总之他当时统战成功，劝降抵抗的藏人首领项谦，毛于是将他与七擒孟获的诸葛亮类比，而孟获不正是少数民族头领？历史上有无此事众说纷纭，孟获下场如何不得而知，但项谦却是在几年后死于共产党的狱中。

鉴于习近平的位高权重已无人能比，人们在预测他治理西藏的动向，除了分析他的亡父对尊者达赖喇嘛及十世班禅大师亲善有加，还会说起他的年迈母亲与歌唱家夫人彭丽媛都是“佛教徒”，还说彭丽媛“拜藏传师”而这岂不是与西藏的关系更为亲密？这么不停地说啊说，似乎西藏的未来会因此而有一线甚至更多的光明。

可是真的会这样吗？中国文化的祖先孔子有句名言：“观其言而察其行”。对于即将完全掌握大权的习近平，十八大之后说得最多的可能是这句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其浓缩为“中 国梦”，但不认为是空想，因为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强调：“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中国梦。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接近这一目标。”

中共的传统是每个领导人都有其纲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三个代表”，胡锦涛是“和谐社会”，而习近平应是“中华民族复兴”。那么“中华民族复兴”与什么息息相关？今年1月28日，习近平就钓鱼岛局势的表态是强硬的。他说：“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而这个“核心利益”，毋庸赘言，主要指的是领土与主权。

已经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习与前任不同的是以强调“中华民族复兴”宣示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梦”是一个中华大帝国之梦。放眼望去，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日落西山，而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崛起。领土自主权乃重中之重，已在手中的决不放弃，不在手中的竭力攫取。事例有二：去年中国通过启用新版电子护照，来宣示对于南中国海、中印争议地区和台湾的主权；而钓鱼岛之争，使得习亲任“钓鱼岛应变小组”组长，统辖军队、情 报、外交及海监执法部门。

藏人也是有梦想的。无外乎有二：尊者达赖喇嘛是以“中间道路”的方式来求得西藏的高度自治；但追求西藏独立的意愿也是逐日增多。在中共看来，“中间道路”是“变相独立”，与“独立”一样罪不可赦，因为都关乎领土与主权，关涉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样的梦想是必须要粉碎的。

尽管有人不相信习近平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认为“一个被剥夺精神和灵魂的民族是不会真正复兴的”，但有个事实是清楚的，无论实现与否，这个“中国梦”里是没有藏人的梦的。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No Room for Tibetans in the Chinese Dream' 
By Tsering Woeser

Tsering Woeser, who is one of 10 Women of Courage honor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is week, has used her blog, Invisible Tibet, together with her poetry and nonfiction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ke Twitter to give voice to millions of ethnic Tibetans who are prevented from expressing themselves to the outside world by government curbs on information. Woeser continues to document the situation of Tibetans in spite of constant surveillance and house arrest.

In a commentary broadcast by RFA's Mandarin Service, she assesses the likelihood of a less hard-line policy on Tibet with the advent of China's new leadership under Communist Party chief Xi Jinping:

Perhaps it's inappropriate to continue to hope that we will see any change from the new leader of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 on Tibet? I think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hoping for a softer line, or even for something like the "positive changes" we have heard spoken about in diplomatic statements.

So many people have asked me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Xi administration on Tibet that I am getting a headache. This is because that is often followed up with a story from the past that is supposed to sound heartening. The story goes tha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met with Xi's father when he was in his early twenties ... and had an impression of warmth and open-mindedness from the friendship.

But Confucius, that ancestor of Chinese culture, has a saying: "Look not at someone's words but at their actions." Xi Jinping, about to fully grasp power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November], talked about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ocused on the "Chinese dream."

I don't think this is fantasy. 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loser to realizing this goal now than at any other point in history.

According to Party tradition, every leader has his own agenda. Deng Xiaoping's w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Jiang Zemin had the "Three Represents." Hu Jintao's was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Xi Jinping's should b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o what is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losely related?

On Jan. 28 this year, Xi Jinping took a stand and got tough on the Diaoyu Islands. He said: "We must not give up ou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we must not sacrifice our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Analysts noted that Xi's emphasis o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dream" are actually a dream of a Chinese empire.

Looking ahead, the sun is setting on the veteran imperialist countries, while the emerging empires are on the rise. Territorial autonomy is a top priority, and has usually been focused on never giving it up, rather than on trying to grab it.

The Tibetans' dream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Middle Wa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ho seek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Tibet; although support for the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for Tibet increases daily.

But it seems tha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Middle Way" is still "de facto in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is a sin which cannot be pardoned. It interferes with China's "core interests" relating to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and so this dream must be crushed.

Some people do not believe that Xi Jinping can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eel that the renaissance of a nation deprived of its spirit and soul is no renaissance at all.

But one fact is clear.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dreams of Tibetans in the "Chinese dream."

Translated by Luisetta Mudie.（http://www.rfa.org/english/commentaries/room-03052013153949.html）

1989年温家宝之谜

 【新唐人2013年3月7日讯】（新唐人记者李剑综合报导）两会后，中共总理温家宝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法国媒体撰文说，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他的亲信们，几乎都受到当局的清洗和排斥，而温家宝作为赵办公室主任不但躲过了一劫，他的政治生命还没有死去。如今，做了两届中国总理的他，在卸任之际，这些谜仍未解。

法国《费加罗》报以〝温家宝时代之谜〞为题刊文说，10年来，温家宝代表中共当局〝自由〞的一面，尽管他的反对者批评他，拒绝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文章说，1989年某天拍摄的一张黑白照片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含泪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对话，年轻的温家宝就站在赵的身边。赵紫阳很快受到清洗，并一直被软禁到死，赵的亲信们几乎都受到中共当局的排斥，他的助手鲍彤甚至坐牢7年。然而，温家宝作为赵紫阳办公室主任却躲过了一劫。

对于，温家宝的政治生命为什么不但没有死去，而且还辉煌了10年做了两届中国总理？报导说，这个谜团在温家宝即将卸任之际都没有解开。当然一种官僚的说法是，温当年的工作不过是保障中央委员会的运作，他并未接受赵的自由派思想。

不过，一个当代的问题却根植于1989年的谜团：那就是，温家宝是被体制困住双手的真正自由派，还是一个以改革形象装潢自己的共产党高官？这个谜仍然很深。

但是文章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10年来，他是最受民众欢迎的中共高官。他出现在各种苦难和灾难中，拥抱受害者，安慰在现代化和危机中受苦的广东工人，安抚对房价高涨愤恨不平的中产阶级，与甘肃农民的儿子一起打球或者在蒙古包里与牧民一同饮茶。这位被称为〝温爷爷〞的总理总是显出温和的微笑，有时像冻结的蜡像一般。有人怀疑他不是真情流露，甚至有人说他与胡锦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后来，温家宝常常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多次疾呼政治改革，但中共官场内回应者甚少，有关政改讲话也经常遭到党媒的删节封杀。

文章说，这些言论在中国仍然是禁忌，但毫无疑问，在中共领导人中，温家宝的言论是最前卫的。前年10月他在接受美国CNN采访时说：〝只有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才会做得更好。〞他还说，〝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去年又在伦敦表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温总理标新立异和敢言？

《世界报》指出，中国网上微博对温家宝谢幕式的最后一次报告的批评是尖锐的，温任职十年中，一直不同于其他中共领导人，敢于批评政治，呼吁改革，其观点被评价为背离共产党其他人的观点，更接近于因相同言论而被送进牢房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报导认为，温家宝在任十年，留下的印象就是标新立异和敢言。

报导说，5日中共人大会议上，温家宝卸任前最后一次任上的公开活动，也是引起争议的的总结报告。即使是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一直以敢于呼吁政治改革，批评腐败，并且警告文化大革命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的改革形象的温总理，也没有能够畅所欲言、仗义批评，冗长的政府工作报告详尽列出各种数字，评功摆出获得的成就，推出未来的计划，却只有三分钟来谈问题和不足。

温家宝真心呼吁政治改革

《费加罗》文章说，10年执政下来，温家宝没有做到他所说的，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他相信温家宝是真心呼吁政治改革，温家宝非常了解权力的内部运作和缺点，明白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体制造成的。

胡星斗说，中共政治体制非常复杂。中共总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都没有发言权，他只能谈经济。他认为，温家宝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推动政治改革，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弱势的一位总理。

有人指出，温家宝任内有两个突破，一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增加，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二是成功地抵挡金融危机等强烈的外部冲击；也有人认为，温家宝任内提高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分贝，虽然改革未竟其功，他也做了一些实事，比如任内取消农业税。

香港媒体引述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话说，温家宝10年任内，除农业税、查处薄熙来算是政绩，〝基本上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他认为，温多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未做成，经济上有诸多失误和失败，〝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就是在体制下不能够胜任工作时，又没得选择离任或辞职，一直勉强地干到任期结束，使14亿老百姓白白等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