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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1日星期三

美报:中国的经济大灾难即将降临?


美国《纽约时报》7月9日刊登了MARK MCDONALD的文章《中国经济:大灾难即将降临?》。该文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刊文谈了“中国经济将发生大灾难的五个迹象”,即企业正在减少 贷款、制造业产出停滞不前、利率出人意料地下调、进口停止增长和GDP 增长预期被下调(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该文还说,《纽约时报》记者Keith Bradsher 曾报道说,中国的住房建设活动几近停止,那些不久前还每周七天不停工、工人三班倒施工的建筑工地,现在每天只有一班工人在工作,而且周六、周日还停工。

日本金融服务公司野村的分析师Rob Subbaraman周一说,该公司认为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将经历一场“在2014年底之前开始的经济硬着陆”。该文还说,专栏作家Rosemary Righter最近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撰文说,她不久前到中国旅行时发现,那里有大量的住房和公寓以及雄伟的公共建筑和厂房都空空如也。她说,中国 各地都有大量无人居住的建筑,这种情况不仅在东部沿海城市存在,西南内陆地区也有。从河南省肮脏的矿山小镇,到内蒙古的所谓“鬼城”,都能看到这幅景象。

金正恩身边神秘女性引发猜测

英国《独立报》7月10日刊登美联社的报道说,出现在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身 旁的一位年轻神秘女性成为了一系列传言的中心话题,有人猜测她是金正恩的妹妹,甚至有传言说她是金正恩的妻子,但平壤方面迄今为止没有透露关于这位女性的 任何细节消息。报道说,在朝鲜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一位仪态优雅、表情严峻的年轻女性出现在金正恩的身旁,两人共同出席了纪念朝鲜开国领导人金日成逝 世18周年的活动。

报道说,这名女性身穿黑色短上衣和裙子,她被认为与上周六陪同金正恩出席一个音乐会的一名妇女是同一个人。

澳 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7月10日刊登法新社的报道说,朝鲜官方电视台周日播出的电视画面显示,一名女性与金正恩一道向他已故的祖父金日成敬献贡品。电视 画面上,这名20多岁或30多岁的女性走在金正恩的身旁,她与金正恩一道在金日成的画像前鞠躬致敬。报道说,这名身穿黑色套装、留着短发的女性上周五在朝 鲜国家交响乐团举行的音乐会上被拍到坐在金正恩的身旁。

报道说,一些韩国媒体的报道暗示,这名女性是金正恩的妹妹金汝贞,还有人暗示说她 可能是金正恩的妻子或情人。但报道也援引首尔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Yang Moo-jin)的话说,鉴于朝鲜以往的第一夫人很少与丈夫一道公开露面,这名女性是金正恩配偶的几率很低。杨武仁说,她可能是金汝贞,或是朝鲜已故领导 人金正日某位情妇的女儿,所以金正恩与她一道公开露面可以对外显示朝鲜统治家族的团结。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陈良宇垮台的主要推手,其实是江泽民

六年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垮台之后,坊间一直流传有一种将“二陈”(两个陈姓政治局委员)并列的说法:江泽民斗垮陈 希同,瓦解了北京帮;胡锦涛整倒陈良宇,重创了上海帮。但从接近北京中共高层的知情人得知,前一句话,陈希同是江泽民斗垮的,不假;但后一句话,说陈良宇 是胡锦涛整倒的,则不实。陈良宇垮台的主要推手,仍然是江泽民——虽然他此时已经正式交卸了所有党政军领导职务。


2006年4月,江泽民视察母校上海交大,陈良宇相陪

与所有落马官员的故事如出一辙,陈良宇垮台前的几天经历极具讽刺性:

9月21日,陈良宇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一次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开幕式,并陪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主席台上与各国最高法院院长握手道别。

9月23日夜间,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在上海体育场热力上演,陈良宇与市长韩正等上海四套班子头面人物倾巢而出,为“飞人”刘翔加油。众多上海市民通过电视直播,看到坐在嘉宾席的陈良宇也露出微笑。

谁也想不到,晴天霹雳来得这么迅疾,这就是陈良宇最后一次风光地出现在公众场合。

9 月24日,陈良宇与韩正接到赴京开会的通知。陈到京后,胡锦涛、江泽民、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及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一起找他谈话,向他宣布处理决定后,陈良宇就 被“双规”扣留接受调查,没有让他出席当日的政治局会议。与韩正谈话,也是由上述胡锦涛、江泽民四人一起进行的,告知由他代理上海市委书记。

9 月24日,中共政治局举行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审议中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依据《党章》和《中共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 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纪委对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宣布由上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代理书记一职。

9月25日上午,与韩正一起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贺国强,在上海展览馆举行的市委紧 急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重大消息,称根据目前调查,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所有司局级以上干部,鸦雀无声,都被震傻了,大气都不敢 出。

此前上海早已风声鹤唳。好几年来,在腐败令民怨沸腾、各地不断传来高官落马消息之时,上海却一直俨然是一方凈土,似乎与大案要案不搭 界。陈良宇在江泽民和中央的“上海帮”支持下,掌控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他没有想到会在上海社会保障基金弊案上马失前蹄:前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长祝 均一,将委托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约32亿资金,以该局下属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的名义,向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荣坤提供“贷款”,用以收 购沪杭高速公路的经营权。挪用社保基金本身就违规,贷款时更没有任何担保,期间有关官员均接受了巨额贿赂。

祝均一是黄菊担任上海市长时钦点出任劳动局长的。张荣坤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黄菊的妻子余慧文则是该会负责实际工作的副会长,是非法巨额贷款的中间牵线人。

这个案子涉及官员和亲属、民营企业家和国企老总,操作模式也一改过去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

中纪委项目组对祝均一进行“双规”,查封他的办公室和文件柜,随后带离上海,到江苏某地接受审查。紧接着,上海电气执行董事兼母公司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韩国璋,上海电气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兼执行董事王成明、上海社保局基金监管处长陆祺伟也都被“双规”。

陈良宇案的另一条线是其前秘书、市委、市府前副秘书长、刚刚调任宝山区长的秦裕,以及由陈良宇创办的上海新黄浦集团的董事长吴明烈。在陈良宇落马之前,也相继被“双规”。

张柏涛: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新民主主义的悖谬

新民主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可以人为地调整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并进而形成强人政治。这样的话就很难避免曾经的劫难。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保证它的持续性和权力交接的规范性,那么不论它在当时取得多大的成就都是不足取的。因为成就大,同时也意味着灾难会更大。而宪政民主制度正是为避免更大的灾难而设计的,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再没有比宪政民主更适用的制度了。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近代以来,民主成了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的共同目标,民主的价值逐渐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能否建成民主政治成了衡量一国政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本文主要想探讨民主的逻辑起点,即民主制度背后的支撑源,并以此为基础来评判一下时下颇为流行的新民主主义。

一般来说,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但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又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主内含有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而古希腊民主仅是一种选拔方式,远未涉及自由、平等等概念。直到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以降,自由、平等等概念才从宗教的体认中发散出来,同时也成了世俗的价值认同。这个过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因此可以说现代民主的根在基督教教义,而本文所要讨论的其逻辑起点则同时也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这就是对“罪”的认识。

《圣经》开宗明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是带有罪性的,由人组成的世界是罪的世界,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世界会朝向更大的罪恶发展,而不会相反。因此在这个世界建天国的一切企图(如共产主义等)不但行不通,而且会导向更大的深渊。这是一种很消极、悲观,同时也是很谨慎的认识,和马克思的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直至共产主义的乐观、冒险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民主的逻辑过程可以归纳如下:因于普世的罪性,从而放弃对人的崇拜和对圣人的追求,放弃通过自我约束来提升自己;进而设计出一套制度来约束人的朝向罪恶的发展,特别是位高权重的人,进而演变为对一切公权力的限制(方式如分立制衡、定期选举等),于是形成了民主,即现代政治的主体。

因此在政治领域,值得探索的不是如何实现“良善”,而是如何去避免更大的罪恶。波普尔认为,政治的目标应该是“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是要试图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也认为,“政治是在现有行动路线中选择最小之恶的艺术,而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努力。政治是道德上和物质上可能之事物的艺术,这种艺术的实践将使人类能够持续受益,而不是对至善的努力追求。” 民主制度设计充分彰显的是对更大罪恶的预防。

近几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既定政治框架下可以改革的空间逐渐缩小,以至于现在基本上达到了饱和。即,若不改革政治框架本身,经济改革将很难再推进下去。政治改革如何改,虽然众说纷纭,但明摆着的是朝向民主的改革。可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逆动思潮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在实践上的主要代表是薄熙来。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实施的一套,好像获得了很大的民意支持,但薄的倒掉又让我们窥到了其中的罪恶。新民主主义在思想上的主要代表是张木生,张在2011年出版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民主的敌视和对新民主主义的向往。也正是在这本书里,我们知道了以薄熙来、刘源为代表的太子党们的政治主张。

毛泽东有篇文章《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文章里,毛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称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以后的三年整顿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之后到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开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提倡新民主主义,就是要返回到1949年之后的三年整顿期间。这有些吊诡,说明目前框架下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有人想走回头路了。改革开放的认识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因为是初级,所以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现在有些人说初级还是过高,直接返回到前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了。

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以下用《改造》)主要是通过对民主的抨击来为新民主主义开路的。在这本书中,张木生对民主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都是野蛮的殖民主义,其实现现代化的第一生产力是战争。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殖民地制度基础之上,压迫别人自己才能民主,因此民主是虚伪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在全世界的扩张便否认民主的价值,是很牵强的。民主首先是一国之内的事,是内部治理上的事,它的首要意义并不在于维护世界和平(虽然有“民主和评论”的假设,但反对的人也很多),而在于一国内部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合理调配。同样,我们讨论中国的发展道路,首先关注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不是中国的发展给世界造成的影响。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也首先是着眼于自身的救亡图存,我们的责任首先是关于中国,其次才是关于世界,二者不能倒过来。而共产党主政以来我们一直干的却是先世界后中国的事。毛泽东时期的输出革命,无原则的对外援助,邓小平虽然主张韬光养晦,但经济稍一发展,对外显摆的闹剧就又开始上演了。《改造》一书妄谈国际格局和大国崛起,却无视国内治理的一团糟和民主的效用,这岂不是更虚伪?

第二,西方民主是表面上的平等,实事上的不平等,其背后隐藏着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

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一种制度能实现绝对平等。平等都是相对的,而且抓住不平等的一面大做文章,也有失公允。凡事须有比较才能有优劣之分。西方民主在许多实事上的不平等(姑且不论是否真的如此),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制度就一定好。《改造》在缺乏比较的情况下,抓住几点大做文章,为其“新民主主义”开路。这样的表述既缺乏严谨的论证,也不能让人服气。剥削也是一样,关键是比较。在缺乏比较的语境下,说一个制度好或坏,总能找到很多证据。如果说在西方国家是资产者剥削无产者的话,那在中国就是国家及国家豢养的特权阶层对广大民众的剥削。二者相较,何者更甚?用脚投票将二者判别一清。

第三,表面的一人一票掩盖不了历史上的民主都是精英民主。精英政治是一种实际情况,和哪种制度没有关系。自人类社会开始以来的所有制度,其实质都是精英政治。米瑟斯将这一现象称为“寡头铁律”。民主制度当然也不例外,虽然选举是一人一票,但在主导国家运行的政策上,除少部分可以实行全民公决以外,绝大多数还是精英决策。若将这种情况也视为是虚伪,那在这世界上就找不到不虚伪的制度了。民主制度下的精英决策,不但受到“三权分立”的制度约束,而且定期的选举可以将精英决策的危害降到最小。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决策就缺乏这样的监督约束,因此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暗箱操作、灾难重复和无人担责。

第四,民主制度很脆弱,如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民主实践;民主也可能导致灾难,如德国魏玛共和国选出了希特勒。民主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不经历几次反复,民众就没有比较,制度就建不起根基。所以,民主化过程中一次或几次挫折并不能说明制度本身有问题。魏玛共和国虽然经历过失败,但看现在德国的民主建设,有谁会为当初的一次失败而否定民主制度本身呢?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帝制后,北洋政府时期能在制度上建起民主框架,已属难能可贵,不去客观评价,却因着一次失败,便将民主视为不适合中国国情,岂不可悲?

1949年后,新民主主义建设在中国取得了一些“成效”,这也是一些左派人士对共产党执政追加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在经济建设上曾经“辉煌”过,所以如果适当调整,还会有“辉煌”出现。这是左派坚持自己立场的一个实践支撑。但建国后的建设成绩有其实现条件。首先是当时经过长期战火,百业凋敝,只要有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环境,就会出现明显的成就。其次,当时共产党刚刚建政,腐败还没有蔓延开来。第三,“打天下、坐江山”至少在当时很多人还是认同这一点的,因此共产党通过28年革命和22年战争建起的政权理所当然应由共产党领导。很少有人反对这一点,包括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共产党的执政在当时有其深厚的合法性基础。而现在的情况呢?腐败已经不可收拾,合法性已经流失殆尽,还妄图重返新民主主义,岂不悖谬?而且这个“重返”还包含着一个很霸道的逻辑,即中国只能由共产党领导,不论它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只要将错误一页翻过,就可以重来。中国岂是共产党的中国?除了共产党,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

目前中共政治实践的主要问题是公权力膨胀,缺乏有效的制约。而新民主主义要求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可以人为地调整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并进而形成强人政治。这样的话就很难避免曾经的磨难。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保证它的持续性和权力交接的规范性,那么不论它在当时取得多大的成就都是不足取的。因为成就大,同时也意味着灾难会更大。而宪政民主制度正是为避免更大的灾难而设计的,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再没有比宪政民主更适用的制度了。

因此在缺乏比较的情况下,说民主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就没什么说服力;在排斥民主的前提下乱开药方更是贻害无穷。

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民主制度也是相较于其他制度,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前提是没有好的,只有坏的,只能在坏里选择最不坏的。 这一方面说明民主也是有改进空间的,也说明在区分制度的时候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加以分别,即不能只计算肯定方面的特点,更应该计算否定方面的特点,能将否定方面的特点压缩到最小的就是最适合的制度。具体到中国,探索新制度时,首先想的不是哪种制度有利于中国“崛起”,而是哪种制度有利于规范公权力和民众权利间的关系,并进而保障人权和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建成真正的“和谐”社会。

林保华:动摇党本才能巩固国本

胡忠信言之凿凿说,林益世案背后还有「某国民党党政高层」和主任检察官涉入。并预告本周将是「改变台湾历史周」。本周是否能改变台湾,我不知道,但是有党政高层涉入林益世案,我相信。

林案目前陷入瓶颈,林益世不肯交代其他涉案人员。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可以推给属下与同僚,但是要爆出上级的问题,可要好好思量:一是如果扳不倒会遭报复,二是期望此人及其政府会营救他。至於党政高层是什么人,不妨从他们的可疑言行去寻找。

台湾的官商勾结,是结构性的贪污,有长久的历史。严重的是,一般民众也接受这个情况,只要官员拿了钱肯做事。贪污,不但降低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也扩大贫富差距,剥夺人民的福祉,黑道猖獗,道德沦丧。但是以往的反贪腐往往沦为政治斗争,因而不但无法有效治贪,甚至鼓励掌权的官员更加肆无忌惮的贪污。因为他们自认有政权的保护,也因为掌握政权就可以放肆贪污,从而严重污染台湾的民主政治。

追究大规模贪污行为会动摇党本,导致政权的倒台,但是对「国本」绝对是一件好事。只要有善良的人民、有可爱的土地,就可以建设我们美好的国家。可能动摇国本的拉法叶案无法办下去,没能摧毁贪腐结构,结果连自己都被侵蚀,政权也不保。

林益世案爆发后,连带这以前油电双涨所带出来国营事业的官商勾结问题,我很高兴看到不分蓝绿的评论员,共同挖开潜藏的问题,看司法能否还人民一个公道。希望反贪能够摆脱政治力的干预,防止用情绪性的言论煽动蓝绿恶斗来转移视线。

我没有研究,但是直觉上认为,中华文化与贪腐有相当关系。我在印尼读小学、中学,目睹那里的贪腐情况,但也读过前辈华侨作家司马文森的小说《淘金记》,描述印尼民众的纯朴,但是华人去了以后,很快传去行贿文化。一位上海企业家的长辈,一九四九年立足香港后,到西非建纺织厂,那里外汇管制,他们有办法把进口的设备报高价,从而让利润流回香港;他们的办法就是「教坏」并行贿非洲官员。上个世纪九○年代,大量中国人循各种途径移民外国,欧洲朋友说,他们无法进入主流社会,但是有办法与本地的警察局长拍肩膀称兄道弟。在美国,亲眼见到非法移民可以回中国探望病倒的母亲,再回到美国,来去自如已经形成「一条龙」。这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比较清廉的华人社会是新加坡与香港,因为英国的长期统治,强调的是法治,而不是中华文化的人治。但是港英培养的特首与高官最近纷纷被廉署调查,可见九七后的近墨则黑了。

(作者林保华为资深时事评论员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余杰:“毛厕”申遗,遗臭万年

近年来,“申遗”成为共产党政权撩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重要手段。原来,中国人有浓浓的诺贝尔奖情结和奥斯卡情结。但是,当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诺贝尔奖突然变得一钱不值了;当奥斯卡拒绝了御用导演张艺谋之后,奥斯卡也成了“反华工具”。于是,只剩下的伸张国威的项目,便惟有申遗了。

当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申遗的消息传出之后,由于“中轴线”的核心是包括毛主席纪念堂在内的天安门广场,此消息让人莫名惊诧。

首先,中轴线上尽管有紫禁城、钟鼓楼等老北京的象征性建筑,但中共建政之后对北京中心城区大刀阔斧地改建,大大破坏了北京的固有格局,将这一区域缔造成彰显中共一党独裁意识形态的标本。香港学者洪长泰在《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分析。该书引用了老一辈城市地理学家侯仁之和建筑学家吴良镛的一段话:“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对比之下,紫禁城这个在旧日突出于全城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则已退居到类似‘后院’的次要地位,并已经被改造成一座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大课堂。”由此可见,此处并非保护文化遗产的模范,而是大肆破坏的案例。

其次,天安门广场对中国民众意味着什么?有三个历史时刻是不能忘却的: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其个人崇拜臻于顶峰,大规模的迫害与杀戮也随即展开;一九七六年,觉醒的民众发起“四五运动”,反对毛泽东及其走卒“四人帮”,并与镇压者发生流血冲突;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下令野战军用坦克和机枪屠杀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酿成举世震惊的“六四”惨案。可见,此处乃是共产党野蛮血腥统治的缩影,此处不该寻求申遗,而应当重新改建一处类似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地式的,供后人缅怀死者、谴责暴政、捍卫历史的“活教材”。

第三,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一座供奉着大独裁者毛泽东尸体的毛主席纪念堂。干尸臭味,席卷京城;专制崇拜,毒化心灵,此“毛厕”的存在乃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早在二零零三年,我与刘晓波等人便发起一封联署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取下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迁移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我们再度发表此公开信,强调干尸崇拜与绿色奥运背道而驰。然而,中共当局不仅拒绝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反倒抓捕刘晓波,继续推行毛式暴政。

如今,薄熙来虽垮,但毛的阴影并未去除。胡锦涛鼓吹学雷锋,百名作家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厕”也被打包塞进申遗项目,说明如蝇逐臭仍是中国社会之主流。


杨恒均:从“一国两制”到“再造几个香港”

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香江上空灿烂的烟花再次把“东方之珠”照亮,每年的七月一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香港,而我也会被拉回到十五年前的七月一日,当时我就站在九龙尖沙咀码头上,欣赏回归之夜的烟花汇演,心里充满了激动,也有些许的不安。激动的是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不安的是,香港还能一如既往的繁荣、自由吗?“香港已死”会一语成谶吗?

我从1992年到香港中资公司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到1997年7月份,见证了香港回归前许多个激流暗涌的日日夜夜,同中国大陆那边紧张激动的喜庆心情相比,香港民众以及全世界的观察家大多持焦虑、怀疑的心态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刚刚结束,别说那个时代,就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做法也并无先例,港人与国际观察家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连美国等西方这些极具包容性的国家政权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弄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中国能允许香港实行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吗?香港的高度自治、完善的法治与骄人的自由是否会受到破坏?说实话,连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我心里也没有底。

虽离开了香港,但十五年来,我始终密切关注香港。回归后不久,香港遭遇了罕见的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地位受到了冲击,北京政府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借机在港扩大影响力与话事权,反而出手相助,默默帮助香港度过难关。随后,中国大陆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国际地位迅速窜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幅提高,香港,作为一个人口只有六百万,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严重依赖大陆的城市,若说在此过程中遭到大陆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侵入”、“渗透”,也并不出奇。然而,我们看到,香港竟然奇迹般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根据国际权威机构每年的评比,香港始终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法治健全以及最适合投资的城市。香港依然光彩照人。

若要“论功行赏”,我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一国两制”政策。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两代领导人始终如一地执行了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没有对“一国两制”政策的坚守,就没有今天的香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继续坚持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并与时俱进,稳中求变,香港的未来可能堪忧。十五年并不算长,那些一早发出“香港已死”的预言家们尚未放弃自己夹杂着担忧与期盼的预言,如何与时俱进地坚持“一国两制”政策,如何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笔者就长期对香港的观察与思考,提出三点简单看法:

第一,“一国两制”能否成功,端视我们对“一国”与“两制”的清醒认识。有相当部分的专家学者、政府工作人员在说到“一国两制”的时候,要就是偏向“一国”,要就是只提“两制”,没有能够真正体会“一国两制”中“一国”和“两制”的意义与重要性。

强调“一国”而忽视“两制”的大多是北京的专家学者与政策执行者,他们没能深刻理会小平的精神,也不愿去收集、研究港人的意愿,很容易犯干涉香港事务的错误。就我所了解到的,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始终没变,但一些官员包括涉港事务官员,就因为对“两制”认识不够而弄出事端;另外一方面,那些故意把“两制”抬高到压倒“一国”的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粗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对此问题没有深刻认识,由于担心北京破坏“港人治港”而对北京保持过份的戒心;另一类则是少数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不满或者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做法极不认同,而用“两制”来否定、攻击中央政府,否定国家宪法。

香港人有表达任何政治意愿的自由与权利,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分别是国家与香港的基本大法,不容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下,北京当局绝对不会允许香港成为一个反华基地,成为一个恐怖主义的温床,更不用说“港独”了。香港方面任何过激的行为,尤其是否定“一国”的行为,很可能最终破坏的是“两制”,甚至有可能对香港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一国两制”是历史上的创举,这个创举本身也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认真理解与落实“一国两制”,对我们解决当今的一些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民调显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度有所下降。这个民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于是很多有识之士建议要在香港加强学生的国情与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培养他们爱港爱国。这个提议一出,立即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担忧,认为这是大陆意识形态的入侵,是“洗脑”,是破坏香港的“两制”。

笔者认为,作为“一国”,加强对香港学生的国情教育是应该的,澳洲学生一定是学习澳洲历史为主,而不是美国的历史,作为香港学生,当然应该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但作为“两制”则决定了香港不可能照搬大陆的方式方法,更不可强推大陆的教育模式。香港用什么办法实行爱国爱港教育,应该根据《基本法》,根据香港的制度,更要以符合港人的意愿与习惯为主。例如,香港刚刚颁布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就被指责为“一面倒地唱好中国国情”,故意回避、淡化一些负面事件。这就凸显了“两制”的区别,香港的制度下,无论是国情教育还是爱国主义,都应该是允许批评与揭短,兼收并蓄的。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随着中港两地交流的加深,尤其是打破了国界与区界的互联网的普及,香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80后、90后)开始关心大陆的人权状况,有些甚至顶着炎炎烈日走上街头。一位北京的官员以此为例对我抱怨说,这是港人不认同“一国”的、对国家的认同度下降的表现。我打断他说,正好相反,港人关注大陆现状,恰恰说明港人的国家认同感在上升,他们如果不认同这个国家,会为这个国家的人权状态上街吗?你什么时候看到港人为悲惨的北朝鲜人上过街?我们的对话反映了在两种制度下,对“国家认同”的不同认识。

第二,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就必须促成香港的“变”。同“一国两制”一样,“五十年不变”也值得认真领会的。就笔者的思考,香港“五十年不变”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中央政府保证香港的“现行”的制度与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所谓“马照跑,舞照跳”,“反动杂志”一个也不能少);另一层意思就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至少保持“五十年不变”。而香港的繁荣稳定就是要在这两个“不变”的保证下,不停地“变”!

我们现在却有一批专家学者与政策执行者僵化地解读这个“五十年不变”,他们把这个“不变”理解为香港现状不变,香港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不变,你要改革,港民要民主,他竟然用十五年前的条条框框来压制你 ,要求你“不变”。其实,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形态,如果“五十年不变”,那么肯定会死翘翘的,到那时,也不用外国人来宣布“香港已死”了。

我们看到,从1997年前英国派遣港督到香港,到1997年后由香港特区政府的选举委员会票选特首,到今年引进了部分竞争的特首选举,再到我们大家都期盼的2017年开始将要实行的双普选,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不排除还有一部分人对2017年的普选抱持怀疑,多方设限,试图用“不变”来抵抗变化。但如果他们得逞,香港可能会失去发展活力与前进动力。所以我说,要保持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五十年不变的关键就是要“变”,与时俱进,要变得越来越好。

第三,发挥香港优势,回归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时的初衷,在大陆“再造几个香港”,把香港的自由、法治与经济管理模式带到内地。在全球化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的时代,要想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不能“以守为进”甚至“以退为进”,不是封闭香港,更不能孤立香港,而是让香港的经验走出来,走进大陆,造福大陆。

当初小平对香港的考虑是双向的,对于香港,小平发出了“一国两制”,允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于大陆,小平则发出了“再造几个香港”的呼吁。这些年,看到很多大陆与香港的学者研究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却发现他们都忽视了当时的“香港模式”对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影响。包括小平倡导的特区政策,都和当时非常成功的香港分不开。在小平的整个讲话折射的思想里,“再造几个香港”的情结甚至要重于“一国两制”与“五十年不变”。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经济特区”之后,本来应该更进一步的“文化特区”甚至“政治特区”就此偃旗息鼓,而香港本来应该成为后面两个特区的样板,在小平“再造几个香港”的计划中大展宏图,如今却沦为靠大陆“自由行”与“输血”来维持。笔者认为,相对于“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在大陆“再造几个香港”的构想具有更加远大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十五年来我们成功的执行了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再造几个香港”是不是也应该提上日程?

“一国”与“两制”不可偏废,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不承认“一国”,自然有借口不让你搞“两制”;如果不允许人家搞“两制”呢,人家起而反对“国家”也不足为奇。“五十年不变”的关键是“变”与与时俱进,而不是“不变”,至于“再造几个香港”不但是香港未来的出路所在,更是大陆下一步改革的明智选择。

从“一国两制”到“再造几个香港”,五十年的“变”与“不变”,不仅仅关涉香港的命运,更攸关国家与民族的前途。

杨恒均 2012年7月5日 随州


姜维平:金马大厦被炸毁的背后秘密

中共官场的黑暗内情,非体制内人士所能想象,随着薄熙来的垮台,过去很多鲜为人知的荒唐故事都一一浮出水面,他的死党为了薄熙来的上升和共谋敛财而绞尽脑汁,置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于不顾,胆大包天,挥金如土,只为博得主子薄熙来一笑,如同上个世纪听信风水大师的胡言乱语,动迁大连苏军烈士纪念塔一样,2011年1月9日早晨7时16分,一声巨响划破天空,曾经的大连开发区标志性建筑——金马大厦,瞬间变成一片废墟,让大连开发区很多民众十分痛惜和震惊。

为何要炸毁金马大厦?

当地媒体说,位于开发区金马路的金马大厦,始建于1984年,共28层,高94.6米。1991年正式投入使用,是当时神州开发区“第一高楼”。金马大厦建成初期,不仅开发区管委会在其中办公,区内众多金融机构、外商办事处、商贸公司也集中在这里,使之成为当时开发区的行政商务中心。

说起金马大厦,我真是感慨万千,80年代末,我与新华社辽宁分社记者孟宪民一起在那里拜访当时的宣传部长于怀江等人,商讨建立记者站的方案,我还协助《大连开发区报》的社长老杨和编辑赵东妮,设计和排印了第一个副刊,我也曾在那里采访了几任管委会主任:班耀日、田昌明、高姿、姜丽华等主要领导,他们大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因此,不论怎样,我对金马大厦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我在加拿大得知这座大厦被炸毁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太可惜了,那么完好的现代化大厦怎么要炸毁呢,内心非常复杂,至今不能释怀。

据惯于编造谎话的国内媒体说,1994年后,随着开发区的发展,金马大厦的行政、商务、金融功能逐渐减弱,近年来因年久失修而长期闲置。日前,金州新区管委会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决定对其实施爆破拆除。由于金马大厦周边建筑物密集,此次爆破技术难度极高。有关专家经反复测量研究,最终采用折叠式爆破,设置两个爆破点,建筑物以“Z”字形倒塌。金马大厦爆破后,该地块将进行土地平整,用于高档住宅区建设。

真的是这样简单吗?近日大连知情者表示,当地人普遍流传一种说法:开发区的金马大厦之所以在使用不到二十年就被炸毁的主要原因,是这座大厦的名字与薄熙来犯冲。因为那里有一个近年建成的童牛岭风景区,在这个风景区的两座山头上,分别修建了一个飞碟观光塔和一个巨大的铜牛雕塑,铜牛上面骑着一个吹笛子的小童。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当地官员喜欢艺术,匠心独运,其实,这正是时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周海斐为讨好薄熙来,为感谢恩人,而不惜斥巨资特别修建的,由于薄熙来是属牛的,要用这一大手笔来彰显薄熙来篡党夺权,牛气冲天的寓意。可以想见,周某斐为讨得主子欢心用心良苦和不遗余力。

2003年底之前,金马大厦产权不仅归开发区政府所有,而且,管委会,党校和部分干部一直在里面办公,到开发区办事的人,不可能不去金马大厦,其各类公司,商社也都以入住金马大厦为荣耀和第一选项,其租金自然年年递增,故人们称金马大厦是“寸土寸金”的办公场所。记得早些年一位知情人介绍,1994年时曾有一个港商要拿出一亿两千万港币,收购这座大厦,但被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田昌明断然回绝,田说,他给两亿港币也拿不卖,这是开发区最能升值的一笔国有资产。

但令人强烈质疑的是,金马大厦怎么竟被大连实德集团以区区4000万元收购下来?此外,这座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的大厦,设施完备,后又新增两部进口电梯,曾利用率极高,为什么却一再被闲置起来?据原金马大厦管理公司的管理人员说,自从2003年底实德集团拿到手后又几经转手倒卖,弄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最后于2011年以大连天安房地产的名义持有,忽然间被炸掉了。

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这一连串的产权转让,肯定暗含着肮脏的金钱交易,其背后主使者,绝对少不了徐明、谷开来以及周某斐都参与了暗中操作,中纪委完全可以顺藤摸瓜,查出金马大厦被炸毁的幕后真相,给大连开发区广大群众一个透明的交代。

大连人众所周知,徐明以及周某斐都是竭尽全力报效薄熙来的马仔,他们深知薄熙来迷信,好听风水大师的劝告。据大连开发区消息人士说,金马大厦再大,再好,再值钱,毕竟有个“马”字夹在中间,这让属牛的薄熙来很刺眼,其马仔们早就心领神会,因为风马牛不相及啊,它与开发区的童牛岭形成了犯冲的对峙,而这很容易给主子的仕途带来噩运,故此,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甘愿被骂成败家子,也要把金马大厦铲除,以此来表达孝忠之心。他们说,已有前车之鉴,1999年,要不是搬走市政府门前,人民广场南端的持枪苏联大兵纪念碑,主子薄熙来哪能高升为辽宁省长?

所以,周某斐把国有资产金马大厦低价转手给徐明,徐明再几经脱手高价卖出,玩转资产转移伎俩,以此来洗白黑钱,最后,再以各种借口把它炸掉,让罪恶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这些黑心的官员和商人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反正最后都由国有银行贷款顶账,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银行不给钱,上面还有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罩着呢,徐明把“薄泽东”看成神仙,周某斐把“薄泽东”看成大救星,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早就异想天开地以为,薄熙来十八大入常之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时,也就是他们鸡犬升天,日进斗金之日。所以,别说炸掉一个金马大厦,就是毁掉一百个,他们都毫不在乎,不会眨一下眼睛,因为这既表达了奴才式的孝忠之意,也显示了与薄熙来共存亡的狼子野心。什么国有资产,什么银行里的烂账,什么国家人民利益,在这些人看来,统统都是嘴里的口香糖,嚼烂了随口就吐出去。长期的官场流氓习气早已让他们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周某斐与其同僚们

对徐明,读者都比较熟悉,可谓臭名昭著,但对周某斐,却所知甚少。开发区创业之初,周某婓以年轻和有大学学历而被重用,不到四十岁就被任命为大连开发区的末把副主任。一开始还算谦卑老实做事,在今天看来也是属于“老开发”的功臣。但时间不长,就变得猖狂自负起来,逐渐把老领导不放在眼里,后来,竟与开发区主任班耀日发生了激烈冲突,使正常工作难以为继。

班耀日以前在大连甘井子区担任书记,唐启舜离任开发区到西太平洋炼油厂之后,就任管委会党政一把手,他性情直率、富有正义感、敢做敢为,为开发区的早期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像唐启舜、范勇昌等老主任一样,深受干部群众的敬重。值得一提的是,班耀日在开发区没有留下一处房产,与他人相比,是难能可贵的,虽然十多年过去了,但开发区不少的干部群众都很怀念他。

但就是这样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却被薄熙来、周某斐等人抹黑得不成样子,我就听到许多不实之词,对他们混淆视听的伎俩,班耀日也是有口难辩。这也同样让我联想到了高姿案件。薄熙来整人是不光把官职整掉,而且,还要把人搞臭。这也是中共官场的一大弊端。

班耀日是由毕锡桢,魏富海那届市委班子任命的干部,而当时这届市委班子曾多次向中组部提名推荐当时的常任副市长宫明程接任大连市长一职,并不看好薄熙来,一是由于薄熙来年轻气盛,不熟悉大连情况;二是各方面人对其反映不尽如人意,他被看作是过渡性下派锻炼的年轻干部,希望他早些离开大连,但是,中组部迟迟对宫明程的任用不下批复,此事,渐渐地透露出薄熙来的政治野心和薄一波的活动能量,他们请客送礼,打通了关系,薄熙来才是中组部满意的大连市长人选,他心中有数,摆出一副当仁不让的接班架势,有意传播有利自己的小道消息,因此,遭到很多人的反感,大连人经常会听到议论:此人太轻狂,但后台硬,就是背后有一个中共元老的爹,宫明程要是中央有人,绝没有薄熙来的份儿。

很快传言得到验证,1992年,薄熙来如愿当上了代市长,又不到一年后转正,后来,就是人们所见到的情况,他一步步高升。也许是命中注定,要是当时薄熙来和他爹都能收敛点,厚道点,就不至于今天又落成一个阶下囚。看来,“拼爹文化”在中国官场是日久弥深,但也害人害己,不知道薄熙来如今在监禁中回忆这段历史,会不会感慨万千,但他悔之晚矣,历史不会从头再来。

胡汉三又回来了

回想当年,班耀日凭借秉直性情和敢说敢做的性格,不买薄熙来的账,正像许多大连市老干部一样,既使薄熙来当上了市长,也有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因此,工作中经常得罪薄熙来,故在其羽翼丰满后,班就被免去了开发区主任一职。与此同时,薄熙来把其死党周某斐安排到开发区驻日本办事处任主任,其实,那时,大连市已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办事处,这正是床上加床,令人匪夷所思,而且,薄熙来仍然让周兼任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为其后来受到重用垫下了基础。再说,薄熙来正和日商打得火热,也想经过周掌控的办事处,更方便与谷开来暗渡陈仓。其中,敛财洗钱的背后,不知有多少秘密,正像后来的消息来源所透露的,周某斐就是谷开来早期得势的主要“钱袋子”和“黑金库”。

据原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的财务人员称,薄熙来曾指令财税局的局长刘某拿600万给开来律师事务所,而财税局当时不好下账,就让开信投资公司出血,当时开信投资公司正处于业务停顿状态,一大堆烂账,搞得声名狼藉,在这种情况下,是“虱子多了不怕咬”,再多出个600万元坏账,也无所谓。而周某斐正是当时负责开发区财税局的主管副主任。从此事可以看出,周副主任长期以来,就是薄熙来的一条狗,是谷开来早期能够呼风唤雨,发家致富的主要帮闲之一。

2001年,薄熙来的事业如日中天,周某斐在日本干了几年后回来主事,第一件事是公款报销了一笔巨额费用,其中假发票不少,很多发票,管委会财会人员都不好下账,至今还在挂着,但他有薄熙来的荫蔽,很快就当上了市委委员,身为管委会一把手,小人得志,掩饰不住他春风得意的丑态,在领导班子会议上说“我胡汉山又回来了”,从此,更是唯薄是瞻,尽心尽力,做事胆大妄为,弄虚作假,不知羞耻地请一个文人,撰写,虚构了一篇吹捧自己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家名刊上,令人汗颜。

多年来,他不顾干部群众强烈反对,大肆花钱,购买豪华办公用车,大派所谓的出国考察团组,一边收买人心,一边虚假造势,请客送礼,铺张浪费,还把刚刚装修不到两年的管委会办公大楼里外重新装修,费用超过5000万。而且,在六层自己办公室门口,设立保安人员,让其昼夜值班把守,凡是进出者都必须登记,否则,拒之门外,很多同事看在眼里,骂在心上,背后议论说,此人做坏事太多,害怕被他整过的人报复,尤其是怕那个不明不白死去的司机冤魂活过来把他钩去。

司机是怎么死的?

薄熙来安排周某斐主事之后,他得意忘形,腐化堕落,动辄表面大讲党性原则,好像是正人君子,在大会小会上,多次不知羞耻地夸耀说,薄书记批评过很多人,就是没有批评过我周某人,为啥?因为我正派啊。尽显一幅奴才的两面派嘴脸。

其实,他和薄熙来本人一样,一向贪财好色,情场是老手,商场是楷模,他多年来搞女人,也出了大名。她的老婆常年卧病不起,从不尽夫妻一场的关爱之责,常住开发区银帆宾馆,女儿与他几乎断绝关系,少有来往,这种人所共知的家庭不睦,给他提供了移情别恋的借口和空间,他搞的贝佛莉别墅庄园,闻名遐迩,而那个女老板与他在日本公开同居,这是包括日本外商和驻日办事处的同事都眼见为实的。

回来任职后,他同时还与一位比他小20多岁的原银帆宾馆的女服务员阎某宁乱搞,该女子初中毕业,文化水平不高,但极擅长于巧言钻营,八面玲珑,与周臭味相同,不顾廉耻,甘愿当周的三奶,四奶,周也投桃报李,竟然将该女子的初中毕业文凭,一夜之间变成党校的在读研究生学历,很快又在所谓的干部制度改革中,把她聘为开发区劳动人事局局长。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有一次,周某斐竟与自己司机韩某春的老婆胡搞,被司机发现,大半夜堵在屋内不敢出来,该司机说,我每天起早贪黑为你服务,不料你竟这么回报我,他当时很激动,声言要宰了他,周躲在房间内胆颤心惊,慌忙中给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田某军打电话,请求解围,最后,由办公室副主任国某龄大半夜跑去把司机拖走,才算暂时平息下来。

但后来不久发生了一件怪事,该司机突然死了,说是生病死的,但死因多有悬疑和议论,薄熙来严控下的公安是不会认真追查的,至今无解。有人说,是被周和那女人联手害死的,有人说是司机气量小,自己郁闷而气死的。如果现在的薄熙来专案组能把旧事重提,说不定还能还一个屈死冤魂的清白。

不少大连人都知道,孙春兰当市委书记后,周某斐多次被举报,虽然没有给予及时查处,但逐渐不得重用,没折腾几年,就在没到退休年龄时,被提前免去职务。而薄听说后,先是把周推荐到国务院特区办做事,因故未能重用,薄做省长时,甚至还曾想把周安排为营口或抚顺等地当市长,但后来由于省里组织部门阻力太大而搁置,像周某斐这样胆大妄为、挥霍公款的干部,能一再得到薄熙来的提拔重用,可以看出,其用人之道不讲原则,具有多么大的社会危害性和破坏性。如不是胡锦涛,温家宝及时果断地拿掉他,一旦得逞,无疑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还会有无数个金马大厦被肆意炸毁,国家和人民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2012年7月8日于加拿大汉密尔顿。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十八大前李瑞环给胡锦涛支招 震动高层

据港媒引述北京的消息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前政协主席李瑞环,最近就十八大人事案罕有地发声,声称支持由胡温主导十八大人事布局。两位前领导人的发声 ,据说在中共高层造成震动。十八大召开在即,李瑞环决定出手帮“胡锦涛一把”。

李瑞环曾拉江一道下台 保胡上台

据《前哨》消息称,李瑞环可以说与江泽民在中南海里斗了整整13年,而且屡屡“得胜”,可谓是江泽民的“克星”。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已经76岁高龄的江泽民恋栈权位,为了让江泽民退休、向胡锦涛交班,李瑞环竟以自己提前退休作为代价,拉着江泽民一道下台,保证了胡锦涛顺利上台。

据说,这一个举动,让胡锦涛铭记在心,感激李瑞环为他作出的“牺牲”,并把李瑞环视为“恩人”。

李瑞环理解胡处境 再出手帮一把

十八大在即,李瑞环似乎理解胡锦涛的处境与顾虑,决定再出手帮胡锦涛一把。

北京的消息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前政协主席李瑞环,最近就十八大人事案罕有地发声,声称支持由胡温主导十八大人事布局。两位前领导人的发声听上去并无新意 ,据说在中共高层造成震动。

李瑞环给胡支招 平反“六四”必收人心

据悉,2012年新年期间,胡锦涛藉“看望老同志”的机会,曾请李瑞环帮他出出主意,看看应如何保住对十八大的掌控权。

新年过后不久,李瑞环与胡锦涛聚会,作了一番长谈。李瑞环对胡锦涛说,与其公开同江泽民正面冲突争权,不如干件实事争取民心。事情干成了,民意威望便都急剧上升,无须争夺便压过了江泽民,对十八大的筹备工作自然拥有了话语权。李瑞环所说的这件“实事”,便是平反“六四”。

按照李瑞环的说法,平反“六四”是一件阻力最小、收效最大的举措,影响所及不但国内而且还会涉及国际。

李瑞环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好牌,关键看如何打。李瑞环特别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谁都想拿到好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如今好牌到你手里了,你不要就只能打给下一家了。

据说,当时胡锦涛对李瑞环表达了对平反“六四”可能引发后果的担忧,胡锦涛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没有采纳李瑞环的建议,未利用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机会宣布平反六四。原因还是在于他的保守个性。

不过,也有消息说中共总理温家宝在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三次提议讨论平反六四的问题,而反对者却主要是江系周永康、曾庆红,非胡锦涛。

李瑞环:六四“我们错了”

据悉,李瑞环建议胡锦涛平反“六四” 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

据悉,早在2003年3月初,即将退休的李瑞环以全国政协主席身份最后一次到广东视察,在一个非正式场合,以出人意料的坦率谈到了“六四”事件。他坦承,中共在“六四”事件上犯了错误;他再次肯定了大部份学生的爱国热情。

李瑞环表示,解放军在天安门开枪肯定不对:“我们也不想开枪,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有橡皮子弹,没有处理的经验,但我们开枪了,我们错了,确实是错了。”他还表示,政府“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一番话被媒体披露后,曾被海外广为赞扬。

李瑞环称“延谈” 是搞倒退

另据报导,李瑞环还曾就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时直言:把“延谈”精神,拿来指导今天文化、艺术发展或延续,是思想上脱节、实际上虚脱,是违背唯物发展史观,某程度是搞倒退、自我折腾。

据说,这位中共前第四号领导人向来以坦率和讲话充满哲理而著称。

乔石出书 为胡温削减江系政法委铺路

据《大纪元》早前报导,第十四届中共政治局常委、曾于1993年至1998年担任人大委员长的乔石近日出版新著《乔石谈民主与法制》,收录其在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人大委员长等领导职务期间的重要讲话、报告、谈话和文章。该书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说,乔石在谈到政法委的时候观点很明确,政法委就是党委的一个附属机构等,要管的虚一点儿,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而这些就是在映射周永康掌管的政法委无法无天,上不听令,下多扰民,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

乔石作为中央政法委的元老级人物的这番讲话,或许也就是在为胡温继续削减江系政法委的势力而铺路。

作者:郭惠

外媒:毁灭来自内部 习近平接班面临三大风险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强调,中共新上任的领导人,必须应对三个严峻的挑战。他分析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困难,并指出中共面临的巨大风险来自于内部,中共体制已经走到了需要“革命”的临界点。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7月9日,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在出席“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关于“解读中国领导人换届”的主题讨论会时提到,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将面临的三个严峻挑战。他警告,与前苏联等其他大国一样,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其内部世界。

“最具毁灭性的力量,都来自内部。”

针对主持人巡回大使许通美的提问,黄靖指出,中共自称现有8200万党员,队伍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北京正在失去对党员的控制力,尤其对领导干部的控制能力,实际情况每况愈下。

还有网友表示,人多不代表品质,现在的党员入党动机很多不纯,是公开的秘密。而且即使人数虽多,但也只是全国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相对于非党员来说,是绝对的少数。

黄靖举例说,除了党员贪腐,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利益多等问题外,政策相互排斥而导致的地域利益冲突,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内部的冲突日益加剧。

此外,黄靖再指出,中国的地区差异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历时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更使得劳工薪资一直保留在低水准,凸显经济重组的必要。

黄靖认为的新一届领导人要面对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挑战,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不再是以忠心为基础,而是具有了自由、公平、法治等理念。人民要求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已经不可避免。而18大后将要接班中共主席的人选,外界一直认为是习近平。

加强法治是主要课题

另一位同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则补充说,中共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如何加强法治还是主要课题。

包道格:罗姆尼当选将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来自华盛顿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特别指出,几个月前,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事件,说明中美已经培养起一定程度的互信。

他还提醒说,中国媒体对美国向亚洲倾斜外交政策,发表了很多批评美国围堵中国的评论,但是中国高层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表述。

而2012年,美国也将举行总统选举。包道格在答问时说,如果奥巴马连任,中美关系会按照当前的基调发展,如果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当选,有相当强的信号表明他将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态度。

解体中共是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

《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共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只有解体共产党,国家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主席张健认为,不管中共采取什么手段,人们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它蒙蔽,都在等着它的解体。

英媒:中国新权贵家族的聚财之道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11日)用整版的版面分析评论了中国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利用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聚敛财富的。

文章说,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同时“太子党”和新权贵阶层财富的增长,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运转方式是为了使极少数的政治精英人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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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中国富人的财富是无法隐藏的。

文章指出,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比任何其它经济体都要大,而中国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在少数的权贵大家族手中。

与此同时,中国当今的腐败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严重,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由权贵所垄断的资本主义。

文章以最近刚刚被免职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例说,薄熙来家族所控制的资产高达一亿美元,而据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士称,薄家实际的财富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分析说,中共对薄熙来以及他的夫人谷开来的处理将不会集中在他们是如何获得财富的,因为担心这样做会引火烧身。

政治家族

中国一、两百家政治权贵垄断着中国绝大部分财富,因为在中国有权既可有钱。

此外,中国高层官员的私生活、资产、经商情况以及亲属情况都被认为是国家机密,国家媒体也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外界获得任何有关信息。

中国曾在2006到2010年间宣布计划,要求高级干部申报个人以及他们亲属的财产,但每次都被以“时机不成熟”或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为由而拒绝。

文章说,中国的权力核心,政治局九常委除现任副总理李克强的亲属相对清廉之外,其余的家族都有亲属经商,掌控亿万资产。

例如,中国的反腐倡廉先锋中国总理温家宝,温家宝的夫人张蓓莉经营钻石和珠宝生意。他的儿子温云松是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有权势的投资人之一。 他成立的公司新天域资本公司所筹集的私募基金高达25亿美元。

尽管温家宝在公开场合极力脱开他与夫人以及儿子的利益关系。

但文章引用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太子党”温云松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来获取合同,如果温云松参与商业投标,那么别人就连想都不要想。

文章评论说,中国的政治精英家族有着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些家族所经营的项目许多都需要国家批准和认可,如果没有内部人是不可能拿到合同的。

是制度还是人?

因此,一些想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银行和跨国公司也愿意招募那些“太子党”或跟“太子党”一样有关系的内部人,以便作生意或取得跟上面的关系。

据一位长期在中国的资深外交家透露,中国的一切都是由大约200个最有权有势的家族控制的。

当然,许多太子党本身就是在中、西方的名校接受教育的,本身也有较强的能力。

一些人甚至抱怨他们由于自己的出身和背景受到了歧视。他们说,人们总是认为他们是靠裙带关系才成功的。

文章最后说,一些人,包括一些“太子党”把中国猖獗的腐败归咎于制度,而不是个人。

他们说,他们的财富和好处是那些想利用他们出身而从中渔利的人强加给他们的。即使他们坐在家中,也会有人敲他们的门,往他们的手中送钱,让他们当公司的挂名顾问,以利用他们的名声获取利益,因此,他们说是中国的体制不好,而不是人的关系。

上海天主教辅理主教依然失踪 官方表态

香港--中国上海天主教教区一位高层神职人员在突然宣布辞去在官方爱国会中的职务后仍然下落不明,当局首次对事件表态。香港一个宗教权益团体向北京中央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当局恢复马达钦主教人身自由,并允许他继续履行神职。

上海天主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在上星期六天主教爱国会为他举行的祝圣礼上突然宣布辞去自己在爱国会中的一切官职,以便专心从事神职。之后,他被人带离教堂,迄今为止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

一些人猜测他被带到上海郊外的天主教圣地佘山修道院反省,但教友们和媒体记者在那里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美国之音星期三下午致电中国天主教上海教区试图了解马达钦的现状,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爱国会:祝圣活动涉嫌严重违规*

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和质疑,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会一团)星期三发表一条简短声明,称上星期六7月7号上海教区助理主教祝圣活动“涉嫌严重违反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关于选圣主教的规定”, “一会一团”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评估。

在马达钦宣布脱离天主教爱国会的现场除了有近千名为他鼓掌的教徒外,还有天主教爱国会的负责人和政府宗教局的官员。

外界普遍认为,马达钦主教借祝圣的机会当众与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分道扬镳,令中国当局感到意外、尴尬和不满,因此他可能被当局软禁。

*港人示威要求恢复马达钦的自由*

星期三,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十多名成员游行到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外,要求当局解除对马达钦主教的软禁。


前香港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右二)参与示威
 


他们高喊 “停止打压马达钦主教”的口号,举着“停止非法祝圣主教”等标语牌,要求中国当局停止打压宗教自由。示威者包括前香港天主教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

马达钦是梵蒂冈教廷任命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同时又被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任命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他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担任常委,又是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任。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委员潘嘉伟在游行前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时说,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任职的神职人员公开宣布脱离这个官方机构的现象极为罕见,显示神职人员感到官方对教会的控制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潘嘉伟:事件显示官方控制教会已忍无可忍*

潘嘉伟(右)称官方控制教会已忍无可忍

潘嘉伟说:“马达钦主教用非常聪明的方法在祝圣礼讲话的时候说自己不方便担任爱国会的职务,这样来表示他的反抗。在中国大陆公开教会的神父都不能忍受爱国会的控制,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讯息。”

中国目前大约有1000万天主教信徒,分别属于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会属下的各地教区,以及忠于梵蒂冈教廷但拒绝服 从天主教爱国会管辖的地下教会。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教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但是许多教徒认为,中国的宪法和 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了他们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当局无权要求他们归属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

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曾在2007年致中国教会的信中表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企图凌驾主教之上,主导教会的活动,不符合天主教教义。

梵蒂冈与北京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但双方做出过一些妥协试图缓和双边关系,包括互相承认对方对神职人员的任命。观察人士说,受到双方承认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突然做出选边决定,为中梵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

政令不出中南海 中央地方错位难解群体性事件

【多维新闻】近日,四川什邡事件警方动用瓦斯催泪和震爆弹引发震动。仅仅因为民众不满环评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最后不得不由中央“出面”处理。而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存在地方政府不管中央“三令五申”,依然“追权逐利”,而当突发群体事件来临,因为缺乏实战经验,或是“底气不足”,在事件处理上又存在沟通不畅,甚至暴力维稳。在这种地方政府错位的情况下,“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摆在中央和地方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多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偶合群体,发生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有些地方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很多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有关。”

在对什邡事件的分析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即为引爆群体性事件的是钼铜项目的环保问题遭受质疑。而有报道曾表示,什邡政府称钼铜项目为零污染、零排放、循环利用,在7月3日发布的“钼铜多金属资源项目停止建设”的公告中表示,钼铜项目环境评价严格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规及最新标准编制和评审,已经通过国家级技术评估和行政审批。按照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规定,建设项目应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境影响登记表。本着公开的原则,在什邡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之时,官方却没并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具体的工作数据分析及第三方权威环评报告,对民众进行阐明。

其二,7月2日,执行警戒任务的特警采用了催泪瓦斯和震爆弹等武器对人群进行驱散。在驱散过程中,有13名民众受伤,是在事后什邡政府的通报称特警是“被迫”采用武器,而相对的,参加抗议,是手无寸铁,手里只用花盆、矿泉水瓶、杂物等作为“临时武器”的民众。按照规定,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在现场进行指挥、控制群体性事件时,应慎用警力、防止进一步激化矛盾。

其三,在处理政府和民众关系上,什邡将二者放在了对立面上。尽管3日,什邡市政府表示停止该项目建设,今后不再建设这个项目。但什邡政府的公示则将事件上升到敌对分子、敌对势力的鼓动,甚至将达赖集团、法轮功等混为一谈。什邡政府的两面手做法很难平复民众情绪的进一步波动。

对早有中央政策、中央精神支撑的项目建设规定,什邡政府所推崇的环评文件不公开、使用武力甚至武器、公示措辞政治立场化,均给地方政府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印象大大折扣。中央不得不出面处理愈演愈烈的事件,但因为事态扩大,什邡事件微调政治环境,两书记“并存”,第一书记重现中共政治生态环境。

而2011年9月广东的乌坎事件也是如此。因为乌坎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存在违法,在土地转让过程中存在受贿等违纪情况,而什邡问题中是因为宏达钼铜项目环境保护问题不符合程序,而这些存在的问题大多中央精神中都有明确内容规定,从而导致大规模的上访、示威游行的群体性事件。尽管中央并未如此次什邡事件直接建立“两书记”模式,但也表现了极为关注的姿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副书记王雷泉等对广东处理乌坎事件均表示了充分肯定。

据统计,从2000年至今,中国频繁发生上访、游行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甚至出现暴力示威,暴力维稳等行为,由社会矛盾上升为较大的暴力对抗。群体事件的发生的直接原因,大致分为六种,即社会不满群体存在、民众缺乏表达渠道、政府管理能力应对能力不足、群体性心理因素有道、基层不作为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干群长期矛盾的积累。

在这六条直接原因中,都或多或少与地方政府不作为、少作为,甚至是胡作为有关。在这一过程中,个别政府“以官为本、以利为本”,而“以人为本”只作为中央精神成为他们口头服务、实际逐利的有效尚方宝剑。而当东窗事发,事态愈演愈烈之时,中央不得不出面解决地方事务。

由此可见,地方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与地方政府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为截留”中央精神,不达、不听、不执行,存在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等以权谋私利的行为息息相关,当地方政府再无之前的“理直气壮”时,中央为了稳定,只能为地方再“擦屁股”。



(童丹 撰稿)

敏感期决策层齐亮相 18大常委呼之欲出

【多维新闻】北京时间7月6日至7日,中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该会议的中共官员不仅包括九常委,还有刘云山、李源潮等中共大员,堪称十八大前中共决策层齐齐亮相。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次领导人的集体亮相可以看做是对前一段时间外界盛传中共高层出现内斗、有常委被“拿掉”的反击,证明高层依然在这个敏感时段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中共历来都会通过这些场合传递领导人名单等敏感问题的信息,或许这可以作为十八大常委名单的一个参考。

决策层齐亮相显稳定

在官媒的正式报道中,这次科技创新大会上九常委集体出现,胡锦涛、温家宝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作总结讲话,李克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而由于“薄熙来事件”的影响,外界曾一度盛传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为暗挺薄而出现立场问题,常委内部出现分裂。不过这次中共决策层的悉数亮相似乎在向外界透露,十八大前,中央一切稳定。而周永康也在近期频频露面,有辟谣保稳定之意。有政治观察人士透露,在胡锦涛执政十年里,始终延续着中共一直以来“不争论、求稳定”的政治思路,力保党内团结形象。即使出现“薄熙来事件”此类重大政治问题,也保证党内成员基本不因此出现“牵连”。即使受到巨大争议的周永康,胡锦涛也安排其频频公开露面,以平息谣言。

不过也有知情人士表示,科技创新大会,自2006年创立之日起,中共领导人基本上都会大批亮相,不足为奇。但是在九常委按顺序排名之后,接下来的官员的排名就被认为显得很有意味。除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因年龄原因不可能进入十八大常委之外,刘云山、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令计划再加上作总结讲话的为主抓科教文卫的国务委员刘延东,他们出现和排名就显得经过特别的安排和考量。

在中共官场的传统文化中,但凡召开重要会议,“领导优先”的安排模式,已经是通行的规定和要求,中央尤其如此。如果不按照这一套规则安排座次,相关负责人员就是犯了错误。例如2002年十六大之后,关于当时的两任领导人江、胡的名字如何在中国报纸上排序,成为摆在当时中国各媒体总编辑以及中央面前头疼的问题。后据查,2002年11月16日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以及河北、山东、吉林、四川、贵州、青海等,至少有20份省级大报,都推迟到中午才出版,即因为江、胡二人排名顺序的指示,中央迟迟未能下发,各媒体感到困惑,又不敢擅自行动,怕犯“政治错误”。

或作为十八大参考

对于中共下一届常委名单,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及李克强已经铁定入场,而根据中共历来的领导人制度,由于年龄和任期原因,到十八大闭幕时,只能留下习近平和李克强,其他现任常委7人都得退下。在今年秋天谁最终能入围常委,也成为海内外猜测的重点。

而这次科技创新大会,似乎所有海内外猜测的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人选都悉数出现,例如刘云山、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令计划以及刘延东。

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政治资历、背景和能力,如国务委员刘延东被认为是“太子党”成员之一,其父是“文革”前的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刘延东1982年进入团中央,成为胡锦涛的助手,与胡锦涛共事两三年。

她在团中央工作了九年,比胡锦涛时间还长。而且她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并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历练多年,被认为是十八大接替贾庆林掌管全国政协的合适人选之一。

此外、主抓宣传的刘云山,组织协调能力极强的李源潮,形象开明、政绩出色的汪洋,地方管理经验充足的张高丽,“救火队长”张德江以及政治背景雄厚的俞正声和“大内总管”令计划都因为其各自的特点和背景而被外界看好。

不过令外界感到奇怪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并未出现在此次会议上。根据公开报道,王7月5日在江苏省常州、苏州等地考察进出口工作。7月6日应该可以参加这次大会。而且据查在2009年的大会上,王岐山也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紧排在九常委之后。事实上,干练务实的王岐山也是进入常委的热门人物,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中共副总理王岐山在两会上透露自己“想修改刑法”,并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他在两会的部分言论被媒体解读为他将“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但是也有分析指出,毕竟这次大会只是一个参考,无法作为决定十八大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今后的3个月,中国政坛还会充满许多“变量”,而7、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或将透露出最重要的信号。


(王雅 撰稿)

英媒:薄熙来案至少影响到100个高官家庭

据《金融时报》7月10日(周二)报道,毛新宇身着不合身的军装,能看出来这让他不舒服,他讲话很慢,用着几乎孩子似的语句描述他作为毛泽东嫡孙的艰难。

  他说:“因为普通中国人把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加到了我身上,我在生活中有很大压力。他们真的不想我丢爷爷的脸。”

  毛新宇是统治了占全世界人口1/5的国家将近3个世纪的独裁者的唯一一个幸存的孙子,42岁的他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

  据了解他的人说,尽管他有学习障碍,但他拥有中国顶尖军事和民用机构的高等学历,也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的副主任,一个重要的闲职。

   据熟悉内情的人说,毛新宇曾公开承认,他的许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背景,但他没有巨大的个人财富,他也曾批评其他强大的共产党家庭的后代猖獗的 腐败现象。他在3月与国家媒体的采访中表示:“看看我们家 - 所有主席的后代,你能找到当官的或做生意的人吗?你连一个也找不到。”

   毛将军对其他太子党含蓄的批评凸显了,党内人士所称的在过去十年变得糟糕得多的现象,今年薄熙来的倒台迫使它成为了瞩目的焦点。在一个仍称之为共产主 义,但靠着资本主义得以兴旺的制度下,一群有权势的政治家庭和他们的食客已经非常富有,完全不遵守他们为普通老百姓制定的法规和法律。

  周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用几乎不加掩饰的批评口吻,表达了这些忧虑,在谈话中她批评了那些致力于“剥夺公民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执政没有问责制,破坏国家经济进步,把财富聚敛到自己那里”的政府。

  自从苏联解体,党的理论家们指出了,腐败寡头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快速的政治自由化的危险性之一。但是,随着中国收入不平等几乎比任何经济大国都糟糕,国家财富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家庭的手中,现在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不同。

   杨吉生(Yang Jisheng音译)是一名老党员,官媒记者和作家,他指出:“中国的腐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严重,我们现在是权力统治的市场经济--每一个商业活动都需 要有权势的人帮忙或批准。例如,你爸爸是省长,你的一句话可能意味着政府批准我数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交易,那么我给你1亿人民币有什么大不了的?”

  根据公共记录,薄熙来旁系亲属控制了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远远超过1亿美元的股权,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说他们实际的财富要大得多。

  同时,薄熙来24岁的儿子薄瓜瓜,在包括哈罗公学、牛津和哈佛在内的西方顶尖学府学习,开着昂贵的跑车,据他的朋友们讲,据信他在家庭财产的帮助下仍在美国生活。

  对薄熙来及家人目前没有任何腐败指控,领导人的高级顾问们表示他们相信对薄熙来及其妻子的案件不会纠缠在他们如何聚敛财富上。这主要因为党担心把目光吸引到其他领导人家里积累的财富上,这涉及到大约100个军队和文职高官家庭。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表示:“强大的政治家庭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政府控制着一切。法律是共产党控制的,谁控制了党就可以利用法律为所欲为,这些人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

  合法性危机

  高官和其亲属的私人生活、商业交易和财产都被视为是国家机密。互联网和媒体审查制度一直开足马力封锁所有相关信息。

  眼看着公众对党内权贵的关注日益增加,党从2006年到2010年每年都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要求高官透露他们和亲属的财产。但每次会议都是以党坚持“时机还未成熟”,全面引入此项措施前“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而结束。

  即使官员不公布财产,薄熙来的倒台也让中国人得以窥见他们的统治者如何自己发了财,大家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权贵阶层是如何享有特权。

  对其他政治家庭的活动调查结果显示了与薄熙来家类似的庞大而纠结的交易网络。几乎党的9大政治局常委都有亲属从事商业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批准和支持。

  和党的领导关系密切的一个着名的中国金融家表示:“在1990年代,大多数最高级领导人,至少还要约束他们的太子党不要太过分,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克制,已经失控了。这是对党的合法性最大的考验。”

  黄金关系

  很多太子党受雇于西方银行或其他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认识到了通过亲属与高官建立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好处。

  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精英政治的资深外交官表示:“你在中国呆的越久,你越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几百个有权势的家庭控制着。你还意识到,最大的外国公司都在试图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拉上关系做生意。”

   然而,在中国有数十年经营经验的三家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金融时报”,聘请高官亲属担任顾问或作为合资伙伴,是标准的做法,事实上,在很多行业 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说这些太子党通常首选通过香港或加勒比海地区上市的合资企业的股份,因为中国的反腐败调查人员无法发现(这些资产)。

  这些人说,咨询费往往在迪拜或香港这样的地方支付,协议通常印在红色纸上,因为复印或扫描(红色纸)会显示出黑色,不易流传。有时候,这些亲属作为高薪顾问,在谈判进入尾声时被介绍进来,他们的突然出现通常是交易会达成的标志。

  有些人,包括很多太子党他们自己,为官员和其亲属的行为辩护,把猖獗的腐败,裙带关系归于制度,而不是个人。象毛新宇一样,他们认为,他们积累的很多特权和财富是他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利用他们的血统优势。

  杨吉生表示:“无论官员的子女是否行为良好,即使是他们坐在家里,人们会来敲你的门,给你钱,公司会给你闲职。你的名字就是获得银行贷款、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捷径。这是坏的制度造成的,不见得是太子党本身造成的。 2012-07-11

军委主席未必全权掌控军队

   赵紫阳曾经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议,今后重大问题仍然要请示邓小平。因此那时邓小平仍然是党的领导核心,即第二代领导核心。

   十六届四中全会江主席辞去军委主席职务时,军委曾经通过决议,今后军队重大问题仍然要请示江泽民同志。前几年昭明文章也透露,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有决议,重大问题要请示江泽民。因此江泽民同志才是党的领导核心。

   附网文《军委主席未必全权掌控军队》摘要
  
   2012年4月4日《北京日报》曾刊文论及“总书记”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逻辑上讲,个人不得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有 人拥有最后拍板权的,只不过这个人不一定是总书记。比如说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改开年代的邓小平,内部都被明文确立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即后来邓 说的“核心”,尽管总书记另有其人。中共历史上徒有其名却没有最后拍板权的党魁大有人在: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张闻天、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本文焦点:不仅总书记并非党的最高领导,即便是军委主席,也不一定就是军界最高统帅,未必全权掌控军队。不要一听“军委主席”,就以为胡锦涛或者18大之后的习近平必然军权在握,可以呼风唤雨。在中共军史上,朱德、周恩来、华国锋,就曾当过无权掌控军队的军委主席
  
   摘自“纽约居士”:《军委主席未必全权掌控军队》

杨晓禄

薄熙来案调查有后续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方面希望可能与薄熙来一案有关的另一位外国人德维莱尔配合调查。这位法国建筑师在柬埔寨在押。柬埔寨官员10日表示,引渡需多方同意。
   
    (德国之声中文网)现年52岁的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Patrick Devillers)上月13日在金边被捕。柬埔寨警方官员对《金边邮报》表示,德维莱尔与在中国的一些犯罪行为有关联,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法国方面随 即获知德维莱尔被捕一事,并密切关注事情进展。

    本周二(7月10日),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Khieu Sopheak向法新社表示,"中国方面希望德维莱尔能前往协助调查,并承诺不会对他本人提出起诉。"这位发言人补充说,"德维莱尔本人还没有做出决定。"
   
    薄熙来案调查有后续
谷开来
   
    这位发言人没有解释,如果北京方面无意起诉德维莱尔,金边政府为何仍在拘押这位法国建筑师。他仅表示,柬中两国有相关协议,犯罪嫌疑人可被拘押60天之久。不过,柬埔寨方面坚持要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才同意引渡德维莱尔到中国。
   
    柬埔寨外长Hor Namhong 与前来出席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的中国外长杨洁篪进行了短暂会谈,并在之后向媒体表示:"柬埔寨方面要引渡法国人德维莱尔,还需得到金边政府、中国驻柬使馆、法国驻柬使馆和德维莱尔本人的同意。"
   
    薄熙来案调查有后续
海伍德(中)
   
    由于涉嫌与薄熙来家族丑闻有关,法国人德维莱尔在柬埔寨被捕的消息备受关注。多家媒体报道说,德维莱尔是已经死亡的英国人海伍德之外的又一个涉及此案的外籍人士。据悉,此人与薄家关系密切,有生意往来。路透社甚至援引消息人士称,德维莱尔与谷开来有暧昧关系。
   
    薄熙来丑闻自今年2月曝光以来,引起中国和国际上的轰动,被认作是中共高层内部几十年来的最错综复杂的丑闻。薄本人被停职检查,薄妻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人海伍德被拘留。
   
    来源:法新社 编译:谢菲
    责编:苗子

薄熙来“智囊”徐鸣仍蜗居两江新区 向张德江汇报工作

薄熙来事件后,被视为其“文胆”兼智囊的徐鸣仕途走向一直受到外界关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徐鸣除不再担任重庆常委外,也将不再担任两江新区管委会主任,但7月8日《重庆日报》一则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到两江新区调研的新闻中明确提到“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徐鸣向其汇报工作。有分析指出,报道借此撇清与徐鸣相关的谣传。

  新闻报道称,7月7日上午,张德江主持召开两江新区工作座谈会,并听取了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徐鸣和有关区、市级部门的汇报,他对两江新区提出要加速健康发展、继续深化改革等要求。

  这是张德江自2012年3月主政重庆以来,首次全面调研两江新区,也是重庆党代会后实地考察的第一站。如此看重两江新区,有分析指出,这或许与现正“蜗居”两江新区的敏感人物徐鸣有关。

  6月22日结束的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委,张德江继任重庆市委书记,刘学普、徐海荣为新晋市委常委,而原市委常委何事忠、徐鸣未进入新常委名单。新加坡媒体6月28日曾报道称,徐海荣将担任宣传部长,刘学普将兼任两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其余常委的兼任职务不变。意味徐鸣除不再担任常委外,也将不再担任两江新区管委会主任。

  自薄熙来去职后,其“铁三角”智囊团的三位成员(徐鸣、王立军、黄奇帆)的仕途走向也受到外界关注。香港《明报》曾援引当地消息称,薄熙来“文胆”徐鸣并未出席3月15日宣布张德江任命的干部大会。而当时官网上公布重庆市委主要官员名单中,只有徐鸣一人没有照片,亦无简历介绍,引起外界注意。大陆网络一度传出徐鸣已被停职接受调查的谣言。但在《重庆日报》3月21日的报道中,徐鸣20日仍以“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身份参加活动。这意味着他遭停职的传闻得到官方澄清。

  徐鸣出生于1958年,1987年自部队转业后进入国家计委工作,随后一直服务于国家相关经济部委,2003年9月起任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司长,2004年10月晋升为司长。薄熙来任中国商务部部长时(2004年至2007年)时,徐鸣一直是薄的旧部。

  在薄熙来于2007年11月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后,徐鸣也随后于2008年4月调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并于2010年6月晋升为市委秘书长,同年10月进入重庆市委常委会。

  2010年6月,作为重庆进行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的重要步骤,重庆设立副省级的“两江新区”,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翁杰明出任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不过,2011年12月,翁杰明即与徐鸣对调,翁杰明出任市委秘书长,徐鸣出任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3 个月后发生“王立军事件”,而薄熙来也随后被免职。

  由于两江新区的行政级别为副省级,而此前的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均为市委常委。除了重庆两江新区,中国另外两个副省级新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的一把手均为市委常委。其中上海浦东区委书记徐麟自2007年起即进入上海市委常委会,在5月份刚刚进行的上海市委换届中获得连任。而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则由市委副书记何立峰亲自担任。

陈破空:天津大火,民众为何不相信政府?

6月30日,位于天津市蓟县的莱德商厦发生大火。事后,关于死伤数字,官方与民间各执一词。官方宣布:10人死亡、16人受伤。民间舆论则认为,死亡人数达100多人;甚至有死亡达378人的说法。
有 外地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前往当地,民众纷纷告之“当地没人相信政府”。何以不相信?首先,事发当日,作为当地最大商场,该商厦正进行学 生用品促销,不少家长带孩子前往购物,但官方公布的10 名死者中,9名是售货员,只有1名顾客;有16名伤者,却没有任何人失踪;令人难以置信!有人在博客里披露:“厕所里尽是人,叠在一起死了;电梯里尽是 人,叠在一起死了。”

其次,当局迟迟不公布死伤人数,直到事发近一个星期后的7月6日,才予以公布,如此创记录的慢动作,葫芦里究竟卖的 是什么药?连极左官方喉舌《环球时报》都忍不住劝诫天津当局:“公布火灾事故的详情,既是对死伤者的尊重,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尤其是在各种传言不断 出现的情况下,当地更不该守口如瓶。如果为了减少关注而不愿意公开信息,非但于事故的善后不利,还会‘引火烧身’,影响当地政府的公信。”

再 者,当局严密封锁信息,从出事商厦到当地火葬场,公安严密把守,一般人不得出入;全城遍布便衣,严密监控任何外来人;还安排一些“大姐”站在路边,一见到 外地人,就迎上去“热情攀谈”,推荐酒店,然后软中带硬地低声警告:(关于火灾)“可不要乱看、乱说,”“乱说会被抓”;遇难者家属受到严密监控、跟踪
;自发聚集悼念的民众,被军警强行驱散;蓟县全体党员被当局要求宣誓,不提这起大火;连当地出租车司机,都被严厉噤声,对所见所闻,只能在眼睛里做惊惶状,而张口结舌。

当局要求民间必须相信政府,不得听信“谣言”,并抓捕了若干“造谣”的网友。这里,暂且不论,官方和民间,谁是真正的造谣者?谁在真正散布谣言?且说其他民主国家,就从不惧怕谣言,更没有“造谣者被捕”这档子事。

比 如,美国“九一一”事件后,谣言不少,其中一则谣言如是说:坠落宾夕法尼亚州的联合航空93次航班,是布什总统下令军方击落的。对此谣言,美国政府和民间 都淡定自若,政府没有惊慌到去逮捕“造谣者”,民众也没有惊慌到以讹传讹。何以如此?道理很简单,美国是民主国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信息公开,政务透 明,针对“九一一”事件,不仅有政府主导的调查和公布,还有民间机构独立展开的调查和公布,两相对照,真相自明。

在美国,政府从不强求民众相信它,但民众基本相信政府,但也随时批评抗议它;在中国,政府历来强迫民众相信它,民众却基本不相信政府,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作为中共江系大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不愧是江泽民的“好学生”,深得江某维稳真传,把个天津市和蓟县,封锁得如铁桶一般,“维稳技术”之高,令人咂舌!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天津市和蓟县一共派出7个工作组,前往“善后”,仅此一节,就露了马脚:真的只死了10个人?

据知,中共有“家法”:针对一起灾祸,如果死亡人数达到10人以上,一定级别的官员就要下台;如果死亡人数达到35人以上,市委书记一级的官员就要下台。各级官员为死保顶上乌纱帽,必千方百计隐瞒灾祸死亡人数。天津大火,又是一起具有重大隐瞒嫌疑的延伸性人祸。

实际上,天津大火,关乎天津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张高丽的仕途。据知,这个张某已经被列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人选之一,让他在距“十八大”几个月前翻车?遍观只有维稳思维、而毫无个人权威的中共高层,决无一人敢斗胆提议并作此决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梵蒂冈将中国擅自任命主教逐出教会

作者 马丁

梵蒂冈教廷昨天(10日)宣布,将未经教皇本笃十六世批准被中国单方任命的黑龙江教区主教岳福生逐出教会。教廷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并呼吁所有的中国天主教徒坚定地捍卫教会的传统。

今年48岁的岳福生(圣名乔塞普Giuseppe)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上周末(7月6日)中国官方教会在哈尔滨为他举行了祝圣礼。但之前,梵蒂冈就已警告中国,说岳福生任命未获宗座批准,属于非法,如果岳福生接受祝圣,将面临教规处罚,被逐出教会。

教廷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岳福生神父的祝圣未经宗座任命,因而是非法的,《教会法典》第1382条所规定的惩罚自动生效。按法典此条法规,圣座不承认岳福生为哈尔滨宗座署理区主教、他无权管理黑龙江省的司铎和天主教会团体。”

7月4日,梵蒂冈教廷在一份紧急声明中对中国官方教会即将任命岳福生为黑龙江教区主教表示抗议。声明指出,“岳福生神父早已得到通知,他并没有宗座的批准,他的祝圣礼将是非法的。如果他接受祝圣,他将面临教规处罚;至于参礼的主教,亦将受到同样的处罚。”

但 是中国方面不顾教廷的警告,仍按原计划为岳福生举行祝圣礼。中国宗教局称岳福生在1999年就已当选黑龙江教区主教候选人,并称早日祝圣是黑龙江广大教友 的期盼。中国官方甚至指责教廷在中国教会制造分裂和混乱。中国宗教局称,“梵蒂冈方面以所谓有关人选未经其批准为由,进行公开指责和威胁,态度之蛮横无理 令人震惊”。中国宗教局发言人还说,中国天主教会所有主教与普世教会的主教们一样,都是平等的,他们的祝圣和所行圣事都是合法和有效的,理应得到整个教会 的尊重。

据报道,上周五(7月6日)在哈尔滨为岳福生举行祝圣礼时,教区及外省市神父、教友共400多人参加了典礼。 

中 国与梵蒂冈的关系近年来时好时坏,经常在主教任命等问题是那个出现摩擦。梵蒂冈过去曾经承认中国任命的一些主教,但是近年来对中国自行任命主教表示不满。 2011年7月教廷就曾宣布把中国擅自任命的广东汕头教区主教黄炳章逐出教会。同年11月,梵蒂冈拒绝承认中国官方单方任命的河北承德教区主教郭金才。相 隔才半年多,教廷又将中国擅自任命的黑龙江教区主教岳福生逐出教会。

教廷在昨天的声明中呼吁中国的全体天主教徒,无论是牧者、司铎、度献身生活者还是平信徒,都蒙召捍卫并维护教会的教义和传统。声明还说,教徒的力量来自他们坚定的信仰,希望中国天主教徒在目前的困境中,要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梵 蒂冈期待北京能够理解教会的传统和教廷的立场。梵蒂冈在声明说,相信中国政府愿意与教廷对话,教皇本笃十六世也期望中国当局不要助长有违此类对话的举动。 声明说,中国天主教徒们也期待着迈向这一方向的具体步骤,尤其是避免非法典礼和没有宗座任命的主教祝圣,因为这些事制造分裂,并给中国天主教团体和普世教 会带来痛苦。

教廷在当天的声明中还提到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神父,对他在祝圣当天的举动表示赞赏和鼓舞。马达钦原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 务委员,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他获梵蒂冈教廷任命为上海教区辅理主教。接受祝圣当天,马达钦公开表示自己是梵蒂冈委任的辅理主教,不承认中国官方为 他祝圣,并宣布放弃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职务。但有报道说,马达钦神父获祝圣后当天突然失踪,下落不明。

马达钦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及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荣誉主席刘柏年都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但据教廷获知的消息来源,马达钦已在当天下午被数名身份不明的人带走;另有消息说,马达钦目前在上海市郊的佘山修院,当局限制他行使教职,只能在院内活动。

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中国的天主教徒共有570万人;但独立资料称,包括地下教会在内的中国天主教徒超过1200万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李旺阳死因报告数日内公布

    (明报) 全民在野党主席李慨侠日前到湖南邵阳了解李旺阳事件,他引述内地官员说,李旺阳死因报告将于几日内公布。

      李慨侠获邵阳当地的港澳办主任萧化虎接见。他引述对方说,李旺阳的死因报告将于几日内公布。他又指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暂时不愿意与外人见面。

香港天主教人士至中联办抗议

    本周三,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成,包括陈日君枢机等人前往中联办抗议。该会批评中国当局粗暴侵犯神职人员的人身自由及权利,干犯公民的宗教自 由及教会的自主性。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马达钦公开表示不再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任何职务后,目前被软禁在上海市郊的佘山修院。抗议组织者潘嘉伟认为马达钦 触动中共神经,担心其遭到报复。抗议人士将写有"停止打压宗教自由"的纸条悬挂于中联办大门外,要求释放马达钦及其他被捕的宗教人士。
   
    本文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失灵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摘译:林泉
   
    ●德媒认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增加,就连对中国乐观的西方专家也有了怀疑。人们期待中国经济软着陆,但为此必须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因为许多问题与现行体制和裙带关系有关。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失灵


"利器已经明显变钝"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的担忧,《法兰克福汇报》7月10日认为,"……中国只能用中国来衡量,而不是用西方衡量。预告增长也是这样, 从来就没有绝对数值,只是相对依据。北京若规定8%,就会(期待)达到至少多出1.5%。这一次是否也会成功,还难以确定。如果中国这个季度以低于8%结 束,就会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弱值,要是全年低于9%,就是10年来的最糟糕成绩。然而经济每年必须增长6%到8%,以创造足够的就业。
   
    "较之4年前的危机之际,利器已经明显变钝。中国2009年摆脱通缩,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加油,然而随后的过量流动资金导致物价上涨不可阻遏。只有 花费力气并且以增长受影响为代价才得以抑制通胀。央行无法再走过于廉价资金的老路,尤其是这些资金涌向了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不良贷款。而再次实行经济 刺激计划同样没有出路,地方基层政府直到今天还在债务负担下呻吟。
   
    "中国这次想把一切都做好,所以小心行事。然而重要环节无法把握,最新数据表明向欧盟出口明显下降,欧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重要出口地区。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欧元区危机日益传染世界更多地区、甚至底气十足的亚洲人。……"
   
    中国危机会有怎样的后果?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失灵


乐观派也开始怀疑
   
    《法兰克福评论报》7月10日则认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增加","今年或许只会增长大约8%,对政治领袖来说低得不能再低了。"
   
    "局势还不可怕,但是,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长期问题日益显露出来。不透明的国企体系以及有后门的私人企业可以获得极优惠的贷款和其它好处,导致巨大的投资失误。"
   
    该报指出,"中国怀疑论者早已有之,其可怕预言迄今没有应验。因为,中国经济除了问题区域还有很多领域依然取得很大成功。然而,就连一些以往的中 国之友也开始怀疑起来,提醒人们中国看似永恒的繁荣也会告终。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维伦(Wilam Overholt)指摘说,中国一团乱麻的政治制度不容小企业进行充分的创新。多年以来,欧维伦一直属于中国乐观派,曾相信中国会实现极大的增长。

必须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
   
    "何以会爆发中国危机?一大担忧在于,国有企业、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巨额不良贷款,其数额可能大到连中国政府大量的外汇储备都不足以弥补。但中国也可能因增长减缓而面临社会动荡的危险,因为内地劳动力依然涌向繁荣的沿海地区,却找不到足够的就业岗位。
   
    "对世界经济来说,中国的经济崩溃将是灾难性的,会导致巨大失衡,毕竟欧元危机已经阻碍了全球增长。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中好比世界经济的持续加热 器:大规模的出口,更大规模的进口,因为该国的主要业务是购买原材料,加工成商品再出口。其第二个支柱是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之对比,私人消费仅仅 占中国经济产出的1/3,在美国约占70%,德国将近60%。"
   
    该报推断说:"如果中国的经济产出停滞,进口下降,那么可能出现的景象是,原材料价格首先会急剧下跌。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以及其它原材料国家如澳大利亚将会与中国一道垮掉,德国也将大受影响,中国是德国的第5大出口市场。……
   
    "中国深陷危机的后果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也许中国能成功地软着陆,但为此也必须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因为近年来越来越清楚地表 明,对于中国大部分的投资失误和经济问题,党的特权和裙带关系是负有责任的。无论如何,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不再有效。"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本文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魏京生:再谈对反人类罪的惩罚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很流行的一种理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也叫做和平主义或者甘地主义。其流行的程度仅次于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和马克思主义相反而相成。这是两个极端的主义,也可以说虽然相反可是同样错误的理论。

这两种极端的理论都主张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人人平等相互友爱,财富平均生活幸福,这有错吗?当然不错。错就错在它们所实行的手段上。

马克思主义这一类的各种花里胡哨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来达到美好理想的手段倾向于暴力。为了在现实中可以实行,他们也都程度不等地说明自己的手段不针对某些社会群体或阶级。但归根结蒂的核心手段还是暴力,加上不择手段。

和平主义这一类的各种花里胡哨的理论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来达到美好理想的手段倾向于说服教育。甚至以各种自虐的方法来感动别人,以为被感动的所有人都可以趋向完美,从此世界上就可以不再有罪恶。他们的特点就是可以放弃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地去爱所有的人和行为。

看上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也分别在社会阶级的两个极端中流行。但它们也有很多的共同点。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否认人性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人性本来就是 完美的,只是没有发挥出来。一个主张用暴力强制人们表现本身的完美;一个主张用感化来引诱人们表现自己的完美。结果都成为了偏执的理论。

什么叫做偏执,就是只对了一半,整体来看就是错误的。所以它们的结果都是放纵了罪恶,压制了善良。用在社会管理上,都是完全失败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 党政权的失败大家都可以看到。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政权实行完全的和平主义,所以大家还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它对于社会的危害的确存在着。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实行计划经济,还是现在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中共政权的政治制度都奉行着暴力至上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以至于现在用于暴力镇压自己人民的维稳 经费超过了抵御外敌侵略的军费。这标志着社会管理的彻底失败。标志着这种社会制度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在缓解社会矛盾,增进个人幸福上都是彻底失败了。

那么是不是就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实行和平主义呢?可是看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过和平主义的制度,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和平主义的制度被设计出来。为什么 呢?因为它根本就不现实。那些天天嚷嚷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们,自己就生活在被警察和军队的暴力保护下的社会中。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想象,在没有保护的社会中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暴力和非暴力都只是正常社会制度里的一部分。缺少了任何一部分,这个社会就会不像样子了。滥用暴力的结果,我们中国人看得最清楚了。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邓江胡的时代,都证明了依靠暴力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造成了伪君子盛行,善恶不分,秩序混乱。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总结出来的正确的原则。用中国老百姓的大实话说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这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就是在只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们之间。有些人主张用这个原则对付屠杀老百姓的暴君和罪犯。他们不是脑袋进水,就是别有用心的骗子。

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平衡。用中国老百姓的普通话说就是抑恶扬善。因为人的本性中既有善也有恶。这是天生就具有的东西,不可能被消灭,只能加以控制。所谓政治制度,实质就是对人的本性加以控制,维持社会和谐的制度。

褒扬人性的善良,鼓励人性向善是一项长期的教化。这项功能是由道德和宗教来维系的。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所起的就是西方宗教的作用。它对生性各不相同的人们和平共处的生活,起到了缓冲和调和的作用,从而维系着人口众多的社会平稳地存在了几千年。

惩罚罪恶则是每一个社会的紧迫的和不容商量的工作。这项功能是由司法和军队及警察来完成的。大家在美国的西部片中可以看到,即使一个很小的居民点也必须要 有一个公检法集于一身的执法官。社会公正和秩序就是这个执法官的职能之所在。它对那些违反法律和规定的人不会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直接使用暴力。如此这个 社会才会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生活环境。

如果这个执法官违反法律和规矩怎么办呢?他用他所拥有的暴力违法乱纪怎么办呢?可能牧师就不起作用了,不能用教化来感化他。只能是出来一些英雄好汉,以暴 易暴消灭这伙暴徒和违法乱纪者,才能恢复法制下的和平的生活。人们喜欢西部片,看了很爽就是因为都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

但是现在有一些伪善的家伙出来说;这不是英雄而是极端分子,大家必须远离他们,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解决暴君和罪犯的问题。甚至说我们首先要原谅他们犯罪,这样就可以感化他们并且和他们一起携手进入天堂了。

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什么,不管他们是脑袋进水还是别有用心,客观效果他们都是在帮助罪犯。可能每一个电影观众都可以分辨得清楚他们在起什么作用。但是在 现实中,大多数人常常分不清暴力和非暴力原则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伪君子们的表演逼真而又煽情的时候,人们在感动之余最容易受骗。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2/WeiJS120608onPunishCriminals.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2年6月8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姚监复:薄熙來確實不是當總書記的材料

  薄王事件證實二○○九年一位老幹部判斷準確

  二○一○年一月的《爭鳴》雜誌,刊登了我記錄的《一位老高幹「十一」後感言》。這位老幹部對於當時打黑很火、唱紅歌聲很高的薄熙來,並不看好。在許多人認為,薄熙來肯定進入常委圈子,不僅是政法委書記的熱門人選,還有可能競爭總理或總書記的高位。這位老高幹的評價是:「薄熙來,他不是這個材料,不適合當總理或總書記。」

  這位老幹部在二○○九年十月就指出了薄熙來的致命弱點和打黑的風險。他說:「薄熙來打黑,是為了撈政治資本,出政治風頭,想在十八大再上一個台階,爭一個常委,目標是總理或總書記。這樣的人怎麼能當總理?他不是這個材料。」薄熙來確實愛出風頭,他的朋友在新聞界為他吹捧造勢,在遼寧就是這樣要人宣傳他。到商務部也是愛出風頭,結果沒有留在中央,外派重慶。當然想在重慶出政績,創新政,再調回中央升官,薄熙來如果玩真的,要真打黑,社會關係很複雜,會有人找他的麻煩,抓他的小辮子,如抓遼寧的黑社會人物,證明他也不過是以黑打黑、以黑吃黑。

  二○一二年重慶王立軍副市長,打黑的前線總指揮二月六日慌慌張張叛逃進了美國成都總領事館,暴露了薄谷開來殺害英國人海伍德的黑幕,打黑打到了打黑司令員的夫人頭上,證明王立軍打得準、打得狠,而且實際上打到了薄熙來的身上了。這樣的戲劇化情景,讓世界觀眾直接看到了薄熙來導演和主演的「黑打黑、黑吃黑」的複雜內幕,證實這位老幹部二○○九年十月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和預言,也充分證明老人講的「薄熙來不是當總理或總書記的那個材料」,是準確的判斷。中共中央停止了薄熙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薄熙來的政治生涯終止,南柯一夢的高潮已經過去了,只是不知道低潮會落到什麼境界和底線。薄熙來可能最擔心的下場是進秦城監獄做「休假式治療」。


  薄熙來重慶打黑,是向各省和中央領導人出難題

  薄熙來事件可能以薄谷開來涉嫌殺人的刑事案件為主線,變成孤立的偶然性娶妻不慎的個案,把薄熙來與薄谷開來切割開了,谷開來是刑事犯,薄熙來及其後台是用人不察,違反黨紀的黨員犯錯誤而已,這樣保住了黨中央、全黨的光榮、偉大、正確和三個代表的面子,而不是出現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代表黑社會、代表殺人犯、代表貪污犯的「三個代表」的難堪局面。

  但是,這樣編劇,演員難演、導演難導,首先是重慶打黑如何評價?早在二○○九年十月這位老幹部就指出,薄熙來重慶打黑給其他省市委書記提出了難題:本省市有沒有黑社會?打不打?真打還是假打?也向當政最高領導人提出了難題:中國大陸是否存在著黑社會?不斷宣傳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輝煌年代,為什麼黑社會竟然在發展壯大?全國怎麼打黑?是不是真打?其後果的嚴重程度有多高?……這位老幹部的擔心成為事實:全國沒有真正打黑,各省也沒有真正打黑。那末薄王事件暴露出黑打黑的真相,被打黑的許多是真黑社會(也有不少是錯案、冤案、假案,應予改正、平反),而且打黑的王立軍、薄谷開來和薄熙來也是真的黑社會,那麼整個黨政系統已經或是正在黑社會化了。現在當局處於尷尬境地,如果承認薄熙來打黑大方向正確,總體是正確的,那末重慶社會確實黑社會化了;如果承認薄熙來打黑錯了,是黑打,那末就得承認以薄熙來、王立軍為代表的重慶黨政機關已經黑社會化了,一個直轄市的黨組織爛透了。這麼多年的薄氏黑市委長期執政,還宣傳為重慶模式,證明中紀委、政治局成了「黨不管黨」、「管不住特殊黨員」的形同虛設的機構,非得炸彈爆炸了,才想到停止職務。這樣的黨,怎麼能說成是偉大的光榮的和正確的呢?

  這位老幹部二○○九年早就擔心薄熙來打黑的嚴重後果,我已公諸於眾,似乎未引起當權派的重視。現在,該反思了。


  薄熙來是聰明的野心家

  應當承認薄熙來這位聯動紅衛兵比一般大中學生紅衛兵成長的大幹部更聰明更厲害。由於二○一○年一月記錄《一位老高幹「十一」後感言》的文章,我署了真實姓名,但沒講老幹部的名字。薄熙來竟然能夠很快很準地搜索出了我認識的這位老幹部的姓名,突然地而且有的放矢地向這位老人發出了含有殺機的春節賀年片,明明白白地寫出了「你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我很尊重你」等暗藏威脅的詞句,似在指責老人竟敢不尊重薄大官人。這封賀年片使得這位老幹部埋怨我,不應公開引用他對薄熙來的評價:「他不是當總書記的那個材料」。對於氣焰衝天、中央常委、政法委書記勢在必得的,黨內外看好的薄熙來,一封威脅性賀年片,使一位高級幹部感到來者不善,幾乎要逼人收回這種精闢的論斷。從一般人說不出來的「他不是那個材料」這句話,薄熙來能準確地分析出真正的出處和談話人,採取表面上發出賀年片而實際上是嚴重警告的策略,想達到噤聲目的,應當承認薄熙來是一個聰明的有心計的野心家。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眼看他唱紅了,打黑了,升官有望了,老婆發財了,瓜瓜上哈佛了;又眼看他不紅了,被打黑了,罷官了,老婆被抓了,瓜瓜可能也要學王立軍求美國政治庇護了……南柯一夢的政治大戲還沒收場,再演下集吧!最終結局將證明那位老幹部的精闢判斷是準確的看透了野心家的紅皮黑心:「薄熙來,他不是當總書記的那個材料!」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余杰:国保何以乱中华?

当十年前胡温刚刚接班、笑容可掬地提出“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的时候,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亿万国民翘首以盼。“胡温新政”彩旗招展,猎猎飞舞,很多人简直有当年胡风写“时间开始了”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感觉。然而,十年过去了,胡温时代缓缓落幕,“和谐社会”温文尔雅的面具次第脱落,只留下“河蟹社会”血肉模糊的真面目。创意十足的网友以“河蟹”取代“和谐”,在中文里面,两个词语同音而意义迥异。“河蟹”一词极为形象地勾勒出当权者如同螃蟹一样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情貌。今日之中国,名为“和谐社会”社会,实为“警察国家”。

由徐友渔和华泽合作编辑的《遭遇警察》一书,记录了一批中国的维权人士、律师、作家和记者受到警察监控、跟踪、骚扰、绑架、拘捕、酷刑的真相。所有文章均为当事人的亲笔记述,其中,既有“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人物丁子霖,也有参与营救陈光诚的女侠珍珠;既有依然被非法软禁在家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也有去世博会挪威馆献花的年轻建筑设计师黄雅玲……他们代表了中国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各个方面。本书的两名编者和作者,一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的徐友渔,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本人被国保非法限制自由、软禁在家;另一位是网民为“飘香”的女记者、纪录片导演华泽,她遭遇了国保警察的“黑头套”绑架及殴打,被秘密羁押长达两个月之久。此书虽然只是揭露了“暴力维稳”之冰山一角,也堪称一面针对胡温政权的“照妖镜”。

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转世

这本书中涉及的警察,大都不是普通民警,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警察——“国保”。以我的经验来说,那些在国保的压力和驱使之下接受监控异议人士任务的普通民警,身上大都还有人性的残留,对这项工作颇感羞辱;而那些名副其实的国保,则基本都是一群以石头心取代良心的流氓无赖,他们对其作恶感到洋洋得意——那个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当日在刘晓波家门外对外国媒体作出流氓手势的便衣,以及那些在朝阳医院门口的满脸横肉、大腹便便的便衣,其不堪入目状,皆为国保之“经典图录”。所以,这本书的书名,与其叫《遭遇警察》,不如叫《遭遇国保》,可以让“国保”这个丑恶的名词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

我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常常先要向他们解释“国保”这个特殊名称。所谓“国保”,其前身为公安局“一处”,即“政治保卫处”。后改名为“国保”,为一个名义上隶属公安局、实际上相对独立的“副局级”单位。尤其在胡锦涛时代,国保的编制和经费成倍增长,遍布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逐渐从暗处走到明处。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与之对等的机构,那就是明朝的锦衣卫、东厂和西厂;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与之相似的机构,那就是纳粹的盖世太保、苏联的克格勃、法西斯日本的特高以及东德的斯塔西等。

盖世太保的历史贯穿纳粹统治德国的十二年,它为纳粹机器一直运转到最后效尽了犬马之劳。一九三三年,盖世太保在柏林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仅仅雇用三百人对已知的共产党人做索引卡片。在它结束罪恶生涯之际,到处都有它的办公室,正式成员两万多人,雇用的线人多达数十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盖世太保获权任意拘捕、“保护性拘留”,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是其飞速膨胀的转折点。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指出:“当盖世太保自成法律之时,一个扎根于法律之中、尊重法律的传统的法治德国便被毁掉了。”而《盖世太保史》的作者巴特勒指出:“同盖世太保种种酷刑的手段一样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大量记录了成千上万人秘密资料的卷宗。”

与盖世太保相似,苏联克格勃也让人不寒而栗。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也是其终结者的巴京卡在回忆录中指出:“从克格勃存在的那天起,就不能把它叫特工机关。这是一个为了进行普遍监督和镇压而建立的机构。”他总结说,这个本来应当是负有保证国家安全使命的机构,本身却蜕变为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为,对于国家和国家的宪法体制来说,最危险的是,克格勃可以在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条件下行使它的职权。戈尔巴乔时代的改革派人物、贵为苏共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居然也成为克格勃瞄准的目标。有一位雅科夫列夫认识的克格勃上校打电话告知,克格勃正在对其策划“交通事故”。雅科夫列夫立即将此事告诉当时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可是,克氏对上帝发誓(他根本不信上帝),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从这个细节中可以看出,克格勃为所欲为到了何种程度。

如今,盖世太保和克格勃都已被扔进历史幽暗的隧道中,它们所捍卫的德国纳粹政权和苏联政权,也都灰飞烟灭。然而,今天的中共又继续走在特务治国的不归路上。这是胡锦涛最后的王牌吗?

国保崛起是胡锦涛的杰作

盖世太保是希特勒的杰作,也是纳粹制度的根基。正是通过盖世太保,希特勒实现了对德国民众从思想到行为的全面束缚与控制。同样,巴京卡在分析克格勃的成因时也指出,克格勃不是罪恶之源,“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也是作为它的一部分的克格勃产生的原因,克格勃是靠秘密侦查、不法行为和暴力保证这个制度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毕竟只是这种党国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制度的一切都来自旧广场上那些最高级的办公室。”

同样的道理,国保的崛起绝非公安部门自身腐败和枉法的结果,而是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必然要求。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让其意志从中南海贯通到每一个村落。那个时代,政治警察只是在康生控制下的一个规模有限的部门。毛盘踞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长期个人崇拜的宣传和教育,使他身上拥有神一样的光环。所以,对政敌和民间异端思想者的打击,用常规手段就可实现,也就是“毛主席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虽然强词夺理,却又理直气壮。故而,毛并不需要组建庞大的秘密警察来承担巩固其统治的任务。

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再到胡锦涛时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日渐衰减,领导人个人的魅力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对于胡锦涛来说,他根本无法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御用写作班子,更无法构建起一套真正深入民心的意识形态。所以,除了保持经济增长、用物质利益来收买人心以外,剩下的保持统治的方式就是“暴力维稳”。于是,上有恶棍当国,下有鹰犬横行,国保粉墨登场,开始为权贵资本主义阶层——也就是数百个“改革开放”政策受益的腐败家族——保驾护航。

昔日,土豪劣绅往往选取那些最凶残、最无耻的地痞流氓来担任其护院家丁,从《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便可见一斑;如今,彻头彻尾沦为“权贵党”的共产党,也选取那些最凶残、最无耻的家伙充任各级国保人员。大部分国保工作人员,放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那个社会的渣滓和垃圾。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国保警察:有时候,他们用黑头套绑架律师和记者,用各种酷刑施加身体折磨和精神羞辱,甚至威胁“挖个坑就把你埋了”;有时候,他们客客气气、文质彬彬,苦笑着对监视的对象说:“我跟你个人没有仇,这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甚至他们偶尔会透露一两句“心里话”——“我们并不是共产党的打手,如果有一天你们掌权了,我们也愿意为你们服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理查德?奥弗里在分析盖世太保的成因的时候所说:“哪里施行国家恐怖,哪里总会有歹徒、恶棍为之效力。”一脸阴沉、满肚坏水的胡锦涛就是这个“国保无限公司”的总裁。

恶棍横行与犬儒泛滥的恶性循环

一般的中国民众很少觉察到国保警察的存在,如果你选择当顺民,安心于赚钱养家糊口,在今天的中国大致有饭吃、有戏看。从表面上看,国保警察所侵犯的只是极少部分为社会公义挺身而出的公民的基本人权,比如这本书中涉及的二十多名作者;实际上,国保警察的恶行,极大地侵蚀了中国社会良性的、健康的力量,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泛滥。

在当年的纳粹德国,为什么反抗希特勒的人那么少?这就是盖世太保的杰作。理查德?奥弗里分析说,虽然盖世太保行动诡秘,但它的活动方式以及被逮捕的后果却众所周知,这便足以使普通德国人倍加谨慎,恐惧万分。那是实实在在的恐惧,但它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惯性,让他们容易服从或口头服从政权及其命令。许多德国人擅长所谓“内心迁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里,而同时采取服从、驯服的形式。这就产生了纳粹政权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监督高效率地控制社会。德国人变得不闻政治,惟恐一旦思想不对路,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与之相似,国保的作恶,在今天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政论家胡平所言的“犬儒病”。既然反抗共产党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那么,在共产党尚未垮台之前,最好不要去招惹它——这就是大部分国人的心态。“遭遇警察”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那就假装刘晓波和李旺阳不存在吧。

国保在使用暴力摧残人权活动人士的同时,也试图将这种犬儒精神注射到“不服从者”心中。这本书中记载了国保警察与人权活动人士的种种有趣的对话。国保警察苦口婆心地劝解说,人活一世,不就是吃喝二字?以你们的智力和学历,可以吃香喝辣、升官发财,何乐不为呢?在国保警察当中,很少有共产主义之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不会在“真理”的层面上跟对手展开辩论,他们在陪同“被旅游者”游山玩水的时候,也会多塞进一些私人消费的发票一起报销。其实,包括中共党魁胡锦涛在内,心灵深处早就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宏大叙事”了,其念兹在兹的,不过是其家族巧取豪夺的亿万财富。在此意义上,国保警察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挑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让大部分国民安心为奴。其对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的摧抑,将带来严重的、长远的后遗症,将成为未来建立宪政中国的最大障碍。

不过,在我看来,本书的主人公并不是国保警察及其后台老板胡锦涛,他们没有资格获得“树碑立传”;本书的主人公乃是站在国保对立面的那些寻求真理、坚持正义、捍卫良知的公民们。比如,维权律师滕彪在其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中详细记录了警察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对其殴打和恐吓的过程,他写道:“造成中国人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也不会回来。”这些被视为“国家的敌人”的人们,或有名,或无名;或年老,或年轻,专业不同,观点各异。他们与国保针锋相对、斗智斗勇,他们的生命如同划破黑暗的光。在“国保乱中华”的同时,他们是中国“去中共化”的希望所在。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彭涛:什邡人民雄起来了!中国人民雄起!

今年七月初,为抗议四川德阳什邡市兴建宏达钼铜冶炼厂,上万当地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示威。当局出动大量军警暴力镇压,施放催泪弹和震爆弹驱赶抗议民众。但是,示威学生和市民却不畏当局的强暴,在一片“什邡雄起”的口号声中,持续上街抗议,最终迫使当局放弃兴建计划和调换市委书记。什邡抗暴事件是继“八九六四运动”以来仅见的大规模学生和市民抗议运动,也是重庆万县与双桥、广东中山和香港等地万人抗议活动的继续和深化,为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转型做了一次成功的预演。

“八九六四运动”以来仅有

四川什邡抗暴运动,是自“六四运动”以来第一次由学生发起并推动的抗议运动。这批90后学生的不怕牺牲和顽强抗争的精神,也是“六四运动”之后所罕见。他们不怕被逮捕,不怕被开除学籍,不怕警察的殴打和施放的催泪弹和震爆弹,且高喊“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与“八九六四”时相同,什邡抗暴运动得到了周边地区学生和民众乃至全国范围内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声援和支持,使该运动跨地区化和跨省化,并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表达对什邡民众示威的同情与支持,谴责当局的暴力行为。一些民意领袖和维权人士(如李承鹏、王克勤、陈云飞等)也公开表态支持什邡抗议运动,并亲自前往什邡参加当地学生和民众的抗议。大陆知名作家韩寒还发文谴责当局,表示“愿扛住了八级地震的人们,能扛住追打”。军警的暴行也引起了大陆媒体的强烈谴责与反弹。一些记者挺身为网民顶着压力发声。很多媒体利用评论文章来谴责当局的暴力镇压,如7月4日《中青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有些事,无法假装看不见”的文章,以表示其对什邡当局暴力镇压的不满。网路上更是一片此起彼伏的对军警暴行的声讨和谴责声。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已无法完全阻止信息的传播和各种媒体的异议声。众多知名人士及媒体的干预和参与,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对什邡抗议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样与“八九六四”或“阿拉伯之春”相似,在什邡参加镇压的军警遭到民众的唾弃和抵制,很多商店和铺面都谢绝特警入内,拒绝为特警服务,让特警买不到、吃不到和喝不到东西,使军警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处境。在民众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绵阳、什邡及成都的特警互相推諉和否认他们使用了催泪弹和震爆弹来驱赶民众,有些特警甚至拒绝执行镇压民众的命令,脱下军装,站到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一边。

但一个新现象是,某些官媒(如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在对待什邡事件上,也一改过去回避和遮掩的传统,“强力报导”和责怪什邡特警暴力驱散民众。另外,网友发现,在大陆,一些有关什邡事件的微博一度未被删贴,而且特警的暴力行径几乎遭到整个舆论界的谴责和唾骂。

什邡事件与社会变革运动

与重庆万盛和双桥万人抗议示威事件相比,什邡学生和民众的抗议运动与前苏联及东欧民主转型和“阿拉伯之春”等运动有着更多相似的地方。这些成功的政治变革运动,几乎都是因所在国严重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政府腐败、政治禁锢、社会不公和民意被愚弄和强奸等)所引发,都主要是由年轻人带头推动,都得到周边和其他地区以及几乎整个社会舆论的支持,参与镇压者都成为民众和媒体的众矢之的,最后都迫使当权者或当局屈服,等等。

经验告诉人们,凡是成功的社会革命或运动基本上都得具备如下的几个条件:一、由某一突发事件(在执政党内或党外)引发,民众上街抗议示威(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其真正的动因均是民众对现存制度和生活状况的不满和愤怨,事件本身只是一个导火线或发泄口而已);二、抗议受到社会其他阶层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三、社会精英的参与和主导(先党外后党内);四、媒体的跟进和广泛传播(造成全社会的连锁反应);五、上层权力人物的迎合与参与(投机也好,真心实意也好);六、警察与军队的抗命、倒戈或哗变;七、局势完全失控,现政权最终倒台。

什邡学生和民众抗议运动已经具备了部分上述的条件:一、政府无视和强奸民意,强行兴建宏达钼铜冶炼厂,导致当地学生和民众上街抗议;二、抗议示威遭到军警血腥镇压,激起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愤怒和强烈反弹,导致社会各方面对什邡抗议的声援和支持;三、军警暴力完全失去道义支持,暴力镇压失效,一些军警甚至抗命拒绝镇压民众;四、当局最终不得不屈从民意,放弃原计划,改变方略。

尽管什邡抗议运动还不具备象前苏联及东欧民主转型和“阿拉伯之春”等运动的所有充要条件,但是什邡事件已展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雏形,为中国今后的民主运动提供了范例和做了预演。什邡精神和模式将成为未来大陆民众维权抗议运动的一块基石,并会不断地得到发扬光大。什邡人雄起来了,四川人雄起来了,全中国人最终也将雄起来。

什邡抗议运动的启示

同重庆万县和双桥等地的示威活动一样,什邡的学生和民众抗暴运动昭示了如下的信息:中共的政权和体制日渐不得人心和失去其合法性,民众的维权意识和抗争意志不断提高,政府的高压维稳和暴力镇压已失去效应,民众已不怕和不畏军警的强暴,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以不同的形式发音和发声来表达他们对当局的不满,官方在对待民众抗议上也越来越束手无策且出现内部分歧,民众的维权抗议活动日益增多和不断得到扩大,一个波及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中共专制政体已为时不多,中国专制和暴力政治的丧钟已经敲响。

中共党内有变革意识的人(所谓的改革派)应抓住什邡等运动提供的契机,发挥自己的智慧,走顺应民意的路,大胆与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联手,共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为早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做出自己的贡献。

什邡事件给中国民主力量的启示则是: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动力来自民间,中国民主的希望在民间,中国社会转型的实现靠民间,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由下至上、由民众到精英和由基层运动到上层变革的进程,中国的民主力量应尽最大的力量去参与、组织、支持和宣传大陆各地的民众维权抗议活动,联合一切力量去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一句话:参与参与再参与,传播传播再传播,推动推动再推动,直到民主到来的那一天。

什邡人民雄起来了!中国人民雄起!四川人带头,全国人跟上!

吴学灿:延迟退休 缩短寿命 双管齐下 填补缺口

今年6月份,全中国都在议论一个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养老金。首先是因为养老金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全中国的每一个人。达到或即将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以后每天的一日三餐、看病买药、坐车坐船、探亲访友,都要靠这一笔叫做“养老金”的钱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拿到手的养老金也许只够一日三餐的米面、白菜,甚至白菜都买不起。就在这个时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声称,相应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真可算得上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在全国炸开了锅。

延迟退休年龄,人社部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与世界接轨。人社部的理由是,延迟退休年龄,在二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人社部是要顺应世界潮流了。网民们立即反问:二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民主国家都实行了高工资、高福利、高人权,为什么中国不去与他们接轨?二战后民主化潮流一波接一波,尤其是去年以来的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去顺应这一世界潮流?与世界接轨、顺应世界潮流,都是人社部挂的“羊头”。真实情况即“狗肉”,是因为养老金缺口太大。延迟退休年龄,他们就可以加班加点印钞票、加税加赋多收刮、横征苛敛强摊派,拆东墙补西墙,填补养老金的大缺口大漏洞。

养老金的缺口究竟有多大呢?《猫眼看人》网站6月26日“捷虎如风”网友的贴子说,6月14日《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称,有研究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网友们马上跟贴说,缺口大是因为公务员花得太多,把养老金也挪去做“三公消费”了。

延迟退休年龄,对所有的平民百姓都不利,只有对公务员才最有利。

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地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中工作,有的人从40多岁就一身是病。到了60岁,很多人连走路都很困难。眼巴巴地撑到60岁,总算熬到了退休年龄,可以不用每天乘坐把人挤成照片的公车去上下班,可以不必再做又脏又累又苦又重的奴工,用拿到手的一点退休金,买一点粮食,炒一盘白菜,就觉得很幸福了。可是,人社部扬言要推迟到65岁,这5年能不能熬得下来,还真的是大问题。

延迟退休年龄,对年轻人的打击比即将退休的老人还要可怕。现在每年有一两亿人找不到工作。延迟退休年龄,只会雪上加霜,把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逼上绝路。

真正拥护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是那些大大小小权力在握的公务员。他们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多贪污5年,多腐败5年,多潇洒5年,多嫖宿幼女5年。

有网友还撰文说,现在各种毒米毒面毒油毒菜屡禁不绝,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让体弱多病的老人少活几年,多折阳寿。这又是一个填补养老金缺口的“灵丹妙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林和立:中共为何对九十后怕得要死?

四川省什邡市的骚乱因为当地政府撤销兴建钼铜厂暂告一段落。这恶劣事故虽然没有导致大量伤亡,却引起中南海高度关注:主因是什邡维权事件是大陆「九十后」首次大规模参与的社会运动。怪不得中央宣传口径马上启动。上周《环球时报》发表题为〈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的社论,呼籲各方面「决不应大张旗鼓讚扬中学生的作用,尤其不应鼓动中学生们今后也冲到各种群体事件、甚至政治冲突的一线」。

毛利用青少年打击政敌

胡、温统治集团虽然口口声「以人为本」,说甚么社会公义应如太阳一样彰显,但什邡等「暴乱」事件的起因都是官商勾结、罔顾民意的结果,所以中共只有加倍镇压反对声音,与民为敌。但近年八十、九十后参与维权运动的人数与投入程度使北京的专政单位非常震惊!据北京消息人士称,以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最近对维稳有新指示,即尽量採取所谓「乌坎模式」的怀柔政策,目的就是防止更多八十、九十后青少年参加每年超过十五万人起的群众事件。

八十、九十后示威者与维权人士相对较年长的「老运动员」有甚么特徵?大、中学生虽然看似青嫩,缺乏成熟思维,但中国近世纪的好几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从五四运动到八九民运都由他们发起。年轻人没有经济与思想包袱,而且传统中国人那种贪生怕死、明哲保身、「做识时务的俊傑」等劣根性还未根深蒂固。这次发动反对兴建钼铜厂的什邡中学学生领袖说得好:「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九十后!」

《环球时报》的社论声称「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现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便是大量利用青少年红衞兵以「革命」、「造反」为由打击政敌!可幸今天的九十后虽然在中、大学接受奴化教育,但影响他们思想成长的不是党八股而是多姿多采的互联网与微博。可以说,相对於不少二、三十岁左右的八十后来说,九十后因为受中共「洗脑」到智残的比例较低,而且他们从网路涉猎到比较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与资讯的机会较高。难怪胡、温当局吸收了文革与八九民运的经验,不敢对九十后参政掉以轻心!

看透永远执政党的可怕

当然,很难说九十后的参与会否成为中国的漫长民主路的转捩点。毕竟大部份大、中学生的志愿都非常「正路」,例如入团、入党、投考公务员、参军与出国留学。部份八十后与九十后更被爱国教育薰陶为义和团式的愤青!但不争的事实是大陆越来越多年轻人看透「永远执政党」背后的可怕事实:一党专政已成为中国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绊脚石!参加乌坎村与什邡地区斗争的九十后大概比谁都有权大声呐喊: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而革命只能由良知未泯的新一代无产阶级青少年推动!

梁京:中国形势异常严峻

中国形势最近出现了急剧恶化的势头,中共政权有可能以许多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遭遇他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

中国形势之所以比许多人预想的要严峻,首先是因为经济下行来势之猛,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决策者发现,稳住经济增长速度比他们原来想像的要困难得多。更麻烦的是,由于最高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因薄熙来事件的发生而大大增加,使得原本棘手的经济决策变得更加困难。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逻辑上,决策者存在的一种选择就是顺势启动重大改革,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减少分配不公,一方面增加整个经济和社会承受经济低速增长的能力。

但是,这样的改革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而引起强大抵抗,同时,因事前并无准备,这种仓促启动的重大改革不可能马上成功,而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不断试错。显然,这对于即将交班的决策者是无法做到的,而对于即将接班的决策者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的授权,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子究竟是什么。于是,决策者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试图敷衍过去,等权力交接完成以后再说。但在经济急剧下行的压力下,这种敷衍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将进一步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让未来的决策者陷入更大困境。比如说,现在大量增加流动性,会不会再度吹大房价泡沫,会不会导致恶性通胀。在这些不确定性的阴影下,实体经济不可能恢复而只会进一步萎缩,从而加剧经济危机。

而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表明,中国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到了随时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使得社会危机面临失控的极大危险。从乌坎的官民冲突,到中山的群体冲突,再到最近什邡的集体抗争,显现了中国群体事件以前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其中最深刻,也最令当局恐惧的特征,就是被称为90后的年轻一代,正在以他们的父辈未有的决绝和勇气,投入政治反抗。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底层民众,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年轻一代已完全失去了对中共主动改革的任何希望。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继续隐忍,而要放手一搏,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拼个鱼死网破。青年一代的这种姿态,迫使中共不得不试图调整维稳和所谓“社会管理”方式,但这种调整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尤其是在胡锦涛执政的所谓“黄金十年”中,中共政权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体沉沦和腐败。导致这一现像的有两个重要机制,一个就是不惜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一切向钱看”,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所谓的“干部年轻化”,即强制性地,不断用新一代干部替换老一代干部。地方父母官如走马灯似地调换。邓小平当初用来扫除改革阻力的有效手段,在六四以后成为全面推动腐败最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不仅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膨胀了中共的官僚阶层,而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完成了一场价值革命。为官的好处空前之大,而官场的竞争也空前激烈。竞争的规则非常清楚,那就是看谁更能讨上司的“欢心”,更能克服传统价值的束缚和良知带来的心理压力。这早已不是官场的秘诀,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适价值”。

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胜出的新一代中共官僚和权贵,不要说不懂中国传统官僚的基本操守,而且也完全不懂老一代中共官员的那一套。他们对底层的苦难和社会灾难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可怕的是,中共新一代官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集体幻觉:他们搭上的是一条永不沉没的巨轮,因此他们既没有应对即将爆发的危机的能力,更没有心理准备。

许多人低估中国形势严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懂得中共政权不得不靠一代不懂廉耻,只懂吹牛拍马,颠倒黑白,装腔作势,和以强凌弱的官僚来应对全面的社会危机。他们不知道,在“盛世”中长大的一代权贵与穷二代之间,一场不期而至的历史性大对抗,将给未来十年的中国,带来无尽的变数。(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北京新地王楼面价4.4万元/平米 破全国纪录

来源:京华时报

     成交价:26.3亿元达到竞价上限溢价率达40%

     楼面价:约4.42万元/平方米刷新单价地王纪录

     经历了10次网上报价、46轮现场竞价以及300多轮配建回购房面积竞争,被称为“准地王”的海淀万柳地块拍卖昨天下午落下帷幕。民企中赫置地以26.3亿元的最高上限价格、配建16400平方米回购房的条件力压群雄,这一价格折合楼面价约4.42万元/平方米,刷新了北京单价地王的纪录。

     拍卖现场

     46轮竞价+300多轮竞争

     昨天下午3点半,万柳地块拍卖现场——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交易大厅内人头攒动,到场的记者人数远远多过开发商。

     一入市就被贴上“准地王”标签、现场竞拍时间推迟、众多知名开发商参与角逐、设价格上限以防报价过度飙高……种种因素叠加,让万柳地块成为近年来北京土地市场人气最高的地块之一。

     该宗地的挂牌起始价为18.66亿元。在昨天的现场竞拍前,已获得10次网上报价,最高报价达到19.56亿元,所以昨天的现场竞拍起价为19.66亿元。当主持人宣布竞拍开始后,交易大厅一下子安静下来,融创首先举牌,报价很快突破20亿元。在前20轮报价中,7号中赫和12号融创你追我赶,紧盯不放,龙湖、懋源也频频举牌。有的开发商在主持人报价之前就抢着为下一轮举牌,主持人不得不多次提醒:“请在我报价之后举牌”。

     经过46轮竞价后,懋源举牌到26.3亿元竞价上限。休会10分钟后,转而进入回购房建设面积的竞争中。这一环节剩下6家开发商继续坐镇,不过后来还是融创和中赫两家持续缠斗,双方交替举牌。最终,中赫以“16400平方米”的回购房面积竞得该地块,引来一片唏嘘声。据统计,对配建回购房面积的争夺多达300多轮。

     拍卖结束,拿地者中赫置地成为全场焦点。据了解,中赫置地成立于2005年,是民营企业中赫集团(主业为地产、采矿及IT)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中赫置地在京开发过的项目包括“北纬40°”以及著名的天价楼盘“钓鱼台七号院”。中赫置地CEO孙鹏表示,公司欲将万柳地块打造成中赫置地高端住宅项目的另一代表作。

     拍卖结果

     单价刷新北京及全国纪录

     北京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表示,该地块26.3亿元的最终成交价格溢价率达40%,扣除回购房面积,最终成交楼面价约为4.42万元/平方米。这一楼面价不仅排名北京住宅类地块的第一名,在全国也是第一。“在已知的全国住宅类地块中,还未出现过比这更高的价格。”张大伟预计,该地块项目的销售价格可能达8万-10万元/平方米。链家地产分析师陈雪也认为,如果考虑到政府回购房以及各种建安、财务、管理成本,该地块的项目成本将接近6万元/平方米,因此未来项目开盘价格肯定在8万元/平方米以上。

     一家参与竞标但与该宗地擦肩而过的房企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对该宗地的心理价位是控制在4万元/平方米以下、回购房控制在4000平方米以内,“否则这块地就不太好做”。该人士认为,以中赫的开发经验来看,把这块地做到盈利是没问题的,预计最终销售单价为八九万元/平方米。

     业内看法

     拍卖结果不具指标性意义

     业内人士表示,万柳地块这么高的出让价格并不具有指标性意义。

     张大伟告诉记者,北京土地市场的高溢价还是个别现象,而且大部分是一些非住宅类的小地块,市场对此过度解读可能会影响购房者恐慌性入市,而实际上,虽然房价已经止跌,但大涨的可能性依然很小,购房者还是应该保持理性。

     海淀区政府部门表示,万柳地块被确定为六郎庄搬迁平衡资金用地,该用地入市交易后的可支配收益将全部用于六郎庄村的搬迁整治工作。

     场外看点

     人民日报奉劝央企退出

     事实上,万柳地块在成交之前已引发热议。昨天,《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栏目刊发题为《央企应推动楼市健康发展》的评论文章,告诫央企勿参与北京万柳地王争夺。

     文章称,参加万柳地块争夺的央企,虽然都被允许将房地产作为主业,但在调控关键期,央企参与“地王”争夺恐怕不合时宜,因为这不但会对市场起到不良的示范效应,而且可能被市场解读为房地产调控放松的信号,影响整个房地产调控的大局。央企开发商们应该积极协助政府搞好调控,而不应该只盯着自己的账本,“调控楼市的决心仍然十分坚定,这种决心不仅要靠领导人来传递,还要靠央企带头落实。”

     央企保利地产临阵脱逃

     也是在昨天,保利地产突然宣布退出与融创地产组成的联合体,不再参加北京万柳地块土地拍卖。

     保利地产在为此发布的声明中称,“公司接到大股东中国保利集团通知,由于目前正值房地产调控关键时期,根据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考虑到北京万柳地块的情况,保利地产正式退出与融创地产组成的联合体,不再参加北京万柳地块土地拍卖。”

     在保利地产退出之前,万柳地块现场竞价曾被推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变数均与该宗地的出让时间和价格相关,当前房地产调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该宗地以何价格成交,将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和预期。

     链接

     上半年土地收入惨淡7月或将迎来转机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北京土地收入惨淡。北京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公告显示,上半年北京共计成交72块土地,总出让金额为144.8亿元,同比大幅下降55.7%,仅为去年全年的13.7%。其中,5月份还出现了零经营性用地出让的情形。

     昨天高价出让的万柳地块无疑为下半年的土地成交开了一个好局,而目前楼市成交回暖的态势无疑给开发商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开发商拿地积极性倍增。与此同时,土地的供应量和质量也较上半年明显改观。记者从土地储备中心网站看到,朝阳霞光里、亦庄、大兴等优质地块都在等待“出阁”。

     北京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表示,随着市场资金面有所缓解,开发商对优质地块的需求依然存在,预计7月份本市土地市场会逐渐升温。不过,全年土地市场仍难以乐观,预计今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将创下最近数年来的新低,“很可能难以突破800亿元”。

新加坡曝光: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的惊人内幕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不过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 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 2010年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 “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哪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 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着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视点》以八十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字,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 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要面临公众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产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众。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Google董事长:中国“防火长城”将垮塌

Google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相信,一旦中国的互联网检查制度破产,中国各地的信息渗透也将导致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化,从而最终改变中国政府与平民关系的性质。

据Google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称,对中国的技术和信息渗透最终将迫使中国的“网络长城”垮塌,甚至导致中国体制在政治上的开放。

去年卸任Google首席执行官的施密特仍然是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发言人。他在全球各地旅行,发表演讲,考察Google可以扩张业务的国家。他一直被称为Google的“世界大使”,他本人对这个外号既不支持,也无异议。在上周的2012年阿斯彭创意节间隙,他坐下来接受了《外交政策》“电报”专栏的长时间专访。

在被问及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检查能否持续的问题时,施密特说:“我相信这种检查制度最终将破产。中国是唯一对互联网进行积极的、强有力的检查的政府。他们并不以此为耻。”

施密特相信,一旦中国的互联网检查制度破产,中国各地的信息渗透也将导致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化,从而最终改变中国政府与平民关系的性质。

他说:“我个人相信,你不可能用这种行为建设现代知识社会,这是我的观点。我想Google的大部分人会同意这一点。下一个问题自然是中国何时将出现变化,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我是否认为这种制度将会结束呢?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据施密特称,对中国信息自由的推动是与对经济现代化的推动同步的,而政府指使的检查对这两方面都有妨碍。他说:“我们强烈地认为,你利用这种活跃的检查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高端的、非常先进的经济的……这是我们的观点。”

施密特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积极地支持网络检查和网络间谍活动的政府,并由此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Google与北京从2010年起就存在争执,当时该公司宣布其Google.cn网站不再对搜索关键词进行检查,并且把中国业务的骨干部分迁至香港。此举是在2010年Google邮件服务遭到一系列攻击后采取的——这些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攻击被广泛怀疑与中国政府有关。

最近Google采取了积极措施帮助用户对付政府的检查,例如在怀疑Google邮件用户的账户成为政府指使的攻击目标后提醒用户,并在用户输入可能被中国政府的检查过滤程序过滤掉的搜索关键词时告诉他们。

施密特并不把Google对国家指使的网络压迫的关注当作Google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他解释说,Google的政策着眼于帮助用户了解自己账户正在发生什么,以及给他们提供自我保护的工具。

他说:“我们相信应该赋予重视言论自由的人们以力量。今天明显存在的证据是:中国的攻击主要是工业间谍行为……他们想偷的主要是商业机密,然后才是人权问题,显然他们正在试图侵犯人民的人权。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两件事情,但我肯定还有其他的事情。”

Google仍然有数百名工程师在中国国内工作,并在那里维持着迅速增长的广告业务。但是中国政府同样在下许多功夫,以便让使用Google在中国变得更困难。施密特说,有时候Google邮件服务一连几周运转缓慢,接着邮件服务又会神奇地恢复正常。中国检查人员常常对输入违禁搜索关键词的用户实施惩罚,冻结他们账户一段时间。而Google旗下的YouTube网站在中国是无法浏览的。

施密特说:“中国政府很可能会继续为使用Google服务制造障碍。那里的冲突是某种本质上的冲突:我们希望信息流入中国,而在某种本质的层面上,政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施密特一直在全球各地旅行,寻找扩展Google外部疆界的途径。他最新的一次国际之旅是去了四个正在发生冲突或者刚刚经历过冲突的国家:阿富汗、利比亚、巴基斯坦和突尼斯。

“我对那些特立独行的国家特别感兴趣,你知道,那些国家存在问题,”他说,“除非你去看看,否则无法真的了解那些东西。你的印象和判断会有所帮助的。”

施密特相信智能手机技术会对人们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中的行为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正在研究智能手机的使用如何帮助贫穷国家的人们与腐败和不良治理斗争。他也考察Google如何通过及时的商业行为扩张进入新兴市场。他说:“很显然,在大多数国家,最赚钱的生意首先是在电信领域。一个笑话是,你知道索马里的海盗也得使用手机,所以索马里最强大、增长最为迅速的合法生意是电信行业。”

施密特表示,阿拉伯之春革命证明了开放的信息系统可以鼓励和推动政治变革。他说:“我认为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国家都有非常活跃的检查制度,而他们未能对互联网进行检查。他们窃听电话系统,控制电视报纸,除了在互联网上,很难发现真正的不同政见者的新声音。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政府无法充分实施检查时会发生什么,这显然就是我们对于开放和透明有如此强烈感受的原因所在。”

与在中国不同,Google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开发了可以被用来培养更为活跃的民众的信息传播工具,例如with its project可以在像埃及这样的地方组织和散发选举信息和政治候选人资料。

施密特说:“我们在为选举提供帮助。我们试图通过把信息传递给候选人来帮助选举,在这些国家里,Google处于公共领域的中心。”

Google也在扩大自己在汇编政府有关人员及其活动的信息汇编上的作用,以便帮助民众与腐败作斗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施密特说,只有存在起诉坏人的司法体系,这种信息才会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

他说:“你需要信息,然后你需要有人愿意对说谎的人提出起诉。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掌握信息,然后必须以公正的方式实施惩处,这将会大大改变这些国家。”

他表示,信息并不足以推翻政权,而阻挠信息开放的政权最后注定会倒台。

施密特说:“最糟糕的情形是民众拥有大量的信息,而政府完全无动于衷。例如,伊朗就是这样。有时候,这种情况是不稳定的。有时候,情况会恶化……但是在人们推翻当前的领导人之前,他们必须掌握达到这一目的的信息。这就是透明的重要所在。”

本文选自美国《外交政策》,原文标题:Eric Schmidt: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will fall

人民幣貶值拚經濟 有效保持高成長

復旦大學最新發布的「人民幣匯率指數走勢分析」報告指出,今年第2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明顯貶值,貶幅為0.88%,創下1994年以來的最大值。

報告顯示,今年首季,58個交易日中,29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29個交易日貶值。第2季人民幣兌美元的最大跌幅曾達0.97%。

展望未來匯率走勢,報告認為,儘管外界預期人民幣貶值,但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經濟基礎;且匯率問題已成政治角力的焦點,人民幣若大幅貶值將引發美日等國和國際資金的攻擊,因此人民幣貶值的空間有限。

雖然歐債危機影響中國出口貿易及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也會造成經濟增長的速度回落,中國經濟仍可保持較高增長,對國際資金仍有吸引力,中國並未出現大規模的資本外逃。

報告強調,今年4月中國央行擴大每日匯率波動幅度後,人民幣兌美元名目匯率出現小幅貶值走勢。但因人民幣兌美元的走勢受中間價束縛較大,市場力量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人民幣有效匯率指數已創新高並在高位震盪。


台灣 聯合報


圖/經濟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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