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从“一国两制”到“再造几个香港”

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香江上空灿烂的烟花再次把“东方之珠”照亮，每年的七月一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香港，而我也会被拉回到十五年前的七月一日，当时我就站在九龙尖沙咀码头上，欣赏回归之夜的烟花汇演，心里充满了激动，也有些许的不安。激动的是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不安的是，香港还能一如既往的繁荣、自由吗？“香港已死”会一语成谶吗？

我从1992年到香港中资公司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到1997年7月份，见证了香港回归前许多个激流暗涌的日日夜夜，同中国大陆那边紧张激动的喜庆心情相比，香港民众以及全世界的观察家大多持焦虑、怀疑的心态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刚刚结束，别说那个时代，就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做法也并无先例，港人与国际观察家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连美国等西方这些极具包容性的国家政权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弄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中国能允许香港实行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吗？香港的高度自治、完善的法治与骄人的自由是否会受到破坏？说实话，连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我心里也没有底。

虽离开了香港，但十五年来，我始终密切关注香港。回归后不久，香港遭遇了罕见的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地位受到了冲击，北京政府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借机在港扩大影响力与话事权，反而出手相助，默默帮助香港度过难关。随后，中国大陆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国际地位迅速窜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幅提高，香港，作为一个人口只有六百万，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严重依赖大陆的城市，若说在此过程中遭到大陆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侵入”、“渗透”，也并不出奇。然而，我们看到，香港竟然奇迹般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根据国际权威机构每年的评比，香港始终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法治健全以及最适合投资的城市。香港依然光彩照人。

若要“论功行赏”，我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一国两制”政策。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两代领导人始终如一地执行了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没有对“一国两制”政策的坚守，就没有今天的香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继续坚持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并与时俱进，稳中求变，香港的未来可能堪忧。十五年并不算长，那些一早发出“香港已死”的预言家们尚未放弃自己夹杂着担忧与期盼的预言，如何与时俱进地坚持“一国两制”政策，如何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笔者就长期对香港的观察与思考，提出三点简单看法：

第一，“一国两制”能否成功，端视我们对“一国”与“两制”的清醒认识。有相当部分的专家学者、政府工作人员在说到“一国两制”的时候，要就是偏向“一国”，要就是只提“两制”，没有能够真正体会“一国两制”中“一国”和“两制”的意义与重要性。

强调“一国”而忽视“两制”的大多是北京的专家学者与政策执行者，他们没能深刻理会小平的精神，也不愿去收集、研究港人的意愿，很容易犯干涉香港事务的错误。就我所了解到的，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始终没变，但一些官员包括涉港事务官员，就因为对“两制”认识不够而弄出事端；另外一方面，那些故意把“两制”抬高到压倒“一国”的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粗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对此问题没有深刻认识，由于担心北京破坏“港人治港”而对北京保持过份的戒心；另一类则是少数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不满或者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做法极不认同，而用“两制”来否定、攻击中央政府，否定国家宪法。

香港人有表达任何政治意愿的自由与权利，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分别是国家与香港的基本大法，不容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下，北京当局绝对不会允许香港成为一个反华基地，成为一个恐怖主义的温床，更不用说“港独”了。香港方面任何过激的行为，尤其是否定“一国”的行为，很可能最终破坏的是“两制”，甚至有可能对香港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一国两制”是历史上的创举，这个创举本身也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认真理解与落实“一国两制”，对我们解决当今的一些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民调显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度有所下降。这个民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于是很多有识之士建议要在香港加强学生的国情与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培养他们爱港爱国。这个提议一出，立即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担忧，认为这是大陆意识形态的入侵，是“洗脑”，是破坏香港的“两制”。

笔者认为，作为“一国”，加强对香港学生的国情教育是应该的，澳洲学生一定是学习澳洲历史为主，而不是美国的历史，作为香港学生，当然应该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但作为“两制”则决定了香港不可能照搬大陆的方式方法，更不可强推大陆的教育模式。香港用什么办法实行爱国爱港教育，应该根据《基本法》，根据香港的制度，更要以符合港人的意愿与习惯为主。例如，香港刚刚颁布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就被指责为“一面倒地唱好中国国情”，故意回避、淡化一些负面事件。这就凸显了“两制”的区别，香港的制度下，无论是国情教育还是爱国主义，都应该是允许批评与揭短，兼收并蓄的。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随着中港两地交流的加深，尤其是打破了国界与区界的互联网的普及，香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80后、90后）开始关心大陆的人权状况，有些甚至顶着炎炎烈日走上街头。一位北京的官员以此为例对我抱怨说，这是港人不认同“一国”的、对国家的认同度下降的表现。我打断他说，正好相反，港人关注大陆现状，恰恰说明港人的国家认同感在上升，他们如果不认同这个国家，会为这个国家的人权状态上街吗？你什么时候看到港人为悲惨的北朝鲜人上过街？我们的对话反映了在两种制度下，对“国家认同”的不同认识。

第二，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就必须促成香港的“变”。同“一国两制”一样，“五十年不变”也值得认真领会的。就笔者的思考，香港“五十年不变”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中央政府保证香港的“现行”的制度与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所谓“马照跑，舞照跳”，“反动杂志”一个也不能少）；另一层意思就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至少保持“五十年不变”。而香港的繁荣稳定就是要在这两个“不变”的保证下，不停地“变”！

我们现在却有一批专家学者与政策执行者僵化地解读这个“五十年不变”，他们把这个“不变”理解为香港现状不变，香港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不变，你要改革，港民要民主，他竟然用十五年前的条条框框来压制你 ，要求你“不变”。其实，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形态，如果“五十年不变”，那么肯定会死翘翘的，到那时，也不用外国人来宣布“香港已死”了。

我们看到，从1997年前英国派遣港督到香港，到1997年后由香港特区政府的选举委员会票选特首，到今年引进了部分竞争的特首选举，再到我们大家都期盼的2017年开始将要实行的双普选，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不排除还有一部分人对2017年的普选抱持怀疑，多方设限，试图用“不变”来抵抗变化。但如果他们得逞，香港可能会失去发展活力与前进动力。所以我说，要保持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五十年不变的关键就是要“变”，与时俱进，要变得越来越好。

第三，发挥香港优势，回归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时的初衷，在大陆“再造几个香港”，把香港的自由、法治与经济管理模式带到内地。在全球化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的时代，要想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不能“以守为进”甚至“以退为进”，不是封闭香港，更不能孤立香港，而是让香港的经验走出来，走进大陆，造福大陆。

当初小平对香港的考虑是双向的，对于香港，小平发出了“一国两制”，允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于大陆，小平则发出了“再造几个香港”的呼吁。这些年，看到很多大陆与香港的学者研究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却发现他们都忽视了当时的“香港模式”对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影响。包括小平倡导的特区政策，都和当时非常成功的香港分不开。在小平的整个讲话折射的思想里，“再造几个香港”的情结甚至要重于“一国两制”与“五十年不变”。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经济特区”之后，本来应该更进一步的“文化特区”甚至“政治特区”就此偃旗息鼓，而香港本来应该成为后面两个特区的样板，在小平“再造几个香港”的计划中大展宏图，如今却沦为靠大陆“自由行”与“输血”来维持。笔者认为，相对于“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在大陆“再造几个香港”的构想具有更加远大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十五年来我们成功的执行了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再造几个香港”是不是也应该提上日程？

“一国”与“两制”不可偏废，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不承认“一国”，自然有借口不让你搞“两制”；如果不允许人家搞“两制”呢，人家起而反对“国家”也不足为奇。“五十年不变”的关键是“变”与与时俱进，而不是“不变”，至于“再造几个香港”不但是香港未来的出路所在，更是大陆下一步改革的明智选择。

从“一国两制”到“再造几个香港”，五十年的“变”与“不变”，不仅仅关涉香港的命运，更攸关国家与民族的前途。

杨恒均 2012年7月5日 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