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子
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对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及委员名额分配，军队高层、军方代表及众多将领期望能够分享常委名额，并获得更多委员名额。
众所周知，军队是中共政权的生命线，没有军队的保驾护航，中共那帮文官政客的政治生命，连一天也无法维持。如果没有军队（包括武警部队）的保护，
他们也许早都被民众撕成了碎片。中共始终紧紧抓住军队，打击军队国家化思潮，道理就在这里。但高层将领在中共权力高层多年来被着意矮化，自九十年代以来，
除刘华清因89年镇压学潮之“功”担任过短暂的5年常委外，军方高层始终只能担任政治局委员，且名额仅有两名。十七大政治局委员现任25人中，军方仅郭伯
雄、徐才厚二人，排名均在20名之后。政治局常委没有军队的份。武警部队是中共当今维稳的重要依仗，却连政治局委员的名额都没有。许多军方高层、普通将领
及官兵对此十分不解。
中共的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国，朝鲜的先军政治是喊在口上，中共虽未喊在口上，但在实际政权建设与操作中，也是执行着实实在在的先军政治，军队
重于一切。中共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军队就没有共产党。军队对中央如此重要，但却未能体现在政权高层的名额分配上，部队官兵和军方
高层对此早就心怀不满了，每届中共全代会都会有军方代表提出此点，每届全代会也都会有许多官兵议论此一话题。
消息说，几大军区负责人、四兵种和四大部负责人，期望本届全代会可以给军方一个政治局常委名额和数个委员名额。有的将领甚至提出，如果本届全代会
还是选出9名常委，军方应占2个名额，而政治局委员，军方应占5个名额。将领们的普遍意见认为，军方占1个常委名额、3个委员名额较为现实，其中，1个委
员名额应给武警部队。
军方高层本次呼声较往届明显强烈，如果本次全代会未尊重军方意见，军方名额依然如故，恐会导致军方强烈不满，而致政权不稳。由于军方呼声的掺入，
十八大高层名额分配增添了新的变数，胡温习李等现任领导层将面临着新的压力，届时，若文官阵营与军方阵营相持不下，也许江泽民会再度介入领导层名额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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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5日星期二
中共领导人每逢六四都紧张不安
德媒认为，每逢六四敏感日，中共当局都紧张不安，对任何纪念活动都严厉镇压，甚至对数字都加以屏蔽，然而，上证指数当天的数字巧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每日镜报》6月4日写道："解放军的暴行导致数百人、有可能数千人死亡，在中国禁止人们对此回忆。只有在香港，基于'一国两制'的原则允许港人守夜。近年来，警察和便衣强化监视天安门广场，以防游行和纪念活动。
"今年的天安门大屠杀23周年纪念日正值中国政治过渡的艰难阶段，秋季将进行中共最高层10年一次的换届。'天安门母亲'在纪念声明中断言，当局白白放过了这十年的历史机遇。……"
该 报认为，"中国流传说总理温家宝3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可是正如他多次重复的改革呼吁一样，并没有丝毫实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认为，大屠杀逍遥法外会 妨碍法律改革。该组织中国部负责人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改革开放迄今已经30年，然而政府仍然对1989年民主运动中提出的改革开放诉求不感兴趣。但尽管政府阻挠，要求有效的法律 改革和责任在中国呼声日渐高涨。'"
"就连最小的暗示都会遭到严厉镇压"
《世界报》(6月4日)称："每年的6月4日，中共领导人都紧张不安。外国驻京记者不经护照检查不许进入市中心，故宫入口前的天安门广场大都被警察完全封锁，23年来都是如此。
"1989年6月4日，解放军的装甲车在天安门广场碾压，数百人死于弹雨之下。从此，中国当局年复一年地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学校的历史课不讲天安门大屠杀，报纸或电视对六四也只字不提，唯恐有损国家形象。
"1989年是邓小平之类元老下了开枪令，邓在中国依然受到尊崇，是他在文革后让中国开放，将中国再次与世界经济挂钩，从此每所大学都必须学习邓小平理论。"
该报认为，"谁若违背政府的这个禁令，就会有麻烦，甚至连最小的暗示都会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几年前，一份报纸栏目不起眼的广告导致整个总编室人员被解雇。师涛的遭遇更惨，他被判处多年监禁，只因将一个内部规定记者在第15个周年日该怎样做的指示通过电邮发给了人权组织。
令人难以置信的上证指数
" 近年来中国当局在6月初不仅将北京封锁，而且也在网上巡逻。国家审查人员监督中国互联网、尤其是深受欢迎的微博。从几天前开始在网上就不可能在短信息中发 表日期'6月4日'，今年也将数字'23'屏蔽。中国博客主通过数字花招应付，不写6月4日，而是称这个大屠杀日为'5月35'。'
"中 国当局明年或许也得更仔细地监视股市，必要时得用税款操控股市，以利于国家。因为刚好在6月4日这个第23周年日，上海股票交易市场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事，开盘指数为2346.98，今年的关键数字都有了。可是这还不够，这一天结束之际的收盘指数下挫了64.89点。
摘译：林泉
责编：洪沙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
《每日镜报》6月4日写道："解放军的暴行导致数百人、有可能数千人死亡，在中国禁止人们对此回忆。只有在香港，基于'一国两制'的原则允许港人守夜。近年来，警察和便衣强化监视天安门广场，以防游行和纪念活动。
"今年的天安门大屠杀23周年纪念日正值中国政治过渡的艰难阶段，秋季将进行中共最高层10年一次的换届。'天安门母亲'在纪念声明中断言，当局白白放过了这十年的历史机遇。……"
该 报认为，"中国流传说总理温家宝3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可是正如他多次重复的改革呼吁一样，并没有丝毫实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认为，大屠杀逍遥法外会 妨碍法律改革。该组织中国部负责人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改革开放迄今已经30年，然而政府仍然对1989年民主运动中提出的改革开放诉求不感兴趣。但尽管政府阻挠，要求有效的法律 改革和责任在中国呼声日渐高涨。'"
"就连最小的暗示都会遭到严厉镇压"
《世界报》(6月4日)称："每年的6月4日，中共领导人都紧张不安。外国驻京记者不经护照检查不许进入市中心，故宫入口前的天安门广场大都被警察完全封锁，23年来都是如此。
"1989年6月4日，解放军的装甲车在天安门广场碾压，数百人死于弹雨之下。从此，中国当局年复一年地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学校的历史课不讲天安门大屠杀，报纸或电视对六四也只字不提，唯恐有损国家形象。
"1989年是邓小平之类元老下了开枪令，邓在中国依然受到尊崇，是他在文革后让中国开放，将中国再次与世界经济挂钩，从此每所大学都必须学习邓小平理论。"
该报认为，"谁若违背政府的这个禁令，就会有麻烦，甚至连最小的暗示都会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几年前，一份报纸栏目不起眼的广告导致整个总编室人员被解雇。师涛的遭遇更惨，他被判处多年监禁，只因将一个内部规定记者在第15个周年日该怎样做的指示通过电邮发给了人权组织。
令人难以置信的上证指数
" 近年来中国当局在6月初不仅将北京封锁，而且也在网上巡逻。国家审查人员监督中国互联网、尤其是深受欢迎的微博。从几天前开始在网上就不可能在短信息中发 表日期'6月4日'，今年也将数字'23'屏蔽。中国博客主通过数字花招应付，不写6月4日，而是称这个大屠杀日为'5月35'。'
"中 国当局明年或许也得更仔细地监视股市，必要时得用税款操控股市，以利于国家。因为刚好在6月4日这个第23周年日，上海股票交易市场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事，开盘指数为2346.98，今年的关键数字都有了。可是这还不够，这一天结束之际的收盘指数下挫了64.89点。
摘译：林泉
责编：洪沙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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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六四屠城”宽容的前提是中共承认“犯罪”
“六四事件”23周年之际，德国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欧洲汉藏协会负责人席海明及旅欧的民主人士潘永忠、彭晓明、钱跃君、达赖喇嘛驻欧洲办公室洛桑尼
玛和洛桑旺堆、及多位留学生等参加了“法兰克福六四纪念”活动。包括在中国驻法兰克福领馆前的抗议活动及在市中心的纪念活动。远在瑞士及比利时的藏人代表
也前来声援该活动。
活动现场，组织者打印了多幅“八九民运”时天安门广场照片，包括“六四事件”中受伤学生及坦克开过广场的史料图片。照片无言，讲述23年前血与火的一幕，也在提醒公众：那是一段真实存在的历史。
德国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向德国之声表示，德国民阵每年都会发起“六四事件”的纪念活动，在中共当局对“六四”还未开禁的背景下，海外人士有责任去记忆、发声和拒绝遗忘。他也表示今年的纪念活动在提出“追究屠杀责任”的同时，也提出敦促中共执政党“政改”主题。
“六四是中国向前发展绕不过去的结”
内蒙保卫人权同盟主席、欧洲汉藏协会的负责人席海明认为，透过中共当局对“六四事件”表述上的变化，从“暴乱”到“风波”并不代表中共当局意识到当年屠城 之罪，而是要淡化和模糊事件，从而将这个事件从公众的记忆中抹去：“六四是中国社会的悲剧，也是中国向前发展绕不过去的结，共产党想让人们忘记，但一到中 国出现重大问题和变化之时，都会重提此事，包括民间，也包括执政党内部的一些人，所以‘六四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
席海明也认为透过中共当局23年来对“六四”真相的封禁，未能看到中共当局解决此事的决心，亦未看到他们打开“六四”这个结点推动改革的可能：“我们希望中共进行良性的改革，但我认为这种希望是不大的，中共也会出现象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种可能性不大。”
“平反‘六四’不只是汉人的事情，还关系到各民族”
洛桑尼玛追溯胡锦涛1987年坐镇西藏党委书记时，既对西藏有残酷镇压，在八九民运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就读的藏人意识到中共必将对学生实施镇压：“我认为他 们对学生的屠杀和藏人的屠杀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藏人在争取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的自由、从信仰的角度讲，还有灵魂上的自由，而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在反腐败的 基础上，追求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从民主的本质来说，我们都有共同的目的，当时的学生有一种幻想，认为人民的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但他们用屠杀的 方式结束了那场很伟大的运动。”
参加抗议的藏人代表
洛桑尼玛认为直至今日，“六四事件”一样的屠杀仍在藏区上演，当藏人行政中央多次呼吁中共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历经九次谈判而未果，中共当局对藏区的镇压力度越来越大。藏人今日纪念六四英灵，也是为推动各民族共同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一种支持行动。
席海明也表示，“六四事件”作为中共执政过程中一个标志性镇压事件为世人所知，但在中共执政过程中这样的“屠杀”事件屡有发生：“象‘六四屠杀’一样的事 件，在内蒙、在西藏都发生过，比如中共曾在内蒙挖‘内人党’（德国之声注‘内人党事件’是中共1967年在内蒙发动的肃反运动），是一种整体性的种族灭绝 性屠杀，当年杀了6万人。中共自己也在《人民日报》上羞羞答答地承认杀了16622人，实际上真正的数字远远高于这些。所以‘平反六四’不只是汉人的事 情，还是关系到各民族的事情，因为‘平反六四’就要平反‘内人党屠杀’、平反‘西藏事件’等，中国要向好的方向发展，必须把这个疾病解决掉。”
“宽容的前提是什么？”
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轧伟林因不堪压力和绝望而自杀，洛桑尼玛表示，对于被枪杀的学生和今日藏族自焚者、被关进监狱者、被 枪杀者的藏人母亲们，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心痛是一样的：“天安门母亲一直到现在还在为牺牲的子女所做的一切被正言而努力，有些人说希望共产党平反六四，这 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整个国人觉醒，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独裁者平反，不是好的方式。”
六月四日，前“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柴玲表示要宽恕邓小平和镇压军人，引起轩然大波。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也反复探讨“宽容的前提是什么？”，席海明认为宽容的前提是“中共当局承认犯下了罪恶。”
而在德国之声追踪采访过程中，也遇到一位德国学生，她表示知道天安门事件，也为中共态度感到不解，直到2009年，德国还审理了一名88岁的纳粹战犯，她 为德国长存反思和正视历史的态度而骄傲，她也认为在今天德国民主和法制社会中，人与人有着相互的宽容和尊重，而这也源于对“历史的正视和反思。”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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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组织者打印了多幅“八九民运”时天安门广场照片，包括“六四事件”中受伤学生及坦克开过广场的史料图片。照片无言，讲述23年前血与火的一幕，也在提醒公众：那是一段真实存在的历史。
德国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向德国之声表示，德国民阵每年都会发起“六四事件”的纪念活动，在中共当局对“六四”还未开禁的背景下，海外人士有责任去记忆、发声和拒绝遗忘。他也表示今年的纪念活动在提出“追究屠杀责任”的同时，也提出敦促中共执政党“政改”主题。
“六四是中国向前发展绕不过去的结”
内蒙保卫人权同盟主席、欧洲汉藏协会的负责人席海明认为，透过中共当局对“六四事件”表述上的变化，从“暴乱”到“风波”并不代表中共当局意识到当年屠城 之罪，而是要淡化和模糊事件，从而将这个事件从公众的记忆中抹去：“六四是中国社会的悲剧，也是中国向前发展绕不过去的结，共产党想让人们忘记，但一到中 国出现重大问题和变化之时，都会重提此事，包括民间，也包括执政党内部的一些人，所以‘六四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
席海明也认为透过中共当局23年来对“六四”真相的封禁，未能看到中共当局解决此事的决心，亦未看到他们打开“六四”这个结点推动改革的可能：“我们希望中共进行良性的改革，但我认为这种希望是不大的，中共也会出现象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种可能性不大。”
“平反‘六四’不只是汉人的事情，还关系到各民族”
洛桑尼玛追溯胡锦涛1987年坐镇西藏党委书记时，既对西藏有残酷镇压，在八九民运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就读的藏人意识到中共必将对学生实施镇压：“我认为他 们对学生的屠杀和藏人的屠杀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藏人在争取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的自由、从信仰的角度讲，还有灵魂上的自由，而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在反腐败的 基础上，追求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从民主的本质来说，我们都有共同的目的，当时的学生有一种幻想，认为人民的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但他们用屠杀的 方式结束了那场很伟大的运动。”
参加抗议的藏人代表洛桑尼玛认为直至今日，“六四事件”一样的屠杀仍在藏区上演，当藏人行政中央多次呼吁中共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历经九次谈判而未果，中共当局对藏区的镇压力度越来越大。藏人今日纪念六四英灵，也是为推动各民族共同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一种支持行动。
席海明也表示，“六四事件”作为中共执政过程中一个标志性镇压事件为世人所知，但在中共执政过程中这样的“屠杀”事件屡有发生：“象‘六四屠杀’一样的事 件，在内蒙、在西藏都发生过，比如中共曾在内蒙挖‘内人党’（德国之声注‘内人党事件’是中共1967年在内蒙发动的肃反运动），是一种整体性的种族灭绝 性屠杀，当年杀了6万人。中共自己也在《人民日报》上羞羞答答地承认杀了16622人，实际上真正的数字远远高于这些。所以‘平反六四’不只是汉人的事 情，还是关系到各民族的事情，因为‘平反六四’就要平反‘内人党屠杀’、平反‘西藏事件’等，中国要向好的方向发展，必须把这个疾病解决掉。”
“宽容的前提是什么？”
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轧伟林因不堪压力和绝望而自杀，洛桑尼玛表示，对于被枪杀的学生和今日藏族自焚者、被关进监狱者、被 枪杀者的藏人母亲们，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心痛是一样的：“天安门母亲一直到现在还在为牺牲的子女所做的一切被正言而努力，有些人说希望共产党平反六四，这 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整个国人觉醒，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独裁者平反，不是好的方式。”
六月四日，前“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柴玲表示要宽恕邓小平和镇压军人，引起轩然大波。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也反复探讨“宽容的前提是什么？”，席海明认为宽容的前提是“中共当局承认犯下了罪恶。”
而在德国之声追踪采访过程中，也遇到一位德国学生，她表示知道天安门事件，也为中共态度感到不解，直到2009年，德国还审理了一名88岁的纳粹战犯，她 为德国长存反思和正视历史的态度而骄傲，她也认为在今天德国民主和法制社会中，人与人有着相互的宽容和尊重，而这也源于对“历史的正视和反思。”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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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六四伤口撒盐 再批“敌对势力离间党军关系”
作者 凯文
当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继续笼罩在悲情气氛中时，大陆军方喉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选择于“六四”当天在头版发表文章《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继续表态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时批驳“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观念，甚至提高到“妄图离间党和军队的关系”高度。
每逢“六四”周年，都是“天安门母亲”等受难者家属的心碎之日，也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每年一度的哀悼日。和往年一样，中国大陆各地在严防死守、草木皆兵的气氛中度过了“六四”23周年，纸媒基本被控制到滴水不漏地步，而此前被视为言论自由度最大的微博，也见识到前所未有的屏蔽、禁言、删帖和封号力度，不仅相关敏感词被大量删除，连蜡烛图标都被禁止使用，以致表面上看一派祥和，几乎没有任何敏感内容，发言者只能以极为委婉的方式，间接表达缅怀之情。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当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继续笼罩在悲情气氛中时，大陆军方喉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选择于“六四”当天在头版发表文章《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继续表态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时批驳“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观念，甚至提高到“妄图离间党和军队的关系”高度。
《解放军报》文章秉持“党指挥枪”的传统论调，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和治军的根本原则、制度和永远不变的军魂，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但是，和此前同类宣传相比，六四当天的这篇文章调门更有所升高，以攻击性的语气称“随着党的十八大临近，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愈加尖锐复杂，国内外敌对势力蠢蠢欲动，乘机进行破坏和捣乱，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并把我军作为重点目标，妄图离间党和军队的关系。”同时重申“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想观念，深扎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子”。
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虽然近期《解放军报》发表多篇调门强硬的文章，但六四当天这一关于“敌对势力妄图离间党和军队关系”的论断，此前并不多见。这一强硬表态显示出，此前备受官方攻击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国家化”的诉求，似乎已经不仅仅是“错误思想观念”的认识问题，而上升到“勾结境外势力”、“离间党军关系”的敌我矛盾高度。换言之，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通过辩论、说服、教育来解决的程度，必要时可以诉诸于专政手段来解决。
对于民间舆论而言，这一强硬表态也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在自由派媒体和学者群体中，持“军队国家化”观点的人士并不在少数，虽然目前这一话题尚未在网络上遭到完全封杀，但在军方调门提高之际，言论空间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
在1989年以暴力手段镇压学生运动之后，军队内部一直潜伏着反省思潮，认为军队向学生开枪已经成为难以除去的历史污点，而六四悲剧的制度根源，在于军队的党派化，使得本应抵御外敌的军队被用来解决内部政治纷争。而“平反六四”与“军队国家化”形成表里关系，呼吁前者必然导致后者。正因此，中共正统意识形态对“军队国家化”思潮在军内的走势始终保持警惕。
长期以来，中共军方内部的分歧与争论始终不为人所知，因此面对反对“军队国家化”宣传，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假想敌”。2012年2月，有传言指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因相关言论被停职，但并无可靠消息证实。相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等军方高层频频强调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被认为是军队中具有新思维的新生代人物刘亚洲中将，也于今年4月在正统刊物《求是》上发表文章，表态称“无条件听党指挥是我军最重要政治纪律”。
自2011年以来，军方宣传部门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调门有逐渐升高趋势，2012年3月，军队内部在团以上党委机关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3月19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提出“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社会上噪音杂音也会明显增多”。5月15日，刘焕民少将刊文称“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松懈”、“‘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鼓噪声不绝于耳，必须深刻认清这些错误言论背后的阴谋”。
“六四”当天的《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是中国军方和武警部队近日开展的“赞颂科学发展成就、忠实履行历史使命”宣传报道活动的产物。作为惯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重大政治活动之前，军方将进行为期数月的政治宣传教育活动。五年前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军队和武警同样发动了“赞颂新成就、履行新使命、迎接十七大”的宣传教育活动。5月31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相关主题工作部署会，后续步骤将于6月上旬陆续展开，以此作为军队迎接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动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当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继续笼罩在悲情气氛中时，大陆军方喉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选择于“六四”当天在头版发表文章《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继续表态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时批驳“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观念，甚至提高到“妄图离间党和军队的关系”高度。
每逢“六四”周年，都是“天安门母亲”等受难者家属的心碎之日，也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每年一度的哀悼日。和往年一样，中国大陆各地在严防死守、草木皆兵的气氛中度过了“六四”23周年，纸媒基本被控制到滴水不漏地步，而此前被视为言论自由度最大的微博，也见识到前所未有的屏蔽、禁言、删帖和封号力度，不仅相关敏感词被大量删除，连蜡烛图标都被禁止使用，以致表面上看一派祥和，几乎没有任何敏感内容，发言者只能以极为委婉的方式，间接表达缅怀之情。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当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继续笼罩在悲情气氛中时，大陆军方喉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选择于“六四”当天在头版发表文章《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继续表态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时批驳“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观念，甚至提高到“妄图离间党和军队的关系”高度。
《解放军报》文章秉持“党指挥枪”的传统论调，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和治军的根本原则、制度和永远不变的军魂，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但是，和此前同类宣传相比，六四当天的这篇文章调门更有所升高，以攻击性的语气称“随着党的十八大临近，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愈加尖锐复杂，国内外敌对势力蠢蠢欲动，乘机进行破坏和捣乱，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并把我军作为重点目标，妄图离间党和军队的关系。”同时重申“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想观念，深扎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子”。
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虽然近期《解放军报》发表多篇调门强硬的文章，但六四当天这一关于“敌对势力妄图离间党和军队关系”的论断，此前并不多见。这一强硬表态显示出，此前备受官方攻击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国家化”的诉求，似乎已经不仅仅是“错误思想观念”的认识问题，而上升到“勾结境外势力”、“离间党军关系”的敌我矛盾高度。换言之，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通过辩论、说服、教育来解决的程度，必要时可以诉诸于专政手段来解决。
对于民间舆论而言，这一强硬表态也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在自由派媒体和学者群体中，持“军队国家化”观点的人士并不在少数，虽然目前这一话题尚未在网络上遭到完全封杀，但在军方调门提高之际，言论空间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
在1989年以暴力手段镇压学生运动之后，军队内部一直潜伏着反省思潮，认为军队向学生开枪已经成为难以除去的历史污点，而六四悲剧的制度根源，在于军队的党派化，使得本应抵御外敌的军队被用来解决内部政治纷争。而“平反六四”与“军队国家化”形成表里关系，呼吁前者必然导致后者。正因此，中共正统意识形态对“军队国家化”思潮在军内的走势始终保持警惕。
长期以来，中共军方内部的分歧与争论始终不为人所知，因此面对反对“军队国家化”宣传，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假想敌”。2012年2月，有传言指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因相关言论被停职，但并无可靠消息证实。相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等军方高层频频强调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被认为是军队中具有新思维的新生代人物刘亚洲中将，也于今年4月在正统刊物《求是》上发表文章，表态称“无条件听党指挥是我军最重要政治纪律”。
自2011年以来，军方宣传部门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调门有逐渐升高趋势，2012年3月，军队内部在团以上党委机关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3月19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提出“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社会上噪音杂音也会明显增多”。5月15日，刘焕民少将刊文称“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松懈”、“‘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鼓噪声不绝于耳，必须深刻认清这些错误言论背后的阴谋”。
“六四”当天的《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是中国军方和武警部队近日开展的“赞颂科学发展成就、忠实履行历史使命”宣传报道活动的产物。作为惯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重大政治活动之前，军方将进行为期数月的政治宣传教育活动。五年前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军队和武警同样发动了“赞颂新成就、履行新使命、迎接十七大”的宣传教育活动。5月31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相关主题工作部署会，后续步骤将于6月上旬陆续展开，以此作为军队迎接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动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谢谢白岩松告诉我们这些惊人的数字和难堪的事实
白岩松：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别国，却缺少朋友。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
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
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
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白
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
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
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9月22号，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讲话时说，2009年底，中国免除了50个穷国的256亿元人民币债务。 温家宝还说：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 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 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 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 最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 家拨款1.26亿元……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 截至05年底，减免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 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 2010年4月，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2010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 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评论家夏小强在《如此国际主义为哪般？》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 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而XX却不顾民众的生活在用大把金钱买他国的欢心。 有不少网友指问：我国是发达国家了吗？中国有钱吗？有没有钱老百姓说了算。什么时候也可以减免一下自己国内穷人的债务呢？ 还有网友表示，看来政府还是不缺钱，以后捐款要审慎考虑了。 前几天，中石油给日本捐款3000万，昨天又向日本无偿提供3万吨汽油，真是大手笔！总价已经接近2个亿！日本人感叹了：真是一个不错的慈善家！可四川汶 川大地震看看中石油中石化做了什么？ 2005年和2006年，中石化分别获得国家财政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2008年中国石化公告称，公司获得财政补贴123亿元，其中49亿元计入公 司2007年补贴收入，74亿元计入2008年第一季度补贴收入。 2007年3月19日中石油昨宣布：去年盈利超1422亿元，再创历史最好水平，中石油在2005年以1333亿元的盈利首次超过汇丰成为亚洲最赚钱公 司。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 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月19日开始作为权重股计入上证综合指数和沪深300指数。16.7元的网上申购价，48.6 元的开盘价，上市开盘价几乎达到发行价的3倍，中石油A股的上市，让很多人体验到了幸福的一刻。然而乐极生悲，也正是由于中石油高价开盘套牢了数不清的普 通投资者。中石油、中石化，拿了那么多说不通的政府补贴，又圈了那么多股民的钱，外加“亚洲最赚钱的企业”的称号，可谓里子、面子全赚足了。国难当头，汶 川地震，中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倾举国之力，共渡难关之时，中石油、中石化，仅仅一家拿出1000万捐款。四川地震，全国人民的慷慨解囊，让世人 看到大灾之中的大爱，但中石油、中石化，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如今，一个曾经对我国犯过永远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受到灾害，死亡人数仅仅是中国汶川地震人数 的十分之一，你就连钱带油捐了两个亿！！！而让国内民众却在用世界上几乎最低的工资加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汽油！你们究竟还是不是中国人？这个企业究竟还是不 是中国人的企业？！难道日本人是你们的亲爹？要不你们为何做出如此对敌慈悲对友刁的荒唐事？！只能有一个词可以刻画你们的嘴脸——卖国贼！ 气愤！！！气愤！！！日本人地震后说我们中国不为它们捐款，居然还当场焚烧中国国旗。。。
我对天发誓 如果三个月没有1百万人转的话，这表示我们中国人真的是败给了中国人。让我们铭记这耻辱。国人请转发！
9月22号，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讲话时说，2009年底，中国免除了50个穷国的256亿元人民币债务。 温家宝还说：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 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 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 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 最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 家拨款1.26亿元……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 截至05年底，减免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 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 2010年4月，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2010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 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评论家夏小强在《如此国际主义为哪般？》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 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而XX却不顾民众的生活在用大把金钱买他国的欢心。 有不少网友指问：我国是发达国家了吗？中国有钱吗？有没有钱老百姓说了算。什么时候也可以减免一下自己国内穷人的债务呢？ 还有网友表示，看来政府还是不缺钱，以后捐款要审慎考虑了。 前几天，中石油给日本捐款3000万，昨天又向日本无偿提供3万吨汽油，真是大手笔！总价已经接近2个亿！日本人感叹了：真是一个不错的慈善家！可四川汶 川大地震看看中石油中石化做了什么？ 2005年和2006年，中石化分别获得国家财政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2008年中国石化公告称，公司获得财政补贴123亿元，其中49亿元计入公 司2007年补贴收入，74亿元计入2008年第一季度补贴收入。 2007年3月19日中石油昨宣布：去年盈利超1422亿元，再创历史最好水平，中石油在2005年以1333亿元的盈利首次超过汇丰成为亚洲最赚钱公 司。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 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月19日开始作为权重股计入上证综合指数和沪深300指数。16.7元的网上申购价，48.6 元的开盘价，上市开盘价几乎达到发行价的3倍，中石油A股的上市，让很多人体验到了幸福的一刻。然而乐极生悲，也正是由于中石油高价开盘套牢了数不清的普 通投资者。中石油、中石化，拿了那么多说不通的政府补贴，又圈了那么多股民的钱，外加“亚洲最赚钱的企业”的称号，可谓里子、面子全赚足了。国难当头，汶 川地震，中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倾举国之力，共渡难关之时，中石油、中石化，仅仅一家拿出1000万捐款。四川地震，全国人民的慷慨解囊，让世人 看到大灾之中的大爱，但中石油、中石化，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如今，一个曾经对我国犯过永远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受到灾害，死亡人数仅仅是中国汶川地震人数 的十分之一，你就连钱带油捐了两个亿！！！而让国内民众却在用世界上几乎最低的工资加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汽油！你们究竟还是不是中国人？这个企业究竟还是不 是中国人的企业？！难道日本人是你们的亲爹？要不你们为何做出如此对敌慈悲对友刁的荒唐事？！只能有一个词可以刻画你们的嘴脸——卖国贼！ 气愤！！！气愤！！！日本人地震后说我们中国不为它们捐款，居然还当场焚烧中国国旗。。。
我对天发誓 如果三个月没有1百万人转的话，这表示我们中国人真的是败给了中国人。让我们铭记这耻辱。国人请转发！
记念六四，勿忘“共和国卫士”
一年一度六四周年。年年天安门广场戒烟，禁火，岁岁香港与海外华人记念，烛光如柱。今年俺读到了一篇不同以往的文字，是万维“望那儿一汪”博主的好文：《那年“六四”俺在北京》。
作者用平实的语言，记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外地人碰巧在北京经历六四的经历：教师学生自发和平的聚会抗议，秘密警察跟踪盯梢，他们这样的外地进修人员莫名其妙的被搬离，京城的诡异氛围，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弹洞，烧焦的树木，以及被水冲洗后的天安门广场残留的清晰的坦克履带印痕…..
作者这样的外地平民视角，平实记录精炼记述，能够让五年级小学生都能体会什么是历史真相，能够让世界都能感受感知中国当年的社会历史场景，能够了解什么叫“六四”，能够把袁木李鹏等一杆子人和整个的中国共产党钉上历史耻辱柱！
在那篇博文里，俺还读到一个很不寻常的跟帖
作者：过路人不平 留言时间：2012-06-03
同样是人，那些被暴徒烧死的军人，右派们选择性地忘记？鄙视你们！
这位留言的“过路人”跟“望那儿一汪”博主这位路过京城的外地人不同。此君如果不是京城良民，也是胆子特大的那种胡同串子，大胆到在暴乱现场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战士被暴徒烧死的惨景。
这位“过路人”既然路过亲眼见到这样的惨景，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不平与愤怒，俺绝对理解，而且俺非常敬佩他的男儿血性。俺还隐约记得，党中央曾经证实了这位“过路人”的见证，专门有录像带记录六四平暴献身的解放军战士，尸体被烧焦还吊挂在马路护栏上，其状惨不忍睹。中国大使馆还把这样的录像带送到世界各地中国留学生会，动员（无法组织）大家免费观看，还有茶点招待。这些牺牲的解放军战士，被命名为“共和国卫士”。望那儿一汪博主和俺都同意，记念六四，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都是中国人，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说不定是同乡同村同学甚至穿开裆裤一起的玩伴。
诡异的是，这些共和国卫士哪里去了？俺在百度上想找到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以及他们壮丽牺牲的照片和录像，以及有关方面记念悼念学习宣传他们的文字，如今全没门。
俺只好借助不听中宣部指示的谷歌，零碎地找到一些记述。
六四之后，中共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希同等领导人当即评选表彰了10名共和国卫士，并召见了他们的亲属，同时传出有个别亲属当场拒绝了屠杀学生民众而获得的“共和国卫士”称号。
人民出版社还迫不及待地出版了《共和国卫士》一书。1989年10月之后，这些书籍就绝迹。有新华书店的人透露，接中央指令，所有包括《共和国卫士》在内的宣传六四平暴的书籍，全部封存并尽力回收，大包成捆送到废纸厂做成纸浆。自从1990年起，任何官方出版物，从军队报刊到各种党报书刊，还包括中国境内的互联网，都不见任何记念宣传这批《共和国卫士》的只字片语。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和解放军报在每年隆重庆祝八一建军节时，再也看不到1989年六四所谓镇暴活动的任何讯息了。那些“共和国卫士”，牺牲的不准被提及记念，活着的没有一个以此殊荣上过任何媒体，无论是平面还是立体。没有人捕捉到任何一个这样“卫士”挂着勋章上街开会或者其他出场的镜头，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位在后来的升迁求职就业中的履历中有提及这样光荣称号显著功勋的。
如果1989年六四镇暴有一丝一毫的正义与正确性，中共决不会对在六四惨遭“无畏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进行销声匿迹处理。由此我们肯定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也完全明白中共的前任给中共、中华民族带来的万恶无耻的罪行是多么的沉重。如果有人认为这些战士无愧烈士称号，那么对中共后来对他们这样销声匿迹的处理，就起码应该感到不齿与愤怒。
因此俺这里专门发表雌文，对“过路人”那样的血性男儿进行一番忠告：
六四之前，你们对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无所知，不能责怪你们。六四之后，看到中共宣传教育片里解放军士兵被烧死被吊在公路栏杆上的惨状镜头，你们怒火万丈，痛恨六四反革命暴徒，不但可以理解，俺还佩服你们的血性男儿气。跟解放区的共军战士看《白毛女》要举枪打死演黄世仁的演员一样，傻蛋是傻蛋，绝对可爱。
可是，你们如果一直有这股子男儿气，却一不见共产党为这些烈士立碑，号召军人与党员和群众向他们学习致敬，二不见共产党在这些烈士的牺牲周年进行任何纪念，甚至不允许包括你们在内的热血志士去纪念悼念他们，你们的男儿气哪儿去了？你们的男根哪儿去了？你们的头脑有没有连同自己的男根一起被化学阉割？你有没有种今年去天安门广场凭吊记念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而壮丽牺牲的解放军战士，或许那些战士里就有你的亲人同学好友？如果你因此而被国安逮捕，俺一定为你喊冤！你如果获得中央领导热情肯定接待，得到解放军官兵的支持爱戴，不管你对俺什么态度，也不管俺有多少同学亲人在六四中丧生，俺一定跟着你高呼“拥护党中央”！
对六四时在京城或者在海外的年龄可以进政治局了的大朋友们，在六四刚刚发生之后，你们看了党连带奉送午餐的录像带，象袁木那样信誓旦旦相信共产党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只有23个学生死于非命，可以理解。
在六四过去多年之后，你们相信邓小平不得已采用铁血政策，以图国家稳定发展，以几千甚至上万人头换取20年稳定，虽然你们残忍，但是还算有冷酷的思维智力。
可是，当看到被高调册封的六四“共和国卫士”被无情地销声匿迹，看到邓家子女出来撇清邓小平对六四开枪发令的责任，看到李鹏也把日记弄到香港出版，坚拒对自己六四丰功伟绩的奉承，连陈希同这位现场“总指挥”在大牢里至今虽还认定这是“平叛”，也承认六四杀人很多，但是却不敢领受勋章，否认自己为邓小平提供情报与建议，从江泽民接受华莱士采访到胡温习李，没有一个人至少在对外场合胆敢使用“平息暴乱”这样的当时邓小平李鹏袁木的标准党语，甚至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关心慰问记念一下活着与死去的“共和国卫士”，你们问问自己的脚趾头，“六四”是什么？
是延安窑洞抗战？
是继辽沈平津淮海渡江战役之后共产党的又一伟大胜利战役？
是继反右大跃进文革之后的又一丰功伟绩？
是中印边界珍宝岛西沙之战和对越战争之后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又一光辉战例？
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抗击八国联军？
那些牺牲的和被册封的“共和国卫士”在同谁作战？
他们英勇杀戮的是什么样的敌人？
是什么样的敌人让他们惨死于首都天安门金水桥畔？
他们献出生命保卫的是谁是什么？他们的勋章现在得到谁的承认？
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现在能够公开亮出他们的勋章来吗？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如今不幸失业，或者家境困难，把那些个勋章在北京地摊上出卖，你们能够想象他们会得到什么回应报偿吗？
你们如果回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问自己的脚趾头，可不可以现在去问问胡温习李？
（因为中共把这些“共和国卫士”消灭了，俺找不到照片或者视频。即使找到，俺也不会上传。敬请能者帮助，如果有这些卫士的生死照片消息，张贴出来，记住生者悼念死者）
阿妞不牛
作者用平实的语言，记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外地人碰巧在北京经历六四的经历：教师学生自发和平的聚会抗议，秘密警察跟踪盯梢，他们这样的外地进修人员莫名其妙的被搬离，京城的诡异氛围，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弹洞，烧焦的树木，以及被水冲洗后的天安门广场残留的清晰的坦克履带印痕…..
作者这样的外地平民视角，平实记录精炼记述，能够让五年级小学生都能体会什么是历史真相，能够让世界都能感受感知中国当年的社会历史场景，能够了解什么叫“六四”，能够把袁木李鹏等一杆子人和整个的中国共产党钉上历史耻辱柱！
在那篇博文里，俺还读到一个很不寻常的跟帖
作者：过路人不平 留言时间：2012-06-03
同样是人，那些被暴徒烧死的军人，右派们选择性地忘记？鄙视你们！
这位留言的“过路人”跟“望那儿一汪”博主这位路过京城的外地人不同。此君如果不是京城良民，也是胆子特大的那种胡同串子，大胆到在暴乱现场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战士被暴徒烧死的惨景。
这位“过路人”既然路过亲眼见到这样的惨景，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不平与愤怒，俺绝对理解，而且俺非常敬佩他的男儿血性。俺还隐约记得，党中央曾经证实了这位“过路人”的见证，专门有录像带记录六四平暴献身的解放军战士，尸体被烧焦还吊挂在马路护栏上，其状惨不忍睹。中国大使馆还把这样的录像带送到世界各地中国留学生会，动员（无法组织）大家免费观看，还有茶点招待。这些牺牲的解放军战士，被命名为“共和国卫士”。望那儿一汪博主和俺都同意，记念六四，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都是中国人，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说不定是同乡同村同学甚至穿开裆裤一起的玩伴。
诡异的是，这些共和国卫士哪里去了？俺在百度上想找到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以及他们壮丽牺牲的照片和录像，以及有关方面记念悼念学习宣传他们的文字，如今全没门。
俺只好借助不听中宣部指示的谷歌，零碎地找到一些记述。
六四之后，中共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希同等领导人当即评选表彰了10名共和国卫士，并召见了他们的亲属，同时传出有个别亲属当场拒绝了屠杀学生民众而获得的“共和国卫士”称号。
人民出版社还迫不及待地出版了《共和国卫士》一书。1989年10月之后，这些书籍就绝迹。有新华书店的人透露，接中央指令，所有包括《共和国卫士》在内的宣传六四平暴的书籍，全部封存并尽力回收，大包成捆送到废纸厂做成纸浆。自从1990年起，任何官方出版物，从军队报刊到各种党报书刊，还包括中国境内的互联网，都不见任何记念宣传这批《共和国卫士》的只字片语。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和解放军报在每年隆重庆祝八一建军节时，再也看不到1989年六四所谓镇暴活动的任何讯息了。那些“共和国卫士”，牺牲的不准被提及记念，活着的没有一个以此殊荣上过任何媒体，无论是平面还是立体。没有人捕捉到任何一个这样“卫士”挂着勋章上街开会或者其他出场的镜头，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位在后来的升迁求职就业中的履历中有提及这样光荣称号显著功勋的。
如果1989年六四镇暴有一丝一毫的正义与正确性，中共决不会对在六四惨遭“无畏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进行销声匿迹处理。由此我们肯定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也完全明白中共的前任给中共、中华民族带来的万恶无耻的罪行是多么的沉重。如果有人认为这些战士无愧烈士称号，那么对中共后来对他们这样销声匿迹的处理，就起码应该感到不齿与愤怒。
因此俺这里专门发表雌文，对“过路人”那样的血性男儿进行一番忠告：
六四之前，你们对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无所知，不能责怪你们。六四之后，看到中共宣传教育片里解放军士兵被烧死被吊在公路栏杆上的惨状镜头，你们怒火万丈，痛恨六四反革命暴徒，不但可以理解，俺还佩服你们的血性男儿气。跟解放区的共军战士看《白毛女》要举枪打死演黄世仁的演员一样，傻蛋是傻蛋，绝对可爱。
可是，你们如果一直有这股子男儿气，却一不见共产党为这些烈士立碑，号召军人与党员和群众向他们学习致敬，二不见共产党在这些烈士的牺牲周年进行任何纪念，甚至不允许包括你们在内的热血志士去纪念悼念他们，你们的男儿气哪儿去了？你们的男根哪儿去了？你们的头脑有没有连同自己的男根一起被化学阉割？你有没有种今年去天安门广场凭吊记念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而壮丽牺牲的解放军战士，或许那些战士里就有你的亲人同学好友？如果你因此而被国安逮捕，俺一定为你喊冤！你如果获得中央领导热情肯定接待，得到解放军官兵的支持爱戴，不管你对俺什么态度，也不管俺有多少同学亲人在六四中丧生，俺一定跟着你高呼“拥护党中央”！
对六四时在京城或者在海外的年龄可以进政治局了的大朋友们，在六四刚刚发生之后，你们看了党连带奉送午餐的录像带，象袁木那样信誓旦旦相信共产党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只有23个学生死于非命，可以理解。
在六四过去多年之后，你们相信邓小平不得已采用铁血政策，以图国家稳定发展，以几千甚至上万人头换取20年稳定，虽然你们残忍，但是还算有冷酷的思维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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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延安窑洞抗战？
是继辽沈平津淮海渡江战役之后共产党的又一伟大胜利战役？
是继反右大跃进文革之后的又一丰功伟绩？
是中印边界珍宝岛西沙之战和对越战争之后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又一光辉战例？
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抗击八国联军？
那些牺牲的和被册封的“共和国卫士”在同谁作战？
他们英勇杀戮的是什么样的敌人？
是什么样的敌人让他们惨死于首都天安门金水桥畔？
他们献出生命保卫的是谁是什么？他们的勋章现在得到谁的承认？
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现在能够公开亮出他们的勋章来吗？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如今不幸失业，或者家境困难，把那些个勋章在北京地摊上出卖，你们能够想象他们会得到什么回应报偿吗？
你们如果回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问自己的脚趾头，可不可以现在去问问胡温习李？
（因为中共把这些“共和国卫士”消灭了，俺找不到照片或者视频。即使找到，俺也不会上传。敬请能者帮助，如果有这些卫士的生死照片消息，张贴出来，记住生者悼念死者）
阿妞不牛
环保部：望别国停止发布中国空气质量信息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外国驻华使领馆开展对我国PM2.5监测并且发布数据，做在技术上既不符合国际 通行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的要求，既不严谨，也不规范。希望个别驻华领事馆尊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信息。
不合法也不合规
吴晓青说，从法律上讲，中国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外交人员有义务尊重接受国法律法规，不能干涉接受国内政。”吴晓青说，中国空气质量监测及发布，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属政府的公共权力，个别国家驻华领事馆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并从互联网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既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 系公约的精神，也违反了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吴晓青表示，从技术上讲，空气质量的监测，应该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这涉及到监测点位的布设、监测人员的资质、分析方法的选择以及监测设备选型等多种因素，并采取严格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才能保证监测结果科学和准确，包括国外的同行们也都知道这个要求的。
首先，用一个点位的监测数据对一个区域的空气质量进行评价是不科学的，所监测的数据不代表那个城市整体空气质量水平。“这一点，我们跟使领馆进行沟通，他们也是承认的。”
例如，美国现有PM2.5监测点位1000个，法国700个，英国400个。再例如，美国纽约城市监测点位20个，巴黎18个，伦敦31个，他们用这些城市点位群组成监测网络，来完整发布城市空气质量日均值和年均值。
其次，用日均值来评价这个点一小时的状况，不符合国际通行监测技术规范，更不能反映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
评价标准不同
吴晓青说，从标准上看，今年年初我们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空气质量指导值，制定了我们的空气质量标准。这个标准既考虑了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又初步与国际进行了接轨，这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一个标准。
吴晓青介绍说，世界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关于PM2.5的标准也是逐步提高的。比如美国1997年发布PM2.5Ⅱ级标准的时候，制定的是65 微克/立方米。事隔10年，2006年修改这个标准的时候，才到35微克/立方米。因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修订要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紧密相连，而中 国现在发布的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其中PM2.5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是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决定的。
“大家可能注意到，北京、上海发布的PM2.5监测数据，与个别领事馆发布的监测数据日均值是基本一致的，但评价结果相差很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用 本国的空气质量标准来评价我国的空气质量，这是明显不合理的。”吴晓青说，其他国家用35微克/立方米的日均值来评价，而中国是用75微克/立方米的日均 值来评价，所以结果可以显见。
环保部门将加大信息发布力度
吴晓青也表示，从环境质量监测信息的发布上看，环保部门还要进一步加大监测信息发布力度，“我们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将及时发布和公开环境质量监测 信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74个城市，所有国控监测点都将陆续发布空气质量监测信息，让公众及时了解监测信息情况。而且我们发布的监测信息和数据将更加完 整，更加全面，一次发布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PM10、PM2.5、一氧化碳共六项污染物指标的实时浓度值，并配以空气质量AQI指数，监测项目更 全、监测点位更多，更具有代表性。”
吴晓青表示，按照新标准的要求，我国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更加精准，也更加规范，完全能够满足公众以及各国驻华机构和人员对环境质量信息的需求。所 以我们希望个别驻华领事馆尊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信息。(中新网能源频道根据网络直播整理报道)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外国驻华使领馆开展对我国PM2.5监测并且发布数据，做在技术上既不符合国际 通行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的要求，既不严谨，也不规范。希望个别驻华领事馆尊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信息。
不合法也不合规
吴晓青说，从法律上讲，中国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外交人员有义务尊重接受国法律法规，不能干涉接受国内政。”吴晓青说，中国空气质量监测及发布，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属政府的公共权力，个别国家驻华领事馆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并从互联网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既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 系公约的精神，也违反了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吴晓青表示，从技术上讲，空气质量的监测，应该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这涉及到监测点位的布设、监测人员的资质、分析方法的选择以及监测设备选型等多种因素，并采取严格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才能保证监测结果科学和准确，包括国外的同行们也都知道这个要求的。
首先，用一个点位的监测数据对一个区域的空气质量进行评价是不科学的，所监测的数据不代表那个城市整体空气质量水平。“这一点，我们跟使领馆进行沟通，他们也是承认的。”
例如，美国现有PM2.5监测点位1000个，法国700个，英国400个。再例如，美国纽约城市监测点位20个，巴黎18个，伦敦31个，他们用这些城市点位群组成监测网络，来完整发布城市空气质量日均值和年均值。
其次，用日均值来评价这个点一小时的状况，不符合国际通行监测技术规范，更不能反映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
评价标准不同
吴晓青说，从标准上看，今年年初我们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空气质量指导值，制定了我们的空气质量标准。这个标准既考虑了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又初步与国际进行了接轨，这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一个标准。
吴晓青介绍说，世界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关于PM2.5的标准也是逐步提高的。比如美国1997年发布PM2.5Ⅱ级标准的时候，制定的是65 微克/立方米。事隔10年，2006年修改这个标准的时候，才到35微克/立方米。因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修订要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紧密相连，而中 国现在发布的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其中PM2.5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是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决定的。
“大家可能注意到，北京、上海发布的PM2.5监测数据，与个别领事馆发布的监测数据日均值是基本一致的，但评价结果相差很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用 本国的空气质量标准来评价我国的空气质量，这是明显不合理的。”吴晓青说，其他国家用35微克/立方米的日均值来评价，而中国是用75微克/立方米的日均 值来评价，所以结果可以显见。
环保部门将加大信息发布力度
吴晓青也表示，从环境质量监测信息的发布上看，环保部门还要进一步加大监测信息发布力度，“我们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将及时发布和公开环境质量监测 信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74个城市，所有国控监测点都将陆续发布空气质量监测信息，让公众及时了解监测信息情况。而且我们发布的监测信息和数据将更加完 整，更加全面，一次发布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PM10、PM2.5、一氧化碳共六项污染物指标的实时浓度值，并配以空气质量AQI指数，监测项目更 全、监测点位更多，更具有代表性。”
吴晓青表示，按照新标准的要求，我国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更加精准，也更加规范，完全能够满足公众以及各国驻华机构和人员对环境质量信息的需求。所 以我们希望个别驻华领事馆尊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信息。(中新网能源频道根据网络直播整理报道)
专家预测二季度GDP增速急剧下降 低于预定目标
来源: 中国经济网
根据已公布的我国今年1月份到4月份的经济数据和5月份的相关信息，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康等专家预计，今年第二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可能仅为7.0%，低于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定目标。
从产业增长情况来看，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农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约4.4%左右。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夏粮将有较大幅度增产，产量为 2630亿斤左右，即13150万吨，比去年增加102亿斤左右，增长约4.0%。预测早稻产量为675亿斤左右，即3375万吨，比去年增加20亿斤左 右，增长约3.1%。
预计第二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7.4%，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今年4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快速下降，4 月份增速为9.3%，比去年4月份下降4.1个百分点。考虑到政府正在采取多项维稳措施，预计6月份增速略有回升，第二季度增速可能达到10%。
预计第二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仅为7.0%，整个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快速回落。如不采取重大而有力的综合措施，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预定目标有达不到的可能性。
根据已公布的我国今年1月份到4月份的经济数据和5月份的相关信息，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康等专家预计，今年第二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可能仅为7.0%，低于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定目标。
从产业增长情况来看，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农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约4.4%左右。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夏粮将有较大幅度增产，产量为 2630亿斤左右，即13150万吨，比去年增加102亿斤左右，增长约4.0%。预测早稻产量为675亿斤左右，即3375万吨，比去年增加20亿斤左 右，增长约3.1%。
预计第二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7.4%，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今年4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快速下降，4 月份增速为9.3%，比去年4月份下降4.1个百分点。考虑到政府正在采取多项维稳措施，预计6月份增速略有回升，第二季度增速可能达到10%。
预计第二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仅为7.0%，整个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快速回落。如不采取重大而有力的综合措施，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预定目标有达不到的可能性。
彭涛：“平反六四”究竟能靠谁？
今天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如同往年，在六月四日前后，世界各地华人和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人士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中共暴
政的声讨和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思。也如同往年，在纪念“六四”之际，海内外的维权、异议和民运人士们也再次向自己提出了一个至今未能完全回答的问题：如
何解决“六四”问题？问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为“六四”平反或正名到底得靠谁或靠什么？是靠北京的“开明派”？还是靠体制外反对派自身的力量和努力？
北京的“开明派”不可靠
据 报道，5月27和28日，在贵阳市，有民众连续两天公开悼念“六四运动”。当场，国保和公安都没有阻止、干涉和抓人。5月上旬，在山东济南，山东大学退休 教授孙文广也成功地组织了20多人聚会，纪念“六四”。5月29日，维权人士范燕琼与十多名上访者在福建南平市延平区法院拉起支持温家宝政改和“平反六 四”的横额，并在街上游行约两个小时。当时，在场保安人员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竟退走了。另据报道，“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访 民在北京也举办了纪念“六四”的演唱会，呼吁中共平反“六四”。
对此，一些分析人士把北京这种对民众纪念活动的空前容忍，视为中共开明派 意图对“六四”进行平反的一个信号。为了支持这一看法，他们还列举了如下的几个事例：一、近年来，温家宝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要为“八九民运”平 反，甚至提出应该“让六四人士回国”；二、不久前，互联网曾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没有再封杀“六四”等敏感词；三、陈希同出书为自己开脱其在“六四”问题上的 责任，这被看作是“中共高层知道六四问题不能再回避”和民心不可违的坦白；等等。外界不少人都把这些事例看作是北京高层即将为“六四”平反的征兆。六月一 日，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甚至还表示，“他个人对六四在短期得到平反持乐观态度，有可能今年就能做到”。
但是，近日却又传出了一些负面的消 息。据报道，参加贵州纪念“六四”活动的发起人糜崇标和李克珍夫妇已遭警方绑架和非法抄家。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杜和平也已遭到了当地国保的非法监控。据该 研讨会成员吴玉琴透露，“目前已有大量维权人士遭到警方不同程度的打压，有的甚至被抄家，至今下落不明”，就连一些没有参与这次“六四”纪念活动的成员也 被警方监视居住。另据报道，六四前夕，天安门广场附近气氛紧张，广场上出现了很多警察、便衣和武警。他们四处巡逻，对行人搜身搜包，“甚至强行带走”。这 些负面消息却给人们对北京近期平反六四的“热切期望”泼上了一桶冰凉的水，又让人们再次体验到了中共“六四”期间惯用的“维稳”措施。看来，近期内，北京 可能“平反六四”的说法，也只能算是外界的一厢情愿罢了。
要想 “平反六四”或解决“六四问题”，民主力量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北京高层身上，因为：一、中共高层不止一个中央，各个中央在“六四”和政改等问题上至今没有达 成共识；二、中共党内“开明派”不能独揽大权和完全做到令行禁止，即使温家宝想“平反六四”也力不从心；三、中共“开明派”未能、未敢或还不愿意跟民间的 自由力量直接联手或公开结成联盟，朝野开明和自由力量之间还没有互动互信的可能和基础。也就是说，在近期解决“六四”问题上，北京的“开明派”还缺乏实 力、诚意和行动等“资源”，还没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这个问题。
体制外草根运作应是主导
要解 决“六四问题”，还得靠体制外反对派力量自己。正如长期的斗争经验告诉人们的那样，中国大陆现在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和起来向中共要权利和讨公道， 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和上访百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关心和重视，之所以中共高层“开明派”逐渐地向民意倾斜和时表其政改之意，这些就是因为海内外人 权、异议、民运和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士或团体，二十多年来不遗余力和坚持不解地工作与努力的结果。平反六四一直是中国反对派和民间诉求和关心的事，而 不是北京所关心的事。中共除了打压“平反六四”的声音，就是努力让人们忘记“六四”。解决“六四”问题，怎么能寄希望于中共高层呢？要想让北京“平反六 四”，就只有一个办法：给它施压，施压，再施压，以持续的高压促其生变。靠祈求或期望，北京是不会动容的。跟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样，解决“六四问题” 得走从下到上的路，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政治变革只能从民间开始，只能从草根做起。否者，就会永远成为泡沫。
信息和人权捍卫战是最切实的方略
对 体制外的反对派力量来说，最实际、最有效和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实事，就是跟北京打一场长期的信息和维权攻坚战。控制信息、制造谣言和掌控唯一的解释权和话语 权，是中共成功地统治和愚弄人民的最有力与最有效的利器和法宝。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公理就是，谁掌控了舆论和话语权，谁就能“得人心”和得天下，谁就 是统治者。反之，则将沦为阶下囚。
因此，打破中共对信息和资讯的封锁，传播真实的消息和民主、自由及人权的理念，便是在野的反对派动摇中 共政权和逼其变革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手段。而要更有效和更迅速地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各种网络通讯技术。尽管现在中国政府对大 陆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花样也越来越多，堪称世界第一，但是在这个领域，可能性是无穷尽的，各种反制和反控措施防不胜防，网民最终总会找到一些方法去对 付官方的。所以，在支持和协助大陆网民翻墙获得资讯等方面，体制外力量是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和用武之地的。目前，很多大陆网民都是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到外界和 中国内部的讯息的。譬如，发起“在京访民纪念‘六四’二十三周年演唱会”的聂丽娜女士在谈到她为什么参加纪念“六四”时就说：“原来我对‘六四’的真相不 清楚，到北京上访之后，我通过网络才知道真相”。另外，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各种途径，对受迫害的维权人士和民众的关心、声援和支持亦是削弱中共统治合法性和 减少其民意支持度的有效措施。如近期的陈光诚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民间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地逃脱中共的监控和出走美国，是在道义、法理和国际声誉上 对北京政权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挫伤。而在这件事上，海内外各反对派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解决“六四平反”问题，不能指望北京高层开恩，只能靠民间反对派力量自身的推动。这是历史和经验的告诫。
“六四”终会平反！“同志”仍需努力！
彭涛
北京的“开明派”不可靠
据 报道，5月27和28日，在贵阳市，有民众连续两天公开悼念“六四运动”。当场，国保和公安都没有阻止、干涉和抓人。5月上旬，在山东济南，山东大学退休 教授孙文广也成功地组织了20多人聚会，纪念“六四”。5月29日，维权人士范燕琼与十多名上访者在福建南平市延平区法院拉起支持温家宝政改和“平反六 四”的横额，并在街上游行约两个小时。当时，在场保安人员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竟退走了。另据报道，“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访 民在北京也举办了纪念“六四”的演唱会，呼吁中共平反“六四”。
对此，一些分析人士把北京这种对民众纪念活动的空前容忍，视为中共开明派 意图对“六四”进行平反的一个信号。为了支持这一看法，他们还列举了如下的几个事例：一、近年来，温家宝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要为“八九民运”平 反，甚至提出应该“让六四人士回国”；二、不久前，互联网曾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没有再封杀“六四”等敏感词；三、陈希同出书为自己开脱其在“六四”问题上的 责任，这被看作是“中共高层知道六四问题不能再回避”和民心不可违的坦白；等等。外界不少人都把这些事例看作是北京高层即将为“六四”平反的征兆。六月一 日，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甚至还表示，“他个人对六四在短期得到平反持乐观态度，有可能今年就能做到”。
但是，近日却又传出了一些负面的消 息。据报道，参加贵州纪念“六四”活动的发起人糜崇标和李克珍夫妇已遭警方绑架和非法抄家。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杜和平也已遭到了当地国保的非法监控。据该 研讨会成员吴玉琴透露，“目前已有大量维权人士遭到警方不同程度的打压，有的甚至被抄家，至今下落不明”，就连一些没有参与这次“六四”纪念活动的成员也 被警方监视居住。另据报道，六四前夕，天安门广场附近气氛紧张，广场上出现了很多警察、便衣和武警。他们四处巡逻，对行人搜身搜包，“甚至强行带走”。这 些负面消息却给人们对北京近期平反六四的“热切期望”泼上了一桶冰凉的水，又让人们再次体验到了中共“六四”期间惯用的“维稳”措施。看来，近期内，北京 可能“平反六四”的说法，也只能算是外界的一厢情愿罢了。
要想 “平反六四”或解决“六四问题”，民主力量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北京高层身上，因为：一、中共高层不止一个中央，各个中央在“六四”和政改等问题上至今没有达 成共识；二、中共党内“开明派”不能独揽大权和完全做到令行禁止，即使温家宝想“平反六四”也力不从心；三、中共“开明派”未能、未敢或还不愿意跟民间的 自由力量直接联手或公开结成联盟，朝野开明和自由力量之间还没有互动互信的可能和基础。也就是说，在近期解决“六四”问题上，北京的“开明派”还缺乏实 力、诚意和行动等“资源”，还没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这个问题。
体制外草根运作应是主导
要解 决“六四问题”，还得靠体制外反对派力量自己。正如长期的斗争经验告诉人们的那样，中国大陆现在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和起来向中共要权利和讨公道， 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和上访百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关心和重视，之所以中共高层“开明派”逐渐地向民意倾斜和时表其政改之意，这些就是因为海内外人 权、异议、民运和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士或团体，二十多年来不遗余力和坚持不解地工作与努力的结果。平反六四一直是中国反对派和民间诉求和关心的事，而 不是北京所关心的事。中共除了打压“平反六四”的声音，就是努力让人们忘记“六四”。解决“六四”问题，怎么能寄希望于中共高层呢？要想让北京“平反六 四”，就只有一个办法：给它施压，施压，再施压，以持续的高压促其生变。靠祈求或期望，北京是不会动容的。跟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样，解决“六四问题” 得走从下到上的路，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政治变革只能从民间开始，只能从草根做起。否者，就会永远成为泡沫。
信息和人权捍卫战是最切实的方略
对 体制外的反对派力量来说，最实际、最有效和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实事，就是跟北京打一场长期的信息和维权攻坚战。控制信息、制造谣言和掌控唯一的解释权和话语 权，是中共成功地统治和愚弄人民的最有力与最有效的利器和法宝。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公理就是，谁掌控了舆论和话语权，谁就能“得人心”和得天下，谁就 是统治者。反之，则将沦为阶下囚。
因此，打破中共对信息和资讯的封锁，传播真实的消息和民主、自由及人权的理念，便是在野的反对派动摇中 共政权和逼其变革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手段。而要更有效和更迅速地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各种网络通讯技术。尽管现在中国政府对大 陆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花样也越来越多，堪称世界第一，但是在这个领域，可能性是无穷尽的，各种反制和反控措施防不胜防，网民最终总会找到一些方法去对 付官方的。所以，在支持和协助大陆网民翻墙获得资讯等方面，体制外力量是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和用武之地的。目前，很多大陆网民都是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到外界和 中国内部的讯息的。譬如，发起“在京访民纪念‘六四’二十三周年演唱会”的聂丽娜女士在谈到她为什么参加纪念“六四”时就说：“原来我对‘六四’的真相不 清楚，到北京上访之后，我通过网络才知道真相”。另外，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各种途径，对受迫害的维权人士和民众的关心、声援和支持亦是削弱中共统治合法性和 减少其民意支持度的有效措施。如近期的陈光诚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民间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地逃脱中共的监控和出走美国，是在道义、法理和国际声誉上 对北京政权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挫伤。而在这件事上，海内外各反对派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解决“六四平反”问题，不能指望北京高层开恩，只能靠民间反对派力量自身的推动。这是历史和经验的告诫。
“六四”终会平反！“同志”仍需努力！
彭涛
百姓正用鮮血撰寫中國春秋
那一個夏季的六月四日，天安門城樓下槍林彈雨，殘暴地鎮壓了一場愛國運動。悠悠歲月二十三載，擋在坦克車前的那捨身青年，被捕入獄的那大批同胞，中彈倒下的那優秀兒女，而今安在與可曾安息？年年的六四，人們都有無限的懷念，更有滿腔的悲憤──那是一筆萬代也要討還的血債！
「天安門母親」群體，就為討個公道堅持了長達二十三年的抗爭；全國各地，也都有人堅持不懈的在紀念六四，今年，貴州、福建有人就為六四而上街舉行悼念活動；在香港，更是每年六四都舉起平反大旗，為之拼爭不息。
與中共抗衡，當然艱辛！眺望前頭，還盡是荊天棘地，走來仍是步步險惡。不過，中國百姓是鐵定了將這條路走下去！
環 顧當今情勢，與八九年時比較，是更壞，更爛，更臭！中共橫行腐敗，已至不可救藥地步，而民間百姓，卻是苦苦掙扎，生不如死。薄熙來有八十億元存在海外銀 行，其子薄瓜瓜遊學英、美，大媾洋妞，而在農村貧困地區，一半學生每天吃不上三頓飯，三分之一學生一個月內都吃不到肉，也難吃上菜，不少人只用辣椒醬、鹽 拌飯吃，甚者竟是失學、連飯也吃不上。這，就預備了某種更大的爆發。
浙江仙降鎮一個青年楊志，只因討一千元欠薪就被打死；百姓之死，在中共來說，都微不足道。可是，過了兩天，這青年的死，卻引發上萬百姓到鎮政府抗議，討說法，要求懲辦兇手。這，就闡述了一種覺醒。
幾十年來，中國百姓死在中共苛政以及槍口之下的，幾近億數。特製的大饑荒，就死了約五千萬人。但是，百姓也從來都不好欺負，總是起而做各種各樣的對抗，連綿不斷，不休不止。六四的血與爭，正是當中最為慘烈、也最為壯觀的一樁。等等，更大的風暴，當還在後頭！
中國百姓不會容忍中共的暴行；中國百姓正用鮮血撰寫中國春秋！
王先強
自由撰稿人
香港 蘋果日報
「天安門母親」群體，就為討個公道堅持了長達二十三年的抗爭；全國各地，也都有人堅持不懈的在紀念六四，今年，貴州、福建有人就為六四而上街舉行悼念活動；在香港，更是每年六四都舉起平反大旗，為之拼爭不息。
與中共抗衡，當然艱辛！眺望前頭，還盡是荊天棘地，走來仍是步步險惡。不過，中國百姓是鐵定了將這條路走下去！
環 顧當今情勢，與八九年時比較，是更壞，更爛，更臭！中共橫行腐敗，已至不可救藥地步，而民間百姓，卻是苦苦掙扎，生不如死。薄熙來有八十億元存在海外銀 行，其子薄瓜瓜遊學英、美，大媾洋妞，而在農村貧困地區，一半學生每天吃不上三頓飯，三分之一學生一個月內都吃不到肉，也難吃上菜，不少人只用辣椒醬、鹽 拌飯吃，甚者竟是失學、連飯也吃不上。這，就預備了某種更大的爆發。
浙江仙降鎮一個青年楊志，只因討一千元欠薪就被打死；百姓之死，在中共來說，都微不足道。可是，過了兩天，這青年的死，卻引發上萬百姓到鎮政府抗議，討說法，要求懲辦兇手。這，就闡述了一種覺醒。
幾十年來，中國百姓死在中共苛政以及槍口之下的，幾近億數。特製的大饑荒，就死了約五千萬人。但是，百姓也從來都不好欺負，總是起而做各種各樣的對抗，連綿不斷，不休不止。六四的血與爭，正是當中最為慘烈、也最為壯觀的一樁。等等，更大的風暴，當還在後頭！
中國百姓不會容忍中共的暴行；中國百姓正用鮮血撰寫中國春秋！
王先強
自由撰稿人
香港 蘋果日報
未受薄案影响 刘源张海阳重新活跃
【多维新闻】薄熙来事件后，外界盛传曾受到薄案牵连的两位解放军上将刘源和张海阳近日再度活跃，显示他们二人未受薄案牵连，负面传言不实。
刘源两周内两次亮相
薄熙来4月10日夜被宣布“双停”后，英美知名媒体不断刊发“独家”消息指，解放军两位高级将领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受到薄案牵连。《华尔街日报》5月17日报道援引“听取过薄案吹风的政府官员、外交人士和军事官员”说，因与薄熙来关系密切，刘源和张海阳接受讯问。
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资料图）。
不过，就在上述美国知名报纸发布独家消息的3天前（5月14日），刘源曾赴河北视察，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和省长张庆伟双双出面“迎接”，显示其未受冷落。《河北日报》报道，5月14日下午，张庆黎张庆伟在石家庄会见了前往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调研的刘源上将一行。5月15日上午，刘源、张庆黎一同到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调研。
报道还透露，总后的领导包括财务部部长孙黄田、卫生部张雁灵等一同调研。而河北方面，除书记省长外，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史鲁泽，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省军区政委李光聚等常委级别党政军官员也均到场。
两周之后，刘源再次公开亮相官方媒体。人民网报道，5月27日，中国包装联合会、世界包装组织亚洲包装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世界包装产业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实施方案汇报（论证）会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总后政委刘源等共60多人出席会议。
张海阳负面传闻后官方及时辟谣
薄熙来被“双停”的消息是4月10日夜间由新华社发布，此后中国官方舆论不断宣传各地对中央处理薄熙来的决定“表忠”。二炮政治部主任殷海龙4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拥护中央处理薄熙来的文章，因58岁的殷方龙是政委张海阳上将的直接下属，加上有传言指张海阳卷入“薄案”，海外媒体据此判断“张确实出事”。
解放军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上将（资料图）。
不过，在传言未广泛传播之际，官方新华社4月15日即发布消息辟谣。新华社称，应芬兰、匈牙利国防部邀请，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上将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一行10人于4月15日离京赴上述两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回国后，张海阳也逐渐活跃起来。国际在线报道，5月21日，硕士军官沈星烈士追悼活动图片展在二炮机关拉开序幕。二炮靖志远司令员、张海阳政委和在北京的二炮党委常委及机关干部观看展览。
两天后，人民网报道，5月23日下午，解放军报社第二炮兵分社成立暨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二炮司令员靖志远、政委张海阳出席仪式。此外，报道称，二炮邓天生副政委、政治部主任殷方龙，以及二炮机关四大部领导、二炮机关有关二级部领导等参加了揭牌仪式。
(宇文 撰稿)
刘源两周内两次亮相
薄熙来4月10日夜被宣布“双停”后，英美知名媒体不断刊发“独家”消息指，解放军两位高级将领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受到薄案牵连。《华尔街日报》5月17日报道援引“听取过薄案吹风的政府官员、外交人士和军事官员”说，因与薄熙来关系密切，刘源和张海阳接受讯问。
不过，就在上述美国知名报纸发布独家消息的3天前（5月14日），刘源曾赴河北视察，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和省长张庆伟双双出面“迎接”，显示其未受冷落。《河北日报》报道，5月14日下午，张庆黎张庆伟在石家庄会见了前往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调研的刘源上将一行。5月15日上午，刘源、张庆黎一同到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调研。
报道还透露，总后的领导包括财务部部长孙黄田、卫生部张雁灵等一同调研。而河北方面，除书记省长外，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史鲁泽，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省军区政委李光聚等常委级别党政军官员也均到场。
两周之后，刘源再次公开亮相官方媒体。人民网报道，5月27日，中国包装联合会、世界包装组织亚洲包装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世界包装产业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实施方案汇报（论证）会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总后政委刘源等共60多人出席会议。
张海阳负面传闻后官方及时辟谣
薄熙来被“双停”的消息是4月10日夜间由新华社发布，此后中国官方舆论不断宣传各地对中央处理薄熙来的决定“表忠”。二炮政治部主任殷海龙4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拥护中央处理薄熙来的文章，因58岁的殷方龙是政委张海阳上将的直接下属，加上有传言指张海阳卷入“薄案”，海外媒体据此判断“张确实出事”。
解放军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上将（资料图）。
不过，在传言未广泛传播之际，官方新华社4月15日即发布消息辟谣。新华社称，应芬兰、匈牙利国防部邀请，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上将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一行10人于4月15日离京赴上述两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回国后，张海阳也逐渐活跃起来。国际在线报道，5月21日，硕士军官沈星烈士追悼活动图片展在二炮机关拉开序幕。二炮靖志远司令员、张海阳政委和在北京的二炮党委常委及机关干部观看展览。
两天后，人民网报道，5月23日下午，解放军报社第二炮兵分社成立暨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二炮司令员靖志远、政委张海阳出席仪式。此外，报道称，二炮邓天生副政委、政治部主任殷方龙，以及二炮机关四大部领导、二炮机关有关二级部领导等参加了揭牌仪式。
(宇文 撰稿)
半官媒中通社再度罕见使用“六四”
【多维新闻】继报道民运学者方励之猝逝之后，中国内地半官方传媒中通社于6月4日晚10时半左右，再次罕见以约200字报道香港团体4日晚间以“六四”23周年为名，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晚会集会。
在报道中，中通社并没有提及主办者支联会的名称，只说香港有团体6月4日晚上8点20分至10点，以“六四”23周年为名，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式的集会，最高峰时约8.5万人。据警方透露，当日下午2点至晚上11点59分，香港警方在维园附近街道实施特别交通措施和人流管制，分阶段实行封路或改道措施，以维护集会活动秩序。
尽管中通社是在香港注册的媒体，言论尺度较宽，但是其内地半官方的身份让其报道大多带有官方色彩，明确使用“六四事件”一词，也是过去多年绝无仅有。而今年的报道，包括此次对香港维园纪念集会的报道，已是第二次使用“六四事件”。在此前4月8日中通社对于方励之猝逝进行了报道，明白写出“六四事件”，措辞口径出现明显变化。
(子清 编辑)
在报道中，中通社并没有提及主办者支联会的名称，只说香港有团体6月4日晚上8点20分至10点，以“六四”23周年为名，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式的集会，最高峰时约8.5万人。据警方透露，当日下午2点至晚上11点59分，香港警方在维园附近街道实施特别交通措施和人流管制，分阶段实行封路或改道措施，以维护集会活动秩序。
尽管中通社是在香港注册的媒体，言论尺度较宽，但是其内地半官方的身份让其报道大多带有官方色彩，明确使用“六四事件”一词，也是过去多年绝无仅有。而今年的报道，包括此次对香港维园纪念集会的报道，已是第二次使用“六四事件”。在此前4月8日中通社对于方励之猝逝进行了报道，明白写出“六四事件”，措辞口径出现明显变化。
(子清 编辑)
柴玲彻底变脸：原谅邓小平和解放军
【多维新闻】六四23周年，身在美国的前学运领袖柴玲发表公开信，表示原谅当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两年前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柴玲说，这种宽恕反主流文化及感情，但坚信“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
柴玲在公开信中表示，过去每当想到领导人以肉体消灭方式处理民运，会感到痛苦及愤怒，直到近年有宗教信仰才改变想法。
柴玲，“六四”期间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因一部《天安门》纪录片而受到特别关注。在六四离开中国后，赴美创办电脑公司Jenzabar.Inc并担任总裁至今。在公众印象中，柴玲被形容称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让学生流血的女人。这种印象来源于她在1989年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飞利浦•康宁汉（Philip Cunningham）采访时，称其觉得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并表示“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被外界解读为“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从而遭到广泛的批评。目前她已经加入基督教，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依然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在5月陈光诚离华赴美时她还亲赴机场进行迎接。
(佑安 编辑)
柴玲在公开信中表示，过去每当想到领导人以肉体消灭方式处理民运，会感到痛苦及愤怒，直到近年有宗教信仰才改变想法。
柴玲，“六四”期间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因一部《天安门》纪录片而受到特别关注。在六四离开中国后，赴美创办电脑公司Jenzabar.Inc并担任总裁至今。在公众印象中，柴玲被形容称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让学生流血的女人。这种印象来源于她在1989年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飞利浦•康宁汉（Philip Cunningham）采访时，称其觉得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并表示“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被外界解读为“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从而遭到广泛的批评。目前她已经加入基督教，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依然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在5月陈光诚离华赴美时她还亲赴机场进行迎接。
(佑安 编辑)
六四究竟死多少人？
「六四」廿三周年，美國呼籲中國公布當年死傷及被捕人數。這當然是狗吠火車，中共從來不曾在國際壓力下屈服過，更何況現在中國勢強，美國勢弱！
不過，撇開美國的「說三道四」，中共確實是該理性面對「六四」事件了。因為歷史只能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然後才有辦法放下它；逃避，不但永遠無法解決問題，還會使問題變大、變複雜。
「六四」剛落幕時，中共官方說法是「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則宣稱整起事件只死十三人，外界從此稱他「袁十三」。
由於光公開站出來的死難家屬都遠超此數，「袁十三」之說當然不攻自破。官方說法證實是謊言後，各方說法也就取得正當性。接著「六四」死亡人數就變成「等比級數」；數字越大，越是政治正確，反正又沒人否認。
最後，這「等比級數」衝到三萬多人；誰質疑，誰就「親共」。在此情境下，本集團總裁蔡衍明從沒說過「沒有大屠殺」，只不過說個「應該沒死那麼多人」，也就因此成為「政治不正確」。
其實，不管死多少人，都是悲劇，都是罪行。所以儘管中共辯稱「沒鎮壓，就沒現在的穩定、繁榮」，卻沒人敢「居功」。不管李鵬或陳希同，全把責任往鄧小平推。
既然如此，我們認為，鄧已過世，中共何妨公布所有「六四」的檔案，讓外界了解真相，否則道聽途說就會成為歷史。
台灣 中國時報
不過，撇開美國的「說三道四」，中共確實是該理性面對「六四」事件了。因為歷史只能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然後才有辦法放下它；逃避，不但永遠無法解決問題，還會使問題變大、變複雜。
「六四」剛落幕時，中共官方說法是「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則宣稱整起事件只死十三人，外界從此稱他「袁十三」。
由於光公開站出來的死難家屬都遠超此數，「袁十三」之說當然不攻自破。官方說法證實是謊言後，各方說法也就取得正當性。接著「六四」死亡人數就變成「等比級數」；數字越大，越是政治正確，反正又沒人否認。
最後，這「等比級數」衝到三萬多人；誰質疑，誰就「親共」。在此情境下，本集團總裁蔡衍明從沒說過「沒有大屠殺」，只不過說個「應該沒死那麼多人」，也就因此成為「政治不正確」。
其實，不管死多少人，都是悲劇，都是罪行。所以儘管中共辯稱「沒鎮壓，就沒現在的穩定、繁榮」，卻沒人敢「居功」。不管李鵬或陳希同，全把責任往鄧小平推。
既然如此，我們認為，鄧已過世，中共何妨公布所有「六四」的檔案，讓外界了解真相，否則道聽途說就會成為歷史。
台灣 中國時報
周舵﹕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十字路口
【明報專訊】“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談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周舵1989年時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今年3月「薄王事件」之後的北京城，瀰漫覑一股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的味道，一股政局不穩、人心惶惶，「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政治敏感的人們都預感將有大事發生，但會是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比較謹慎的人，也都認定至少未來5至10年，巨變不可避免。劉易斯拐點到來，經濟增長趨緩，全面腐敗侵蝕到社會每一個細胞，道德滑坡，社會潰敗，治理失效，貧富懸殊，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種政治主張不但互不相容並且日趨極端化，社會各界對執政黨施政混亂、不作為亂作為的不滿幾乎到達沸點，不論到哪裏，只聽見罵聲一片……一切舻象都指向一個方向：爆發。60%以上的精英階層「用腳投票」，急於往國外移民，就是一項最明確的「大變將至」的指標。
各界有識之士普遍認為：改革開放34年，執政黨現在已經走到了茫然失措、不知往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沒有方向，沒有路徑，沒有動力和魄力，沒有歷史責任感，沒有綱領，沒有理論指導，沒有起碼的共識，完全是一團亂麻。混一天算一天，不作為、平庸無能，這已經是最客氣的評價。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既包括民眾、也包括精英在內，紛紛對薄熙來的「敢作敢當」寄予厚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作為，隨波逐流，「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算哪裏」，「拖」字訣治國，明顯地混不下去了，勉強拖下去的話，拖到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一起爆發，那時再想改革，就什麼都來不及了。薄熙來的開歷史倒車，企圖復活毛澤東思想和「文革」那一套，更是死路一條。除了這兩條路，剩下的無非是，要麼漸進、有序、可控地改革，要麼「不會改，亂改」，漸進改革變成激進革命，有序變成無序、可控變成不可控，整個國家被破壞性巨大的洪水畄向不可知的方向。
我本人歷來主張走漸進、有序、可控的改革之路，為此多年來發表了許多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最近還在我的新浪微博（網名「舵爺第一」）上發表了一篇系統論述如何走通這條漸進改良之路的文章〈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全文近3萬字，僅摘要也有7000多字。許多朋友看後批評說，現在是速食文化時代，決策者不會看你這麼長的文章。其實想要簡單化也很容易，無非是兩大要點：對內抓住「憲政」，對外抓住「中美關係」，其他就都好辦了。
憲政，而非民主
政治體制不改不成，這已是當今朝野共識，但亂改還不如不改，卻相對而言被人忽視。民主化這道門不進不行，否則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就是另類、孤兒、野蠻人、邊緣人，就無法解除「中國威脅論」的眾多疑慮，但「民主化」或「政治現代化」不是好玩的，衡諸歷史，世界各國政治現代化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榜樣，德國和日本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道路，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激進革命模式，都是政治現代化災難性大失敗的鮮明例證。
誰成功了？英國、美國，和一切善於學習英美現代化模式的聰明人、聰明民族。
英美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憲政後民主」；或者說，「先自由後民主」、「先法治後民主」、「先人權後民主」，因為，憲政、法治、自由權利、人權保障，根本是一回事。而如果民主就是「普選制，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的話，如果民主就是民粹，就是多數人，特別是多數窮人不容置疑、不受約束的統治的話，民主卻有可能和憲政、法治、自由、人權保障矛盾衝突，甚至根本不相容。
仔細想想當今中國所有的嚴重問題，哪一樣不是源於憲政不上軌道，因此各級黨政官員濫用權力，要麼胡作為，要麼不作為所致？解決之道不是民主，是憲政，尤其是獨立司法，即公平正義的司法審判和強力執行。每年多達逾10萬起的群體事件，80％至90%是由於司法不公，司法不作為、亂作為；而這又是由於各級黨委大權獨攬，把黨、政、軍、警、立法、司法等等權力集於一身，不受監督約束，任意干預司法所致。
說得稍稍誇張一點，解決了司法公平正義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至少也是解決了一半多，而這是在一黨制之下，在沒有普選制的情下，也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之內解決的——雖然這種辦法不徹底、不理想，但風險小、可操作性大。
G2，而非多極世界
毛澤東的後半生昏招迭出，唯一可稱道處，是邀請尼克遜訪華，聯美反蘇，中國的國際地位頓時大變，一步登天，也給鄧小平主政之後推行親西方的改革開放預鋪了道路。太遺憾的是，中共除經濟理論之外的主流意識形態至今僵死不變，還是馬列主義反西方、反資本主義那一套。流毒所至，極端民族主義惡性膨脹，網絡上充斥覑昧於大勢，昏頭昏腦、不顧死活，自以為愛國、實則害國的非理性叫囂，與100多年前的義和團暴民，以及自命愛國清流，實則蠢得要死，禍國殃民的倭仁之流如出一轍。奧巴馬上台，原本對中國滿懷善意，頻頻向中共伸出橄欖枝，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提議和中國結成G2，中美共治天下。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中共主政者不但不接招，反而再三羞辱美國總統，背離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明智決策，跟隨軍內少壯強硬分子的叫囂起舞，公開提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但惹惱了美國，也讓南海周邊國家頓生敵意，致使中共20餘年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
讀一點軍事史，就應當知道，自古以來，自大、輕敵，衝動、不理智，是最大的敗亡之道。中國近10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搭上「全球化」的便車密不可分，而全球化這台車能跑起來，是靠「聯合國的合法性」加「美國的實力」這兩個輪子。美國霸權、霸道不假，經常自私自利還不承認也不假，但那不是平白無故從天而降的，是當年美國大兵和德意日法西斯血戰掙來的，是美國的硬實力加軟實力無人可以取代，被世界各國公認而推舉出來的，是美國給全世界提供了「國際秩序」這個極其重要的公共產品而合理合法得來的。
多年前讀過一篇文章，至今印象深刻。那作者說，歷史上凡是和老大叫板、和老大作對的老二，全都沒有好下場，全被老大幹掉；而凡是入伙、搭老大便車的老二，最終都成了老大。
我們可以看看一個案例，林彪和鄧小平。林彪叫板，被幹掉；鄧小平服軟，給老大猛檢討，寫肉麻之極的效忠信，最終成了老大，得以開創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中共軍中其實不乏智者，如劉精松上將就坦言，中國沒有要和美國叫板、想取代美國的意思，這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可不是嗎，搭便車，又不出錢出力，又得大實惠，哪有不搭之理？就讓傻老美去幹那些出力不討好，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蠢事，這有何不好，有何不對；哪點不好，哪點不對？
總括一句話：徹底告別馬列毛那一整套昏頭昏腦的極左意識形態，從中華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出發，緊緊抓住兩大關鍵——對內，緊抓憲政；對外，緊抓G2；中華振興、崛起，基本上可以說就是板上釘釘的事！
香港 明報
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資料照片）
周舵1989年時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今年3月「薄王事件」之後的北京城，瀰漫覑一股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的味道，一股政局不穩、人心惶惶，「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政治敏感的人們都預感將有大事發生，但會是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比較謹慎的人，也都認定至少未來5至10年，巨變不可避免。劉易斯拐點到來，經濟增長趨緩，全面腐敗侵蝕到社會每一個細胞，道德滑坡，社會潰敗，治理失效，貧富懸殊，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種政治主張不但互不相容並且日趨極端化，社會各界對執政黨施政混亂、不作為亂作為的不滿幾乎到達沸點，不論到哪裏，只聽見罵聲一片……一切舻象都指向一個方向：爆發。60%以上的精英階層「用腳投票」，急於往國外移民，就是一項最明確的「大變將至」的指標。
各界有識之士普遍認為：改革開放34年，執政黨現在已經走到了茫然失措、不知往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沒有方向，沒有路徑，沒有動力和魄力，沒有歷史責任感，沒有綱領，沒有理論指導，沒有起碼的共識，完全是一團亂麻。混一天算一天，不作為、平庸無能，這已經是最客氣的評價。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既包括民眾、也包括精英在內，紛紛對薄熙來的「敢作敢當」寄予厚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作為，隨波逐流，「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算哪裏」，「拖」字訣治國，明顯地混不下去了，勉強拖下去的話，拖到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一起爆發，那時再想改革，就什麼都來不及了。薄熙來的開歷史倒車，企圖復活毛澤東思想和「文革」那一套，更是死路一條。除了這兩條路，剩下的無非是，要麼漸進、有序、可控地改革，要麼「不會改，亂改」，漸進改革變成激進革命，有序變成無序、可控變成不可控，整個國家被破壞性巨大的洪水畄向不可知的方向。
我本人歷來主張走漸進、有序、可控的改革之路，為此多年來發表了許多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最近還在我的新浪微博（網名「舵爺第一」）上發表了一篇系統論述如何走通這條漸進改良之路的文章〈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全文近3萬字，僅摘要也有7000多字。許多朋友看後批評說，現在是速食文化時代，決策者不會看你這麼長的文章。其實想要簡單化也很容易，無非是兩大要點：對內抓住「憲政」，對外抓住「中美關係」，其他就都好辦了。
憲政，而非民主
政治體制不改不成，這已是當今朝野共識，但亂改還不如不改，卻相對而言被人忽視。民主化這道門不進不行，否則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就是另類、孤兒、野蠻人、邊緣人，就無法解除「中國威脅論」的眾多疑慮，但「民主化」或「政治現代化」不是好玩的，衡諸歷史，世界各國政治現代化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榜樣，德國和日本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道路，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激進革命模式，都是政治現代化災難性大失敗的鮮明例證。
誰成功了？英國、美國，和一切善於學習英美現代化模式的聰明人、聰明民族。
英美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憲政後民主」；或者說，「先自由後民主」、「先法治後民主」、「先人權後民主」，因為，憲政、法治、自由權利、人權保障，根本是一回事。而如果民主就是「普選制，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的話，如果民主就是民粹，就是多數人，特別是多數窮人不容置疑、不受約束的統治的話，民主卻有可能和憲政、法治、自由、人權保障矛盾衝突，甚至根本不相容。
仔細想想當今中國所有的嚴重問題，哪一樣不是源於憲政不上軌道，因此各級黨政官員濫用權力，要麼胡作為，要麼不作為所致？解決之道不是民主，是憲政，尤其是獨立司法，即公平正義的司法審判和強力執行。每年多達逾10萬起的群體事件，80％至90%是由於司法不公，司法不作為、亂作為；而這又是由於各級黨委大權獨攬，把黨、政、軍、警、立法、司法等等權力集於一身，不受監督約束，任意干預司法所致。
說得稍稍誇張一點，解決了司法公平正義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至少也是解決了一半多，而這是在一黨制之下，在沒有普選制的情下，也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之內解決的——雖然這種辦法不徹底、不理想，但風險小、可操作性大。
G2，而非多極世界
毛澤東的後半生昏招迭出，唯一可稱道處，是邀請尼克遜訪華，聯美反蘇，中國的國際地位頓時大變，一步登天，也給鄧小平主政之後推行親西方的改革開放預鋪了道路。太遺憾的是，中共除經濟理論之外的主流意識形態至今僵死不變，還是馬列主義反西方、反資本主義那一套。流毒所至，極端民族主義惡性膨脹，網絡上充斥覑昧於大勢，昏頭昏腦、不顧死活，自以為愛國、實則害國的非理性叫囂，與100多年前的義和團暴民，以及自命愛國清流，實則蠢得要死，禍國殃民的倭仁之流如出一轍。奧巴馬上台，原本對中國滿懷善意，頻頻向中共伸出橄欖枝，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提議和中國結成G2，中美共治天下。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中共主政者不但不接招，反而再三羞辱美國總統，背離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明智決策，跟隨軍內少壯強硬分子的叫囂起舞，公開提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但惹惱了美國，也讓南海周邊國家頓生敵意，致使中共20餘年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
讀一點軍事史，就應當知道，自古以來，自大、輕敵，衝動、不理智，是最大的敗亡之道。中國近10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搭上「全球化」的便車密不可分，而全球化這台車能跑起來，是靠「聯合國的合法性」加「美國的實力」這兩個輪子。美國霸權、霸道不假，經常自私自利還不承認也不假，但那不是平白無故從天而降的，是當年美國大兵和德意日法西斯血戰掙來的，是美國的硬實力加軟實力無人可以取代，被世界各國公認而推舉出來的，是美國給全世界提供了「國際秩序」這個極其重要的公共產品而合理合法得來的。
多年前讀過一篇文章，至今印象深刻。那作者說，歷史上凡是和老大叫板、和老大作對的老二，全都沒有好下場，全被老大幹掉；而凡是入伙、搭老大便車的老二，最終都成了老大。
我們可以看看一個案例，林彪和鄧小平。林彪叫板，被幹掉；鄧小平服軟，給老大猛檢討，寫肉麻之極的效忠信，最終成了老大，得以開創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中共軍中其實不乏智者，如劉精松上將就坦言，中國沒有要和美國叫板、想取代美國的意思，這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可不是嗎，搭便車，又不出錢出力，又得大實惠，哪有不搭之理？就讓傻老美去幹那些出力不討好，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蠢事，這有何不好，有何不對；哪點不好，哪點不對？
總括一句話：徹底告別馬列毛那一整套昏頭昏腦的極左意識形態，從中華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出發，緊緊抓住兩大關鍵——對內，緊抓憲政；對外，緊抓G2；中華振興、崛起，基本上可以說就是板上釘釘的事！
香港 明報
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資料照片）
政军商大案扑朔迷离 农行副行长杨琨案或涉及谷俊山徐明
北京时间6月4日，中国农行副行长杨琨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已有近十日，据大陆媒体爆料，杨琨涉案原因亦相当复杂。或与中央正在处理的“谷俊山案”及“徐明案”有关。
与谷俊山关系密切
54岁的杨琨是农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原本是国有大行“三长”（董事长、行长、监事长）的热门人选。杨是2004年原建行行长张恩照案之后，国有银行自股改上市以来，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银行高管。
有接近杨的消息人士称，杨琨被发现“有不明巨额财产”。不过上述说法尚未能得到官方证实。根据农行2011年报，排行第一副行长的杨琨年薪不到百万元。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金融机构高官发出限薪令后，此即国有大行高管的一般收入水平。
接近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杨琨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私交密切。银行业有关人士称，“总后”资金充裕，一直是银行争抢的客户。不过，农行方面目前尚未提供资料证实是否与总后存在大量业务往来。而此前也有熟悉军方的观察者称，谷俊山在北京商业中心区拥有非常豪华的宅邸，这所住宅的价值并不是他的工资能够支付的，涉嫌染指军方土地。
今年春节后，国防部官方网站上，总后领导名单中已经没有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的名字。谷俊山从总后领导名单上消失，国防部没有对外披露更多信息。但是根据此前的报道，谷俊山在春节之前就已经出事下。主抓该案的是总后政委刘源上将。据悉，刘源敢于向军队高层的腐败“宣战”是得到了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强力支持。
谷俊山涉及贪腐并非一日之寒，他在军队后勤部门的经营可谓时间颇久，关系网络密集。而作为军中管钱、管物、负责采购等的部门，消息人称，总后一些部门的腐败的确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表示，谷俊山是在正月初五之后被“双规。随后，受“谷俊山案”牵连，部分军队高官被要求主动交代问题，有的也已被“双规”。而这次“杨琨案”也被认为是“谷俊山案”的后续。
薄案 徐明案亦被牵扯
同时大陆坊间也将谷俊山落马与不在担任中央委员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联系到一起。不过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被证实。
杨琨此次涉案，亦有消息指与大连实德徐明案有关联。同样，“徐明案”也与薄熙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被认为是薄熙来的“金主”，由薄扶持在大连发家，目前已有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
“薄熙来案”、“徐明案”、“谷俊山案”、“杨琨案”，这四个政、军、商不同领域的大案要案，中间存在何种联系，仍有待中共官方调查厘清。
与谷俊山关系密切
54岁的杨琨是农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原本是国有大行“三长”（董事长、行长、监事长）的热门人选。杨是2004年原建行行长张恩照案之后，国有银行自股改上市以来，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银行高管。
有接近杨的消息人士称，杨琨被发现“有不明巨额财产”。不过上述说法尚未能得到官方证实。根据农行2011年报，排行第一副行长的杨琨年薪不到百万元。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金融机构高官发出限薪令后，此即国有大行高管的一般收入水平。
接近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杨琨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私交密切。银行业有关人士称，“总后”资金充裕，一直是银行争抢的客户。不过，农行方面目前尚未提供资料证实是否与总后存在大量业务往来。而此前也有熟悉军方的观察者称，谷俊山在北京商业中心区拥有非常豪华的宅邸，这所住宅的价值并不是他的工资能够支付的，涉嫌染指军方土地。
今年春节后，国防部官方网站上，总后领导名单中已经没有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的名字。谷俊山从总后领导名单上消失，国防部没有对外披露更多信息。但是根据此前的报道，谷俊山在春节之前就已经出事下。主抓该案的是总后政委刘源上将。据悉，刘源敢于向军队高层的腐败“宣战”是得到了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强力支持。
谷俊山涉及贪腐并非一日之寒，他在军队后勤部门的经营可谓时间颇久，关系网络密集。而作为军中管钱、管物、负责采购等的部门，消息人称，总后一些部门的腐败的确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表示，谷俊山是在正月初五之后被“双规。随后，受“谷俊山案”牵连，部分军队高官被要求主动交代问题，有的也已被“双规”。而这次“杨琨案”也被认为是“谷俊山案”的后续。
薄案 徐明案亦被牵扯
同时大陆坊间也将谷俊山落马与不在担任中央委员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联系到一起。不过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被证实。
杨琨此次涉案，亦有消息指与大连实德徐明案有关联。同样，“徐明案”也与薄熙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被认为是薄熙来的“金主”，由薄扶持在大连发家，目前已有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
“薄熙来案”、“徐明案”、“谷俊山案”、“杨琨案”，这四个政、军、商不同领域的大案要案，中间存在何种联系，仍有待中共官方调查厘清。
马英九发表“六四”感言 期待大陆人权进步 未提平反遭批
在台湾，马英九总统4日发表对「六四事件」感言。他期待，大陆民主人权能有进展，未来两岸可在中华文化基础上，透过民间团体开展民主治理、人权维护等领域的交流对话。不过，马英九今年的六四感言被指不见「平反」字眼，疑是态度软化，总统府称处理伤痛已代表平反。
亲绿的《自由时报》指，去年总统选举期间马发表的六四感言中，还提及「六四事件迟迟未能『平反』」的问题，今年则不见六四「平反」字眼；而去年还点名希望大陆早日释放刘晓波等异见人士，但今年仅触及善待异见人士，未再替刘晓波「发声」。
总统府发言人范姜泰基称，马英九今年发表的「六四事件」23周年感言，有媒体认为未提「平反」二字，但感言中「处理『六四事件』遗留的伤痛，可以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而「处理遗留伤痛、推动政治改革」，不就是「平反」的内容与目的吗？
他指出，「六四事件」发生至今，马英九都会参加纪念活动或发表文章，23年来没有任何例外。
范姜泰基说，不仅要求中国大陆将处理「六四事件」的伤痛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马英九也深切期待大陆民主人权能有进展，未来两岸可以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透过民间团体开展民主治理、人权维护等领域的交流对话，这些都是马英九对「六四事件」一贯的态度，并不因为有无使用「平反」二字而有所差异。
范姜泰基表示，马英九呼吁中国大陆善待异见人士，去年提及刘晓波、艾未未等人因言论遭到拘禁，今年特别点出陈光诚事件，认为中国大陆如果可以顺势而为、扩大参与，不仅可以回应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也有助于大陆长期的政治稳定。马英九深切期待大陆的民主人权能有所进展，也会持续保持善意关心，这是缩短两岸人民心理距离最有效的途径。
亲绿的《自由时报》指，去年总统选举期间马发表的六四感言中，还提及「六四事件迟迟未能『平反』」的问题，今年则不见六四「平反」字眼；而去年还点名希望大陆早日释放刘晓波等异见人士，但今年仅触及善待异见人士，未再替刘晓波「发声」。
总统府发言人范姜泰基称，马英九今年发表的「六四事件」23周年感言，有媒体认为未提「平反」二字，但感言中「处理『六四事件』遗留的伤痛，可以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而「处理遗留伤痛、推动政治改革」，不就是「平反」的内容与目的吗？
他指出，「六四事件」发生至今，马英九都会参加纪念活动或发表文章，23年来没有任何例外。
范姜泰基说，不仅要求中国大陆将处理「六四事件」的伤痛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马英九也深切期待大陆民主人权能有进展，未来两岸可以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透过民间团体开展民主治理、人权维护等领域的交流对话，这些都是马英九对「六四事件」一贯的态度，并不因为有无使用「平反」二字而有所差异。
范姜泰基表示，马英九呼吁中国大陆善待异见人士，去年提及刘晓波、艾未未等人因言论遭到拘禁，今年特别点出陈光诚事件，认为中国大陆如果可以顺势而为、扩大参与，不仅可以回应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也有助于大陆长期的政治稳定。马英九深切期待大陆的民主人权能有所进展，也会持续保持善意关心，这是缩短两岸人民心理距离最有效的途径。
NED让我们成为海外民运的支持者
海外华人的海外民运严格来说是六四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六四是民主的代
名词，海外的中国民主组织也正是利用这些影响，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他们吃着民运饭，享着民运福，过着民运的小康日子。六四惨案发生后的前五
年里，西方社会各慈善机构，NGO和财团等给与流亡到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极大帮助，可以说那些年，吃民运饭的人日子好过得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内政
局趋于稳定，同情和支持海外民主人士的团体大大减少，民间的慈善机构和非盈利组织的捐款也随即减少，而真正能让海外华人民主组织赖以生存的是来自中国的非
盟友国的帮助，如美国，日本和台湾等，但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以美国为主。
美国政府每年拨款几百万美元用来资助这些组织。有人会问，美国政 府的钱是通过何种渠道送到这些民运组织手中的？他们大部分的钱是通过一个叫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发放的。它的英文名字：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他们的网站是： http://www.ned.org。
在网上稍微“古狗”一下 就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最初的想法来自里根总统提出要美国研究和推动海外民主发展，后经美国政治基金会建议成立一个跨党派的非盈利组 织，并由美国国会每年拨款一亿美元（这个数每年会有变化），具体由国会的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决定，用以资助海外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事业。关于这些钱的去处都是公开信息，大家可以去美国民主基金会的网站查 找：http://www.ned.org .
2007年，在美国民主基金会成立十四年之时，NED资助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共611.05 万美元，大陆、香港、藏独、疆独各获477.万、36.99万、44.47万、52.11万美元。我们很多在美国的纳税人首先是不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存 在，更不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花的钱是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实际上，我们美国纳税人有权利监督他们如何花钱。我们也有权利监督那些被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 组织、机构或个人，比如，我们有权利要求像中国独立笔会这样的拿美国民主基金会钱的组织公开他们的财政年度报表。明白了这些钱的来龙去脉，我们就知道了我 们每一个在美国的纳税人都是民主事业的赞助者，都为别国的民主事业出力了！当然也会中国的民主事业出力了。遗憾的是，不少在美国的纳税人已经为别国的民主 事业出力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贡献，这又应该怪谁呢？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中国大陆民运的资助涵盖着流亡欧美的大陆民运团体与大陆内各地卓 有成效的“非政府组织”（NGO）。大约在十年前，第一批受资助的组织有：中国战略研究所（王军涛、王希哲）、中国观察（卢四清）、中国劳工通讯（韩东 方）、香港职工会联盟（刘千石）、中国人权（方励之、苏晓康、刘青）、民主中国（苏晓康）、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刘凯申、张伟国）、中国之春（王炳 章）、全美学自联、新闻自由导报（王军 涛、吴仁华）、倾向季刊与今天文学季刊（贝岭、北岛）、北京之春（胡平）、华夏文摘（熊波）、劳改基金会（吴弘达）、中国民主党、纵览中国、普林斯顿中国 学社（刘宾雁）、当代中国（赵穗生、黎安友）和其他八个藏独组织。
下面是民主基金会网站公布的二OO九年的资助名单中的中国部分的清单：
1．法治与公众参与(Rule of Law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获年资助$458,660)，支持中国境内的各类教育、研究、政策分析以及法援专案。
2．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获四笔资助达数十万美元，详情见下面英文原版，蔡崇國主管），以增进中国劳工权利与职业安全、提供劳工法律援助、开展职工教育讲习 班、加强劳动监管等五个项目。
3.亚洲促进会（Asia Catalyst，获两项年资助共计$177,587），设立中文讯息网站，作为一个区域论坛，促进跨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
4. 劳改基金会（Laogai Research Foudation，吴弘达主管），旨在调查与揭露中国大陆劳改营亵渎人权的事例，争取废除劳改、劳教制度，从美国民主基金会获取少量资金，该组织是否还从其他方面获取资金不明。
5.中国讯息中心（China Information Centre，获年资助$292,000，
由香港卢四清创立并经营，吴弘达收钱管账），透过两个新闻网站报导和评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
6.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Inc. 获年资助$250,000，谭竞嫦Sharon K.Hom主管）。年资助比2008年锐减四成多，系內部人事纷争所致。
7. 北京知爱行讯息谘询有限公司（Beijing Zhiaixing Information and Counseling Company Limited 获年资助$255,000），从事爱滋病防治工作。
8.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有多个项目，林培瑞、陈奎德、蔡楚等各掌管不同项目），为大陆网民设立表达意见的平台，出版网刊《纵览中国》（陈奎德主管）和《参 与》（蔡楚主管），此学社获多项资金总共数额近六十五万美元（详见下面英文原版）。
9.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dern China ，获年资助$231,000，陈一谘主管），出版《现代中国研究》季刊，探讨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资助已于二00九年第四季度取消。
10. 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获两笔资助共$235,835万美元)，以改善私营企业管理、举办政经改革论坛等两项项目。
11. 北京之春（Beijing Spring, Inc.，获年资助 $145,000，胡平主管），是分析与评论中国政局的月刊。二○一○年度自四月一日起停止出版纸本，改为网上刊物，以继续申请资助。
12.新闻网（Boxun，又名中國自由新聞 China Free Press
获年资助$155,000，韦石主管），向国人提供网络平台。
13.民主中国（Democratic China, Inc. 获年资助$195,000 and 特加费Supplement $18,000，共计$213,000，原社长是刘晓波，现由身在大陆的张祖桦主管，实务由蔡楚代理。）是一份网上中文周刊。
14.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nc. 获年资助 $152,950）。
15. 北京叶任平讯息谘询中心（Beijing Yirenping Information & Counseling Center, LLC，获年资助$100,000），以电话热线向公众提供法律援助，为律师与市民举办一系列讨论会以便向当局提供法律改革意见。
16. 北京纳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Beijing Dongzhen-Nal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 Ltd. (BDNCCC)，获年资助 $45,000，创办人李旦、方政），培训民间团体，引进有关人权的基本概念与组织建议，以加强民间的人权意识。
17. 赛勒拉可公司（Celeluck），出版《开放》杂志，每年获10万美元资助达四年之久，在2009年財政年度中，美国民主基金会已取消对其资助，原因是效绩差、销量少。
18.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获年资助$75,000
傅希秋牧师主管），宗旨是促进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出版有关监察中国法律与宗教现状的半年刊，揭露教徒的人权遭受蹂躏的个案。
19. 中国劳工通讯(Friends of China Labour Bulletin，获年资助$40,000，李强主管），在提升中国劳工权益方面从事宣传教育与法律援助等项工作。所获年资助比去年锐减。
20. 中国学社(Initiatives for China，获年资助$85,000)，举办跨种族的会议，以促进中国各民族、各民运团体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21. 国际记者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获年资助$32,000)透过派发纸本与电子刊物来培训中国新闻工作者提高自主意识。
22. 晨钟出版社（Morning Bell Press，获年资助$25,191*），由六‧四时被上海公安局短期拘留的复旦大学港生姚勇战之父姚文田主持，出版与派发大陆作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现代史重大事件的著作。
23. 国际共和学院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 （获资助 $880,000）
24. 国际共和学院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 （获资助 $320,00000）
25. 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获年资助$141,830）1983年成立，在全球109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台湾）设有办事处，总部在华盛顿特区，董事会主席是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该机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与加强公民参与，以建立公民参与、公开问责民主政府。
26. 南内蒙人权讯息中心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获年资助$88,000），透过英文与蒙文电子出版物〈南蒙古观察〉的网站来报导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权现况。
27. 魏京生基金会（Wei Jingsheng Foundation，Inc.，获年资助 $54,300**），以互联网联络中外记者，促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劳工权益的现况。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也自一九九八年开始资助中国项目。
*星号表示该项资助出自美国国务院而非民主基金会。在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总数中有30,272美元出自美国国务院。
美国政府每年拨款几百万美元用来资助这些组织。有人会问，美国政 府的钱是通过何种渠道送到这些民运组织手中的？他们大部分的钱是通过一个叫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发放的。它的英文名字：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他们的网站是： http://www.ned.org。
在网上稍微“古狗”一下 就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最初的想法来自里根总统提出要美国研究和推动海外民主发展，后经美国政治基金会建议成立一个跨党派的非盈利组 织，并由美国国会每年拨款一亿美元（这个数每年会有变化），具体由国会的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决定，用以资助海外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事业。关于这些钱的去处都是公开信息，大家可以去美国民主基金会的网站查 找：http://www.ned.org .
2007年，在美国民主基金会成立十四年之时，NED资助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共611.05 万美元，大陆、香港、藏独、疆独各获477.万、36.99万、44.47万、52.11万美元。我们很多在美国的纳税人首先是不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存 在，更不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花的钱是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实际上，我们美国纳税人有权利监督他们如何花钱。我们也有权利监督那些被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 组织、机构或个人，比如，我们有权利要求像中国独立笔会这样的拿美国民主基金会钱的组织公开他们的财政年度报表。明白了这些钱的来龙去脉，我们就知道了我 们每一个在美国的纳税人都是民主事业的赞助者，都为别国的民主事业出力了！当然也会中国的民主事业出力了。遗憾的是，不少在美国的纳税人已经为别国的民主 事业出力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贡献，这又应该怪谁呢？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中国大陆民运的资助涵盖着流亡欧美的大陆民运团体与大陆内各地卓 有成效的“非政府组织”（NGO）。大约在十年前，第一批受资助的组织有：中国战略研究所（王军涛、王希哲）、中国观察（卢四清）、中国劳工通讯（韩东 方）、香港职工会联盟（刘千石）、中国人权（方励之、苏晓康、刘青）、民主中国（苏晓康）、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刘凯申、张伟国）、中国之春（王炳 章）、全美学自联、新闻自由导报（王军 涛、吴仁华）、倾向季刊与今天文学季刊（贝岭、北岛）、北京之春（胡平）、华夏文摘（熊波）、劳改基金会（吴弘达）、中国民主党、纵览中国、普林斯顿中国 学社（刘宾雁）、当代中国（赵穗生、黎安友）和其他八个藏独组织。
下面是民主基金会网站公布的二OO九年的资助名单中的中国部分的清单：
1．法治与公众参与(Rule of Law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获年资助$458,660)，支持中国境内的各类教育、研究、政策分析以及法援专案。
2．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获四笔资助达数十万美元，详情见下面英文原版，蔡崇國主管），以增进中国劳工权利与职业安全、提供劳工法律援助、开展职工教育讲习 班、加强劳动监管等五个项目。
3.亚洲促进会（Asia Catalyst，获两项年资助共计$177,587），设立中文讯息网站，作为一个区域论坛，促进跨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
4. 劳改基金会（Laogai Research Foudation，吴弘达主管），旨在调查与揭露中国大陆劳改营亵渎人权的事例，争取废除劳改、劳教制度，从美国民主基金会获取少量资金，该组织是否还从其他方面获取资金不明。
5.中国讯息中心（China Information Centre，获年资助$292,000，
由香港卢四清创立并经营，吴弘达收钱管账），透过两个新闻网站报导和评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
6.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Inc. 获年资助$250,000，谭竞嫦Sharon K.Hom主管）。年资助比2008年锐减四成多，系內部人事纷争所致。
7. 北京知爱行讯息谘询有限公司（Beijing Zhiaixing Information and Counseling Company Limited 获年资助$255,000），从事爱滋病防治工作。
8.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有多个项目，林培瑞、陈奎德、蔡楚等各掌管不同项目），为大陆网民设立表达意见的平台，出版网刊《纵览中国》（陈奎德主管）和《参 与》（蔡楚主管），此学社获多项资金总共数额近六十五万美元（详见下面英文原版）。
9.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dern China ，获年资助$231,000，陈一谘主管），出版《现代中国研究》季刊，探讨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资助已于二00九年第四季度取消。
10. 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获两笔资助共$235,835万美元)，以改善私营企业管理、举办政经改革论坛等两项项目。
11. 北京之春（Beijing Spring, Inc.，获年资助 $145,000，胡平主管），是分析与评论中国政局的月刊。二○一○年度自四月一日起停止出版纸本，改为网上刊物，以继续申请资助。
12.新闻网（Boxun，又名中國自由新聞 China Free Press
获年资助$155,000，韦石主管），向国人提供网络平台。
13.民主中国（Democratic China, Inc. 获年资助$195,000 and 特加费Supplement $18,000，共计$213,000，原社长是刘晓波，现由身在大陆的张祖桦主管，实务由蔡楚代理。）是一份网上中文周刊。
14.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nc. 获年资助 $152,950）。
15. 北京叶任平讯息谘询中心（Beijing Yirenping Information & Counseling Center, LLC，获年资助$100,000），以电话热线向公众提供法律援助，为律师与市民举办一系列讨论会以便向当局提供法律改革意见。
16. 北京纳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Beijing Dongzhen-Nal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 Ltd. (BDNCCC)，获年资助 $45,000，创办人李旦、方政），培训民间团体，引进有关人权的基本概念与组织建议，以加强民间的人权意识。
17. 赛勒拉可公司（Celeluck），出版《开放》杂志，每年获10万美元资助达四年之久，在2009年財政年度中，美国民主基金会已取消对其资助，原因是效绩差、销量少。
18.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获年资助$75,000
傅希秋牧师主管），宗旨是促进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出版有关监察中国法律与宗教现状的半年刊，揭露教徒的人权遭受蹂躏的个案。
19. 中国劳工通讯(Friends of China Labour Bulletin，获年资助$40,000，李强主管），在提升中国劳工权益方面从事宣传教育与法律援助等项工作。所获年资助比去年锐减。
20. 中国学社(Initiatives for China，获年资助$85,000)，举办跨种族的会议，以促进中国各民族、各民运团体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21. 国际记者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获年资助$32,000)透过派发纸本与电子刊物来培训中国新闻工作者提高自主意识。
22. 晨钟出版社（Morning Bell Press，获年资助$25,191*），由六‧四时被上海公安局短期拘留的复旦大学港生姚勇战之父姚文田主持，出版与派发大陆作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现代史重大事件的著作。
23. 国际共和学院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 （获资助 $880,000）
24. 国际共和学院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 （获资助 $320,00000）
25. 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获年资助$141,830）1983年成立，在全球109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台湾）设有办事处，总部在华盛顿特区，董事会主席是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该机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与加强公民参与，以建立公民参与、公开问责民主政府。
26. 南内蒙人权讯息中心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获年资助$88,000），透过英文与蒙文电子出版物〈南蒙古观察〉的网站来报导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权现况。
27. 魏京生基金会（Wei Jingsheng Foundation，Inc.，获年资助 $54,300**），以互联网联络中外记者，促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劳工权益的现况。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也自一九九八年开始资助中国项目。
*星号表示该项资助出自美国国务院而非民主基金会。在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总数中有30,272美元出自美国国务院。
温州商人林春平被网上追捕 曾谎称收购美国银行
6月4日电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上午得到证实，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且数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林春平于5月23日畏罪逃跑。目前，温州市公安机关已对林春平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立案侦查，并上网追捕。
相关办案机构人士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犯罪嫌疑人林春平掌控的温州中寿进出口有限公司、温州哈同商贸有限公司、温州春平丽泰米业有限公司、温州双 频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唐古实业有限公司在2011年以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数额巨大。温州警方已对此立案并成立 专案组，目前正在全力以赴抓捕犯罪嫌疑人林春平。
据接近本案有关人士透露，林春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金额达上亿元。
42岁的林春平是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2011年底，正值温州深陷局部金融危机之时，春平集团董事长林春平突然高调宣称，其斥资6000万美元收购 了有85年历史、位于特拉华州的美国大西洋银行，并更名为美国新汇丰银行重新试营业。凭借此举，林春平跃升为温州民间资本突围的标杆式人物，被任命为温州 市九届政协委员、瓯海区慈善总会副会长。
经新华社记者在美国特拉华州实地调查发现，林春平所谓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谎言被揭穿后，林春平被迫向公众鞠躬道歉，辞去当了71天的温州市政协委员职务，“林春平闹剧”狼狈收场。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胡显钦认为，自去年下半年出现局部金融危机以来，温州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案件剧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井喷，给建设多年的“信 用温州”带来重创。在此状况下，“大忽悠”林春平谎称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而蒙骗公众，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而触犯刑律，对温州的信用度、美誉度恢复 重建无疑是雪上加霜。“林春平闹剧”之所以能够在温州上演，也与相关方面好大喜功、不明情况却盲目推波助澜有关，应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新闻回顾：温州商人宣称6千万美元买下美国大西洋银行
2011 年11月，温州商人林春平宣称6000万美元买下美国大西洋银行，后来更名为新汇丰银行。林春平称，美国大西洋银行的控股方当时负债20亿美元，最初开价 6亿美元。此前十年，温州民间资本在内向国务院申办成立华侨银行，在外选择意大利尝试成立欧联华人银行，均告失利。
温州商人就虚假收购美国银行事件公开道歉
2012年3月13日，因收购美国银行虚假事件处于舆论旋窝的温州商人林春平，在温州召开了媒体澄清会，表示他收购海外银行（包括但不限于美国）的计划仍在推进。据记者了解，他道歉声明中提到的事实再次出现错误。
相关办案机构人士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犯罪嫌疑人林春平掌控的温州中寿进出口有限公司、温州哈同商贸有限公司、温州春平丽泰米业有限公司、温州双 频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唐古实业有限公司在2011年以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数额巨大。温州警方已对此立案并成立 专案组，目前正在全力以赴抓捕犯罪嫌疑人林春平。
据接近本案有关人士透露，林春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金额达上亿元。
42岁的林春平是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2011年底，正值温州深陷局部金融危机之时，春平集团董事长林春平突然高调宣称，其斥资6000万美元收购 了有85年历史、位于特拉华州的美国大西洋银行，并更名为美国新汇丰银行重新试营业。凭借此举，林春平跃升为温州民间资本突围的标杆式人物，被任命为温州 市九届政协委员、瓯海区慈善总会副会长。
经新华社记者在美国特拉华州实地调查发现，林春平所谓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谎言被揭穿后，林春平被迫向公众鞠躬道歉，辞去当了71天的温州市政协委员职务，“林春平闹剧”狼狈收场。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胡显钦认为，自去年下半年出现局部金融危机以来，温州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案件剧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井喷，给建设多年的“信 用温州”带来重创。在此状况下，“大忽悠”林春平谎称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而蒙骗公众，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而触犯刑律，对温州的信用度、美誉度恢复 重建无疑是雪上加霜。“林春平闹剧”之所以能够在温州上演，也与相关方面好大喜功、不明情况却盲目推波助澜有关，应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新闻回顾：温州商人宣称6千万美元买下美国大西洋银行
2011 年11月，温州商人林春平宣称6000万美元买下美国大西洋银行，后来更名为新汇丰银行。林春平称，美国大西洋银行的控股方当时负债20亿美元，最初开价 6亿美元。此前十年，温州民间资本在内向国务院申办成立华侨银行，在外选择意大利尝试成立欧联华人银行，均告失利。
温州商人就虚假收购美国银行事件公开道歉
2012年3月13日，因收购美国银行虚假事件处于舆论旋窝的温州商人林春平，在温州召开了媒体澄清会，表示他收购海外银行（包括但不限于美国）的计划仍在推进。据记者了解，他道歉声明中提到的事实再次出现错误。
高价买活棺材：中国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 官方隐藏数据
毒地潜伏
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其遗留的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垃圾场旁边，但你可能正居住在比垃圾更具危害的毒地之上，因为你对所住社区的用地历史数据几乎一无所知。
所谓毒地，是指曾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
近年来，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原来就是一家化工厂，入市拍卖成为2009年的北京地王，经修复后建起豪宅。
毒地开发的背景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退二进三”计划。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 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二环路)，进入城市边缘(三环路)；或者退出第二产业，兴办第三产业，这一计划使产生于50多年前“大跃进”时期的众多高污染工业 企业关闭、搬迁，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由于其地理位置往往优越便利，几乎所有的地块都被开发。其中，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 用”。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仅是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就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自2004年以来，毒地开发引发的急性中毒事件陆续被曝光。2004年4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
2006年7月，位于苏州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家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20亩毒地，导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赫山地块施工中，有工人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获救。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然而，见光的毒地属极少数，更多毒地在政府和居民毫不知情之下，仍悄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毒地对人体的危害，往往需要十年、数十年才会显现。美国原 为工业废弃物垃圾场的拉夫运河，在1953年被填埋覆盖后开发成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24年后的1977年，当地居民频频发生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 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经调查后才真相大白。
中国面对毒地这一新污染问题，目前既缺乏搬迁前强制性的污染评估程序，又缺乏事发后谁污染谁负责的处理机制，大体呈现“哪里出事、治理哪里”的被动应对状态。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毒地的潜在风险也大大加剧，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情况、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经济和环境治理等手段解决隐忧，已然刻不容缓。
——编者
上篇毒地凶猛
污染土地密集出现，毒性释放可达上百年，尚不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没有修复的土壤的影响与危害很可能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致使环境污染，人体致病。而修复越往后拖延，投入的修复资金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进入5月，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管庄乡，康泉新城二期工程工地上，挖掘机轰鸣作响，尘土飞扬。
现场一个被挖开的大坑足有20米深，负责土方挖掘储运的一位工程人士称，“还要再深挖7米，预计两个月后，土方挖掘工程完工。”从深坑中挖出的土，一度被直接堆放在工地上，散发出难闻气味。受到侵害的邻近施工人员与康泉新城二期施工方协商后，后者才将土方运走。
这块场地为铁道部所属防腐枕木厂原址，七八年前该厂迁走，之后这块土地闲置。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10年247号文件《关于调配朝阳区建国路八 里桥南1号部分土地用于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建设的函》，2011年1月，该地块从市政用地调整为经济适用房居住用地，由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 中心(下称国家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为各部委公务员建设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26.19万平方米。
枕木防腐厂在此生产30余年，其间需大量使用防腐蚀、抗老化的化学品，多种有机污染物经年不息地慢慢渗入地表土、深层土、地下水，直至更深、更远处。
对此，多个工程队仅知道，在建的是一个高层住宅楼小区，下设四层地库。除了少数相关人士，鲜有人知晓这个埋藏在土地深处的秘密。
两个版本的调查报告
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此地块后，一些专家曾受邀对该场地进行前期调查。2011年5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下称中国环科院)出具了一份公开环 评报告，评价了该场地的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大气污染物排放、废水排放和噪声排放的现状。在水文地质方面，报告仅称，该区域地下水属重 碳酸钙、碳酸镁型水，污染较为严重。
但这份环评报告只字未提该地块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历史用地和原址环境也未着一字。其后公示的版本亦是如此。
然而，《财经》记者获得的另一份同样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做的《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初步调查报告》(下称《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环 科院在2011年3月21日、23日、24日分别对该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采集取样分析，结果发现土壤中的污染物超标严重，主要为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多 环芳烃。这种碳氢化合物种类繁多，大部分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和致突变性。
《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从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样本中，共检出超过“北京市场地风险评价筛选值”的污染物种类19种。其中，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包 括苯并[a]芘、苯并[a]蒽、菲(PHE)等，最大超标倍数甚至超过千倍。其他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最大超标倍数也在三、四百倍。
多环芳烃多具有致癌毒性，是重要的环境和食品污染物。其中，苯并[α]芘更被视为高致癌物。
此外，该地块由于土壤与地下水的相互渗透与系统循环，地下水的污染也较为严重。
《初步调查报告》还指出，此地块需要修复的总土方量为12万立方米。一位参与该项目修复的专家对此表示怀疑，“需要修复的土方量怎么可能就10多万方？那片场地面积的修复，远不止这个数字。”
《初步调查报告》称，这一场地0－7米深度为最严重污染，到达12米深度时，污染物还有超标，按其公布的修复面积1.32万平方米粗略计算，修复土方量应超过15万立方米。
据这位专家称，目前该地块污染土壤的处理几近结束，而地下水修复工程尚未完成。
城市毒地涌现
康泉新城二期污染的土方量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惊人，比其面积更大、修复更难的地块不胜枚举。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北京南三环有一片化工厂、农药厂聚集地，这片场地有多少做过调查，做过土壤修复？而今这片土地早已纳入住宅或商业开发了。”北京一位参与多起修复项目的专家称。
2001年，中国城市“退二进三”的政策，随着国办发〔2001〕98号文发布而逐渐增加力度，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大批污染型企 业外迁。尤其是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各地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高污染化工企业，企业搬迁风生水起，污染场地大面积暴 露。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重庆，2004年至2012年，集中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都位于黄金地段；江苏，连续三年时间内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状不明的场地。
这些地块因地理位置优越，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状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开发动力。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究竟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但从一份北京市环保局在2005年至2006年的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在北京市环保局突击调查的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中，有7块场地土壤污染，部分场地污染深达15米，必须经过严格的修复，才能满足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其中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以北京为例，2001年－2005年间，北京搬迁了142家工厂，置换出878万平方米可供重新利用的土地。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介绍，自2004年至今，北京市已知的污染场地仅有十几块，已经修复的只有8块。
由于国有老厂的环保设施和意识缺乏，对于污染物的处理相当简易。当年的农药厂对农药残渣等有害化学残留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就地排放掩埋，有的离地面 仅五六米，因此，不少经过处理的毒地依然污染物浓度很高，甚至超过有关监管标准的成百上千倍，有的污染物深达地下十几米，有些污染物迁移至地下水，并扩 散，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
目前，“中国已经发现的污染场地还不到100块。”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介绍，然而，美国的污染场地大概在四五十万块，欧洲也有几十万块的数量。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指出，国内不少毒地未经任何处理修复，就直接用于开发，一旦出事，就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地价、房价的经济问题，更是危害健康、人身权利的严重社会民生问题。
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与否、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严格治理，已然刻不容缓。
被遮蔽的真相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全国发生过多起由于场地污染而致急性中毒事件，随着土地开发建设加速，类似事件呈上升趋势。
2004年4月28日，位于北京市南三环的宋家庄地铁建设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被送至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是一家农药厂的原址，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厂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2006年7月，位于江苏苏州市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了20亩污染土地，六名筑路工人挖土翻起有毒土壤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黄金地块——赫山地块施工现场，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刺鼻的味道越来越浓，有工人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由于不知实情，继续作业，最后，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曾参与北京化工二厂地块调查采样的一位污染修复行业人员描述，毒气从直径50毫米的采样管不断外冒，用打火机即可将其点燃，足见污染物浓度之高。在此种环境中作业，会危害人体，造成恶性中毒事件。
“中毒事件属于急性事件，这表明场地污染已达到很严重的级别，而更多长期居住在污染土地的居民将可能是慢性中毒，病情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不同，有些会有较长潜伏期。
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是毒地污染物的四大类别。
被污染后的土壤，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间接途径是通过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影响到人体健康，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或者儿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
美国和日本已有在重污染区域开发商品房后居民健康受损的案例，美国著名的拉夫运河小区案即是一例。上世纪70年代末，该小区不断出现妇女流产、死胎和 新生儿缺陷等现象，成年人体内也长出各种肿瘤。而这一小区正是建设在一个化学废料大填埋场上，场地未经修复处理。残酷事实的揭露令小区居民震惊不已。他们 走上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相应的措施。
这一事件最终迫使当时的卡特总统颁布了紧急令，允许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为尼亚加拉瀑布区的拉夫运河小区近700户人家实行暂时性的搬迁。随后，卡特颁布了划时代的法令，创立了“超级备用金”。这是有史以来联邦资金第一次被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
科学界的诸多研究也证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区，人群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升高。
一些毒地虽已浮现，但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仅供专家内部研讨和政府闭门决策。一位参与多起土壤修复项目的专家介绍，如广州某处楼盘曾是一家重点化肥厂原 址，重金属与石油类污染物超标并存。广州亚运村曾选定该位置，在调查后才发现场地污染问题，最终亚运村改选落户番禺区。但该楼盘居民始终不知真情。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向《财经》记者透露，深圳某块工业用地，曾是大批电子企业的原址，企业搬迁后，场地电子固废污染较重，现在这片场地上办公的企业并不知情，甚至当地政府部门对此地块的污染情况也不完全掌握。
《财经》记者获悉，去年下半年在北京某家中央国家机关系统的特级宾馆内，举行了康泉新城二期工地污染修复的评标会，为期两天。自2011年底至今年初，康泉新城二期工地的污土已着手处理。大部分采取异位修复方法，即将污染土壤移到他处做处理。
但该地块的污染土壤究竟运到何处，又如何处理？施工方以及参与修复的专家都未提供答案。一位自称北京中后机械施工公司的现场土方施工负责人称，污染土被运到北京东郊，处理方法为：“深挖几十米，然后将好土覆盖上面。这是按照要求做的，环保部门多次检查通过。”
将污染土运至异地填埋后，填埋地还必须进行防渗工程，以免污染地下水。一位了解康泉新城二期项目的人士透露，“被挖出的污土，运走后做了分类处理，分别设计了热解、焚烧、还有堆肥处理等几种修复方案，但最后处理过程中可能有不规范的地方。”
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中央公务员住宅中心的正面确认。
另有知情人士还透露，在康泉新城二期的评标会上，有评标组专家宣称，只在竞标单位资质和价格上衡量，不对初定的修复方案的科学合理性负责。“在会上甚 至有人玩笑般说，工程竣工后，可以让环保部、国土部和住建部先后搬进去住，如果没有问题了其他部委可以入住，毕竟这几个部委在知识水平方面要好于其他部 委”。
下篇治理困局
央企所遗留下的污染场地，是应该由企业还是中央政府负责，抑或由地方政府负责，也未有定论。对场地污染的历史污染者和未来开发商来说，责任问题的厘清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场地污染修复的成败。
污染土地必须修复或者搁置，这是国际共识，但首先要知道的是哪里有污染。
底本不清
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费时五年耗资10亿元进行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大规模调查。对此次调查数据，环保部讳莫如深，至今未对外公布。今年 5月30日，在北京召开2012年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会后《财经》记者几次追问环保部自然生态司土壤处负责人，其对该问题依然避而不答。
环保部迟迟不公布调查情况，多位专家分析，其原因是目前修复技术不成熟，政府也难以一次性支付修复污染场地的巨额资金，且调查结果非某一部委能决策、掌控之事。而城市场地土壤污染状况一旦公布，可能引起恐慌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江苏省苏州市，地块每平方米可拍出上万元高价，而位于城市中心的数十公顷的被污染土地无人问津，撂荒多年。该地块是创建于1956年的苏州化工厂原 址，主要生产农药，2003年搬迁后，苏州市有关部门一直在寻找土壤修复的方法，至今仍在进行新一轮的全面调查分析。此外，南京市乐居雅小区2007年甫 一开盘即遭到消费者抵制，原因是公众获知小区是建在未经修复的原南京化纤厂旧址上。
另外，多位污染场地修复专家提出，上述耗资10亿元的土地调查数据也有失全面性，还不能精确掌握全国场地污染的统计数字。参与此次调查的多位专家向 《财经》记者透露，调研的取样方法有瑕疵，直接影响到普查数据和最终结论。全国调查均按8公里×8公里的范围取样，人口稀少处和污染密集区以同样的标准密 度取样，结果不够严谨；而且在6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取一个样，范围与随意性均太大。
不过，参与调查的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林玉锁向《财经》记者介绍，化工企业和高污染风险企业星罗棋布，如逐个摸点，仅凭环保部门一力为之，十年也很难做出场地污染数量、面积的精确统计。
《财经》记者还获悉，调查期间，环保部只调查其所管辖的范围，其他诸如污染问题严重的矿区矿山及其周边环境则归属国土部门管辖，由于部门壁垒，一些数据没有被共享。
监管真空
目前，中国对毒地的监管和修复并没有明确的立法。2003年全国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里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不包含对用地的历史情况调查，因此不能有效过滤毒地。
北京宋家庄工人施工中毒事件，被视为中国污染场地修复工作起步的标志性事件。事发两个月后，2004年6月，原国家环保总局要求污染企业和单位，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经具有省级以上质量认证资格的环境监测部门对原址土地进行监测分析。
2008年环保部再度发文，要求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等。
但这些文件并非强制性法规。
目前，全国仅有北京、重庆两地环保部门设有污染场地管理科，并明确规定工业用地原址在二次开发利用前必须进行场地环境评价。重庆还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或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治理。
其他城市并无强制性要求开发必须进行场地污染调查分析，基本处于监管真空。
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有2400户规模，建在武汉长江化工厂原址上。环评报告书认为，项目场地存在金属锑污染和局部有机物污染。重金属很难在环境中 自然降解，金属锑会刺激眼、鼻、喉咙及皮肤，持续接触可破坏心脏及肝脏功能，吸入高含量锑会导致中毒。而有机物污染的土地，短期内根本不适合作为居住用 地。
但2010年11月底被媒体曝光时，该小区已基本建好。在武汉市环保局要求之下，毒地采取覆盖土工膜将污染土壤进行隔离，而土工膜隔离修复方法在业内 专家看来只是规避风险，而非彻底修复策略，由于污染物没彻底消除，今后进行开挖建设时仍可能引发污染。至今，小区业主已陆续无奈地入住。一位小区业主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唯一能做的是，“今后让孩子少到小区里玩土”。
由于没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的法律法规，使其后的追责也苍白无力。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未做污染土地修复，没有环评报告，就在毒地上建房。事发后，武 汉市环保局仅批复要求：“鉴于本批复下达以前项目已开工建设且部分住宅已建成的事实，你公司除须积极补救，对于幼儿园以外部分建筑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和隐 患，你公司应当根据承诺负责妥善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采取了覆盖土工膜将污染土壤进行隔离的规避手段，而非彻底修复措施后，居民已然入住，此事亦不了了之。
三道闸门失守
土地再开发大致有两个阶段，即土地收储和招标出让，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现有的环评报告，是在工程开工动土前进行，而并未在土地收储和规划环节有相应强制性要求。因此，土地储备中心、规划局等缺失对开发的场地进行污染环评和勘察，此为源头监管失守。
武汉赫山地块事件中，开发商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在施工工人中毒后，方知此地块为武汉市农药厂遗留的毒地，于是将该地块退回武汉土地储备中心，武汉 土储中心向其赔偿1.2亿元。“损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这是非常大的教训。”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表示，按照国外成熟的法规，赫山地块事件中，开 发商、土地储备中心和原武汉市农药厂都有责任。
开发商在获得这块土地时，应该对这一地块再做环评和勘测。中国环境修复网执行主编高胜达证实，许多外资工业企业来中国建厂之初或关停时，都会做土壤勘 测，并将数据报备给当地环保部门，以明确自身责任。土地购买者在购买土地时，也会要求对方出示场地环评报告，甚至自行再做调查。
目前，在国内与毒地利益相关的开发商和业主两方皆缺乏作为。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对《财经》记者分析说，这与优势地段的土地供不应求有关，“黄金地段什么样的土地都可能有人要，即便是被严重污染的”。
对于场地污染，环评是最后一道防守闸门。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区即出现了典型的环评缺失。小区选址时，未经环评便获国土、规划部门审批，并违规开工。至环保审批时，小区已基本建成。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这一行业的毛利率在20%－30%，高于普通建筑业的平均水平，许多不具备资质的普通土方施工公司也大量承担污染土壤的土方工程，这极大增加了污染土壤的暴露和二次污染的几率。
在已知的污染场地修复案例中，往往选择当地环境科研院所成立的修复公司，“由于没有资质管理，有几台挖掘机就可以成立一个修复公司。”高胜达说，而只 要能找到工程，就可以盈利。高胜达称，目前，国内污染修复产业大小公司有几十家，但真正有能力做好土壤修复项目的不超过五家。产业扩容过程中，不乏浑水摸 鱼者。
昂贵的消毒
2011年5月11日，武汉市启动了该市首个化工企业土地修复工程——赫山污染土地修复工程。武汉市政府在赔付开发商1.2亿元之后，要再耗资2.32亿元为毒地埋单。
据武汉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市还对其7处涉污地块进行调查评估，确定了4处土壤修复试点。初步统计，武汉市整个治理、修复工程耗资或达40亿元。为此，武汉正在积极争取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的支持。
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指出，修复治理费用高，使资金问题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不同污染物、不同浓度的场地，以及所利用的修复模式手段不同，成本差距悬殊。通常概算，每亩土地的修复成本在100万元－200万元之间。以北京红狮 涂料厂限价房项目为例，“每亩污染土地的修复成本是200余万元，而万科买下的地价是每亩1000万元，修复成本占到地价的五分之一。”
毒地修复往往需要5年-10年，甚至二三十年，“每块场地上千万元的修复资金，有赖于持续和专门的资金机制。”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说。
据一位中科院专家分析，国家环保部在“十二五”期间向土壤治理方面的投入将突破百亿元，仅江苏省在“十二五”期间投向土壤修复的资金就有24亿元。
但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林玉锁表示，这24亿元只是国家给予的指导性技术支持费用，用于技术研发和示范区推广，“将污染土壤全部修复干净是不可能的”。
谁埋单？
摆在毒地修复中最大的困境是，责任难以界定，尤其难以追索历史污染者。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场地的责任理应在原有企业，然而，原有企业的 国有性质使得这一责任主体变得非常不明确。在近年来的高污染企业的搬迁中，涉及到的大多是国有老企业，其土地多属于划拨性质，而这些企业的利润和收益也已 上缴国家，再要求其对污染地块负责，几无可能。
武汉赫山地块的原污染厂已经倒闭多年，事实上难以追索企业责任。但该地段楼面地价上升，土地储备中心可将2.32亿元的治理成本，以及之前背负的经济 损失收回。不过，在不少环保人士看来，这样支付污染土地的修复成本，就等同于购房者在埋单，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并不相符。
另外，央企所遗留下的污染场地，是应该由企业还是中央政府负责，抑或由地方政府负责，也未有定论。
对场地污染的历史污染者和未来开发商来说，责任问题的厘清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场地污染修复的成败。据谢剑介绍，环保部正在起草的关于土壤污染治理的相关规定中，大致方向是由地方政府处理。
北京和重庆有破冰之举，各自尝试了不同的道路。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在土地拍卖时招标文件即明确要求，中标人必须根据北京市环保局制定的污染土壤处置方案，制定相关方案并实施，避免土壤二次污染。在这个过程中，环保部门全过程介入，保证场地清理的实施和风险的控制。
万科集团(000002)拿到的北京红狮涂料厂限价房项目即是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过万科招标的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公司副总经理刘科介绍，竞标企业有 10分钟时间介绍污染土地治理方案，由评标专家作出评判。但污染地块由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评测，开发商与其委托的修复公司，不对地块进行再评测，仅依据环保 局提供的评测报告和治理方案进行施工，再由环保局组织的验收专家或单位进行合格验收。
高胜达介绍，重庆是由分管副市长牵头，组织发改委、财政、国土等部门，利用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这一融资平台，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在污染场地进入拍卖程序之前对土地进行修复治理，并期待能够通过土地出让收益形成污染场地治理的良性循环。
由于污染场地的修复需要大量资金，初步估计，重庆市目前场地清理和修复将需要120多亿元，而通过土地出让收益形成循环需要较长的周期，这一模式目前存在极大的资金缺口。
美国超级基金法或可借鉴。该法规定由联邦政府设立专门的基金，其有多种资金筹集渠道：自1980年起对石油和42种化工原料征收的原料税；自1986 年起征收的环境税；一般的财政拨款；对与危险废物处置相关的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公司及个人追回的费用；其他如基金利息以及对不愿承担相关环境责任的公司及 个人的罚款。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还授权环保总署组织对污染场地进行治理，并向污染场地的责任人追回治理费用。
不过，谢剑认为，假如中国复制此模式，其中“污染者付费”就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对于已知责任的污染场地，中国尚且没有明确用于治理的资金渠道，对于未明确责任的污染场地，更没有专门配套资金。”
无论如何，压境而来的现实是，污染土地密集出现，毒性释放可达上百年，尚不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没有修复的土壤的影响与危害很可能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甚 至上千年，致使环境污染，人体致病。而修复越往后拖延，投入的修复资金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作者：《财经》记者 高胜科 王开 】
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其遗留的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垃圾场旁边，但你可能正居住在比垃圾更具危害的毒地之上，因为你对所住社区的用地历史数据几乎一无所知。
所谓毒地，是指曾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
近年来，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原来就是一家化工厂，入市拍卖成为2009年的北京地王，经修复后建起豪宅。
毒地开发的背景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退二进三”计划。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 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二环路)，进入城市边缘(三环路)；或者退出第二产业，兴办第三产业，这一计划使产生于50多年前“大跃进”时期的众多高污染工业 企业关闭、搬迁，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由于其地理位置往往优越便利，几乎所有的地块都被开发。其中，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 用”。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仅是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就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自2004年以来，毒地开发引发的急性中毒事件陆续被曝光。2004年4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
2006年7月，位于苏州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家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20亩毒地，导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赫山地块施工中，有工人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获救。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然而，见光的毒地属极少数，更多毒地在政府和居民毫不知情之下，仍悄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毒地对人体的危害，往往需要十年、数十年才会显现。美国原 为工业废弃物垃圾场的拉夫运河，在1953年被填埋覆盖后开发成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24年后的1977年，当地居民频频发生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 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经调查后才真相大白。
中国面对毒地这一新污染问题，目前既缺乏搬迁前强制性的污染评估程序，又缺乏事发后谁污染谁负责的处理机制，大体呈现“哪里出事、治理哪里”的被动应对状态。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毒地的潜在风险也大大加剧，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情况、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经济和环境治理等手段解决隐忧，已然刻不容缓。
——编者
上篇毒地凶猛
污染土地密集出现，毒性释放可达上百年，尚不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没有修复的土壤的影响与危害很可能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致使环境污染，人体致病。而修复越往后拖延，投入的修复资金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进入5月，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管庄乡，康泉新城二期工程工地上，挖掘机轰鸣作响，尘土飞扬。
现场一个被挖开的大坑足有20米深，负责土方挖掘储运的一位工程人士称，“还要再深挖7米，预计两个月后，土方挖掘工程完工。”从深坑中挖出的土，一度被直接堆放在工地上，散发出难闻气味。受到侵害的邻近施工人员与康泉新城二期施工方协商后，后者才将土方运走。
这块场地为铁道部所属防腐枕木厂原址，七八年前该厂迁走，之后这块土地闲置。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10年247号文件《关于调配朝阳区建国路八 里桥南1号部分土地用于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建设的函》，2011年1月，该地块从市政用地调整为经济适用房居住用地，由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 中心(下称国家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为各部委公务员建设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26.19万平方米。
枕木防腐厂在此生产30余年，其间需大量使用防腐蚀、抗老化的化学品，多种有机污染物经年不息地慢慢渗入地表土、深层土、地下水，直至更深、更远处。
对此，多个工程队仅知道，在建的是一个高层住宅楼小区，下设四层地库。除了少数相关人士，鲜有人知晓这个埋藏在土地深处的秘密。
两个版本的调查报告
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此地块后，一些专家曾受邀对该场地进行前期调查。2011年5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下称中国环科院)出具了一份公开环 评报告，评价了该场地的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大气污染物排放、废水排放和噪声排放的现状。在水文地质方面，报告仅称，该区域地下水属重 碳酸钙、碳酸镁型水，污染较为严重。
但这份环评报告只字未提该地块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历史用地和原址环境也未着一字。其后公示的版本亦是如此。
然而，《财经》记者获得的另一份同样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做的《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初步调查报告》(下称《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环 科院在2011年3月21日、23日、24日分别对该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采集取样分析，结果发现土壤中的污染物超标严重，主要为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多 环芳烃。这种碳氢化合物种类繁多，大部分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和致突变性。
《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从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样本中，共检出超过“北京市场地风险评价筛选值”的污染物种类19种。其中，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包 括苯并[a]芘、苯并[a]蒽、菲(PHE)等，最大超标倍数甚至超过千倍。其他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最大超标倍数也在三、四百倍。
多环芳烃多具有致癌毒性，是重要的环境和食品污染物。其中，苯并[α]芘更被视为高致癌物。
此外，该地块由于土壤与地下水的相互渗透与系统循环，地下水的污染也较为严重。
《初步调查报告》还指出，此地块需要修复的总土方量为12万立方米。一位参与该项目修复的专家对此表示怀疑，“需要修复的土方量怎么可能就10多万方？那片场地面积的修复，远不止这个数字。”
《初步调查报告》称，这一场地0－7米深度为最严重污染，到达12米深度时，污染物还有超标，按其公布的修复面积1.32万平方米粗略计算，修复土方量应超过15万立方米。
据这位专家称，目前该地块污染土壤的处理几近结束，而地下水修复工程尚未完成。
城市毒地涌现
康泉新城二期污染的土方量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惊人，比其面积更大、修复更难的地块不胜枚举。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北京南三环有一片化工厂、农药厂聚集地，这片场地有多少做过调查，做过土壤修复？而今这片土地早已纳入住宅或商业开发了。”北京一位参与多起修复项目的专家称。
2001年，中国城市“退二进三”的政策，随着国办发〔2001〕98号文发布而逐渐增加力度，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大批污染型企 业外迁。尤其是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各地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高污染化工企业，企业搬迁风生水起，污染场地大面积暴 露。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重庆，2004年至2012年，集中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都位于黄金地段；江苏，连续三年时间内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状不明的场地。
这些地块因地理位置优越，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状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开发动力。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究竟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但从一份北京市环保局在2005年至2006年的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在北京市环保局突击调查的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中，有7块场地土壤污染，部分场地污染深达15米，必须经过严格的修复，才能满足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其中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以北京为例，2001年－2005年间，北京搬迁了142家工厂，置换出878万平方米可供重新利用的土地。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介绍，自2004年至今，北京市已知的污染场地仅有十几块，已经修复的只有8块。
由于国有老厂的环保设施和意识缺乏，对于污染物的处理相当简易。当年的农药厂对农药残渣等有害化学残留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就地排放掩埋，有的离地面 仅五六米，因此，不少经过处理的毒地依然污染物浓度很高，甚至超过有关监管标准的成百上千倍，有的污染物深达地下十几米，有些污染物迁移至地下水，并扩 散，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
目前，“中国已经发现的污染场地还不到100块。”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介绍，然而，美国的污染场地大概在四五十万块，欧洲也有几十万块的数量。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指出，国内不少毒地未经任何处理修复，就直接用于开发，一旦出事，就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地价、房价的经济问题，更是危害健康、人身权利的严重社会民生问题。
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与否、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严格治理，已然刻不容缓。
被遮蔽的真相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全国发生过多起由于场地污染而致急性中毒事件，随着土地开发建设加速，类似事件呈上升趋势。
2004年4月28日，位于北京市南三环的宋家庄地铁建设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被送至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是一家农药厂的原址，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厂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2006年7月，位于江苏苏州市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了20亩污染土地，六名筑路工人挖土翻起有毒土壤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黄金地块——赫山地块施工现场，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刺鼻的味道越来越浓，有工人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由于不知实情，继续作业，最后，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曾参与北京化工二厂地块调查采样的一位污染修复行业人员描述，毒气从直径50毫米的采样管不断外冒，用打火机即可将其点燃，足见污染物浓度之高。在此种环境中作业，会危害人体，造成恶性中毒事件。
“中毒事件属于急性事件，这表明场地污染已达到很严重的级别，而更多长期居住在污染土地的居民将可能是慢性中毒，病情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不同，有些会有较长潜伏期。
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是毒地污染物的四大类别。
被污染后的土壤，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间接途径是通过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影响到人体健康，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或者儿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
美国和日本已有在重污染区域开发商品房后居民健康受损的案例，美国著名的拉夫运河小区案即是一例。上世纪70年代末，该小区不断出现妇女流产、死胎和 新生儿缺陷等现象，成年人体内也长出各种肿瘤。而这一小区正是建设在一个化学废料大填埋场上，场地未经修复处理。残酷事实的揭露令小区居民震惊不已。他们 走上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相应的措施。
这一事件最终迫使当时的卡特总统颁布了紧急令，允许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为尼亚加拉瀑布区的拉夫运河小区近700户人家实行暂时性的搬迁。随后，卡特颁布了划时代的法令，创立了“超级备用金”。这是有史以来联邦资金第一次被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
科学界的诸多研究也证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区，人群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升高。
一些毒地虽已浮现，但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仅供专家内部研讨和政府闭门决策。一位参与多起土壤修复项目的专家介绍，如广州某处楼盘曾是一家重点化肥厂原 址，重金属与石油类污染物超标并存。广州亚运村曾选定该位置，在调查后才发现场地污染问题，最终亚运村改选落户番禺区。但该楼盘居民始终不知真情。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向《财经》记者透露，深圳某块工业用地，曾是大批电子企业的原址，企业搬迁后，场地电子固废污染较重，现在这片场地上办公的企业并不知情，甚至当地政府部门对此地块的污染情况也不完全掌握。
《财经》记者获悉，去年下半年在北京某家中央国家机关系统的特级宾馆内，举行了康泉新城二期工地污染修复的评标会，为期两天。自2011年底至今年初，康泉新城二期工地的污土已着手处理。大部分采取异位修复方法，即将污染土壤移到他处做处理。
但该地块的污染土壤究竟运到何处，又如何处理？施工方以及参与修复的专家都未提供答案。一位自称北京中后机械施工公司的现场土方施工负责人称，污染土被运到北京东郊，处理方法为：“深挖几十米，然后将好土覆盖上面。这是按照要求做的，环保部门多次检查通过。”
将污染土运至异地填埋后，填埋地还必须进行防渗工程，以免污染地下水。一位了解康泉新城二期项目的人士透露，“被挖出的污土，运走后做了分类处理，分别设计了热解、焚烧、还有堆肥处理等几种修复方案，但最后处理过程中可能有不规范的地方。”
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中央公务员住宅中心的正面确认。
另有知情人士还透露，在康泉新城二期的评标会上，有评标组专家宣称，只在竞标单位资质和价格上衡量，不对初定的修复方案的科学合理性负责。“在会上甚 至有人玩笑般说，工程竣工后，可以让环保部、国土部和住建部先后搬进去住，如果没有问题了其他部委可以入住，毕竟这几个部委在知识水平方面要好于其他部 委”。
下篇治理困局
央企所遗留下的污染场地，是应该由企业还是中央政府负责，抑或由地方政府负责，也未有定论。对场地污染的历史污染者和未来开发商来说，责任问题的厘清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场地污染修复的成败。
污染土地必须修复或者搁置，这是国际共识，但首先要知道的是哪里有污染。
底本不清
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费时五年耗资10亿元进行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大规模调查。对此次调查数据，环保部讳莫如深，至今未对外公布。今年 5月30日，在北京召开2012年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会后《财经》记者几次追问环保部自然生态司土壤处负责人，其对该问题依然避而不答。
环保部迟迟不公布调查情况，多位专家分析，其原因是目前修复技术不成熟，政府也难以一次性支付修复污染场地的巨额资金，且调查结果非某一部委能决策、掌控之事。而城市场地土壤污染状况一旦公布，可能引起恐慌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江苏省苏州市，地块每平方米可拍出上万元高价，而位于城市中心的数十公顷的被污染土地无人问津，撂荒多年。该地块是创建于1956年的苏州化工厂原 址，主要生产农药，2003年搬迁后，苏州市有关部门一直在寻找土壤修复的方法，至今仍在进行新一轮的全面调查分析。此外，南京市乐居雅小区2007年甫 一开盘即遭到消费者抵制，原因是公众获知小区是建在未经修复的原南京化纤厂旧址上。
另外，多位污染场地修复专家提出，上述耗资10亿元的土地调查数据也有失全面性，还不能精确掌握全国场地污染的统计数字。参与此次调查的多位专家向 《财经》记者透露，调研的取样方法有瑕疵，直接影响到普查数据和最终结论。全国调查均按8公里×8公里的范围取样，人口稀少处和污染密集区以同样的标准密 度取样，结果不够严谨；而且在6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取一个样，范围与随意性均太大。
不过，参与调查的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林玉锁向《财经》记者介绍，化工企业和高污染风险企业星罗棋布，如逐个摸点，仅凭环保部门一力为之，十年也很难做出场地污染数量、面积的精确统计。
《财经》记者还获悉，调查期间，环保部只调查其所管辖的范围，其他诸如污染问题严重的矿区矿山及其周边环境则归属国土部门管辖，由于部门壁垒，一些数据没有被共享。
监管真空
目前，中国对毒地的监管和修复并没有明确的立法。2003年全国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里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不包含对用地的历史情况调查，因此不能有效过滤毒地。
北京宋家庄工人施工中毒事件，被视为中国污染场地修复工作起步的标志性事件。事发两个月后，2004年6月，原国家环保总局要求污染企业和单位，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经具有省级以上质量认证资格的环境监测部门对原址土地进行监测分析。
2008年环保部再度发文，要求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等。
但这些文件并非强制性法规。
目前，全国仅有北京、重庆两地环保部门设有污染场地管理科，并明确规定工业用地原址在二次开发利用前必须进行场地环境评价。重庆还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或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治理。
其他城市并无强制性要求开发必须进行场地污染调查分析，基本处于监管真空。
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有2400户规模，建在武汉长江化工厂原址上。环评报告书认为，项目场地存在金属锑污染和局部有机物污染。重金属很难在环境中 自然降解，金属锑会刺激眼、鼻、喉咙及皮肤，持续接触可破坏心脏及肝脏功能，吸入高含量锑会导致中毒。而有机物污染的土地，短期内根本不适合作为居住用 地。
但2010年11月底被媒体曝光时，该小区已基本建好。在武汉市环保局要求之下，毒地采取覆盖土工膜将污染土壤进行隔离，而土工膜隔离修复方法在业内 专家看来只是规避风险，而非彻底修复策略，由于污染物没彻底消除，今后进行开挖建设时仍可能引发污染。至今，小区业主已陆续无奈地入住。一位小区业主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唯一能做的是，“今后让孩子少到小区里玩土”。
由于没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的法律法规，使其后的追责也苍白无力。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未做污染土地修复，没有环评报告，就在毒地上建房。事发后，武 汉市环保局仅批复要求：“鉴于本批复下达以前项目已开工建设且部分住宅已建成的事实，你公司除须积极补救，对于幼儿园以外部分建筑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和隐 患，你公司应当根据承诺负责妥善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采取了覆盖土工膜将污染土壤进行隔离的规避手段，而非彻底修复措施后，居民已然入住，此事亦不了了之。
三道闸门失守
土地再开发大致有两个阶段，即土地收储和招标出让，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现有的环评报告，是在工程开工动土前进行，而并未在土地收储和规划环节有相应强制性要求。因此，土地储备中心、规划局等缺失对开发的场地进行污染环评和勘察，此为源头监管失守。
武汉赫山地块事件中，开发商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在施工工人中毒后，方知此地块为武汉市农药厂遗留的毒地，于是将该地块退回武汉土地储备中心，武汉 土储中心向其赔偿1.2亿元。“损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这是非常大的教训。”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表示，按照国外成熟的法规，赫山地块事件中，开 发商、土地储备中心和原武汉市农药厂都有责任。
开发商在获得这块土地时，应该对这一地块再做环评和勘测。中国环境修复网执行主编高胜达证实，许多外资工业企业来中国建厂之初或关停时，都会做土壤勘 测，并将数据报备给当地环保部门，以明确自身责任。土地购买者在购买土地时，也会要求对方出示场地环评报告，甚至自行再做调查。
目前，在国内与毒地利益相关的开发商和业主两方皆缺乏作为。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对《财经》记者分析说，这与优势地段的土地供不应求有关，“黄金地段什么样的土地都可能有人要，即便是被严重污染的”。
对于场地污染，环评是最后一道防守闸门。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区即出现了典型的环评缺失。小区选址时，未经环评便获国土、规划部门审批，并违规开工。至环保审批时，小区已基本建成。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这一行业的毛利率在20%－30%，高于普通建筑业的平均水平，许多不具备资质的普通土方施工公司也大量承担污染土壤的土方工程，这极大增加了污染土壤的暴露和二次污染的几率。
在已知的污染场地修复案例中，往往选择当地环境科研院所成立的修复公司，“由于没有资质管理，有几台挖掘机就可以成立一个修复公司。”高胜达说，而只 要能找到工程，就可以盈利。高胜达称，目前，国内污染修复产业大小公司有几十家，但真正有能力做好土壤修复项目的不超过五家。产业扩容过程中，不乏浑水摸 鱼者。
昂贵的消毒
2011年5月11日，武汉市启动了该市首个化工企业土地修复工程——赫山污染土地修复工程。武汉市政府在赔付开发商1.2亿元之后，要再耗资2.32亿元为毒地埋单。
据武汉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市还对其7处涉污地块进行调查评估，确定了4处土壤修复试点。初步统计，武汉市整个治理、修复工程耗资或达40亿元。为此，武汉正在积极争取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的支持。
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指出，修复治理费用高，使资金问题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不同污染物、不同浓度的场地，以及所利用的修复模式手段不同，成本差距悬殊。通常概算，每亩土地的修复成本在100万元－200万元之间。以北京红狮 涂料厂限价房项目为例，“每亩污染土地的修复成本是200余万元，而万科买下的地价是每亩1000万元，修复成本占到地价的五分之一。”
毒地修复往往需要5年-10年，甚至二三十年，“每块场地上千万元的修复资金，有赖于持续和专门的资金机制。”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说。
据一位中科院专家分析，国家环保部在“十二五”期间向土壤治理方面的投入将突破百亿元，仅江苏省在“十二五”期间投向土壤修复的资金就有24亿元。
但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林玉锁表示，这24亿元只是国家给予的指导性技术支持费用，用于技术研发和示范区推广，“将污染土壤全部修复干净是不可能的”。
谁埋单？
摆在毒地修复中最大的困境是，责任难以界定，尤其难以追索历史污染者。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场地的责任理应在原有企业，然而，原有企业的 国有性质使得这一责任主体变得非常不明确。在近年来的高污染企业的搬迁中，涉及到的大多是国有老企业，其土地多属于划拨性质，而这些企业的利润和收益也已 上缴国家，再要求其对污染地块负责，几无可能。
武汉赫山地块的原污染厂已经倒闭多年，事实上难以追索企业责任。但该地段楼面地价上升，土地储备中心可将2.32亿元的治理成本，以及之前背负的经济 损失收回。不过，在不少环保人士看来，这样支付污染土地的修复成本，就等同于购房者在埋单，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并不相符。
另外，央企所遗留下的污染场地，是应该由企业还是中央政府负责，抑或由地方政府负责，也未有定论。
对场地污染的历史污染者和未来开发商来说，责任问题的厘清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场地污染修复的成败。据谢剑介绍，环保部正在起草的关于土壤污染治理的相关规定中，大致方向是由地方政府处理。
北京和重庆有破冰之举，各自尝试了不同的道路。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在土地拍卖时招标文件即明确要求，中标人必须根据北京市环保局制定的污染土壤处置方案，制定相关方案并实施，避免土壤二次污染。在这个过程中，环保部门全过程介入，保证场地清理的实施和风险的控制。
万科集团(000002)拿到的北京红狮涂料厂限价房项目即是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过万科招标的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公司副总经理刘科介绍，竞标企业有 10分钟时间介绍污染土地治理方案，由评标专家作出评判。但污染地块由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评测，开发商与其委托的修复公司，不对地块进行再评测，仅依据环保 局提供的评测报告和治理方案进行施工，再由环保局组织的验收专家或单位进行合格验收。
高胜达介绍，重庆是由分管副市长牵头，组织发改委、财政、国土等部门，利用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这一融资平台，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在污染场地进入拍卖程序之前对土地进行修复治理，并期待能够通过土地出让收益形成污染场地治理的良性循环。
由于污染场地的修复需要大量资金，初步估计，重庆市目前场地清理和修复将需要120多亿元，而通过土地出让收益形成循环需要较长的周期，这一模式目前存在极大的资金缺口。
美国超级基金法或可借鉴。该法规定由联邦政府设立专门的基金，其有多种资金筹集渠道：自1980年起对石油和42种化工原料征收的原料税；自1986 年起征收的环境税；一般的财政拨款；对与危险废物处置相关的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公司及个人追回的费用；其他如基金利息以及对不愿承担相关环境责任的公司及 个人的罚款。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还授权环保总署组织对污染场地进行治理，并向污染场地的责任人追回治理费用。
不过，谢剑认为，假如中国复制此模式，其中“污染者付费”就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对于已知责任的污染场地，中国尚且没有明确用于治理的资金渠道，对于未明确责任的污染场地，更没有专门配套资金。”
无论如何，压境而来的现实是，污染土地密集出现，毒性释放可达上百年，尚不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没有修复的土壤的影响与危害很可能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甚 至上千年，致使环境污染，人体致病。而修复越往后拖延，投入的修复资金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作者：《财经》记者 高胜科 王开 】
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近八成学生有入党愿望
中新网6月4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今年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的第21年。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学生表示有入党愿望，与近年来的比例基本持平。
调查工作在京、津、黑、沪、浙、赣、鲁、豫、鄂、粤、川、滇、陕、宁、新等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同时在上海开展了网络调查。调查表明，当前高校学生思想主流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
调查表明，广大高校学生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广大学生高度认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表示充满信心。大学生高度关注与国家和 民族利益相关的大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民族自信心，91.4%的学生认为应该增强我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 同。在座谈、访谈中，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我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能走回头路。
调查显示，广大高校学生充分信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和政府一年来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95.6%的学生对“以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工作表示认可；95.3%的学生对“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11年试点范围覆盖 60%地区，2012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工作表示认可；95.2%的学生对“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研究决定率先在680个特困县市试点营养餐，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表示认可，对调查所列举其他工作认可度均高于90%。调查结果反映，当前大学生整体心态较平和，认识判断比较理性，能够较为 客观、理智地观察分析问题。
调查表明，大学生高度认同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良好的道德认知和较强的社会责任 感。97.9%的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98.7%的学生认同“诚信是做人之本”；97.8%的学生认 同“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学生认同“大学生应当走在公民道德建设的前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在考虑利益问 题时，应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等观点的比例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调查显示，高校学生入党意愿持续高涨，学生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学生党员质量不断提升。近八成的学生表示有入党愿望，与近年来的比例基 本持平。将“追求理想信念”作为入党动机的学生比例比2011年高出8.3个百分点，连续3年排在入党动机的首位。在座谈、访谈中，大家普遍反映，高校的 学生党员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发展程序不断健全，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更趋完善，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和骨干带头作用比较突出。
调查表明，大学生关注高等教育改革和学校建设与发展，普遍认为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满意度高。学 生对调查列举的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均在90%以上，其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辅导员工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满意度分别高达95.1%、 96.3%和95.6%。网络在学生获取信息中的主要渠道地位进一步提升。73.1%的学生获取社会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是“网络”，比2011年进一步上升 3.1个百分点。“搜索信息、查阅资料”、“了解新闻”和“聊天或交友”在学生“通过网络主要进行的活动”中占据前三位。微博在学生中的影响进一步扩 大，59.9%的大学生使用微博，比2011年上升了13.1个百分点。
针对调查反映出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教育部提出，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着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要深入教 育引导广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 脑；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坚持把符合标准的优秀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加强学生党员教育；积极探索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不 断搭建工作平台，创新工作载体，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师德师风建设，推动高校各项工作 科学发展，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调查工作在京、津、黑、沪、浙、赣、鲁、豫、鄂、粤、川、滇、陕、宁、新等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同时在上海开展了网络调查。调查表明，当前高校学生思想主流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
调查表明，广大高校学生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广大学生高度认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表示充满信心。大学生高度关注与国家和 民族利益相关的大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民族自信心，91.4%的学生认为应该增强我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 同。在座谈、访谈中，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我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能走回头路。
调查显示，广大高校学生充分信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和政府一年来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95.6%的学生对“以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工作表示认可；95.3%的学生对“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11年试点范围覆盖 60%地区，2012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工作表示认可；95.2%的学生对“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研究决定率先在680个特困县市试点营养餐，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表示认可，对调查所列举其他工作认可度均高于90%。调查结果反映，当前大学生整体心态较平和，认识判断比较理性，能够较为 客观、理智地观察分析问题。
调查表明，大学生高度认同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良好的道德认知和较强的社会责任 感。97.9%的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98.7%的学生认同“诚信是做人之本”；97.8%的学生认 同“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学生认同“大学生应当走在公民道德建设的前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在考虑利益问 题时，应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等观点的比例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调查显示，高校学生入党意愿持续高涨，学生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学生党员质量不断提升。近八成的学生表示有入党愿望，与近年来的比例基 本持平。将“追求理想信念”作为入党动机的学生比例比2011年高出8.3个百分点，连续3年排在入党动机的首位。在座谈、访谈中，大家普遍反映，高校的 学生党员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发展程序不断健全，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更趋完善，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和骨干带头作用比较突出。
调查表明，大学生关注高等教育改革和学校建设与发展，普遍认为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满意度高。学 生对调查列举的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均在90%以上，其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辅导员工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满意度分别高达95.1%、 96.3%和95.6%。网络在学生获取信息中的主要渠道地位进一步提升。73.1%的学生获取社会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是“网络”，比2011年进一步上升 3.1个百分点。“搜索信息、查阅资料”、“了解新闻”和“聊天或交友”在学生“通过网络主要进行的活动”中占据前三位。微博在学生中的影响进一步扩 大，59.9%的大学生使用微博，比2011年上升了13.1个百分点。
针对调查反映出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教育部提出，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着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要深入教 育引导广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 脑；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坚持把符合标准的优秀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加强学生党员教育；积极探索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不 断搭建工作平台，创新工作载体，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师德师风建设，推动高校各项工作 科学发展，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甄子丹获封约架网“最欠扁明星” 方舟子当老二
近日，一个名为“约架网”的网站日渐在微博上走红。虽然名为“约架网”，但在该网站“约架”的人都只是发泄一下，并不是真的打架。而除了普通人约架以外，网友还可以通过投票选出最期待看到的对决组合，赵文卓VS甄子丹、郭德纲VS周立波、谢霆锋VS陈冠希都进入了排行榜。
只“约架”不打架
很 多用户看到“约架网”后会误以为这是一个提供打架斗殴的地方。网站创始人介绍，建立约架网的灵感来源于近期“方舟子打假韩寒”、“甄子丹赵文卓合约事件” 等社会热门话题，当时李开复等名人在微博提议，微博应该有个发泄的地方。在这样的前提下，盛大网络游戏建立了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约架网。“约架”只是以 玩笑的方式纾解心中的怨气，并不是真正在线下打架。
明星躺着也“中枪”
该网络还发起了民众最期待对决组合 排行榜评选，许多曾经有过节的明星纷纷上榜，其中以5423票高居榜首的是武打明星甄子丹与中国传统武术家苏豪鸿的对决。苏豪鸿是重庆人，身为武当派武术 家、国家一级武师的他，早前就是使用“约架网”向甄子丹发起了约架宣言，很多网友都表示想看看电影中的功夫明星和现实中的武术大师对打谁更厉害。互相讥讽 过的周立波和郭德纲以4000多票排在第二位。“方舟子打假韩寒”、“甄子丹赵文卓合约事件”中的四位当事人更是不可或缺地出现在排行榜上。虽然“艳照 门”事件已过去多年，但网友们仍想看谢霆锋与陈冠希对决。而苍井空与毕福剑这对令人捧腹大笑的对决组合，也有1200多票。
最欠扁明星甄子丹夺冠
在该网站公布的“史上最欠扁排行榜(被约架次数最多)”上，甄子丹再次以3914的票数当选冠军。事件的另一位男主角赵文卓则排在了第四位。近日因为打假事件而备受关注的方舟子排在了第二位，因为《宫》而走红的杨幂或许是因为与刘恺威恋情曝光，也出现在了排行榜上。
只“约架”不打架
很 多用户看到“约架网”后会误以为这是一个提供打架斗殴的地方。网站创始人介绍，建立约架网的灵感来源于近期“方舟子打假韩寒”、“甄子丹赵文卓合约事件” 等社会热门话题，当时李开复等名人在微博提议，微博应该有个发泄的地方。在这样的前提下，盛大网络游戏建立了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约架网。“约架”只是以 玩笑的方式纾解心中的怨气，并不是真正在线下打架。
明星躺着也“中枪”
该网络还发起了民众最期待对决组合 排行榜评选，许多曾经有过节的明星纷纷上榜，其中以5423票高居榜首的是武打明星甄子丹与中国传统武术家苏豪鸿的对决。苏豪鸿是重庆人，身为武当派武术 家、国家一级武师的他，早前就是使用“约架网”向甄子丹发起了约架宣言，很多网友都表示想看看电影中的功夫明星和现实中的武术大师对打谁更厉害。互相讥讽 过的周立波和郭德纲以4000多票排在第二位。“方舟子打假韩寒”、“甄子丹赵文卓合约事件”中的四位当事人更是不可或缺地出现在排行榜上。虽然“艳照 门”事件已过去多年，但网友们仍想看谢霆锋与陈冠希对决。而苍井空与毕福剑这对令人捧腹大笑的对决组合，也有1200多票。
最欠扁明星甄子丹夺冠
在该网站公布的“史上最欠扁排行榜(被约架次数最多)”上，甄子丹再次以3914的票数当选冠军。事件的另一位男主角赵文卓则排在了第四位。近日因为打假事件而备受关注的方舟子排在了第二位，因为《宫》而走红的杨幂或许是因为与刘恺威恋情曝光，也出现在了排行榜上。
“天安门四君子”周舵：平反六四 但给邓留面子
六四「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接受本报书面专访，认为在今年初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之后，北京的气氛像是1989年「六四」前，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相信未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六四会被当为一张争取民心的「好牌」，建议采用与纠正反右运动相同的平反模式，即抚恤受害人，但为邓小平和解放军「留点面子」。
周舵书面回应本报说，今年3月「薄王事件」后，北京城像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一样，弥漫?一股「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政治敏感的人们都预感将有大事发生，但会是什么事，没有人知道。比较谨慎的人，也都认定至少未来5至10年，巨变不可避免。」
传温总提平反 周：合情合理
至于海外传言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周舵认为消息真假无从查证，但感觉「合情合理」，「中共现在是纲纪大坏，『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什么意见捅出来都不足为奇」。他认为，温家宝应该有这样的见识和胆略，而他不可能是孤身一人、背后没有其他大佬的支持。
周舵说，在未来的高层权力争夺中，「平反六四」无疑是一张大得人心、藉以建立权力合法性的好牌，「没有人用它才奇怪呢」。但他指出，关键问题在于打出这张牌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搞得不好，就是从上乱到下、从里乱到外，从『一统就死』变成『一放就乱』，从渐进变成激进、有序变成无序、可控变成不可控」。
平反右派模式 决策者留面子
「我猜想，主政者如果脑子还好使的话，就会采取『反右模式』﹕基本平反，抚恤、赔偿，但留个尾巴，给当年的决策者留点面子，下个台阶。」根据历史资料，1957年中央发起「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除了少数人在文革前获得「摘帽」(即平反)，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时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大部分右派才「摘帽」，直至1980年代，除官方定性的极少数「右派」外，97%「右派」获得平反。
周舵认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需要对六四负主要责任(见另稿)，他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归咎于他，「把邓小平和解放军解脱出来，不加深究，大家一起往前看，努力实现民族和解」。他坦言，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如此，「成熟的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想要彻底解决的结果就是不能解决」。
对于今秋的「十八大」，他认为很难预测，「新人们上来，局面一定会有变化。然而，变成什么样，变好还是变坏，没有人知道」。
他认为中共废除职务终身制，是建立了一种执政党自我更新的机制，「虽然很不完善，但终究还是有用，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太多了」，这也令中共政权能持续至今。社会各界能做的，只是尽一切努力推动国家和执政党朝好的方向，即「先法治、后民主」，以及自由宪政的方向发展。
周舵书面回应本报说，今年3月「薄王事件」后，北京城像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一样，弥漫?一股「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政治敏感的人们都预感将有大事发生，但会是什么事，没有人知道。比较谨慎的人，也都认定至少未来5至10年，巨变不可避免。」
传温总提平反 周：合情合理
至于海外传言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周舵认为消息真假无从查证，但感觉「合情合理」，「中共现在是纲纪大坏，『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什么意见捅出来都不足为奇」。他认为，温家宝应该有这样的见识和胆略，而他不可能是孤身一人、背后没有其他大佬的支持。
周舵说，在未来的高层权力争夺中，「平反六四」无疑是一张大得人心、藉以建立权力合法性的好牌，「没有人用它才奇怪呢」。但他指出，关键问题在于打出这张牌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搞得不好，就是从上乱到下、从里乱到外，从『一统就死』变成『一放就乱』，从渐进变成激进、有序变成无序、可控变成不可控」。
平反右派模式 决策者留面子
「我猜想，主政者如果脑子还好使的话，就会采取『反右模式』﹕基本平反，抚恤、赔偿，但留个尾巴，给当年的决策者留点面子，下个台阶。」根据历史资料，1957年中央发起「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除了少数人在文革前获得「摘帽」(即平反)，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时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大部分右派才「摘帽」，直至1980年代，除官方定性的极少数「右派」外，97%「右派」获得平反。
周舵认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需要对六四负主要责任(见另稿)，他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归咎于他，「把邓小平和解放军解脱出来，不加深究，大家一起往前看，努力实现民族和解」。他坦言，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如此，「成熟的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想要彻底解决的结果就是不能解决」。
对于今秋的「十八大」，他认为很难预测，「新人们上来，局面一定会有变化。然而，变成什么样，变好还是变坏，没有人知道」。
他认为中共废除职务终身制，是建立了一种执政党自我更新的机制，「虽然很不完善，但终究还是有用，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太多了」，这也令中共政权能持续至今。社会各界能做的，只是尽一切努力推动国家和执政党朝好的方向，即「先法治、后民主」，以及自由宪政的方向发展。
开枪还是不开枪？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
核心提示：为什么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却能延续至今？为什么有的掌权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抗议者开枪，有的却手足无措？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Mark R. Thompson对这一90年代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给出了更系统化的答案。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 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 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 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 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 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 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 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 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 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 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 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 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 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 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 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 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 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 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 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 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 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 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 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 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 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 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 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 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 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 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 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 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 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 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 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 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 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 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 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 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要求平反六四 意见上报政治局
2012年中共“两会”结束后，在总结处理各代表、委员提出的提案、建议和社会遗留、积压的问题、事件时，1989年“六四”问题被提出，并上报中央政治
局。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韩激德、蒋树声联署提出“六点呼吁和建议”。体制内的多名高官希望中共高层能在十八大之前，就“六四”政治风波事件性质作出
修正。
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联署提“六点呼吁和建议”
据《争鸣》杂志的报导，在人大副委员长会议上，路甬祥（中共党员、人 大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院长、教授、中科院院士、工程院士）、韩启德（中共党员、人大党组成员、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蒋树声（民盟中央主 席）联署提出呼吁和建议，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共有六点：
（一）就“八九”政治风波事件定性性质作出修正，对当年绝大多数参加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学生、职工等的愿望、诉求应予作正面肯定；
（二）以时间已超越了二十年作法律解释，彻销当年有关通缉令；
（三）因事件受到牵连、受到处理或受到非正常对待、定性而出走、外流的学生、学者、职工等，准许回国、回家，包括探亲、旅游、学习、工作、经商或定居；
（四）因当时情况，护照已被注销的，按公民正常规则补办发放；
（五）回国后以法律保护公民合法、正当的权利和活动，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
（六）就“八九”政治风波事件，要较全面、以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精神为主导向社会公布事件真实情况，以总结汲取对事件及处理教训所付出代价。
据知，这是在本届人大副委员长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有关“六四”政治风波事件讨论，第一次是2008年5月初。
政协副主席提“五点建议”
在全国政协党组会议上，白立忱政协副主席（中共党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提出五点建议：
（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本着求真务实科学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就毛泽东建国的功过及个人应承担的责任、罪责在全党作一次总结性评分结论；
（二）在全党全国展开“以法治国”、“以法治党”、“以法施政”的宣传、教育，确立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面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平民百姓是平等的；
（三）立法通过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干部要如实申报个人、配偶及子女财产、经济来源等有关法例，由各级人大和纪委负责监督；
（四）郑重考虑，就1989年春夏期发生政治风波事件的定论作出修正或纠正，就事件中无辜受到伤害的人士及家属列作首要工作解决好；
（五）整顿、加强司法系统建设要列作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省、地二级设立隶属司法系统的上访接待部门，解决长期积压、增多的案件。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会议上，黄孟复（中共党员、民建中央成员、全国工商联主席）、钱运禄（中共党员、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郑万通等，在总结政协工作和对议案处理回覆工作时，都呼吁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就“六四”政治风波事件性质作出修正。
—— 原载: 《争鸣》
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联署提“六点呼吁和建议”
据《争鸣》杂志的报导，在人大副委员长会议上，路甬祥（中共党员、人 大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院长、教授、中科院院士、工程院士）、韩启德（中共党员、人大党组成员、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蒋树声（民盟中央主 席）联署提出呼吁和建议，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共有六点：
（一）就“八九”政治风波事件定性性质作出修正，对当年绝大多数参加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学生、职工等的愿望、诉求应予作正面肯定；
（二）以时间已超越了二十年作法律解释，彻销当年有关通缉令；
（三）因事件受到牵连、受到处理或受到非正常对待、定性而出走、外流的学生、学者、职工等，准许回国、回家，包括探亲、旅游、学习、工作、经商或定居；
（四）因当时情况，护照已被注销的，按公民正常规则补办发放；
（五）回国后以法律保护公民合法、正当的权利和活动，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
（六）就“八九”政治风波事件，要较全面、以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精神为主导向社会公布事件真实情况，以总结汲取对事件及处理教训所付出代价。
据知，这是在本届人大副委员长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有关“六四”政治风波事件讨论，第一次是2008年5月初。
政协副主席提“五点建议”
在全国政协党组会议上，白立忱政协副主席（中共党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提出五点建议：
（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本着求真务实科学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就毛泽东建国的功过及个人应承担的责任、罪责在全党作一次总结性评分结论；
（二）在全党全国展开“以法治国”、“以法治党”、“以法施政”的宣传、教育，确立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面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平民百姓是平等的；
（三）立法通过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干部要如实申报个人、配偶及子女财产、经济来源等有关法例，由各级人大和纪委负责监督；
（四）郑重考虑，就1989年春夏期发生政治风波事件的定论作出修正或纠正，就事件中无辜受到伤害的人士及家属列作首要工作解决好；
（五）整顿、加强司法系统建设要列作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省、地二级设立隶属司法系统的上访接待部门，解决长期积压、增多的案件。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会议上，黄孟复（中共党员、民建中央成员、全国工商联主席）、钱运禄（中共党员、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郑万通等，在总结政协工作和对议案处理回覆工作时，都呼吁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就“六四”政治风波事件性质作出修正。
—— 原载: 《争鸣》
六四纪念日:上证指数收盘下跌64.89点是巧合还是暗号？
中国的网络六月四日疯传上海股市收盘下跌64.89点的消息，而且上证股市开盘指数为2346.98，网友认为这一巧合只能是天意，法新社报道说，除了六四等一直在网上被封锁的词语之外，目前新浪微博上上证指数这四个字也被封锁。
据新浪财经网的数据，2012年6月4日，上证指数开盘2346.98点。如果反过来看，正好是89、64，再加上23，几组数字，恰好吻合了89年、64事件、23周年。
今日上证指数的涨跌幅度也同样暗含64信息。昨天上证指数的收盘点数为2373.44点，今日收盘点数则是2308.55点，正好下跌64.89点，此下跌点数又是恰好符合64事件、89年之信息。而且，网上的最后一期交易是六四手。
法新社引述股市分析家刘洪明在微博上的评论说，他实在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而另一位股市分析家则向法新社解释说，鉴于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股市动荡，上证指数六月四日下跌64.89点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紧密关注中国国内境况的流亡巴黎的学运领袖张健告诉本台，不仅仅是今天六月四日，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一日，上证指数收盘干脆就是 2389.64。他认为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他说，中国的经济模式还远不是市场经济，股票市场同别的行业一样也受到操纵，在他看来这是股票交易行业的从业者不满中国目前的不健康的市场经济，希望中国能够有所改变，他认为中国国内各行各业的人士都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据新浪财经网的数据，2012年6月4日，上证指数开盘2346.98点。如果反过来看，正好是89、64，再加上23，几组数字，恰好吻合了89年、64事件、23周年。
今日上证指数的涨跌幅度也同样暗含64信息。昨天上证指数的收盘点数为2373.44点，今日收盘点数则是2308.55点，正好下跌64.89点，此下跌点数又是恰好符合64事件、89年之信息。而且，网上的最后一期交易是六四手。
法新社引述股市分析家刘洪明在微博上的评论说，他实在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而另一位股市分析家则向法新社解释说，鉴于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股市动荡，上证指数六月四日下跌64.89点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紧密关注中国国内境况的流亡巴黎的学运领袖张健告诉本台，不仅仅是今天六月四日，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一日，上证指数收盘干脆就是 2389.64。他认为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他说，中国的经济模式还远不是市场经济，股票市场同别的行业一样也受到操纵，在他看来这是股票交易行业的从业者不满中国目前的不健康的市场经济，希望中国能够有所改变，他认为中国国内各行各业的人士都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新浪微博上流传的六月四日上证指数收盘跌幅为64.89点的图表。
网络DR
国安部秘书涉嫌间谍案 薄熙来 西方是薄熙来事件黑手？
(世界日报)
国际媒体1日舖天盖地报导中国国安部一名副部长秘书涉嫌变节，充当美国间谍而遭逮捕的爆炸性新闻。这一消息尽管目前仍未获中美官方的正式确认，不过中美高
层均以不具名方式确认了上述消息。媒体甚至指出，中美间谍案与「薄熙来事件」密切相关。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说，西方间谍在「薄熙来事件」中必须承担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英国路透1日下午率先报导了上述间谍案，该社发自香港的消息引述三名了解内情的人士说，中国国安部的一名副部长助理今年年初因涉嫌为美国当间谍而被逮 捕，这名高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为美方提供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消息人士并确认，该嫌犯的逮捕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有关。
报导并指出说，这一近20年来美中之间发生的最大的间谍案，可能会对领导国安部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造成压力。
法新社的报导还引述香港「新维月刊」说，不仅国安部的副部长秘书已被逮捕，这名副部长本人也被停职，相关的调查所牵引出的涉案人士不下350人。事实上， 香港「新维月刊」早在5月25日就报导这一消息，称该副部长秘书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几天后，香港「东方日报」也报导了这一事件， 并指出这名秘书是在香港中了「美人计」而被「有关国家」策反。
而「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事件」爆发后，中国一直有人指控西方情报机构是背后操控的「黑手」，其证据包括被薄熙来妻子涉嫌谋害的英国商人海伍德为英国间谍，王立军夜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可能中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暗算」等。
英国路透1日下午率先报导了上述间谍案，该社发自香港的消息引述三名了解内情的人士说，中国国安部的一名副部长助理今年年初因涉嫌为美国当间谍而被逮 捕，这名高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为美方提供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消息人士并确认，该嫌犯的逮捕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有关。
报导并指出说，这一近20年来美中之间发生的最大的间谍案，可能会对领导国安部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造成压力。
法新社的报导还引述香港「新维月刊」说，不仅国安部的副部长秘书已被逮捕，这名副部长本人也被停职，相关的调查所牵引出的涉案人士不下350人。事实上， 香港「新维月刊」早在5月25日就报导这一消息，称该副部长秘书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几天后，香港「东方日报」也报导了这一事件， 并指出这名秘书是在香港中了「美人计」而被「有关国家」策反。
而「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事件」爆发后，中国一直有人指控西方情报机构是背后操控的「黑手」，其证据包括被薄熙来妻子涉嫌谋害的英国商人海伍德为英国间谍，王立军夜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可能中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暗算」等。
知情者：令计划并无实质性卷入“三人帮” 车祸后经历让人同情
北京3·18神秘车祸曝光，牵出了周、薄、令所谓的“三人帮”，不过消息人士向博讯透露，令计划只是为了某些原因部分卷入所谓的“三人帮”，但并无实质参与周、薄的政变阴谋，对周、薄很多事情并不事先知晓，不然王立军不可能没有交待。
知情人士表示，车祸后，令计划只是在丧子的无比打击中被周永康“挟持”，因为周永康管辖公安，事情曝光与否必然要经过周。事后，他强忍丧子之巨大痛苦，无法公开悼念和释放悲痛，继续勤勉服务，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
该人士还表示，外界不要过多指责他，给他些安宁。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知情人士表示，车祸后，令计划只是在丧子的无比打击中被周永康“挟持”，因为周永康管辖公安，事情曝光与否必然要经过周。事后，他强忍丧子之巨大痛苦，无法公开悼念和释放悲痛，继续勤勉服务，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
该人士还表示，外界不要过多指责他，给他些安宁。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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