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3月23日星期六

习近平以斯大林主义应对公民挑战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习近平不久前的两次内部讲话被曝光,一是谈及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 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二是谈坚持马列毛邓江胡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应有共产主义理想。两度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的加拿大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在该国《环球邮报》上撰文《中国共产党回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西方看来很过时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召唤,表明了在面对底层公民依靠社交媒体争取民主的挑战时,中国新领导人“严阵以待”的战略。

伯顿设想如果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与国内及国际现实更加合拍,中西方的关系就可能因双方巨大的共同利益出现新的趋向。对加拿大来说,中国走向宪政,具有稳定的民主政体,政策的开放及透明都将减缓加拿大人对来自中国投资的担忧,增强加拿大对中国市场投资的信心,以及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糟糕的人权形象。

顺应国内及国际趋势,就意味着习近平会响应温家宝在去年三月人大会议闭幕时对政改的呼吁,启动政改进程。但如果中国真的实行宪政,提高透明度,那么官员无处不在的腐败将会被曝光,很多人会被绳之以法。伯顿指很不幸的是,这正是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所在,他的设想不会成为现实。

共产党不想让其党文化中的贪污贿赂谋财害命之类的事情过多曝光,也不想让人们聚焦于对生意场上独立竞争者的任意逮捕及人权活动人士的被失踪与迫害,更不想有人提及它对西藏和新疆的暴力镇压,尽管这种残酷镇压几乎引起了国际法庭的介入。

习近平把共产党的蜕化腐败归咎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要求各级官员回归马列主义价值观,以免步共产党垮台的前苏联的后尘。在中国新领导人决定严阵以待对付底层公民的挑战后,中国政府像魔法师的跟班一样在微博上左右开弓删除敏感词,网络警察一个个地严加看管服务器,极力阻止人们自由地访问网站。

伯顿认为习近平和新领导层正试图以加强网络控制、钳制自由表达、压制异议人士和增加国家对经济社会一切领域的控制来强化共产党的列宁化趋向,但他们无法控制不断增长的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公民数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国的政治现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向。

伯顿指中国共产党近乎绝望地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北京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发展项目》投入了十亿元人民币,生产出了“三个自信”,也就是“全党必须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高成本产出的可怜、脆弱的成果当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自信,但这已是党豢养的当今知识分子竭尽所能的最好结果,这对于共产党未来的十年来说并不是好兆头。

伯顿认为习近平和前苏联的勃烈日涅夫一样,是末世共产体制的领导者,列宁主义不仅缺乏新意,还令人窒息,他们在世界上已经被抛弃了20多年。加拿大对习近平的这一走向无能为力,只希望中国不要深陷政治及经济危机。伯顿遗憾地发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新不如旧,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是一位脆弱无能的领导者,他领导着一个日渐没落的制度,这个制度没有未来。

来源:RFI华语

「紅二代」重整旗鼓,習近平斬貪亮劍



新民主主義2.0 是習近平心中的路?(設計圖片)

習近平下令徹查軍隊腐敗案,釋放出劉源復出的政治信號。以劉源、張木生為首的紅二代重新集結,亮出「新民主主義」的旗幟,而這或許成為習近平改革的理論基礎。要抓住拯救父輩打下的江山的最後機會,習要往哪個方向走?
春節前後,北京傳出一系列涉及習近平和紅二代政治動向的重要信息。首要的當屬習近平「新南巡講話」中涉及蘇聯解體的敏感內容。高瑜在「男兒習近平」一文中說,習的一番議論反映了他對蘇共政權垮台的揪心和焦慮。其實更準確地說,是反映了他對中共政權面臨垮台可能的揪心和焦慮。
習近平將如何救中共江山?他將打出什麼樣的旗幟來救江山?一位資深的北京觀察家讀了習的講話後認為,「看來習近平還是要搞張木生他們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一系列新聞事件表明,這個判斷並非言之無據。
1月 13日,被認為軍內鷹派代表的少將羅援開通新浪微博,頭一條就聲稱自己要借此「佔領重要的輿論陣地」,此般高調迅速引發網友關注,BBC則形容這是一篇「戰鬥檄文」。羅的「紅二代」背景隨即浮出水面:他的父親羅青長曾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長期負責情報工作。更重要的是,羅援與劉少奇之子、總後勤部政委劉源的關係非同尋常,2012年《南方窗》雜誌曾有一篇報道,形容羅、劉二人「是一起在兵營中摸爬滾打過來的發小」。
北京的知情人士都清楚,劉源正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升級版的關鍵人物。那麼劉源本人的政治動向如何呢?在薄熙來案發之前,劉源曾普遍被看好要成為習近平將來治軍的主要助手,但出乎許多人意料,他竟然連新的軍委班子都沒有進。他的政治前途,至今仍是局外人猜測的對象。
2月 4日,官方的環球時報網全文轉發劉源題為「確保戰略機遇期,戰爭是最後選項」的文章。全文頗有反戰意味,他寫到「戰爭對軍人是唯一選項,但對國家則是最後選項」;「現在沒人打得了你,除了我們內部不爭氣」。雖然兩位將軍發出了不同調門的政治信號,但劉源的文章傳遞了一個重要的政治信息:早前因未能入選中央軍委被視為「靠邊站」的劉源,已經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
習近平下令徹查谷俊山 劉源復出
另一條北京消息,即原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被正式批捕,註釋了劉源復出的重要政治背景。差不多一年前,正是劉源本人主導了對谷俊山貪腐違紀案的調查,並親自向谷宣讀了去職、審查決定。但耐人尋味的是,薄熙來王立軍案發之後,谷俊山的案子就沒有了消息。據消息人士透露,在劉源未能進入軍委班子之後,有人準備以 500萬涉案額,草草了結谷俊山貪腐案。而最新的公開信息顯示,谷案在習近平的直接批示下,將會一查到底,迄今涉案的金額已高達 200億元。
為什麼谷俊山的案子和劉源關係重大?習近平堅持徹查谷俊山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政治意義?本刊從消息人士處得知,習近平在內部講話中明確指出,谷俊山不是個案,而是代表了一種相當普遍的潮流。
谷俊山,河南濮陽人。95年時還只是一位上尉軍官,其後卻平步青雲:從 2002年前後進京擔任總後勤部營房基建部辦公室主任開始,直至 2009年升任總後勤部副部長,並在 2011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7年內的升遷速度,和平年代罕見。前國家主席之子的劉源從少將到中將用了 7年,而谷俊山只用了兩年。
《鳳凰週刊》在去年的一篇報道中總結:「谷俊山有其獨特的升遷本領。敢拿、敢要。」其引用的匿名消息源聲稱:95年的時候,谷俊山負責濮陽軍分區的「三產」(記者注:國有企業、軍隊等機關的附屬業務機構),而谷則打着軍分區的旗號,以支援當地軍隊建設的名義,倒賣油氣物資,撈了不少錢,從而迅速打通了往上升遷的路子。
雖然在 98年,在時任總理朱鎔基的強力支持下,中央軍委做出了禁止軍隊經商的決策,但是軍內腐敗不僅禁而不止,而且愈演愈烈。2005年12月,海軍副司令、中將王守業就被查出 1.2億元的涉案金額。巧合的是,王守業在調任海軍前,擔任的恰恰也是總後基建營房部部長。基建營房部主管軍隊工程承包和住房分配,是軍中肥差。而在王守業調離四年後,谷俊山也坐上了這把椅子。
消息人士告訴本刊,谷俊山以權換錢,以錢換官,無往而不利,不僅在軍中高層早已不是秘密,而且在他的家鄉和曾任職的機構,也是盡人皆知。因此,谷俊山在貪腐的路上,已經是一個過河卒子,根本沒有退路。正因如此,谷俊山貪腐手筆之大,極為驚人。他收賄黃金,以公斤計,行賄黃金,更以百公斤計。當劉源被任命為總後政委,谷俊山知道,他最大的挑戰來了。於是,谷俊山向劉源發出了明確的信息,要麼同流合污,要麼等着走人。
局外人一定會吃驚,谷俊山的膽子為什麼如此之大?但劉源心裏卻非常清楚:谷俊山們敢如此猖獗,是合法性不足的江胡選擇以腐敗來「治軍」的結果。但是,谷俊山把紅二代的精英人物劉源逼到了牆角,沒了退路,因為劉源再退,就意味着斷送江山。2011年 12月 28日,劉源在對總後將領的內部講話中,慷慨激昂地提到:軍中腐敗已經根深蒂固,「已經涉及到共產黨和解放軍的生死存亡,我寧死也不會放手」;「無論職位有多高,後台有多硬,我都要一查到底。」這篇廣為傳播的「反腐講話」說明,劉源知道谷俊山傳遞的信息不僅僅代表他個人,更代表了他背後更大的貪腐勢力。
1個月後,1月 27日,劉源當面向谷俊山宣布免職決定。為了平息人們對他先斬後奏的種種猜疑,他在一次軍內學習會議上暗示,拿下谷俊山得到了胡錦濤的認可。然而,就在人們都預期劉源十八大後將走上更重要的治軍崗位時,2月 6日,王立軍出逃成都美領事館,薄熙來事件爆發。軍中的紅二代紛紛偃旗息鼓,針對劉源的謠言也愈傳愈廣。
由劉源一手推動的谷俊山案也被壓了下來。在谷俊山涉貪被查的消息已流傳多時後,國防部官網上「副部長,谷俊山中將」的公示才悄然被撤下。而且報道的用詞是「去職」而非「撤職」。多位北京軍方消息人士當時稱,副部長谷俊山正在接受軍隊紀檢部門的審查,但並非如一般幹部所理解的那種「雙規」待遇。他們還明確暗示,谷案要到十八大後才能定。果然十八大的結果對劉源不利,於是有人要對谷俊山從輕發落。
出乎許多人意料,習近平一旦穩住對軍隊的控制權,就下令徹查谷俊山。而根據各方的消息,谷案調查的結果表明,涉案金額超過了 200億。一些重要案情也被泄給外媒。根據《朝日新聞》報道,谷在其濮陽老家的市中心,有一棟佔地超過 2公頃的「將軍府」,極盡奢華。一處中國傳統四合院式的建築:「緊閉着的大門旁懸掛着巨幅山水畫,另外還擺放着大象和龍的石雕。」

2013 年2 月26 日,北京八一電影製片廠紅二代聚會,
著紅衣者為活動組織者、胡喬木之女胡木英

劉源與「紅二代」重展「新民主主義」旗幟
習近平拿下谷俊山,其政治內涵遠遠超出了反腐亮劍,更不僅是為了給密友劉源出一口氣。這是因為,劉源與習近平兩人的政治生涯,都和 30年前中共元老屬意紅二代接掌政權的意圖直接相關。劉源與谷俊山的對決,代表了整個紅二代與正在毀掉中共江山的貪官集團的對決,是非常清楚的。而對於局內人來說,谷俊山被拿下和劉源的復出,更有一層深意,這是因為,劉源在支持「新民主主義」升級版的政治運作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拿下谷俊山,劉源出山,是「紅二代」重整旗鼓,重展新民主主義旗幟的標誌。
習近平和劉源兩人年紀相差無幾,文革中,兩人都是「罪臣之子」,下放底層,不僅飽嚐艱辛,而且倍受屈辱。但兩人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這段經歷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的政治志向。1982年,習近平任軍委秘書長兼國防部長耿飆的秘書,仕途前景很好,但他卻主動要求下放到河北正定縣當縣委副書記;而在此前一年,劉源也主動申請下基層,在河南省新鄉縣擔任公社幹部。因此,後來習近平在「自述」中特地提到了劉源:「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不難理解,習劉二人很自然會產生英雄相惜的情誼。
劉源自詡為「儒將」,在調任總後政委之前,曾任軍科院政委,對中國社會改革方向等一系列宏大問題有長期思考,最終凝結在他和其智囊張木生提出來的「新民主主義 2.0」這一理念之中。
張木生的父親曾是周恩來的秘書。張在 80年代曾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任職,從 96年至 2011年擔任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與劉源相識已久。劉一直引以為知己,曾撰文寫到他和張木生的關係:「(我們)談工作、談學習、談理論、談人生,同輦促膝,不捨晝夜。」
近幾年來,二人考慮到「我們與官產學媒、主流非主流的共識在於反對權貴資本主義,解決中國的兩極分化和貪污腐敗。分歧在於客家想驚險一躍,儘管有蘇聯東歐解體的災難在前,仍擋不住要全面實現西方『普世價值』;土家想造反再亂,儘管曾自陷崩潰被否定,還記不住階級專政『不斷革命』是條死路。在突飛猛進而又積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國,我們必須嚴防造反餘孽與民粹主義『憤青』合流的極左大破壞,又需要警惕狹隘自大民族主義加『暴民』造勢的極右大爆發!」
因此,他們想到了劉源父親劉少奇未完的事業:新民主主義革命。劉源曾撰文寫到:「在當下的社會中,能夠涵蓋『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數』,能夠彌合『左右理論』來得的『最大公約數』,可能非『新民主主義』莫屬了。」
2011年 4月 24日,張木生的新書發表會,剛晉升上將不久的劉源就帶著 5名將軍一同參會,其中就包括羅援,為張木生撐台的意思非常明確。劉源還替這本書寫序,闡述自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解。
據透露,習近平對這篇序言相當肯定,事後還特地從陽光衛視處索要了更多關於新民主主義 2.0的材料。習近平提出不走「老路、邪路」,是不是因為心中有一條曾經沒能走成的「新民主主義」的路?
上週末,北京的「紅二代」在八一電影製片廠舉行了一次大聚會。聚會者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但觀點的差異並沒有影響他們來表達對習近平的支持。因為他們知道,不論「新民主主義」究竟意味着什麼,習近平執政將是「紅二代」拯救父輩打下的江山的最後機會。你可以解讀習近平要向左轉,但為了救這個江山,你也不能否認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習近平在學鄧小平,那就是打左燈向右轉。
中國政治小貼士
國際社會對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左右之分並無分歧,雖然左和右的內涵與時俱進,但不存在誤解的可能。中國語境下的左右之分,既與國際社會相通,也有中國特色。究其原因,概出於中國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其實是「打左燈向右轉」。這就帶來了混亂。
最大的混亂是把普世價值作為右,而把堅持走中國自己的路作為左。這種扭曲與國際秩序的主流是資本主義有關,但有很大問題。社會主義的實踐並非一定要反對法治和民主,反過來,權貴資本主義必然踐踏人權,對抗普世價值。
在中國的政治表達種,支持中共政權是左,反共則為右,但中共搞國家資本主義,很多政策比發達國家還右。
不過,毛確實是左的象徵,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毛代表底層造反有理,這其實倒是一個相當普世的價值,但這個價值在現代文明中無需與人權對抗,與法治對抗,與民主對抗,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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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富士康笼罩裁员阴云 鼓励员工主动辞职

    和绝大多数外贸企业提薪也招不到员工相反的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富士康,却在鼓励员工主动辞职。这是富士康继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笼罩裁员阴云。
   
    《华夏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深圳观澜富士康员工开始轮流放长假,同时,如果员工主动辞职的话,有的部门还可给予600元补偿金。
   
    事实上,早在今年春节之后,富士康就一改多年的惯例,在全国停止招工,员工“只出不进”。背后则是在岗的员工无班可加,工人每月工资大多不到 2000元,不满一年的员工底薪只有1800元,扣除住宿伙食和社保公积金500元左右后已所剩无几,这让工人们想留下来都很难。
   
    到底什么原因让富士康这个趋之若鹜的名企,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本报记者调查获悉,订单大量流失,尤其是为苹果代工的iPhone 5销售不佳,产量萎缩,流水线运转不起来,是富士康不得不变相裁员、外来务工者工作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员工大量离职
   
    3月21日下午1点,记者在观澜富士康南门外看到,稀稀拉拉地坐着十多个工人,静静地抽着烟、玩着手机。而镜头倒回到年前,每到休息时间,富士康员工便会驻足在厂区外,人头攒动。
   
    门口传达室的几位保安告诉记者,去年观澜富士康还有十七八万人,今年只有十三四万了,过年前公司就给有的部门员工放半年长假,停薪留职,现在富士康在鼓励员工主动辞职,有的部门还给每个人600元的补偿金。
   
    记者在富士康门口蹲点的3个小时内,时而有离职的员工提着行李往外走。
   
    来自甘肃的小董也准备回老家了,她在富士康宝源科技园内的手机外壳流水线上工作,去年9月进入富士康,底薪只有1800元,没有加班费可赚,每月 还要扣除110元的住宿费、159元的社保和90元的公积金,此外还要200元的伙食费,“每月仅剩千余元,跟在老家打工没多少差别,而深圳的生活成本要 比老家高不少,一千多元随便花花就没了。”
   
    “用不着公司裁员,没班加大家都不想干,每天辞职的至少上百人,当然这也是富士康乐意看到的结果。”3天前已经从观澜富士康SHZBG事业群离职的湖南小伙子张明告诉记者,他在富士康干了两年多,现在没班可加,每个月只能拿到底薪2390元。
   
    “组长说我们这个月底要放假十天,可能要涉及几千人吧。”据IDPBG事业群的一名员工介绍,别的部门也在轮流休假,有的放20天,放假不给工资,很多员工也会趁休假到外面重新找工作。
   
    最近在观澜富士康厂区,各种版本的变相裁员说法四处传播,张明甚至听说,龙华和观澜两个厂区可能要减少15万人。
   
    不用加班天天有人辞职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有20万员工的龙华富士康厂区内。“去年虽然加班也不多,但至少还招人,今年都不招人了,只出不进。”龙华厂区一位员工说。
   
    厂区附近的小店老板也反映,因为员工没班加收入减少,就会减少消费,再加上员工越来越少,他们明显感到生意要比往年差。
   
    对此,本报记者3月21日、22日多次拨打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负责人刘坤电话了解情况,均未打通。
   
    订单锐减
   
    富士康上一轮裁员还是在2008年,受欧美经济萧条影响,导致订单缩减。今年又是什么原因?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富士康员工均称,现在没活干主要是没订单可做。张明的部门主要做手机外壳,去年iPhone 5的外壳一天有2万个排位,今年只有1.8万个,而没有量产的iPhone 5S现在每天只有2000个,量太少。
   
    据了解,观澜富士康以代工苹果产品为主,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订单缩减主要与苹果手机iPhone 5销售不佳有关。
   
    在观澜富士康厂外有一个苹果三星销售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三星手机卖得比苹果好,而iPhone 5很少有人买,买苹果基本都会买4S,5代只比4S屏幕长一点,处理器高级一点,但5代的外壳是铝做的,一摔就会变形,4S的外壳是钢材质,质量更好,而 两款手机价格相差1100元,iPhone 5最近又降价了,目前售价是4600元,但4S只要3500元,消费者认为性价比更高。
   
    没有了乔布斯的苹果正在遭遇滑铁卢,从2012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来看,三星和苹果四季度的销量为6370万部和4780万部,分别以29%和21.8%位列第一和第二,三星还在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而作为苹果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也高度依赖着苹果,两者一损俱损。
   
    张明说,组长告诉他们,山西、河南两地的员工过来深圳学习,转由他们生产,观澜富士康以后就不生产iPhone 5了,只研发新产品iPhone 5S,所以不需要那么多人做事。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1月份,深圳口岸手机出口数量,对美国、欧盟分别出口91.6万部、21.7万部,分别减少43.5%、74.6%。
   
    而记者采访的其它行业如化工、服装等,并未出现富士康式的困境。据这些行业的三家公司老板告诉记者,目前订单不成问题,只是利润很低,企业并不想多接单,今年跟去年比订单量也差不多,没有明显变化。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他认为,富士康的问题并不代表整体经济一定不好,关键在于企业自身的转型。根据他对东莞企业的调查发现,今年 1、2月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很正常,只是压缩不了成本,订单价格上不去,收益不高,企业确实不敢多接单,工人也以短期合同为主。
   
    林江说,目前经济形势不是很明朗,虽然美国经济数据不错,不过复苏速度会比想象得慢一点,而中国经济还是主要看内需能否拉动,企业能否成功转型,改出口为进口。
   
    本文来源:华夏时报

黄浦江里的死猪还没捞完 四川又开始漂死鸭子

文章来源:

  从上海黄浦江打捞的死猪早已超过万头,目前仍然未打捞完。3月19日下午,四川彭山县南河的河道惊现上千只死鸭,这些死鸭已腐烂。死鸭子被胡乱打包,“足足有近60个编织袋”。当地环保部门的说法,备受民众抨击。有民众调侃,大陆现在是猪鸭前仆后继——猪领头,接着鸭子来了,后面来的会是什么?

  过千腐烂死鸭子发出恶臭

  3月19日下午,四川眉山市彭山县南河河道出现上千只被抛弃的死鸭。《天府早报》报导,19日下午,一名男子急匆匆地给彭山县环保局办公室打电话举报,在彭山县青龙镇和观音镇交界的南河河岸、河中央有很多死鸭子,“已经腐烂,散发出一阵阵恶臭”。

  彭山县环保局副局长张冀川称,工作人员到现场发现,在青龙镇与观音镇交界的南河水域内,河岸与河中央地区堆积着不少死鸭子,有的散落在淤泥里,已经开始腐烂,有的则将数只鸭子胡乱打包后装在白色编织袋内,“足足有近60个编织袋”。

  河南法制报首席记者李俊晓表示,江上死猪未捞完,彭山死鸭已过千!

  “水质未受污染”遭轰

  上海黄浦江万头死猪漂浮江面,重重悬疑未解之时,四川彭山南河河道中,也有上千只死鸭被抛至河面。到底是何人所为?这些腐烂的死鸭会不会对水质产生影响?

  官方称,初步认定,死鸭系从南河上游漂流而下,堆积在青龙镇及观音镇交界的水域。

  县环保局副局长张冀川称,从腐烂程度来推测,鸭子已死了好几天。张冀川表示,不是附近的人扔的,死鸭子来自上游。

  这些死鸭子是否可能被附近村民捡到并流入市场,还是疑问。

  而死鸭子的死因是什么,是否有瘟疫等,相关部门称,目前,检测结果尚未出来。

  而彭山县环保局声称,该水域的水质未受到污染。

  四川彭山县环保局的说法,受到民众抨击:环保部门称,检测结果跟死猪一样,水质未受到污染!

  微评说:继一江猪水向东流后的春江水暖鸭先知?

  还有民众讽刺说,四川的鸭子,还有黄浦江的猪,你们的阴谋是无法得逞的,“天朝”的河水永远是“干净的”!

  微博上广泛转发的调侃贴子说,上海人喝“排骨汤”,四川人喝上“鸭血豆腐汤”了。

  还有一个帖子说,沪人喝猪汤,川人喝鸭汤,接下来各地喝什么汤,会纷至沓来,鸡汤会是哪里喝?拭目以待。

秦晖: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 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普京说:“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

俄 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 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 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8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5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来源: 经济观察报

王金波:记录苦难是为了消除苦难——唯色荣获“国际妇女勇气奖”实至名归

唯色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记 录和呼吁,而记录越多,藏人的苦难也就越多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增强消除藏人苦难的力量。唯色的主要工作是记录藏人苦难,这本身就是对恶的反抗和对 善的追求,并且对她而言,也是消除藏人苦难的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国际妇女勇气奖”由美国国务院创立于2007年,是为了表彰“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 权益而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才能”的女性。美国国务院颁布的简介中称:“在中国藏区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焚和其他抗议事件的时期,茨仁唯色成为中国大陆为中国境 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的最杰出的活动人士。她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唯色荣获“国际妇女勇气奖”实至名归。



2013年3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2013年“国际妇女勇气奖”颁给9名女性,包括主要 居住在北京的藏人女作家唯色。3月8日,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举行颁奖仪式,由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和第一夫人米歇尔(Michelle Obama)主持。唯色因被中国警方拘禁在北京家中,未能出席颁奖仪式。

“国际妇女勇气奖”由美国国务院创立于2007年,是为了表彰“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 而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才能”的女性。美国国务院颁布的简介中称:“在中国藏区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焚和其他抗议事件的时期,茨仁唯色成为中国大陆为中国境内的 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的最杰出的活动人士。她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

拥有四分之三藏人血统的唯色女士,近年来致力于将藏人的真实境遇介绍给国际社会,并为改善藏人 的境遇而呐喊。从2009年2月27日起,不顾中国政府的严密监控,唯色统计了藏区100多个藏人自焚的案例并公布于众,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藏人的人权状 况。正是唯色的这些勇敢的行动,让她获此殊荣。对此,民间社会大多是肯定和祝贺。但也有质疑之声,认为唯色等人应尽力呼吁藏人停止自焚,而不是利用甚至鼓 励藏人自焚,否则就有“蘸人血馒头”的嫌疑。我认为,对唯色的这种质疑不能成立。

唯色一直公开呼吁藏人停止自焚。2012年3月7日,唯色不顾警方压力,和另外两名藏人(一名 在海外,一名在西藏)发起题为《吁请藏人再勿自焚:压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的签名:“我们请求,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自焚。每一个藏人都要珍惜生命,坚强地 活下来。再大的压迫之下,我们的生命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留住的。自焚本身改变不了我们的现实,恨我们的人私下诅咒‘烧光才好’,改变现实是靠我们活着去 奋斗和推动,是靠活着的我们去做水滴汇成大海的努力,是靠千千万万不死的藏人才能传承我们民族的精神和血脉!”唯色正是在呼吁藏人停止自焚而不得的情况 下,才忍痛将自焚者的资料记录并向国际社会公布的,其目的首先是希望藏人停止自焚。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一个人对别人自焚可能有哪几种态度?我觉得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鼓励别 人自焚。第二种是不鼓励别人自焚,但愿意协助自愿自焚者自焚。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态度。第四种是反对别人自焚。根据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很容易做出善恶判 断:从第一种到第四种,恶在递减,善在递增。

自焚的目的,主要是用自杀的形式表达某种意愿。在我看来,这跟无限期绝食有某些相似性。无限期 绝食是一种慢性自杀,因为任何一个人绝食到一定时间期限,肯定会死亡。胡平在《中共当局为何如此敌视自焚》中对绝食和灌食的问题作了分析。他引用世界医学 大会通过的国际医学协议《东京声明》第六条:“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 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来说明中国监狱给绝食抗争的犯人进行强行灌食,不仅不是人道主义、爱护 犯人生命,而且是在剥夺犯人的反抗权利。他还举例2006年英美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 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并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 罚。

胡平接着指出,虽然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但医生们在这封联名信里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 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但当二者发生冲突,只能选择其 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如果说中国政府发表《美国人权白皮书》是愚昧对抗文明的话,《东京声明》和260多人联名信体现的则是人类主流价值。也就是说,尽管一直存在争议,但尊重他人的意志比爱护他人的生命更加重要,是人类主流价值的一种。

回过头来看唯色,我觉得她的态度更接近第四种,即反对别人自焚。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是最 善的态度。但若按前面的分析,唯色这种态度跟自焚藏人的意愿并不一致——而一些藏人认为唯色是“藏奸”,恐怕与此不无关系。那么,最能体现人类主流价值的 国家——美国,它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表彰唯色呢?

我觉得,这恐怕是因为,唯色公布100多个案例,足以证明她的工作的意义——北京异议人士李海 因收集数百个“六四”入狱者名单并在海外公布而被中国当局判刑9年,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当局希望藏区藏人自焚的真相被掩盖,所以三年多自焚接近上百起竟 然禁止报道。唯色和其他海内外藏人的努力终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才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并公开报道藏人自焚事件。然而中国政府却把苦难的根源嫁祸于达赖 喇嘛等藏人,换一个角度掩盖和歪曲真相。因此说,寻找并公布真相,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呼吁藏人停止自焚。

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看门狗的美国政府,也不愿因漠视生命而背负骂名从而失去选票,所以美国监狱才会给犯人灌食。而唯色虽然呼吁藏人停止自焚,但主要工作是公布案例,就更容易得到美国选民和政府的理解,美国政府颁奖给她,是完全符合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的。



关于自愿死亡,还有一种情况是安乐死(Euthanasia)。安乐死是针对疾病末期患者而言 的。虽然医学界对安乐死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在操作层面主要可分为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和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两种:前者指按病人要求,医生主动为病人结束生命(例如透过注射方式),后者指医生按病人意愿停止疗程(例如除去病人的维生系统或 让病人停止服药),使其自然死亡。

虽然安乐死在很多国家引起很大争议(例如美国的Terri Schiavo案),但已有一些发达国家立法允许安乐死,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另外德国禁止主动安乐 死,允许被动安乐死。重症病人可以通过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要求被动安乐死。当病人因病重无法表达意愿时,其亲属可代替他做出决定。这些允许安乐死的国家, 文明化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绝非野蛮、落后。恰恰相反,文明化程度低的国家,没有一个允许安乐死。显然,安乐死(尤其是被动安乐死)把病人意愿置于 病人生命之上。从这个角度讲,允许(被动)安乐死的观点,跟那260多个医生的观点是契合的。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国内民间社会及海外有关组织和个人对藏区藏人自焚事件的资料整理,以唯色最 为丰富和详实。据唯色统计,4年来藏区自焚藏人已超过100人。这个数字滴滴带血。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一员,如果我见到藏人自焚,会上前劝阻。那 么,唯色见到藏人自焚会怎样呢?事实上唯色从没亲眼见到藏人自焚。而且,唯色回到出生地拉萨,竟受到比在北京更严厉的监控。也可以说,中国政府千方百计防 止唯色亲眼见到可能发生的藏人自焚。

无法亲眼见到藏人自焚,那么除了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唯色还能做什么呢?有人说:“她既然花了那 么大的精力来记录自焚,为什么不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呼吁停止自焚呢?”这个说法没有道理。打个极端的比方:藏区100个藏人自焚,但没有任何报道、没有任何 证据,唯色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国际社会能相信唯色的话并采取行动吗?我想,国际社会顶多是半信半疑,而不会采取实质性行动。打另一个极端的比方:唯色把 100个藏人自焚的资料公布,但她一句也不多说,国际社会能不明白她的意思并置之不理吗?我想,这肯定会引起国际社会轰动和重视并采取行动,效果要远远好 于唯色一个人的单纯呼吁。

唯色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记录和呼吁,而记录越多,藏人的苦难也就越多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 而增强消除藏人苦难的力量。前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华泽(灵魂飘香)认为:“记录也是一种反抗。”唯色的主要工作是记录藏人苦难,这本身就是对恶的反抗和 对善的追求,并且对她而言,也是消除藏人苦难的一种负责任的方式。

2013年3月12日于北京
(转自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3433)

中国80后至少要223万元才够养老 再不存钱就老了

  “再不存钱就“老了”,可究竟存多少钱才够养老呢,除了存钱还能怎么安度晚年?”一位网友的发问,说出了很多人的困惑。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根据2011年4月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至2010年11月1日,全国13.71亿人,0-14岁人口占比16.60%,15 至59岁人口占比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65岁以上人口占比升至8.87%。对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93%,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预测,“十二五”时期,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

  可见,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在加快。同时,中国还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一些发达国家乃至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时,人均GDP已达到2万至3万美元,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为5000多美元。

  按照月人均消费支出2000元计算,退休后你一年的养老金为10.37万元,加上通货膨胀,15年总共所需的养老金额为223万元。也就是说在退休之前,现在30岁的80后要存够223万元才能保障基本生活水平(以上计算未将退休金考虑在内)。

  而老龄化大潮汹涌来袭之际,我们不得不直面养老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了?

  223万元只能保障基础养老

  按照我国现行的男女有别退休年龄的政策,男干部和男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为55岁,女工人为50岁。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据此粗略估计,每个人退休后约有15年的时间是在没有工资收入的情况下度过的(为便于计算,不再区分性别)。那么在退休之前要积蓄多少钱才能满足退休后15年的基本生活呢?

  “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471元。假设你现在每个月基本消费支出是2000元(“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471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略高于人均水平的消费支出,暂定为2000元),按照5%的通货膨胀率计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 年~2010年,国内CPI的年化增幅5.57%),30年后你每个月的基本消费支出是8644元。照此标准计算,退休后你 一年的养老金为10.37万元,加上通货膨胀,15年总共所需的养老金额为223万元。也就是说在退休之前,现在30岁的80后要存够223万元才能保障基本生活水平。

  若你现在每个月的基本消费支出是3000元,则需储蓄 336万元来保证退休后15年的基本生活。若再考虑到医疗支出和改善性需求,恐怕这个数字还要更高(以上计算未将退休金考虑在内)。

  理财专家提醒,养老要提前规划,通过基金、保险等理财产品或进行其他的资产配置合理投资,使资产保值增值,避免通胀吞噬资产。

  有房一族可以房养老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不断推进,基本养老制度逐步健全,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养老金面临较大缺口。所以,对于正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来说,养老压力非常大。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差异很大,各地中间阶层的养老需求不一样。尤其在京沪粤这样生存成本高的一线城市,中间阶层需要为未来养老储备更多的资金。

  在社保养老、储蓄养老等养老方式中,以房养老无疑是一种新兴时尚。退休前人养房,退休后房养人。它的主要表现方式为“反向住房抵押贷款”,本质上为“倒按揭”,即指房屋产权的拥有者,把自由产权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一定年限后,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房主继续获得居住权,一直延续到房主去世;当房主去世后,其房产出售,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亦归抵押人所有。

  但是这种方式还没有全面推行,有房一族的梦想还未照进现实。根据《房地产管理法》,土地使用权的续期必须重新批准,重新缴纳土地出让金,否则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的建筑物,都将被政府无偿收回。因为我国现有的制度房屋产权70年,“以房养老”的实现需要2个条件。首先,拥有对房子的产权,才有出租或者抵押房屋的权利。其次,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使得房屋的出租或者抵押不至于影响正常生活。

  另外,传统的养老观念也让公众很难从心理上接受“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形式。大部分中国老人更愿意把财产留给子孙,而不愿意交给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很多老年人也认为,如果需要用房子养活自己,不仅自己内心会有挫败感,在外也会觉得自己和孩子都无颜面。 (来源:东方网)

杨海鹏:张荣坤的钱哪里去了?

折抵社保债务的资产“有瑕疵”:吉林法院高达16.8亿余的罚金和没收;还有“新发现的”欠税和罚款等问题,原本丰盈的张荣坤资产已有不敷清偿之虞。

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荣坤案”二审尚未落槌,针对其名下资产处置纠纷又起。早在去年初即由上海市长高调声称完成社保基金清收的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在张荣坤刑事案件一审前的去年12月20日突然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氏旗下企业偿付43893万债务。

这是社保清收系列案件中,唯一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其余案件在法院诉前保全张荣坤旗下资产后,多由政府主持,通过案外调解的形式解决。该案立案已然半年,至今尚未开庭,由于上海手中已无张氏资产,此案即便胜诉,亦无资产可供执行。期间,上海市高层曾多次召开专会研究讨论,并由市政府出面向吉林方面要求部分两年前由控制移送吉林司法机关的资产。有关人士得到的消息是,沪吉两地接触并不顺利,吉林方面态度不明朗。

“回答”是4月7日在吉林省松原中院一审判决,张氏以及旗下公司一共被处以罚金2.84亿元;另根据其判决第七条“本案所涉违法所得和供犯罪使用的财务,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的内容,张氏由吉林司法系统控制的13亿多现金和股票,如正在进行的二审维持原判决,这些资产则将悉数归于国库(实际上是吉林地方财政)所有,而吉林检察院和法院按惯例将得到高比例的“财政返还”。

早在2007年初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长韩正曾宣布“按照依法、合规、安全、足额的原则,上海已连本带息收回社保违规资金37亿元,这笔资金已全部进入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有关账户“。韩正在其后的全国两会期间,再次郑重向国内外新闻界重申社保基金已完成清收。上海部分两会代表和委员,曾对此说法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因为其时转入“上海年金中心”名下的并非资金,而多为由高速公路为主的资产,在这些资产变现之前,是无法说“连本带息收回”的。上海社保营运单位“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的这个诉讼,也证实这些忧虑不是多余。

社保未清偿?

上海市企业年金中心称,他们与张氏2006年12月25日签署的抵债协议尚未“全部实现且已实现的债权中存有瑕疵,故截止2007年12月,张氏旗下之“沸点投资”、“福禧控股”和“昆山福禧现代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昆山福禧”)尚欠“年金中心”43893万元。此案自2007年12月20日起诉,并以(2007)沪一中民三(商)字170号案件立案。

此笔43893万元债务,系年金中心与张荣坤之妻张樱签订了四份抵债协议后,因抵债股东变更后的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路桥发展有限公司被税务机关处理的罚金和年金中心在2007年11月组织审计后认为福禧公司在转让嘉金公司和路桥公司股权之前占用资金所产生利息。年金中心认为,根据之前达成的以股抵债协议,这些费用均应由张荣坤的系列公司承担。

2006年12月25日,张荣坤之妻张樱由专案组放出,负责与由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冯国勤和高级法院院长滕一龙领衔的“上海专案组”处理张氏欠上海社保的债务问题。就社保资金问题,双方签定四项协议:(一)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与“福禧投资”签定《以股抵债协议》,后者将其拥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份转让给前者;(二)”福禧控股”和南京禧福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有的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95.92%和4.08%的股权转让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三)”福禧控股”将浦东张扬路25号的福禧大厦变现偿还;(四)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与“昆山福禧”签定协议,后者同意将苏州百家巷8号地块变现低债。

年金中心随即安排会计师事务所对两家公司进行了评估,最终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价60,130万元、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99.35%股权作价282,154万元,同时张荣坤将福禧大厦出让给“中华企业”得款2.8亿,三项合计37.02亿元全部用于清偿了社保基金34亿元的本金和利息,故苏州地块无需变现抵债。而事实上该幅土地虽在“昆山福禧”名下且张荣坤已经还了37亿,却至今仍被上海市一中院一直冻结。另一方面,据相关人士称:这块苏州的土地系张荣坤以1.32亿的价格拍卖所得,由于被上海一中院冻结,逾两年多未开发,依法要被政府无偿收回;而且土地的转让必须要开发量达30%以上,如要开发,还另外要向苏州市政府缴纳罚款高达6000余万,因此该土地的变现存在不少障碍。

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的诉状称:在张氏旗下上海两条高速公路资产转至上海市年金发展中心名下后,“2007年4月17日,上海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向“嘉金公司”发出(沪地税-1稽处〔2007〕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沪地税-1稽罚〔2007〕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沪地税-1稽罚二〔2007〕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7月23日,向“路桥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沪地税-1稽处〔2007〕5号)和《税务处罚决定书》(沪地税-1稽罚-〔2007〕3号)。

对“嘉金项目”,税务部门认定:(1)2003年至2005年期间,“福禧控股”通过“嘉金公司”虚增成本人民币10325769.3元;(2)2002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福禧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占用资金23.04亿元,责令“嘉金公司在挂帐的“待摊投资”未摊销的利息费用中冲销占用资金应承担的利息,总计人民币228460994.76元;(3)责令“嘉金公司”补缴税款及滞纳金67642.88元,并处以593199.21元的罚款。

对“路桥公司”,税务部门认定在2003年度到2005年度“福禧控股”在控股“路桥公司”期间存在税务违规行为,要求“路桥公司”补缴税款和滞纳金53283156.11元,并处以30817998.03元罚款,共计人民币84101154.14元。

对两条高速公路“福禧控股”建设和经营期间的财务状况,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亦进行专项审核,结论是,占用“嘉金公司”资金,“福禧控股”应承担的利息是86146195元;占用“路桥公司”资金85240087.42元,连带利息12233444.25元,应偿还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15853009.66元。

上述债务,项目公司、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和“福禧控股”均在2007年10月17日形成协议,由“福禧控股”及其关联公司承担。根据福禧方面的测算,他们尚欠社保贷款的余额为3.35亿元,欠税及罚款近3.98亿元。到2007年12月,两条高速公路又一次易手,归于上海实业集团旗下后,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尚认为“沸点投资”,“福禧控股”以及“昆山福禧”尚欠其43893万元,这与一年前,上海市长韩正公开宣称的“按照依法、合规、安全、足额的原则,上海已连本带息收回社保违规资金37亿元,这笔资金已全部进入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有关账户”的说法对比,无疑让人困惑不已。

现在“上海专案组”手中,已无控制的张氏资产,此案即便通过司法程序胜诉,如无资产可以执行,上海社保的清偿尚遥遥无期。据有关人士说,上海方面因此“动起了已被中纪委随案移送到吉林的十数亿资产的脑筋”,理由是<<刑法>>第60条的“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规定,社保基金和国家税金应从被冻结资产中先行给付。但吉林方面未积极应对。

在2008年4月7日张荣坤一审宣判后,上海方面方知总计为16.8亿的资产,均被吉林省松原中级法院收缴,其中判决书中罚金的数额为2.84亿,其余为判决书中未言明数额的”供犯罪使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

张氏的“吉林资产”

据了解,在社保案发之初,中纪委专案组,由中纪委人士和公安部经侦局的人士构成。2006年7月,公安部人士在上海建国西路上海证券监管局召开会议,参加者为证券公司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负责人,要求他们协助冻结查封张荣坤名下的金融资产,按照查封资产的清单,这次冻结查封涉及的股票和现金近25亿元。

其时,张荣坤与上海工投集团和上广电有“委托理财”关系。在25亿的扣押资产中,而此时上海工投集团向张荣坤主张的8.5亿,上广电主张的1.15亿,均由这部分资产中偿付;另外,亚洲证券得到1个亿。据了解:当时所有财务资料,都被公安部扣押,了解情况的人,不是失去自由,就成惊弓之鸟,因此,在‘上海工投‘和‘上广电’主张债权时,张荣坤方面根本无法与他们对帐,因此,他们主张多少张荣坤的人只好全部认帐。‘上海工投’和‘上广电’和张荣坤的人签订的协议中也规定了不得反悔的条款。

当时的剩余财产价值约有15亿元,由公安部移送给后来成为办案主体的吉林省检察院。这部分资产的构成是10.5亿现金,2555万股海欣股份的股票以及吉林省检察院直接从香港张荣坤的公司调回的1.38亿元港币现金,而一审宣判时法院在没有出示证据和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只称“数额有误,应予纠正”,将扣押的1.38亿元港币变更为1.26亿元港币,缩水了1265万元,这是令人费解的。据了解,在一审过程中,这些资金被未随案移送至法院,目前仍在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控制之下。

根据办案机关所作《审计报告》,张荣坤用于炒作“海欣股份”,在帐户被冻结时,帐面未有赢利,亏损达3.07亿,但其11.658亿本金仍被法院没收,并处2亿罚金。一位上海证券律师的意见是:在以往的证券犯罪案件中,尚未有过没收本金之先例,“大鹏证券,德隆操纵股票交易,累计赢利多达数亿和数十亿,但法院审判时,未对公司和个人处以罚金。与张氏同案的华安基金,与张氏联手炒作‘海欣股份’,有巨额赢利,但华安基金和韩方河,虽有同样行为,但未就此追究财产刑”。

张荣坤及沸点公司的律师胡炯明、徐平、池永伟曾在一审中就此为张氏及沸点公司辩护认为,虽然张荣坤和沸点公司操纵海欣股份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但其行为没有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公布并实施《关于经济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32条:“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非法获利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2,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3,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他人操纵交易价格的;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但因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的。”的规定,就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第11.5.1款对“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作出了具体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本所认定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应当于下一交易日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一)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达到涨幅或者跌幅限制;

(二)连续五个交易日被列入“股票、基金公开信息”;

(三)交易价格的振幅连续三个交易日达到15%;

(四)日均成交金额连续五个交易日逐日增加50%。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计算从公告之日起重新开始。”

    通读松原中院的判决书可以看出一审判决没有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作出正面回应,判决书中没有一处表明张荣坤及沸点公司在持有“海欣股份”的过程中具有上述情形之一。判决书采用诸如“连续交易日”、“持仓量”、“占流通股总量”等标准,来认定张荣坤和沸点公司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而在我国现行法律和两高的司法解释中都找不到“连续交易日”、“持仓量”、“占流通股总量”等标准的出处。因此张荣坤的律师认为这是松原中院自定刑事追诉标准,应予纠正。

而被公安部认定与张荣坤共同操纵海欣股份的华安基金公司总经理韩方河和海欣股份董事长袁永林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旧《刑法》第182条以“操纵证券市场价格罪”定罪,华安基金和海欣股份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处以罚金,而张氏则被吉林以2007年6月29日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六)》第11条“操纵证券市场罪”定罪,张氏的沸点公司也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罚金及收缴资产15亿元,而《刑法修正案(六)》第11条比旧《刑法》第182条要严厉得多。相比旧《刑法》的同罪名的处罚,最高刑由5年变为10年;罚金也从必须有“违法所得”变为“无须具有违法所得”。松原中院的判决,对张氏的定罪用了“新法”,之前被冻结的资产,由此变为没收的“犯罪工具”和法院的罚金。

在上海方面依据《刑法》第60条“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规定,要求吉林方面从准备没收的资产中先行给付社保基金和国家税金,但吉林方面未积极应对。而我国的司法罚没款返还体制,司法机关的罚没款是上缴到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同时,地方财政又将罚没款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办案津贴返还办案单位,在吉林等落后地区,由于财政对司法的日常支持不足,司法的提取比例更高.而我国目前司法罚没款财政返还制度的设计缺陷就可能留下上海社保基金及国家税金不能足额入库的遗憾。

如果二审维持原判决,而吉林的2.84亿罚金也要执行,是故,吉林在上海讨要冻结资产时回答”钱不够了”.。吉沪方面或都知道张氏还有一块未曾执行的资产,这是一幢位于北京金融街华远路,比邻中国银行总部的大厦,拥有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价值3亿许,如其再用于偿债或法院的罚金,那么张氏有出狱之日,吃饭或成问题.

强奸一个妓女也是强奸,抢劫一个骗子也是抢劫。当司法在审判活动中存在自身利益的动机或行为,反腐败的正义性因为执法机关的自利性会大打折扣。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吉林的行为,在感情上,我们甚至希望他们用合法的手段,将张荣坤这类人弄得倾家荡产,但如果为此或者别的目的,在自利的背景下刑求张氏,而使司法之公信受到伤害,那么我们只有为自身恐惧的份儿——谁人没有细过?如果因为有细过,国家机关就可滥用权力让你倾家荡产,那么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人产权的法律保障制度,就形同一纸空文,.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庶几是仰仗于此。

来源:尹峰和讯博客

張德江的夫人早就是年薪百多萬的銀行高管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程恭羲

像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一樣,張德江的個人生活也很神秘,其家庭成員更不被外界所知,要不是2008年3月“兩會”期間有媒體披露了“夫妻檔同時亮相‘兩會’”,老百姓恐怕至今還不知道張德江的夫人是個“女强人”。

  據《財經》報導,在2008年全國“兩會”上,有多對夫婦同時出席,他們或同爲人大代表;或同爲政協委員;或一人爲人大代表,另一人爲政協委員。

  除了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以外,張德江與夫人——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紀委書記辛樹森也是“兩會”中的一對“夫妻檔”。

  那一年,張德江是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人大主席團成員;辛樹森則是經濟界別的政協委員,以及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

  辛樹森是誰?官方公開的簡歷稱:辛樹森1949年7月生,山東海陽人,197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東北財經大學投資經濟專業畢業,碩士研究生,高 級經濟師。1968年11月參加工作,1983年12月歷任中國建設銀行吉林省延吉市分行副行長、延邊州中心支行副行長,1986年9月歷任中國建設銀行 人事部機關人事處副處長、處長、人事部副主任,中國建設銀行思想政治辦公室主任兼人事部副主任,中國建設銀行籌資儲蓄部總經理,零售業務部總經理,個人銀 行業務部總經理,2003年2月歷任中國建設銀行紀委副書記,紀委書記、行黨委委員,2004年9月任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總監察、紀委書記、黨委委 員兼機關黨委書記,第十一届全國政協委員。

  從張德江和辛樹森的簡歷中可以看出,兩人都曾在吉林省延邊自治州工作過。在辛樹森於1983年底開始擔任建行延吉分行副行長時,張德江則在接任延吉市委副書記,後來昇任延邊州委常委兼延吉市委副書記。

  1986年至1990年,張德江調到北京出任民政部副部長,夫人辛樹森也於同一年調到北京,開始在建行總部工作並一路高昇,最後當上了建行總行副行 長。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後張德江調任吉林省委副書記兼延邊州委書記,並在吉林省一幹就是八年,期間,夫人辛樹森並未與其同行,而是繼續留在北京。 後來,無論是張德江調到浙江還是廣東,辛樹森都一直“留守”北京,直到十七大召開後張德江進入中南海,兩人才結束了長達20多年的兩地分居。


  任延边州委书记时,张德江携妻子女儿回曾经插队的太平村。
  辛樹森年薪上百萬

  辛樹森是個科班出身的金融投資專家,即使後來一直從事行政領導工作,但她撰寫的幾本金融方面的書籍,倒是很受讀者歡迎。因此,也有人稱辛樹森是個“學者型”銀行官員。

  《證券日報》曾在2009年4月13日披露,“多家銀行高管薪酬超標,財政部限薪令面臨嚴峻考驗”,其中就包括張德江夫人、時任建行副行長辛樹森。

  該報指出,根據已經公佈的上市銀行的年報,雖然各家銀行董事長及行長的薪酬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是,其他高管却頻現上漲之勢,與財政部的“限薪令”多有抵觸,或將和浦發銀行一樣面臨退還部分薪酬的問題。

  根據建行年報顯示,建行董事長郭樹清的薪水已經從2007年的179.5萬元降到156.9萬元,而行長張建國和副行長辛樹森的薪水也分別降到156.1萬元(之前177.4萬元)和140.9萬元(之前155.1萬元)。

  2010年5月14日,《證券日報》再次發表揭露銀行高管高薪的內幕,稱“銀行高管薪酬‘雙軌制’迷霧重重,限薪令只管幹部?”

  文章稱,隨著限薪令的出台,三大國有上市銀行的高管薪酬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建行方面,2009年度董事長郭樹清的稅前合計薪酬為90.6萬元,行 長張建國的稅前收入為88.2萬元,監事長謝渡揚的稅前收入為86.8萬元,副行長、紀委書記辛樹森的稅前收入為75.6萬元……

  由此可見,這些銀行的高管薪酬由於走市場化路線,薪酬都比較高。有分析人士表示,銀行家的薪酬按照市場化來定價本該較高,但同時還需要考慮其所做出的貢獻和回報是否成正比,需要有一個較為透明的評價體系。

  至於辛樹森對建行的貢獻及上百萬年薪的回報是否成正比,我們不得而知,能知道的只有張德江夫人曾經拿了多年的上百萬元的年薪。對於媒體所說的,超標部分是否退還,我們就更無從知曉了。(《明鏡月刊》38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中国这次动真格 2007年来首次中断对朝鲜原油出口

文章来源:


  联合国安理会3月7日通过制裁朝鲜核试验的第2094号决议,对朝鲜开展史无前例的金融制裁和外交制裁。中国的罕见点头引发外界各种分析,此后不断传出中国对朝鲜展开实质性制裁的消息,路透社21日又报道称,中国上月中断了向朝鲜出口原油。

  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今年2月中国对朝原油出口量为零。中国中断对朝原油出口是自2007年初以来的首次。此次措施是否为针对朝鲜上月的核试验进行的制裁措施尚未得到确认。

  报道指出,原油是中国对朝援助项目中占比最大的部分。中国过去每月向朝鲜提供3万-5万吨原油,去年的出口量为52.3041万吨。上月中国对朝出口的柴油量约为4千吨。去年中国对朝出口的柴油与汽油量分别为3.1050万吨与5.6093万吨。

  路透社称,据原油交易方面的消息精通人士表示,中国商务部对朝鲜核试验应对方案进行了内部讨论。一位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采取了某种供给限制措施,但未谈及具体内容。

  中国一直对强硬的对朝制裁持非常消极的态度,此前2006年2009年在联合国对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制裁中,中国都尽量让实质性威力降到最低,在去年12月联合国通过对朝鲜发射卫星的制裁决议后,中国学者曾先后公开解读制裁并没有实际的作用。

  但近来却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表示了支持的立场。近期,中国政府向交通、海关、金融、公安等部门和边防部队下达了有关严格执行安理会第2087 号决议,实施对朝制裁的通知。根据这项通知,中国有关当局加强了通关检查,开始调查朝鲜人的非法就业情况,加强了对朝鲜各种不法活动的打击力度,其中也包括禁止朝鲜籍银行在中国境内的非法金融活动。

  另外,据韩国《中央日报》3月13日报道,北京某对朝消息人士3月12日表示,“3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发布对朝制裁措施之后,代理通过辽宁省大连港前往朝鲜的所有船舶海运业务的物流代理企业被减少到了两家。”

  大连地区的对朝物流代理企业共有20多个,朝鲜现在的大部分海外海运都依靠“新加坡—大连—南浦港”这一路线的物流。该消息人士还补充称,“在对朝物 流代理企业减少到1/10之后,每周通过新加坡前往朝鲜的货船也从平时的7-8班减少到了2-3班。即使这样,由于强化了对货物的检查,通关也并不容 易。”

  中国的制裁无疑让朝鲜进一步“受伤”,要知道,最新升级版的制裁朝鲜的决议在现有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基础之上强化了力度,而且显着扩大了制裁范围。 决议第一次将从事非法活动的朝鲜外交人员、银行业实体以及非法的大量现金转账列入制裁范围,并进一步增加了旅行限制,被认为是联合国史上“最严苛的一些制 裁措施”。

  美官员:中方在制裁朝鲜问题上表现出合作精神

  德国之声:美国负责国际制裁朝鲜事务官员周五(3月22日)表示,中国在阻断平壤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资金来源问题上表现出合作态度。美国国务院负责协调 制裁事务的弗里德(Dan Fried)对媒体表示,中国是安理会新近通过的第2094号决议的一部分,在同美国的协调中表现出了合作精神。朝鲜战争停战60年来,中国成为朝鲜在政 治和军事上的最大盟友,并是朝鲜对外贸易的一个关键因素。因缺乏北京的支持,国际社会迄今的所有对朝制裁努力均无实际效用。弗里德和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工 作的助理国务卿科恩(David Cohen)本周四和周五在北京同中方代表会谈。此前,两人分别访问了东京和首尔。科恩指出,第2094号决议要求采取一系列严格手段和措施,美方对同中 方密切合作、落实决议的各项规定充满信心。不过,弗里德和科恩没有说明,北京在阻断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资金来源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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