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东：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中国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从习李的高调改革言说到“七不搞”、819讲话、两高司法解释、连篇累牍的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和挺毛宣传及连续抓捕大V；从反腐风暴、石油帮接连落马、剑指更大的老虎到民间强拆依旧、城管打人依旧及针对一系列民间民权诉求的打压，这种让人亦喜亦忧的巨大反差，使国际舆论和中国学界新闻界及众多网评人士的看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数月以来，争论空前激烈，莫衷一是。根本分歧就在于到底怎么看待习的执政路线。从国际视角来说，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一个正在崛起的庞大国家和巨型族群正在走向何方？对她自己和世界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3年以来，全世界都忧心忡忡地有时惊喜有时惊诧有时狐疑地注视着中国，巨大铁幕内部的我们，更是对未来充满着迷茫。

一、对新团队执政路线的几种判断

各路观察家的极具分歧性的看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看法认为，习团队是坚定的改革派（包括宪政改革），由于各种反改革势力过于强大，所以习团队头一两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权力，逐渐削弱元老各派的掣肘，从反腐入手，逐渐站稳脚跟，赢得党内党外的普遍支持后再逐步实现改革目标。而近八九个月以来出现的所有乱象，包括反普世价值反宪政让毛回归等，都是党内各路阴谋集团（包括与薄有牵连的若干势力）制造的对习的绑架行为（包括七不搞文件都与习无关），试图逼迫习走向倒退，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党内斗争状态。但习李体制已基本形成，正在逐步稳固权力，必在三中全会上做出重大改革决定，从而推动中国进入新的改革高潮时期并顺乎世界民主宪政的大潮流。持这种积极乐观态度的部分论者，甚至把对习团队的批评者都诬为“前朝水军”，或跟随某集团的阴谋家。事实上，某个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改革诉求盲目投射到上面，认为“吾意即上意，上意即吾意”的言说团队，正堕落成官家的变相维稳派和打击自由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帮凶。

第二种看法认为，由于党内派系内斗多年，新班子并不是习自己选择的，而是各种派系权力争夺的妥协产物，因而也没有统一意志，习即使有改革意愿也难以实施，必须左右逢源，逐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并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统一意志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才会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状态，说明他们对执政方向仍然没有定论，因此要“捧着改”，多提建设性意见，多务实少批评，更不能“棒杀”和匆忙否定，要看到18大以来各方面已经取得的可喜进步，要给他们时间，再观察，再争取，再进谏。只要把道理真正讲清，相信他们会从善如流，逐渐抓住改革机会，把中国推向具有宪政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应该说，有很多学者、官员及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都善意地持有这一看法和期待，并且不遗余力地做着努力，积极劝改。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们是善意和真诚的，但缺少对现实状态和新执政团队真实战略思维的本质把握。诚然，他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们对改革的坚持和不放弃希望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未来也许是失望最大的。

第三种看法可以说是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派，他们去年都相信由辛子陵那封公开劝导信所引申出的逻辑，即家传优良传统和现实形势迫使他们必须进行政改，因此对他们执政之初就去深圳拜谒邓小平，很多人几乎是欢呼状态。其实当时我就指出，邓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新人实际是要全面继承邓路线，未来可能并不乐观。后来的发展进程验证了这一预判。但这批充满希望的朋友，现在已经从充满希望跌入了彻底失望的谷底，认为上面就是一批二百五，没文化，没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搞，还特别狂妄，不听劝，世界已经被互联网彻底改变，他们还在倒行逆施，根本不可能重新回到文革状态或法西斯主义，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我的点评只有一句话，充满希望时你们太看重他们了，彻底失望时你们又太轻视他们了。

第四种看法在近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只有笔者自己，只是在最近这一连串的打压后，不少学者才逐步认同笔者这种看法。笔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目前的执政路线可以总结为新威权主义格局下的“红色帝国”之路；

2、这是在数年等待接班时逐渐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上台后盲目打乱仗；

3、“路论”“梦论”“鞋论”“三个自信”“中国模式”以及打通两个三十年，不能非毛，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占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同时在威权主义的总体框架内实现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一连串“新思维”，构成了习团队新威权主义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事实上已经超越或摈弃了18大政治报告给出的“保守”框架（和谐社会，三个代表，不争论，韬光养晦等等“保守”的意识形态），变成积极进取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战略思维（重新夺回思想阵地云云）；

4、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到习的一个完美圆圈，在国家主义总体成功的大逻辑下，把毛的种种失误归结为“有益探索”，从而实现中共100年总体上“伟光正”的历史定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执政团队完成的，新团队的伟大作用也就名垂党史了；

5、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并“依法”行事（为此重新解释司法）；

6、由于大的“中国模式”与原“重庆模式”有相当多的同构性，可以说是“没有薄的薄路线”，因此，新团队不可能批判重庆模式。只不过，新的中国模式不会特别明显地重回文革（不走老路），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重庆模式也包含此因素），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及以一党执政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强国强军模式），会不会最终变成类似于德日三十年代的赶超模式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还要看进一步发展，令人不安的是现在已初露端倪（戈培尔式的宣传攻势和舆论控制，盖世太保式的警察统治和对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和利用）。

总之，以上诸点已可以概括为“习主义”。只有在这个观察框架内才可以解释近一年来发生的种种乱象，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什么人绑架了他们，是他们在深思熟虑的战略思维下主动推动的这一切。

当然，党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更保守的势力会进一步要求他们左转，贪腐的利益集团也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他们但意在保住自己的利益，党内开明的民主派当然也会进一步说服执政团队只有政改才是唯一出路，也不排除执政团队在国内国际大势的压力下在某一个时点上发生重大转变，变成主动政改的开明派。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在当下这个时刻，他们正在试图把“七个总统”变成“一个毛式总统”，在威权主义的框架内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能不能做成则是另一回事。笔者的这一判断，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而且历史并不会按照强势集团的如意算盘单向演绎。哪天历史证明笔者的预判是错的，那其实是国家民族之幸，笔者宁愿高兴地道歉。如果历史被迫走上这样一条注定有违民族根本利益的歧路，但愿笔者的预判能使统治者和知识界早日猛醒。

当然，就思潮而言，原有的极左（要重回文革的毛左）、极右（声称改革已死，革命不可避免）、中左（重回新民主主义）、中右（宪政社会主义和儒家宪政以及新公民运动）都会在自己的思维框架内对新形势给出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就不一一点评了。

二、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

前述提到的“习主义”或曰新执政团队的战略思维，是建立在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基础上的。因为新团队是以太子党为主体的，因此太子党的共识也就基本代表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唯一例外是团系出身的李，至今没有说过那套国家主义话语，讲的都是市场化改革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至今并没有形成所谓“习李体制”。这个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还要进一步观察）。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共识并不是他们系统地公开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内部和私下达成的，笔者则是根据多位与“太子党”关系密切的学者专家及官员等在长达一年多的各种文章讲话和讨论会上发表的观点中提炼概括的，也是根据大半年来执政团队公开表达的观点、实施的政策来倒推总结的，相信读者在看完下面这些总结后，也会认同这些“太子党共识”是真实存在的。

第一个共识就是再也不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了，历史给中共扭转颓势的机遇就剩十年了。“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必须扭转上一个十年的只维稳不作为的状态，积极进取，争取主动，提前挖掉炸弹，争取长治久安。“太子党”们其实对上一个十年的状态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秘书及包括团帮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很糟，再这么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必须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因为“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上”（习在河北接见老干部时语）。

第二个共识是，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虽然过去十年执政者基本不作为只守成，但由于邓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和经济增长惯性，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在国际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手中控制了巨大的财富（有一说法认为有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足以完成一系列战略举措和实现经济转型。自加入WTO后，中国在世界上用经济手段“开疆拓土”，资本输出达到巨大规模，已经形成“万方来贺”的局面，说明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要有“三个自信”，不能妄自菲薄，要继续坚持“中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第三个共识是，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绝不走戈氏邪路。他们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由于戈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苏共党史，搞所谓公开性，放开选举和新闻自由，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任凭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存在了七十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自1991.8.19事件以来，中共党内就有一股势力，竭力宣扬上述见解，甚至编辑了名为《居安思危》的纪录片，在全党灌输这一有违于世人观感和历史界知识界及世界舆论共识的苏联解体观，极力恐吓全党，阻止任何与苏联改革相似的举措，终于把他们的意志变成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

第四个共识是，不能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并且一定要恢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很多红二代看来，毛是共同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共同的衣食之源，是党的正资产（薄熙来语），绝不能根本否定，否了就会“天下大乱”，就会遭到清算（被清算一直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他们认为毛总体上（对他们来说）“功大于过”，犯的错也是争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成功道路上的有益探索，甚至对文革都要重新认识毛的反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初衷，要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官僚反腐败等正面意义上打通毛邓，把六十年执政的历史总体上“伟光正”化，不然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当建党100年、中国实现高水平小康即实现了中国梦和画圆了百年圆梦圈时，如果否了毛，习就没了起点。因此，毛是他们共同的的精神支点和起点，他们都是“党的孩子”，党是“亲爱的妈妈”，毛是父亲。他们都是“深度毛粉”。同时，他们当中更有一批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者，是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法宝”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地认为，只要恢复这些优良传统，党就会利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开展路线教育，恢复党的“道德地位”，同时在适当时候（如毛诞辰120周年时），给毛“封圣”，如刘小枫主张的“国父”。毛及其理想，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内在气质，不管文革过去了多少年，他们都仍然是“红卫兵”，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一代。给毛修庙，给党争气，如同孝敬父母。毛是他们的“青春情节”，对很多男孩子来说，越到中老年对父亲的膜拜心理越重，那三大战役的辉煌，朝鲜战场的勇猛，卫星唱出的东方红，莫斯科红墙上与斯大林一起检阅苏联红军的荣光，天安门城楼上的“光辉形象”，都是挥之不去的青春烙印。而现在，他们接过了“接力棒”。

第五个共识是，设计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走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想，画圆从毛到习100年的复兴圈同时也是中共的“中兴”道路，用中国模式实现之。习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他们非常看重的历史时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为此他们设计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2000左右，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增长70％到80％，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也就是11到12万亿美元，届时美国也就是是16到17万亿美元（现在是接近16万亿，他的增长率只有2％左右）。让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都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成为东半球的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实现了这个梦之非同小可的意义在于，中共历史上的所有错误都可以“一俊遮百丑”了，从而也就实现了执政党的“中兴”，一党执政的制度就稳固了。再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彻底实现了。一个“红色帝国”继盛唐之后再次傲视全球。这个“美丽的”梦想是公开宣示过的，是下决心要实现的，为此要排除一切干扰，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战略，“上来就打乱仗”呢？

第六个共识是，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看来他们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广泛讨论并有众多赞同者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有过认真的思考，达成的共识是，普世价值是西方颠覆中国的思想武器，绝不能按普世价值的原则搞政改，“用普世价值标准来检验我们的政改是一种偏见，有些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宪政就是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要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搞三权分立。因此不仅要坚决反对，而且要主动进攻，夺回意识形态阵地和领导权主导权，“微博再不整治将亡党亡国”。因此，我们陆续看到了一系列反宪政的“雄文”出笼。

笔者认为，他们至少达成了上述六大共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共识，如对薄熙来按避重就轻起诉，去政治化，不涉及重庆模式，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用威权主义手段；如在一段长时间内不去挑战美国，给自己争取和平的战略机遇期；等等，就不一一评述了。

总之我们会看到，这些共识的存在和逐步实施，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当然，还有更大现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官方梦想”的实现，“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

三、“红色帝国之路”为什么走不通？

“红色帝国之路”之所以走不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从全球范围内看，原来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出口导向模式，正在受到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比我们还后发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外贸依存度这么高的经济已经搞不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五六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主动说要扩大内需。但内需老是提高不上来，原因是中国存在六七亿人口的底层消费者，他们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住房和未来的任何安全保障。他们不得不拼命的存钱，减少消费。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该消费的已经达到某种饱和状态，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要想扩大底层的消费，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分配结构，而给分配结构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权贵资本及高度的国有垄断，红二代全面控制国有企业所带来权贵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一轮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抑制资本的野蛮扩张和权钱勾结，逐步减少直到根本遏制对底层民众的欺压，内需就是扩大不了。不能改变分配结构，扩大不了内需，这个经济上增长的圈就画不圆，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将是非常紧张悲哀的，极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问题，一切都卡在政治体制上，但18大以来，新班子从未提过政改。

第二，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红色帝国之路”是要有条件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以德国为例，当年纳粹党至少有四条是今日共产党所不及的。第1、纳粹党有顽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等等，有资格统治全世界，获取最多资源和生存空间，请看今日之共产党还有信仰吗？尽管他们在努力恢复信仰，但这丧失了的信仰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可以恢复的了吗？第2、纳粹党本身是纪律严明内部团结的，中共内部帮帮伙伙派派系系闹了多少年？大家都知道。第3、这个纳粹党实际上相当廉洁，占领东欧后戈林等弄了些字画，有若干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是非常廉洁的，而中共的腐败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第4、纳粹党除了对犹太人非常残酷，在他们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主义是搞得很不错的，对自己的老百姓是很好的。而今日中国的统治者对自己的老百姓是非常坏的。所以我说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走不下去的，他这个红色帝国梦是很难实现的。没有一轮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清廉自律的团队一心一意为民族振兴奋斗。而有了政改，红色帝国梦就醒了，也就不必做梦了，就会以更文明的方式发展自己并和平地融入世界。

以习的家庭经历，他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没有六四的包袱，没有文革等等包袱，他完全可以轻装上阵，走另外一条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这样的走法，就是出于“太子党”的一个共识：如果不走国家主义的道路，我们就会受到清算，他们害怕这个（其实民间为了让执政者放下被清算的恐惧，已经设计了很多中间道路可供选择）。走文革的路也不行。所以他要走国家主义的道路，重新把毛竖起来，把毛泽东当作他的正资产。笔者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但是会接连不断地碰壁。反宪政所遭到的强烈反击就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们还在一意孤行。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的反对力量已经积聚到何等程度，仍然在盲目自信自己的维稳力量。

事实上，以每年发生十几万起群体事件的力度看，已经算是“天下大乱”了。但“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因为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无论从新疆到前段时间烧公共汽车的那个人，都是极端事件。官方不让有一个正常顺畅的渠道来表达，包括发泄某种情绪，就会挤兑出大量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未来还会逐渐增多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弹压的结果。表面上没有乱，但内部是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这比其他国家要严重的多。

中国这十年由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化解的话，也是习的中国梦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七种反对力量会逐渐联合起来，有可能酿成一场低烈度的辛亥革命。

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农民的农二代，完全没有良好教育，跟着父母奔波，一会儿家乡，一会儿城市。受尽欺凌的农二代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现在他们成建制地找原来的团长营长，举行抗议活动，这种势头也非常大，也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他们已经慢慢变成了和现在的社会对抗的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新疆西藏，这个就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弹压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极端的对抗情绪。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他们的量也非常大。他们和第一拨的农民有部分重合，但又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开放网络上访后，一夜之间网络就瘫痪了。积累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而且至今迟迟不能解决。像河北的聂树斌案，大家反复在呼吁，贺卫方在呼吁，网上微博上到处都在呼吁，然后就是不解决，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问题越来越激化。

第六种力量是一两千万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所谓充分就业，可以按照共产党讲的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来分析，马克思十九世纪的时候就说：工人的简单再生产是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可以租得起房子，养得起老婆（老婆基本不用工作的）。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萎缩性再生产，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扩大再生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四五年后，能不能娶得起老婆？能不能租得起房子？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基本都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现在没有知识界的人说他们好，说他们好的知识人全是拍马屁的。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右翼也说他们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而知识界在总体上代表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前进的内在真正动力。现在都跟他们背道而驰。表面上这几年知识界可以不跟他们争，不跟他们讲，不跟他们吵，官方愿意说什么就说，知识界可以“犬儒化”，闷头不讲。但当他把底牌亮出来反宪政的时候，网上就一片反对声，他们差不多把天下儒生都惹反了。

事实上，人心的相背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由知识分子来表达的，看看微博就已经可以知道天下人心了。如此强势地一意孤行，必遭历史惩罚。问题是并非没有更顺畅的、既符合民族根本利益又不至于使中共失去政权的和平转轨之路可走，就看执政当局的大智慧了。

很长时间以来就有智者指出，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如果现在连改革也不要了（这里特指政改，就中国当前积累的问题的量级而言，光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也许就只剩革命了。而革命并非民族之福，而是一种灾难性的转轨，但它如果一定要来，那也是中华难以避免的命运。有深厚平和气质的庞大民族，在历史转折大潮面前，真的就丧失了大智慧了吗？统治者还能再高尚一回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祈祷。

大陆独立政治评论员李伟东（冬眠熊），太平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