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苏联是如何输掉冷战的

二战接近尾声时，为了击败希特勒德国而走在一起的美国、苏联开始同床异梦。这两个国家都诞生于革命之中——独立战争与“十月革命”，只不过一个坚信社会主义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一个认为社会主义只不过昙花一现，资本主义才是人间正道。

冷战的铁幕是在德国拉下的，一起拉下来的还有亚洲的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台湾海峡。这三个国家被冷战的铁幕一分为二。此后四十年里，世界被分成了两个极端阵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美国西欧资本主义阵营。

相比历史上大国之间的对抗，冷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两次世界大战让世人心有余悸，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成为各国心照不宣的共识。而相继被美国、苏联研制、生产的原子弹（和氢弹）则让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思议。在核子武器大国之间，战争失去了作为手段的功能，也不再是政治的延续。核子战争，极有可能是终结政治甚至人类本身的终极目标。冷战，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

整个冷战期间，虽然美苏两国唯一一次短兵相接是在朝鲜战场上（此后双方都守口如瓶），但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各自的卫星国与势力范围内，几乎都把自己冠冕堂皇的主义与主张抛在一边，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苏联在1953年占住东德，1956年入侵匈牙利，1968年派兵捷克斯洛伐克，而美国呢，也没闲着：1953年在伊朗扶持代理人，1954年在危地马拉、1961年在古巴搞颠覆。

今人可能会说，苏联在要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如此不择手段还可以理解，可打着自由、平等和民主招牌的美国，为啥也同苏联半斤八两？

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相信苏联要霸占全世界，夸大了苏联对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威胁。白宫智囊倾向认为，冷战是没有规则的战争。于是，他们不再坚守政府为了善的目的而必须做善的事的基本原则，开始为了善的目的而做不善的事。结果我们看到，至少在冷战的前三十年里（1950－1980），就从手段与做法来说，美国同苏联的区别还真不容易看出来。

例如，中央情报局这个超级间谍机构，几乎和克格勃一样，在全世界见缝插针，使用暗杀、颠覆、破坏等手段达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却并不是美国宣称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冷战前三十年，美国在海外支持的独裁政府并不比苏联少多少，只不过他们选择支持右翼独裁，来对付左翼独裁而已。

再拿越战来说。越南战争不同于当今的一些反恐战争（伊拉克、阿富汗）。反恐之战是保卫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在这个名义下，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可越战是打着遏制专制主义，为亚洲建立和平、民主的政府而战的。这样被赋予了道德与正义的战争却打得充满了阴谋、欺骗与屠杀，手段与目的如此相悖，也难怪会引起了美国国内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

还有中国人比较熟悉（尊重？）的尼克松与基辛格。这两位地缘政治大师与“合纵连横”秘密外交的高手，他们本身的很多行为就违背了美国引以为豪的建国理念与价值观。为了遏制苏联，反共老手尼克松跨过太平洋，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整个会谈中，只字不提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与生灵涂炭的“文革”，而当时，连苏联一些领导人都表示关注中国相关人权状况。当尼克松同一年里先后访问北京和莫斯科时，他的外交成就达到了顶峰。但随后他一败涂地，他终于输给了比苏联更强大的“敌人”——美国宪法。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尼克松高明的地方，他要的是遏制苏联、打赢冷战。但恰恰相反，正是冷战前三十年中，美国把自己降到同苏联一样的道德水平与历史高度，绞缠在一起，使得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冷战有胜出的一天。事实上，冷战初期，美国相当长时间里处于劣势，到越战时达到了最高点）。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到尼克松这些美国领导人头上。

在核子武器的时代，冷战其实根本不是靠战场来决定胜负，至于经济，资本主义的国民可能因为经济危机上街闹事，可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不是一个问题。你不敢上街，而即便上街也搞不成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同苏联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争取势力范围与权力，它的优势在哪里？

美国的优势在于建国理念、民众的觉醒与执政者不得不顺应民众、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制度与体制。冷战不是核子大战，也不是地缘政治之战，甚至不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较量，而是两个阵营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的主战场不是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也不在他们全球的势力范围内，而是在各自的国家，在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广场上、法庭里、和媒体的字里行间。

冷战期间，美国虽然在海外丧失了平等与民主的原则，但在美国国内，却正是美国人不断觉醒，从反对越南战争到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美国人靠广场抗议与法庭抗争，重新宣释了美国国父们提出的建国方针与价值理念。

从《纽约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到对中央情报局等海外行为的质疑，再到对把冷战战场搬到华盛顿、用对付苏联的一套来对付民众与反对党的尼克松进行穷追猛打，美国公众、媒体与执政当局都在七十年代中冷战高峰时期开始了对冷战手段、方式与目的反思。

高潮是1980年里根总统当选总统。美国开始回归《世界人权宣言》，进行人权外交，并宣布对“邪恶帝国”宣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著名的两个主角都是演员出身，一位是教皇保罗二世，一位是美国总统里根。保罗二世1979年6月访问波兰，拉开了冷战铁幕的一角、宗教的一角。从此以后，宗教信仰依然残存的东欧诸国在“上帝”指引下，开始了真正的民族解放与国家民主化的运动。斯大林活着时曾鄙视地问：“教皇，他拥有多少个师？”教皇一个师都没有，但他有信仰，还同上帝站在一边，这让苏联那么多铁骑与师团在东欧巨变中都使不上劲。

冷战三十年，到了里根时代美国人才悟出一个道理：在双方都能确保摧毁对方的核武器时代，靠军事、政治、经济击垮对手是不可能的，靠“缓和”(Détente)只能延续邪恶，唯一能够击垮对手的是信仰、信念与意志。对于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能够改变他的只有他自己——人民的觉醒与执政者的良心发现，靠外力是不现实的。于是，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对抗，瞬间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决。就在话语转变的这一刻，注定了被美国庇护的“独裁政权”韩国、台湾将要开始和平的民主转型，也注定了美国将会在冷战中胜出。

但苏联不是输在美国人手下，而是输在苏联人自己的手中。在美国终于找到了对付苏联的“致命武器”，并顺应民众对平等、自由的呼声向前走的时候，苏联一如既往地打压国内异议分子、压制言论自由。政治局开会讨论的不是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保障他们的宪法权利，而是怎么对付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如何搞臭不听话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苏联执政党一直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却始终没有兑现他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无法满足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与当家做主的愿望。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一向标榜主义与意识形态单一的苏联执政者，从赫鲁晓夫开始，一边要竖立自己是正统的接班人，一边却又不得不割裂甚至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为“去斯大林化”失去了总书记职位，勃涅日列夫和其后的两位老人也在纠结中死去，当政权传到只有54岁、还没有经历过更年期的戈尔巴乔夫手中时，注定走到了尽头。戈尔巴乔夫为“去斯大林化”而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历届总统，就会发现，他们不但没有必要高举前任的旗帜，而且可以在施政中否定前任的做法，与时俱进，只要坚守国父确立的价值理念以及顺应民意与时代的变化。美国总统继承的是价值理念，而苏联领导人却不得不战战兢兢顺着前任的脚步走下去，哪怕前任已经把这个国家带上了邪路。

打败苏联的是苏联。苏联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政府是建立在给人希望，让人做梦的基础上，而不应建立在让人恐惧之上。政府要为了维护正义而对权力利进行约束。打赢对外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对内赢得民心。

杨恒均 2013.9.15 “路边谈话” (博讯 boxun.com)

政治体制延误改革导致苏联灭亡

——访著名学者、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

■香港经济导报2013年10期  记者罗勤 李萍

步入2013年，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临界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挑战与压力迅速放大。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成为世人最关注的焦点。

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在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22年之后，重新审视苏联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程，无疑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有着相当的启示。

苏联为何经历了兴旺之后又走向衰亡，乃至解体？是社会主义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还是苏联所施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苏联模式对当前的中国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

86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高放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苏联共产党党史》已经60余载。作为研究国际共运的资深学者和研究苏联历史的权威专家，高放24岁就在报刊发表评论苏联的文章，著作颇丰，至今有500万字，2011年出版了他的第十本文集《苏联兴亡通鉴——60年跟踪研究评析》。

高放教授也是当今少有的坚持自己信仰的学者，在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简陋的家中接受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我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深信不疑，人类社会迟早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要摆脱苏共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在中共十八大前出版的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表达了我的很多新见解。”

苏联实行的是“党主宪政”

《经济导报》：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经历了74年。在74年中，苏联制定了四部宪法。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这一本质特征，被苏联四部宪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您曾表示，“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如何理解？

高放：74年中苏联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18年宪法、1924年宪法、1936年宪法、1977年宪法。四年前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演时说“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即是说，苏联有民主宪法，但未实现完全民主宪政。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联四部宪法有五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但也有五个显著的缺点和弱点。

从优点来说，第一，四部宪法都肯定苏联是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权力中心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而不再是世袭的君主个人；第二，四部宪法都是社会主义宪法，宪法名称上都有“社会主义”字眼；第三，四部宪法规定国家政权采取苏维埃形式，它跟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形式的区别是，三权（立法、行政、司法）统一于苏维埃；第四，四部宪法明确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不是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五，苏联宪法还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宪法，具有很广的包容性，即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革命政权后都可以加入苏联。

从缺点和弱点来说，第一，根据苏联宪法，苏维埃政权集三权于一身，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产生中央政府，名为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但行政机关的权力太大，苏维埃很难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行政权太大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日常工作要处理，不能光靠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党最高领袖列宁不是担任苏维埃主席，而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是党的领袖兼政府总理，很多紧急的事情都是总理处理，并没有经过苏维埃。比如1918年1月17日，当时政府没有经过审判就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连同其御医和仆人都杀害，这是违法的。

第二，三权统一于苏维埃，司法不能独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特别是30年代苏联搞大清洗时，经苏联法院审判、镇压、关禁闭、判徒刑的有370多万人，表面上都经过法院审判，但法院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且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被作为人民公敌、特务处决，都是捏造的罪名。

第三，苏联宪法以至党章均未规定最高领导人的任期，给领导人终身制开了“绿灯”，留下了漏洞。斯大林担任政府总理12年（1941~1953年）之久，如果把当总书记的时间计算在内他当了31年之久（1922~1953年）。

第四，苏联宪法对于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没有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一、二部宪法根本没有写“党的领导”，到第三、四部宪法才写“党的领导”，但只简单提到“苏联共产党是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核心力量”，给苏联形成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体制提供了法律上的漏洞。如十月革命初期，由于是党领导武装起义取得政权，所以国家的重要决策，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都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局面。政府的很多事情都提交中央政治局去讨论，列宁感到这很不正常。1922年列宁晚年就提出来，应该实行党政分开。但列宁没有解决这问题就过世了。

第五，苏联宪法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机构，没有违宪审查规定，所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违宪没有办法立案审查。

正因为苏联宪法有这样明显的缺点和弱点，所以苏联在74年中虽有法可依，但很难做到有法必依，实际上是有法难依，更难的是严格执法，更做不到的是违法必究。所以我说，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

《经济导报》：那么，您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什么宪政？

高放：我觉得苏联制定的四部民主宪法实行的不完全是民主宪政。我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党为人民作主、党替人民作主的宪政。这种宪政我归结为“党主宪政”，不是民主宪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是由党委定下来，拿个名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举手或投票通过。国家发展的各种战略、方针、政策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定下，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下。所以名义上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苏联广大人民心中都很明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党主宪政”使苏联共产党在74年中没有处理好五种权力的关系：即党权、政权、军权、官权、民权。若苏联真正实现民主宪政，那就应该按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因为党的领导是前提，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核心，法律是保证。结果苏联共产党把关系弄成：党的领导是核心，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陪衬，依法治国是一种形式。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政权，垄断了军权，垄断了官权，民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民权是一个走过场的陪衬。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所以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体制。

苏共垮台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

《经济导报》：理论界有人认为，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灭亡是由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恶果，赫氏是罪魁，戈氏是祸首。您是怎么看的？

高放：这三人或者两人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一种建立了74年之久、有两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很容易被两三个领导人摧毁呢?这显然是要有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后盾。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提出：苏联自己培植的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无非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总代表。

直接促成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起了帮凶的作用。而斯大林等人所犯的错误正是被叶利钦用于摧毁苏联、苏共的靶子。因此，只有深入细致地透视斯大林的错误，才能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经济导报》：您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为什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会垮台？它与您刚才说的四部宪法的缺点和弱点，以及您提到的“党主宪政”有什么关联？

高放：正是宪法中的漏洞和弱点，使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

就像我之前所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很大原因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代表人民作主，由党替人民作主。可以说，苏共失败，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苏联是专制政治，一党专制，一派专制，一人专制。

《经济导报》：政治体制落后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放：总结来说，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非常严重。

一是个人集权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由一个领袖掌握。斯大林是第一个苏共党中央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过度集中，缺少制约。

二是职务终身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的领导人是终身制的。斯大林带头搞终身制，他从192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年去世，一共任职31年。

三是指定接班制。接班人也是斯大林指定的。他原来选中曾任他秘书的马林科夫接班，后来他对马林科夫不太满意，嫌他太软弱，想换接班人，但还没来得及换，就去世了。

四是等额选举制。苏联有民主选举，但由苏共严密控制选举。苏联的选举并不尊重选民意见，不是自下而上的差额选举，而是等额选举。候选人是党委精心挑选的，而且只有一个候选人，大家没有选择的余地。

五是消灭异己制。斯大林之所以能掌握大权，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消除了党内的三个反对派，之后还镇压了很多被怀疑对他不忠的人。在他晚年，党内还有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又准备清洗，但没来得及做就中风去世了。

六是监控干群制。苏联的克格勃不归国家机关领导，而是由总书记斯大林个人掌控，这个机关可以监控全国所有人，包括高级干部。

此外还有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官员特权制。

尤其是，斯大林开创的“三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对苏联历史有长久影响，而且有普遍广泛的国际影响，人们把这“三制”看成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正宗的政体。实际上这“三制”是君主立宪制的变种，君主专制的变种。民主共和制区别于君主专制制就是这三点：权力有制约、权力有任期，权力有选举。而斯大林这三制：权力没有制约，权力没有任期，权力指定继承，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政治体制落后为苏联留下了祸根。

《经济导报》：“三制”是怎么形成的？如何透过斯大林的错误，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高放：要使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掌权的民主共和国，列宁还确立或者准备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主要有分权制、任期制与选举制。事实上，列宁执政的六年（1917~1923年），初步实现了民主宪政，国家政治权力有分工有制约，没有过度集中。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斯维尔德洛夫、随后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托洛茨基任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共从未设立过党中央军委）。

列宁曾经对托洛茨基说过：“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意即55岁就要退休，不搞终身制。列宁更没有指定接班人，临终前他只给党代表大会写信谈及各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同时却明确提及要调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921年列宁主张党政分开。1922年党中央才设总书记一职，意在设立专人负责党的建设工作，总书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

但列宁执政时期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当时列宁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在党中央不设主席，如果党中央设主席，那么在列宁之后就要另选一个人担任主席。这一组织上的漏洞，使权力欲很强的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列宁执政时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欠缺是政党制度。现代民主政治正常的政党制度应该是多党竞争，不能一党垄断国家政权。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1917~1920年的三年时间中，列宁实行过两党联合执政或三党联合执政，但后来这两个小共产党先后都并到大共产党里去了，苏联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列宁时期还对民主选举、对群众言论进行严密控制。

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年），列宁时期一党专政、控制选举和言论的弊病更为严重，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斯大林执政的前几年就打倒了三个反对派：分别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党集团。斯大林把一党专政变成一派专政后，在1937~1938年，搞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处决或判刑，严重破坏法制，最后变成总书记一人专政。尤其是1941年，该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直接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就是政府总理，斯大林开始实行党政领导职务合一。同时斯大林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党政军三大职务都集中于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如上述所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加深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等。斯大林还破坏党内民主，搞一言堂，他实行的这些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给苏联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而且对其他国家带来不良影响。

《经济导报》：您说斯大林还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这有什么危害？

高放：苏联共产党成为全国唯一执政党后，要保有长期持续执政的能力关键在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党的领导人决策失误和作风败坏，一旦出现问题也能依靠党内民主及时妥善解决。

列宁执政时期，苏联还有党内民主，为此列定曾创立两项重大制度：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时定下的规矩，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把党代会作为党的权力中心。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党代会并列的权力中心。在党代会上凡有不同意中央决策者可以在大会上作副报告或者提出批评意见。党代表真正是由各地方组织民主选举产生。在党代会上就党的重大方针进行民主决策，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多数决策如果不当，通过实践检验，由下一年度党代会重新审议，及时改正。二，从1921年起设立中央、地区和省三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各级党委是平行权力机构，其职责是专门监督同级党委。此外列宁还采取清党措施，以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1921年第一次清党，经党组织审查，就有159355名不合格党员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

可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这两项重大制度都被斯大林破坏。苏共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已经由民主政党开始变为极权政党，使得党内外都缺少自由、民主与法治。党代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如1939年开十八大，1952年才开十九大。党代会年会制被破坏后，党中央、政治局甚至总书记个人成为党的权力中心。从1930年十六大起，在党代会上充满对领袖的歌颂，不能真正自由民主讨论党的决策。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政治局的其他四个人都不敢说话了，只听斯大林一个人发布指示，自己忙着做笔记，散会后各自去执行。

1934年以后中监委改为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其职责是监督各级党委是否执行中央决定。清除不够格党员的清党变成为对被认为不忠于领袖的异己分子关尽杀绝的大清洗。斯大林时期被处决、囚禁的干部达370多万人之多，约占当时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

过“左”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成为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一个大矛盾。

《经济导报》：除了开创“三制”和破坏党内民主，您一直强调斯大林时期开始培植了党政军干部高薪特权集团，这个高薪官僚特权集团成为社会主义掘墓人。为什么这么说？

高放：列宁坚持1871年巴黎公社确立的国家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的原则，其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比，差距不得超过5倍。斯大林开始推行高薪特权制，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高低工资差别已达30倍，五十年代初期达50倍，七十年代进而相差100多倍，开始培植了一个党政军干部高薪特权集团。正是苏共自己培植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最终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这个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二大矛盾。

而且斯大林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没有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原则，没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因此未能促进多民族联盟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1939年苏德签订密约瓜分东欧，1940年斯大林又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用策动内部革命方式重新并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口出现少数叛徒、内奸硬把几个异民族全部迁徙异地。正是斯大林时期加深的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异民族的矛盾成为苏联社会的第三个大矛盾。拖延到1991年，民族矛盾的激化成为苏联解体、灭亡的导火索和引爆点。

改革一再延误导致苏联最终灭亡

《经济导报》：您曾提出，苏共几代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沿袭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延误体制内的改革，为叶利钦击溃苏联和苏共提供了口实和机遇，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为什么这么说？

高放：不发达国家首先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异常艰辛，必须经常总结实践经验，及时调整政策，逐步改革体制。如上述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三大矛盾，本来可以通过解放思想，逐步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但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沿袭了斯大林的那套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到八十年代末苏联终于爆发经济、政治和民族三大危机。从而给叶利钦提供了重拳轰击苏共极权、特权的口实和机会。

赫鲁晓夫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病，想做一点改革，把党政分开，但是改革不彻底。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疏忽，实行党政分开时党军也分开。最后因为他没有掌握军权，结果于1964年10月发生宫廷政变被迫下台。

勃列日涅夫吸取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教训，又搞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他不能再兼政府总理了，转而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国家主席。1977年，他又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扩大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主席的权力。而且他1982年去世的时候是76岁，又搞终身制。同时他大搞新的个人崇拜。当时，干部特权也越来越多，工资差别扩大到100多倍。

勃列日涅夫过世后，由他的亲信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先后执政一年多，一个68岁接班，一个73岁接班，都是老人病夫治国，没什么改进。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如果他能够动员全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来总结历史经验，本来可以逐步探索一条体制内改革成功的道路。当时原苏联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可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头三年依然延续斯大林体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他急于搞“加速战略”。经济加速战略不成功，1988年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可惜的是到1988年苏联共产党已病入膏肓，病情严重，各种矛盾激化。



有人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在中文里是“锅巴焦糊”的谐音。我认为“锅巴焦糊”未必糊透了，还是可以做一道好菜。可惜他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苏联模式的弊病、苏联宪法的缺点和弱点、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等等通通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错了。所以1988年以后他的指导思想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想把苏联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他没有从体制内找到进行改革的一条路，在党内外各种压力下，他认为要想救苏联只有把西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体制引进来。他修改了宪法，1989年5月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90年2月取消宪法当中规定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又在苏联建立总统制，自己任第一任总统，也是末任总统，加强控制。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一致同意通过实行多党制，全国出现了一百多个政党。就这样，苏联政局一下子就大乱了。

《经济导报》：最后叶利钦把苏联搞跨了？

高放：叶利钦看到苏联共产党病入膏肓，有严重的弊病，趁戈尔巴乔夫搞多党竞争的机遇，在1990年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他要以无党籍人士参加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选举，高举“反极权、反特权、反官僚”旗号，取得57.35%选民的支持，并竞选成功。

他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立即下令限制共产党活动，不允许共产党在国家机关活动。这激起苏联党内保守派强烈反对，1991年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吸收了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成立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19事件实际上是保守派举行的一次政变，宣布全国在半年内处于紧急状态，反对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措施。国防部长下令调部队去抓叶利钦，可调不动。苏联共产党在这时已经失去民心、党心、军心，部队也调不动，他们认为叶利钦是民选的总统，怎么能用部队随便把他抓起来？所以8·19事变两天多时间就被粉碎了。叶利钦重新掌权后进一步取缔共产党，这时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苏联总统的地位，在8月24日建议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他以为叶利钦要取缔共产党，我让共产党解散，那我这个总统地位就可以保下来了。哪有这回事！戈尔巴乔夫本来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又当上了总统，没有了党，就没有了根基。可非常奇怪的是，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共产党自行解散时，8月25日苏共中央举行最后一次中央全会，结果同意解散。也就是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想要这个党了。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样垮台的。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就此亡党亡国亡制了，苏维埃在苏联历史上也寿终正寝。

苏联失败教训对中国改革具重要意义

《经济导报》：苏联1991年就已经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退出了世界政治版图，研究苏联的宪法与宪政，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高放：虽然苏联解体已经过了22年，但今天重新研究苏联的宪法与宪政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

今天，中国的改革进入了重要的深水区和转折点，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就职后都强调要遵守宪法、实行宪法，依宪治国。可见，回顾和总结苏联宪法与宪政的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实行的“党主立宪制”或者说“党主宪政”，在落后国家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因为这些国家历史上政治落后，没有西方的民主议会制传统，革命胜利后先由党代表人民作主、代替人民作主，使社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应该看到，这种“党主立宪制”、“党主宪政”是有历史局限性和历史非理性，应该自觉进行体制内改革。苏联共产党的悲剧在于一代又一代领导人一再延误体制内改革，死抱住“党主立宪”不放、不改，一再延误改革，最后这个体制被人民抛弃了。如果社会主义不能让人民享有自由、民主、法治，那么大多数人迫于无奈还是宁愿接受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固然很多人要受剥削，但是历史上只有“不自由毋宁死”的，而没有“不富裕毋宁死”的。

这就是苏联宪法、宪政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经济导报》：您对未来中国的改革有什么期望？

高放：随着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人类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地进步，人类社会迟早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探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程中会遇到很多挫折，苏联、东欧是一段插曲，中国可以吸取经验教训，推进改革，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希望未来中国改革在党内民主、多党合作民主、人民民主这三大民主方面取得大的进展。

秦晖：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 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普京说:“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

俄 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 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 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来源: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