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1989年時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今年3月「薄王事件」之後的北京城，瀰漫覑一股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的味道，一股政局不穩、人心惶惶，「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政治敏感的人們都預感將有大事發生，但會是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比較謹慎的人，也都認定至少未來5至10年，巨變不可避免。劉易斯拐點到來，經濟增長趨緩，全面腐敗侵蝕到社會每一個細胞，道德滑坡，社會潰敗，治理失效，貧富懸殊，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種政治主張不但互不相容並且日趨極端化，社會各界對執政黨施政混亂、不作為亂作為的不滿幾乎到達沸點，不論到哪裏，只聽見罵聲一片……一切舻象都指向一個方向：爆發。60%以上的精英階層「用腳投票」，急於往國外移民，就是一項最明確的「大變將至」的指標。
各界有識之士普遍認為：改革開放34年，執政黨現在已經走到了茫然失措、不知往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沒有方向，沒有路徑，沒有動力和魄力，沒有歷史責任感，沒有綱領，沒有理論指導，沒有起碼的共識，完全是一團亂麻。混一天算一天，不作為、平庸無能，這已經是最客氣的評價。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既包括民眾、也包括精英在內，紛紛對薄熙來的「敢作敢當」寄予厚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作為，隨波逐流，「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算哪裏」，「拖」字訣治國，明顯地混不下去了，勉強拖下去的話，拖到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一起爆發，那時再想改革，就什麼都來不及了。薄熙來的開歷史倒車，企圖復活毛澤東思想和「文革」那一套，更是死路一條。除了這兩條路，剩下的無非是，要麼漸進、有序、可控地改革，要麼「不會改，亂改」，漸進改革變成激進革命，有序變成無序、可控變成不可控，整個國家被破壞性巨大的洪水畄向不可知的方向。
我本人歷來主張走漸進、有序、可控的改革之路，為此多年來發表了許多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最近還在我的新浪微博（網名「舵爺第一」）上發表了一篇系統論述如何走通這條漸進改良之路的文章〈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全文近3萬字，僅摘要也有7000多字。許多朋友看後批評說，現在是速食文化時代，決策者不會看你這麼長的文章。其實想要簡單化也很容易，無非是兩大要點：對內抓住「憲政」，對外抓住「中美關係」，其他就都好辦了。
憲政，而非民主
政治體制不改不成，這已是當今朝野共識，但亂改還不如不改，卻相對而言被人忽視。民主化這道門不進不行，否則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就是另類、孤兒、野蠻人、邊緣人，就無法解除「中國威脅論」的眾多疑慮，但「民主化」或「政治現代化」不是好玩的，衡諸歷史，世界各國政治現代化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榜樣，德國和日本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道路，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激進革命模式，都是政治現代化災難性大失敗的鮮明例證。
誰成功了？英國、美國，和一切善於學習英美現代化模式的聰明人、聰明民族。
英美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憲政後民主」；或者說，「先自由後民主」、「先法治後民主」、「先人權後民主」，因為，憲政、法治、自由權利、人權保障，根本是一回事。而如果民主就是「普選制，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的話，如果民主就是民粹，就是多數人，特別是多數窮人不容置疑、不受約束的統治的話，民主卻有可能和憲政、法治、自由、人權保障矛盾衝突，甚至根本不相容。
仔細想想當今中國所有的嚴重問題，哪一樣不是源於憲政不上軌道，因此各級黨政官員濫用權力，要麼胡作為，要麼不作為所致？解決之道不是民主，是憲政，尤其是獨立司法，即公平正義的司法審判和強力執行。每年多達逾10萬起的群體事件，80％至90%是由於司法不公，司法不作為、亂作為；而這又是由於各級黨委大權獨攬，把黨、政、軍、警、立法、司法等等權力集於一身，不受監督約束，任意干預司法所致。
說得稍稍誇張一點，解決了司法公平正義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至少也是解決了一半多，而這是在一黨制之下，在沒有普選制的情下，也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之內解決的——雖然這種辦法不徹底、不理想，但風險小、可操作性大。
G2，而非多極世界
毛澤東的後半生昏招迭出，唯一可稱道處，是邀請尼克遜訪華，聯美反蘇，中國的國際地位頓時大變，一步登天，也給鄧小平主政之後推行親西方的改革開放預鋪了道路。太遺憾的是，中共除經濟理論之外的主流意識形態至今僵死不變，還是馬列主義反西方、反資本主義那一套。流毒所至，極端民族主義惡性膨脹，網絡上充斥覑昧於大勢，昏頭昏腦、不顧死活，自以為愛國、實則害國的非理性叫囂，與100多年前的義和團暴民，以及自命愛國清流，實則蠢得要死，禍國殃民的倭仁之流如出一轍。奧巴馬上台，原本對中國滿懷善意，頻頻向中共伸出橄欖枝，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提議和中國結成G2，中美共治天下。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中共主政者不但不接招，反而再三羞辱美國總統，背離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明智決策，跟隨軍內少壯強硬分子的叫囂起舞，公開提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但惹惱了美國，也讓南海周邊國家頓生敵意，致使中共20餘年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
讀一點軍事史，就應當知道，自古以來，自大、輕敵，衝動、不理智，是最大的敗亡之道。中國近10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搭上「全球化」的便車密不可分，而全球化這台車能跑起來，是靠「聯合國的合法性」加「美國的實力」這兩個輪子。美國霸權、霸道不假，經常自私自利還不承認也不假，但那不是平白無故從天而降的，是當年美國大兵和德意日法西斯血戰掙來的，是美國的硬實力加軟實力無人可以取代，被世界各國公認而推舉出來的，是美國給全世界提供了「國際秩序」這個極其重要的公共產品而合理合法得來的。
多年前讀過一篇文章，至今印象深刻。那作者說，歷史上凡是和老大叫板、和老大作對的老二，全都沒有好下場，全被老大幹掉；而凡是入伙、搭老大便車的老二，最終都成了老大。
我們可以看看一個案例，林彪和鄧小平。林彪叫板，被幹掉；鄧小平服軟，給老大猛檢討，寫肉麻之極的效忠信，最終成了老大，得以開創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中共軍中其實不乏智者，如劉精松上將就坦言，中國沒有要和美國叫板、想取代美國的意思，這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可不是嗎，搭便車，又不出錢出力，又得大實惠，哪有不搭之理？就讓傻老美去幹那些出力不討好，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蠢事，這有何不好，有何不對；哪點不好，哪點不對？
總括一句話：徹底告別馬列毛那一整套昏頭昏腦的極左意識形態，從中華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出發，緊緊抓住兩大關鍵——對內，緊抓憲政；對外，緊抓G2；中華振興、崛起，基本上可以說就是板上釘釘的事！
香港 明報
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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