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东西南北》2011年第1期，作者：董海博，原题：《胡锦涛那届清华生》
1959年9月l1日，一位17岁的青年，告别了家人同学。沿津浦线北上，从长江左岸的泰州来到京城，跨进了当时尚属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园。
在50年前这个我党和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夏天，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751所中学的2079人走进清华园，进入12个系的33个专业学习。由于在1965年毕业，他们被称为“5字班”。
在他们收拾行装、与中学的老师同学与亲戚邻居辞行的日子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克服右倾情绪”社论，这些充满国家使命激情的青年们，或许都感受到了字里行间散发着的火药味。但他们大多数并不知道，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提出反对“左”倾错误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反党集团”，作出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正猎猎飘扬在中国上空，在大办钢铁的火光烟尘的弥漫巾，国民经济已经呈现紊乱之像。
但“5字班”的新生们，此时大多数人显然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很多人的满腔激情正被那高亢的词句鼓荡得更加澎湃高涨。
“5字班”的毕业生中。产生了三位部长——原城乡建设部部长叶如棠、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还有不少人成为各领域的专家，其中有三位中科院院士和四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时也走出了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位是吴官正，另一位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位青年，他叫胡锦涛。
人和：要工程师，也要领导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胡锦涛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听闻消息，建5班f土木建筑系1965届）陆强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1965年初的一个下着大雪的午后。，当时正值“四清运动”，陆强作为大学生参加在河北某村的“四清”工作队，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也在村中“蹲点”。他常把来自清华的同学们叫到他那间小屋里聊天，气氛很轻松。
那个午后，蒋南翔说：“有一句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这番话深深震动了陆强和其他同学的心。离开校长的小屋，走在村里的路上，陆强的脑子里反复回味着校长的话。“当时，普遍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得好听一点，也仅仅允许一部分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进入劳动人民的队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学生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这次谈话让陆强感到了校长的深远思维。
天时：避开了反右躲过了文革
“5字班”是幸运的一届。65届是清华大学自招生就确定，并顺利完成六年教育全过程的年级，六年期间学基础理谂、学专门技术、教学实践、科研培训，“真刀真枪毕业设计”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等各个教学环节都按计划进行。他们前未遭遇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后躲开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整地接受了六年本科教育，成为贯彻蒋南翔教育思想最完整的一届。
在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看来，当时清华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师资、管理，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蒋南翔早年是青年运动领袖，曾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在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喊出了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52年12月，蒋南翔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963年兼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上任之前，他到东北的鞍山、抚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调查，初步了解国家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要求。《蒋南翔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看到在沈阳铁西区的一个路口放了向劳动模范林宗棠学习的标语牌f林宗棠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就对随行的同志们讲“清华要多培养一些像林宗棠这样的学生，业务能力好，组织能力强，政治表现好。”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潮也吹进了大学校园，当时的报刊宣传中，强调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蒋南翔却说，“做普通劳动者指的是精神状态，而不是培养目标。学生要劳动，但还是要学习书本知识，不能走出课堂。”
地利：“清华的墙可以高一点”
“蒋南翔希望清华大学的院墙可以高一点，学校受到墙外政治风浪的影响少一点，学生们的学习环境安静一点。”刘冰说。
1961年，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蒋南翔主持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被简称为“高教60条”的这份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这无疑是对过去教育路线的一种拔乱反正。
“高教60条”中专门有一条指出，要“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
1958年开始，全国开展红专问题大辩论。电机工程系s班的王心丰回忆，1959年之前，谁都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学习偷偷摸摸，看专业书要拿《红旗》杂志打掩护。
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建5班（建筑系）的叶如棠，把入学后第一个冬天开展的“红专大辩论”称为“入学洗礼”。
当时的校园里，“先红后专”、“先专后红”、“红专分工”等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在流传，“这才有了这场辩论。”原教育部长何东昌的夫人、时任清华大学基础课委员会主任的李卓宝回忆。
中学阶段一直担任班干部、进了大学却成了“白丁”的叶如棠，毫无顾忌地在整个大班90人面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既然政治上组织对我有看法，我就在专业上多努力，将来一样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到那时候再‘红’也不晚”。
叶如棠因此给当时的同学们留下“白专”的第一印象。“文革”初期的1966年，叶如棠听说，一篇大字报把他所在的建5班作为蒋南翔培育的修正主义典型来剖析，他这个“自专典型”更成了例证。
辩论的结果，李卓宝说，蒋南翔出来总结，认为高校应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但校长对‘红’的论述并不是一刀切。”王心丰说。蒋南翔把“红”的层次比喻为“上三层楼”：爱国主义——公私兼顾；社会主义一先公后私；共产主义——大公无私。他提出，要争取团结100%的教师，“各按步伐，共同前进”。
蒋南翔也十分强调“专”。“他说过，假如我们培养不出像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这样的毕业生，不能说革命教育是成功的。”李卓宝说。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过去了。“5字班”毕业的学生，成为清华最优秀的一届毕业生。王心丰说，清华6年带给自己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他至今记得蒋南翔讲的“干粮和猎枪”的比喻，“他把学生比喻为‘猎人’，把学校老师教给的知识比喻为‘干粮’。把自学能力比喻为‘猎枪’。如果学校只给猎人干粮，干粮总是有限的，猎人吃光了干粮，就会失去生存的希望；如果学校给了猎人猎枪，教他打猎和在野外生存的本领，那猎人就可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继续生存下去。”
得益于清华给予的“猎枪”，王心丰说，在工作当中，再复杂的项目设计，他都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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