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第七章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在对共产政权的种种骇人暴行进行了描述之后，无可回避的问题便是：共产政权何以如此残暴？－－因为共产党制造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争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以暴力垄断了一切权力，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制约并对统治后果不负责任的极权主义权力结构。而残暴正是这个结构的功能和需要。什么是国家的本质？杰出的启蒙学者庐梭如是说：文明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是不平等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了解这种矛盾，打碎人们身上的和锁，恢复已经失去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和平等，只有通过互相订立契约的方法，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真正的社会契约，不是在下的民众同在上的统治者建立什么约定，而是共同体和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这个共同体是由各个成员组成的，所以这种约定，实际上就是「人民在同自己订契约」如果把社会契约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力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去接受压迫，而是以自然的自由去换取社会的自由，以自然所造成的人类力量上和才智上的不平等，换取道德和法律的平等。既经订约，人们就不再是个别的个人，而结合为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获得了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这个公共人格，从前叫做城邦，现在叫做国家。就是说，国家由社会契约而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①虽然他强调指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照例要借助于国家来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但他也同时承认了国家可以缓和阶级斗争，防止这种斗争超出一定界限和保证它在有条不紊的社会范围内进行。他明晰地写道：「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同时又是调合阶级矛盾的机构；既是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工具，又是限制这种压迫与剥削的工具。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③这显然是一种人类不平等，但显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种主要依据于经济发展状态而形成的不平等，只能等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这个国家制度已不能容纳之时，由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来予以消除。这种强调政治革命紧密地依赖着经济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导致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盼望生产力的发展将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革命。（＊注）（＊注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失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皆持有这种正统的观念。普列汉诺失：「........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④但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被驱逐出了急于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

恩格斯对此表示遗憾，认为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⑤他认为有些问题谈得还不够全面，并具体加以重新解释：「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应，政治的展。」⑥这一说明，无疑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修正，或者至少是纶重大修正提供了线索。根据这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甚至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夺权理论。尽管东方还未生长出可以烙社会主义馅饼的小麦，但出于急不可耐夺取政权的现实需要，共产党人不管可能烙出来的是什么馅饼，反正已点燃了阶级斗争炉火，开始操作。众所周知，他们主要利用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复杂的民族矛盾，夺取了政权，但并没有烙出社会主义的馅饼，而烙出了与东方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传统相适应的社会极权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馅饼。因为在东方土地上真正成熟了的，唯有专制主义的小麦。虽然马、恩、列在全面论述国家时，从未否定过国家具有调和阶级矛盾，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并明确指出过：「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⑦

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在革命胜利之后，组织生产便成为国家的首要职能。但十分不幸的是，老祖宗恩格斯确实白纸黑字地说过：「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⑧列宁也说过：「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⑨于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君立即如狗叼了一块骨头啃个没完，不断发挥国家仅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这一断章取义的观点，自此绝口不提国家调和阶级矛盾、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职能，从而建立起史所未见的血腥统治。

更为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上还为独裁者们滥用权力，不受制约而大开方便之门。在谈到巴黎公社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⑩这样，既否定了近代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又肯定了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特点。三权分立学说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主张把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使它们互相牵制，互相制衡，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他尤其强调司法独立。他认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同时行使三种权力，那么「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一切都完了」。因此，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以分权来实行法治。马克思所否定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恰恰是近代民主制度的精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共产党是通过自由的民主选举而上台执政的。

它们毫无例外都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刺刀直接赋予征服者无可抗拒的权力。这种「胜者王，败者寇」的强盗逻辑基本摒除了人民的意志。建政之后，也没有哪一个共产党敢于进行真正的选举。出于极权主义的需要，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无例外地排斥限制统治者滥用权力的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依照「议行合一」，建立起一个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其公开打出的旗帜为「无产阶级专政」。究其实，甚至也并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有共产党专政。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提出一项基本原则：「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尔后，共产党把持政权，派遣共产党干部充任各级政府官吏（极少数非党人士作为有名无实的点缀），还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中建立了党组织，直接控制和行使权力。党这个纵向的权力控制系统独揽决策权，集控制、监察、情报等多种职能于一身，把各级政府变为自己忠顺的办事机构。事实上，中共各级组织已成为县上之县、省上之省、国上之国、权上之权。这种排斥一切「异党」、一切社会团体一如在国内战争中已分享了一定权力的工会、农会、商会等）的一党专政，一党独裁，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已深思熟虑。在回答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关于苏联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专政」这一问题时，他首先引证了斯大林与列宁的两段话。斯大林说：「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实质上，是它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的『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领导力量。」列宁说：「（田纳尔－－本书作者注，下同）认为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个有组织的有觉悟的少数的专政。....：真正有觉悟的工人，只是占全体工人的少数。....：那么，我就要说，在我们彼此之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见分歧的。」－－紧接着，毛泽东说出了自已的结论：「由此可见，苏联实行的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共产党的专政。把阶级的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是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不合乎苏联的实际。」　－－在这里，逻辑的混乱令人吃惊－－列、斯明明白白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专政混为一谈，而毛却瞪着眼硬说没有混为一谈！这种置基本逻辑与事实于不顾的诡辩，只能说明一点：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幌子而实质上实行一党独裁是早已深思熟虑的，是早有预谋的，是不惜一切代傧丁足要达到的。那么，这真的就是共产党专政吗？诚如南共领导德热拉斯所言，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并拚死保卫自己特殊利益的新阶级，但在共产党中，党皇更有自己的利益，而且往往与党的利益并不一致，与其说他代表党的意志行使最高权力，不如说他以党专政为幌子为工具来实现自己一己的权力意志。对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稍加剖析，便可确认它既非民主共和，亦非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亦不是共产党专政，而是十足的君主专政。党皇利用党独占了社会中的一切权力。政治权力独占。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在建政之后一次又一次残酷镇压一切不同政治见解的党派，暴力成了权力的唯一依据。又以假选举掩饰实际上的终身制，以控制最高权力；以假选举掩饰实际上的委任制，以控制各级官吏。这样，党皇并非人民意志和党员意志的最高代表者，而可以政出一己之私；各级权力机构也并非「为人民服务」，而沦为「为党皇服务」的办事机构。经济罐力独占。通过合作化、公私合营、统购统销、计划调拨等强制性掠夺手法，垄断资源、生产资料，垄断生产、市场、流通等全部经济环节。一方面使共产党及党皇财富无限，实力无限，另方面全面控制了民众的谋生之道，民众只有俯首帖耳，接受丧失经济自由从而丧失人身自由的现实，实际上沦为奴隶制社会里在公田和官家作坊里实行奴隶劳动的奴隶、「会说话的牲畜」。

而实行问接税、高征购、高积累、「共产风」、扩大「剪刀差」等等政策所造成的起度剥削，更使劳动人民一无所有，贫困到超过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之程度。军事权力独占。中共建军之后，毛泽东使提出「支部建在连队上」，实行政治委员制，以保证「党领导枪」，把军队建成一党之军。建政之前，这支党军南征北战，为党夺取政权；建政之后，又到处镇压「反革命暴乱」，阻吓人民反抗暴政。「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不是民军、国军，而是保卫权力垄断的「钢铁长城」、暴力后盾。社会权力独占。党控制一切社会团体，把工会、农会、妇联、教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学生会、少先队、作家协会、记者协会、律师协会等一切社会团体成为附庸。同时，对于新出现的具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团体一律严加打击。这样，实际上消除了具有各种权力要求的社会压力集团。文宣权力独占。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各行各业中强制进行共产思想灌输，禁止一切「异端」思想，垄断社会传播媒介，以禁锢人民思想，）使民众成为被封锁、欺骗的奴仆。信仰权力独占。共产党具有以来世（共产主义天堂）取代现世的禁欲主义、类偶像崇拜、教义崇拜、圣地圣迹崇拜、异端制裁及世界性教义组织（共产国际、情报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等特点，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实际上是准宗教或现代宗教。又由于一党独裁，以党代政，党政合，终于完成了从近代政教分立倒退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神圣复辟。除以上种种，中共还秉承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传统，直接控制人身，以户籍制、档案制、保甲制，将每一城缜乡村、每一家庭、每一个人，都亳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从出生、上学、就业、婚姻、迁徙、出国....：等纯属人身自由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严密控制，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成为不敢「乱说」「乱动」的顺民。一切权力归于党。在共产党内，又通过「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往往是虚假的，是可以通过欺骗、权术或干脆是赤裸裸的威吓而达到的－－作者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民主集中制」原则，再把权力集中于最高层。而在最高层，「集体领导」也是一句空话，真正大权在握的，只有那至高无上的党皇。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垄断的权力结构：中共继承和发展了自秦汉创始的郡县制，（＊注）构筑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金字塔。（＊注把郡县制称为封建制是一必须纠正的埋论错误。典型的封廷制是周朝，自秦汉起，中国就走上了一条郡县制一即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不归路。与西方相反，中国历史不是由君主专制走向分封建政，而是从封建走向专制。这一点十分值得研究。以讹传讹的「封建遗毒」等套语是不对的，中国一切苦难的渊薮是专制遣毒与专制现实。＊注完）表面上，从国家元首到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皆自下而上层层选举产生，人民授权，各级官吏对人民负责，而实际上全都是通过假选举真委任产生的。各级官吏全都洞悉这一秘密，因而只是对实际上的授权者－－上级和党皇（实际最高权力执掌者，不一定是党主席、总书记）负责，而成为党皇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在中央政府，国务院总理（旧称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为党皇处理全国政务一（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副总理（旧称御史大夫）协助总理处理政务（「掌副丞相」），各部部长（旧称九卿）在总理领导下分管各部门。秦汉时，中央政府官吏主要是「三公」「九卿」，「三公」除丞相、御史大夫之外还有太尉，为皇帝主管全国军务。中共党皇从自己起家的历史中深知军队的重要，使一改旧制，把「三公」之一的太尉降为国防部长（「九卿」），而由自己亲自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定为制度，从而直接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在地方，按旧制分天下为数十省、直辖市、自治区（旧称郡），省（市、区）长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省政府设与中央各部（委）对口的厅、局，行政上属省领导，业务上受中央各部指导。省下设市、县、乡（区），乡（区）下设村民委员会和街道居民委员会（旧称里），把专制的毛细血管一直延伸到社会肌体的最深处。为了加强控制，中共在省、县之间又设了一层政府机构，称地区行政专员公署。这样，一切权力通过村（居）委会、乡（区）、县、市、省各层地方政府集于中央政府，又通过国务院各部（委）集于总理，而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表面上向全国人大负责而实际上连全国人大一起都听命于党皇，（在党内，总理和人大委员长不过是政治局常委。）从而形成一个只服从于党皇的纵向权力系统。这种中央（君主）集权制的要义在于集一切权力于中（人君主），防止「大权旁落」。为此，中共专制权力结构除了在纵向上（党皇－－央－－地方）的权力绝对不平衡，还创造出横向上（各个纵向系统之间）的权力绝对制衡。比如，在行政系统之内，中央各部（委）系统（条条）和地方政府（块块）的制冲；在军事系统之内，有野战军和地方军的制衡，有在各军、兵种之间的制衡；在警察系统之内，有公安部队和武警部队的制衡；在安全系统之内，有国家安全部和中央公安部的制衡等等。每一纵向的权力系统，不仅要受直接与之对称的另一权力系统的制衡，而且同时也要受到所有纵向权力系统的制衡。试举一例：驻某省野战军要造反，不仅要考虑军内党组织态度，地方军态度，各军、兵种当地驻军态度，还要考虑地方政府态度和武警、公安部队的态度。因此，在这种纷乱如麻的横向制衡的权力结构之中，任何一级掌权者违背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这样，纵向的失衡和横向的制衡终于结构起一个庞大、严密、有机的超稳定的集权之网。在这经纬纵横、重重迭迭的天罗地网织罩之下，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和个人可以成功地抗拒或逃脱党皇的统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除此之外，最高统治者在权力运作上还有许多代代相传，秘不宣示的高超技艺。如对一切可能威胁、削弱最高权力的重臣严加防范。从构力结构看来，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一把手的最大威胁，二把手联合了三把手就有可能搞政变。于是，一把手总是先联合三把手控制二把手，并不断适时打倒之。（毛打倒刘、林，邓打倒胡、赵。周恩来权谋过人，绝不成为毛的心腹之患，总是明智地屈居第三把手这个毛必须联合的位置。而当林彪死后，他不得已跃居第二位，很快便成为毛的打击对象，去世前实际上已处于打倒状态。党皇需要二把手，却又惧怕二把手，总要在他羽毛未丰时将其打倒上这个解不开的死结，就是共产党没有一个「钦定」「接班人」能够成功继承权力的奥妙之一。）制造并利用矛盾，使自己总处于有利位置。在党内斗争中，党皇总是高踞于两派之上，时而利用甲派削弱乙派，时而利用乙派打击甲派;在党群斗争中，他同样时而领导党对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而又号召人民打倒各级「党内走资派」。而且，高明之处还在于每一次他又出面保护遭剖打击的力量，并在下轮斗争中支持它实行反击。这样，他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受苦受难人民的大救星，既是甲派的统帅，又是乙派的后台。哪一派都深感离不了他，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他是公正的仲裁者、仁慈的救世主、正义的上帝！为了防止重臣们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规定中共中央攻治局会议的召集权在党皇，没经他首肯，政治局不能开会。此外，还规定政治局委员之间不许有私人交往，不报告不得单独会面，更不得私下议政，任何意见都只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发表。而党皇却不在限制之列，可以任意召见政治局委贝，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永操胜券。防范地方势力的「削蕃」。建政之初，承认权力再分配现实，在中共中央之下设了一级节制数省的大区。渐渐大区诸侯皆有坐大之势，文革初起，便撤销大区，以去后患。八九民运之后，为了防范地方的军、政力量联合，又酝酿撤销七大军区，收拢军权，以形成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集团军的新格局。军队是专制主义者的命根，更有严厉规定：如调动团以上军队，需中央军委主席（党皇兼任）亲自下令；如各级军队行动需政治委员和军事首长同时签署命令，缺一则下级有权抗命如军委调兵命令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渠道同时下达，否则不予承认....对地方官员，按古制「易地做官」（即不得在家乡为官)，加之频繁调动，以防久留一地，建立权威，与地方势力结为一体....这是一场一个人对抗几千万党员和几亿民众的权力斗争。超稳定的权力结构和诡秘的权力运作本来已经使君主获得高度组织化的力量，而使人民始终处于高度无组织化的软弱状态，（＊注）但是让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群处于彻底无权的状态毕竟是十分可怕的，再蒙昧的人也能从他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生出反抗。因此，君主仍然不能高枕无忧，他还需要在法律之外对人民分化瓦解和对全社会实施不间断的......恐怖。（＊注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即使把人民政权的死敌估计为占人口的二%，即一千二百万人，这些敌人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因为他们分散于全国各地。－－还应加上一句－－而且没有组织。＊注完）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团结两个九五％」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毛式套语，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绝大部分群众和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间断地从民众中揪出一小撮倒霉鬼轮番扮演魔鬼，以解释苦难的根源，以证明上帝和暴力统治存在的必要，以分裂和恫吓民众，最终使他们无条件地拥戴手中握有剑与火的上帝的专横统治，这就是最高明的牧民之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简短的六个汉字：「要设置对立面。」　在公开的文件和讲话中，毛往往把这个罪恶的策略伪善地表述为一个善长的愿望：「要团结两个九五％。」实际上，这是要随时随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迫害五％这一策略之欺骗性表述。这种文字游戏对民众颇有欺骗作用，如不反复思索，很难嗅出血腥之气。

（青年时代，我曾天真地拥护「团结大多数」，同时也理解必须「打击一小撮」。但唯独不能理解「按百分比」整人。一来运动，便层层下达整人指标，一直落实到生产队、车间、街道、机关、学校。我常常大惑不解：党的政策不是「实事求是」吗？在没弄清情况之前，为什么要下指标呢？我实在没悟透毛泽东超群绝伦的统治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按百分比整人的政治运动，君王成功地分裂了他强大的对手－－人民，并以他肆无忌惮的暴虐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生存在恐怖的阴影之中。他成功了，因此他可以情不自禁地自翎为当代暴君：「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的禁令一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多人，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人，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其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综上所述，这个名为社会主义而实为专制主义的权力结构，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力，从而集中了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各种制度的全部非人性弊病：奴隶制的全面奴役;封建制的人身依附;君主制的高度集权;早期基督教社会的思想专制、政教合一;早期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等等等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制皮。这就是实践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是人的解放的过程，各种曾经出现过的社会形态，其集权程度都远逊于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自我完善，从而在各自鼎盛时期都实现了历史必然所允许达到的人性。唯独只有据说对人类文明史实行了批判性扬弃的人类解放之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却在其向现实的展开过程中一无遗漏地汲取了旧世界的全部毒素。这是向旧世界的超级复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骇人听闻的伟大社会工程奇观！曾在这面激动人心的光辉旗帜下英勇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东方人类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我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牡去争取的普遍权力终于被神奇地偷换为少数人的极大权力和一个人的绝对权力。在这片辽阔的红色上地之上，劳劝者只剩下甘受奴役的权力，拥戴君王的权力，走运时还拥有死后平反昭雪的权力。东方成了斯拉夫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越南人等东方民族的大集中营。当我们徜徉于当代史的阴暗森林，不断可以发现一座又一座铭刻着共产党文治武功之丰功伟绩的：夺取政权前后实时处决反对派（苏中越朝等国）：五百万镇压富农（苏联）：数百万(…死亡人数)镇压地富（中国）：一百至二百万(…死亡人数)强制性迁居（苏联）：七百至一千万(…死亡人数)强制性迁居（中国）：四千六百万(…死亡人数)处决政治反对派（中国「镇反」）：近一千万(…死亡人数)处决反对派及有产者、知识分子（红色高棉→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二百万党内清洗（苏联→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一百万(…死亡人数)党内清洗（中国→「反右倾」）：近四百万(…死亡人数)迫害不同政见者（中国「反右」）：五十五万(…死亡人数)监禁劳改不同政见、信仰者（苏联）：数百万(…死亡人数)政治迫害（中国文革）：数百万，株连近亿(…死亡人数)强制性征粮造成死亡（中国→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三千至四千万。

在这些巨碑附近，我们还会发现一些为林莽掩蔽着的较小的，其标志的事件同样血腥罪恶：广西大屠杀人吃人（中国→一九六八）镇压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苏、中→一九五六）镇压「布拉格之春」（苏联→一九六八）镇压北京民运（中国→一九八九）入侵柬甫秦（越南→一九七八）入侵阿富汗（苏联→一九七九）修建柏林墙（东德→一九六一）镇压西藏人民起义（中国→一九五九）卡廷森林大屠杀（苏联→一九四O）苏军内大清洗（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大量监禁政治犯（古巴→七O年代末八O年代初）大规摸制造难民（越南→一九七五→？）环江事件（中国→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宾阳事件（中国→一九六八）信阳事件（中国→一九五九→一九六O）江口事件（中国→一九六O）沙甸事件（中国→一九七五）。

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帕布、霍查、希奥塞古....他们是专制君主中最坏的暴君，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最坏的首席裁判官，是政教合一时代最坏的教主，是奴隶社会里最坏的奴隶主，是封建制中最坏的领主，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最坏的资本家，是军人政权中最坏的军阀，是法西斯政权中最坏的征服狂、杀人狂。他们集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所有黑暗与残暴之大成，从白令海峡到加勒此海，从北冰洋到好望角，建立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范围的恐怖统治。

请记住：共产党政权统治下，至少有一亿以上无辜者死于非命。

共产党政权统治下，和平时期迫害致死的人数为夺权时杀死人数的二十倍。

黄昏已来临。晚归的林乌在翅羽上驮着最后一抹晚照，从我们头顶上成群掠过。很快，森林里一片清凉寂静，只聪得到晚风摇动林相的轻声。我的朋友，在这远离白日喧嚣俗务的时刻，在这可以独对自己、良心的泉水般清澈的时刻，我要说：我深深地感谢你！我感谢你耐心地倾听了我如此冗长而血腥的叙述，我还要感谢你信任地随我进入这片人迹罕至的当代史莽林。你手握砍刀，在密布藤蔓灌丛的林间与我并肩同行。你其诚的同情使我和我的民族，我的世界摆脱了漫漫孤寂。但我却无法启齿。因为我知道你会如何回答。－－你会说，你也是一个人，只要是一个人，只要他胸口还跳动着一颗人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一座座所记载的历史所触动。过夜的篝火燃起了。林间的小风鼓荡着火焰，把爆裂的火星直送入沉沉夜空。你转眸凝视着我，轻声说：数字不能说明一切，然后，又移过视线，定定地看那目力不透的黑暗。夜的黑色背景上，缀着你那两颗亮晶晶的星星....你在看什么？也许你注视着火光微照的大碑，想猜测那些冰凉数字背后一个个难以言述的事件、人物、场面和细节？也许你看到了在我们四周的暗夜中游荡的群群冤魂，你们在交谈吗？在交谈什么呢？也许，你什么也没看，而是向内独对上帝与良心....继续谈吧，我的朋友，和那些数字、60841;魂、上帝和良心谈下去吧。我也需要和我的良心、我的同胞、我的异族兄弟谈一谈了....是的，这由一座又一座，一片又一片组成的碑林是一种无法宽恕的残暴。这残暴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耻辱。

但这里所记载的数字不能说明一切。这仅仅是一种残暴：第一种残暴。杀戮生命的残暴。数字绝对不可能反映出东方各民族所遭受的全部摧残。

如果可能，那么请问：怎样来统计如此为数众多的蒙难者、被迫害者及其家庭、后代所承受的心灵痛苦和人格侮辱？怎样来统计无孔不入的恐惧对全社会所造成的被虐、自虐集体神经质？还有，又怎样来统计民族道德的集体堕落？曾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束方人本来早已习惯于逆来顺受，红色政权的警察制度和街头恐怖消灭了民族的最优秀分子，更进一步砸断了我们从未真正挺直过的脊梁。于是，人道被视为迂腐的软弱，残暴升华为崇高，暴君被歌唱为救星，刽子手被敬畏地尊为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共和国忠诚的卫士，恐惧则演化为卑躬屈膝的通力合作。我们自忖注定命中受苦，于是也硬起心肠，对受迫害的手足同胞和兄弟民族无动于衷，噤若寒蝉；更有甚者，则落井下石，用良心去交换确保奴隶地位的承诺。可耻的沉默、告密、伪善、出卖、背叛、诬陷、变节、诽谤、欺骗、伪证、甘受奴役、摆脱关系、非刑逼供、助纣为虐、草菅人命成为泛滥不止的时代风尚。最后，我们竟会发展到全体一致地欢呼专制政权的不断加强和民主权力的不断丧失，并为冤狱终于平反昭雪而不禁感激涕零....这种延续了整整几代人的集体道德堕落是难以挽回的。它将给我们子孙的历史蒙上漫长而沉重的阴影。我亲爱的同胞，请不要忘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也应该树立起一座，因为这一切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耻辱。这是第二种残暴。摧残精神的残暴。这些还不是灾难的全部。共产主义世界，是无数劳动者和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在这场争取人颊自由的斗争中，数百万人流尽鲜血，献出生命。

他们当初所梦寐以求的，绝非今日之共产政权。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调转巨大炮口轰击冬宫时，他们绝不是期望在克里姆林宫里又出现一位新沙皇；当年幼的红军为保卫察里津而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时，他们更不会料到自己正在为权力暴发户奠定起家基础；当江西的贫苦农友为节节失利的「第五次反围剿」献出他们的最后一担粮食、最后一个儿子之际，也未曾料到二十年后他们将为此而丧失掉最后一小块土地；当百万大军乘坐木船夜渡长江时，他们绝不是为建立一个严密控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一统专制政权而效命疆场；当南北方战士肩并肩把金星红旗插上西贡美国大使馆楼顶，呜枪欢送最后一架武装直升机匆匆遁去之际，又怎能料到这正是他们自己紧步其后尘，更悲惨地渡海逃生，溧泊全球的难民生涯之起始；哈瓦那人用鲜花将自称为何塞马蒂忠实信徒的大胡子游击队头领从马埃斯特拉山区迎进海浪拍击的美丽首都，难道可曾料到他们将得到的回报是全拉丁美洲最贫穷的生活和最野蛮的监狱制度....全世界的被压迫与被剥削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天然地要求平等、自由、博爱。尤其是东方人民，长久的专制压迫使他们暗暗积蓄起岩浆般炽热的渴望。被视为无产者解放的红色福音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传播到这块躁动不宁的土地，人民便喷发出火山般眩目动人的伟大热情。然而，在血流漂杆尸积如山的解放战争之后，自以为胜利的人民脸上的笑意还未褪去，一个以革命的名义执掌大权的黑暗统治悄然从天而降。－－历史又一次悲剧式地重演了：如同一次次农民起义胜利之后那样，暴力革命的成果又一次被一小撮权力狂篡夺。「十月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二月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都丧失殆尽，历史大踏步倒退回伊万雷帝杀人忙得没时间磨斧头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可怕时代。人民被欺骗被出卖了。然而，当人民忍无可忍而试图抗议、反抗时，暴君们便以先烈的名义予以严厉镇压。说什么今天「人民的江山」是几百万几千万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人民的权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云云。而背地里，则私心窃喜地小声说：「我们给农民分了土地，农民为我们打了二十年仗」云云。这一伙亵渎了牺牡者理想的大骗子、红色皇帝有何资格和颜面提到牺牲者的名字！自由的神圣理想付诸东流。数百万人的生命虚掷了。血白流了。一场被背叛的革命。在争取自由的先烈的尸骸上建立起来的，竟然是不自由的王朝统治。这是第三种残暴。亵渎信仰的残暴。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民绝对无权和最高统治者权力垄断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权力垄断面天然地以人民为敌，从来把人民争取权力的抗争一律视为危及统治的严重事态，而不择手段，残暴镇压。而且，由于这个权力结构是一超稳定系统，是一个多足之虫，它不会因局部腐烂破缺而崩溃死亡，因此，它决不调整、让步；只有当整个系统陷入全面危机之时，它才在全民起义面前突然崩溃，留下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压抑已久的民众则怀抱深仇大恨，形成破坏力极强的无组织力量，在极短时间里便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心理能量。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无妥协规则的权力斗争，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残暴的第一个来源。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权力更迭规则的极权主义。胜则赢得整个国家，败则丧失一切甚至输棹脑袋。所以，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权力狂们必然无所不用其极，不仅使用从暗杀到宫廷政变的一切极端手法，还往往把所有权力派系甚至无辜民众一起拖入疯狂大决战二道种统治集团内部的无妥协规则的权力斗争，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残暴的第二个来源。在本章结束之际，我显然应该对「广西事件」之结论作出不可或缺的另一角度的阐释了：大屠杀人吃人的惨剧，不仅是由于汉文化和马列主义讧反人道毒素对朴素的壮文化的罪恶入侵，－－不，不仅在于文化→而且更在于权：－－绝非源自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某种特殊的人性深处寸陷－－造成君暴、臣暴、官暴、民暴的根源正是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这样，当我们再一次说「广西文革人吃人、共血腥暴政」之时，这句话终于获得了它可能获得的最深刻的涵义。曙光初露，晨鸟啁啾。我们收拾行装，浇灭篝火余烬，提起砍刀，准备继续前行。默默伫于眼前的一片碑林，该是告别的时分了。你打破沉默，对我说：昨夜的促膝长谈尚不充分，你还想补充一句：因为这种残暴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构性的残暴，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产物。因此，它不仅仅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耻辱，而且还是全人类的耻辱。我略一思索，深以为然。蓦然，你惊讶地指着一个个碑座让我看，你发现，在每一座的基座上，都深深地镂刻着同样一行文字。你问我：怎么过去就不曾看清呢？我也很是惊奇，只好说：上帝只让人们看清他们已理解了的东西。在每一座大碑的基座上都凿刻着的那句铭语是：残暴是极权主义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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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红色纪念碑》各章节中所引用资料之相关书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六八页。

②同上书，第一六六页。

③同上书，第一六八页。④转引自「苏」德.安.奥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一卷，一九九O，北京，第八十页。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九页。⑥同上书，第四七七页。⑦同上书，第二卷，第五五四页。⑧同上书，第三三六页。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二一页。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七五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四九页。

同上书，第三四五页，《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同上。

.布里辛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１夺取政权遇程中的实时处决一不包括革命战争和内战）：苏联一百万中国几百万，东欧十万，越南至少十五万。２夺取政权后，处决政治反对派和不服从者：估计与第一类相当，保守地讲，两类加起来五百万人。

同上书。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O，第九十一页。

《大失败》。大跃进失败下放职工二千六百万，文革中大失业下放青年学生八万。《大失败》称二千七百万，显然偏低。

联合国安理会统计数为一千零五十万（注有资料来源，见英文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透露的数字是八十万（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删去）；斯图尔特施拉姆估计数字是一百万至三百万（《毛泽东》，红旗出版社（内部发行），第二三三页）；西方最高估计数为二千万。在取得更权威的数字之前，我较倾向于一千万左右，因为这是一个统计数字。

理杳一德.尼克松：《一九九九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九，第一四四页。

《大失败》。

《大跃进狂澜》，第二四五页。

中共官方公布数字。

《大失败》。

我的估计。据官方统计，一九七九、九→一九八、二的半年之内，全国各地接受和处理了众上告数百万件、次。（《春风化雨集》前言）此前此后的数字加上去，估计60841;狱可能接近千万。因此，估计文革政治迫害数百万人实为保守数字。

详见本书第九章。据一九八O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二十九省市书记读书班统计，死亡数字高达五、六千万。---->（古华..《写给北京国难日》香港《解放月报》，一九八九年六期）

广西官方统计，文革期间广西屠杀（包括吃人）无辜者近十万人。

据「美」约翰.F.艾夫唐着《雪域境外流亡记》（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出版，旋又强令收回；后由台北慧炬出版社于一九九一年出版）称：一九六六年西藏游击队伏击了西藏军分区司令员的军队，缴获的文件证实，在一九五九年的「平叛」中有八万七千名藏人丧生。此外，中共还用飞机大炮毁灭了世界第三大寺庙色拉寺在内的许多寺庙。

一九四０年春，苏联在卡廷森林和其它地方将一万五千名于一九三九年被俘的波甫军官秘密杀害，并严密封销消息。（《大失败》第一O一页。）

根据苏官方资料，二战前夕，斯大林在军内大清洗中，就至少枪毙了三万七千名陆军军官和三千名海军军官。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苏德战争德两年中苏军实际牺牲的军宫数。－＞《大失败》，第二十七页。）

仅一百万人口的岛国古巴所拘禁的政治犯，竟比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所拘禁的政治犯总数还多。（《大失败》，第二六二页。）

越共夺取越南南方之后，至少有六万难民渡海外逃而丧生，目前每月仍有一千五百人逃出国境。（《一九九九：不战而胜》，第二八二页。）至目前，难民总数达二百万左右。

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中，因中共高征购造成饥荒，十六万人口的广西省环江县饿死四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四分之一。详见第四章。

文革中，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短短十几天内，广西省宾阳县打死和逼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详见第一章。

因强行掠夺农民粮食，一九五九年秋至一九六*年春，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一百余万人。详见第九章。

一九五九年秋至一九六O年春，贵州省江口县饿死四万余人，几乎等考于全县人口一半。农民自发抢粮、暴动，迅即被军队镇压。详见第九章。

云南蒙自县鸡街公社沙甸村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约七、八千。由于反抗中共暴政，文革中全村参加了造反派「炮派」，受到中共当地政府军事包围、迫害。沙甸回民数度派代表到各级党政部门直至北京请愿，提出尊重伊斯兰宗教信仰，惩治贪官污吏等要求。在遭到拒绝之后，村民绝望地用民兵武器据村自保。一九七五年春，中共派出十四军四十二师、四十师、高炮六十五师二二十六分部及地方部队，共至少五个师级番号万人以上兵力开始「平叛」。在小股部队偷袭失败之后，转入强攻，四天未能攻入。其间中共情报机构「新华社驻云南记者站」记者趁停火间隙进入沙甸村，了解到实情，向中共高层建议「政治解决」，但中共高层还是不顾一切下了「军事解决」的决心。在中共总参谍部威逼之下，军队炮轰沙甸，全村夷为平地。军队攻入，不分老弱妇孺，见人就杀，回民领袖马伯华以下村民伤亡无数。后中共无以平息民愤，只好宣布平反。史称沙甸事件。

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英文版）在「大屠杀」条目下指证中共杀死六千三百七十八万无辜；另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的莘克报告披露：自一九四九年起，有三千二百二十五万至六千一百七十万人死于中共屠刀。以上数字均未包括三年饥荒饿死的三至四千万（见郑义「香港」：《天安门民主血》，第三页，快报有限公司，一九八九，香港）。再加上苏、朝、越、赤柬的杀人数字，总数肯定超过一亿。

《一九九九：不战而胜》，第二一O页。

此话系毛泽东所说。文革中，我曾多次听到人们传说此话，当时并非指责毛，而是对毛的「革命策略」之敬服。未能查到准确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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