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第四章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对王祖鉴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前环江县委书记王定。这也是一位广西人民口碑传颂的英雄。两年前第一次广西之行时便多次从普通干部群众口中知道了他的名姓。而且，目下他正在一个自治区文革大事记编纂机构里参与工作，可能为我们提供大量翔实的文革数据。听说我们要去找王定，王祖鉴亲自去与他商定时间，并将我们带到王定家。王定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身形瘦弱，彷佛一具被强大的专政机器榨干了的人干。谈话开始得并不顺畅。他半天才吐一句话，声音细弱低沉，似乎还有点口吶。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当他沉默不语时，我们并不急于发问，并不怕冷埸。他的历史，他的环江，他的广西……他有的是话要说。王定早年就读于全州国民中学。这里的学生大都出身清贫，思想激进。几位地下党员授课老师及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地下党员舅父给青年王定以极深刻的影响。中学毕业后，母亲去世，家境更趋贫寒。王定辍学，当过一段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后又考入桂林高级师范专科学校，一年后，一九四七年七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东山起义，任游击队东山大队副大队长，时年二十三岁。这是一次失败的起义。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剿下，游击队从湘桂边界转移到湖南道县，又从湖南转移回广西。一次伏击将队伍彻底打散，只好人自为战，自寻生路。黑暗中，识路的人先走了：天亮后，幸存的十余人从各自的隐藏处走出来，一起共寻找队伍。一天一夜没吃饭，饥饿追使他们到农家觅食，不幸被敌军发现。王定等人机敏地躲在红薯窖里，用箩筐盖住，幸免于难。而在山上等饭的游击队员却被抓获，其中也括王定年轻的妻子。王妻等被解送至全州县关押，月余后，年方二十三岁的妻子在全州十字街被杀害。其时地已有孕在身，死后被剖胸挖心破腹取胎，惨不忍睹。王定和几位战友跑到汉口，想去上海找地下党领导分配去华东解放区，但久久联络不上。

后通过关系到香港找到一条华南局的线，介绍到广东西江游击区打了一年多游击。在西江又以失败告终。一九四九年元月又到香港找到中共组织，再次回到广西，在桂西北游击队一直待到解放，任桂西北游击队第五团副团长。此刻，屡败屡战，几起几落的王定已是一位胆大心细，富于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了。在控制西南大后方的铁路枢纽上，他指挥了几次大胜仗，在部队里赢得了「能打仗」的声誉。解放后，王定任环江县（原宜北县）县长兼县委书记。到任两三个月，国民党就策动了暴乱。正规军已赴朝参战，一个县大队百多号人几挺机枪，只能死守县城，农村尽是土匪的天下。天天等着挨打，王定的县长当得很是艰难。只是在调来正规军剿灭上匪之后，才开始搞上改。土改之初，政策似乎还相当谨慎，但越搞越左，越搞越残酷。人为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使王定开始困感：少数民族地区完全可以搞「和平土改」嘛！地富反坏也不必划那么多嘛！他大感不解了。何必呢？目的何在呢？明明看到人家没做坏事，也明明不富，为什么呢？上级要求划百分之十的地主，不划过不了关。让他干，他实在下不了手。不仅不富，而且还很穷嘛！面对还处于几乎是刀耕火种原始农业阶段的少数民族同胞，王定于心不忍了。好在当时他不主管上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迥避了良心与党性的矛盾。但他参与其事的「三反」「五反」同样使他困感不堪。为何要如此用心良苦地制追残酷斗争？人性何在呢？当妻子惨死之后，他便发誓要铲除人世间一切邪恶与兽行。他实在无法把自已憧憬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眼下的人为暴行联系在一起。当然，他最终还是以当时流行的理论来勉力说服了自己：党性比人性更高，是人性之上的人性。我们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人类，最后，一切痛苦都会解除的。革命毕竟不是戴着白手套的老爷少爷可以干的事情。现在，王定同志，还是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好好干吧！转眼间，时间来到一九五六年。王定抓农业，农业的情况如何呢？互助组增产，初级社早产，高级社大减产！事实与天花乱坠的理论相距如此遥远，不得不使王定陷入长时期的痛苦思考。该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这一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呢？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春，环江只试办了三个初级社。一九五五年春迅速发展到一百三十七个初级社，转眼之间，在「高潮」中又发展到五百七十二个初级社，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九八%。又一年，一九五六年三月，全县初级社全部转入高级社，且小社并为一百０八个高级社。一条牛绳还未用断，生产资料已几经变动，社会主义实现了！土地报酬取消，生产资料被早调，农民奚落道：合作化是把小借（社）变大借（社）啦！加之管理紊乱，帐目不清，分配不公，分红不兑现，口粮不够吃，群众纷纷要求退社，那怕不给土地，宁愿上山开荒单干！王定决定下去蹲点调查。他选择了毛难族聚居的景阳、希远两个高级社，还带了农村部副部长等几个有经验的干部。这里地处山区，道路崎岖，难以通行，养猪养牛要背小的进去，养大后杀了再一块槐把肉背出来卖。梯田极窄，「蚂拐（青蛙）一跳三块田」，「一顶草帽盖一块田」。插上红旗集体劳动的红火场面是热法实现了，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是不可丢弃的，统一派工，集体评分必须不折不扣坚决执行。山区居住分散，两三户、四五户一个屯，两屯相距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一个队二三卡户，如何统一派工？-队长视察一遍自己的领地便要走好几天！农民只有天不亮起床，扛上工具打着火把到集中点听队长派工，派完工已是九、十点，又急急往地里赶。下午三、四点就得往回走，否则天一黑就回不去了。起早贪黑，每日实际干不了多少活儿。晚上还要记工评工，你多一分我少一分的纠纷无休无止。

文化水平极低，一个高级社，只有一个三年级小学文化的会计。社员每夜记工只好用黄豆，几分往你竹筒里扔几粒黄豆。还有的更简单，出一日工往树上砍一斧。牛一充公，谁也不心疼了，不是把牛累坏了就是把牛鼻子拉豁了，只好分牛到户，长期使用。结果分到母牛的人不给牛配种，因为母牛一怀孕便体力下降，而且生了小牛崽也不是自已的。原来在农民手中生机勃勃的上地荒芜了，连传统的猪饲料南瓜也吊在地边上任其腐烂：公家的财产，农民不敢私摘：但分又没法分，不断在成熟，摘一次又不够分，只好由它去了……能不减产吗？不减产倒是大大的奇事了！面对农民强烈的单干要求，王定动心了：事实很明显合作化，高级社不现实。但作为一个必须坚持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县委书记，他只有在现实与主义之间寻求一条折衷方案。一次座谈会上，农民说：也给我们就算了，你要多少粮食，我到时交给你就行了！好，根据不同情况，也到队，也到组，也到户！王定和他的同事们迅速制定了一个对合作化乌托邦大胆修正的新方案：在边远山区试行包工、包产、包资和超产奖励的「三包到户」；平原地区采取「小宗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王定不曾料到，由此发端，他竟然成就了一个丰功伟绩：在中国当代史上首倡「包产到户」。从此，这个「包产到户」的幽灵便如影随形地困扰着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次又一次斗争，一次又一次清算都无法将它驱走。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地上自由游荡，走进亿万农民心田。不久，地委肯定了王定的报告。并以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县：批复环江进行试点。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广西日报》载文对环江县「包产到户」经验给予肯定。四个月后，整风运动开始。在中共广西省党代会上，环江县代表王定慷慨陈词，一口气给省委提了十条意见：

一、不要朝令夕改：压低农民口粮标准，取消多劳多得的实物奖励，「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

二、要增产节约，而「省直的购置费超支很多。小汽车、高级家具、公文柜之类买了许多用不完」。

三、……「平乐专区（横县也有）因官僚主义出了饿死几千人，很多人家破人亡案件，上次代表会中代表的意见很大，到今一年不见处理的下文。这样不单是对不起群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免使人要质问：为什么下级干部犯错误就处理及时、严，对较高级党委犯错误就迟迟不决呢？省监委是怎样执行党纪的？难道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广西监委，追不如十一世纪封建主义开封的包丞相？我认为不公平了」：（＊注）【＊注由于饿死人，广西第一书记及两位副书记很快被解职（消息见一九五七、六、十八《人民日报》），但这当然不能减轻王定的「罪行」。】

四、应当给游击队人员以适当照顾，不要怕因此「惹来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帽」。

五、「在未听省委的工作报告前，就要交发言稿的办法是不妥的。」「省委要多考虑」在党内「怎样发扬民主的问题」。六、省委「深入山区去做工作还不多，解决问题还不大。建议省委每年内有一个书记和常委到山区住一个月、半个月」。七、「全省解放以来的粮食产量统计数字问题较大，省委报告这次多几个亿，下次少几个亿。几亿粮食是多少农民生计所依的大事啊我看偏高了些。……它是造成党与农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应「核实产量」，「同时也好向中央报个老实帐」：八、减机构，裁冗员：少数民族地区不应当由汉族干部当家作主：九、「认真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进思想工作的方法，使人民能向我们说真心话。」

许多农民不敢讲真心话，「因为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上，往往是收集人家的意见是为了尖刻的批判，缺乏同情和理解。他们在向我们讲真心话后，受到了不上算的回答」十、省高级领导间批评开展不够；「对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反应迟钝」。王这个为民请命的发言刚刚结束，全场掌声雷动。代表们纷纷围拥土来，与王热烈握手：老王啊，你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但祸根却由此种下。不几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毛泽东开始反右。以此发言为线索，省委开始报复。省委某书记说：「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委书记就敢提出「包产到户」，查一查是不是右派！」地委书记定性道：「王定搞『三包到户」，是广西的纳吉。」王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我搞『三句到户，分级经营」是得到地委肯定的，地委派工作组调查后也是认可的。政策规定入社自由、退社自由，『包产到户」还没退社呢！退社也是政策允许的嘛，犯了什么法？」对王的改击很快又转移到党代会发言。他一句错不认：「省委领导动员大家发言，要整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言者无罪嘛。我认为我提的十条意见条条有根据，而且，在党的会议上行使党章规定的批评的权利，我错在哪里？」可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再是好汉，也无法抗拒难逃之劫数。王被打成环江右派集团的头目，追随他抵制合作化乌托邦的副书记、部长、区委书记们纷纷被打成右派。以王为首的环江右派集团全军覆没了，环江果然意气风发地迈进了大跃进的伟大时代！王创造了一个全国第一：首倡「包产到户」；王的继任者也创造了一个全国第一：全国（全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亩产十三万斤！。（＊注）【＊注谈到此，王定递给我们一分铅印材料：《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与环江的现实》（内部数据仅供参考），署名黎江春（大约意为开垦环江之春）。

这是一个关于「环江事件」的翔实可靠的调查报告。几位承担「石山课题」的研究人员到环江后接触到有关「环江事件」的大量资料，出于惊骇与义愤，写出了这分铁证如山的调查报告。我从心底裹深深感激他们，敬佩他们。他们勇敢他冲破了共产党森严的历史封锁，使讳莫如深的「环江事件」大白于大下。在这分血泪斑斑的「起诉书」结尾处，他们将全部的悲愤与希望压缩成短短的一句话：「祝愿环江各族人民永脱灾难，繁荣幸福！」泪水剎那间模楜了我双眼……这正是我对环江人民、武宣人民和祖国人民的唯一祝愿！据作者们介绍，他们的大部分材料「来自自治区监委、柳州地委一九六一年对洪华问题的调查汇报油印件，和一九八一年区纪检委、区高级法院党组、柳州地委关于洪华的复查材料油印件。」在下文写作中，除依据王定自述，我将大量引用他们的报告。对于这些不知名的可敬的作者，我仅表示真诚的谢意。＊注完】

一九五八年盛夏。烈日当空，酷暑逼人。在如带碧水柔情环抱的环江县城，一颗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粮食卫星」如日升天，轰动全中国，震惊全世界！闻讯而至的人络绎不绝。越南匆匆派出一个考察团奔赴环江。苏联的农业专家手执报纸，向中国留学生盘问出现这一奇迹的秘密……是神话吗？不，是大跃进的现实。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上午，环汪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一三亩的中稻「卫星田」即将验收。各级党政要员、农业专家和奉命到埸助兴的老百姓共六十余人围聚在那块马蹄形的稻田周围，猜测着它的产量。「然而大家更感兴趣的还是禾苗的密度，有人问社干部李钰金同志这块田有多密。他的回答是请大家坐到上面去试一试。于是，自治区林垦厅陈副厅长、民政厅张副厅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秦副主任和两个社的干部，先后坐上禾面。

六、七个人已经够重了，可是七、八个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为了枪上这个动人的镜头，也纷纷踏上禾面，但是十几个人的重量，并没有给禾苗带来多大影响。」伟大的时刻到了。只见旗门开处，站出一个北方大汉来。此人貌不出众，却威风凛凛。他，就是王定的继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在喜庆的喧大锣鼓声中，洪华踌躇满志地环视着欢呼的人群，然后把系有红绸的镰刀如授勋般递到领头开镰的一位县委书记处书记手上。四百名杜员手执鎌刀涌向那块悬旗结彩的稻田。「七八十把鎌刀不停地舞动；三十架打谷机在飞快地转：数不清的人来往搬动割下的禾和打下的谷，太密了，可是，禾苗密到一条禾杆紧挨着一条禾杆，密到连宽些的镰刀都伸不进，而不得不用砍的办法。因此尽管人们的干劲再大，收割的造度还是缓慢……」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三十分，紧张收打近十二小时之后，产量出来了：一０七五亩（尚有００五五亩留作参观）中稻田，实收干谷竟达一四０二一七四斤，折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一个改写了人类种植史的最高纪录诞生了！参加验收的科学院院长、作物栽培学教授、遗传选种学教授和水稻专家、技师被造人类纪录惊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他们亲眼监收监打监秤，只好让人家把自己的大名列入验收人员名单，上报为证。九月十二日，自治区党报《广西日报》以整版篇幅报导环江消息，通栏大标题为：「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两条消息，一篇报导，两张照片造意犹未尽，再加一篇杜论，一封区党委区人委柷贺信。杜论起首便是两首「新民歌」：稻禾密密像森林：稻杆中腰绕白云;若到国际摆展览，英美一见吓掉魂。稻谷高过五层楼，谷穗谷粒球打球：一颗谷粒破作俩，谷壳拿来当船游。这篇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社论随即以「环江奇迹」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敢于理想，勇于实践，粮食增产的前景是广阔无垠的，增产的潜力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正在劳改捡牛粪的王定对这颗特大「人造卫星」嗤之以鼻。他种过粮食，他不相信。于是第二大便被斗争一气。一起劳改的一位中山大学学生也不相信，这个专攻农学的青年便是因为不相信一颗亩产五千斤的小「卫星」被打成右派，赶回原籍劳动改造的。人家请他去吹一吹，他却冒了一句气话：「连五百斤也打不了！」两人凑一起研究了一番：亩产十三万斤是个什么概念？一亩地等于六十平方大，每平方大两千多斤。姑且不论一根禾杆只顶着一个谷穗，就算地里一长出来就是打好了的谷粒，也至少要铺他几十公分厚度！事后，人们才揭破了谜底。让我们从一个在环江广为流传的新「民间传说」谈起：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大跃进、放卫星的时代，当官的要争红旗，创高产却又无计可施。一天，他们听到了一个「禾苗并兜」的旧事。说的是旧社会一个老农民被地主刁难，稻子未熟地主便要抽地。老农只好把佃地主的一亩二分田里已经抽穗的禾苗，移到自己的五分田里，加工加肥，精心护理，竟然得了个好收成……当官的一听喜出望外，于是便在卫星田里大搞「禾苗并兜」……

我将这则故事称为「民间传说」，是为环江之谜留有余地。因为一九五八年南方各省皆搞过「禾苗并兜」，难道各地都有一位因地主刁难而有所发明的老农？也许「禾苗并兜」之首创权不在环江，但环江毕竟后来居上，功不可没。在这块「马蹄铁」上，人们确是下足了功夫。先是三犁四耙，深耕达一尺五寸：然后分层施放基肥牛粪四千五百担、堆肥六十担、草木灰七十担、猪粪五十担、石灰、食盐、颗粒肥料共一千六百八十斤；犁一次施一层肥，耙融耙烂。八月二日距开镰收割整整三十八天前「总导演」一声令下，八百余人一齐出动，苦战两天两夜，把附近三乐、城关、要良、中山等大队一百四十多亩好田里即将成熟的禾苗连根带土移进「马蹄铁」，密到没有行距株距。禾苗太密，无法通风透光，开始萎黄。人们便用四个鼓风机日夜不停地巡回送风降温，并辅以水壸喷洒。为防止倒伏，还打桩拉绳，以经纬密集的绳索生生将木苗扶直。为增加光照，更别出心裁，拉上电线，太阳落山后仍亮如白昼。尽管如此心机费尽，但离预定的十三万斤仍相去甚远（人们事后考证，「马蹄铁」亩产二万六十余斤）。这难不倒思想解放的洪华：人们从卫星田挑回来的谷子，不是要在环汪县城里夸功游行一番吗？游行路线早已确定，一定要途经四个生产队仓库的门口，一群群社员早已把仓库的谷子装进箩筐，等挑粮游行队伍过来，便不动声色地混入其中，一直担到县委院内的球埸上过磅上帐。但四个仓库不过只有六万七十余斤谷子，加上实际亩产那二万六十余斤，和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尚差四万七千余斤。这也不难，「总导演」早有成竹在胸：一担担已过秤上帐的谷子在乱轰轰的人群中拐弯抹角一番，再一次混入等待过秤的行列。这样看来，洪华还算头脑冷静，留有余地。

其实，只要他愿意，他敢，亩产三十万斤又怎样？环江创造水稻试验田亩产十三万斤纪录！环江九百多亩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十多斤！环江日产铁六万吨！更正一下南方各省皆搞过「禾苗并兜」，也许「禾苗并兜」之首创权不在环江，书本上实察上是『草字头』加上『兜』一颗颗「卫星」连珠炮似地从环江腾空而起，环江变成了闻名区内外的红旗县，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然成了战功显赫的大英雄。在柳州地委召开的三干会上，洪华披红挂彩，上台领到了一面长达数丈的大大的红旗。红旗到县那一大，早已事先组织好的欢迎队伍挤满县城街头，在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汇织而成的欢喜的人海中，事先分派的八个人把洪华高高举起，从街头一直到县委大院。洪华身后，是他给自已和环江人民拄回来的几大长的特大红旗在阳光下迎风招展。欢迎的人群不断向洪华，向大红旗洒去五彩缤纷的花瓣，满大飞花，满地落英，这一刻，确令环江人陶醉。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今天迎红旗，撞洪华，明天就要饿肚皮，抬死尸。可怕的事实将使环江人认识到洪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恶魔。但现在还不行，洪华正乘着大跃进的浩荡东风，走向他人生的顶点。单产「卫星」、大面积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红薯「卫星」、煤炭「卫星」、养猪「卫星」……名目繁多的「卫星」从环江接连腾空而起，于是「卫星基地」环江县便一次次从上级机关领回一面面红旗。洪华在任的两年多，红旗竟扛回九十六面之多！首倡「包产到户」的王定不仅黯然失色，而且干脆押送到农埸「武装监督强迫劳教」。这个「新兴农埸」实在不算小，四、五千人，每日沉重的超负荷体力劳改很快就把王累垮了。胃病、十二指肠溃疡、加上三年艰苦的游击生活，王本来已十分虚弱。恰巧埸长是王游击时期的老战友，在劳改名单上见到他的名字便来看他。道一番世事沧桑，王忧心忡忡地说：「你知道我这身体，不知道劳改这一关过不过得去？」老战友说：「你不要顾虑，我自有办法。」埸长当即找到王定的劳改队长，交代了王的情况，语重心长地嘱咐道：「王定是为了人民犯错误的，党把他交给了我们，他是来改造的，你要保证他活着进来，活着出去！」果然，劳动强度立刻减轻了。十几天后，王被调到一个开荒队。这里比监狱还可怕，完不成开荒任务不许回来，不许吃饭。如连续完不成任务就连续扣饭，饿得半死还要挨斗。晚上不许睡觉，写检查，白大饿着肚子去出工。病了也不准休息，自有一分「轻工」在等着你。「认罪不服管」，「服管不认罪」的还要挨打。因此，开荒队死人极多，不死也要脱两层友。王自料九死一生，几天后却分配他当了医务组组长。医生也都是劳改犯，却偏偏刁难病号，逼他们去劳动，以图自保。王便利用自己与埸长、队长的关系尽可能地保护病号。他感到极大的心灵安慰，没想到，在这种时候还能为受苦受难的人们做一点好事。不久，大跃进的恶果也传进了劳动农埸，粮食越来越少。没吃的了就把木薯根磨成粉吃，南瓜不等长大便被饥饿的犯人们偷得一乾二净。犯人们倒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愁了，每天转的念头只有一个：找点吃的，今天别饿死。犯人们一批接一批死去。死得太多了，埸长说：「看样子全都保住性命是不可能了，能保几个算几个吧。」

便把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等干部集中起来去种果树，重点保护起来。王被调到果园队养鸡，最轻的活儿。其时，王全家被株连下放，妻子与两个小男孩杀鸭子维持生计。杀一只鸭挣四分钱，还可得一副鸭肝。舍不得吃，晒干了送到劳改队。就这样，人人认为活不过去的痛秧子王定在埸长和家庭的双重「重点保护」下终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可怕的饿死人的消息陆续传来，不久，「杀牛犯」们也不断押解进埸。大批死人之际，老百姓便求队长杀牛救人。但牛是人民公社的，任何情况下杀牛都是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都是犯王法。常常是老百姓跪地求救，并保证杀牛之后全村具保，一定不让队长进牢房。许多生产队长便冒着坐牢的危险偷偷杀牛救命。鹿寨石榴河农场进来一百七十多个「杀牛犯」，其中生产队长便有一百五十多个。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王终于获释。在从农埸回环江的大车上，王碰到县里一位搞统计的干部，他神色凄切地说：「王县长你回来了」……环江县只剩下十二万人了……你一走，我们就遭殃了！」王的心猛然抽搐了..十二万？怎么会十二万？我走的时候十六万，一下子饿死了整整四万？在农埸。也陆陆续续听说些饿死人的事，吃死人肉的，一个村一个村死绝了的，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一个县竟会饿死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有点将信将疑。回到环江，王到有关部门交了介绍信，准备到分配的一个仓库当保管员。不想，他回来的消息一下子传到正在选举县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会埸骚动起来。代表们纷纷要求选举王当县长：「王县长回来了！他对我们好，我们要选他！」共产党所最不能容的正是百姓拥护的干部。县委立即将此情况上报地委，并立即将王礼送出境。地委将王发配到柳州附近的一个农埸，随即将王妻也调到农埸，一家人皆成为农埸劳动人员，实际上等于携家流放。

从那时到一九七九年「改正」右派冤案，王家还有一十八年贫困屈辱的流放生涯可过。一些当年的同僚，见到王都十分愧疚：「老王，你骨头硬……我们都苟且偷生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王定没有屈服。他开始向旧部、群众和知情者秘密调查「环江事件」真相。这是史所未见的人为的大灾难……先看几个数字：一九五八年到底打了多少粮食？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建勋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全区农业先代会上宣布：一九五八年广西粮食总产二二九亿斤。而实际产粮一一七亿斤，差五亿斤，浮夸虚报整整一倍。柳州地区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宣布：一九五八年柳州地区粮食总产五五亿斤。而实际产粮一六九亿斤，浮夸虚报两倍多。洪华在一九五九年元月四级干部会上宣布：一九五八年环江县粮食总产三三亿斤。而实际产粮不过一０五亿斤，而且还有水分，浮夸虚报两倍多。浮夸虚报必然带来高征购。这是官僚垄断经济的铁的规律。本来，放了那么多「粮食卫星」，吹了那么多牛，不正是为了邀功领赏吗？于是，紧随其后，自治区给柳州地区下达了八六亿斤的征购任务，比一九五七年实际征粮数增加二一四倍。柳州地区给环江县下达了０七一亿斤的任务，比一九五七年实际征粮数猛增四八倍。后调整为０五六亿斤，也还占全县实际产量的六０％以上。对于还处于类原始状态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这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实际上，环江最后只完成０二六八亿斤，仅为调整后任务之四七七％，这也占去了全县粮食总产量的三０％以上。牛皮可以是空的，征购却是实的。完不成征购任务，便下毒手勒索农民口粮。手段便是反暪产私分。一个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反瞒产」运动残忍地开始了。柳州地区在洪华的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红粮」现埸会，组织三千三百多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取经」。一些已被洪华斗垮了的社队干部现身说法，自诬瞒产私分。人们还被带到一些假现埸前，证明农民有粮不交。被制服了的干部纷纷交代「我有多少多少粮食藏在秘密库房里」，「……山洞里」，「……牛栏里」，然后轮到了前来「取经」的干部群众，人们被逼不过，只好随大流，纷纷承认留了「后手粮」。仅这次现场会上就逼出了完全子虚乌有的二四二九六亿斤「后手粮」，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残忍的是，报了就得上交，结果集体的存粮，农民的口粮统统被搞光。还凑不出你报的数目，便带上武装民兵，挨家挨户掘地三尺！一九五九年二月，环江粮食告罄，人均每天半斤带壳的原粮也保不住了，但反瞒产运动还在继续，征购还在加紧，粮食还在外运。至四、五月间，明伦、水源等公社已开始断粮、死人。幸而郑州会议精神开始传达，区里批给环江一百多万斤返销粮，严重的局势才有所缓和。一百余万斤粮救十六万饥民，人均不过七八斤。集中投放重「灾」区，也不过少死几个人。农民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一个雪上加霜的更大悲剧自天而降。一九五九年八月，刘建勋从庐山挂长话到柳州，透露山上正在反右倾。地委闻风而动，连夜召开电话会议，给每一位县委书记吹风。洪华自然又被特别关照，得了风气之先。九月，全区开始反右倾之际，环江已掀起了更猛烈的反瞒产高潮。在全国「反右倾」高潮中，刘建勋定广西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要达到四六０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实际总产一０八亿斤）柳州地区定产一一０亿斤：亦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实际总产一七五亿斤）环江定产九六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翻两番（实际总产不过０八二八亿斤，牛皮吹了十几倍）。按照这个总产，定环江要完成０七一亿斤征购任务（即交原粮一亿斤），而当年环江总产不过才０八二八亿斤，也就是说，即使环江交得颗粒不剩，也完不成征购任务！其实，上层对于浮夸是心中有数的。区、地领导知道，即使把刀架在洪华们的脖子上，也拿不出那么多粮食，便又压低了指标。环江的指标从九六亿斤一下压到二四亿斤，征购任务从一亿斤压到０三八五亿斤，还是不可能完成。但想红旗想疯了的洪华居然还自己加码，在十月二十日的地区三干会上报喜已完成征购０三八八亿斤。红旗又拄回来了，而实际入库的征购粮仅有０一八八一亿斤。怎么办？那０二亿斤粮食怎么交？首先，按自治区的统一布置，把集体小仓的粮食，不分清红皂白，悉数并入国家仓库，顶征购任务。此招果然灵验，全县征购任务一下子便完成了０二二三六亿斤。黎民百姓却大祸临头了：全县十六万人口粮仅留下０二二亿斤，每天人均口粮０五斤以下：全县三十万亩耕地的种子和近十万头猪、牛的精饲料，仅留了正常年景的四五五%。一个不惜饿死人的残忍局势已经形成。小仓并大仓之后，为了防止饥民挺而走险，从上至下，层层宣布封仓。干部胆敢开仓一律开除党籍；群众胆敢偷粮一律开枪击毙。龙岩公社有个粮所干部抓到一个偷粮的小学生，竟把他强按在偷粮处开枪射击。枪不响，硬是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扳机，才把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打成重伤，三天后死去。全县因偷粮被打死的达数十人之多。为了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进攻，洪华黑了心肠，向已被追上绝路的农民继续追粮。他祭起共产党看家的「阶级斗争」之法宝，以「反右倾」「反瞒产」为旗帜，对基层干部残酷斗争。城关公社陈双大队是洪华挖「后手粮」的试点。他把大小队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集中到大队核产，用报高产量的小队，共斗争报低产量的小队。谁不报「瞒产私分」的粮食，就拿谁去小劳改，辅以「饥饿疗法」。不过是小小一个大队的干部会，竟连打带饿，一下死了十三人。洪华满不在乎，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在洪华的法西斯专政下，也还有不少硬骨头的好干部。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就敢于在反瞒产运动中给断炊多日濒临饿死的群众开仓放粮。洪华怒不可遏，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吼叫：「哪个是崖日坚？给我站起来！」崖日坚慢慢起身。洪华当埸宣布开除崖日坚党籍和一切职务，咬牙切齿地说：「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崖日坚被罚站到散会，然后大会小会斗，县里村里斗，斗完再饿。可怜这位「土改根子」、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在一次斗争仓后饿死在回家的路上。在王定搞土改摘合作化的试点，另一位大队支书则越级报告了洪华浮夸虚报之劣迹。洪华找他算帐，他则大呼：「你们说王定是右派，我讲王定好，你们说现在大跃进，现在好，现在我们没饭吃！王定在时，我们有饭吃！」好啊，敢为王定喊冤！一下子关进牛栏几十天，放出来，也死在回家的路上。洪华毫无所动，继续在环江掀起「反瞒产」运动高潮。他的经验是：「要眼睛向下，搞狠一些，粮食才搞得出来……不要听见一些假象，心就软了。」

在洪华的亲自督战下，无粮可交或不肯交粮的人们受尽酷刑。吉祥公社北宗大队长竟把偷米的小孩关在仓库里活活闷死，把一个农家妇女的脚拇指捆起来倒吊，惨无人道地折磨至死。据事后统计，环江当时刑法多达六十余种，铁丝穿手、坐水牢都用上了。在死亡在线挣扎的环江人民进行种种抗争，但在铁桶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一奏效。早在一九五九年春，环江已开始断粮死人，民心浮动。一九六０年一一月六日县委扩大会上，洪华对关注死人现象的干部大加指摘：「有些人在去年春天见有些病号，背地里嘀嘀咕咕，在他们看来，好像有人病的责任，也应由党负责……听说，现在又有人吹风吹雨，这是个本质问题，这些人不是站在党的上埸来看问题，而站在另一方面看党的笑话，这不是右倾机会分子是什么？」他进一步诡辩道：「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埸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辨明是非，识别莫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感。」在另一个地方，洪华还以一副哲学家的气派说道：「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县法院院长覃盛华与县人委干部韦凤初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廿六日向县委汇报：明伦公社病一六００人，一四一五人无力出二，占劳动力的二八五％，重病一００四人，浮肿四八六人，三至六月死一四六人，浮肿五九人，丢荒六００亩。覃因此去了院长乌纱帽，发配农村。城关公社副主任莫日忠于一九六０年一月通过医院院长向洪华反映死人情况，洪华说：「莫日忠反映社员没吃，病人死人多，其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在反右倾吃莫被反掉。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志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县委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无人掩埋，被洪华说成「对党不满，是反领导」。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罚日拾牛粪三担。卫生部门一再向洪华汇报：浮肿病是缺粮引起的。洪华却说：「这个原因要找一下，不一定是粮食吃得少引起。理发店的人有粮食，也有一个人浮肿。这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他还要县卫生院召开浮肿现埸会，想证明浮肿并非缺粮所致。这种会在当时的环江是开不起来了。洪华尚不甘心，专派县卫生院院长去明伦「调查病情」。睆长回来，如实汇报三个月饿死一一二人。洪华大发雷霆：「算了算了，谁叫你们去给我到处我死人？，！哪年不死人？死这几个人叫你们调查的越来越多。罗志杰第一次调查一０二人，你又给我调查了一一二人，再搞两次人都死完了！你老周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也和罗志杰一样右倾？」洪华何以如此草菅人命，置环江人民死活于不顾？他的这段话泄露了天机：「你写它（指死人情况报告）有什么用？你报给我，叫我怎么处理？向地委报还不是报？报了咱们是红旗县……」话说得太露了，赶紧加以润饰：「要巩固三面红旗。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越在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应该越站稳立埸，办明方向。」险恶之心是任何词藻都无法掩饰的。他说的红旗、立埸、方向、革命等等词汇背后，其实只隐藏着一个词：权力，他已经获得的与即将获得的权力。为了权力，他不惜牺牲一切，那怕身后洪水滔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洪华的每一分喜报每一段表言壮语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横陈着一具无辜百姓的尸体！」洪华一手遮天。敢于为民请命的干部群众只好越级上告，寄希望于中共上层。善良的人们那知中共上下本来沆瀣一气，到主子那儿告奴才，下埸可想而知。大批上告的「人民来信」又纷纷转到洪华手中，被当作「坏人攻击三面红旗」的证据来查办。

他令公安局将这些上告信拍成照片，翻阅干部档案查对笔迹，追查破案。（＊注）【＊注据（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披露：当时中共中央信访办公室收到此类报告饿死人的人民来信也是一律交公安部查处。】为了严密封锁环江大量死人的真相，洪华追命令邮电局长：「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造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县人委干部谭少儒投书报社被查，洪华要求逮补法办，后定为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洪华还忿忿地说处理太轻，便宜了他。罗城县交通局干部覃瑛，回到老家环江县吉祥公社，见群众断粮饿死，有的干部还在那里一边吃喝猜码，一边吊打群众追粮，义愤填膺，投书告发。不料信被转回环江县委，当即派公安人员到罗城追捕。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洪华严加封锁，但环江大量饿死人的消息最终还是透露出去口自治区渐渐发觉环江闹得已不成体统，遂于一九六０年三月派共青团干部李月清率检查组赴环江调查。洪华如临大敌，派两名副书记随组暗中监视。李月清等发现明伦死人情况严重，挂长话向区党委告急。电话未通，改拍电报。电报稿被邮局秘密扣压远交洪华。洪华大怒，责难李月清等「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威胁「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直到检查组迫于淫威把明伦公社死亡人数由八０一人改为二五０人，把死亡原因说成系猪丹毒传染、牛瘟和钩虫、绦虫病，洪华才善罢干休。两位「陪同」检查的则书记背着检查组在明伦召开了四次秘密会议，威胁基层干部「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副书记韦宏基恫吓向检查组真实反映情况的公社副书记刘志林说：「你反映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这样，检查组处处受阻，寸步难行。直到自治区、地区检查团的领尊人亲自出马，调查才得以进行。自古以来，逃荒是饥民最后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环江百姓在死亡的威胁下只有外逃乞食，以求保命。环江县委不仅不开仓放粮，救民于水深火热，反而怕饥民外逃有损「红旗县」声警，不惜动用公安、民政机关四处追捕流民。从金城江、贵川等地追捕回来的一五０余人，有的放回原籍，有的关押。因监狱拥挤，被关押者死亡四四人。对于大量无法追捕回来的饥民，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宣布洪华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残暴如此，实在举世无双了！百姓上告、逃难为洪华所不容，就是饿死也开罪于洪华。一九六０年春节，洪华同县委其它领专人上街，见一人死于墟亭木板之上，便恶狠狠地说：「这个人真是别扭，大年初一来这里死。他妈的，死也不会找对地方，偏偏来人多的地方死，其是歪风邪气上升！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一天，洪华从水源公社回来，见一个人死在那康大队的路边，说了声「叫人埋算了」，扬长而去。又一天，一个转业军人死在水源街上，洪华怒令：「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来！」当死人越来越多，病人自身难保，到处无人埋尸的时候，洪华依然振振有词：「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表现！」天理昭昭！天理昭昭！反「后手粮」的斗争愈演愈烈。国家、集体仓库统统封闭，公社、大队干部无权开仓，「死人也不动摇」，于是，大跃进时期唯一的伙食来源，共产主义的象征『公共食堂』只好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驯乐公社达一三０天，大安公社一一五天，城关公社一０八天。停伙最短的公社也在一个月以上。停伙期间，令社员「自行安排生活」。可粮食在哪里呢？家中仅有的存粮被搜大，自留地的产品被没收，最极端的例子：捉了一只老鼠也得列入「安排生活」的方案算作「收入」。可怜的环江人申诉被压，上告无门，求救无望，外逃无路，只有吃野草、啃树皮，在无产阶级铁桶江山里死熬活挣，苟延残喘。浮肿、干瘦、肝炎、子官脱垂等疾病急剧增加，饿死人现象处处可见。开始，死人由生产队埋；后来死得太多太猛，活人也是半死人，只好各户自埋：最后，死了无人掩埋。开始用棺材：死多了没棺材，只用竹席、杉树皮一包便埋：最后，什么也不里，赤身露体，弃尸荒野。据当时的官方统计材料，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０年，环江十七个公社中，饿死千人以上的有九个公社，饿死四００至一０００人的有五个公社。最多的驯乐公社死了二五二六人，城管公社死二０００多人，城管公社的陈双大队，是洪华反「后手粮」的重点，原有八００人，死二三四人，占二六％以上。副点中山大队原有一二一二人，死五六二人，死亡率为四六五七％。驯乐公社康宁大队死亡率也达四五五％。整个自然村死绝的有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药公社的训林大队岩口屯。驯宁大队原有人口六四０人，死去二七八人，因而不能单独成立一个大队，只好与太平大队合并。据水源公社所死的一七０六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一五００余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一人，当场斗死的十五人，开枪打死五人，死绝九户……。大饥馑时期，环江究竟饿死多少人？据官方统计，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０年，环江县死亡二四、０００人，按多年平均死亡率扣除正常死亡，属断粮死亡的定为一九、二００人。

这显然不很科学：扣除了正常死亡而不加进正常出生。而据王定多方调查核实：一九五八年，环江人口十六万：大饥馑后，一九六一年底，环江人口十二万。亦即三年之中，死亡四万。如按三、六０年代的高出生率，正常出生大于正常死亡，则环江饿死人口在四万以上。如果按灾荒时期出生率下降，出生小于正常死亡，则环江饿死人口略低于四万。如果我们把饿死人口订为四万左右，死亡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恐怕大致不错。如果我们进而声讨洪华，宣称他在环江任职期间拄回的九六面红旗每一面上都涂满环江人民的鲜血，而「环江事件」则是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的又一座，想必也不至引起卫道士们的恼怒罢。洪华这位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吸饱人民鲜血的恶魔，在「环江事件」已初步暴露之后，仍然仕途通畅，荣升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一年春，才被当作替罪羊清除出党，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十年后，柳州地委竟然本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贯彻团桔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请示上级党委，复查洪华案件，最后「撤销原判；棠内给予撤销职务，恢复其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如对待备受委屈的儿子，党又宽厚内疚地将洪华拥进自已温暖的怀抱。一方面是铁案如山的「环江事件」不容否定，另一方面又是洪华「冤案」的改正平反，其间可能有任何神经正常的思维邂辑吗？当然有。这就是共产党的混帐逻辑。「这一严重问题一指「环江事件」作者注），主要是来自上面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洪华是左倾的执行者。现在，中央对这个时期指导思想失误作了明确结论，承担了责任。我们认为应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不应过分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

中央承担了责任？共产党不还是照旧专制独裁，照旧「光荣、伟大、正确」吗？那位饿死三千万人民的大独裁者，不还是照旧高卧放天安门广埸上的「十四陵」水晶棺里供人瞻仰崇拜吗？任何大权在握的极权政党都有着一套上下互保的机制。一旦有事，全党保中央，保党魁；一俟党魁过关，危机度过，便又党魁保全党，保党棍。责任几经推诿，使神奇地消失于乌有。最后，当人民和历史要求公审罪犯时，才发现竟是无人可究！死有余辜的洪华光荣平反，而为民请命的王定则坎坷重重。「四人帮」倒台后，王定巧遇王祖鉴。两位皆因为民请命刚直不阿而遭受追害的前县委书记，早已相互景仰，因此一见如故，互道沧桑。王祖錾望着王定那被穷困和疾病折磨得瘦如干柴的身子，不禁悲从中来：「老王，你现在还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你罪也受够了，苦也苦到底了……」「我还想把环江的事搞清楚，四万人啦，不能白白死了就算了，我想要弄清楚，得告诉后代。」王定放开王祖鉴手，低首兀自苦笑道：「这些年，给区党委、《人民日报》写了不少信，谈环江问题，没回音……恐怕是我这帽子还顶在头上罢？」「告去，你不会直接到中央告状去了先把帽子摘了，再说其它！」「我不像你，老王，我北京没熟人，右派，专政对象，连住店都不给住的。电线杆下面我又睡不得，你看我这身体……」王祖鉴沉思片刻，语重心长：「老王，你的状可不是你的状，你的状是环江人民的状！你先准备材料，我同北京的老同志联系联系……」

不久，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王定顶着万里朔风来到北京。王祖鉴地下党的老同志对王定热情款待，特别是那两个还当学生的孩子，成天把他背上背下，敬重如英雄。「您早来点就好了，学校没放寒假，我们请您去作报告！同学们最讨厌那些政工干部了，谎话连篇……」王定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北京环江何其追远！一九七八至一九五八何其遥远！我是什么人？是劳改、流放达二十年之久的人下人吗？他从不奢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大其不奢望能得到年轻人的理解。但眼下，他被深深感动了。两位在「四五」天安门运动中接受了民主洗礼的青年使他孤独的心得到温馨慰藉。一九七八的北京之春，民主狂飙激荡，民主墙、民刊民报、一团一伙的街头演说……中国果莫要变了吗？王定在年轻人搀扶下久久伫立于民主墙下。提议周恩来为国父……为刘少奇平反……呼吁邓小平出来掌权……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真叫人眼花撩乱。拳头大的字抄成的彭德怀「万言书」是最使王定激动不已的文字。他突然明白了刘建勋为何从庐山紧急通知柳州地委迅速「转向」，明白了洪华为何有恃无恐，明白了他的沉没和他可怜的环江人民的苦难……刺骨寒风中，他蓦然一抖，通悟禅机：大权！需要谎言支撑的大权，深恐旁落的大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督的大权！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思想的解放丁心灵的解放己人的解放！他想，就算这样回去，也没白来一趟北京。这也是一个告状的年代。各级、各系统接待站人满为患。入夜来，两个火车站及一些医院的有暖气的大厅都挤满了未登记上接待站或被拒收状纸的「上访人员」。

更为艰辛的是那些毫无身分、地位的受冤屈的贱民，他们往往携家带口，一路讨饭「蹭车」来到京城，和命运作最后的赌博。白天到各接待站探听情况，摸窍门，求有文化的同病相怜的上访者一次次完善申诉材料，再千辛万苦找到接待人员哭诉冤情，多半被连轰带搡赶出门来，一处不行，再到另一处碰运气。晚上，便合家卷缩于未竣工的建筑或用水泥袋、草袋堵住两端的大水泥管。当时，在小说《漂逝》里，我部分地写了冤民们的哀凄：人行道上，一位带着婴儿上访的年轻女人掠晒着她打下来的槐花，以石子、树枝为界标围成一片的槐花，掠干后卖到药铺，钱不多，却总比伸手讨饭体面。一位荣归京都的知青无法辨认她是否就是插队持初恋的情人，内疚与失落感使他难以平静。当施舍被谢绝之后，他还是提出了他最后的忠告：不要企图跳中南海。栏杆上隐藏着锋利的铁刺！小说发表了，但代价是删掉了最后的一句话。北京的老同学告我，因不少告状者走投无路时从北海大桥上往中南海里跳，以投湖寻死对官僚政治作最后的抗议。众目睽睽之下，萧墙内的人们不能见死不救，救命之后也不能不直接过问冤情，于是批文一下，数载数十载冤案迎刃而解。因此，不惜冒生命危险投湖诉寅的人越来越多；有责任下水捞人的中南海警卫人员也越来越烦，捞起来便是一顿死揍（这些农民的儿子们啊）！为了制止投湖诉冤搅了中南海的清梦，要人们改造了北海大桥低矮的传统式的汉白玉栏杆。新栏杆为高耸直立的钢筋栅栏，顶端尖刺，下部无可供瞪足的横档：而且，在濒临中南海一例，钢栅拦上部可能一握的部位，在人视角不及的背后，竟然隐藏着间距一厘米的密密的铁刺二每次路过北海大街，我都要趁游动哨不备之际定定地望一眼那些令人心寒的细密铁刺。外地上告人员绝不可能看出这些铁刺，只有在当他奋力抓紧钢栅栏时，这些铁刺才会突然存在，令人鲜血淋漓。过去，在对青年的讲演中，我曾多次指出：要了解什么是法西斯专政吗？请看看北海大桥的新栏杆！这是一个冤狱遍于国中的时代。两千年封建王朝冤狱之总和，可能都还不及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时代！王定毕竟尚未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沦落到跳中南海之绝境。在国务院接待站，排了一个半钟头才轮到他递材料。接待员扫一眼便把材料退回来：「右派问题到统战部……」王定急忙分辩：「我不是民主人士……」话没说完，便被后面的人挤出来。次日，又去统战部接待站，好不易排到跟前，递了材料。接待员一翻材料，大吃一惊：「饿死四万人?是不是确实?」略一交谈，又说：党员右派问题是组织部处理。又一日，王再去组织部大院，但当日的「号」已经发完，来晚的人挤了一院子，茫然不知所措。有好心人给王出主意：耐心等下去，把未挂上号的人都等走光，再一人去找发号者，说得惨点儿，兴许能照顾你补个号。果然一切如经验者所说，下午，王终于被接待。接待者看了材料，说：这个问题，北京没法解决，同广西去吧。王急了，说在广西告状多年都没解决。接待者说：此类问题，中央已经有决定，你拿上组织部接待站的信回去吧！回到首府南宁，好不容易通过热人把材料递进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答复是：回柳州地区吧，由地区批回环江解决。王不禁膛目结舌了：首都首府地区环江，转来转去，还是要转回那个令人寒心的环江县？一九八八年春，当我们在南宁见到王定时，他已经早早离休，不问政事，潜心帮助自治区文革大事记办公室编撰审定文革历史。

他坚持秉笔直书，力争修出一部信史。白纸黑字的文革史自然是有人又恨又怕的。当压力大到某种程度时，主持者打算委曲以求全，对史稿进行回避矛盾的重大删改。王定则主张坚持原则，寸步不让。他睿智地摆出两条前途供主持者选择：一是屈服压力，编出一部欲言又止，不明不白的「史」。当前的压力自然缓解，但工程结束之后，有人会拿着修改前的史稿来反攻倒算，叫你「说清楚」。那时班子已遣散，资料已散失，仲有口难辩，「造谣诬陷」的帽子只有戴起。一是顶住压力，秉笔直书，拿史实、档案数据把干预者干脆利索地顶回去。当下艰难困苦一些，但无后患，又为国家民族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一番话不能不便人对王定的骨气与深谋远虑心悦诚服，钦敬有加。几天的促膝长谈，除了「环江事件」之外，王定还尽其所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广西文革的情况。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得知一批已基本完成的史稿已分寄广西省内外各类档案机构。这为我们日后查阅抄录提供了线索。告别那天，我们夫妇一一人向他热忱致谢。老人低微地说了一句：「你们写吧，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人类……」我怀疑误听，下得楼来，叉问妻。妻肯定地说：「没错儿，是「为了人类」！」人类！一股暖流在我的心头荡漾……久违了，这神圣的词汇。除了涉及自然科学，中国人从来不说「人类」。我们只惯于说「阶级」、「斗争」、「专政」。残酷的词语说得大多了，便毒化了心灵，便遗忘了爱，遗忘了那个使人一说出它来便心胸开阔，充满爱意，便面露微笑的词汇人类！

尊敬的王定老人，您怎么会脱口而出这生僻禁忌的书面语「人类」呢？您见到的苦难太多了。而且，这些苦难没能打垮您，反而涤净了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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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王定：《一九五七年五月在中共广西省撰代会上的发言》。

《广西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高产颂》。

同上。

犁江春：《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与环江的现实》。

有关「环江事件」的统计数字、典型事例，皆出自犁江春撰写的《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与环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