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第二章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七月二十三日，县革委在县城芦墟召开万人大会，主任王建勋在会上作了贯跑了南宁地区和梧州地区四县之后，我感到林地外围已然廓清，该向那黑林莽的深处进发了。全力以赴的最后搏击：武宣。六月十日午后抵柳州。按照惯例，先到柳州她委整党办接头，组织部副部长庞煌介绍我与整党办另一熟悉情况的副主任门启均详谈。全地区文革中死人六千，融安县死千余，武宣县死五百余。（处理：融安县捕十九人，武宣县捕三十人;全地区无死刑、死缓。）吃人情况：有些县有吃人现象：武宣则吃人成风。一有邂斗，老太太都提上篮子去等。人一死，一拥而上，挤在前头的割好肉，后来的割不到肉连骨头也分。干部中吃人肉者亦不鲜见，如道反起家的武宣属革委副主任王文留（女）。最初下面反映她专吃男性生殖器，中央工作组汇报上去，中央大为震惊，八三年五、六月间，几次三番打电话来催问为何还不清除出党。经落实，她只吃过人肉人肝，现已开除党籍，降为工人。吃人最残忍者活剖、活割。人道活着，一块块割下来油炸吃。门副主任还谈到一情况：「处遗」期间，自治区曾下过一个文件：凡吃过人肉者一律开除党籍。后担心文件落入香港人手，暴露广西吃人肉情况之普遍（以至需自治区专门对吃人肉者制定惩罚条例），一律收回。但仍按文件规定执行。到此为上，可谓一帆风顺，各级均采取合作态度。从柳州地委政法委开始，官方向我关严了大门。六月十二日上牛，按照与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蓝某之约去查阅要案案卷，结果又叫出个负责人李某，查验了介绍信，却不让看案卷。李某表示他可以详尽地与我介绍情况，却又东拉西扯，吞吞吐吐，我不点什么案他便不提什么案。蓝某则正襟危坐，在一旁紧张记录，摆出副吓人的架式。我自然明白，这是对我的含蓄的警戒：我须对我的每一句话负全部责任：白纸黑字，也有利于他们日后摆脱干系。气愤之余，竟生出恶作剧之念：

我故意不断打岔，把李某的话切得零七八碎，或该我说时故意不带标点符号，一口气说上一大段。看他如何去记！果然，蓝某被搅得无法记录，不时干脆停笔发愣。我意识到：封锁自此开始建立。封锁吧！你们封锁不住我！我彬彬有礼地冷冷地打断了李某的期期艾艾，起身告辞。戏可以收埸了，彼此都很累！早有预料却迟迟末发生的封锁终于开始。这封锁使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走大街上，目光无目的地掠过商店橱窗、机关单位的名牌、姑娘们鲜艳的衣裙、兜售芭蕉柑桔的小贩……官方封锁走民间，这是我已盘算好的既定方针。可在这柳州，我又能找什么民间人士呢？我尽力回忆我所知道的广西作家，竟想不起有谁在柳州。那么，还能找什么人呢？走吧，闯吧，天无绝人之路！打听到柳州市文联，找到个《柳絮》杂志编辑部，同主编坐了一支烟功夫。原来这是个通俗刊物，最高印数达一期一百五十万份，每期净收编辑黄二万余元……听主编谈了一阵儿经济经，知找错门径，告辞。又找到地区文化局所属的《百花》、《琴剑》编辑部。一进门，便自报家门，编辑部的同行们立即让坐倒水。原来他们了解我的作品，还十分熟悉山西作家群。我知道：找到地方了！很快，我介绍了此行之目的，并谈到眼下之困境，请文学界的这些新朋友们出谋划策。素日颇感无聊与负担的知名度起作用了，新朋友们尽其所知，介鉊了不少武宣的线索，大其是向我介绍了两位重要的知情人：王祖鉴。南宁师院中文系前党支书，已离休。原北京地下党员，解放南方到广西，，曾任来宾县委书记。后打成右派，到武宣劳改。文革中曾冒死将大量吃人消息报到中央，是揭发武宣吃人事件之元勋。余光美。老游击队员。家是武宣桐岭大地主，偷家里枪出来参加革命。一辈子在武言一，精通县史，博闻强记，亦是揭发武宣事件元勋。此人为蒙冤群众写了许多状子，极了解情况，现在县史志办。好！有这些不惧强暴的忠勇壮烈之士，何愁武宣难破！但我已预感到前途之艰险。从几个消息来源了解到，「处遗」又有反复。

凶手们未受严惩，有的又凶恶起来，反攻倒算。群众怕报复，一般不敢讲话。出于种种复杂的人事及心理原因，各级干部对吃人事件也讳莫如深，有一种深深的疑惧。新朋友们亦告诫我，到武宣千万小心从事，注意人身安全。武宣，武宣，一个可怕而神秘之所在！未到武宣，便已感觉到那阴森气氛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告辞时，朋友们又叮瞩食人者爱吃肥胖之外乡人。于是告他们，如一去不返，请柳州朋友们为我收尸。一笑。六月十三日牛后-一时四五分到汽车总站乘长途客车，五时抵武宣。遵照友人告诫，持介鉊信到县招待所住下。晚，一友人带余光美来访。寸头，赤足，短衣短裤，满面红光，神呆飞扬，果然有一番老游击队员之气派，完全不像已知大俞的人。由于生性耿介，不与丑类同流合污，不仅没靠革命资历爬上去谋得一官半职，反而老挨整，年至半百才刚刚结婚。数十年底层生活，乐大知命，倒使他显得十分年轻，脸上、身上肌肉紧绷，不曾松驰。大南海北大聊一道，很是投机。余光美快人快语，好一条敢作敢当的好汉！一晚上，他把武宣文革的大案要案连锅端，并向我详细介鉊了武宣领导层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况。他说早已知道我要来的消息：自治区、地区的层层电话通知，使县里摸不着头脑，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民间」亦迅速得知，聚一起商议了如何真实反映情况，准备材料。这些正义者同「吃人者」们斗争多年，至今尚末彻底翻身。两文革中作恶杀人吃人的策划者们亦未得到法律的惩办。看来，我虽有正式合法身分，还得搞「地下活动」了。王祖鉴、余光美等人的正义斗争，令人十分感动。那晚，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当沿着这些大无长的前驱者的足迹前行，责无旁贷！知情而保持缄默，我便可耻地犯了同谋罪！」次日晨到县整党办，副主任刘某接谈。介绍信一拿走便再不回来，我只好在办公室里看了一个多小时报纸。后来才明白是件「准备工作」去了。

待商议好对策，便再不出面，让我与参加通「处遗」的李、杨、周、何四位工作人员谈。同柳州政法委一样，谈得十分艰苦。谈话架式摆开了，不能不谈，但几位皆吞吞吐吐，面带难色。说话前往往还要彼此看看眼色，而且尽可能让别人谈。看来他们果然已商定对付我的方针政策。我只好利用已掌握的材料点他们，果然是推磨：推一推，转一转：不推便不转。但毕竟谈了不少情况，不少要案。最后，我逐一道询各案材料，都称不知，都自称不是最先搞「处遗」的，他们皆不知案卷去向，可能在公检法机关云云。幸好我先跑数县，了解情况，指出：与各案有牵连的党员案卷肯定不在公检法机关，而由他们掌握。他们无言以对，只好嗫嚅低语：「难找……」这拙劣的谎言使他们再无法抬眼与我相视，每个人都默默低下头，有的看报，有的在纸上乱写画，有的抽纸烟，皆一声不吭。长时间冷埸。我亦不作声，一支接一支抽烟，看他们如何收拾这尴尬埸面！终于刘副主任出埸了。我质问他案卷去向，籍言以对，干脆迥避问题，讪笑着说：「就谈一谈吧，不要看材料了……」果然武宣不善！我默默起身便走。刘副主任见状，在送客路上，一会儿解释为封存了，一会儿解释为实在不好找，一会儿又说材料也不详细，不如谈话。我沉下脸，毫不客气地指出各类案卷的去处。再无欺骗之余地了，刘某终于摊牌：「你还是不要看案卷了吧！」为什么？他们内心深处惧怕什么？他们有何重大牵连？他们想捂住什么？午饭时，在招待所食堂门口碰到余光美，简叙上牛经历。余光美一笑，称「民间」的同志们早知官方有所准备，果然不出所料。但他们也作了充分准备，甚至公安部门的同志，还周到细致她安排了我的安全保卫工作，保证我在武宣采访期间绝对人身安全。我很感动。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武宣，我不会善罢罢休的！开始启用「民间」渠道。到武宣师范一前武宣中学）找到某＊注，在他的指点下，我拍摄了当年武中剖腹挖心肝割肉和煮食的现埸。其神色紧张，再三嘱我千万保密，不要将他牵连上，因对方的报复是难以预料的。当晚，老游击队员余光美来，见面即问我下午是否去了武宣师范和渡口，并将我行踪说得一清二楚。有人跟踪？我顿时有些紧张。

原来武宣师范一位文革中受迫害者，仅与我打了个照面，听到我一句普通话口音，立即去找余光美，说可能上面有人来，你们还不赶快去反映情况！看来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犹如一只待引爆之太药桶！于是余光美瞩我一定要小心从事，不要暴露身分。凶手们不会欢迎我，而告状的群众则会将我也围起来，使采访工作陷入被动局面。况且，在法办凶手上，我无权无势，起不到任何作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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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人姓名已忆不起。因采访日记上用的是一字母作代号。已感到空气紧张，怕连累其它人，从这天起，凡民间人士，皆以字母入记录。这样，即使采访日记被抢走，也不至祸及他人。但时间过去四年多，我再也忆不起代号所指真名寘姓。（＊＊注）余光美果然有先见之明：仅一位「遣属」知道了我身分，跑来哭诉便整整一晚！长达二十余年的告状生涯，已使她明显变态。与我说不了几句，便开始大怨大诉，彷佛面对众多围观者的讲演。有时，总算意识到面前只有一位听众，便放低声音。但片刻之间，又陷入嚎啕大诉状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也许，在二十余年无效哭诉之后，内小深处已产生深刻的绝望。于是她的每一次哭诉，再不是面对具体的个人，而终于成为面对上帝的控诉。仅仅是独白与宣泄，再不奢望应答。她叫陈春凤。其父陈伯林于一九六二年十月被共产党农村干部李焕奎与韦德凶残杀害。陈春凤亦遭受毒打，监禁，逃亡，流浪。在传奇性的逃脱罗网之后，她于一九六三年开始了长达二十三年的告状生涯。「当一大六四年武宣公安局毛景山等五位同志对此案侦破后，曾经将此案呈报上级有关领导机关要求对李焕奎等人进行严惩，然而经过审批，仅作出给李焕奎开除党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降两级，当一般干部使用的处分决定。然而，当这个处分决定传到李焕奎顶头上司的手中时，竟然变成了仅绐李焕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春凤当然不服，一直告到今天。

一九八五年秋，柳州地区派员赴武宣调查此案，认为情况属实。但一部分当权者认为「案件已发生了二十多年，追究刑事责任畤效已过」。律师尖锐指出：“被告人李焕奎和韦德至今逍遥法外二十多年，是由于陈春凤明知其父被李焕奎和韦德等人杀害了迟迟未告发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官官相护’所造成的呢？”

律师吴红辉显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本律师不禁仰大惊叹：就是在封建社会，一些有眼光的统治阶级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何要求逮捕犯杀人罪的李焕奎和韦德却那么难，社会主义的法制尊严在哪里？」

我不仅深深同情这位坚贞不屈的告状女，而且开始担忧这位勇敢正直律师的命运。看不到死材料见活人！了解到许多曾负责「处遗」工作的同志被恶势力打了下来，决定找他们谈。到县政法委找到刘叶进主任和廖怀强秘书长，讲明来意，提出四人名单，于是，我对这些下野人士的采访使具有了合法性质。杜天生，原公安局长，前任处遗办主任。因秉公执法，抵制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一直吃不开，后干脆被人家请下台，给了个公安局党组书记之空衔。他得了心脏病，但公安局连药费都不给他报销。「犯人还要看病吃药呢！」他气得很，但常常自已宽慰自已，他知道，对手想把他干脆气死。这是一位头脑极其清晰的人。根据我的要求，他全面介绍了武宣文革进程。再综合其它材料，概述如下：文革时期全县有八个公社、一个镇、一百零七个大队、六条街道。一其中有九十几个大队打死人。人口二十二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人，文革中打死、迫害致死五百二十四人。武宣文革起步迟缓，落后全国形势约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县长黄达始在全县广播会上宣布全县文革开始。随即游街批判了县检查院检查长、粮食局长，并开始批斗大量「走资派」，但未曾发生殴打及侮辱人格现象。一月二十六日，造反派宣布夺权。至此，赶上了全国形势。一九六七年六月，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支持韦国清和打倒韦国清为线，群众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互相口头攻击。一九六七年九月，生产瘫痪，班车、班船停开。

一九六八年元月，两派动枪。八日大派攻打小派据点，不下。二月一日，小派攻打大派据点，亦不下。一九六八年一一月十八日，开始杀人。小派几十个中学生到县武装部，要求解决吃饭、安全等问题，大派诬之为抢枪。（一前县委书记、前处遗办主任臧良兴解释这种现象的发展逻辑：「一分派就矛盾激化。一跑就聚起，生活无着，就要东西，不给就偷、枪。互相抓人。」）遂调集民兵，把小派学生围在一房里，企图用炸药包炸死，被武装部制上，便开枪，令学生投降。学生们出来后，李国伟、张俊二人被公开杀害。武装部未予追究。首开滥杀先例。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小派抓了大派总部作战部头头覃某。大派调动民兵进城，包围小派据点。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小派只好放人。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县革委成立。但随即武宣进入最混乱最血腥的时期。县革委中，每派代表二人，但领导干部是大派观点。因此，小派指责为「派性委员会」，而大派则要打倒小派，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矛盾迅速激化。

一次在武宣文革支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规模武斗终于酿成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小派在港务站抓了大派小头头梁某等三人，并搜走一百二十元一角八分。大派以此为由头，调集大量武装民兵进城，至十日，已完成对小派所有据点的包围。十日，东乡大派小头头廖某巡视战区时被冷枪击毙。大派随即大举进攻，以「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的办法（从越南战埸上学习的，据说比一般炮弹威力要大得多。）轰击小派制高点。武斗进入高潮。与此同时（十日下牛一时一，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县草委主任，武装部长文龙俊宣称：「根据现实情况，怎样处理，打也好，教育也好，都是处理方法。」在「红色政权」的纵容下，局势愈加严峻。

十一日，大派下达总攻击令。各战区（大派此役分五个战区）向各自目标发起进攻，采取逐巷逐户逐墙爆炸开路的战术，紧缩包围圈。十二日，北方柳州、南方贵县数百武装民兵驰援大派，形成南北夹击。小派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已成败局。是日深夜，炸药包轰呜，战火四起。小派力不能支，弃阵突围。在横渡黔江时，遭到大派在河对岸的埋伏，生者弃船落水，因渡逃命。

大派又将渡口拖轮开出，以探照灯搜索击毙。次日晨，武斗结东，打扫战埸。仅在石人坪一处便杀俘三十余人。这埸武斗死亡九十七人（大部分是杀俘），是除南宁市以外，全区一次性武斗死人最多的一次。小派武斗总指挥周伟安于十三日凌晨突围，十四日晨逃至禄新区大榕被抓获。大派副总指挥潘茂兰闻讯，专程至大榕将周的头颅和双脚拿到禄新为武斗死者覃某黄某开的追悼大会上悬挂于树，「祭奠英烈」。＊注以人头脚祭奠，虽然残忍，但在这个「万人追悼大会」上，不过是余兴。在此之前，疯狂的人们已将两位逃跑学生「活祭」过了。覃守珍、韦国荣两学生被绋缚于禄新粮所前公路迭两棵大树下「活剖生祭」，「禄新中心校工友黄殿峨用杀猪刀剖，后右手提刀，左手提二副人心、肝走。」＊＊注「据说会后又将人肉拿回县城煮，同猪肉一起，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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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据《武宣县无产阶纫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同「……十四日逃至禄新大榕被击毙。」似不确。据周兄周不安叙述：「抓住周伟安在大榕，打电话叫镇里去人，共的是蔡昌权、石家音(音）二人(皆大派小头头）。去后才打死。去时还见到周活人。」

另，县整党办李、畅、周、何介绍时也证实系先抓获，后打死。

（＊＊注）此案有「活剖」、「死剖」二说。支持「活剖」的证人除上引之吴宏泰（柳州地区教肓局「处遣」工作组长）而外，尚有杜天生（前县公安局长、前县「处遣」办主任）：「二学生被活活剖腹取心肝，吃肉。

廖某(老禄新街小学校长）：「(两学生）开会畤，拉到会场，绑两棵桐油树上，活剖。周围树上挂满人肉、肝、心。腥得很!」

支持「死剖」的，一是《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十五页：「（两学生）行至粮所附近（为）覃汉茂、黄世放开的追悼会场被打死。」一是县整党办李、杨、周、何：「…活剖二学生是谣传，是群众自行打死的，死后才动的手剖腹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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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总指挥周伟安的头颅及腿脚象征着小派的覆灭及大派在武宣上地上的伟大胜利，得之不易，自然当加以充分利用。「万人追悼大会」吹日晚，大派陈xx用自行车将周头又一腿驮回县城。人们到周家，把头与腿扔给周妻韦淑兰，并戏谑地问道：「这是周伟安的头和脚吗？」「是。」「那今晚夜你就抱他头和脚睡觉吧！＊注」

第二天，将周头及腿挂县城最热闹的集市墟亭旁示众。

那一日，武宣城内成百上十的人都看到了如下埸面：周伟安的人头挂在墟亭边树上，还有大腿骨。人头上眼还睁着，脚底板肉还没割。把周伟安老婆带来，还有另一个女的，叫刘玉红，一齐跪下。问：「这是不是你老公？」周老婆低头说：「是。」又问：「你老公是不是坏人？」「是。」再问：「这大腿骨是不是你老公的？」「是。」……又叫两女人脱掉上衣，大庭广众之下，不脱。便有人用刀从背后把衣服划开，桶一刀，＊＊注说：「太瘦，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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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据吴宏泰掌握的材料，虐待狂们还「强迫吻睑、摸头，韦淑兰昏倒在地。」＊＊注是周妻被捅一刀还是刘玉红被捅一刀，或两人各被捅一刀？提供情况者未能说清，或我当时未记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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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咬牙忍痛，一声不吭，但头上身上全是汗。因为都是小派家属。周伟安老婆当时已怀孕七、八个月，就要生的样子……。

周家的惨剧尚未结束，株连之网再度张开。这次的牺牲者是周伟安的四兄周石安。理由十分充分：大饥荒的一九六年，周石安铤而走险，偷了公家一包大米，被判刑七年，刚从劳改地释放回家不久，算「劳改释放犯」，属于「二十三种人」；再加上弟弟周伟安是「小派坏头头」。理发匠廖伙寿把周石安从家里抓出来，推到县城什字街，高呼：「这就是周伟安哥，他要替周伟安报仇！」随即将周推倒跪地，群殴开始……打半死，拖到西门码头。……动手割腹的是王春荣，要心肝，同五寸刀割开，脚一踩，心肝冒出来，就割。按着其它人也一起动手，一会儿把肉割光。用小木船把骨头运到河中央扔了。……听说王春荣下手时人还没死，用刀割开后还喊了一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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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县处遣办陈绍权：“周石要被游斗挨打我亲眼见。当时我刚刚走到什字街，见周石安被绑在电线杆子上，低着脑袋，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我害怕，赶忙往东街走了。听人们后来说拉到西门码头剖腹割肉。打昏后剖腹，一切开，还没掏肝，同石安呻吟一声，双手往胸前合抱，吓得动手的人忙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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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精练的文件和证词是一种抽象，它们准确地认定犯罪事实，却往往把当时悲剧的氛围及人们的情感略去。我不是检查官，我想去捡拾那遗失在文字之外而又为岁月无情冲涤几尽的热情与冷泪……走完柏油路，步上石板小街，在旧陋的贫民街区一间阴郁的小屋里，找到了周氏兄弟的兄长周杰安。一双惊恐疑感的眼睛、一张全无生气的虚胖的脸。当我掏出种种证件、介绍信证实身分，说明来意之后，那眼睛中惊疑之光一旦熄灭，便成了两点了无光彩的黯然。那张虚胖的灰脸上除了困顿落寞，除了毫无意义的沉沦，你再也找不到何物。语言同样罩上一层冷寂的死灰色，连文件及证词中透露出来的那一丝情感也无以觉察。手足之情呢？往事之酸辛与苦痛呢？抑或一瞬眼的潮湿、嘴角的微抖？一切属人的情感似乎都已死灭！我简直可以担保：如果立即宣布将对他实行「群众专政」，他定然会不加辩解地默默随我而行。漠然陈述过两弟之死，又漠然陈述了两弟死后之事：「……「处遗」时，按规定给了二百二埋葬、抚恤费，两人加起来有四百四。把肉吃完，两人骨头也找不到了，埋葬费还是都给了的。周伟安三个女儿，周石安一儿一女，都长大了，都没给安排工作。两个都不是国家职工，当时在镇上组织的劳动队，搞点搬运什么的。……现在我们很为难，街上很多人吃过他们的肉，现在还恨我们，我们台不起头。也没人来赔礼道歉，恨得我们要死。今天是你来，武宣的人来，我们不敢讲半句。……家也被砸烂抄光了。五二年上改分给我们房，六八年撵下农村，房子归了公。至今未处理。是分地主的房子，当时没给房证，现在说当时没分定给你们。我们父亲是工人，我旧社会十四、五岁就开始当工人，土政时候划了贫民成分。老家是广东，跑日本上来的……「当然，二百二少了点，算起来，吃一口猪不如吃一个人：但倘着死一人二千二，国家财政也许会崩溃？当然，吃了人家肉还恨人家有些不尽情理，但倘若他们不让我们吃肉，如今能背这恶名？周杰安的传染力使我也失去了愤怒，而凭添许多宽容及理解。征得他同意，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仓皇逃离。穿过崎岖小巷，到得旧街上，心立刻感到宽敞。虽这街本不该称街，不过是两条汽车无法对驶的大巷，但小街上有夏日的风。两街交又的小小路口，便是西关什字了。那位事后未受任何惩处的理发匠便是把周石安拽到这里施以私刑的。奄奄一息的被害者也就是沿我脚下这条石板小街被拖去码头。西街并不长，很快就走到头。与西街相接的，是一坡宽大石阶。石阶直通黔江边，江边泊着十来条船，大约便是案卷与证词中的西门码头了。长长石阶，使我记起了一个细节：周石安是被倒拖下码头的……我彷佛听见头颅在石阶上磕碰的闷响，一道断续血痕沿阶而下，逶迤行至江边……从高处下望，黔江是暗绿色的，与江对岸的青山碧树融成一绿色世界。所不同者，仅一静一动。静卧于碧流中的，竟然有一处小岛，宛着绿色锦绣上随手抛置的一枚长梭。问了两位街边行人，皆称「石人坪」。……猛然记起，这便是案卷证词中无数次提及的杀俘之处！就是了，在夜色掩护下，武斗总指挥周伟安率部突围正是走的这条路。他们边打边撤，跑下长长石阶，冲到江边。他们以为逃过黔汪，便逃脱了死亡。殊不知对岸早已埋伏，黔江成了死亡陷阱……机枪扫射……拖轮的探照灯……江水中涌起的血泡……次日晨，人们从石人坪小岛的岩缝里搜出近四十名中学生红卫兵，除一十五岁学生被人保走，全部当埸屠戮……何以兄弟俩俱是从这条路走向死亡？搬运工、苦力，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兄弟俩在这江边的石阶上负重而行，不知抛洒了多少汁水「在那可耻的人为大鐖馑里，哥哥以盗窃一包国家大米表达了生的权利和朦胧的反抗。

数年之后，更加成熟的弟弟成为一伙对现存秩序心怀不满的青少年所公推的首领，以剑与太表达自己对社会不早的抗议。也许，这条路带他们走向死亡，正是因这条路曾带他们走向反抗。沿着这路，我走到江边，却觅不到当年突围的弹壳，也难以判断周石安血沃的岩滩。忽眼前一亮……那是锋利的五十刀在阳光下致命的一闪，是临终前一声长叹和蒙难者那神秘的最后的拥抱……伫立于岩滩上，沐浴着温柔的河风，千载悠悠之江水以其清洌沉雄竟使我猛然顿悟：一包大米的盗窃者刑七年，尔后又因此罪名正言顺被剖腹食肉；而那凶手，那位剖杀数人，并以人肉下酒的虐杀狂王春荣（＊注）却仅刑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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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采访「记》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县整党办李、杨、周、何谈话记录上，周石安一案文字旁，注有一行小字：「凶手何岩生，刑七年。」而遣属周杰安则称「动手剖腹是王春荣」。似二人皆参与杀害周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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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因为前者是不安分的奴隶；而后者，虽同是奴隶，但更是不惜以同类鲜血来取媚于主子的奴才。主子不喜欢不安分的奴隶。主子喜欢心黑手毒的奴才。而法律在中国绝非女神，至多不过是一位二等管家婆。她职司察颜观色，以主子之青、白眼为准，对不安分的奴隶及有损主子体面的奴才分别施刑。毫无疑问，大武斗是武宣文革史中的重大事件。它直接追成近一百人死亡，其中四人竟被挖心掏肝，割肉分食的惨剧。可以说，它与「刮台风会议」一起，把富于首创精神的人吃人群众运动推向了高潮。但它绝非理解武宣吃人事件的钥匙，更绝非吃人事件之原因。在深入研究之前，我一般地同意武宣人的如下观点：武宣之所以后来吃人成风，概源于武斗之酷烈以及此种酷烈造成的疯狂复仇心理。分析了具体案例，我发现绝大部分与武斗和武斗余波毫无关系。而且，数例吃人案发生在大武门之前。例如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通挽区古佐大队批斗覃和家、覃允琢，然后用粉枪（霰弹枪）打死，割肉分食。

又如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通挽区花马乡韦昌孟与韦昌干、韦炳环等十一人，把路过花马村的邻县人（贵县石龙区凤凰乡禄放村陈国勇）杀死吃肉。「韦昌孟首先用大刀把陈砍死后，韦昌干按着剖腹取肝，拿回村上煮宵夜吃，分两桌有二十多人参加吃。」此案发生于大武斗同时，但与武斗并无关系。我认为，武宣的吃人运动源于党政军当局所唆使、鼓动的我认为，武宣的吃人运动源于党政军当局所唆使、鼓动的「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嗜杀狂。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武宣县发生首例私刑处死，不仅未受法律惩处，反而得到鼓励。于是，杀人事件逐渐蔚然成风。五月底六月初，柳州军分区召开「刮台风会议」，武宣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文龙俊和三至区革委主任潘振快出席。六月十四日，武宣县革委在县城召开县、区、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军分区「刮台风会议」精神。文龙俊在会上号召：「对敌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专政，把政策交给群众。搞阶级斗争不能手软……」

－－－－于是，自大武斗之后已经乎息了整整一个月的武宣，顿时变成一个处处是杀场，处处开人肉宴席的人间地狱！那位活剖周石安的屠夫，志愿军复员军人王春荣已歇业整整一月。在县革委「刮台风会议」期间，又操起他的五寸刀，为武宣的无产阶级专政伟业作出了特殊贡献。在武昌区召开的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活活打死，黄振基等被打休克。在游街途中，黄振基醒来抬头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十刀，气焰嚣张的说：「嘻!嘻!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上，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而死。59562;这一大剖杀了几个人，我手头的官方文件没有记载。但据首任县处遗办主任、公安局长杜大生及前处遗办「未经任仑的秘书长」：亲手整理吃人名单的陈绍权证实：「那天剖了五个人。」王春荣亲自剖了几个人，文件亦无记载。

但据陈绍权及整党办李、杨、周、何证实：「王春荣见肝花花绿绿」，「见肝有污点」，扔掉再剖。还是这个王春荣，在武宣墟日（六月十七日）的游斗中，在新华书店门前，又活剖了大米厂临时工汤展辉（汤灿威?）。「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剖肉＊，汤命绝身亡。」

然后，王春荣春风得意，提人心肝至食品公司猪肉门市部，人肉猪肉并佐以调料，一起烹熟下酒。

当时真是人山人海，人海人山！阶级敌人难受之时，正是革命人民开心之日。这是一个革命的节日，人海之中，已「靠边站」的县法院院长毛景山对身边一位军官说：「这样乱杀人，象话吗？你们该管管了！」这位军官是县武装部副部长，县革委副主任严玉林。权柄在握的父母官答道：「群众的事，管不了哦！」

他当然不会挺身而出，制上杀人吃肉。他刚刚从一个号召「刮台风」会议的首长席上下来，又漫步踱入眼前这个「刮台风」「现埸会」的观众席，他不动声色，混迹于芸芸众生，正感受着呼风唤雨的巫师目睹腥风血雨骤然应召而至的那种暗喜与自得。就这样，在一位伟大统帅的总导演下，在一位现役军人的执行导演及一位退伍军人的热惰主演下，武宣的土地上，一场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先例的血腥丑剧进入高潮。自此之后，「吃」戒大开。每会必斗，每斗心死，每死必吃！在活剖生割及人肉大会餐面前，往日令人胆寒的私刑处死己愈来愈显出它的宽容与仁慈。＊「县副食品加工厂会计黄恩范去晚了，得不到肉和肝，他砍一条腿骨，拿回单位绐（与？）工人锺桂华等人剔肉煨炖吃。」

同日，武宣中学亦大摆「人肉宴席」。在官方文件中，仅有以下简短记载：「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武宣中学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学校是育人培养人材之场所，出现此种残忍野蛮、丧失人性的行为，令人费解。

……幸好未到武宣之前，我便了解了此案之详情，否则，那许多令人心悸的丑恶都被这几句轻描淡写之又字所掩埋。在柳州，根据整党办副主任门启均提供的线索，到地区教育局找到督导员吴宏泰。他是地区教肓局处遗工作组组长，曾任武宣中学校长，对武宣文革有发言权。吴宏泰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湖北人，中原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首届毕业生。一九五*年到广西支边，实属共产党的第一批教育干部。侧面轮廓有点像张春桥，人极和蔼坦诚。一位最典型的教师。第二天，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武宣的一些重大吃人案。第一天，则主要谈了武中吃人案。他是一名戏剧性的参与者，又是后来的清算者，一切鄱在他脑海中栩栩如生。武宣中学是一所著名学校。一九六*年，全柳州地区选拔两所先进学校赴京开会，武中便是其中之一。文革时，他是校长，自然是「走资派」。亲见亲历的许多残暴事件，使他顿感生命已毫无意义。他悄悄走出校门，走到江边，走到小洲上，脱下鞋，整齐放好。就在他准备跃入滔滔江水之时，一位放羊老人赶着他的羊群走过。老人昏花而智慧的老眼一眼看穿，喃喃说道：「快过去了，快过去了……」一句朴素而睿智的话使他摒弃了死之诱感。他穿上鞋，又回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然而劫难追去得却不很快。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晚，语文教研组组长及地理图画老师吴树芳被打死。这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全校领导、教师，除了五个贫农出身的之外，全都被批斗。令人不解的是，一帮武装的学生找到吴安奉及另外三名「黑帮」（文革后校长韦天社、数学教研组组长覃驰能、教师何凯生），令他们将吴树芳尸身台到几里之外的黔江边。几个学生持枪押送。大批学生远远跟随：……傅秉塑（高二的学生）把一把菜刀扔到尸体边说：「特务，割他的肉，吃宵夜！……不要把肠子割破了，割破了把你们一起拥到河里去！只要心肝！」

我们四个「黑帮」蹲在地上，有人把刀先塞给我。我拿着刀，手直打颤，怎么也下不了手，割不动（＊注）。（＊注）根据他人回忆，吴宏泰刚一动刀，便昏厥过去。学生们一边骂，一边把刀给了覃驰能。在手电光里，单驰能咬牙下了手（不下手可能真要把我们也干掉，学生们杀气腾腾的。）割了心肝，还有大腿上肉，有的装在塑料提袋里，有的就血淋淋地挂在长枪上往回走。后来经调查落实，在三个地方煮：一是大厨房，喊张工友（女）开了门，煮熟后七、八十个学生吃了肉：一是革委副主任黄园楼的宿舍，用瓦罐煮，他没吃，有四个学生吃了；一是三十一、三十二班教室外走还的屋檐下。割了肉，吴树旁的尸骨当时就扔到了河里………「处遗」时，武中文革副主任因吃人肉开除了党籍，还理直气壮，说：吃人肉，吃的是地主肉！吃的是特务肉！「当时还说端了碗给支书吃，现在死不承认。当时以吃人肉为荣………到武宣后，我首先去瞻仰了这所吃老师的学校。人吃人，已属奇闻；学生吃老师，更属奇闻之奇闻！我拍摄了阴郁的大厨房、大锅灶，拍摄了三十一、三十二班教室外走道，还拍摄了校园一角，据说那几棵秀美纯洁的柠檬楼树下，也是圣火燃烧之处。想象一下吧…那是一个深夜，厨房的烟囱里浓烟滚滚，火星冲天；而教室外，校园里遍布三五成群的学生，一处虚或大或小的野火映红了他们年轻的面庞……是节日的篝火晚会吗？是人肉野炊！在他们的大锅小锅里，在悬挂于火焰上的大罐小罐里，在两砖支一块瓦的「烤炉」上，他们烹调的是他们老师的肉！谈何「师道尊严」，「教书育人」，「道德文明」？一埸「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便将一切涤荡殆尽！「救救孩子……」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在本世纪初普这样呼吁，因为在「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中国，大人吃人，孩子或许还未曾吃过人。

这本是一篇象征主义的小说，却不幸在伟大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现实。在人类最光辉理想的感召下，孩子也开始吃人了！孩子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当孩子们被教唆为食人生番之后，这个民族便再无希望与未来！老师吃得，学生自然也吃得。三日之后（六月二十一日），来乡区上棉村召开批判武中学生张富晨的大会。批斗未久，一位十二岁的孩子（黄ＸＸ）用本棍将张打昏。凶手黄培刚则用五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扭动着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拿一块石头砸张的太阳穴，按着又连桶了两三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随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它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人肉如何烹食，文件未有说明。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村民们有常备锅灶，死者的善后事宜必然比学生们处理得较为文明。再隔一日，武宣镇对河大队相思村发生了一起官方文件称之屠「惨无人道」的杀夫奸妻的「灭族」案。据前县公安局长，首任处遗办主任杜大生介绍，事起于以队长为首的一伙人轮奸了黎ＸＸ之妻，怕将来黎家报复，于是便宣布黎家兄弟叔侄皆「四类」，且家里有枪，「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决定渡过黔江，到县城中心斗杀黎姓男人，令全队人人手持棍棒，不去不记工分。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午时分，相思村的人们出现在正逢墟日的闹市，「……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一只能艰难地走动一，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游到菜市时，即令黎（氏）三兄弟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恶，并高喊：「该不该杀！」围观的群众答：「该杀！」李炳龙等人片刻即将被游斗者活活敲死。」然后「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

该黄启焕为县银行人员，后将人肝拿回银行，由余悦荣加工烤制，分为九包，分给多人，以备药用。

凶手们得胜回村，当夜李炳龙、李炳文、左伯洪、章志华轮奸黎ＸＸ之妻，并抄家拆房，钱财洗劫一空，然后将黎家的猪杀了、菜割了，大会其餐，以庆贺「群众专政」的伟大胜利。

男人死绝，女人改嫁，自此该村再无黎姓了。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本书中所列举的案件，绝非武宣所发生的全部或大部案件，而仅仅是最为著名之少数案件。从发案日期之集中，完全可以想象出在「刮台风会议」之后的十大之中，武宣的人吃人运动已达到了一种怎样的恐怖与疯狂。人血不是水，无论有何种「正当」的理论作支撑，杀人吃人者在自己的酷行面前都要付出心理的代价。终于，他们也挺不住了。「六月二十六日，县革委开会研究阶级斗争形势。各区革委主任、区武装部长在汇报了杀人进度（一百二十余人）之后，纷纷要求不再搞「街上游斗」了。面对这种疲软退坡情绪，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第一副主任孙瑞章大为不满，他督阵打气说：「不要害怕！怕什么？不这样就不能把阶级敌人压下去，就不能大长人民的志气！不要怕，还要继续搞游斗！」

会后，武宣的杀人吃人运动进入鼎盛时期。【这是一个生割活人的典型案例：】一九六八年七月Ｘ日，通挽区大团村第十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的头上打去时（后），尚未死，甘祖扬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割生殖器（＊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死先嘛，你们再割。」甘祖扬却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绩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肝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它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这是一个「人肉会餐」的典型案例：】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注），在三里区上江乡门前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中乱棍打死廖天龙、廖金福、锺振权、锺少廷，四具尸骷肉被割拿回大队部厨房煮两大锅，有二、三十人参加吃。

在众目睽睽之下，胆敢在区、乡基属政府所在地烹人肉，集体会餐，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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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多人告我，甘祖扬在动手之先，曾大呼：「七寸」（生殖器）是我的，谁也不准割！」对于当时蜂拥割肉之盛况，此细节不失为一生动点缀。不忍割舍，脚注于此。甘系生产队干部，后判刑七年。（＊＊注）《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十八页将此案日期写作七月十七日。必有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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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也是蜂拥割肉，热闹非凡。有人亲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妪，奋勇夺到一块人肝，心满意足地提肝回家，大正下微雨，雨水和着肝里的血水边走边滴，把一路染得血淋淋.....

还听说一件颇离奇之逃遁事件，大约应算此案之花絮：三里中学教师陈金音（右派）被关押在学校的一所空房中，准备次日三里墟日之际游斗杀吃，却被中学炊事员杨光槐（右派）之妻偷偷解脱。陈金音惶惶如漏网之鱼连夜外逃，只可惜他头顶已被剃了一个鲜明的「十」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罗地网里，实际上他已无路可逃。未出武宣，便被武宣农埸民兵抓获。农埸武装部长谢开年（抗美援朝复员军官，湖南澧陵人）亲自审讯。陈金吾听其口音是湖南人，即告自已也是湖南人，跪求救命。谢一动恻隐之心，顿生妙计：两人商定伪称「空降特务」，押解县武装部关入监牢。当「空降特务」假案弄清，吃人风潮已过，陈金音得以幸存。

谢开年把陈金舌投入监狱的救命之恩，恐怕陈金音终身难忘。因为逃脱被吃厄运的大约仅此一例。读者诸君大约还未忘记那位据传专吃男性生殖器而使中共中央大为恼怒的女革委副主任王文留吧？在官方文件中，我找到如下简述：在滥杀大吃的狂潮中，东乡区三位刁姓小派逃上驾马山。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纠察队长覃忠兰命令纠察队三个班与金岗乡加强民兵班上山「剿匪」，围捕逃亡者。刁其珊死里逃生，刁其瑶坠洞身亡，刁其棠被击毙。「罗先全用五寸刀挖割刁其棠的心肝，用竹箩装着，由队员黄廷杰背回区公所，分一些给区（委？）组织委员覃荣光，当大晚上纠察队员在区公所伙房围锅煮来吃，加强民兵班队员王文留还拿两片人肉回家给其母吃。

女民兵王文留，以吃人肉出名之后，步步高升，最后竟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近代中国进步文人在斥骂酷吏杀人起家之劣迹时，常用「不惜以人血涂红他的顶戴花翎」这一套语。然而对王文留及武宣一批干部却无法套用：他们不仅杀人起家，还是吃人起家的！县整党办李、杨、周、何曾为王文留申辩，称当时全县「确有吃生殖器之风，但王文留当年仅十八岁，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想来是不可能的。经落实她确实吃过人肉，已清除出党，清除出干部队伍。现在柳城县一个水库当工人。」……该相信谢绝我阅卷的武宣官方，还是该相信蜚声全自治区的传言？从感情上说，我无法倾向官方，而且他们「想来是不可能的」推理亦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且，种种吃人传闻随着调查之深入已被一一核实。极少数未被证实的传闻，也在本质上反映了吃人事件的种种荒谬与酷虐。如初到广西听到的一则传闻：以蒙药迷倒肥胖外乡人，活割后以镜示被害者。初看纯属捏追，哗众取宠。但后来我不经意中竟找到了这一「谣言」之原型。这一「谣言」大致有如下五个要素：

一、「以蒙药迷倒」：可理解为系以木石击昏之夸张说法。

二、「肥胖」：喜肥厌瘦，贫困的饮食习惯。案例：某校欲从校长、支书二人中杀一人，议论一番，决定先干掉肥的。校长肥，杀而食之;支书瘦，因此幸存。不过，倘着中国将来再「刮台风」，吃人肉，想必将以「瘦肉型」为上品。

三、「外乡人」：意指无辜。案例如花马乡韦昌孟等滥杀路人陈国勇「吃消夜」。

四、「活割」：意指戏虐。（案例无数。）

五、「以镜示被害者」：意指冷酷的戏虐。如强迫周伟安之妻认残尸，吻脸摸头。一众所周知，古代传说皆当时现实生活之比拟、象征与夸张。中国人所谓的中国历史五千年，其各个国家(朝代)中都有不断的吃人镜头的出现，有一本中国食人文化101谜中有许多的案例，有兴趣有以去书局订看看。中国以外的四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俄，尤其美国是采取支持其实，现代传说亦然。大其在现代极权国家，民众只有以传说的形式来传播重大社会新闻。传说、传闻、「谣言」是被剥夺了新闻。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民众的特殊权利。「谣言」不仅禁而不止，反而不胫而走，「流毒」全省、全国，这本身使说明了「谣言」在本质上的真实可信。民众不仅相信、传播，而且还智慧地完善、夸张，使上达到一种高度本质化的抽象。难道上述那则看似荒缪绝伦的「传闻」不正是广西杀人吃人运动的最经典之概括吗？我以为是的。在一个谎言与虚假充斥广橎、报纸、电影、电视、会议、广告、官方公报、商品，甚至充斥大学讲台、法庭、经济报表、「内参」、工程投标……的国度里，只有两样东西是真实可信的：报纸的出版日期及「谣言」。虽则如此，我并不打算根据未经核实的传闻来肯定王文留曾大吃男性生殖器。大其是当我意识到她吃人肉时我也正十八岁，也正洋溢着一股青年法西斯的疯狂：大其是当我意识到由于传闻之广泛，作为一位女性她已承受到的谴责：我甚至认真考虑过对她是否可不着一字。但我手中的笔十分沉重。我深知：在这本书中，我将对写上或删去的每一行字承担严峻的法律与道德的责任。我只有秉笔直书，别无选择。但愿人们在读完全书之后，对王文留们能产生某种理解与同情。广西采访，使我在心理与生理上都处于一种连续的超负荷状态。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备感。疑心走过度劳碌致使肝炎复发。

赴武宣前，在柳州是日上医院查肝功能，正常，庆幸极。但疲劳感有增无减，出门采访，举步维艰，大旋地转。回到房里，只想往床上躺，连抽四、五支烟才能缓过口气来。一次步行二里许，竟歇了好几次。一大上午，刚工作到十点，便支持不住，回房间躺倒。不上医院不行了。挣扎去县中医院，推开诊断室门，仅一年轻医生，又走开，想找一老医生。那年轻医生竟开门追出，只好由他了。摸着脉，那年轻人轻声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觉蹊跷，反问他。他说兄我连日来在城里到处走，找人。真是个小县城！他看得很认真，说我一是紧张，二是内有湿热。开了几副汤药，还动用每个医生自己控制的「指标」，为我开了人参。但服完药，仍不见好转，一举一动皆需用意志去挺。不断在心中告诫自己：人生难得几次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一日冒雨去访问县卫生局党总支冯书记，采访中连谈话、记录都备感吃力，只好请冯书记带我去医院。一量血压，已低到六十／八十，说劳碌紧张过度所致，估计前几日未服药前还要低。补药亦无济于事，我无法放慢节奏：武宣的时间比金子还要宝贵，「民间渠道」传来消息：不让我阅卷并非武宣擅自决定。在我到武宣之前，六月十二日，武宣便接到某一级电话指示：不准郑义查阅案卷。出了什么问题？刚刚放松一点的情绪又紧张起来。到底是哪儿来的电话？「民间渠道」说不清楚，且根据电话指示，这一情况应对我保密。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显得神秘莫测「一番紧张推理，结论：既然是他们对我大加防范，且不准向我泄漏十二日电话内容，显然是怕我抓住把柄。自然是他们怕我而我不必怕他们！于是一面急电南宁友人，请追查这个神秘的「十二日电话」，层层疏通关系；一面加紧采访，大肆活动。再到县法院，请准予查阅案卷。上次去，法院称管档案的同志外出不在，当时信以为真。这次去，已隔多日，仍称不在。知道「十二日电话」，才明白法院档案也向我关上大门，只不过托辞更加委婉。

旋踵去县整党办，要车下乡去看望被食之黄校长老父黄有59320;及采访黄校长被食地桐岭中学。让我整整等了半上午，近牛时，刘副主任来道歉，称所有小车都出去了。一脸虚情假意，使我明白又被他耍了！起身拂袖而去，自此再未与武宣官方发生任何联系！心中怒吼着一句话：你们是封锁不住的！

案卷不让看，车不给派，武宣当局确是把事做绝了！依我的性格，当马上步行上山。可叹心有余而力不足矣！黄校长被食案是蜚声全区乃至全国的大案，我必须收集到尽可能多的材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采访黄校长的子女。所幸黄校长有一子一女仍在武宣。一大下午，到县百货公司，装着买东西东逛西逛。黄校长之女在这儿当售货员，但年轻姑娘好几个，我能一眼认准吗？我盯住一位端秀文静的姑娘，又悄悄向一位面善的中年女售货员轻声问：「黄启玲在吗？」她随手一指，正是。走过去，站柜台前，指着录音机用的小电池，叫过来她。趁她拿电池当儿，掏出记者证，小声告她来调查她父亲事。姑娘眼中只一闪，最初的惊诧即变为着无其事的漠然。请她今晚同她哥哥一起来，她只轻微一垂眼。出得商店，想：武宣人人会搞「地下活动」？晚，兄妹俩如约来见。一双人见人爱的好儿女！请他们坐下，却不喝水亦不抽烟，只两双清澈的眼静静盯着我，目光里有礼貌地流露出淡淡的疑问。又将证件掏出，请哥哥黄启文看，然后细细谈了来意。兄妹俩渐释然，慢慢沉浸到他们生命中最惨痛的那一段噩梦。当时黄启文十岁，启玲才五岁。父亲被批斗后，一家人从桐岭赶回老家立志村。大寨式评工，政治第一，母亲只给半个工，吃不饱穿不暖，还没房子，一家人只好住叔父牛棚。村里把父亲从桐岭中学抓回来关押批斗一个多月，每日黄启文送饭。在孩子的眼里，父亲总是旧创未愈，又添新伤，打得连路都走不动。风声越来越紧。父亲自觉在劫难逃，请母亲去找当年一起搞地下斗争的老战友，那人在邻村首个革委会委员，说话尚顶事，请他出面说情保一条命。

母亲回来了，垂首无语。连孩子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无可抗拒的恐怖渐渐逼近。果然，不久父亲便被学生抓回学校，很快，传来噩耗：父亲被打死吃肉！孩子懂得了母亲的泪水，也懂得了世间的残忍。大队不允许孩子们上学，启文放了四年牛。对于启文来说，从不知牧童的闲适，而时时感到死亡阴影的不拾追逐。孩子打孩子同样是残忍的。一次，小学生们令他提水去擦洗墙上的旧标语，一伙干部子弟领着三、四十个小学生用事先准备好的牛鞭毒打几死。幸好母亲闻讯赶来，发疯地冲入人堆，把浑身血迹、气息奄奄的启文枪出来，否则必死无疑。见性命难保，堂叔便带他逃亡海南岛。挑担、挖上方、打石渣、扛一百五十斤海盐包装车皮……去时十四，直到父亲得到昭雪，他才敢回到已阔别近十年的武宣。启玲也文静地回忆起她的童年。启玲才五岁，便朦胧感到人世之可怕。五岁便开始挨打。上学后，孩子们一见背着小书也的启玲便群呼「叛徒女儿！叛徒女儿……」然后照例追逐殴打，夺过书包，撕书，折笔（……孩子式的残忍是更可怕的）无处可逃的恐惧，使启玲小小年纪便得了心脏病。每次启玲哭着不愿去上学，每次母亲又哭着把她送到学校。那时学校常常劳动，启玲心脏承受不了，一请假，老师便骂装病。当她含泪举起成人的工具时，已病变的小心脏便可怜地狂跳不上，同备受摧残的小生命一起，再一次接受死亡的考验……每到伤心之处，妹妹便低首不语，哥哥则上不住偷偷拭泪。十年流亡生涯，使小伙子英武壮健。隆起的肩骨，坚强的下颚，筋肉饱满的身躯，无不透出一股杀不灭的青春。他的泪格外令人心酸。我的心却已然十分麻木了。于是我麻木而残忍地继续追询这两个年轻痛苦的灵魂。当妹妹启玲谈到许多父亲当年的学生掌了权，吃过父亲的肉，因此现在特别恨他们兄妹时，我竟很疑感，以为没听懂她的本地口音。哥哥又用普通话翻译一遍，我莫莫愕然了！人之常情当是负罪、内疚，而这武宣的上地上只生长仇恨？何以如此深仇大恨？直恨到把人杀而食之还不肯罢休？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晚八时，在桐岭中学十丙班教室批斗（副校长）黄家　。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批斗会持绩约一小时后，谢东宣布散会，（学生）覃廷多等四人，各持棍棒押解黄出会场，行至电话室门前时，覃廷多喝令「打」，声落棍下，朝黄打了一棍，其它人不约而同蜂拥而上，将黄家徒乱棍打死。

……作为教有和培赛人材之地方，将一个老干部黄家　的肉割光，骨肉分离，只剩骨骼……令人不寒而栗。黄家　同志，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贵领导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夺员，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广西解放后，住过广西奢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等职，「文革」中惨遗杀害，令人痛惜。

前柳州地区教育局「处遗」工作组组长，前武宣中学校长吴宏泰曾向我详细介绍过此案：黄家　校长，大地主出身，一九四七年参加游击队，解放后任苍梧县第一任副县长。一九五四年整顿广西地下党时，说他有变节行为，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干部。经长达十余年审查，文革前恢复党籍、级别，任武宣县桐岭中学副校长。文革中，被打成叛徒，残酷批斗。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批斗会前，红卫兵头头们已决定「干掉」他。会后押解回宿舍途中被乱棍打昏，台回宿令不久死去。次日晨八时，台尸置操场边树下，念完「语录」散去，陈尸示众。不久，自发性的割肉疯狂开始在校园内蔓延。谁是动第一刀者？众说纷纭。多数证词指控女学生、红卫兵覃柳芳。覃与黄校长大儿子有恋爱关系，表示划清界线，率先动刀割肉。而覃柳芳在证词中却又指控学生黄佩农：黄佩农第一个取肝的。一个女同学陈香姣说她母亲有病，人肉可做药，我帮她去割肉，人帮一老头和另一女生割肉。我认为黄是叛徒，割肉应该的。……我和甘票英等见黄佩农提着肝，到水田里洗了，提到厨房。许多同学手提人肉往食堂走。

黄佩农割肝的见证人当然并非覃柳芳一人，另一证人覃世新作证说：「我亲眼见到黄佩农拿把刀，在（黄校长）肚子上划了个「人」字形刀口，再用脚踩上胸部，割出一串肝脏，拿去煮吃。」

可惜这些都不能证明并非覃柳芳率先下刀。需要说明的是：覃柳芳系原名，后易名为张继峰，不知是否十分崇拜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因而改名换姓，使自己在名字上都体现出非凡的革命精神。一个善于观风看潮，改换门庭的人，以割食自己未来公公的非凡之举以明心迹并非不可想象。然而使我们的想象力受到挑战的是，教师们也大啖人肉！桐岭中学总务黄大晃证词：七月二日中午，我儿谢雄标（生物教师）屋里煮人肉。谢亲自切、煮，刚熟时，施振德（语文教师）用手拿一小块尝。人肉猪肉混合煮。还有一些人也参加吃，还吃边喝酒。还有梁凯绪，自己用瓦片炕人肉吃。

而谢老师则诿过学生：「当时有一个学生覃松育手拿指头大的人肉干说：「你有老胃病，吃了这个保你好！」这样我也想吃点人肉了。」

也许教师们还可以各自提出更加充分的理由？生物教师可以论证人肉与其它哺乳动物肉并不存在本质区别，语文教师也有亲自体验革命浪漫主义的权利！而中国知识分子，虽从来不乏忠君报国不惜肝脑涂地之士，却绝少为人道理想而勇于捐躯的殉道者。历史也许会原谅愚昧者和噤若寒蝉者，但历史绝难原谅在统治者的人肉宴席上分一杯羹的知识帮凶。这一日，桐岭中学一片繁忙烹调之景象：厨房在煮人肉，教师宿舍在煮人肉，女生宿舍在煮人肉，教室前房檐下在烤人肉，校园里在烤人肉，到处可见两砖支一瓦再复一瓦的自制「烤炉」……连一向不动感情的官方文件也难以自制：「七月二日在桐岭中学厨房周围、宿舍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肝人肉的情况，举目可见，血迹斑斑，腥风飘荡，火烟燎烧，焦味充溢，阴森恐布，令人不寒而栗。」

不配吃肉而只配收尸的四位黑帮教师用两只小小竹簸箕便收拾起黄校长的遗骨，「像挑牛骨头一样台去埋了。」四人之一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周树荣老师曾作如下证词：【七月二日下午五点，喊我们四人去埋，黄校长尸体在操场外厕所旁，两个竹箕就装下了。头被打得黑肿，大腿、小腿、手上的肉全部割光，生殖器、心、肝割光，胸腔里空洞洞的，肠子流出来。我们忍着眼泪，提心吊胆装进竹箕抬去埋了。

吴宏奉及武宣官方、民间多方面的介绍，使我对黄校长之惨死有了一个大体准确的了解。但我仍然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大其是：这位被诬为「叛徒」的老游击队员究竟犯过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再访广西时，我同妻子专诚到南宁广西民族教肓出版社找到黄校长之二子黄启周。把我们从编辑部带回家中，倒茶递烟，却沉默寡言。我谈了两年前的武宣之行，希望得到他的信任与帮助。他却只是闷头嗑爪子，并仔细她把瓜子壳摆放成一个紧凑规整的小堆。瓜子很小，很硬，不好嗑，但他嗑得专注而技艺高超：每一个瓜子壳都张开嘴却根部相连。显然，这是一个沉着而极精细的人。枯坐半晌，他提出：晚上到我们下榻的旅店谈。后来，我们才猜出他的良苦用心：不愿在家谈而勾起老母亲埋于心底的悲伤。还有，作为一个职业编辑，对于文学与新闻在中国的耻辱地位他知道得实在太清楚，根本不相信「谈一谈」会有什么意义。晚上，他骑着摩托如约而至，但见面第一句话却是：「谈有何益？」自七二年以来，他每年都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彻底弄清及处理父亲生前死后诸事，但皆如石沉大海，甚至那海面都不曾激起涟漪。在我同妻的一再恳切要求下，他终于极有条理地冷静地谈了他父亲和自己。「父亲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抗战初，三八、三九年，搞了个二五减租减息运动。父亲出于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在家乡和大地主斗争，减轻农民负担。一九四五年，父亲同另外两个人一起，在乡所在地通挽墟搞了一个「群生书店」，和重庆《新华日报》有联系，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他年纪最大，推他当头。另外两人中，甘德颂是个地下党员。父亲不光搞革命宣传，还组织村里群众打路过的日本散兵，搞过伏击。一九四七年，廖联原从延安回来，组织贵县的「中秋起义」。父亲从通挽带了一队人马去参加「中秋起义」。卫华叶是中队长，父亲是副队长，「群生书店」的那个地下党员甘德颂是指导员，他们自称「达开纵队」。「在广西，当时敌强我弱。几个月之后，被打散了。父亲带一批游击队员在老家立志村附近两三里的一个大岩洞躲起来。洞里还有几十个群众，还有附近几个村的几十万斤粮食，猪呀牛呀的牲畜也在洞里面。洞有两道门，打了一天一夜，国民党攻不进，就用炸药炸。父亲守在洞口，掩护群众，还亲自打死了一个敌人。敌人用辣椒烧烟熏，眼睛都熏坏了。游击队从别的洞口撤出去，躲到林子里去了。这个山洞很大，有上下两层，下一层还有七、八十个群众躲着。国民党把这几十群众包围起来，扣作人质，要父亲交枪。为了这几十个乡亲的安危，父亲不得已才出来交了枪。父亲在自传里写道：为了八十多个群众，就是死了也值得。当时群众劝父亲，说：「交了枪，我们从粮食里抽二％给游击队，还可以换枪，还可以东山再起。你看，副司令员也交了枪，还有不少的人也交了枪，你交也没什么…」听到此，我们打断他的叙述，问：「所谓「叛徒」的历史问题就是这次交枪吗？」「是的。」「哦，明白了！就是说，你父亲应该不管老百姓死活，打到底，那怕全死光！」原来，我以为黄家儿肯定有过什么轻微的变节行为，否则不会挨整一辈子。不料事实真相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有坚强革命信念而又极富人性的人。他怀着爱心保护了民众，二十年后，却被这些人的后代毫无人性地残害！这是一埸历史的误会吗？这是暴力革命的逻辑！诚然，倘若黄家　打到底，不惜以无辜乡亲的生命为代价。那么，活着是英雄，死去是烈士。党以他为骄傲，民众会遗忘自已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每年清明，那些无辜者的后代，还会台着花圈到烈士陵园为他扫墓，肃立墓前，唱一首怀念的歌。我的心被深深激怒了！黄家　绝非一个冤案的受害者，而是一个人道主义理想的殉道者！无论他是否具有明确的理论自觉，历史只能如此判定。黄启周默默等我愤怒告一段落，又继续他平淡的叙述。「父亲自首后，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危害组织，立即躲到来宾县去了。两三个月之后，在贵县石龙镇又重新拉起队伍，叫「贵（县）来（宾县）武一宣县一解放工作委员会」，他任武装委员，后来，父亲和另一个同志一起，去找到了廖联原，在党的领导下重新投入斗争。父亲的家是地下党的一个据点，粮食和东西鄱在岩洞里被烧了，日子过得很苦。

有一次父亲带队伍回村，没粮吃，只好把母亲结婚时的一双花鞋去换了粮，煮稀饭给队伍上充饥。四九年一月，廖联原和中共华南局联系上，这支游击队改番号为桂中支队。父亲任特别中队中队长，大概相当于团营级。「四九年八、九月分，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在我家开会传达中央精神，说准备打两年（可能对全国形势了解得不透）。桂东没干部，要求廖联原派干部支援桂东。后来廖联原派父亲带特别中队去桂东。很快就解放了，桂东不放父亲回来，后来在苍梧当了第一任的副县长，兼全县民兵大队政委。「五四年中央整顿两广地下党，实际土是抓权力，父亲因「自首」那件事被开除出党。直到六六年，区党委组织部才下文恢复党籍。恢复党籍之后，才当了副校长。紧接着就是文革，你们掌握的材料可能比我还清楚，用不着我说了。」同启文、启玲一样，启周也迥避了那段最血腥的往事。应我们要求，他谈了谈自己，但很简单。「文革初，我也参加了红卫兵，是小派，「四二二」。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后，我发现是上层的一场权力之争。越往后，越感觉被人利用。我叫父亲躲出去，父亲到他过去打游击的地方躲了两个来月，又回来了。他觉得自己是干部，党员，不能逃避群众运动。另外，也领不到工资，活不下去。我干脆脱离了运动，回家打砖。我估计父亲运动后期肯定要清洗回老家，想趁他现在还有几个工资，打些砖，把房子盖起来，省得将来回来全家没房住。「形势越来越坏，到处都开始杀「四二二」了，我跑到南宁大哥处躲了一个月。县里成立革委会后，父亲来信，让我回学校参加「斗、批、改」，说革委会成立了，形势好了，你在外面不回来，后期就要变成坏人了。当时各级革委会也都担保我的生命安全，我就回到了老家。后来才知道，村里一帮人接到消息，早就埋伏崔付外必经要路上，想干掉我，然后再收拾家里人。谁知我半路上在一亲戚家住了一晚，他们白等了。回家两大，我就觉得不对头，他们在制追杀人的舆论。连夜逃出村，步行到来宾。无路可逃，只好到柳州。

那阵柳州还没被大派打下来。我开始平静下来，思考文革是怎么回事儿，一边打柴为生，同观点的人也给些饭吃。我给父亲写信，说不要迷信革委会，哪里成立了革委会，哪里就杀人，叫他无论如何跑出来。后来，父亲被抓回去关押起来，母亲去看他，他说：看来还是老二考虑得周到。「父亲被打死时，我还在柳州。柳州被打下来后，我被押回学校，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开除学籍，押到监狱里，强追劳改。」好了，该谈的似乎已经谈完了。黄启周默默起身，准备跟我们道别了。我忽然记起一件事，希望得到他的证实。那是两年前，在武宣，也是在同启文、启玲谈话的结束前，我随口问了一句他们父亲的尸骨埋在何处？不料引出一段令人柔肠百转的故事。启文答：「骨头装在一个坛子里，放在一个高崖上。找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怎么回事儿？」「一天，我哥哥叫我去买手电，说晚上要用。夜很深的时候，哥哥同叔父去把父亲的骨头偷着挖出来，他们吃了我父亲后乱埋了。背回家后，爷爷把父亲的骨头装到一个坛子里，连夜藏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大山崖上。地点我们谁也不知道，只有爷爷、叔父和哥哥知道。」「为什么？」「怕人家知道。八一年六月，广西区党委组织了一个级别很高的地下党慰问团，领导是父亲当年在游击队的老上级。到武宣后，叫一个通讯员什么的去看我爷爷，说交通不便，车进不来，首长派我来慰问，你有什么困难请给我讲。爷爷气愤地说：你们打游击时从来没讲过道路困难，总到我家来。现在讲道路困难！你把我这话告诉老首长，我没有困难！解放前，爷爷家是地下党秘密据点，重要会议都在我家开，来往交通员也在我家落脚、吃住。慰问团领导听了回话，马上亲自来看爷爷。司令员和副司令员问起父亲的尸骨，父亲当年是他们的直接下级，他们想去看看。爷爷连他们也不告诉。说：不是不相信老首长，是怕你们一去看，别人就知道。我儿子跟共产党干一辈子，什么都不说了，只想留下他这点骨头，不要让他们再毁了……「司令员看到爷爷的破房子、床上的破被褥、蚊帐，也都很难过，给了二、三百，叫修修房子、改善点生活，就走了。后来，县民政局又给了几百元给爷爷，算是补足了前些年没给的抚恤费。标准是每个月六元，后来我们闹，闹一次加一点，从六元加到九元，又加到十一五元，现在总算加到二十二五元……」我找出采访笔记，念了一遍，问：「有什么补充吗？」「慰问团的领导，是原桂中支队司令员廖联原和副司令员韦志龙。」黄启周想了想，又补充道：「我爷爷九十多成了，和毛主席同年生日，叫黄有59320;，一个斜玉，人民的民。」我送他下楼。他打着火，在摩托车的引擎声里和我最后握手道别，尾灯红光闪烁。最后一瞬间，他似乎对这一晚所做的事很后悔，说：「谈一谈有什么用？文学又有什么用？」然后疾驰而去。深夜的马路上，留下一串响亮的车声和一个我。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会有用的，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和妻立下一个心愿：一定要抽时间专程去看看那位早年支持革命，送子投身革命而终于家破人亡的黄有59320;老人！不想命运很快就把我们卷入一九八九北京民运(六四天安门)……监禁、逃亡……一切都成了泡影。老人恋着故乡，守着老屋，守着儿子的遗骨，孤孤寂寂地等死了。又是两年过去，也许他老人家已不在人世。人一生总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事，但最重要的事，感情的事不能延宕，否则便成无法弥补之遗恨。附带说明，依照共产党处理历史丑事的一贯原则：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此案仅法办了第一棍打昏黄校长的学生覃廷多。

此人因打人、吃人立埸坚定，很快入党、提干，捕时任科长。判刑十年。主持批斗会的革委会副主任谢东经审判认定有罪，但免于刑事处分。认定为第一个割肉的女学生张继峰（覃柳芳）开除民办教师职务，回乡劳动。仅此而已。根据深思熟虑的预谋，一切不再被提起，一切都将被慢慢忘记。武宣的采访越接近尾声，气氛越紧张神秘。在文化大革命，大其是杀人、吃人问题上，两种观点，两个针锋相对的利益集团，两派政治力量的尖锐矛盾愈演愈烈。我严格按照朋友们的告诫，晚上不出门，龟缩在官方招待所之核心部位内招一五室。每出门采访，必事先通知行动路线及时间。采访日记等文字材料更片刻不敢离身，甚至吃饭、上厕所乃至倒洗脸水。不仅怕偷，还怕枪。走在路上，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不与人并肩而行，亦从不置身于三五成群者之包围。吃饭也很小心。炊事员知我来意，老是笑睑相迎，默默无言中往我菜碗里拚命打肉。忽然警觉到：只要有一个人往我碗里放点其它的「调料」就很不愉快了。于是总谢绝他们一番好意，而在早已盛好的一排菜碗中随机挑选。几天过去，武宣对我已不再陌生：县委县政府大院里，大街上，我不认识而认识我的「熟人」越来越多。有的目光中透出一种心心相印的微笑；有的目光则如刀如剑如冰如霜：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种心怀叵测的细细打量。这一切，竟与鲁迅在他天才的《狂人日记》中所写的感觉一模一样：「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也许这仅是一种错觉，但也许并非错觉。鲁迅的主人公是神经分裂症患者，而我正常：《狂人日记》是文学虚构，而武宣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回顾一下吧，在武宣我都看到了什么？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吃人大疯狂！尤其丑陋的是，这疯狂并非由于人性所固有的某些弱诂失控而致，它直接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武装，国家各级党政策权力机构默许甚至苴接策划约有组织的暴行。经过在武宣等县的紧张采访，我也许可以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特点，我将其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阴森恐怖。上林县数案较典型：都是夜深人静，凶手们摸到杀埸破腹取心肝：都是恐怖慌乱，如之尚无经验，割回的不是肺便是带了一块肺，便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就着灶口将熄的余烬，数人悄悄枪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余，怕人们不敢吃，诡称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利刃拉一「人」字形切口，用脚往腹部一踩，（如受害者绑于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肝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及有权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埸面盛大而壮观。有些「聚餐会」和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伸大小相同的块儿混煮，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列队，每人夹一块。当我最初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痹之后，发现这竟然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线」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群体心态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的良心劫又顽强抗议。这时，妥协的方案便是：参加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创造」便同时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妥协，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

【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期各地可见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埸面及以多人行刑队枪决一人等措施，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这种最富戏剧性最奇特之形式。】

三、疯狂阶段：其特点可用一句话概括：【人吃人的群众运动。】如武宣，人们如大疫流行之际吃死尸吃红了眼的狗群，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那块肉。肉割净，便是大肠小肠、骨头零碎也将就。还有人告我，其老太太听说吃眼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做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而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粗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肉后，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无人与他们枪人脑，每人在颅骨上钉进一根铜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大罐酸奶！

有妇女背孩子来，亦有子女将人肉携家孝敬父母……不仅一般群众，就连天真纯洁的少男少女，教书育人的教师也毫无例外地卷入了人吃人之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点罪恶感与人性，也被「从众心理」淹没净尽。吃人狂热如瘟疫席卷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不夸张的「人肉宴席」。先行批判斗争，乱打滥杀，生剖活割，然后将人心、人肝、人胆、人腰、人胸肉、人里香、人大腿、人肝子、人蹄子、人蹄筋、人爪子、人下水、人排骨、人大骨、人「钱肉」……用煮、烤、炸、煎、炒、烩、酒泡、文火煨炖种种烹调方式，加工成丰盛菜肴。连校园里、县医院里，连大队、乡、区苴至县的各级政府的食堂里＊注，到处长袅袅炊烟，到处长「人肉宴席」，饮酒猜拳，论功行赏！果然，一列长长车队驶到黔江边码头。军队迅速控制了江边高地，掩护首长渡江。一船三辆车，慢慢渡过黔江，车队驶入县城。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第八、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一进入闹市区，便看见了血污及刚刚剔成骨架的尸体，血腥难当，蝇群狂舞……

欧致富厉声质问：「吃了多少人？人家都告到中央去了！这种事也不制止？不汇报？不管？」他指着文龙俊（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部长）鼻子拍桌大骂：「文龙俊，从明天起，再吃一个人，我要你的命？我要你脑袋开花！」

（欧司令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负责控制局面的军方也刚刚挨了中共中央一顿痛骂。王租鉴的信使中共中央震动了。毛泽东们的极权统治，虽需要武力恫吓，街头恐怖，但绝不需要人吃人。据说周恩来曾喝令广西军方（或顶头上司广州军区）领导当众起立，怒不可遏地严加责问。）从来就没有失控的局面自然立即控制住了。武宣人吃人狂潮的第一罪人文龙俊绝无脑袋开花之危险武宣吃人运动嘎然而止。

【一会儿就拎回来两颗人头，挂到马路边的树上…站我身边看热闹的，远有一位政法干部。我大吃一惊，问他：「可以这样杀人吗？他说什么？「群众运动嘛！」看来他也没辨法。】

然而，老羞成怒的武宣当局很快就查出了「黑手」王祖鉴。在全县大会小会狠狠批斗了「全县最大的黑手」之后，大吃人肉之事不再被提起，同死难者遗骸一起永远埋入大地。（＊＊注）【（＊＊注）武宣吃人事件，连北京派来的调查组也被封锁，据说数年间下了四个调查组才攻破封锁，查清真相。】这一切，这武宣及广西的一切，人们相信吗？当我从案卷上抄录这一切时，当我倾听被害者遗属含泪倾诉这一切时、当目击者或愤慨或怯懦地向我证警这一切时、当凶手们或理直气壮或垂首认罪地向我承认这一切时、当办案官员感叹不已地向我介绍这一切时、甚至当我今天以文字来记叙这一切时、总有一个声音固执地在我耳边低语：人们能相信吗？历史能相信吗「武宜县委处遗办「秘书长」陈绍权曾对我说：「没亲眼目睹的人都不相信，连我们处遗办开头都怀疑，有这么残忍的事？后来一调查，大量人证物证，我们才相信。原来以为是对文革不满，故意说得有声有色的。」连武宣人都不相信，那么，世界会相信吗？人类会相信吗？不，不会的，不会相信的！从亚当夏娃、伏羲女娲的传说远古直到汽车、电算机、星际飞行器的二十世绝，人类整个文明史上可曾发生过这种灭绝人性的群众性大疯狂吗？！「与毛泽东的广西、武宣相比，希特勒的奥斯维辛、豪森、布痕瓦尔德算得了什么？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又算得了什么？为德国法西斯的那些毒气室、焚尸炉，人类举行了庄严的纽伦堡审判。在西德，有八、九万人因此被送上法庭：而那些潜逃的刽子手们，不管逃到大涯海角，都处于全球搜捕的巨大法网之下：纵然白发苍苍行将就木，人类也不惜耗资巨万，飞越重洋将其缉拿归案。为斯大林的大屠杀，苏联共产党的首领赫鲁晓夫曾在庄严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了震惊全世界的专题报告；一批苏联作家起而揭露大屠杀与集中营的法西斯暴行，其中坚强的人类战士索忍尼辛写作了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古拉格群岛》，作为斯大林罪恶的无可辩驳的证词。在这些揭露和审判之前，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罪行同样也被认为是天外奇谈。那么在今大，中国及世界应该做些什么呢，揭露，无情地揭露！只要有第一分起诉书，就会有成百成千分起诉书！我坚信，总有一天，全人类会声讨这一法西斯罪行。虽然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极权制度下，我们不可能进行一次广西事件的纽伦堡审判，但总有一天，人民会对这一罪行进行纽伦堡，审判式的道德清算。罪证！我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我必须拿到更多的如山铁证。终于，从前任公安局局长、首任处遗办主任、现任公安局党委书记杜天生那里，我抄录了一分被食者名单。（＊注）【（＊注）《武宣县被吃人肉者名单》（一九八三年七月四日统计武宣县处遗办）：黄茆公社九人：「１新贵：黄礼康、覃伟成勺黄德安、黄德惠、覃乃光、黄荣昌：２大浪：覃世情：３上兀：覃会文：４马天：覃守珍；二塘公社二人；５四通：覃国良：６朗村：方宏南；武宣公社九人：７官禄：韦尚明、谭正清、黄振基、谭启荣；８雅村：覃荣生、卢汉才；９大禄：陈魁达；１０草厂：黄志华、郭冀基：武宣镇六人：11武北：覃乃武；12北街：周石安、周伟安；13河边：杨贵才（？）；14西街：汤展辉、梁文振；三里公社十人：15上江：廖金福、锺振权、锺少廷、廖天龙；16台村：陈承云、陈汉宁、陈徐建；17五星：李占茏、李锦良：18五福；陈大长；东乡公社八人：19三多：雷炳绪、吴华堂；20金岗：刁其棠、刘达瑞、刘茂槐；21长龙：张福展；22李运：李瑞仔；23麻村：刘业龙；禄新公社二人；24古禄：林信忠；25上堂：梁道邦；桐岭公社三人：26统安：韦国荣；27大同：廖耐南；28新龙：谭世谭；通挽公社十一人：29花马：陈国勇；30大昌：张文美、张永亨；31大团：甘加杞、甘大作；32尚满：陈光厚、张孟团；33江龙：陈炳现；34古佐：覃和家、覃允琢；35安村：陈天然；国家干部四人：36桐岭中学：黄家栠；37武宣中学：吴树芳；38黄茆小学：张伯勋；组思灵卫生所：韦金光。其中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约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枙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剖生割的七人。这是一个初步统计的「六十四人名单」，最后落实的名单是个「七十六人名单」，杜大生不掌握。我与陈绍权核实该名单，他证明「六十四人名单」及「七十六人名单」都是他亲手塙的。《武宣县无产阶纫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二十八、二十九页有一句话提及：「武宣县在「文革」期间，有七十五名死者被挖肝盵肉。遗憾的是，这是一分大大缩小了的名单。由于共产党「处遗」政策宽大无边，许多「处遗」初期承认了罪行的人纷纷翻案：又由于许多吃人事件热法证实，如半夜去割肉，然后将残骸沉入黔江：还由于一些组织者策划者至今还在台上，千方百计阻挠清查：所以没有一个处道工作人员敢说这是一个大体准确的名单。这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吃人事件之死难者名单，一个「赖不了帐」的名单。关于武宣究竟吃了多少人，官方与民间颇不一致，众说纷纭，传言不休。王组鉴说有一百多，因此他又惹了麻烦。一日，一位被食者遗属杨某告诉王袓鉴：区党委赵茂勋带工作组到武宣去呆了二十多大，回来对区党委汇报，说王祖鉴「无中生有，生编活造，诬陷武宣县领导」，说一定要追究王祖鉴，「为什么要这样报中央？吃人确有其事，但只有二十七个，绝对没有一百多个！」趟茂勋还表示，一定要整材料，答复中央及《人民日报》，而且，王是右派。然后，王租鉴在《人民日报》内参上的文章是「夸大其辞，危言耸听」杨某十分关切地问：「你有把握吃了一百多吗？」王袓鉴气愤地说：「桐岭就有八个，武宣二十一个，我去了四个公社，就查出了七十多，还有四个公祉我没去，还有半个县没去呢，怎么会没有一百多个？」后来，当中共中央询问此事时，『王祖鉴胸有成竹地以党籍担保武宣吃人百人以上：「如果差一个，开除我党籍；如果多一个，让赵茂勋负责！」』

王租鉴颇有绅士风度地扔出了手套，但却没有哪一级组织，哪一个负责人敢于应战。其实，在一党专制的中国，最高当局想弄清武宣吃人事件并不需大动干戈，大其是在搬掉韦国清，开始「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清查运动之后。但彻底弄清又有何益？在极权专制的罪行录上再写上鲜血淋漓的一笔吗？于是武宣吃人数字永远成了历史之谜。写到这里，我还应该负责任地向读者声明：吃人绝非武宣一县之专利。吃人之风遍及广西全境。吃得疯狂的亦不止武宣，各级官方及各地干部群众都曾向我罗列吃人成风的县名。我没有可能进行全面深入之调查，甚为遗憾。碰巧我手头上有一分官方文件，附带提及吃人事件：『……据一些典型材料写到的，（显然并非全面调查，甚至连不完全统计也不是，而只是一些典型案例。作者注）仅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埸三例。』

根据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武宣吃人最盛的两公社仅有二十一例，比灵山县两公社二十二例尚少一例；武宣一个公社最高达十一例，而合浦县石康公社则有十八例；武宣县黄茆公社新贵大队吃人最多，不过六例，而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竟高达十九例？虽然这种比较方法并不科学，但如果并非为了证明立论者之观点精心选择的特例，而是一种随机性的抽样调查（钦州材料的获得基本属于偶然），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总之，它至少可以证明：吃人之风遍及广西，许多地力与武宣不相上下，葚至可能超过武宣。

至于为何独武宣大出风头，嗅名远扬，则可能是武宣出了一位不怕死的王祖鉴，把丑事「通了天」。哪里的人们不敢于奋起向黑暗挑战，哪里的罪恶便永远在黑暗的羽翼之下得到庇护。不彻底清算旧日的罪恶，新的罪恶必将滋生。………然而，在共产党政权下，彻底清算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切极权政权，对于热心过头，干了傻事的党徒，自然也要责罚，那是为了使他们警戒：不要帮倒忙，叫主子难堪。但倘若并非仅仅往脸与屁股上拍一巴掌，而要依法惩办，那就会疼在心上了。并且，维持极权统治需要暴力与恐怖，哪一位暴君愿自毁恐怖之剑呢？武宣县文革中打死、迫害致死五百二十四人（其中约一百数十人被吃肉），最后法办的，竟只有三十四人！刑期最长十四年，最短二年，一般七至十年。最难以乎民愤的是竟无一人死刑、死缓甚至无期徒刑！

粗略一算，打死一个人折算刑期竟不足半年！三十四人累积刑期共二百余年，依照西方某些国家法律，数罪并发，一个人的刑期也能达到这个数字？然而千真万确，这就是对人类史无前例的暴行的最后的法律制裁！至于吃人者，则无一人法办。武宣县处遗办手头有一份四百余人的吃人者名单（＊注），自然，这也只是那些尽人皆知的吃人大案之参与者。到底武宣有多少人参与吃人，这更是一个永远无解的历史之谜。【＊注陈绍欢：「……四百多人名单，是指重大案件，人所共知。在查案时顺便整理，并未认真调查。因许多场合人山人海，一拥而上，根木无法追查，太多了。四百人名单中，党员、干部吃人的有一百余人。」】

但我们仍可作一大致估算：有十八名死难者被全部吃光，平均每人贡献五十斤肉，如吃人者每人吃半斤，则可供二千人饱啖。如不管饱，则可供五千人一饱口褔。另外近六十名死难者肉虽未割光，大约也可供应五千人左右一泄阶级仇恨。这样算来，全县食人者当在万人以上。这道肮脏的算术题之依据是官方认可的「七十六人名单」。如果王租鉴估计的一百余人大致不错，那么武宣食人者当在一万至二万之间。这样，我最后把武宣事件称之为「万人吃人运动」应该不会遭到具有起码判断力的读者的反对。万人吃人，无一法办。执行党纪政纪处分的又有多少呢？不多不少，一百三十整（＊注）。

也就是说，大约吃掉一个无辜者处份一个吃人者，或开除党籍，或行政记大过，或降工资，最多不过开除留用。这样象征性的处罚，不要说遗属，就连毫无关系的局外人地无法抑制路见不平的愤怒。

【＊注武宣县因吃人肉受党纪政纪处分者名单：１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其二十七人，他们是：韦善端、韦习梅、覃明责、覃大浪、覃志田、黄启焕、覃天英、覃扬美、韦仁土、韦保胜、韦忠局、方健、韦荣昆、黄忠宽、黄春联、黄恩范、黄有福、傅屏坤、谭绍雅、罗茂熙、苏宏强、何振传、廖国荣、廖荣保、翁梅桂、何超、覃荣光。２非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干籍、行政开除留用的共十八人，他们是：甘兰光、甘绍典、李汉南、何德恳、韦世锐、何开美、梁干仁、覃克开、苏启明、渖业球、畲悦荣、潘业仁、华灿勋、覃廉风、黄德才、黄祖流、韦德浩、雷迅培。３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的共五人，他们是：龙集、陈德星、梁家力、韦祖美、郭运虎。４非党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的共二十一人，他们是：谭振芳、林广发、锺桂华、覃素文、苏炳芳、廖志明、雷桂源、陈振夫、赖锦池、黄元好、莫修理、万宝先、曾发扬、黄忠基、梁任兴、黄合意、原廉超、莫永兴、覃许穆、甘灵生、黄海初。５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五十九人，他们是：何少海、苏炳定、覃允雅、苏大促、港宏珠、陆祖瑞、吴顺纯、黄有成、黄瑞有、黄善楁、黄恒荣、黄炳甫、韦昌体、韦福固、韦可能、韦伦想、张大禄、覃定民、覃玉禄、覃纪更、覃善奎、李灿土、廖大成、梁瑞堂、梁家道、廖朝仁、威文杯、张振荡、陆瑞明、陆瑞硬、陆瑞轩、陆瑞宁、陆世调、赖永福、黎保清、罗文秀、罗先全、何开少、何德南、何德英、樊明光、方宽堂、甘贤眉、甘树程、蓝太兴、莫桂、黄世福、韦炳亮、韦昌喜、覃汉强、覃寿棉、李明、张超旋、陆运初、陆瑞路、陆瑞说、樊汉安、甘家党、卢志远。附：武宣县法办者中吃人肉者名单：陈有信、黄祥、陈志明、王春荣、覃廷多、甘绍典、黄殿峨、龚海龙、甘祖扬、甘德柳、甘兰光、谢朝荣、梁家道、黄培刚、梁椿林。＊注完】

这是一幕发生在通挽乡的悲喜剧：下乡视察的武宣县委书记臧良兴被当地一批苦主遗属所包围，人们要求严办凶手，抚恤遗属，群情激昂。臧书记一面叫手下干部抵挡，一面乘人不备，出后门沿田间小路落荒而逃。没有「抓住」县委书记的苦主遗属们干脆扣留了他的小车，长达八天之久。臧书记终无胆量去见苦主。于是人们决心到南宁区党委告状，在车头上糊了一张大字报：「这是武宣县委书记臧良兴乘坐的小车，他不接见苦主，弃车而逃，我们只好将此革推到南宁上交区党委，希沿途军警放行！」事情越闹越大。一位区党委工作人员因势利导，对苦主们表示了理解与同情，但最后提出两个十分现实的技术性问题：一、此去南宁甚远，几百里路怎么推？这一点苦主们不怕；二、在公路上长途推车违反交通规则。这一点可是苦主们事先未曾料到的。见推车告状已成泡影，又顺便指出：「你们怎么贴大字报？这可是违法的呀！」

苦主们气愤愤答道：「这不是大字报，是通行证！」不料后来我竟见到了这位「弃车而逃」的臧书记，因为他也是「处遗」初期的一届县处遗办主任。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晚，臧良兴如约到「内招一五」来谈。说实话，不敢见苦主，弃车而逃」已使我对他多少有了些先入为主之成见，不料面前的臧书记却是一位很谦和的人。关于武宣文革、武斗、吃人……他一一尽其所知向我作了详细介绍。作为刚刚卸任的县委书记，他大其详尽地谈了「处遗」工作本身的复杂局面。一九八二年，武宣开始「处遗」。一开始就不好，任处遗领筹小组组长的是县委副书记韦日光，此人屁股上有屎，在融安（可能是杀成一条「寡妇街」的那个融安作者注）当区革委主任时「点头」（无书面程序地批准）杀害了十几个人。后被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干部。后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焕奎任组长，可他在一九六二年曾「点头」杀害二人，群众一把抓住他历史上的杀人问题，工作无法搞下去。

一九八三年四月起由臧良兴任组长，这一段打开了局面，干部较负责，群众较满意，没有出什么乱子。这一期间法办了二十五人。

武宣杀人吃人是有特点的：……革委会成立之前不过死了二十八人，其余近五百人都死在革委会成立之后。特别是武装部，说话顶事，局面是能控制的。不是四川、云南那么混乱。生产恢复，局势稳定，社会秩序也实际在控制之中。因此，我主张对下面不要过严，不要只搞群众。可是地委有指示，策划者、指挥者本人不承认，不同意，不签字就不让我们处理，（＊注）处理不了他们！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处理了的都不是策划者，指挥者，只是动手的。布置策划者都没事，连一个区一级的干部都没处理。群众说，这叫「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老实的从严，顽固的从宽。」

【＊注余光美：区党委一位副书记在一个关于处遣政策的大会上曾插话，说：「如果搞不清，以当事人本人话为准。」实际上是暗示顽抗。上面还发了一个五十四号文件，绝密，规定了类似的政策，以政策代替法律。下面只好执行这种非法之法。】

一九八四年四月，开始「处遗」定案。臧良兴任县委书记，抓全面工作。但这位蒙冤三十年的老干部连椅子都没坐热，转眼之间下了台。理由是年纪大了（五十四岁）、学历不够（中学生）。新上来的书记和「处遗」班子如何呢？过去已经处理了的要给平反，没处理的从轻发落，甚至不处理了。有的处理了，换个地方，又提拔了。「我很生气，不搞「处遗」工作了。没党性，没原则。现在，搞「处遗」的同志对我意见极大，当时是我动员大家搞，结果认真搞的、坚持原则的同志受气，受排挤，连工作也不给安排。武宣现在有五种人对我有意见：遗属觉得宽了，被处理的人觉得严了，搞「处遗」的同志觉得倒霉了，被处理者的家属，公正的人也说「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由大变小，由小变了，了了了！」过去审查我三十年，在武宣走到哪里都是笑脸，搞「处遗」孤立了，到哪里都眼鼓鼓的……」看着臧良兴的苦笑，又想起他「弃车而逃」的悲喜剧，叫我也只有苦笑相陪。

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搞具体工作，和百姓接触的干部是很难当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句话有一个似乎不成其为问题的逻辑前提：人民与党的领导机关利益一致。而实际上，中下层干部会敏感到两者之间利益往往不一致，甚至针锋相对。悟透了这一点的人，总要选择，其结果不是昧着良心爬上去，就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被打下来。未曾悟透的人，便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其结果好有一比：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最后混不下去，只有莫名其妙地下台了事。臧良兴三十年赋闲尚未能悟透禅机，这是他的悲剧。面广西当局是悟透了的。他们摸准了中共高层想让老百姓出口怨气而又不愿罪恶大曝光的微妙心理，一方面审判几个替罪羊，一方面对得力党羽严加保护，以期自保。据几位搞过「处遗」的同志讲，中共高层对广西事件曾有过声色俱厉的指示。邓小平（或胡耀邦？众说不一）批示：「凡是广西吃人肉的坏家伙，查清统统开除党籍。」中共中央广西整党联络组组长刘日夫在「处遗」开始后，曾指示：「别让后代把广西党说成杀人党，吃人党，必须严厉处理！」--->看起来动了雷霆之怒，但稍加品味，便可看出，无论动机还是处遗手段（开除党籍），都是为了摆脱关系，把黏糊糊的血手洗干净。可怜无助的广西人见法办元凶，伸张正义已成泡影，只好委曲求全，退而未其次，提出：凡是吃过人的人不能再继续当干部。对于这个宜质上不过是以求自保的要求，广西各级政权毫不退让。据说广西区党委书记、广西事件最大的元凶（后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就曾以流氓腔调反问：「为什么吃过人的人不能继续当干部？」三中全会之后，武宣县一次换届的党代会上，有八名转业军官出身的科局长党代表，联名反对县委委员候选名单中三名因吃人肉升官的人继续当县委委员。柳州地委派来指导（操纵）会议的地委副书记姜肇初竟操起韦国清的流氓腔调反问：「中央哪有文件不准吃过人肉的干部再当县委委员？」鉴于三名吃人起家者仍在候选人之列，八名党代表当即交回选票，扯下神圣的红布条愤然退埸。

共产党政权隐瞒罪恶，死把权柄的卑鄙已达到无以复加之程度！至此，我才明白他们死活不让我接触案卷之怯劣用心。案卷、白纸黑字是他们滔大罪恶的铁证。大其是「处遗」档案，每一页皆血迹斑斑；而且，在共产党冤狱流行的办案史上，这是一批罕见的没有使用「逼供信」法西斯手段的翔实可靠的档案。在武宣的日子里，我深切感到，苦主遗属们关心的就是这批档案，罪魁凶手们害怕的也是这批档案：只要档案在，总有一大，邪恶会遭到严惩，正义将得以伸张！一批搞「处遗」的同志忧心忡忡：盗窃、销毁档案已初见端倪。武宣采访之后，我到北京找到原广西中央工作组副组长汪浩，向他提出了我的忧虑。汪浩的回答是令人震惊的：《三年一月，我们中央工作组下去时，发现全区的关于文革的裆案全部消失，根据档案编号，就缺那几年的。工作组到北海市，发现那里正在销毁档案，他们动作慢了一些，被当场抓住。后来才知道是区党委下的命令，全区一致销毁。至于销毁「处遗」档案，完全是可能的。

看来，广西有销毁档案的前科。那么，在最高当局的默许甚至指令下，他们再干一次会更干净利落。但全部销毁「处遗」档案是困难的。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长期封存，长期到这一代人都死绝了，长期到后代已无法对这些罪行激起义愤了，他们才放松戒备。我深深理解了我手中材料的重要性。我发誓要以生命来保护这批实贵的数据。

「六四」北京大屠杀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移这批材料。我向最可信赖的朋友说：这批材料，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当我在艰难的逃亡生涯中奋斗出一个可以写作的环境之后，我向运送材料的朋友还是说：这批材料，比我生命更重要。你也要以生命来保护！我要感谢这些深明大义的友人，他们勇敢而智慧，使这批弥足珍贵的史料历经劫难而完好无损。我相信：广西事件遇难者的数十万遗属也会对他们的义勇之举感铭于心。当然，即使当局毁掉了我手中的材料，扼死了我的这本着作，十万死难者的千百万遗属是无法全部扼死的。他们不会永远保持缄默。数以百万计的目击者亦不会天良全泯，时候到了他们也会挺身而出的。要想使这桩暴行从地球上无声无息地永远消失，这是任何残暴的专制和严密的控制都无法作到的！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我心中激荡着一股革命感情。虽然我从未拿过刀枪，甚至没有打过任何人一个耳光，但多半是命运没赐予我这样的机会。为了淌灭「阶级敌人」，打出一个红彤彤的红色江山，我会克服一切道德障碍，不择手段地去消灭「敌人」。这种为了某种幼稚政治信仰而导致暴力崇拜的疯狂，我只能称之为青年法西斯狂热。在武宣的日子里，我常常扪心自问：倘若我当时在武宣，我会参与吃人吗？不，绝不会－……。然而，当我在脑海中一次次再现当时的狂热埸面时，特别是当我徜徉于校园，想到那些吃人的青年恰与我同龄同代时，信心渐渐动摇了。看，那跪在地上的一排牛鬼蛇神是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死敌！刖看他们头破血流，装出一副可怜而无害的样子，如果他们一旦得逞，我们革命人民就会十百万人头落地！怎么样，你不去干掉他们，吃掉他们吗？……不，我下不了手。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不能……吃人……那么，你总有勇气去割他们一块肉吧？

………哦，看来你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斗争与仇恨。好吧，我们允许觉悟有高低，革命有先后。但最勇敢坚定的革命派旗帜鲜明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实行了群众专政，肉已经煮好了，你的同班同学们，你的战斗组的战友们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每个人都已经吃过了，你呢？我？那……那找也吃一块……在诚实的自省中，一个人不可能欺骗自己。看来，我不仅完全可能吃人，而且还会对自己心中尚未根除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深深自责自愧！在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中，从未中止过对人道主义的猛烈攻击。他们十分明白：只有彻底压制和铲除人性，才能把人变为他们残酷权力斗争的驯服工具，才能毫无困难地唆使人们像野兽一样扑向他们的政敌。公然提倡兽性，反对人性，在文明社会未免太无欺骗性了，于是他们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了个冠冕堂皇的限制词：「革命」。而「革命」与「阶级敌人」则是支可随意伸缩变形的橡皮尺。于是在「革命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他们可以用最残暴的手段来虐杀一切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残忍」，地富反坏右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想翻天！好，干掉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越残忍越立场坚定！前国家主席也是我们的敌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隐藏得很深！好，斗他，折磨他，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切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都是敌人，他们所拥护的改革就是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他们想让我们的江山变色，人民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好！用机关枪扫，用装甲车、坦克车把他们碾成肉泥！可以说，在这个兽性的「革命人道主义」旗帜下，共产党大良丧尽，坏事做绝！每当一桩暴行掩盖不住，终于大白放天下，他们便十分具体地将责任推诿于党内权力斗争失败者，并称之为「路线错误」。「广西事件」无疑也是一次「路线错误」：江青提了个「文改武卫」，林彪提了个「刮十二级台风」，(＊注)毛泽东提了个「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韦国清提了个「「群众专政法庭」的设立，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注)林彪：「阶级门争是不能用调和的办法解泆的，这是马列主义、手泽东思想的一条真理，……你不打他，他要打你，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但是风要吹得你动。……其实，我们还不应该仅仅是这样做，我们不是树，我们应该是风，我们也刮他的风，光他刮我们的风还不行，我们也刮他的风。我们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吹垮他们。」

毛泽东十分欣赏，指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讲话的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广西各地，狂热分子们甚至叫嚣「十二级」还不够，要刮「十八级」、「二十级」台风。（＊注完）】（每提及此，说话人皆分外小心，语气须与人为善，对伟大领袖敬意无减。）什么「路线错误」？「路线错误」就够用了吗？在广西的日子里，我悟透了一个道理：所谓「路线错误」，大都是共产党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他们从来不提人、人类、个人、人权、人道、人情，他们从来不肯承认：他们的一切罪恶，从理论上皆源于否认抽象的人性。一次次出乖露丑，他们可以频频更换人事包装，而共产主义酒瓶中的「革命人道主义」迷幻剂却是万古常新的。在「革命人道主义」的欺骗下，我们在残杀同胞的同时，将自己的良心与人性统统交给了魔鬼。我们企图以人性的代价来换取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以为跋涉过血与尸骷的泥淖之后会迎来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黎明。结果那灿烂的黎明没有到来，我们却堕落为丧失人性的群兽，一步步走入地狱的黑暗！中国人，我的手足同朐，请想想吧，请扪心自问吧：广西仅仅是广西吗？食人者仅仅是那几千几万吗？不，广西不是广西，广西是中国！食人者不是食人者，食人者是我们整个民族！而且，我们不仅食人，我们还自食。

所谓自食，并非仅指我们自相残杀，自食父老兄弟、同胞姐妹，更指我们自食灵魂，自食一个民族所赖以生存，并与全人类共建人间乐园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人性。愿上帝宽恕我们！撤离的时候到了。病情急剧恶化，持续的低血压使我籍法继演坚持采访，而且，手中已经掌握的材料也对我构成愈来愈强大的精神压力：

那些惧怕罪行大白于天下的凶手一旦识破我并没有北京的上层背景，而仅是孑然一身，这批来之不易的宝贵材料就可能得而复失。可供选择的方法不胜枚举：盗窃、枪劫、火灾、车祸，直至公然指控窃密……虽然在武宣还有事可做，但看起来万全之策只有火速撤离了。一旦作出决定，便立即赶到汽车站，跳上第一辆开往最近铁路枢纽的长途客车，与武宣匆匆作别了。一路上，紧张地留心每一位半途上车的人是否有接近我的意图，还提心吊胆地目送每一辆超过客车的小车，唯恐有一辆突然停下，走出身着制服的人们拦车搜查。直到登上北去的火车，神经才稍许松驰。夜色降临，车窗外是飞驰的南方原野。又彷佛看到无数张罹难者微笑的脸孔，他们在夜风中飞翔，透过车窗，向我投来信赖的目光。没有怨戚，没有祈求，唯有期待，期待，无言的期待。突然一种深深的歉疚莫上心头：行色匆匆，我竟然忘都了同他们告别！本来，我应该一一到他们罹难之地，到黔江两岸他们受尽骇人非刑的地方去与他们默默作别。本来，我应该把可以买到的最好的酒浇泼于绿木之中，把可以买到的最好的香烟燃在红壤之上，再长跪放大地之间，发一个无言的誓愿。但我竟然忘都了。他们会原谅我吗？我想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心。就要离开广西了。一切在尚未尘封的回忆中鲜活浮现。我将怎样向全人类述说广西呢？宾阳、上林、钟山、蒙山、武宣……在我行经的广西大地上，到处都已矗立起一座座共产党暴政所构筑而成的血腥的；而以大屠杀、人相食为特征的「广西事件」，则是一座人类暴行史上前所未见的。

它是由十万无辜者的头倾堆积而成，筋肉填充而成，鲜血涂抹而成。微风习习，那是十万冤魂在轻诉他们的遗恨；朝露暮雨，那是百万迫居流不尽的清泪；夜色如铅，那是二十四百万广西人民渗入灵魂的永不消失的恐催……

广西大她神奇秀丽，如荳蔻年华之南方少女在晨曦晚照中裸陈娇媚。广西是纯美，是宁静与和平。那抚慰灵魂的美，使每一个到过广西的人都难以相信我所陈述的一切会发生在这样一片亚热带喀斯特地貌之上。但那令人痛苦的一切都是事实。过去，人们一说起广西，首先会想到神奇得令人不可思议的桂林山水：从今之后，人们一提及广西，将会说：那里有一座又一座残暴得令人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