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第三章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初觅罪证
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第五章：谁之罪？为一个善良民族辩护
第六章：遍于国中
第七章：源于权力结构的残暴

第三章：王祖鉴与武宣事件

八六年冬八七年春，出访墨西哥、古巴、美国、西德。无论在大卡坦古印第安文明残存的金字塔群，还是在哈瓦那浪花拍击的古炮台或旧金山车流不息的街道，以及象征着自由或死亡的柏林墙下，我徘徊的思绪都无法漂移一个锚定的圆心：我的中华民族。巨大的空闲使我可以从遥远的角度来观照、思索。美洲之行，由于「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官方性质，使我基本上丧失了交流的自由，只能默默地看与想。一次平淡无奇的向驻古大使馆人员介绍国内思想文化论争，一次与古巴作家艺术家「交流」中一句并未「出格」的「文艺如绑在政治战车上，政治一翻车，艺术也完蛋」，一次纯学术性的向墨西哥城普通市民介绍中国「青年文学」，终于导致了我与代表团团长(＊注)之间的激烈冲突。(＊注)王震干女、贺敬之夫人柯岩。只是在西德，我有采访任务，才多少获得一点自由交流的可能。飞抵西柏林，当晚的接风工作餐上，便同德国同行讨论起民族文化。我说德国是西方的中国。德国人问为什么，我说有许多共同之处：优点加勤劳、智慧、严谨、自我克制、守纪律、群体性等，缺点如刻板、缺乏幽默感、国家至上、集体无意识狂乱等。德国人谈兴大起，一位剧作家立即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最后以遗憾的口吻说：但现在的年轻人已不高兴再谈这些了……我谈起报纸上见到的一则消息：达豪人已不高兴再让人们记住二战中臭名昭着的集中营，在新出版的城市旅游指南中，仅介绍达豪的引以为荣的传统文化。电影公司的剧作家以自己的亲历证实了这一消息的可信：他自己不久前在一德国的国际列车上见招贴的有关达豪的介绍已闭口不谈集中营，而且自豪地大写着：达豪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名字！于是，餐桌上的人们谈起《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美国人》，谈起各民族的自我批判。

一位德国同行谈起一位叫MITSCHERLCH的理论家对德国民族的自我反省：他认为德国人平时总在压抑之中，但内心深处顽强存在的他虐意向却无法根除，一旦爆发，必然造成灾难。……热烈的讨论中时间飞快逝去，午夜时分，我们才走出已打烊许久的中国菜馆，伫立于小雪纷扬的西柏林街头。温和湿润的晚风中，翻译女士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说她接待过不少国内来的代表团，一概是累得话不能出，饭不能吃，倒头便睡。我们连绩三卡小时的辗转飞行，居然还这么精神，居然一见面就谈起……民族文化！她哪儿知道我心中郁积已久的重负？我想理解德国民族，这个对人类同时贡献了杰出文化与滔大罪行的奇怪的民族。因为我必须理解广西，理解我的同样以灿烂文明与无理性疯狂而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西柏林电影节」上，两部日本影片引起我的注意。《海上毒药》揭露一一战中日军以盟军战俘作解剖实验的罪行。镜头忠实再现了一些血腥埸面：强行麻醉，一刀刀把人剖开，讲解构造、器官，心脏停跳，直接心脏按摩起搏等。《神军》则以纪实手法描写一前日本军人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调查驻新几内亚日军吃人肉之秘。因为缺乏食品，他们只好吃人，先吃死人，后杀军人，最后也吃战友。两名日军士兵在日宣布投降之后突然神秘被害，在主人公心中埋藏下可怕的疑问。四十年后，主人公检讨当年的战争罪行，决心揭开两位战友被害之谜，遂走访所有老战友，终于真相大白。而当年下令吃人的军官却早已跻身上层，法律竟奈何不得。主人公激愤之极，亲自去刺杀元凶，结果不幸误杀了元凶之子，判刑入狱。据后来导演介绍，这几乎是一部纪录片。一听到主人公开始调查战争罪行，导演便派出摄制组穷追不舍，将主人公追？线索，与死不开口的老战友撕打，单人驾车游行抗议，与警察冲突等等本身便富于戏剧性的埸面一一拍摄下来。唯最后刺杀及被捕的埸面未能拍到（主人公显然对关键一举严加保密），而代之以黑色字幕。第二天报纸称《海上毒药》的血肠镜头使许多观众中途退埸，受不了刺激。同时赞扬日本人对二战罪行的暴露和反省。立即想起比德国观众更要高尚、道德的中国观众：如果我把广西搬上银幕，他们不会悄悄退埸了事，我不被私刑处死大约也要掉一层皮。我很佩服那位对历史罪行毫不妥协的前日军士兵。但我同时深知：我的任务远比他要艰难得多。我不仅要向全世界证实二十年前在广西发生的悲惨的一切，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那一切。一九八八年春，我同北明第一一次远赴广西。其时，我们刚结婚，距第一次广西之行已近两年。第一站，仍然是首府南宁。一下飞机，便提上行李直奔广西师院，共寻访神交已久的那位揭露武宣事件的英雄王祖鉴。在广西师院后院一座极普通的住宅楼上，王祖鉴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等个子，一张并无英雄气概的胖圆脸，却也看不出一生坎坷磨难，倒是有几分雍容富贵之态。见面之前，已有书信往还，于是一见如故，马上进入正题。关于武宣事件，他未向我们补充多少材料。来见他，主要是想了解这位了不起的真正的英雄。泡好茶，点起烟，我们请他慢慢谈。住处亦由他就近安排，这样比邻而居，更可以从容不迫，一天谈不完两大，两天不行三天。(＊注)【(＊注)王祖鉴和王定的自述皆出自我妻子北明的采访笔记。「六四」之后逃亡，转移广西材料时可能遗漏了第二次广西之行的采访日记，公安局三次抄家搜查之后，采访日记失踪。妻出狱后多次到太原市公安局追索，负责追捕我的项目组组长段明生始称「印象中」有一本「装神弄鬼」的笔记（我所有笔记本中只有广西探访日记中大量记录了巫术鬼神），答应审阅后归还。后坚称没有。注完】王祖鉴、广东罗定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生于北京。小学辗转于北京、武汉；初中就读于广西梧州；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跳班到广东省立更成中学读高中。

在一次反国民党CC派校长学潮中，任罢课委员会年级代表，当局派兵抓捕学生领袖时，只身逃至桂林，又土了桂林高中。父亲王绍辉系著名铁路专家，抗日战争武汉会战时，负责修建南宁至河内铁路。刚完工，日军攻下南宁，父亲率员工炸桥毁路，归路断绝，率领一千余人退往河内。王祖鉴遂失去经济来源，只好写稿卖文，维持学业。常出入于八路军驻桂林的办事处，阅謮革命报刊，开始给重庆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投稿。一次，收到一封署名「于怀」的覆信，说这篇散文诗可能是仿鲁迅笔法，但调子低沉。抗日虽临低潮，但总归要胜利，可否一改。自此，常与「于怀」笔墨往还。但《新华日报》支付不起稿酬，只好以书代酬。王祖鉴便源源不断收到革命书刊，最多一次收到列宁选集十三卷。就这样，国破家亡的王祖鉴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最初的马列主义教肓。抗战胜利后，「于怀」介绍王祖鉴通过北京军调部，上吴玉章任校长的华北联大。等他经香港、上海、天津，辗转至北京时，大学已考毕，军调部已撤。祖母通过老关系让他免费上了辅仁大学历史系。不几日，沈崇事件爆发，血气方刚的王祖鉴又随游行队伍走上街头。这位来自南国的热血青年立即引起了北京地下党石煌（现任北京市外办主任）的注意，一接触，发现小青年居然还了解不少马列主义，便吸收他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共青团前身）。后石煌细询王祖鉴来历，王拆开棉衣，拿出了「于怀」的介绍信。地下党经查询了解到「于怀」便是乔冠华，于是王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秘密入党。随即派王到西城私立大学和姜千里（现中顾委主任）一起搞地下党支部工作，后又派王到两间大学搞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和平解放」。王要求随军南下，「解放」两广。因工作需要，又因身体不好，常吐血，姜千里与刘仁不允许王南下，而调他去北京市委办公厅。但王梦魂萦绕尚未「解放」的美丽的南方，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被分配到四野南下一分团四大队十五中队，参了军，当了个保卫干事。这是一支热血知识青年的军队兼工作队，一万多人中大部分是大学生，中学生是最低学历。集训期间，周恩来、朱德、李立三、王明、吴玉章、薄一波、谭政、罗荣垣等中共高级领导都去讲过课，把建立新政权的希望托付在他们身上。打进广西后，王祖鉴所在的学生军易名为十三兵团，清一色大学生。铁路被白崇禧部破坏，到处埋设了地雷。快速进军中，来不及起雷（挖地雷），就用粉笔划上圈圈。女生及伤病员乘车，男生步行，浩浩荡荡席卷全广西。一边进军一边留下干部，和地方游击队一起组建新政权，渐渐销融于城镇山乡。随即征粮、剿匪、反霸、上改……一个新政权组建者的诱人仕途展现在王祖鉴的眼前。他的经历及才干引起了注意，士改一结束，上面要调任他为省委书记秘书。然而书生气十足的王并不羡慕那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他有他怀抱已久的夙愿－－写小说。早在少年时代，他在家乡听到过太平军将领凌十八的故事。起义初期，凌十八曾率五千人到金田与杨秀清等会师，转战两广：后孤军被围，一万多人全部饿死无一投降。这个在心中扎了根的悲剧使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荣升，而要求下基层。他要熟悉生活、熟悉农民，将来为农民起义。一九五四年，王任来宾县委书记。他给刚调到华东分局的陶铸写信，要求调回广东家乡，理由仍然是想写凌十八的悲剧。陶铸回信，要他留下安心工作，小说的事，留待三、四十岁之后再考虑。不久，合作化浪潮铺天盖地席卷全中国，小说梦终于破灭。在合作化、统购统销的胜利鞭炮声中，王一头栽进了一个终生挣脱不得的梦魇。强制性的粮食高征购使得王困感不已，他主管农业，主管合作化运动，他知道人不吃饭就会饿死，于是据理力争，抵制高征购。但顶头上司一个叫陈东的人说：「你来宾县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你不交粮谁交粮？你不要起哄，饿死人你找我，我替你去坐牢！真没吃的了我保证给你调粮！」在上级与同僚们的强大压力下，王默默地接受了高征购任务。几个月后，一九五六年初布置春耕的动员大会上，一个消息震得王目瞪口呆，五内俱焚：

饿死人了！他当即宣布休会，干部们各回各地调查饥荒情况。然后又跑到地委报警：来宾县至少有两三个区出现浮肿和死人！三天后，统计数字上来了：饿死人数已逾千人。王十万火急采取应急措施，将濒死的农民分开集中，把从柳州、南宁紧急调来的四百多名医护人员派到各集中点枪救。医护人员的结论十分简单：不是病，是饿的，是吃芭蕉根、木瓜根、黄枸头（灌木）吃的。情况大远报到省委（＊注），省委立即作出反应：紧急从外省调粮。平心而论，那时共产党的中下层干部还是有良心的，还不忍让百姓眼睁睁活活饿死，补救动作十分迅速。【＊注广西壮族自治区于一九五七年建立。因此一九五七年之前称省，之后称区、自治区。】来宾县党政当局下令：干部一律不准吃干，只准喝稀，每人每天节约四两粮食，集中起来枪救严重浮肿病人。又拨出一批救济款，购买瘦猪肉、鸡蛋，晾干剁碎，和到米粥丙当救命药。那时物价极低，猪肉每斤不过六、七角，鸡蛋只有两三分钱一个，一笔民政救济款就能大批购进。十天左右，濒死的浮肿者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千恩万谢地走回家去。纵然采取如此救水救火的紧急措施，但来宾县仍然饿死一千九百九十七人。这种无妄之灾四处发生，以平洛县为最。民革人士黄少雄赴京为民喊冤，称国民党时期也从未发生过如此人间惨剧。北京旋派中央委员钱英赴桂处理善后，把县委书记、县长、地委书记、专员等官员处理了一批。钱英到来宾时，王早已写好了请求处分的报告。听了汇报，钱英决定对王免于处分。然而，在他治下近二十人被活活饿死的惨状却再也无法从他眼前消失。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辗转反侧，反躬自问：我是罪人吗？我是罪人！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饿死农民吗？我饿死了！原以为严厉的处分多少能减轻心灵的重负，却又不予追究，于是良心的谴责使王惶惶不可终日。

第二年，「整风反右」的暴风骤雨突然降临中国大地。当然，整风伊始，一片和风细雨，无人料到，接踵而至的将是「引蛇出洞」之后的政治大迫害。长期的良心折磨和思索使王在「鸣放会」上痛陈已见。但是他大错特错了，他居然在党的会议上作自我忏悔，称自己是个没有挨处分的罪人。如果到此为上，仅仅对饿死人的罪行作一番自我谴责，也许还不至被视为犯上作乱。只可惜除此之外他又多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便决定了他将付出一生的代价：「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对的，但农民一天要一斤谷子，才能不饿肚子，不饿死人。」比狗鼻子还灵敏的党棍们嗅出了王的弦外之音，会后分析说：王祖鉴不该多嘴！农民一天留一斤谷子，一年就是三百六十斤，那怎么完成征购？这不是反对统购统销还是什么？次日，王便被拒之门外，丧失了参加会议的资格。紧接着，反击的大字报将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王在大字报前徘徊良久：反驳还是沉默？按照他的性格和不可玷污的理想主义精神，他本当据理力争，然而他终于选择了沉默。他不久前才完成了夏衍瞩写的电影剧本，二年之间八易其稿，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斗争，歌颂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人们劝告他逆来顺受，保持沉默，只要态度好，他们终会保住他，从而也保住已交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广西的第一部影片。最终，事实证明他又一次上当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连降五级发配武宣农场劳动改造。他不惜忍辱负重试图保全的电影呢？停上拍摄。自此，仕途断绝，艺术亦与他无缘。凌十八的悲剧尚未动笔，他便开始演出了自己的悲剧。对于自己个人的改治悲剧，王并不耿耿于怀。虽然他心中缠绕着许多永地想不透彻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饿死子民无罪，而为他们要保命口粮却罪不容赦？为什么对饿死人有直接责任的官员们地无非开除党籍，降职使用，而他只说了一句为民鼓呼的大实话却竟被戴上帽子，判处劳改？想不通吗？暂时不想了。现在党要我们当反面教员，我们就要当好！给人民做靶子，做教材也好嘛，总是为了祉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真正使他难过得夜不能寐的是亲人被株连：妻子张慰人被打成「极右」。张慰人解放前便参加了地下共青团（爱青会），解放后分配到柳州地委宣传部。与王相爱后，一起到农村去组建党支部。一个新社会的梦想燃烧着两颗年轻的心。骑车、骑马或干脆步行，背上行李走村串户，卸下门板就是床。王打成右派时，地却戴上大红花到基层去宣传社会主义高潮。那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孩子。本来，张慰人在「鸣放」时并无把柄，不料她所在的单位分配的右派指针差一个名额才能完成，左右一看，只能补上她：因为她没写过王的一张大字报。张慰人正带领一万多民工在修丰收水库，专案组将她调回县委，十余人轮番审讯，要地揭发丈夫，划清界线。这是一位刚强的女性。通宵审讯中，地只有一句话：王祖鉴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工作，他不是右派，而是一个好共产党员！大亮了，太阳出来了，项目组郑重宣布了审查结果：极右。王祖錾从十六级连降五级，工资砍一半还剩一半。张慰人却从二十级降到一级不到，每月只发十几元生活黄。从忠实执行共产党路线饿死子民的各级官员到自我忏悔为民索食的王祖鉴再到为丈夫据理辩护死不低头的张慰人，责任与官职越来越小，而惩罚却越来越重。这显然是一条极权主义的逻辑：不问罪行之大小，唯问对统治者忠顺之程度。一纸判决，张慰人成了劳改犯，立即押赴武宣农场劳改。夫妻二人住地不过相距十余里，但大半年内竟互相不知去向生死。

武宣农埸，女犯种香茅草，男犯搞基建，烧砖烧瓦，和泥挑灰。王祖鉴要求干最重的活儿，分到了砖瓦组。南方缺煤，以草烧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往窑里添草，不分昼夜连烧二、三十大，然后封窑二日，出砖。这是农埸最重的活儿，每天得吃四顿饭。王怀着向党赎罪之情发狂地干，挑担不用扁担，用？杠，每担一百五。一天下来，爬都爬不动。窑上的劳改犯惊诧莫名：你那么大的共产党官儿，也和我们一样干？王只有苦笑：有谁知道他心灵深处之重负？对人民犯下的罪孽尚未清算，又对党犯下新的罪行！不久，大跃进的伟大蓝图渐渐化为严酷的现实：大饥馑降临。口粮从每天二斤减到一斤，又转瞬间减到几两，一半米一半木薯干红薯片。想拚命也拚不了命了，头发昏腿发软，一大到晚想的只有一件事：吃。陈慰人听说丈夫浮肿了，每大半夜里到收获过的地里挖红薯、木薯，十大半月放一天假，偷偷地把薯片也来给丈夫吃。丈夫烧砖，下班后走不动路，没法自己去挖。一次生病住院，病号每餐有一碗粥，地总要剩下半碗，等丈夫去探视时悄悄给他吃。一个右派医生发现了，忙不迭告到场里。埸领导本来同情夫妇俩，训斥告密者道：你看病就行了，还管什么闲事！北京老地下党的战友们和老父亲也不时省下点粮票寄来救命。一起劳改的同志们看王实在挺不住了，就合伙买了一条狗，烤熬了每人分二三斤肉干，藏在床头边，每天吃药一样吃几小片。后来，农埸领导照顾王夫妇，让他们住一起，为互相照顾，相依为命。他们也养起了猪。当然，这已是摘帽以后的事了。每一个劳改人员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大口肥猪肉。人们加班加点养猪，收工回家挖猪草，月光下剁猪草煮猪食，简直恨不能把自己的肉长到猪身上。杀猪成了人生最大的喜事，所有的人都在估算谁的猪可以杀了，谁的猪还要等一个月。人人望眼欲穿地渴盼着杀猪的「节日」。不论谁家杀猪，每人都可分到一斤肉，饱啖一顿，立时精神焕发，如返阳追魂。人们什么都不想，只是想吃；人们什么都不聊，只是聊吃。而王祖鉴这位前县委书记想得更多一点：社会主义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劳改犯骤然增加：许多不顾中共禁令杀牛救命的大、小队干部纷纷被开除党籍，判处劳改。关于全国大饥馑的可怕消息源源不断传来……被饿得步履蹒跚浮肿不堪的人们一歇下来烤火时便骂娘骂天，唯独不敢骂共产党。但王自然明白，那大地鬼神的谩骂其实全部指向共产党。他从不参加这种谩骂合唱，只是痛苦地呆想。这一切是为什么？吃食堂，山都砍秃了，风调雨顺，人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了，哪个省都死几十万，上百万，农民每月三、五斤粮怎么活……他无法骂共产党，因为他始终自认为是这个领导人民去实现伟大社会理想的先锋队之一员。他只是因惑得睡不着觉，内疚得？不起头。一九五九年国庆前，同队劳改的犯人悄悄告诉王一个好消息：第一批「摘帽」的有十八人，其中有王，因为改造表现甚好。王不禁私心窃喜：党终于原谅我啦！国庆期间，第一批右派「摘帽」，却偏偏没有王。为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敢问。农埸书记下班时路遇王，当众人面下车与他握手，并鼓励他不要泄气，好好坚持下去。一句话使王备感温暖：组织还是信任我的！又一年过去，王的前任县委书记碰到他，悄悄说：「老王，你可要小心呀！有人请你要翻案。」王诧异极：「我没翻案，我是认罪的呀！我每月都给组织写思想汇报呀！」「你是不是每月都存党费？」王愕然了：原来如此！这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内心深处从未承认已被开除出党。他可以舍弃一切，决不舍弃党。饿得大旋地转，全身肿涨之际，他心里仍坚信伟大正确光荣的党终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暂时困难，继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虽然已无人收他党费了，但他却每月到贮蓄所去存三角五分钱。党开除了我，但我不能舍弃党！三角五分钱不算多，但这是一位共产党员对党的一片耿耿忠心。贮蓄所的人莫名其妙，说：「你存个整数好不好？」「不，我就存这么多。」每月如此，再笨的也猜出了「老右派」在存党费。消息竟传到地委，传下话来是：「王祖鉴要翻天！」在其它问题上，王可以委曲以求全，但在此事上却顶住压力，绝不退让。不管摘不摘帽子，不管恢复不恢复党籍，月月存三角五，年年存四元二，一直存了整整二十三年！陈慰人住处发生火灾，全部家当付之一炬，连鞋都没留下一双，下田只好赤脚。妻子到王住处哭诉，王硬起心肠，没舍得取出那已存了十几元的党费来给妻子买双鞋。一九七九年二月，宣布恢复王党籍。王取出存折上的七十九元六角钱到县委组织部补交了二十三年党费。这是后话了。一九六*年，在劳改四年之后，王大妇终于摘了右派帽子，王被分配到武宣县文化馆任馆长。其时，距平反冤案，恢复党籍，还有十九年艰难的岁月遥遥在前。仕途无望，王并不觉遗憾。凌十八的悲划仍时时萦绕于心，他人生的梦想便是有朝一日去完成这一夙愿。他尚未明晰，自己的人生已构成值得一写的悲剧。他对自己说：那是个误会，个人是非曲直不值一提！他利用任馆长的条件，大量阅读书籍，进行写作准备。他想迥避现实，沉入历史，但现实却不容回避。不久，王过去的老下级，现任县长黄达把他请到办公室，要他写一些宣传大好形势，阶级斗争的文艺节目，再由县长本人翻译成壮语，让壮族宣传队下乡去演。黄达是当地有名的壮族民间歌手，开口就是歌。到农村宣讲政策，布置工作，为什么要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全是随口唱，老乡们最爱听他开会。王祖鉴将他引以为同行知音，从历史回到现实。节目越写越大，最后王竟诗兴大发，写了一部大合唱《石祥河赞歌》，讴歌大修水利群众运动的，八个乐章，类似《黄河大合唱》。作曲者是环江县文化馆馆长，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叫绝良。毕业不久，他深爱着的未婚妻良某不幸病故，自此了却尘缘，改名为纪良。纯情至此的人自然眼中揉不得砂子，他不当右派谁当？一下子从海军南海舰队文工团乐队指挥的宝座上跌到了环江文化馆。一九六四年，《石祥河赞歌》完成。县长黄达与奋不已，马上调集近二百高中学生昼夜排演，几天几夜之后，拉到水利工地演出，专业水平，果然不同凡响。唱来唱去，《石祥河饙歌》成了武宣的骄傲，多年之后，武宣人都能忆起那气势磅礡的曲调。久唱不衰的赞歌竟又一次把王拖入灾难。文革伊始，黄达自然成了全县最大的走资派。黄达有文化又有点艺术细胞，除是资派之外，另添一顶帽子「吴？」。顺理成章，王便成了「邓拓」。「赞歌」亦受株连，一下子成了「大毒草」。黄达到处游斗，王便到处陪斗，宛若一对连体双胞胎兄弟。他们毕竟活了下来，而那位纯情的音乐家纪良却英年早逝了：挨斗回来，他回到楼上，换上整洁的军装，端坐在藤椅上，用锋利的切烟刀割断了喉管。血流满地，次日透过楼板渗到楼下，人们才发现这位可杀而不可辱的艺术家已经以生命的代价来维护了人性的尊严。用他的床板草草制成一口棺材，但身躯已僵作庄严的端坐，让四类分子用大石压断骨头才装进棺材匆匆掩埋。文化革命按其自身的逻辑很快演变为全面内战。人们再也顾不上批斗「死老虎」，王祖鉴倒落得自由清闲。一九六八年盛夏时节，武宣的「万人吃人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王每大按时到文化馆上班，路过县城中心地带。暴民蜂拥而上活剖生割的血腥埸面和血污遍地尸骸狠籍的现埸每每使他窒息、恶心、痛心疾首。当吃人运动进入高潮之后，这位开除党籍的脱帽右派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怒不可遏地上书中共中央：武宣告急！一位无话不谈的书友邝君吕闻讯大惊：「老王，这信不能写，绝不能写！事情成了这样子，只怕你是自命难保啊！再说，上告信也发不出去，县邮局专扣上告信件，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算万幸万幸，」王当面将已写好的告急信撕毁，请朋友放心。回到农埸，更不敢与妻子商量，通宵不寐，苦苦思索。写还是不写？他十分清醒：如果写，下场大约十分悲惨。揭发杀人者可能被凶手所食，揭发吃人者则可能被暴民所吃。那一副副被分割殆尽的骨架追在眼前，彷佛要让他看得清楚再清楚。那些疯狂的活剖生割埸面历历尽现，被害人的惨叫，暴民阴森的眼神……他的心猛然抽紧，血液如叩鼓般震响着胸膛……凌十八悲壮，但他也未被吃掉啊！而他，王祖鉴不仅要被活活吃掉，而且是「老右派」，吃了白吃！黑暗中，身边妻儿平稳的呼吸声更使他心痛难耐：他死了，为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不可推拖的责任，死得其所：但以他为精神支柱的爱妻娇子呢？他们该怎样忍受这骇人听闻的苦痛？他们又该怎样互相搀扶着去熬挣漫漫人生坎坷？…那么，不写呢？自然能确保全家平安。不管武宣吃成人闲地狱，大约地无人胆敢吃进他们安家的农埸。武宣农埸一批掌权的复员军人，明智地回避了两派之争，挂出「免战牌」：哪派都不参加！谁来打农埸我们就打谁！当然，他再也不是县委书记，无官一身轻，但将来他该怎样面对良心的谴责？饿死两千人的惨剧已默默折磨了他十余年，当然，罪不在他，而且他曾顽强抵制高征购；但良心不管这些，只是如影随形，毫不妥协地质问他：你为何没顶住？你罪不容诛，罪不容诛！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他已看清了面对罪恶缄默自保的下埸：漫长余生中，他只能是一具丧失灵魂的行尸走肉！正如那折磨哈姆雷特的著名命题：生存还是死亡？报警还是不报警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样无情地折磨着王祖鉴。难道就不存在一条折衷的中间道路吗？有了，写匿名信！但他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此重大，如此难以置信的惨剧，如此严肃的直报最高当局，匿名等于不报。王祖鉴啊王祖鉴，你无路可退了！为了黎民百姓，干吧！个人生死，只有置之度外了！他翻身起床，秉笔直书：「中共中央：我叫王祖鉴，系原北平地下党党员，现脱帽右派……」他从武斗、屠杀谈到人相食的大疯狂：「……校长、中、小学老师都杀着吃了人肉，这样吃下去会是什么局面？武装部、县革委会领导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吃下去要吃到何年何月？...文化大革命也不该吃人，尤其在成立了革委会之后，局势处于控制之中，枪也掌握在手里，为什么要吃人？」＊注【＊注所引文字系王祖鉴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于南宁寓所自述，并非上告信原文。】他一一列举了一些被吃者，负责任地宣布：吃人之风已遍及武宣全县！十万火急！请中共中央立即予以制上。就这样，席卷全武宣全广西的吃人狂澜终于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了「天」。义无反顾不等于蛮干。老地下党员王祖鉴略施小技，突破了独立王国的邮检：同时发出的五封告急信，地址都是他的兄弟姐侄，瞩他们急转寄原北平地下党老同志，再嘱老同志们火急转最高当局。他成功了，五封信全部突出重围，直达大听。周恩来动了雷霆之怒：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带兵急赴武宣，指着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文龙俊鼻子拍案大骂：看起来势不可当的吃人运动嘎然而上。败了雅兴的文龙俊们脑羞成怒，严令公检法迅速查清上告中央的「黑手」。一批怀疑对象被拘捕刑讯，却偏偏没有王。一个曾劳改四年的小小文化馆馆长，一个在文革初期便被打倒在地的小「邓拓」实在太不起眼了。遗憾的是，书友邝君吕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在王的忠告下，邝君吕的三个儿子大武斗前晚撤出了小派的武斗据点，奇迹般地免于一死。人们怀疑邝君吕背后有仙人指点，于是严刑拷打，追问上告中央的「罪魁祸首」。邝君吕忍受了种种酷刑，第四天，临死之前，他坚持不住了，说了一句：「可能是王……」报警还是不报警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样无情地折磨着王祖鉴。难道就不存在一条折衷的中间道路吗？有了，写匿名信！但他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此重大，如此难以置信的惨剧，如此严肃的直报最高当局，匿名等于不报。王祖鉴啊王祖鉴，你无路可退了！为了黎民百姓，干吧！个人生死，只有置之度外了！他翻身起床，秉笔直书：「中共中央：我叫王祖鉴，系原北平地下党党员，现脱帽右派……」他从武斗、屠杀谈到人相食的大疯狂：「……校长、中、小学老师都杀着吃了人肉，这样吃下去会是什么局面？武装部、县革委会领导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吃下去要吃到何年何月？...文化大革命也不该吃人，尤其在成立了革委会之后，局势处于控制之中，枪也掌握在手里，为什么要吃人？」＊注【＊注所引文字系王祖鉴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于南宁寓所自述，并非上告信原文。】他一一列举了一些被吃者，负责任地宣布：吃人之风已遍及武宣全县！十万火急！请中共中央立即予以制上。就这样，席卷全武宣全广西的吃人狂澜终于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了「天」。义无反顾不等于蛮干。老地下党员王祖鉴略施小技，突破了独立王国的邮检：同时发出的五封告急信，地址都是他的兄弟姐侄，瞩他们急转寄原北平地下党老同志，再嘱老同志们火急转最高当局。

他成功了，五封信全部突出重围，直达大听。周恩来动了雷霆之怒：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带兵急赴武宣，指着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文龙俊鼻子拍案大骂：看起来势不可当的吃人运动嘎然而上。败了雅兴的文龙俊们脑羞成怒，严令公检法迅速查清上告中央的「黑手」。一批怀疑对象被拘捕刑讯，却偏偏没有王。一个曾劳改四年的小小文化馆馆长，一个在文革初期便被打倒在地的小「邓拓」实在太不起眼了。遗憾的是，书友邝君吕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在王的忠告下，邝君吕的三个儿子大武斗前晚撤出了小派的武斗据点，奇迹般地免于一死。人们怀疑邝君吕背后有仙人指点，于是严刑拷打，追问上告中央的「罪魁祸首」。邝君吕忍受了种种酷刑，第四天，临死之前，他坚持不住了，说了一句：「可能是王……」凶神恶煞的一伙冲进县文化馆，将正在上班的王拎出来，膝窝上猛一脚踢得趴在地上，然后用绳子细细绑了个结实。街道民兵营长悻悻大骂：「你这棵野葱，敢告我们吃人肉！早三个月，我要知道，你这副心肝下我肚子，你这百多斤肉，下我们贫下中农肚子！你这一身嗅骨头，扔到黔江流回你广东老家去！」此民兵营长叫廖伙寿，曾吃过十数人心肝。见满院的人皆默默怒目而视，廖伙寿未敢追次，只是将王押到早已布置好的县直机关二十多人的批斗大会上。王一进会埸，口号立即呼起：「打倒王祖鉴！」「老右派妄想翻天！」「砸烂王租鉴狗头！」墙上赫然贴着一张报纸一个字的大标语：「王祖鉴是全县最大的黑手！」「王祖鉴攻击红色政权罪该万死！」口号声骤然停上。革委主任文龙俊发话了：「王祖鉴，你老实交代反县革委的罪行！你向党中央写了什么黑信？是怎么诬蔑大好形势的？」十一年前，王为了保住他的电影，委曲求全，结果正义未得伸张，电影也未能保住。今大，他没有权位，没有党牌，也没有电影，唯有双肩的道义。要命拿去！

他决心利用这个讲坛，攻击黑暗，同时也夺回十一年前曾屈辱丢失的人格。他起头，勇敢宣称：「不错，信是我写的。不上一封，是五封，都是通过亲戚和老战友转给中央的。……为什么要写？三日一墟，逢墟必杀，每杀必吃，成何体统！文化大革命运动难道是吃人运动？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给党中央抹黑……」口号声骤起，淹没了他的抗议。有人声色俱厉：「王祖鉴，你向中央诬告县革委，你要负责！」「你拿我的信来，看看我改击了那一级革委？我没说哪一级应该对吃人负责，只要求中央尽快来制上。」王转向黑压压的会埸，大声发问：「大家说，到底该不该吃人？」台上台下霎时愣怔了。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出击，在武宣多如牛毛的批斗会上绝无仅见。台上的人们首先清醒过来：不能让王控制会埸！于是色厉内荏的口号声又震耳响起：「不准王祖鉴继续放毒！」「打倒……」「砸烂……」看来，大会批斗对红色政权极为不利。于是当权者迅速调整策略，把王交各系统小型批斗。这是极毒辣的招数：由于每次批门仅十余人，又得了当局眼色，往往便拳脚相加，将受害者打得遍体鳞伤，重者甚至一命归西。然而又失算了：在各系统邂斗一遍，王却奇迹般地未挨一拳一脚，连口水都没挨一口。正义与勇敢终于博得感佩。又今非昔比，武宣当局再不敢唆使乱杀滥吃，对王暗下毒手。一是杀人吃人之疯狂已是时过境迁，二是既然事已通大，他们怕有朝一日最高当局向他们要人。万般无奈，只好草草收兵，将王撵去劳改了事。王又一次走上劳改的土地。如果说上一次是失败者，那么这一次是胜利者。他不仅战胜了迷狂的吃人者，而且战胜了自己：他终于唾弃了使灵魂蒙耻的委曲求全，而披坚执锐，成岩正义事业的坚强卫士。

王再次走进囚禁之地，面对二三十头牛挥起长鞭之际，再无第一次劳改之惶感与痛苦。他只感到一种恶战之后的休憩，舒展。他沉着而自信。在全武宣人民的心目中，他成为良心的化身。不管是大派小派，官吏百姓，只要私下见到他都要表达一番由衷敬佩，都要小声说一句：老王，全武宣数你骨头最硬！这一次比上次还要多一年：五年。五年的岁月里，他都日出而做，日落而归，与他的牛群相守相依。一上山，牛群便埋头吃草，吃饱了就开始反刍，然后就开始调皮捣蛋，不是和母牛调情，就是找公牛磨角，磨磨就惊天动地地打架。只要不打架，王就坐在草坡上看书，在大草帽的凉阴下潜心研读马列原著。青年时代，他自认为对马列主义很清楚，而如今却越来越胡涂。到底什么是马列主义？他需要重新认识。他拥有七百余斤马列主义「砖头」，本来够啃几年。但不期然而至的穷困却追使他忍痛变卖一空。一天，上级组织全体劳改者捐款捐粮，支持大派两个民兵连远征「剿匪」。迫于淫威，人人都认捐，唯独王严辞拒绝：「我是右派，不能捐钱，捐钱就是支派，支派就又犯了王法。一分钱、一斤粮票也不捐。」不自愿吗？很好，不自愿就强迫！当即扣发三个月工资。其时，王的小女儿刚出生，妻子正坐月子，正是需要花钱的紧要三关。（事隔多年，王还常常感叹：这个叫人心疼的小女儿，不仅是我们家庭苦难的见证，而且还是武宣人民苦难之见证。一九六八年夏吃人风大盛之际，妻子又怀孕了。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决计不再生养。去县医院做人流手术，必路过县城闹市区，恰逢发疯的人群绑了数人在血淋淋地剖腹割肉，陈慰人一见便吓得捂面而返。次日再去，亦是如此。而且大大如此，她终于无法越过那血污之地走进近在咫尺的医院。他们的小女儿便这样来到了人间。）作为惩罚，工资被扣：又作为惩罚，不准请假去探视。王万般无奈，只好托人将他们眼下仅剩的也是最宝贵的财产七百多斤马列著作当废纸卖了二十几元钱，买成草纸、鸡蛋、菜油、红糖给妻子送去。

无书可看了，但放牛生活渐渐生出种种乐趣。原来，手中那牛鞁竟然妙用无穷，除了赶牛，尚可以打蛇打青蛙。草坡树林里蛇特多，头一鞁照「七寸」处打下去，全身骨节便散，第二鞭便打头。若打到一米以上大蛇，便是一餐蛇肉，俗话称「一蛇顶三鸡」，极是美味可口。越毒的蛇越好吃。草帽里带些蛇药，被咬了，将草药嚼碎，挤出毒血，糊在伤处。青蛙更好打，一人走动牠就跳。每人腰间挎一竹篓子，打着野味便往里塞。秋收后，牛群赶到田娟里放牧，便拾稻穗，捉蚂蚱。鸡吃蚂蚱，很能下蛋。还每人捞一柄小锄，找到田基上鼠洞，用稻草烧烟，草帽扇。老鼠被烟熏出来，早有人严阵以待。就着稻草火烧掉毛，再到河边用稻草将老鼠擦洗得全身焦黄。回家后开膛留肝，弃去肠肚，佐以葱姜，炮制一餐两广人嗜好的上品佳肴。有时挖到老鼠库房，便能收获十几斤粮食。着挖到一窝未睁眼的小鼠仔，泡在酒里，三十来天，鼠仔化净了，便是大补的仙丹妙药。就这样，鼠、蛙、蛇帮他度过了艰难岁月。马列经典没有了，但大自然在他面前摊开了一卷更为莫实而丰富多彩的百科全书。曾第二次劳改终于结束时，王祖鉴与他的牛群已是依依难舍。牛通人性啊！牛长虱子，大其腿下、脖颈处，尾巴抽不到，嘴也咬不到，用「牛爪」常给他抓，牠便满目依恋之情，再凶的公牛也听人的话。牛生产时，王给它接生，把颤巍巍的小牛往母牛奶头下送。牛生病时，会拖长声音呼唤他，见他走近，便泪汪汪地求他治病。牛能嗅出他的气息，听出他的声音，一看见他，远远就叫。一头牛叫，一牛都停了吃草，亲亲热热叫成一片……但是，他该走了。他必须重返那充满邪恶争斗的人世间，共承受命运将给予他的新的挑战。一大，王正放牧，队长找来，告诉他又来了一位新县委书记，姓江。王一打听，新书记恰是他老下级，他是新书记的入党介绍人。于是提笔修书一封：五年来，没有任何人来找我核实我的罪行，如果方便，你是否可以过问一下？

当然，如果不方便就不必勉强，请用你抽烟的火柴将此信烧掉。那溢于谦恭之表的揶揄之情使新书记不敢怠慢，立即召集有关方面开会讨论。没几天，县里派人来接他回去。回到文化馆，问：向谁报到？答：向你自己。原来，他又官复原职了。有权便用，王向副馆长下的第一道指示便是：一切照旧，副馆长主持工作。然后背上行李又下了乡。他想一边参与实际工作一边大量收集素材：他还念念不忘那部构想中的小说《凌十八》。连续四年，从春种到冬闲他都泡在农村，既指导生产，也研究民俗，揣摩人物。一次在乡下碰到三个电影放映员，找他这个文化馆长诉苦：天天放样板戏，演久了没人看，挣不了钱，他们无以为生。惯以天下为己任的王当即给文化部上书，反映了基层状况，并「献计献策」，说许多演员都已经「解放」了，崔嵬都上了天安门，能不能拍些新片子，至少可拍些历史题材，比如小刀会等等。不料文化部将此信转到中央文革，江青一看居然有人胆敢攻击地的样板戏，不禁勃然大怒，在王信上大笔一挥，批示：「此人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代表，必须从严批判。」信转回武宣，县领导悄悄压了四个月，大约想拖过去。没想江青日理万机但记忆却很好，千旨追查：「从严批判王祖鉴之事如何迟迟不予汇报？」蒙混过关显然不行了，又一次开始对王的全县规模大批判。凑巧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等二人也认为样板戏太少太单调，于是与王合成「广西三个小丑」，全省批判。此次已无被食之虞，文革已是强弩之未，王更不去怕它，倒乐得悠闲几日。日月如梭。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邓小早上台，文革总算熬过去，武宣又恢复了极权统治下的平静。三中全会之后，武宣的换届党代会上，吃人者不仅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捷上县委委员候选名单，引起部分代表强烈抗议，并扯下红布条，愤然退埸。刚从广州度完创作假，回到武宣的王祖鉴愤慨不已，又提笔向中共中央写了篇全面揭发的材料《武宣吃人肉始末记》。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二日《人民日报》内参（发主省军级）一字未删全文刊登

，轰动全国。不久，想捂盖子的区党委派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赵茂勋率工作组到武宣调查。王终于认识到：武宣事件并未成历史，斗争还在继续。于是，在文革后广西作家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当作家们纷纷诉苦抱怨时，王讲起了「武宣连续当街杀人吃肉惨案始末记」。全场哗然，以为在编神话寓言。王一个案例一个案例请来，作家们沉默了，震惊了，连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都听得停止了各自工作。会后，作家们不准王再回武宣，怕吃人者实行报复。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电影制片厂、广西大联、广西师院都盛情邀请王去工作，从而脱离武宣，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人身保护。与老作家陆地老友商量一番，决定到广西师院。他还想写凌十八这个在他心际萦绕了大半生的悲剧，他要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赵茂勋带工作组在武宣呆了二十余天，回南宁向区党委汇报，说王「无中生有，生编活追，诬陷武宣县领导」，并扬言要追究王，「为什么要这样报中央？吃人确有其事，但只有二十七个，绝对没有一百多！」其时，一位名叫许江萍的老干部刚刚恢复党籍，任区党委纪委副书记。此人颇有来历，一九一一七年参加革命，参加追长征，是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之一。撤离延安后，在路上他枪毙了写《野百合花》的作家王实味，（＊注）【＊注王祖鉴如是说。关于王实味之死，未及找许本人核实。】理由是怕他趁乱逃跑。事后许受到处分，调到新四军，和黄克诚共事。解放后，南下广西，任桂林市公安局局长，后又调省公安厅，五七年任广西省检查院检查长。因为对平乐地区大批饿死人事件有看法，认为不应光处理地委，省委应负主要责任，于是打成右派，劳改。劳改结束，到广西省展览馆看大门。文革照例也未躲过，又批又斗。在一次全国绝检委书记会议上，中纪委书记黄克诚点名叫广西的人汇报对武宣吃人事件的处理。许江萍站起来，说：「报告老首长，我开除党籍二十多年，到职才十几二十天。我不了解情况。」黄克诚认出是自己旧部，说：「这不怪你。但这次回去，由你承也此事，一查到底，然后向我汇报。」许江萍没头没脑丢了一次丑，回来找到陆地和文化局长郭明发牢骚：「我这个人真倒霉，一辈子不顺，刚到职就遏上这事儿，幸好黄克诚算我的老首长，多少还给我留了点面子……」陆、郭二人笑了，说此事你得去找王祖鉴。许江萍到师院来找王，长谈之后，许问王到底有没有一百多人，王答：「你一个一个人名去查，如果差一个，开除我党籍！如果多一个，让赵茂勋负责！请中央派调查组会同广西区、地、县三级一起调查！」许心里有了底，又作了一些调查，遂绕过他顶头上司趟茂勋，直接向黄克诚汇报。然后黄克诚又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报告了邓、胡、趟等首脑。见一再压制、恫吓无济于事，区党委趟茂勋等趁王赴京写作兼治病期间，在广西大事造谣，称广西作协主席陆地是王后台，准假赴京告广西区党委的黑状：又称王到鼓浪屿参加文艺黑会，并躲在鼓浪屿写吃人的长篇小说……等王自京返桂，已是谣言满天，从政治诬陷到人身攻击，令人百口莫辩，压力之大难以言喻。王未满五十七岁，便被迫告老离，以明并无权力野心之心迹。一九八三年春，王及广西民众的顽强斗争终于有了成果：广西大屠杀的元凶，文化革命硕果仅存的封疆大吏韦国清被中共中央调离广西，区党委进行彻底改组，「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运动在全区迅速展开，数十万被害者得以平反昭雪，一直讳莫如深的广西文革终于暴露放光大化日之下：原来，据说是全国唯一的「执行了一条正确（文革）路线」（韦国清语）的广西，竟然是一个「特别残酷」（《广西日报》社论）的人间地狱。每日采访完毕，我和妻从王家散步回旅店，都要感叹一番：王祖鉴确是绦汉子，确是个英雄。在人生中兴黑暗相遇的时刻，他从不回避，而是舍生忘死地正面迎击。在已被中共暴政淫威打断脊梁的当代知识分子之中，王确是出泥不染的佼佼者。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赋予他百死不悔的人生境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实际地位赋予他冲破种种理论迷雾而直达真理的可贵直觉。除此之外，我们总感觉他也许有一个不平常的家世。问及此时，王微微一笑，答曰：「我一生中在紧要关头，确实和前辈性格有共通之处。不过，这也许是历史的偶合。」遗憾的是，他未向我们详细介绍家世。后来，在一分罗定县志办公室的资料中，我们如获至宝地发现了他的家乡，他的父亲和祖父。王的家乡罗定县是广东最穷苦的地区。军阀混战时期，这个县的男子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当土匪，一是当兵。民国时期，这个县出了个剃头佬出身的匪首蔡廷楷，招安后当了师长、军长。

他的十九路军排长以上全是罗定佬。湘沪一战，誓死抗日，成了民族英雄。王祖父王克忠（一八六七｜一九三五），字朴川号两明先生，罗定县嘉益乡木寨村人。十七岁考县试得备取，二十一岁考县试第一名，得廪生中陪拔，中陪优。又于岭南全省考试取录第一名，即回乡开馆执教十三年。三十四岁（一九*一年）庚子补行辛丑恩正并科，考中广东第一百多名举人。赴京寓广东会馆，任工部主任。后考入京师法政学堂一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任大理院推事。民国后任最高法院高等审判。王克忠一生中最辉煌之篇章可算「五四」运动时期一次开庭审判：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殴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之后，北洋军阀接连逮捕近千名学生，总统徐世昌下令交最高法晥开庭判罪。全院同事相互推诿，生怕夹在政府与民众之间两头难讨好，个个畏缩，不敢主审。不过五十出头，资历较浅的王克忠挺身而出坐堂开庭。两方律师上堂辩论完毕，王克忠当庭朗声宣讧判词，最后以「爱国无罪」宣布统统开释。公堂内外一片欢呼，北京民众尽开颜。总统徐世昌大为恼怒，但对宪法明文定下的「司法分立」又奈何不得，只好明升暗降令王克忠出任黑龙江省法院院长，实即充军边陲。克忠愤然递交辞呈，最高法院全院哗然罢堂，遂改调天津地方法院任刑庭庭长。徐世昌下台，曹、章、陆三卖国贼免职后，克忠方返京复职。后协助同科中举，同船上京之同乡、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修着《历代帝王世系表》，终其余生。父亲王绍辉（一八九五｜一九六三），字君述，罗定县嘉益乡木寨村人。清未随父读书，一九一三年北京高小毕业。

成婚三朝即赴法勤工检学，追求救国真理。就读于里昂大学，专攻铁道工程。与吴玉章、李立三、滕代远等同学、曾被选为该校中国学生会副主席。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年方二十的绍辉愤怒停学回国，经河内至昆明，参加蔡锷云南起义，在李烈钧部任参谋。军至宜宾，袁世凯毙命。绍辉便返回北京，在中法大学短期任教，数月后因参加起义有功得公费再度赴欧留学，于比利时国立布鲁塞尔大学（即北京大学）专攻桥梁工程。一九二三年毕业回国，任职于京汉铁路工务课。因枪修黄泛告急之黄河大铁桥有功而升任工务课长。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期间，吴佩孚败过黄河，炸毁大桥南三孔，以期固守大险。绍辉时任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上校桥工大队长，率员冒枪林弹雨以枕木垒成临时桥墩，刚架通即驶过一列炮火齐鸣的铁甲列车，冲破黄河大险，北洋军溃不成军。此后绍辉功升少将工程师。论功得奖金两万银元，自己分文未取，悉数分给参战员工和死难者家属。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京汉铁路有股份的欧美各国竞相索高价修复黄河大铁桥，并妄称「能修此桥的中国工程师尚未出生！」年方三十二岁的王绍辉奋笔上书国民政府请战，自力更生修复大桥。功成升任京汉铁路首任中国人工务处长，全权总揽全路工程。抗日战争武汉会战期间，绍辉奉命率领工程大队员工十人南下广西，修通南宁至河内铁路。日军从北海登陆改下南宁后，绍辉又率员炸桥毁路。归路断绝，退往河内。一九四九年十月，广州解放。老同学、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邀其回国服务。刚到广州，广东省长兼广州市长叶剑英请绍辉负责枪修毁于战火之海珠大桥。不到一百天完工通车，记大功一次，遂留任广州市政府总工程师。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召集我国著名桥梁专家参与审议苏联专家图纸。王绍辉首先发言，对大桥设计之安全系数提出异议。按绍辉意见，可减少数千顿远从列宁格勒进口的特种钢材。绍辉力驳苏方专家团团长尤金博士，怀仁堂上辩论不休。最后周恩来总理拍板采纳王绍辉方案。一九五八年，王祖鉴及二弟王祖锷（原任职广州市委办公厅）均打成右派。王绍辉虽未被触及，但内心痛苦难以言状，高血压病症日趋严重。于广州市人大主席台上作大会报告时，一陈剧咳突然昏倒，患脑溢血瘫卧病床长达五年。逝世前尚以笔代舌过问工程。一九六三年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王家三代，历经中国现、当代史。在中国人民反帝反专制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祖孙三代忧国忧民，壮怀激烈，刚正不阿，清廉自持的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尚未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质量消磨殆尽的话，那么，王家三代，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人格理想的真正传人。这是一个历史不应当忘记的人。这是一个历史不应当忘记的家族。我狠奇怪，为什么他不写写自已与家族的历史？这不平凡的历史已经构成了一部长篇巨制的脉络。使我稍感欣慰的是他再也不提凌十八了。也许他有了新的创作计划？但遗憾的是：他绝不会写武宣事件。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来信结尾处，王写道：关于武宣吃人事件，八年陈荒煤副部长来南宁主持文艺理论教材编写会议，在广西大学礼堂对西大、师院、民族学院的中文系师生和作协会员作报告，一开场就十分沉痛地提到广西吃人肉惨案，按着说据说有位当事人正在写这题材的小说。荒煤同志诚恳地指出：十万千万不要写呀！把这透露到国际上，是有辱中国国格、共产党党格、中华民族族格的呀！他报告结束，我在台下拦住荒煤同志，解释我压根儿没动过写吃人肉小说的念头：……煤同志马上对我道歉，说是路过长沙听康濯同志对他说的。还说到会的人已散了，他无法辟谣了，十分抱歉。他回到北京还挂号写来一封道歉的信。你这次到武宣是否写这素材？时过二十年，有无必要写进文艺作品中去？我不知中央意见如何？我本人至今不打算写它。

连王祖鉴这样出身、经历的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冲破忠君一就是（爱国的屈原情结，这确是中国文人的至大悲哀了。他们可以不惜身家性命抗击邪恶，但在神圣君王的邪恶面前，却不觉自动却步，不敢正视。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来信中，王难得地谈了两句家常：「……连我四个子女也常说爸爸太直太蠢，他们一直对爸妈两老对党的态度很不理解。组织上多次要发展他们入党，至今一个也不入。我夫妇俩也很不理解下一代人。」也许「六四」大安门之血终于使他理解了下一代人，理解了一切：也许他还在经院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剧烈冲突中痛苦辗转……无论如何，他已经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在同代的共产党人之中，他无愧为一个大写的人，其正的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该看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