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任以来已多次谈到改革，他在上任之初重走小平南巡之路的举动更是让人充满期待。习的表现迎合了中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体现了国内各界对必须拓展深化改革的广泛共识，展现了一个“红二代”领导人的气魄。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在深圳表示“改革要有新开拓”，还是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就推进改革开放提出的“五点意见”，习近平都是在泛泛表述改革意愿，在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更具实质意义的改什么、往什么方向改、怎么改等问题，和高层数年来在改革话题上的表态一样语焉不详，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过去十年，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温家宝，都多次谈到改革，胡锦涛还把改革范围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改革等四大门类，而温家宝更是把话题聚焦，连续十多次高呼“政改”。如果再往前推，三十多年来，从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朱镕基，到陈云、李鹏、邓力群、丁关根，任何一个哪怕最保守的领导人都谈改革，都公开表示支持改革。但真正有没有改，改了什么，改的效果如何，各界评论见仁见智。
可以这样认为，自邓小平时代开启以来，“改革”二字在中国已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成为官方高层最保险、最冠冕堂皇的政治用语。党内外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即便是改革的反对者们，即便是在“六四”后极左思潮回归的萧杀氛围下，也会把改革的旗帜抗到肩头，用“改革”二字来为自己驱妖降魔、吆喝开路，薄熙来、卢展工都是这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和反腐败一样，已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统战工具，成为道义上的制高点。任何领导人只要占领这个制高点，做出愿意改革的姿态，即便完全没有改革的诚意或行动，也能立刻忽悠出一批追随者。
三十多年的政治实践已经将“改革”二字锻造成一个长盛不衰的神圣话题，但考察自邓小平主政以来三十多年的中国政坛，真正在改什么、往什么方向改、怎么改等更为关键的问题上有动作的，在高层只有邓小平、胡耀邦、朱镕基等堪称表率。胡锦涛执政后期在社会再分配领域和政治局常委会构成上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但其范围究竟有限。如今，习近平的改革到底囊括何物，到底要有什么新开拓，要改什么，要往什么方向改，要怎么改等等，在这些更为关键的问题上，还有待更多观察，才能得出结论。
习近平刚刚上任，他已经展现出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应有的气度，但有关他的价值观取向及政治立场等还不够清晰，他到底是左还是右，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是蒋经国还是戈尔巴乔夫，是“年轻版邓小平”转世还是“微缩版毛泽东”再生，都还裹挟在新君上任刮起的旋风中混沌不清，我们不能因为他谈了几次改革、下了一次广东就过早下定结论。老牛认为，对“邓小平时代”政治生态的解读分析，是我们对“习近平时代”的改革不能过早期盼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和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复出后的改革阻力不一样，今天的改革阻力要远大于当年。习近平能否战胜改革的阻力，能否展现出改革所需的魄力还无从得知。
文革结束后，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束缚，所以邓小平透过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辩论，用“解放思想”为突破口，扭转了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时意识形态，进而推动了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加之毛泽东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已被执政党上层集体厌恶，与西方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又刺激了执政党的政治神经，所以改革的开局进展相对顺利。
今天的改革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阻力，但意识形态在今天的束缚主要集中在对改革领域的选择和改革方法论的制约上，已经不是最大阻力。改革在今天的最大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而执政党恰恰就处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位置，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绝对主力。这和美欧不同，美欧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党政治利益之争和院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而中国改革的阻力则主要来自执政党自身。
不论习近平是否愿意公开承认，都必须实事求是的认识到这个现实：在中国，围绕执政党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囊括贪官污吏、高官家属近亲、垄断性央企管理层、资源性行业管理层及相关寄生群体为核心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垄断着社会经济利益、把持着国家政治权力、掌管着舆论宣传工具、左右着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决定着外部监督的能力意义，这就决定了任何一项哪怕是最细微的改革，只要是触动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很难得到推行。
举例来说，因为劳教制度改革触及到地方政府和官僚政客维护社会表面稳定、打击消弭批评声音的利益，这个改革已经无疾而终；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触及到贪官污吏、垄断性央企和资源性行业管理层集体利益，这个改革已经有名无实；因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改革触及到高官近亲家属和几乎所谓共产党大小官僚的集体利益，这个改革到今天还和二十年前毫无二致；因为计划生育改革触及到各级计生委的政治利益，超生罚款也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所以明明人口结构已经到了必须放宽生育二胎的程度，这项改革就是无法推行下去。
对中国政治有观察者还必须认识到，因为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一股骄傲自满情绪也正在滋生。这种情绪在北京从厅局到省部级以上的中高层官僚中都很有市场。不少人开始对外推销什么“中国模式”，热衷以“中国特色”为由排斥外部思维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点像鸦片战争之前晚清皇亲贵族对待西方科技、思想和坚船利炮的态度。更有甚者，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和御用学者还为改革划出各种红线，一二三四五说的头头是道，这个不能改，那个不能碰，这和改革初期求知若渴、人心思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取得的成绩，反过来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想负累，高层领导人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绪，我看不乏其人。
对这些阻力，习近平当然可以向薄熙来学习，透过政治高压和舆论围剿，以裹挟民意的运动方式来予以破除。实事求是的讲，以习近平的政治经历，他可能不缺乏这个基因。但习近平个人应该非常清楚，薄熙来玩的这些措施的杀伤力极难掌握，譬如最近的互联网反腐就让中共头疼不已，同时运动式改革在政治上也面临极大的不正当性，在党内难以取得广泛共识，也不是一个现代派开明领导人应该采取的施政模式。
原因之三，在习近平时代，官僚政客的不负责任会加大改革的难度；公民社会的到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又缩小了改革的操作空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系统性与复杂性也远非当年可比；改革必须周密论证，小心谨慎，改革失败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失，社会可能承受不起。习近平能不能平衡利益关系，是否具有领导改革所需要的能力还需要更多认知。
不久前沦为笑柄的异地学生高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案例，这件发生在十八大后的改革举动，对刚刚进入的“习近平时代”来说就是一个讽刺。
在这件事情上，教育部长袁贵仁把一个即不负责任又沽名钓誉的政客本性发挥的淋漓尽致。一方面，因为教育不公已经成为中国最不公平的领域之一，袁贵仁必须要对数千万流动人口及子女有所交代；另一方面，袁贵仁这个窝囊废又很清楚地认识到凭自己的能力根本协调不了各方利益，但他又生怕得罪京沪粤等地方政府，激起当地民众抗议，就不负责任的把改革的主导权扔给地方政府，做起了“甩手掌柜”，让流入地政府各自为政来制定本地的改革措施，由他来摘取这个改革果实。
袁贵仁其实非常很清楚，这项改革的要害之处，就是从京沪粤等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省市拿出部分录取名额给流动人口子女，统筹照顾到流入地学生和流动学生的公平教育录取权利，是从流入地政府嘴里掏食。所以，如果教育部做“甩手掌柜”，任由流入地政府来主导制定规则，这项改革就是与虎谋皮，只能沦为政客放屁！
事实证明，京沪粤出台的改革措施的确和放屁无异。高耸的壁垒将几乎所有流动人口的子女挡在门外，所谓改革已完全沦为坊间笑柄，成为袁贵仁拉的一堆狗屎。尤其是北京，以配套方案未出为由头，出台了一个所谓“过渡方案”，一竿子把改革支到几年之后。而依据这个过渡方案，到2016年之前，流动人口的子女即便满足各种苛刻规定，也只能考中职或高职，与正式意义的中考、高考仍然无缘。
评论人士已经指出，北京的这个所谓教育改革方案，完全是晚清“预备立宪”的翻版！是打着改革的旗号羞辱数千万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是在公然往习近平、李克强等人脸上抹黑，是北京教育当局的奇耻大辱，这项所谓“改革”给中共带来的恶名，比不改革带来的恶名更甚！
原因之四，“习近平时代”刚刚开始，领导人换届尚未进行完毕，对习近平的带班能力和平衡老人政治的能力尚需更多认识。
多维新闻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时代”到来了吗？》的文章，以反问语气分析认为“习近平时代”已经来临。更早的时候，多维博客有位叫“子牙”的博主，也连续发表文章，从习邓共有的历史断层和价值观层面分析，认为习近平是“年轻版邓小平”再生。
这两个论断都已得到观察人士广泛认可。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表现看，他也的确现实出了和江、胡两位前领导人不一样的气场，展示出了像邓小平一样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但无论如何，习近平才上任一个多月，他那套集合了各路神仙大佬的新班子还在磨合运作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前朝老人政治的影响力犹存。江泽民仍在频繁现身，胡锦涛还是国家主席，李鹏还在发挥政治影响力，吴邦国还在人大主事，温家宝还是国务院总理，李长春还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这些在中国政坛一言九鼎的人物，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内仍然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总统”，而习近平只是“集体总统制”下的领导人之一。
虽然胡锦涛以自身“裸退”送给习近平一个大礼，并在任内推动减少了“集体总统制”的人数，帮助习近平尽快巩固了权威。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无论是中共领导集体还是习近平个人，都有敬老传统，都有民主集中制这个决策制度，老人们会不会“消费”这个传统，同僚们给不给习近平这个面子，这即取决于其他人的配合，也取决于习近平个人的魄力。
举例来说，因为隐瞒SARS疫情，张文康、孟学农被免职，孟学农在山西当省长时因为泥石流事故，还被第二次免去职务。然而最近在山西发生的瞒报重大死亡事故的丑闻，李小鹏开口就把责任推到央企头上，连国务院的通报也力挺李小鹏无罪，称瞒报为央企所为。习近平能免了李小鹏的职务吗？
要知道这还只是习近平面临的一个极小的考验，在这个混合了各派代表人物、多代元老的庞大政治机器里担任共产党总书记要统合各方意志是个非常困难的差事，即便是等到明年3月换届结束，也难说习近平就能完全Hold住形势。在未来十年之内，习近平如何去平衡这些利益，如何在平衡的过程中推进各项改革深入并让人民群众普遍满意，仍然是个未知数。
必须认识到，今天的改革是一项更细致、更系统的工程，仅依靠魄力不行，还必须要有执政能力，要讲究科学细节，要注重利益平衡与调整。尤其在中共这个特殊的政治机器内部，任何一项改革举措，还必须要讲手腕、讲政治、讲时机。
以胡锦涛时期推行的政治局常委人数缩编为例，为推行这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顶层设计改革，胡锦涛从第二任期伊始就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两大主题。五年以来，胡锦涛围绕这两大主题反复造势，前后铺垫，左右开弓，直到十八大前借助对手在薄熙来事件上出现的失误才把常委缩编落到实处。习近平虽然“红二代”出身，在推行改革上具有更多政治资源优势，但中共党内的政治文化、改革在今天的阶段性要求、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都决定了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很难在大范围内迅速推行。
来源：多维牛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