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崩溃的可能性

自从章家敦发表他的中国崩溃论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历久而常新的国际话题。最近对这个话题的议论来自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贝淡宁。7月11日，他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我先从多维新闻网上读到这篇文章的摘译，又搜索原文，发现有两个英文网站可找到。一个是“The Huffington Post”，另一个就是《基督教箴言报》网站。

有意思的是，两个网站不仅发表的时间不同，而且题目也存在微妙差异。前者的时间是9号，比后者早两天，更重要的是，前者的题目是“为什么中国不会（很快）崩溃？”（Why China won’t collapse (soon)?）而后者则把括号和其中的内容都删掉了。

看来为了吸引读者，《基督教科学箴言》的编辑把“很快”一词删掉了，这是编辑们常玩的把戏，但对于作者的原意实在是缺乏尊重。

如此看来，贝淡宁本人并不排除中国有崩溃的可能，只不过认为近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相信贝淡宁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我也赞同他对一些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观点的批评。我尤其欣赏的是，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考虑自己的文化，不要简单照搬西方民主的忠告。但是，贝淡宁关于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的基本理由，是我不能接受的。

贝淡宁认为，90年代以来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内的政治学研究表明，多数中国人支持一党专制的中共政权，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要比西方许多人认为的要高很多，因为中国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观念与西方基于民主信仰的合法性观念有很大差别。贝淡宁本人也认为，中国多数人不以民主选举为判断政权合法性的唯一准则是有道理的。他具体地指出，中国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理念有三大要素，第一是政绩，主要看经济和民生，第二是看精英的道德水准以及对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之影响，第三就是民族主义，看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贝淡宁的文章隐含著这样一个逻辑，那就是由于中共政权在这三个方面作的不错，所以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共政权，而现在的情况是，中共在三个方面都面临挑战，因此，中共不是没有崩溃的危险。而在这个逻辑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逻辑，那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反而不利于中国做好这三个反面，不利于提高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这显然是一个大有争议的假设。

不管贝淡宁的假设是否真有道理，中共请贝淡宁到清华大学任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贝淡宁这一套，而是认为他这一套说法对中共有利。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共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相信民主是当代国家合法性唯一基础的人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是多数，他们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无信心，更没有心思去寻找与中国文化契合的民主形式。他们之所以反对民主，完全不是出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是私利。中国民众对此也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看到中共的官僚大肆以权谋私，看到大批官吏对老百姓的疾苦并不在意，更看到许多高官和富人，纷纷做好了逃离中国的准备。

那为什么会有不少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人支持中共一党专制？我认为是这些研究出了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把中国民众对中共的无奈，对民主的不了解、不信任，对社会失序的恐惧，解读成为对一党专制的支持。

中共相当成功地分化了中国社会，使多数人感到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人容易苟且和自欺。但民众的这种心态并不能强化中共政权，而只能助长权力的腐败，增加中国崩溃的可能。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标志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低增长乃至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决策者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奔溃的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那些被二十年高增长惯坏了的精英，那些在逆向淘汰中选拔出来的高官，没有本事应对这个困难的新局面。其结果，首先不是民众的不满和反抗，而是当权者的腐败无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过程可能拖得比较长，但这与中国人的合法性理念无关，而是由于民众缺乏自组织的机会和能力。

钟海柟：令计划蛮有计划，刘延东想超江青

习近平、令计划、刘延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五周年成就展开幕剪彩

薄熙来倒了台，中共十八大最高人事布局这盘棋，不仅没有更好下了，反而是更加争得一塌糊涂。围绕令计划进常委的攻防战，是当前中南海高层政局的焦点所在。

去掉劲敌反而更争得一塌糊涂

薄熙来倒台之后，外界本来都以为，中共十八大权力转移这盘棋，应该是好下多了。原来都说是十一争九嘛，就是十一个年龄不到“八下”之线的十七届政治局委员，争夺十八届的九席政治局常委。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九争七”，因为这十一个人里面，有两个已经是现任常委了，很难想象下届反而不是了——这两个人，当然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不过，从总体上算，还是说“十一争九”吧。忽然减掉一个来势汹汹、志在必得的薄公子，那个局面，似乎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一道算术题，太容易得出结论了：十争九。按惯例，再把其中的一位女性排除，这结果就是九争九了——嗨，这还用争什么呀，就像民国军阀韩复渠对篮球队员们所说的：老子有钱，给你们一人买上一个球，这不就得了，争个鸟！九人九个球，没有球的别上场，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听起来就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韩记班子”了。

可是，这类韩记算术只能当笑话讲讲。如果这样简单的减法就能搞定中共最高人事安排，那现在有竞争力的这些位恐怕早就都被人高价买凶暗杀掉了——为什么？很简单，杀一个少一个嘛，这不是最简单的减法吗？他们没死，至少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人被暗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这盘棋不是简单的减法。你费力气杀了某位，后面起来争夺这位空出的位置的竞争者，反而更多。同样道理，薄熙来倒了台，中共十八大最高人事布局这盘棋，不仅没有更好下了，反而是更加争得一塌糊涂。本来没希望的，也有希望了；本来有希望的，那就更加不容有失。出了力搞倒薄熙来的，自觉有功，这会儿要请赏，希望得到薄三本来所双眼盯紧了的那张交椅；本来是薄熙来一派的，自觉吃亏，这会儿要补偿，薄三本来还不一定有希望得到的那张交椅，也非要先行计入本派席位之列不可——此话怎讲？以下不妨透露一二。

令计划：没希望的有希望

本来“十一争九”那个局面里，轮不到一个叫作“令计划”的。此人排在第十二位。可是，薄熙来一倒，他就上升到第十一位了——这还是按表面说。如果按内里来说，令计划自以为，在那个竞争政治局常委最有希望的人的名单上，自己应该排在第三位：除了习近平、李克强，然后还不就是令计划？

这倒不是自我膨胀。人家那样想，是有道理、有根据、有来由的。第一，令计划是胡锦涛第一亲信，这胡锦涛在退休之际当然首先就要好好安排令计划，当务之急是把令计划拉进政治局常委。第二，令计划倒薄有功，而且很可能数得上头功，论功行赏也要让令计划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锦涛的那个“团派”，人马不少，上得了台面的并不多，尤其是在竞争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上还缺少那么点儿竞争力，数来数去也不过李克强、李源潮、汪洋这几个面孔——有人说，还有刘延东啊。这您就不了解情况了不是？这个我留着下面说。胡锦涛要在十八大组建胡记常委班子，能在未来十年保持“团派”不会成为历史名词，关键一步就是必须再把令计划补进常委占据多数。

还有第四：令计划心中的从政榜样，其实是曾庆红：胡锦涛是今天的江泽民，那令计划怎么会不是今天的曾庆红呢？你看曾庆红的升迁道路，那个是令计划一心要复制的“跨越式发展”：曾在十四大的时候，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可是十五大一步跨越三个台阶，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到了十六大，又是一步两个台阶，直接进了常委。令计划呢，十六届不过是个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大就坐直升飞机进了书记处，十八大当然应该再来一架小小的直升飞机让他跨越两个台阶。其实，如果不是有曾庆红的先例，凭令计划的资历，连个县委书记这样的独当一面的党政正职也没干过，那敢这般舍我其谁？既然前有曾，后面为什么不能有令？否则，那就是全党欺负胡锦涛同志：江的大内总管可以坐直升飞机，为什么胡的大内总管就不可以呢？尼姑的光脑袋，和尚摸得，难道阿Q就摸不得吗？

事实上，围绕令计划进常委的攻防战，是当前中国高层政局的焦点所在。原因无它，盖令计划既然是“曾庆红第二”，那么他的常委席位，不管未来排在第几，其实权则必定仅次于习近平与李克强，甚至比李克强还要强上那么一点点儿，根本就是一人之下；而令计划较之曾庆红又有一个明显的、谁也改变不了的优势，那就是他的年龄：曾庆红进常委的时候，年已六十三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结果只干了一届常委就不得不退休了，甚有壮志未酬之憾。而令计划到今年秋天十八大的时候，刚满五十六岁，一旦进入常委就将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来日方长，前途正未可限量也。当年江泽民想用曾庆红顶掉胡锦涛，自己写了诗，说什么“日破云涛万里红”，可恨胡是邓老爷子当年“钦点”，曾又比胡早出娘胎三年有半，结果最终阳痿下来没能“日破云涛”，中国的今天由是并非“万里红”也。现在这个习近平，可就没有邓老爷子的加持了，而令计划同志又比近平小上三岁半——这个颠倒一打，未来锦涛要“日破”天的可能，岂不就大大增加了？当然，前提是小令届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否则岂不鞭长莫及、错失良机？背后有了这个计较，你想想，十八大高层人事的局面，怎不会随着薄熙来倒台而更加凶险？

刘延东：天鹅要吃癞蛤蟆肉

前面咱们应承了要谈谈刘延东的，这个当今中共最高女领导人，地位在历史上惟有江青、叶群二人可以比拟的资深美女政治局委员。光是这样一提，你也应该感到了此人的非凡分量了吧？

更为非凡的，是此女的长袖善舞，和此女的复杂帮派关联。一般不大懂得中国政治的人，都说她是“团派”。这个原因很简单，当年胡锦涛出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刘延东正是第二书记——虽然没有这个“第二”的名份，但人家是紧紧排在第一书记之后的书记。官式说法，叫做“常务书记”。而且，要说名份，她那时还是“主席”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而这个位置，她正是从胡锦涛屁股底下接过来的。再说，刘延东当年在团中央一干就是七、八年，现在已经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和将要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团派要员，李克强也好，李源潮也好，哪个当年不是延东同志的手下？查一查简历就知道了：马上就要登上总理宝座的李克强，在人家延东同志当团中央常务书记的时候，那就是1985年了，还不过是团中央的一个小部长——学校部部长。读者诸君，别用百度，你们谁能说上来今天团中央学校部的部长姓什名谁吗？说不上来吧，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那并不是个很大的官职啊。凡此种种，似乎这个刘延东不仅是标准“团派”、资深“团派”，而且还应该说是胡主席之下的“团派”第二号领袖嘛。

可是，这个推论，只能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不需要什么内部消息，再来深入研究一下他们的官方简历，也就有个大概了：当年刘延东接替胡锦涛成为团中央第二把手，可是，她这个第二把手却一干六年，那是为了什么？看看胡主席的简历，人家并没有在团中央蹉跎这么多年嘛。当团中央第一书记一年稍多，小胡就外放古夜郎之地当贵州省委书记去了。按道理，作为二把手的刘延东，应该顺势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就在这个当口，刘美女的仕途出现顿挫，被一个小当兵的迈头而过。当时排名最后一位的团中央书记宋德福，接替胡锦涛出任第一书记。刘延东一口气只好暗自吞下，又老老实实地（也许不老实，这个咱们不了解）为德福同志当了多年的辅佐。

那么，为什么当年在胡锦涛之后排名第一的刘延东没有能够接任第一书记、而这排名最后的宋德福却一跃超前呢？按家世，刘是高干子弟，宋的父母是河北农民；按资历，刘八二年就当了团中央书记，而那个时候宋还是空军政治部的一个小科长；按能耐，刘一张大而扁的美女脸盘儿，不说颠倒众生，迷倒几个老干部还是轻而易举的，宋虽说当兵的出身，其实却是个病秧子，后来六十岁出头就死掉了。究其根本原因，是胡锦涛离任的时候，没说刘延东一句好话，但却极力推举宋德福。就为了这一条，你说刘延东是个“团派”？那我也要说她根本不是胡锦涛为首的那个“团派”。

与江曾攀兄妹，找胡德平门路

刘延东仕途柳暗花明，是与江泽民攀上了兄妹关系之后。当然，这个时候的江泽民，早已经是红朝新皇帝了。这个兄妹关系是怎么发现和建立的呢？原来，谈论历史问题，江泽民最喜欢突出自己有个养父江上青；而江上青当年作为中共江苏一带的干部，是受一个叫作刘瑞龙的领导的。这个刘瑞龙，文革前作过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官阶虽然不大高，但资历还是蛮深的。而刘延东正是刘瑞龙之女。尽管文革初期刘延东也斗争过自己的老爹，但现在却是搬出这个关系来和总书记套近乎的时候了。正好，总书记强调要培养女干部，也特别喜欢有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女来旁证自己的红色家世。于是乎，但凡有关江上青的纪念活动，除了江家自家人，下来就是刘延东必定出席了。

谁如果感觉刘延东和江泽民的这个关系还不够铁，那好，让我告诉你，延东同志还和庆红同志兄妹相称：曾庆红的母亲邓六金，当过延安保育院的院长，而童年的刘延东就是在这个保育院长大的，叫邓六金“邓妈妈”。当年在团中央，也正是因为这种红色背景，刘延东根本就没把什么胡锦涛啦、宋德福啦、李克强啦这些下面吭坑哧哧爬上来的人放在眼里，所以才结下了那一段梁子。现在想进政治局常委了，你说刘延东会走谁的路子？

当然，也别想得那么死。当今中国官场，哪个不是《沙家浜》里的“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勾挂八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这不，今年三月的“两会”上，刘延东见了同是“太子党”的薄熙来，还亲亲热热地一口一个“熙来弟”，回应薄熙来那笑脸下的一口一个“延东大姐”。可是，会议开完的头一周，刘延东就找自己原来在中央统战部的副手胡德平去了，应允他下届还进政协当常委。今天的北京，有谁不知道胡德平是坚定的倒薄派？更重要的是，又有谁不知道胡德平和胡锦涛有着来自胡耀邦的密切渊源呢？胡德平能不能续当下届政协常委，还用得着刘延东替他张罗？倒是刘延东心里惦记着的那席常委，政治局常委，胡德平心知肚明，她是希望自己帮助在胡锦涛面前相机进几句美言的吧？

瞧瞧这个世道，看着摇摆优雅的一只天鹅似的，也掺和进了这场肮脏的游戏，一心还想超越江青、叶群的地位——那不是个癞蛤蟆的位子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环球时报：十八大后中国将向毛泽东思想回归

中共即将迎来代际交替的“十八大”。中国改革该往何处去，十字路口的抉择不仅关系中国，更关乎世界。针对这个问题，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网站7月17日发表文章《十八大后中国将向传统回归》表示，十八大将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中共将向传统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并从中寻找力量。

十八大后中国向哪里去？近来一些声音期待十八大后中国“加速社会改革”，笔者认为，十八大后中国将更快地向传统回归。

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潜台词实际是要与西方价值接轨。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起于中国近代史，当时许多中国人为了向西方学习，曾多次启动过轰轰烈烈的西化运动，其结果无一不是向传统回归。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能够成为传统的东西一定是经过历史沉淀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中国这么大的版图历经了5000多年仍然能保留下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试图由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深化并为此经受磨砺的过程。起初，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程想象得诗情画意，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行了，但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学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此后，中国人转学东洋日本。结果还是挨了日本的打并在甲午战争后失去台湾。20世纪始，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向“德先生”、“赛先生”学得不彻底，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结果又迎来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和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西方对中国的欺辱和侵略导致中国人民的反抗并在反抗中认识到中国进步的力量来自传统和本土。国民党是从学飞日本和西方英美国家起步的，但最终却保留下很浓重的中国儒家传统；共产党是从学习苏联起步的，一次次食洋不化政策的失败导致她最终转向本土，并由此推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遵义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共思想认识向本土和传统回归的重要节点。毛泽东思想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因为它找到了本土的即人民的力量。

政治革命完成后，中国面临着经济建设的重任。我们在经济上先学苏联，结果在战略性关键领域我们遭到了苏联的“背信弃义”，这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的道理。1978年我们开启改革并再次向西方开放，以至当时出现了东方的“黄色文明”注定不如西方的“蓝色文明”的思潮。其结果我们再次遭遇到“老师打学生”的尴尬：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以及西方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和侵略行为，使我们终于认识到西方的“普世”标准不那么靠谱。去年西方发生的各式“占领”运动，更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西方的标准在他们自己国内也出现了动摇。造成我们认识转变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我们按着他们的“市场准入”尺度发展的结果使我们国内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其他社会问题，以至我们的发展不可持续。

这又再次让我们党和人民意识到向传统回归。

这个向传统回归的转变起于上世纪末。当时中国流行原生态艺术，新世纪初又流行传统文化、继而毛泽东热，都是这一历史转向的一个个重要风标。与此同时，我们党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命题更是将中国社会的传统回归进程从文化认识层面提升到党的政策实践层面。近些年中宣部在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国土资源部去年10月开始的组织基层干部“三进四同”（进国土所、进地质队、进矿山，与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学习）主题活动，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并受到人民拥护的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重庆经验，以及2011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郑重宣誓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更多地向传统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并从中寻找力量的政策体现。

风起于青萍之末。如果我们再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再能细心地将这些在党的十八大前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政策重要变化逻辑地联系一起，就不难从中看出今年的十八大将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体现其中的将更多是中国共产党的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统元素；中国社会演进的下一步方向必然是更快地向中国传统回归，而体现其中更多的将是与中国传统和谐平等观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元素。看不到这一点而空谈“加速改革”，就是“言不及义”，就没有抓住时代变化的脉搏。

本文作者张文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