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最有共識基礎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3）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十五、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

　　陳：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係，您怎麼看？

　　朱：我想糾正人們的一種看法：中國經濟改革大體是成功的，已經建立市場經濟、多元制度，實行對外開放；所以，中國的問題就是如何改變政治改革的滯後，如何加快政治改革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國在“六四”之後，不僅政治改革停頓和倒退，強化了黨國體制，而且經濟改革也步入歧途，走上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如今的問題，豈止是經濟改革成功和政治改革滯後的矛盾，而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雙雙背離1980年代初衷的問題。或者說，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大體是一致的，彼此相互配套、相互支持。要看到，沒有“六四”之後的政治體制，中國也不會如此之快地形成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

　　所以，中國的未來不是簡單的啟動政治改革，而是要改革整個政治和經濟制度。就經濟領域來說，勢必要“第二次改革”。

 

 從回歸理性和回歸1980年代開始。

陳：如何實行第二次改革？

　　朱：從回歸理性和回歸198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非理性狀態已經多年。2008年舉辦奧運會時，民族主義、愛國情緒達到了最高點，到處講“盛世”和“崛起”，還有“中國模式”。那一年又發生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更加自我感覺良好，甚至認為中國可以改造世界貨幣金融體系。

　　中國現在到了必須回歸理性的時候了。和2008年 前後比較，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明白，所謂的“中國模式”是難以為繼的。支撐這種發展模式的社會成本、經濟成本過大，而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無論對統治者 還是被統治者來說，都在趨於零甚至走向負數。所以，中國需要做新的歷史選擇，在不同政治勢力和思想派別間求同存異，選擇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基本方向。在我 看來，最有共識基礎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重新整理胡耀邦趙紫陽的歷史遺產，把他們沒有完成的事情重新啟動。這是為了避免同歸於盡，避免大的社會動盪。

　　陳：回到1980年代的最大障礙之一是如何面對“六四”？

　 　朱：那是當然的。八九民運的積極和正面的歷史意義，老百姓知道，精英知道，特別是當權者也知道。但當然，要解決或重新評價“六四”問題，自然會遇到太多 既得利益者的抵抗。這相當於一次社會革命。但是，風險和收益成正比例。那些有機會重新評價“六四”的人，既冒著最大風險，也將獲得最大收益。

　　陳：張木生主張回到“新民主主義”，您怎麼看？

朱： 張木生是老朋友，精通馬克思主義，熟悉中國農村。但是，我對於回到“新民主主義”不以為然。在當代中國，“新民主主義”是一個幾乎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概念， 而絕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歷史。七十年前，毛澤東主張“新民主主義”，帶有很大的宣傳、統戰目的。他內心是否真的相信有一種“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是一個問 題，現已無從考證。但是人們知道，劉少奇提出中國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時期，遭到毛澤東痛擊，因為毛澤東希望中國快速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現在，在21世紀過去了十多年的中國講“新民主主義”，無異於“刻舟求劍”，沒有出路。

　陳：中國真有可能再回到胡、趙時代嗎？今天的中國已不是1980年代的中國，而且，在二十多年來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已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回歸1980年代，如何有助於化解這些矛盾，並克服您所謂的“合法性危機”？

　 　朱：就中國的現實來說，合法性的問題就是人民是否信任執政黨和執政集團的問題。簡單地說，共產黨的合法性危機就是民眾喪失對你的信任，執政集團喪失了信 用。其實，合法性危機是共產黨執政後從來沒有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都是為了緩和合法性危機。

　　回到1980年代是非常有彈性的選擇。首先，與回到新民主主義不同，這不是回到一個主義。中國的歷史教訓很多，只要回到一個主義，就會強化意識型態的衝突。我所謂回到1980年代，更強調的是一種價值觀，而價值觀可以容納不同的主義。在1980年代，表面上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意識型態的作用弱化，普世價值的影響擴大。不然的話，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1980年代有所謂的“反對自由化運動”。其次，回到1980年代，可能也意味著一個包容不同發展模式的共同體。

　　我認為，回到1980年代，基本可以避免中國的分裂。因為1980年代的道路是在承認中國已經歷過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前提之下，通過改革建立新型的市場經濟、開放和民主的社會，實現分配大體公平的豐裕社會，給每一個人經濟和政治權利。1980年代的改革歷史證明，這條道路是為社會主流和多數人接受的，是可行的。

　　現在與1980年 代相較的最大差別是：中國今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形成了以家族為單位的利益集團。中國內在的矛盾不再是單純的理念和主義之爭，而 是利益之爭，甚至關係到身家性命了。我想，中國未來最重要的出路是在民眾的支持下，實現新的立憲，同時建立一個容納不同社會階層，甚至包括既得利益集團在 內的對話和妥協的政治框架。(《中國密報》第4期)

他与薄熙来关系密切 被追讨5.5亿美元

    来源：星岛环球网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3月被揭贪腐而落马，其中被指跟薄家关系密切的内地富商富彦斌日前遭德意志信託（香港）有限公司入禀追债，指他去年为一家海 外注册公司作担保，借入巨额逾四亿美元，由于该公司未能如期偿还债务，被追讨连本带利五亿五千多万美元。
    　　
    原诉人为德意志信託（香港）有限公司，答辩人则为大连正源房地产董事长富彦斌（48岁），以及英属处女岛註册公司瑞源投资有限公司。入禀状指，原 诉于去年3月31日，跟一家开曼群岛註册的公司Rightway China Real Estate Limited（下称Rightway）签订借贷合约，指Rightway可向原诉借贷五亿四千多万美元，而两答辩人则为借贷的担保人。
    　　
    最后Rightway借入四亿多美元，连本带利应偿还五亿四千多万美元，而条款列明Rightway须于同年6月30日，先归还第一期的还款，即 七千四百多万美元。惟Rightway未能如期缴付，原诉公司追款不果的情况下，遂入禀要求法庭下令，身为担保人的答辩人，须负起偿债责任，缴付本金加利 息合共五亿五千多万美元。
    　　
    据报道，大连正源房地产董事富彦斌，1992年成立正源地产，现已拥有逾百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总额，2010年缴约各类税金高达3.1亿万元，连续七年被评为大连巿AAA级信用企业。
    　　
    据悉富当年以北京大学校友身分，与薄熙来和薄的妻子谷开来拉上关系，更透过薄及其他人取得地皮，再以仅有的财产抵押贷款，才令到生意壮大。
    　　
    而薄熙来出事后，与薄有关联的人和事都备受外界关注，据《联合早报》报道，今年冬天，重庆人再也见不到薄熙来在任期间大张旗鼓栽种的银杏树了。这些因为薄熙来的个人喜好而特别移植到重庆的银杏树，随着薄今年3月落马后，已被当局悄然挖走，种回适宜的树种。
    　　
    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以建设「森林重庆」为藉口，将适合重庆地区生长的黄桷树和榕树挖出移走，到处种植并不适合重庆地理环境生长且昂贵的银杏树，导致银杏树苗价值飙升，其背后财政黑洞巨大，一度被中纪委调查。
    　　
    一直关注重庆事变的内地法学家贺卫方指，自2008年8月当局启动「森林重庆」后，官方透露全市投入178亿元人民币种树，是前10年总和的2.7倍，「现在又因薄免职而拔掉银杏，大概又要耗费上百亿元资金，这钱花得够冤的」。
  
    本文来源：星岛环球网

中共政法委系统出现大洗牌征兆

【大纪元2013年01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明健报导）近期，在短时间内，中共地方省一级法院、检察院出现人员变动，有4名“一把手”履新。继政法委被降级之后，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法委司法系统出现了大洗牌的征兆。

近期司法系统有4人履新

日前，河北省高法、高检“一把手”同时换人。中共最高法院原执行局局长卫彦明出任河北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原最高检察院检察员童建明出任河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1月6日，《河北法制报》表示，河北省检察院召开厅级干部会议和机关全体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省检察院主要领导人职务调整的决定：任命童建明为省检察院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委员，省检察院检察长张德利不再担任省检察院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委员职务。

1月9日，《河北法院网》消息称， 1月7日，省法院党组书记卫彦明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港媒《大公网》表示，这是此前担任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的卫彦明首次以新职务亮相，显示其已接替河北省高院院长高勇出任省高院党组书记。

同时，原安微高法、高检2名副职院长分别调到云南、江西任职。原安徽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学群出任云南省高院代院长；原安徽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刘铁流出任江西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据《云南日报》去年12月31日报导，云南人大决定：接受许前飞辞去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职务，任命原安徽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学群为云南省高院代理院长。预计在云南省第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张学群将被任命为省高院院长。

今年1月10日，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全国检察长会议参会人员对其进行讨论。据《检察日报》消息称，在讨论时，原安徽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刘铁流以江西省检察院党组书记的身份发言，显示其已调江西省高检任职。《大公网》表示，现任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为曾页九，按中共相关规定，卸任省检察院党组书记后，63岁的曾页九预料会在江西省第十二届人大会上辞去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新任党组书记刘铁流料将被任命为省检察长。

政法委成祸根 涉入周薄政变

周永康于2007年任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政法委每年有权支配高达1100亿美元的“安全预算”，该预算超过了中共的国防预算，成为周永康与江派阵营的最大贪腐温床，又因政法委的权力过大被称作“第二权力中央”。

江泽民因背负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在其下台后，怕失去权力的保护而被清算。江泽民与周永康、曾庆红、薄熙来等人，曾计划在十八大上推薄熙来上位成为政治局常委，其后在两年内针对习近平发动政变，夺取中共最高权力。

但在今年2月发生的王立军事件中，曝光了江泽民与周永康、曾庆红、薄熙来等人政变夺权的计划，不但使该计划全盘落空，也让胡、温、习有机会将江系打散，失去了在十八大上人事布局的发言权。

十八大上，政法委被降级不再进入政治局常委，其权力被消弱。《大纪元》曾得到消息称，政法委面临着被拆分，其中有几种方案，包括：将一直受政法委管辖的检察院、法院将交由人大管理；将“综治委”从政法委中拆分成为平级机构；政法委今后不再有调动武警的权力；国安可能会由中共国务院直接领导。但目前此说法尚未被最后确认。不过，目前在地方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部门首脑的现象正在减少。

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表示，政法委一直把持在江系手中，包括“610”，通过“法外授权”，政法委的权力无限膨胀，以“维稳”的名义使经费无上限，超过了军费，并控制舆论，笔杆子和枪杆子抓在手中，成为过去十多年来控制中国的核心，牵制胡、温政府的第二权力中央。

（责任编辑：李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