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由美国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11月初突然传出人事变动，参与筹建其下属的藏语部并为之工作十余年的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Ngabo Jigme）被解职。日前，政治态度偏向激进独立的流亡藏人作家披露背后原因，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在流亡藏人中日渐遭到质疑，流亡政府与激进的藏青会发生激烈争执，而阿沛·晋美正是因为纵容了这种独立观点的传播而在流亡政府的逼迫下被解职的。
自由亚洲电台11月1日开除了阿沛•晋美，随同晋美一同被开除的还有一直支持西藏独立的记者嘉央诺布。美国国会中西藏运动的支持者指责西藏流亡政府总理（司政）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涉嫌施压自由亚洲电台并操纵了这项人事突变，然而自由亚洲电台及洛桑森格本人都矢口否认其中隐含任何政治原因。
不过，11月27日主张西藏独立的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在一篇博文中披露了阿沛·晋美被解职背后的许多细节背景。他说，作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一直以来鼓励并允许自由亚洲电台播发有关西藏未来的各种不同观点，对达赖的中间道路也有批评，导致藏人流亡政府不满，并通过各种运作，解职阿沛·晋美。
海外流亡藏人对达赖一直存在批评声音。2010年维基解密显示，流亡藏人愈发不满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支持达赖喇嘛政策的大都是老一辈藏人，而那些在印度成长、在西方受教育的年轻藏人一直反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对此，达赖曾表示：“藏青会等一些团体发出批评我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完全独立的呼声，而且这种声音近来有所扩大”。这是他公开承认流亡社会存在对达赖喇嘛的批评，而且正在呈现扩大趋势。
文中说，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在他的整个任期都拒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和会见，并且指示内阁部长和秘书们都要照此办理。2011年，自由亚洲电台台长刘仚（Libby Liu）和其助手嘎登洛卓（Kalden Lodoe）数次造访达兰萨拉，会见流亡政府官员和洛桑森格。2011年7月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举办时轮法会（Kalachakra Initiation），嘎登洛卓指使安保人员将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gzin）逐出会场。
今年6月，洛桑森格、刘仚和达赖喇嘛驻纽约代表洛桑念扎（Lobsang Nyandak）似乎还曾在伦敦会面，讨论了重建RFA藏语部和替换阿沛•晋美。
嘉央诺布在文中还透露：流亡政府坚信，如果控制所有争取独立的活动和讨论，北京就会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即“真正的自治”（genuine autonomy）。或者，至少会恢复两年前终止的谈判。但部分海外流亡藏人认为流亡政府过于天真幼稚。
另外，该文还透露一个消息，2011年世界宗教交流与合作组织执行干事长肖武男赴达兰萨拉与达赖和洛桑森格接触。有媒体报道过肖武男此次访印，身份是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但没有与达赖和流亡政府见面的报道。
文中称，今年8月16日肖武男访问了印度，并在达兰萨拉受到达赖喇嘛和洛桑森格的接见。印度前政府高官贾雅德瓦•拉纳德（Jayadeva Ranade）撰文表示，肖武男或许带来了一位中国高层领袖的私人讯息，可能是习近平。拉纳德写道，“他或许告诉过达赖喇嘛，如果他放弃‘反华’活动并且表示支持共产党政权，那么中国会欢迎他在北京安度晚年。”
作者嘉央诺布，长期发表政论文章，反对达赖“中间道路”，曾经是发行量最大的独立藏人报纸《民主报》（Mangtso）的编辑。2001年，由于达赖公开表示对这份报纸报道的不满，《民主报》最终关闭。
(穆尧 编辑)
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2年12月9日星期日
传说中的“中共智囊”
作者：马昌博
日期：2012-12-07
某些学者会津津乐道或故作神秘于自己为高层“出谋划策”的故事，有时颇有“一句话惊醒党中央”的味道，但我并不太相信。我接触的“高层智囊”中，很多人也对这类故事颇不感冒。如果非要说“智囊”或“幕僚”，类似中央政研室和国务院研究室这样的研究机构对领导人决策的影响才更直接。至于地市以下的领导，我个人的观感，秘书往往才是半个“智囊”加半个“耳目”的角色。
每到中国的政治季，我都是最忙的时候——先别笑，肯定不是忙着决定使命与方向——而是忙着打电话约采访，现在则是忙着给同行找电话。其中有几个专家的电话，每次都被反复索要，比如俞可平。
俞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但他更广为人知的是“高层智囊”的标签。由此他的话往往被各方解读，这次十八大之后他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提出“只有通过政改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就被热议。
中国有许多奇怪的传统，比如期待“国师”。这次人民日报采访后，关于俞是高层智囊的议题，就又被炒了一遍。
大概从1990年代起，高层智囊就频繁在传媒口中出现，书估计都出了不下十几本。我记得光是《中国高层智囊》系列就有8本书，后来又出了《中国高层新智囊》，再后来还有《中国高层文胆》，算来算去总有近百个“智囊”。
那么到底有没有“高层智囊”？就以俞可平为例，我确曾多次当面问及他是否是外界传言的高层智囊，但俞每次都给予了否认。
某些学者会津津乐道或故作神秘于自己为高层“出谋划策”的故事，有时颇有“一句话惊醒党中央”的味道，但我并不太相信。我接触的“高层智囊”中，很多人也对这类故事颇不感冒。
这事要先看看外界是如何定义高层智囊的——
无非是几种情况：一是该专家写的某本书或文章被高层称赞过；二是该专家受邀参与过有高层领导参加的各种座谈会；三是他们参与起草过某些重大文件；最后则是某专家曾受命专门就某问题进行决策研究。
第一点和决策无关，更多是一种领导的观感和喜好，领导也是人；第二第三第四则都是正常现象——你会看到这些“智囊”几乎都有一个体制内的身份：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各大部委直属研究机构。
在上述机构中，这些都是例行任务。说白了就是中办、国办系统或者某个部委，根据最新的决策要求，发动体制内学者进行研究。至于具体分到谁头上，并不固定，就算经常分给某专家，也只是说明他的领域比较热门，很难说是中央领导认定这个人，并引为“智囊”。
而且，决策层往往是让几个渠道中分别研究，各家也各自汇报，至于最终谁的结果获得了多大程度的采纳，参与的专家自己都无法衡量。就算有具体作用，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作用，更多是群力。
当然，我也确实曾经听闻过某些高层领导，为了就某事获得更真实的信息而不被下属蒙骗，委托自己熟悉的学者去做独立调研，但这些都不算是常规渠道，也很偶发。
需要注意的是，每到重大决策之前，中央党校往往会举办省部级的研讨班，这些高官们的态度和对策建议，会直接报送最高层——这种“智囊”作用，反而更为显著和常见。
如果非要说“智囊”或“幕僚”，类似中央政研室和国务院研究室这样的研究机构对领导人决策的影响才更直接。至于地市以下的领导，我个人的观感，秘书往往才是半个“智囊”加半个“耳目”的角色。
事实上，被传言的“智囊”本身，也往往不认同这个“标签”，甚至避之不及。比如俞可平，“这对他真没什么好处，”俞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我说，“这会害了他。”
而另外一名著名的“智囊”，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国内外媒体都在指名道姓说他是一位前最高领导的智囊），对此的回答也相当干脆：“千万不要这么说！海外报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没有什么智囊之说。”
事实上，有关智囊的话题，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或许更为生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海外盛传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是朱镕基的“智囊”。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碰到了胡鞍钢，他说：“你最近去香港了吗？香港的报纸说你是我的‘智囊’，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智囊’的？”胡鞍钢回答：“这是一种传言，我也是第一次跟您见面。”
当然，朱镕基接着说：“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嘛。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听。”
日期：2012-12-07
某些学者会津津乐道或故作神秘于自己为高层“出谋划策”的故事，有时颇有“一句话惊醒党中央”的味道，但我并不太相信。我接触的“高层智囊”中，很多人也对这类故事颇不感冒。如果非要说“智囊”或“幕僚”，类似中央政研室和国务院研究室这样的研究机构对领导人决策的影响才更直接。至于地市以下的领导，我个人的观感，秘书往往才是半个“智囊”加半个“耳目”的角色。
每到中国的政治季，我都是最忙的时候——先别笑，肯定不是忙着决定使命与方向——而是忙着打电话约采访，现在则是忙着给同行找电话。其中有几个专家的电话，每次都被反复索要，比如俞可平。
俞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但他更广为人知的是“高层智囊”的标签。由此他的话往往被各方解读，这次十八大之后他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提出“只有通过政改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就被热议。
中国有许多奇怪的传统，比如期待“国师”。这次人民日报采访后，关于俞是高层智囊的议题，就又被炒了一遍。
大概从1990年代起，高层智囊就频繁在传媒口中出现，书估计都出了不下十几本。我记得光是《中国高层智囊》系列就有8本书，后来又出了《中国高层新智囊》，再后来还有《中国高层文胆》，算来算去总有近百个“智囊”。
那么到底有没有“高层智囊”？就以俞可平为例，我确曾多次当面问及他是否是外界传言的高层智囊，但俞每次都给予了否认。
某些学者会津津乐道或故作神秘于自己为高层“出谋划策”的故事，有时颇有“一句话惊醒党中央”的味道，但我并不太相信。我接触的“高层智囊”中，很多人也对这类故事颇不感冒。
这事要先看看外界是如何定义高层智囊的——
无非是几种情况：一是该专家写的某本书或文章被高层称赞过；二是该专家受邀参与过有高层领导参加的各种座谈会；三是他们参与起草过某些重大文件；最后则是某专家曾受命专门就某问题进行决策研究。
第一点和决策无关，更多是一种领导的观感和喜好，领导也是人；第二第三第四则都是正常现象——你会看到这些“智囊”几乎都有一个体制内的身份：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各大部委直属研究机构。
在上述机构中，这些都是例行任务。说白了就是中办、国办系统或者某个部委，根据最新的决策要求，发动体制内学者进行研究。至于具体分到谁头上，并不固定，就算经常分给某专家，也只是说明他的领域比较热门，很难说是中央领导认定这个人，并引为“智囊”。
而且，决策层往往是让几个渠道中分别研究，各家也各自汇报，至于最终谁的结果获得了多大程度的采纳，参与的专家自己都无法衡量。就算有具体作用，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作用，更多是群力。
当然，我也确实曾经听闻过某些高层领导，为了就某事获得更真实的信息而不被下属蒙骗，委托自己熟悉的学者去做独立调研，但这些都不算是常规渠道，也很偶发。
需要注意的是，每到重大决策之前，中央党校往往会举办省部级的研讨班，这些高官们的态度和对策建议，会直接报送最高层——这种“智囊”作用，反而更为显著和常见。
如果非要说“智囊”或“幕僚”，类似中央政研室和国务院研究室这样的研究机构对领导人决策的影响才更直接。至于地市以下的领导，我个人的观感，秘书往往才是半个“智囊”加半个“耳目”的角色。
事实上，被传言的“智囊”本身，也往往不认同这个“标签”，甚至避之不及。比如俞可平，“这对他真没什么好处，”俞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我说，“这会害了他。”
而另外一名著名的“智囊”，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国内外媒体都在指名道姓说他是一位前最高领导的智囊），对此的回答也相当干脆：“千万不要这么说！海外报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没有什么智囊之说。”
事实上，有关智囊的话题，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或许更为生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海外盛传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是朱镕基的“智囊”。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碰到了胡鞍钢，他说：“你最近去香港了吗？香港的报纸说你是我的‘智囊’，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智囊’的？”胡鞍钢回答：“这是一种传言，我也是第一次跟您见面。”
当然，朱镕基接着说：“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嘛。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听。”
彭真之子首谈李庄案：习近平曾视察律所相挺
文章来源: 明报 于
中共已故元老彭真之子、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表示，内地律师事业发展面临重大风险和挑战，但指重庆两年前发生「李庄案」后，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 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调研，显示前所未有的重视。在重庆「打黑」时被以假证供罪判监的律师李庄被捕前亦是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这也是傅洋首次公开谈及「李庄案」。
财经网引述傅洋昨日在「中国律师百年回顾与展望」论坛作以上发言。他说，律师事业特别是刑事辩护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重大风险和挑战。他列举多件印象 最深刻的事情中，最后一件是震惊全国的「李庄案」：「两年多前，重庆那一边抓了律师，习近平第一次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调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律 师事务所，在新中国律师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事情」。
2009年12月，李庄为重庆「黑帮头目」龚刚模辩护，被以「伪造证据罪」判监一年半，此案引起内地律师界震撼。2010年1月，习近平到北京德恆律 师事务所调研，指律师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消息指，作为朋友，傅洋曾在李庄官司中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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