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本来跟政治无关，比如说植树，选择哪一个树种，本不应政治化的。但是在重庆，银杏树就成了一个奇妙的政治隐喻。近来，网上出现一篇赞美银杏树的帖子：“如今重庆尽管树叶还没长完全，到处都是枝叶茂盛的银杏树，香樟，形成成片的翠绿，赏心悦目……因为前几年的大规模植树，重庆享受着今天的绿色”，文章最后大赞“深林重庆，深入人心！”此帖一出，很快获得热捧，有跟帖说：“银杏树在重庆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重庆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情结。”还有跟帖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最终道出了广大重庆网民的心声。”
——这都是重庆人的“黑话”。字面上谈论的是银杏树，背后在怀念权倾一时的“西南王”薄熙来。去年春，薄熙来被软禁，从耀眼夺目的政治聚光灯前消失了。又一个春天到来，那些怀念“唱红打黑”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重庆人，看见银杏树，就联想起他们的革命领头人薄熙来。因为薄熙来主政重庆，除了“唱红打黑”，还耗费巨资，疯狂种植了两千多万棵银杏树。薄熙来喜欢银杏、香樟，所以在这个季节，连树叶都未长全，就在他的追随者眼裡“形成成片的翠绿，赏心悦目”，“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重庆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情结”。对于这些已经自觉形单影只的极左残馀，我是一点也不同情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唱红打黑”中的疯狂，还因为他们强行种植银杏树的疯狂。
薄熙来说重庆要种优良树种，比如银杏、香樟、水杉。于是，重庆就掀起疯狂的银杏热，把已经长成的行道树、绿化树毁掉，换种薄书记的最爱。重庆市政府把城市绿化纳入各区县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也就是说，能否在银杏种植中表达出高度的热情，将决定每一位官员的仕途。而且，银杏树极贵，每棵少则一两万，多则数十万，大有油水。重庆市水利局将大楼外原来长得枝繁叶茂的小叶榕、天竺桂挖去，换栽上11棵银杏、香樟。据一位现场施工人员称，这11棵移栽的大树总价250万。从老百姓兜裡挖钱来买薄书记喜欢，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的是最适合重庆土质和气候，在重庆生长了千年万年的那些优秀树种，比如黄桷树，树型高大优美，喜光耐旱，耐瘠薄，适应能力超强。它不仅是原生的优势树种，而且成了重庆一些街道、山口和渡口的地名、从而进入了文化和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1986年，重庆百姓和官方把黄桷树定为市树，薄书记一来，要树立自己的权势，黄桷树就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在薄熙来的铁血统治下，仍然有不少的人起来质疑、抗议，特别是在网上，说骂声四起毫不夸张。反对派们提出，重庆并不适合种植银杏，生长周期长，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北方疏松深厚的砂型土壤比较适合它。重庆夏天热，是着名的“火炉”，黄桷树长得快，生命力强，叶片宽阔，树冠大，遮荫效果好，黄桷树的林荫道深受百姓喜爱，而且黄桷树四季长青，不会像银杏树那样在冬天光秃秃的。
但是，指望着薄书记升官发财的人根本不予理会，装载着银杏树的大型卡车照样成群结队地驶入重庆。重庆对银杏树的需求就像是一个无底洞，远至江苏、广西、山东的价格都被重庆抬高，甚至抬高了五六倍。也许可以这麽说：历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树种激起过近似银杏树的疯狂。
令人不胜感叹的是：这种因薄熙来而一哄而起的疯狂，也因薄熙来一哄而散。薄熙来下课是在2012年3月，就是在这个3月，也许前后最多只差了几分几秒，银杏树的疯狂即刻在重庆落幕。
寄语重庆家乡人：种活了的银杏树就不要再毁掉了。银杏树没有疯狂，那纯是人类的疯狂。
2013年5月14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
習近平加強共產黨正統性是否誤讀了歷史？
《明鏡月刊》編譯 蕭憲聰
習近平欲加強共產黨正統性
2013年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落幕後，中國十年一度的領導過渡已大功告成，但這不意味著終點，反而是新國家主席習近平諸多挑戰的起點，包含保持經濟增長、 打擊腐敗、處理汙染以及維護食品安全等。至於什麼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路徑，國內外媒體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有些認為習近平應放鬆政治控制來配合經濟改 革，有些則強調唯有共產黨權力先行鞏固，政治家眼中才看得見改革二字。
根據習近平對蘇聯歷史及其1991年倒台的理解，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理事會（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德文·斯圖爾特（Devin Stewart）於《賀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寫道，習似乎更傾向加強共產黨正統性，換句話說，他將不會是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名改革者。“為什麼蘇共崩潰了？” 南巡期間習近平在一次私下講話指出：“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理想和信念發生動搖，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
而且近來習近平反覆提及的“中國夢”，也讓斯圖爾特覺得帶有諷刺意味，共產黨向來抗拒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認為那是“改旗易幟的邪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干擾，因此若要追求中國夢，習近平建議從壯大解放軍開始，強軍夢等於中國夢。
習近平一上任就提出“中國夢”。
如此一來，“北京領導人是否誤讀歷史？”成為斯圖爾特想追究之事。蘇聯瓦解後有諸多研究問世，一派主流意見認為蘇共之所以倒台，並非是自身信念動搖了，而 是它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與習近平看法剛好相反。根據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的說法，當戈爾巴喬夫試圖改革蘇聯時，他深深明白黨是一大阻礙，因此為了國家進步，他不得不先將蘇共移出權力。對戈爾巴喬夫而言，國家利 益始終在黨的利益之上，他是第一位敢這麼做的總書記，也是唯一一位。
其次，習近平思考模式中的另一謬誤是：沒有任何歷史類比是完美的，但如果他想從歷史吸取教訓，得先弄清楚今日中國面臨的困境，是像1980年代的蘇聯（經 濟已停滯）還是1960年代的蘇聯（經濟仍在增長）。斯圖爾特認為，習近平肯定將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為一種警世故事，中共要避免崩潰，就該防 止蘇聯式錯誤重現──偏離共產主義原則與放鬆獨裁統治。
另一個可能的解讀為：蘇聯的問題不在於領導人試圖改革，而是時間太晚，等到經濟停滯時再這麼做已太遲。關於這方面，斯圖爾特說，中國可參考的對象並非很多 人建議又小又獨裁的新加坡，而是韓國。韓國於1980年代通過民主化擺脫軍事獨裁統治，隨即以出口導向政策使其經濟快速增長。
創新性=開放政治=自由
短期來看中國的策略很明顯：保持政治穩定。但斯圖爾特提醒，領導人將面對的兩難，在於若太過著重眼前穩定，最後很可能弄巧成拙，過與不及都會讓自己自食惡 果。拿谷歌來說，當它決定退出中國時不免讓人想到一個問題，作為世界上最活躍、最熱衷於過濾網絡信息的國家，中國有創新能力嗎？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和賈里德·科恩（Jared Cohen）的新書《新數字時代：重塑人類、國家和商業未來》（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es）便討論了這個話題。
於是，斯圖爾特指出，假使中國要成為更具創新性、領先世界的經濟體，開放政治是勢在必行的，但副作用將會帶來不穩定，如政治分析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2006年的著作《J曲線》（The J Curve）提到，習近平奮鬥多年才爬到黨內第一人的地位，要是他對於政治生存更感興趣的話，那麼選擇“穩定”而犧牲國家經濟活力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的封閉體制雖然保證穩定，然而卻令一些事情變得更混亂，如打擊腐敗、促進創新和創業精神、保障工人權益以及環保等。以腐敗為例，無數針對貪汙的抱怨甚 囂塵上，習近平也清楚意識到公眾對貪官汙吏的惱怒，因此反腐霎時間雷厲風行，官員恪守簡樸政策（儘管不少黨員是億萬富翁），但重要的是，如果沒有自由開放 的新聞環境和信息流通渠道，再多的努力都將功虧一簣，更遑論貪汙阻礙經濟發展。
相同的標準同樣適用於改善人民生活和環境水平，在缺少強健、自由的公民社會的前提之下，國家有能力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嗎？再者，社會不開放加上教育系統的思 想交流受侷限，中國是否能成功轉型為側重創新研發的經濟體？抑或是獨裁統治到頭來導致最優秀的人才和企業離開，並把國家推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後者發 生倒也不是什麼壞事，顯示僵化的政治制度終將步向滅亡，全新能迎接挑戰的領導人於焉誕生。
影星成龍曾說：“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太自由只會讓人民變得“為所欲為”跟“亂”，不過斯圖爾特提醒，台灣和其他民主的華人社會創造的繁榮不容忽視， 相較之下，“被管得緊緊”的中國既貧窮又腐敗，若中國政府追求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乾淨社會，他們必須認真衡量保持穩定和釋放權力間的利弊。
韌性威權恐已來到臨界點？
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一群人恐怕不在商界也不在學界，而是被審查緊箍咒牢牢綁住的網民。《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對於中國超過5億的互聯網用戶而言，2013年3月的最大衝擊不是兩會，也不是新國家主席出爐（其結果一點都不讓人意外），而 是突如其來、不按照計劃出現在河裡到處漂流的死豬屍體，這為中國汙染醜聞再添一筆。儘管經濟在30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實際上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 中”，河面上腐爛的豬屍彷彿預示著共產黨腐爛的未來。
《經濟學人》引用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說法稱：“目前存在一個強烈共識，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採用的韌性威權已來到臨界點。”研究中共政治體制的眾多學派裡，“韌性 威權”是一前衛概念，即使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生已久，但中共不僅依然掌權，還培養出更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更自信的領導班底，與政治理論家的傳統觀 念相左，他們普遍認為由於缺乏法治、權力分立以及可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核心必然脆弱無比。中共展現的自我調整能力包含：一、日益規範化的政治繼承；二、選 賢拔能；三、政治專業化；四、廣設政治參與制度，從而成為韌性威權之典範。（《明鏡月刊》39 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習近平欲加強共產黨正統性
2013年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落幕後，中國十年一度的領導過渡已大功告成，但這不意味著終點，反而是新國家主席習近平諸多挑戰的起點，包含保持經濟增長、 打擊腐敗、處理汙染以及維護食品安全等。至於什麼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路徑，國內外媒體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有些認為習近平應放鬆政治控制來配合經濟改 革，有些則強調唯有共產黨權力先行鞏固，政治家眼中才看得見改革二字。
根據習近平對蘇聯歷史及其1991年倒台的理解，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理事會（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德文·斯圖爾特（Devin Stewart）於《賀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寫道，習似乎更傾向加強共產黨正統性，換句話說，他將不會是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名改革者。“為什麼蘇共崩潰了？” 南巡期間習近平在一次私下講話指出：“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理想和信念發生動搖，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
而且近來習近平反覆提及的“中國夢”，也讓斯圖爾特覺得帶有諷刺意味，共產黨向來抗拒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認為那是“改旗易幟的邪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干擾，因此若要追求中國夢，習近平建議從壯大解放軍開始，強軍夢等於中國夢。
習近平一上任就提出“中國夢”。
如此一來，“北京領導人是否誤讀歷史？”成為斯圖爾特想追究之事。蘇聯瓦解後有諸多研究問世，一派主流意見認為蘇共之所以倒台，並非是自身信念動搖了，而 是它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與習近平看法剛好相反。根據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的說法，當戈爾巴喬夫試圖改革蘇聯時，他深深明白黨是一大阻礙，因此為了國家進步，他不得不先將蘇共移出權力。對戈爾巴喬夫而言，國家利 益始終在黨的利益之上，他是第一位敢這麼做的總書記，也是唯一一位。
其次，習近平思考模式中的另一謬誤是：沒有任何歷史類比是完美的，但如果他想從歷史吸取教訓，得先弄清楚今日中國面臨的困境，是像1980年代的蘇聯（經 濟已停滯）還是1960年代的蘇聯（經濟仍在增長）。斯圖爾特認為，習近平肯定將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為一種警世故事，中共要避免崩潰，就該防 止蘇聯式錯誤重現──偏離共產主義原則與放鬆獨裁統治。
另一個可能的解讀為：蘇聯的問題不在於領導人試圖改革，而是時間太晚，等到經濟停滯時再這麼做已太遲。關於這方面，斯圖爾特說，中國可參考的對象並非很多 人建議又小又獨裁的新加坡，而是韓國。韓國於1980年代通過民主化擺脫軍事獨裁統治，隨即以出口導向政策使其經濟快速增長。
創新性=開放政治=自由
短期來看中國的策略很明顯：保持政治穩定。但斯圖爾特提醒，領導人將面對的兩難，在於若太過著重眼前穩定，最後很可能弄巧成拙，過與不及都會讓自己自食惡 果。拿谷歌來說，當它決定退出中國時不免讓人想到一個問題，作為世界上最活躍、最熱衷於過濾網絡信息的國家，中國有創新能力嗎？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和賈里德·科恩（Jared Cohen）的新書《新數字時代：重塑人類、國家和商業未來》（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es）便討論了這個話題。
於是，斯圖爾特指出，假使中國要成為更具創新性、領先世界的經濟體，開放政治是勢在必行的，但副作用將會帶來不穩定，如政治分析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2006年的著作《J曲線》（The J Curve）提到，習近平奮鬥多年才爬到黨內第一人的地位，要是他對於政治生存更感興趣的話，那麼選擇“穩定”而犧牲國家經濟活力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的封閉體制雖然保證穩定，然而卻令一些事情變得更混亂，如打擊腐敗、促進創新和創業精神、保障工人權益以及環保等。以腐敗為例，無數針對貪汙的抱怨甚 囂塵上，習近平也清楚意識到公眾對貪官汙吏的惱怒，因此反腐霎時間雷厲風行，官員恪守簡樸政策（儘管不少黨員是億萬富翁），但重要的是，如果沒有自由開放 的新聞環境和信息流通渠道，再多的努力都將功虧一簣，更遑論貪汙阻礙經濟發展。
相同的標準同樣適用於改善人民生活和環境水平，在缺少強健、自由的公民社會的前提之下，國家有能力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嗎？再者，社會不開放加上教育系統的思 想交流受侷限，中國是否能成功轉型為側重創新研發的經濟體？抑或是獨裁統治到頭來導致最優秀的人才和企業離開，並把國家推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後者發 生倒也不是什麼壞事，顯示僵化的政治制度終將步向滅亡，全新能迎接挑戰的領導人於焉誕生。
影星成龍曾說：“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太自由只會讓人民變得“為所欲為”跟“亂”，不過斯圖爾特提醒，台灣和其他民主的華人社會創造的繁榮不容忽視， 相較之下，“被管得緊緊”的中國既貧窮又腐敗，若中國政府追求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乾淨社會，他們必須認真衡量保持穩定和釋放權力間的利弊。
韌性威權恐已來到臨界點？
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一群人恐怕不在商界也不在學界，而是被審查緊箍咒牢牢綁住的網民。《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對於中國超過5億的互聯網用戶而言，2013年3月的最大衝擊不是兩會，也不是新國家主席出爐（其結果一點都不讓人意外），而 是突如其來、不按照計劃出現在河裡到處漂流的死豬屍體，這為中國汙染醜聞再添一筆。儘管經濟在30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實際上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 中”，河面上腐爛的豬屍彷彿預示著共產黨腐爛的未來。
《經濟學人》引用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說法稱：“目前存在一個強烈共識，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採用的韌性威權已來到臨界點。”研究中共政治體制的眾多學派裡，“韌性 威權”是一前衛概念，即使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生已久，但中共不僅依然掌權，還培養出更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更自信的領導班底，與政治理論家的傳統觀 念相左，他們普遍認為由於缺乏法治、權力分立以及可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核心必然脆弱無比。中共展現的自我調整能力包含：一、日益規範化的政治繼承；二、選 賢拔能；三、政治專業化；四、廣設政治參與制度，從而成為韌性威權之典範。（《明鏡月刊》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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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特殊监狱”和神秘的“数据库”
文／宋静
在经历了诡异的“体检”后，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编入了一个“数据库”。从后来曝光的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实看，这会不会就是活摘数据库？图为描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的艺术作品——〈活摘器官的罪恶〉。（大纪元资料库）
【大纪元2013年05月17日讯】二零零一年，我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在那里，我经历了一系列诡异的体检、照 相和恶警的“送大西北”的威胁。也许是因为我的家人不懈营救和我个人的坚决不配合，才使我逃离了某个不可想像的灾难。
“终生监禁”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我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炼功。被警察抓后，移交给山东烟台驻京 办，关在那里，因为我的户口从迫害后就被注销了，那个看管我的警察四处打电话问怎么办？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上面最新指示，你们 这批人全部送大西北，终生监禁。”我向他讲真相，交谈的还不错。后来他把我放了。
恐怖体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四 日，我被警察绑架，送到位于山东淄博周村区王村镇的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俗称“王村劳教所”），中途经过劳教所医院（八三医院），警察把我抬进去要体检。 这个体检并不做什么常规的查身高体重、血压之类的，只有两项，一个是抽血，然后是查内脏，按在床上做B超。我拒绝抽血，那男医生阴着脸说：“你不配合，就 用大粗针管使劲抽！”我拚命反抗，最后没有抽成。
进了劳教所后，我抵制迫害绝食绝水七、八天时，警察说我入所时检查身体有些病征，就哄我再 去查一次，我以为这次真的是查体了，就让他们抽了血。结果出来后，她们拿着化验单在看，好像很满意，我要看化验单，她们说：“这和你没关系。”后来听警察 说，这是进劳教所之前必须要做的“检查”。
“特殊监狱”
二零零一年冬天，我一直在经受折磨，有一天，恶警头目 陈素萍说：“你长时间不睡觉，又这么折腾，脸色还红扑扑的。”她又说：“你是不是很讨厌这些人（指邪悟的人）围着你呀？”“我把你送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 好不好，那里就没有人再给你做工作了。”我说：“不再被人做‘转化工作了’当然好啊，那是什么地方？”她大笑说：“你真天真，你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你 就在那儿自生自灭吧。”“上面已经说了，你们这些人不转化就终生监禁。”我说：“进监狱也得符合条件吧，你按哪一条法律能够得上给我定罪？”她说：“这个 监狱不用审判，也不用那些程序，送去就行。”
后来，恶警李茜又一次给我说起这事，说到这个没有人、永远回不来、不需要任何审判程序的“特殊监狱”，大意和上面差不多。那个期间，陈素萍多次在走廊里大喊，“不转化，给你们统统送大西北。”
同监舍里一个邪悟者姓高（曾经修炼过法轮功，后被中共洗脑“转化”，放弃修炼。），山东潍坊人，她常去恶警办公室，帮忙干点活。有一次，她悄悄对我说：“你小心一点，她们在整理你的材料，好像要把你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去。”
“上面有指标”
二零零二年八月，恶警陈素萍去北京参加司法部的所谓“培训”。回来后，一次她到单独关押我的地下室里，她说到要把我送走，她说现在上面有指标，要找我这种“年轻的，有文化的” ，送到大西北去，她要完成指标。
几天后，她又来到折磨我的地方，她说：“我想了一想，如果真把你送走了，你家人肯定和我没完，我还是别把你送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她对我说起“关大西北”或者“特殊监狱”这个事。
那时候，我的家人付出了许多努力营救我，每个月都去探望我，每次都被恶警拒绝探视，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每个月都来，还给那些恶警们写了一些信。
诡异编号
二零零二年冬天，有一天，劳教所突然把所有人集合起来到一栋楼里去，说有重要的事，却不说去做什么。
一 进走廊，看到一些外面来的警察，那些男男女女看上去很诡异，互相之间连个招呼都不打（通常那些恶警在一起喜欢打情骂俏），整个气氛非常阴沉。像是有什么大 事要发生。恶警核对姓名和身份后，就让我们每个人站在一个台子上照相，在胸前的地方放一个长条型的号码牌，每上去一个人就自动换一个号码。
然 后又到第二个房间去，每个人都要按手印，在一张空白的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纸上，左右手都按，我感到不好，不想按，那个男恶警就抓住我的手往下按，然后整个手 掌都按。我努力挣脱他。那个男恶警抬起头看着那个带我来的女恶警，简短的说了三个字“不配合”。那个女警立即单独把我带出了那栋楼，送回了监舍。
过 了一些时间，同监舍的其他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回来了，大家都感到了诡异的气氛，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莫名的害怕，好长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其中一个姓魏的 女学员（胜利油田的），浑身止不住的发抖，她悄悄对我说：“这像是在挑什么人，可千万别挑到我。”我也没问她我走后还进行了什么程序。事后好几天，她都很 害怕。
因为人心惶惶，后来恶警们不得不解释，说是济南来的警察，要做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是干什么用的？从后来曝光的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实看，这会不会就是活摘数据库？
——转自明慧网，原文标题《调查线索：我险些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
在经历了诡异的“体检”后，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编入了一个“数据库”。从后来曝光的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实看，这会不会就是活摘数据库？图为描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的艺术作品——〈活摘器官的罪恶〉。（大纪元资料库）
【大纪元2013年05月17日讯】二零零一年，我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在那里，我经历了一系列诡异的体检、照 相和恶警的“送大西北”的威胁。也许是因为我的家人不懈营救和我个人的坚决不配合，才使我逃离了某个不可想像的灾难。
“终生监禁”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我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炼功。被警察抓后，移交给山东烟台驻京 办，关在那里，因为我的户口从迫害后就被注销了，那个看管我的警察四处打电话问怎么办？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上面最新指示，你们 这批人全部送大西北，终生监禁。”我向他讲真相，交谈的还不错。后来他把我放了。
恐怖体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四 日，我被警察绑架，送到位于山东淄博周村区王村镇的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俗称“王村劳教所”），中途经过劳教所医院（八三医院），警察把我抬进去要体检。 这个体检并不做什么常规的查身高体重、血压之类的，只有两项，一个是抽血，然后是查内脏，按在床上做B超。我拒绝抽血，那男医生阴着脸说：“你不配合，就 用大粗针管使劲抽！”我拚命反抗，最后没有抽成。
进了劳教所后，我抵制迫害绝食绝水七、八天时，警察说我入所时检查身体有些病征，就哄我再 去查一次，我以为这次真的是查体了，就让他们抽了血。结果出来后，她们拿着化验单在看，好像很满意，我要看化验单，她们说：“这和你没关系。”后来听警察 说，这是进劳教所之前必须要做的“检查”。
“特殊监狱”
二零零一年冬天，我一直在经受折磨，有一天，恶警头目 陈素萍说：“你长时间不睡觉，又这么折腾，脸色还红扑扑的。”她又说：“你是不是很讨厌这些人（指邪悟的人）围着你呀？”“我把你送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 好不好，那里就没有人再给你做工作了。”我说：“不再被人做‘转化工作了’当然好啊，那是什么地方？”她大笑说：“你真天真，你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你 就在那儿自生自灭吧。”“上面已经说了，你们这些人不转化就终生监禁。”我说：“进监狱也得符合条件吧，你按哪一条法律能够得上给我定罪？”她说：“这个 监狱不用审判，也不用那些程序，送去就行。”
后来，恶警李茜又一次给我说起这事，说到这个没有人、永远回不来、不需要任何审判程序的“特殊监狱”，大意和上面差不多。那个期间，陈素萍多次在走廊里大喊，“不转化，给你们统统送大西北。”
同监舍里一个邪悟者姓高（曾经修炼过法轮功，后被中共洗脑“转化”，放弃修炼。），山东潍坊人，她常去恶警办公室，帮忙干点活。有一次，她悄悄对我说：“你小心一点，她们在整理你的材料，好像要把你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去。”
“上面有指标”
二零零二年八月，恶警陈素萍去北京参加司法部的所谓“培训”。回来后，一次她到单独关押我的地下室里，她说到要把我送走，她说现在上面有指标，要找我这种“年轻的，有文化的” ，送到大西北去，她要完成指标。
几天后，她又来到折磨我的地方，她说：“我想了一想，如果真把你送走了，你家人肯定和我没完，我还是别把你送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她对我说起“关大西北”或者“特殊监狱”这个事。
那时候，我的家人付出了许多努力营救我，每个月都去探望我，每次都被恶警拒绝探视，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每个月都来，还给那些恶警们写了一些信。
诡异编号
二零零二年冬天，有一天，劳教所突然把所有人集合起来到一栋楼里去，说有重要的事，却不说去做什么。
一 进走廊，看到一些外面来的警察，那些男男女女看上去很诡异，互相之间连个招呼都不打（通常那些恶警在一起喜欢打情骂俏），整个气氛非常阴沉。像是有什么大 事要发生。恶警核对姓名和身份后，就让我们每个人站在一个台子上照相，在胸前的地方放一个长条型的号码牌，每上去一个人就自动换一个号码。
然 后又到第二个房间去，每个人都要按手印，在一张空白的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纸上，左右手都按，我感到不好，不想按，那个男恶警就抓住我的手往下按，然后整个手 掌都按。我努力挣脱他。那个男恶警抬起头看着那个带我来的女恶警，简短的说了三个字“不配合”。那个女警立即单独把我带出了那栋楼，送回了监舍。
过 了一些时间，同监舍的其他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回来了，大家都感到了诡异的气氛，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莫名的害怕，好长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其中一个姓魏的 女学员（胜利油田的），浑身止不住的发抖，她悄悄对我说：“这像是在挑什么人，可千万别挑到我。”我也没问她我走后还进行了什么程序。事后好几天，她都很 害怕。
因为人心惶惶，后来恶警们不得不解释，说是济南来的警察，要做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是干什么用的？从后来曝光的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实看，这会不会就是活摘数据库？
——转自明慧网，原文标题《调查线索：我险些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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