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5月15日 自由亚洲论坛
5月13日，“朱令案”代理律师李春光微博发布【受权发布朱令令监护人声明】：朱令令监护人对社会各界表示感谢；同意由谢佑平、李肖霖、张青松、赵军、张颖、张捷、李海霞、张鹏、李春光等十人组成“朱令令案件律师团”，并进行相关授权。
传朱令父有办案警察临死前给的案件分析手稿
1994年清华大学才女朱令被人蓄意投毒，19年后再被海内外瞩目，越来越多知情人在网络爆料揭示内幕。近日，网络流传的一段视频节目中，朱令父亲在采访中提到，他有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前处长王补对案件分析的手稿，是王补临死前给他的。朱令父亲暂时不想公开。
据 “无锡经济”电视节目播报，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的前处长王补曾经专门找到朱令的父母，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一、在1995 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够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二、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三、懂得铊盐毒性、 毒理；四、可接触到铊盐；五、有作案动机；六、有异常表现。
节目主持人说，此至近日，朱令父母坚持认为此案是蓄意投毒，而投毒的最大嫌疑人就是和女儿同宿舍的孙某，只是还没到公开的时间。
有民众分析，王补的材料不给领导而给朱令父亲，为什么？很显然，王补不信任其领导，为什么不信任？说明此案背后有干扰，他知道领导已不可能尽责，给了也没用。
对于为什么朱令的父母一直不不公开这份审稿，网民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因乘目前朱令案的热潮，马上公开此手稿。
另一种看法是，王处长的那份文稿是用来在法庭上指证凶手的，不是用来舆论声讨。若公布给媒体，没有什么意思，凶手可以诡辩，可以针对性制造伪证来脱罪，这易 如反掌，最后变成口水战不了了之。刑侦中是有罪推定，法庭上是无罪推定。所以在法庭上交锋必须要击中其要害，更不能事先把底牌都露出来。
“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公安那边”
目前，朱令家人已向公安申请信息公开。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认为，警方在之前的调查中，已经有了结果，但没有公开。其母朱明新也表示，最有力的证据，应该是在公安那边。
日前，网络上还流传北京警察当初证实孙投毒的间接证据：孙维在朱令发病前翻阅了大量的铊中毒的书籍。警察在审讯其之前，掌握了其借阅记录。有些没有借出，只是在图书馆翻阅，上面发现了孙的指纹。
爆料说，本来孙维还可以狡辩说是做实验需要了解背景资料，但审讯时，由于孙心虚，她开始矢口否认说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书籍，只是做实验用到，对中毒一无所知。 直到警察拿出证据，孙维一下傻眼了，然后吞吞吐吐交代了一些难以自圆其说事情，直到其家人把其捞出。这些审讯记录里面都有， 但现在不敢公开， 上面有人不愿意再去挑起疮疤打破平衡。
江泽民才是干预此案的背后终极黑手
朱令案几经沉浮，在网络的推动下，19年后再现舆论关注高潮。朱令当年大学的同学，团支书等人都纷纷站出来发声。
薛钢在网络解释为何多年保持沉默：“这些年我没有站出来，我有我的苦衷，包括我们2班所有同学。我们经常会收到拿我们自己性命和家人性命以及工作等等相关的威胁！”
薛钢称背后水太深----就是高院和高检都没办法的，只有中央！
美国帮助朱令基金会负责人何清对媒体表示，这么简单的刑事案，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个罪犯家里有背景，能找着人，有实力的人就能挡住正义，这个简直是太荒唐。太不平了。主要是太不平了，大家为朱令家感到不平。
“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事，显然是孙家找的人阻挡了”。
有大陆媒体报导，嫌疑人孙维的家庭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关系匪浅。海内外诸多消息都纷纷指向，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才是干预此案的背后终极黑手。
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
藏人组织:中共内部文件播撒仇藏种子
据 “西藏之声”报道，海外藏人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共武警部队内部文件，该机构指文件内容向驻藏武警灌输仇藏思想，以使他们执行中共当局不人道的镇压藏人指令。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总部位于挪威的"西藏之声"5月14日报道，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了名为《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防护手 册》的中共武警部队的内部文件，该文件为四川武警总队政治部于2008年10月印发，通过问答形式，"辅导"驻藏武警、特别是参与过镇压藏人行动的武警如 何"调整精神和心理状态”，以“提高维稳心理素质，圆满完成维稳任务。"
2011年，解放军入藏60周年时，拉萨街头军警密布
藏人在武警心中已成为敌人？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2008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中指出，2008年发生在整个藏区的示威活动中，至少120名藏人被中共军警枪杀，超过6500名藏人被抓捕，190人被判刑，其中7人被判终身监禁，90人被判十年以上徒刑，另有多人失踪。
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向德国之声表示，2008年"3.14 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将藏区民众和平抗议活动宣传为暴力行动，加深了汉藏民族间的误解："在拉萨的市民，只要是汉人和藏人发生冲突，如 果当局认为藏人是一个合法公民的话，就应该一碗水端平，可武警上来，不分青经皂白就直接逮捕藏人，镇压、逮捕，彼此间播撒下隔阂和恨的种子。"
洛桑尼玛还透露，正是在这样的灌输下，驻藏军警对藏人的镇压毫不留情，拉萨的八角街，顺时针转经的藏人总是迎头碰到逆时针执勤的军警，这些军警根本忘记了尊重藏族的宗教传统，因为藏人已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戒备对象"甚至是"敌人"。
《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防护手册》封面
"制造西藏分裂，地方官员、武警等分享维稳利益"
洛桑尼玛也指在中共当局对藏高压政策的大背景下，地方当局、武警部队等一方面执行中央指令，一方面制造西藏"分裂说"以分享维稳利益："地方当局一向是在 制造隔阂，因为制造隔阂对他们来说有利益，西藏的不稳定，或藏人进行抗争对他们来说，既可以取得功名，又可以获得维稳利益。我以前在藏区时就知道地方官 员、武警、军警，他们要取得成绩的话，就是要西藏有不稳定的因素。"
洛桑尼玛认为透过这样的事件，希望汉族民众或其他公众能够了解，藏族民众希望在自己的家园上保有完整的文化、宗教传统，真正的分裂是由当局在炮制，就像文革炮制的仇恨一样。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来源：DW
曝光：薄熙来“2014政变计划”
薄政变功亏一篑 太子党叛乱还会发生吗？
2013-05-08 枫苑梦客
德孤博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越南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没有邓小平。他的观点引起关注，也让我思考良久。但我不解的是，邓小平一个人能有那么大能量吗？如果一个党、一个民族都倾向于改革，邓小平等阻挡得了吗？
越南的改革的确是步中国后尘，起步较晚，但后来者居上，因为越南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配套，同步进行，因此避免了中国改革出现 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权力腐败问题。越南已经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在中国还停留在论证阶段。中国一些地方1980年就试点直选人大代表，直到现在还没有 实现。而越南一开始就实行人大代表直选，政府官员不能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从2007年开始，越南已经逐渐开放了党禁、报禁，而目前正着手修宪，改国名，把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成“越南民主共和国”。这的确是动摇国本的改革，但又是必须进行的改革。如此改革后的越南既不会亡党，也不会亡国。
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了，由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造成了大量社会不公问题，老百姓没有从改革中受益，反而受害。当局多 年来依靠暴力维稳，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怨气得不到释放，以至于越维稳越不稳，形成恶性循环，维稳经费飙升，超过军费，中国成了典型的警察国家。
中国政治改革之所以中断，邓小平当然有责任，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一帮保守派极左元老都应该负责。这些人眼光狭隘，思想保守，六四的发生促使他 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下一代手里，保证他们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他们眼中，党的利益超越国家民族利益，中国不是 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私有产业。
目前的中共内部派系林立，有人以“三派一群”来概括之，相当准确。三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邓派”；一群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保守派”就是传统“毛左派”，这帮人政治上坚持中共一党独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回避“毛时代”的人为灾难，竭力美化毛的统治，坚决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自由派就是传统右派，这些人赞同普世价值，认同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主张采取市场经济政策。
“邓派”又称“实用主义派”，这一派政治上坚持一党独裁，但经济上赞成“市场经济”，其显着特点是“开左灯、向又转”。他们兼具“左”、“右”两面特色，“左”的一面就是“四个坚持”，“右”的一面则是“坚持改革开放”。
“既得利益集团”是随着中国一条腿改革开放产生的一个庞大的人群。这帮人唯利是图，忽左忽右，企图左右逢源。他们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坚持“左”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坚持“右”是为了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邓派”是与“自由派”联合的，但在八九六四后有一段为时三年的左倾回潮时期。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保守派气焰 渐趋低落，但仍蠢蠢欲动，伺机卷土重来。六四的发生给左派以口实，迫使“邓派”确立了只“经改”不“政改”的政策，造成贪腐严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 巨大，环境日益恶化，民怨沸腾等社会问题。
面对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各派纷纷开出自己的药方。自由派主张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法制轨道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左派则坚持回到一大二公的毛泽东时代，重祭阶级斗争法宝。
和右派坐而论道不同的是，左派已经开始筹划并付诸行动。薄熙来不仅大张旗鼓“唱红打黑”，推出“重庆模式”，而且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最近读到薄熙来等人策划的名为“二零一四工程预案”的政变计划，非常震惊。在网上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计划的信息，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王立军逃进美 领事馆时带进去的那一份。除正文外，还附有作战计划书、地图、 物资储备清单、武器装备清单、各种会议纪要、若干委任状、命令书、口令等，是一个完整的政变计划书。
该计划于2011年6月1日成文。共分七大部分，分别是：一、当前政治形势分析；二、基本态势；三、初级目标；四、措施；五、危机应付；六、武装起义预案；七、口号与纪律。
当年林立果等策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誉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该纪要不仅对文革之祸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将矛头直指发动这场浩劫的罪魁 祸首毛泽东及江青、张春桥等，指斥毛泽东为“当代秦始皇”。薄熙来等人制定的这个政变计划似乎是模仿“五七一工程纪要”，也称“工程”，但和前者不同的 是，其政变的目的不是要解民于倒悬，而是要把中国拉向后退，重回文革，重走历史证明走不通的老路。
在“当前政治形势分析”中，政变策划者认为，九二年邓南巡后，中国急剧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九七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入党， 更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改造成了修正主义的全民党。二零零二年胡温上台后，对外妥协，奉行出卖国家利益取悦资本主义的卖国政策，对内软弱，贯彻纵 容鼓励右派翻天，污蔑党的历史和领袖，丑化党的形象，为全面西化大开绿灯。他们认为， 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变颜色，作为革命家的后代，他们必须高举自己的旗帜，拥戴自己的领袖，捍卫党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事业。 这个旗帜就是毛泽东的旗帜，这个领袖就是薄熙来。
在“措施”部分，政变策划者透露了自己的杀人计划。在薄熙来十八大上台后，要在全国开展肃贪以及打黑唱红活动，在今后十年内，要杀掉五十万贪官污 吏，打掉一百万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将他们开除出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关押二百万与“黑社会”有联系的人物。该计划特别提到温家宝，指出他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凶恶敌人”，因此，必须对他采取坚决措施，打死这只“大老虎”。
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
一、严厉肃贪，对贪污贿赂罪，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一律判处死刑，不得缓刑。
二、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将私有企业改造成为公有制企业；没有触犯中国法律的外资企业可以同意其撤资离开中国，触犯了法律的外资企业，投资一律没收。外资管理人员及股东，履行法律手续驱逐出境。
三、严厉打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带路党”，该计划点名的有在押的刘晓波、高智晟，大学教授、专家有江平、贺卫方，体制内办杂志的有杜导 正、吴思，开研究所的茅于轼、刘军宁等。他们认为，自由化骨干分子大概有五千多人，有重大影响并且犯下严重罪行的有二百多人。对这些人，在局势恶化之前， 要将他们全部逮捕、判刑、关押或者流放，对其中的二百名影响特别巨大、罪行特别严重、气焰特别嚣张的人，要判处死刑，以绝后患。绝不能让他们中产生瓦文 萨、哈维尔式的人物，“来掘我们的坟墓”。
军事准备工作包括：任命王立军为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组建特种部队-闪电突击队；组建三十个民兵师。朱和平将军认为训练经费需要三十个亿，薄熙来立即 批准了五十个亿，并要求，争取十八大之前组建民兵预备役师，形成战斗力，军事培训方面，可以请求十四军、十三军和成都军区支援。
四、战略后备力量。该计划认为，从1958年之1978年，中央在四川地区投资两千零五十三亿，建成了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重庆的第二武装比 1976年江青、张春桥控制的上海更强大。在“武装起义预案”部分，该计划认为，“薄熙来同志在军中有了一批有力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沈阳军区刘亚红 司令员、北京二炮部队张海洋政委，成都军区周小舟司令员，驻扎在重庆的第三集团军许勇军长等。在总后，还有前国家主席的儿子刘源上将。”
该计划制定了两套方案，“一是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民意，赢得民心，通过舆论杀开一条血路，让薄熙来同志进入中共最高层；第二套方案就是一旦行动受 挫，同江、胡、习三派的矛盾白热化，那就不惜跟他们翻脸，在西南首举义帜，大兴刀兵，争取沈阳、北京军区和二炮部队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作壁上观，则其它各路 诸侯将没有人甘心给行将就木的江、即将下台的胡和扶不起阿斗的习出力死战，跟自己作对，中国势必形成联省自治的局面。”
计划还为参与政变的将领刘亚红、张海洋、周小舟、许勇预备了很好的海外生活条件，让他们免去后顾之忧。一旦薄熙来上位失败，立即举行起义，迅速号召 所有参加起义人员前往重庆集结；命令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政委田修思迅速集结第十三、十四集团军各部，完成起义动员工作。命令二炮部队将核弹头瞄准中南 海，作为战略预备，一旦胡锦涛等人负隅顽抗，立即启动斩首行动。
这个杀气腾腾的政变计划随着薄熙来的倒台流产了，胡温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谁能想到，表面上歌舞升平，似乎风景这边独好，暗地里，中共内斗、 相互恶杀已经升级为武装叛乱，中国差一点又要经历血雨腥风了。令人担忧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遍布党政军的太子党像薄熙来以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吃狼奶长 大的还有多少？薄熙来一案久拖不决，其中必定大有深意。最近，毛左分子异常嚣张，围攻八十多岁老人茅于轼，绝非偶然。
有人预测， 中共十八大之后，军人集团将崛起，若不对他们加以遏制，将会出现一个军人干政的时期，中国将滑向军国主义道路。看来这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据报道，朱毛后 代重上井冈山，太子党集会大唱红歌。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太子党又要开始折腾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太子党要把中国带向何处去。
2013-05-08 枫苑梦客
德孤博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越南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没有邓小平。他的观点引起关注，也让我思考良久。但我不解的是，邓小平一个人能有那么大能量吗？如果一个党、一个民族都倾向于改革，邓小平等阻挡得了吗？
越南的改革的确是步中国后尘，起步较晚，但后来者居上，因为越南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配套，同步进行，因此避免了中国改革出现 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权力腐败问题。越南已经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在中国还停留在论证阶段。中国一些地方1980年就试点直选人大代表，直到现在还没有 实现。而越南一开始就实行人大代表直选，政府官员不能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从2007年开始，越南已经逐渐开放了党禁、报禁，而目前正着手修宪，改国名，把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成“越南民主共和国”。这的确是动摇国本的改革，但又是必须进行的改革。如此改革后的越南既不会亡党，也不会亡国。
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了，由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造成了大量社会不公问题，老百姓没有从改革中受益，反而受害。当局多 年来依靠暴力维稳，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怨气得不到释放，以至于越维稳越不稳，形成恶性循环，维稳经费飙升，超过军费，中国成了典型的警察国家。
中国政治改革之所以中断，邓小平当然有责任，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一帮保守派极左元老都应该负责。这些人眼光狭隘，思想保守，六四的发生促使他 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下一代手里，保证他们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他们眼中，党的利益超越国家民族利益，中国不是 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私有产业。
目前的中共内部派系林立，有人以“三派一群”来概括之，相当准确。三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邓派”；一群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保守派”就是传统“毛左派”，这帮人政治上坚持中共一党独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回避“毛时代”的人为灾难，竭力美化毛的统治，坚决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自由派就是传统右派，这些人赞同普世价值，认同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主张采取市场经济政策。
“邓派”又称“实用主义派”，这一派政治上坚持一党独裁，但经济上赞成“市场经济”，其显着特点是“开左灯、向又转”。他们兼具“左”、“右”两面特色，“左”的一面就是“四个坚持”，“右”的一面则是“坚持改革开放”。
“既得利益集团”是随着中国一条腿改革开放产生的一个庞大的人群。这帮人唯利是图，忽左忽右，企图左右逢源。他们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坚持“左”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坚持“右”是为了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邓派”是与“自由派”联合的，但在八九六四后有一段为时三年的左倾回潮时期。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保守派气焰 渐趋低落，但仍蠢蠢欲动，伺机卷土重来。六四的发生给左派以口实，迫使“邓派”确立了只“经改”不“政改”的政策，造成贪腐严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 巨大，环境日益恶化，民怨沸腾等社会问题。
面对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各派纷纷开出自己的药方。自由派主张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法制轨道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左派则坚持回到一大二公的毛泽东时代，重祭阶级斗争法宝。
和右派坐而论道不同的是，左派已经开始筹划并付诸行动。薄熙来不仅大张旗鼓“唱红打黑”，推出“重庆模式”，而且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最近读到薄熙来等人策划的名为“二零一四工程预案”的政变计划，非常震惊。在网上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计划的信息，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王立军逃进美 领事馆时带进去的那一份。除正文外，还附有作战计划书、地图、 物资储备清单、武器装备清单、各种会议纪要、若干委任状、命令书、口令等，是一个完整的政变计划书。
该计划于2011年6月1日成文。共分七大部分，分别是：一、当前政治形势分析；二、基本态势；三、初级目标；四、措施；五、危机应付；六、武装起义预案；七、口号与纪律。
当年林立果等策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誉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该纪要不仅对文革之祸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将矛头直指发动这场浩劫的罪魁 祸首毛泽东及江青、张春桥等，指斥毛泽东为“当代秦始皇”。薄熙来等人制定的这个政变计划似乎是模仿“五七一工程纪要”，也称“工程”，但和前者不同的 是，其政变的目的不是要解民于倒悬，而是要把中国拉向后退，重回文革，重走历史证明走不通的老路。
在“当前政治形势分析”中，政变策划者认为，九二年邓南巡后，中国急剧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九七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入党， 更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改造成了修正主义的全民党。二零零二年胡温上台后，对外妥协，奉行出卖国家利益取悦资本主义的卖国政策，对内软弱，贯彻纵 容鼓励右派翻天，污蔑党的历史和领袖，丑化党的形象，为全面西化大开绿灯。他们认为， 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变颜色，作为革命家的后代，他们必须高举自己的旗帜，拥戴自己的领袖，捍卫党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事业。 这个旗帜就是毛泽东的旗帜，这个领袖就是薄熙来。
在“措施”部分，政变策划者透露了自己的杀人计划。在薄熙来十八大上台后，要在全国开展肃贪以及打黑唱红活动，在今后十年内，要杀掉五十万贪官污 吏，打掉一百万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将他们开除出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关押二百万与“黑社会”有联系的人物。该计划特别提到温家宝，指出他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凶恶敌人”，因此，必须对他采取坚决措施，打死这只“大老虎”。
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
一、严厉肃贪，对贪污贿赂罪，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一律判处死刑，不得缓刑。
二、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将私有企业改造成为公有制企业；没有触犯中国法律的外资企业可以同意其撤资离开中国，触犯了法律的外资企业，投资一律没收。外资管理人员及股东，履行法律手续驱逐出境。
三、严厉打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带路党”，该计划点名的有在押的刘晓波、高智晟，大学教授、专家有江平、贺卫方，体制内办杂志的有杜导 正、吴思，开研究所的茅于轼、刘军宁等。他们认为，自由化骨干分子大概有五千多人，有重大影响并且犯下严重罪行的有二百多人。对这些人，在局势恶化之前， 要将他们全部逮捕、判刑、关押或者流放，对其中的二百名影响特别巨大、罪行特别严重、气焰特别嚣张的人，要判处死刑，以绝后患。绝不能让他们中产生瓦文 萨、哈维尔式的人物，“来掘我们的坟墓”。
军事准备工作包括：任命王立军为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组建特种部队-闪电突击队；组建三十个民兵师。朱和平将军认为训练经费需要三十个亿，薄熙来立即 批准了五十个亿，并要求，争取十八大之前组建民兵预备役师，形成战斗力，军事培训方面，可以请求十四军、十三军和成都军区支援。
四、战略后备力量。该计划认为，从1958年之1978年，中央在四川地区投资两千零五十三亿，建成了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重庆的第二武装比 1976年江青、张春桥控制的上海更强大。在“武装起义预案”部分，该计划认为，“薄熙来同志在军中有了一批有力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沈阳军区刘亚红 司令员、北京二炮部队张海洋政委，成都军区周小舟司令员，驻扎在重庆的第三集团军许勇军长等。在总后，还有前国家主席的儿子刘源上将。”
该计划制定了两套方案，“一是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民意，赢得民心，通过舆论杀开一条血路，让薄熙来同志进入中共最高层；第二套方案就是一旦行动受 挫，同江、胡、习三派的矛盾白热化，那就不惜跟他们翻脸，在西南首举义帜，大兴刀兵，争取沈阳、北京军区和二炮部队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作壁上观，则其它各路 诸侯将没有人甘心给行将就木的江、即将下台的胡和扶不起阿斗的习出力死战，跟自己作对，中国势必形成联省自治的局面。”
计划还为参与政变的将领刘亚红、张海洋、周小舟、许勇预备了很好的海外生活条件，让他们免去后顾之忧。一旦薄熙来上位失败，立即举行起义，迅速号召 所有参加起义人员前往重庆集结；命令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政委田修思迅速集结第十三、十四集团军各部，完成起义动员工作。命令二炮部队将核弹头瞄准中南 海，作为战略预备，一旦胡锦涛等人负隅顽抗，立即启动斩首行动。
这个杀气腾腾的政变计划随着薄熙来的倒台流产了，胡温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谁能想到，表面上歌舞升平，似乎风景这边独好，暗地里，中共内斗、 相互恶杀已经升级为武装叛乱，中国差一点又要经历血雨腥风了。令人担忧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遍布党政军的太子党像薄熙来以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吃狼奶长 大的还有多少？薄熙来一案久拖不决，其中必定大有深意。最近，毛左分子异常嚣张，围攻八十多岁老人茅于轼，绝非偶然。
有人预测， 中共十八大之后，军人集团将崛起，若不对他们加以遏制，将会出现一个军人干政的时期，中国将滑向军国主义道路。看来这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据报道，朱毛后 代重上井冈山，太子党集会大唱红歌。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太子党又要开始折腾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太子党要把中国带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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