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改革首先须转变政府角色

对话人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霍 侃 财新记者

[对话背景]

中国经济将在三季度企稳的预期很可能再度落空。面对低迷的出口、乏力的投资，市场寄望宽松政策加码，甚至更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国家发改委在9月5日和7日集中发布总规模约万亿元的项目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以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涵盖未来五年至十年的投资计划，都一度被市场视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然而，由于资金来源能否落实存在很大疑问，投资稳增长的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从更长的经济周期看，中国经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内外因变化都导致出口引擎动力渐弱将成为常态。投资和消费失衡的局面仍未见改善，经历了2008年应对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甚至有恶化之势。

投资、尤其是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弊端越来越明显，透支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信用。部分行业投资过度和居民消费需求疲弱交织，产能过剩明显，加剧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已非短期应急式的刺激政策所能解决，需要着眼中长期结构调整的改革，带来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制度性红利。

财新记者对话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谢国忠曾担任摩根士丹利中国经济学家。他为中国经济开出了完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减税、提高投资效率、转变政府角色等“药方”。

这些“药方”并不陌生，关键在于决策层是否有进行刮骨疗毒式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因此，“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图景，尤其值得人们期待。

[对话摘登]

警惕经济“僵尸”

财新记者：中国经济放缓仍在继续，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手相助面临困境的企业，例如江西新余市政府甚至考虑把光伏制造商江西赛维的部分债务偿还纳入预算，这是否意味着经济不会硬着陆？

谢国忠：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不是坏事，软着陆不是好事。早就预料到中共政府会去救一些企业，最后就会变得像日本一样，经济中出现很多“僵尸”：地方政府是僵尸，房地产企业是僵尸，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僵尸。这是很不利的局面。

财新记者：地方政府为什么不愿意让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倒闭？

谢国忠：因为这其中的猫腻太多了。很多企业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中国经济想要恢复增长，必须允许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失败的企业必须关闭或出售。

财新记者：今年我们也看到一些改革动向，例如浙江的民间金融改革，深圳前海的金融试验区。你怎么看这些改革的效果？

谢国忠：现在小修小补的改革很可能迷惑大家。浙江金融改革会给人一个印象，即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的问题是金融体系不完善引起的，是因为关联担保，把问题看作技术性问题，给人感觉是有答案的。其实根本不是，问题在于其商业模式，不少行业的企业都借钱进行土地、股票、商品、名酒和现代艺术品等方面的投机。现在是通过宣传，跟大家说在推进改革以提振信心。但我接触的中国做生意的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悲观过。想靠宣传来解决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

财新记者：这样下去，最坏的结果可能是怎样？

谢国忠：就是经济中到处都是“僵尸”。有可能比日本当年更严重，因为日本当时已经是高收入国家，而中国还不是。

财新记者：很多人觉得近期内通胀无忧，你怎么看？

谢国忠：通胀不能光看CPI数据。不能因为物价上涨的速度放慢了，就说通胀问题解决了，然后就再接着印钞票。这样印钞票人民币要贬值，前段时间人民币贬值压力已经很大，如果再减息再降准，刺激不了经济，只是在补贴资本外逃而已。

财新记者：资本外流会不会成为特别严重的问题？是趋势性的变化还只是短期现象？

谢国忠：不是短期现象。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Ⅲ）前后，美元承压暂时贬值，但不会改变现在美元是强势货币的状态。现在资金是在向美国流，美国的股市不错，房地产市场也有一定上升。所以，资本流回中国的可能性非常小，原因是，中国的资本投资回报低，主要是靠炒作，“击鼓传花”的投资从来都走不了很久。

外汇储备是“保命钱”，如果资本流动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度下滑，中国金融一定会出现大问题。浮动汇率很重要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外汇储备。金融改革要跨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汇率波动，汇率波动之后才能提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

财新记者：从5月开始，房地产市场量价均有所反弹，土地市场交易也比较活跃，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已经结束了？

谢国忠：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是一路到底的，当中会有很多次反弹。5月开始某些城市的量价齐升就是这样一个反弹，也确实有一批钱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进入多年的下滑调整状态。

这一轮下滑最主要不是调控政策引起的，而是原来的泡沫崩盘了。过去两年多，只有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有调控政策、实施限购，但现在问题最大的是没有进行调控的三线城市。

可以说，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整体崩盘了，没有成交量，而且现在已经波及二线城市，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对于人口增长，房地产供应过多。所以，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可能永远不会再回到原来的高点。一线城市比较好的地段，房价也会下跌，但降价之后会有人买，房子以后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可以保值，就像当年的东京，但其他很多城市的房子就没有价值了。

减税刻不容缓

财新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近期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总规模超过10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但你今年多次建议大幅减税，为什么？

谢国忠：一般想到要推出的是刺激投资的政策，但中国投资效率已经非常低，负债率已非常高。此时再去刺激投资，即使短期内有一定支撑作用，但将带来很多负面后果，即投资过多、产能过剩，而且威胁银行体系资产的质量，是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若要打破恶性循环，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第一步该做的是减税，我觉得，这是惟一能够撑住中国经济的措施。我很早就建议，要减税1万亿元，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来提高家庭消费能力。从政府收支平衡来看，刚开始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发行一定规模的债来补这个缺口，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靠今后几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来消化。几年之内，财政支出不要增加，让家庭收入增长比经济增速快，通过几年的调整，经济效益就会达到比较好的平衡。

财新记者：财政部近两年常用的提法是“结构性减税”，也出台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措施，如中小企业企业所得税的减免，这些措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谢国忠：中国在经济政策方面，政府想通过一些姿态来提高大家的信心，这种做法效果非常有限。现在中国企业对经济非常悲观，如果采取的措施是以形式为主，甚至有名无实，只会适得其反。

减税一定要量化到总规模减多少。中国2011年是47万亿元的经济规模，减税1万亿元才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如果光是谈这个也减税、那个也减税，但很多减税措施最后加总只减了一点点钱，这个对企业来说是宣传，起的是反作用，大家都会意识到其实不是真正减税，而是想忽悠大家去花钱，最终钱又回到政府的口袋。

财新记者：你提出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率可以降低20%，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国忠：中国的增值税税率是相对高的，有的国家比中国还高，但不是很多。其他方面的税收已经都那么高了，增值税再那么高，对企业的压力太大。

增值税在中国，就是一个消费税。不管收入高低，消费税税率都一样，从收入分配来说是不利的，对社会公平也不利。所以，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率不宜太高。

政府转型是关键

财新记者：提到减税，财政部门一直强调，近来财政收入增速已经有所放缓。按照现在的财政实力，可以承担1万亿元的减税吗？

谢国忠：短期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发债来对冲1万亿元的减税。

中长期，政府要检讨自己到底该花多少钱，否则钱是永远不够花的。中共政府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过高。长远来说，政府花钱是要封顶的，在经济中的比重要有上限。如果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经济效率一定是非常低的。

政府一定得转型，从搞项目的花钱机器，转变成服务的机器。政府最终是要解决老百姓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是做项目的公司，就会觉得钱永远不够。

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根源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改革首先必须改变政府角色，任何不致力于改变政府角色的改革都必将失败。除非政府转型，否则经济无法走出困境。然而，中国并没有显示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

财新记者：现在企业仍然觉得税收负担重，是不是导致微观层面企业感受比宏观数据反映的状况更差的原因？

谢国忠：这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有些地方税收都要预付，即收“过头税”。企业从哪里拿到钱呢？最后都是玩银行的钱，大家都绑在一起。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问题会越变越大，只不过是表面的数字好看而已。通过宣传、鼓舞信心来管理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最终是行不通的。短时间内可能有效，但最终还是要有实质性的变化。

财新记者：解决个人收入分配问题，除了刚才提到的减税，还有什么建议？

谢国忠：最重要是提高效率。中国把所有资本往政府那边转，效率就取决于政府花钱的效率有多高。但中共政府现在用钱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民营企业都被误导去搞虚拟经济，炒这个炒那个，企业都被耽误了，最终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引导企业去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维持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增加工资可以促进消费，提高生产率可以维持供给的增长，中国别无选择。这样，我们才能走向3万美元的人均产值。韩国做得到，中国为什么做不到？生产率提高有赖于有效的资源配置。当前中国的增长模式是靠政府分配资源。金融资源由政府拥有的银行系统所控制，投资项目大多数都要经过政府审批，双管齐下，就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了政府。不改变当前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模式，生产率提高就不可能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

财新记者：为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推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政策是否能帮助中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谢国忠：中国产业政策的问题是靠数量增加，而不是靠市场调整去提高技术和质量。你有汽车工厂，我也建汽车工厂；你有钢厂，我也建钢厂，是靠重复建设来提升GDP。政府控制引起了很多严重的后果。

本刊实习记者徐杰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财新网-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