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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9日星期六

王力雄:我无法对中国的未来不悲观

在对中国未来的各种预言中,“崩溃论”似乎最少被当真。因为我写过小说《黄祸》,也就被当做崩溃论者。出版于1991年的《黄祸》写了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故事。虽然是禁书,当年的读书人大都通过地下管道看过或知道。至今二十多年过去,每次在出版社的结单上仍看到《黄祸》在卖,似乎奇怪,又不奇怪,只要中国的未来还不确定,崩溃就始终是无法排除的前景之一,《黄祸》也就总会有读者。
二十年来,《黄祸》描写的情景并未发生,中国的走向看上去也完全不同,但是我却时常感到,我描写的灾难正在步步逼近,而不是离得更远。
不以为然的说法是,中国从未停过亡国之说,鸦片战争的列强瓜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马上没有明天?然而全都过来了,未来的中国仍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崩溃论只是杞人忧天。
最大的危机
对此,首先谈的不应该是中国的危机,而是中国的稳定。恰恰是在这种稳定之下,让人看到最大的危机。
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同时并存多重整合。单从组织整合而言,政权只是之一,民间组织、宗教组织、多党制度等,都应该发挥整合作用。表面上,多元组织会产生竞争,形成冲突,然而对真正的稳定却不可少。例如执政党垮台,在野党立刻顶替,就可以避免权力真空造成乱局。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都有整合社会的作用;完善的法治,无形之手的市场,以及服从宪法的国家化军队等,也可以在政权失效时维系社会,使之免于崩溃。
但是今日中国,却是其他整合机制都不存在,只由政权独自垄断整合社会的所有功能,而政权只能归于一个党。凡是可以替代那个党的,皆被压制或铲除,任何在那个党之外的力量都要消灭。唯有那个依靠政权行政体系和警察手段的党,巨细无遗地管理十三亿人。
那个党的确做到了,对它的任何挑战都是以卵击石,甚至没有挑战能够形成。然而正是这种对党而言的稳定,成为中国的最大风险——只要那个党垮台,整个社会就同时失去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人质——只要中共亡,它也让中国同归于尽。
不期而至的突变
今日中共的根本宗旨,只在保持自身权力。其最大规模的行使权力——维稳,不是维社会之稳,是维权力之稳。其维稳的所作所为,无不在于压制对权力的不满,消灭对权力的挑战,限制体制外活动,扼杀体制外组织,堵塞释放社会压力的一切管道。
让我们想象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高压锅,被堵塞了所有出气口,却烧在火上。虽然看上去的确会比安全阀跳动喷气显得安稳洁净(维稳体制层层下级都向上级表现这种安稳),但是此时,知道情况的人会如何预期?又会发生什么结果?
对此,裸官和裸商们最清楚——中国这口锅迟早要爆炸,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快逃离,转移到海外。被炫耀的中国盛世,从中得益最多的核心成员却纷纷携财抽身,不是比什么都能说明隐藏的危机?
当然,因为看不到可以挑战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变,更无崩溃可能。然而突变不是一定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最后一根稻草可以压倒骆驼。突变恰恰不会事先看到,此中典型莫过于当年世界那么多研究苏联的机构专家,却对苏联的垮台毫无预料。
美国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 Chen研究“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沙堆达到那种临界时会在散沙之间形成某种“一体性”,即每粒沙的细微运动和能量都能贯穿整个沙堆。那时,没准哪粒沙(是没有规律和无法计算的)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崩溃。达到那种临界的社会是一样的,加强镇压可以把崩溃延后,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让沙堆继续增高,但终归会垮,且堆得愈高,垮得愈烈。
人类社会与沙堆的不同在于,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没有能动性,因此沙堆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变量,社会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性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提高临界值。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临界值也会随之锐减。经验证明,平时有很强稳定性的大系统,往往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
无利则不稳
毛时代的经济危机饿死了上千万人,对其政权竟是波澜不惊,在于那时政治和经济是被分开的,政治高于一切,经济只是局部问题,因此经济危机不会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转为经济至上,经济发展被当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花钱买稳定——通过给民众利益换取服从,从而把民众服从和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任何经济问题同时也就是政治问题。有利歌舞升平,无利群起攻之——可以说有利则稳,无利则不稳,而这“有利”和“无利”的一字之差,能使看似稳定的社会说变就变。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集团只有让中国的经济之车始终保持疾驰。然而经济发展有其规律和周期,总会有高有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世界每个曾被视为经济楷模的经济体,几乎都遭遇过危机,导致萧条或衰退。中国经济也不会例外。
一个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其考验不在顺利之时,而是在挫折关头。当下中国,无论是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危机,还是以金融风暴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或是以出口链条中断为特征的全球化经济危机,都已埋下众多隐患,蓄势待发。而在经济至上的社会,人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专制政权因此不能再靠主义提供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又拒绝实行民主去获取合法性,于是只能以有效性代替合法性。对中共政权而言,有效性就是保证经济不断发展,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标志政权有效性丧失,人民的服从即会随之下降,从而导致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危机。
当三重危机叠加时,也就在劫难逃了。
专制下的“串联”
中国的独特现象——广泛的局部不稳定(每年十几万起群体反抗事件)和全局的超稳定之所以能够并存,在于专制政权可以切断反抗的串联。只要局部反抗相互存在时间差,政权就可以利用对武器的垄断,以及组织、通讯、机动性方面的绝对优势,集中力量分头镇压。任何局部反抗都无力对抗当局这种优势。惟一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是众多局部反抗能在同一时间起事,变成全局动荡,致使政权首尾难顾,镇压力量分散为杯水车薪,优势也就化为乌有。然而同时起事的前提正是串联,因此专制政权把串联视为大忌一点不奇怪。专制措施的很大一部分——不许组党结社、禁止民间办报、严控NGO、把持宗教组织、设立网络警察等,追根溯源都是为了防止串联。
千年进化的统治技巧和当代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使得中共政权获得空前的统治能力,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国家巨兽,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破解。但是从串联角度看,专制政权能切断社会在政治上的串联,却不能切断社会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上的串联。尤其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经济串联的过程,因此就存在这种可能——某个覆盖经济总体或人们共同生活的事件,突然成为动员整个社会的总号令,引发各处反抗不约而同地同时爆发,相当于实现串联。在信息不畅的古代,这种串联有时被人人可见的彗星、日食或自然灾害引发;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种串联也可以由政治人物的死亡(如周恩来、胡耀邦)、谣言或小道消息形成;在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串联最有可能通过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大规模失业等实现。而这一类串联正是政治镇压无法防范的。相反,政治镇压的效率越高,社会越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治串联。
不过,这种方式的串联虽可普及,却无法提升水平,往往停留于闹事,一呼百应,墙倒众人推,社会对权力体系的不服从连锁扩大,往往权力体系来不及反应就会瘫痪乃至崩溃。在我看,未来中国的突变,最可能出自这种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共同起事。
囚徒的集体非理性
断言中国不会乱的人大都根据这样的论据——没人愿意乱,但不妨看一下“囚徒悖论”:两个囚徒若共同抵赖所犯杀人罪,每人只会以偷盗罪判一年监禁;如果一人坦白杀人而另一人抵赖,坦白者判三个月,抵赖者判十年;若两人都坦白杀人,则各判五年。对两人最有利的显然是共同抵赖,但这需要“共谋”——既包括串供,也包括相互信任。然而审问隔离进行,无法串供,两人也不信任对方,因为一旦自己抵赖而对方坦白,对方只判三个月,自己则要判十年。于是两人的个人理性选择只能是坦白。坦白至少不致于坐十年牢,而且万一对方抵赖,自己只被关三个月。结果是每人各判五年,远坏于共同抵赖。个人理性的精心选择,合成为集体非理性,这个结局就是所谓的非合作均衡。
在非合作情况下,每个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却是对个人而言的损人不利己、对集体而言的共同不得利。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人类现实生活中,远比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形容的自发理性更为普遍。因此,把没人愿意乱当作中国不会乱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没人愿意乱只是个人理性,中国会不会乱却取决于集体理性。在无法“共谋”的情况下,实现集体理性的惟一可能是所有“局中人”都自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共谋)。然而人性自利,在别的“局中人”都遵守原则时,自己破坏原则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很难保证没人不受诱惑。而只要有一个“局中人”破坏(或者是被怀疑破坏)了原则,就足以让其他“局中人”争相效法。在已经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之“共谋”的中国,有任何理由相信所有中国人都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囚徒故事中的两个“局中人”无法“共谋”尚且导致集体非理性。对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有着十三亿个“局中人”,每人都是独立变量,何以实现“共谋”?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所谓“混沌”状态,其发展走向将脱离任何单独变量的主导,也不会是所有变量的共性叠加,而将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十三亿人形成的混沌,会远远脱离没人愿意乱的主观愿望。将不是政变,也不是革命,而是不断的坍塌和粉碎。
悬崖之底
而按照突变理论,突变没有稳定的中间状态,如同掉下悬崖不可能中途停住,只有摔到悬崖之底才进入下一个平衡状态。
如果中国经济可以不受政权垮台的影响,或影响甚微,那的确会如乐观者所说——中共崩溃不是中国崩溃,中国只会因此更好。即使有一段权力真空,但人们可以照常生活,新政权会逐步形成,社会整合也会重新实现。
然而,今天与以往的一个重要不同,是经济形成了高度的一体化,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或区域经济。个体经济只存在于传统的农耕、放牧、采集狩猎和简单交换,今日世界的大多数人早已远离土地、自然和乡村集市,供养人类的绝大部分产品不再来自生态“表面”,而是要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的大规模协作和科学技术,从生态“深层”挤压出来。而实现挤压的前提就是组织与管理,并通过一体化经济来交换。
举例说,今日农业离开化肥,产量会下降一半甚至更多,而用于制造化肥的原料,主要是从地下开采的矿物。那需要庞大资金,调动众多人员,建设矿山油田气田,进行开采提炼,变成化肥,再通过覆盖全国的分配网络和运输系统,送达万家农户,下到地里,才变成一半的农作物产量。这样一个把生态深处能量转换成人类食品的过程,没有精细的管理和一体化流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而政权的垮台首先冲击的就是管理。只要上述开采、制造、资金、分配和运输链条上任一环节中断,中国很多农田就会陷入无化肥可施的境地。那时,即便几亿农民仍然处惊不乱地保持个体生产,粮食产量也会大幅减少,城市就会出现饥荒。类似情况可以在一体化的每个链条上出现,导致的产出匮乏会与生产继续下降形成循环,使得挤压生态深层的经济体系继续解体。而百孔千疮的生态表面无法提供维持人类生存的起码资源,社会崩溃就只能愈演愈烈,现在设想的中共政权倒台后各地自治、强人割据或民主选举等,在这种匮乏面前都只能是短暂的中间阶段,从碎片化到粉末化,悬崖底部可能比现在想象的深得多。
我在《黄祸》描写的崩溃已是相当惨烈,有些冷静的读者还是认为过于仁慈。正是因为我不忍太多人死亡,编造了种种奇迹,包括可以在几天内成熟的“薯瓜”,以及中国人有组织地走向世界的大迁徒,在真实世界都不可能出现。我那样写,不是出于逻辑,只是因为小说里是我说了算。
斯蒂芬•金的故事
现在,我也不以为中国的危机说来就来。有人认为中国还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只要有好的经济,其他不管怎么坏都能对付。当日复一日的繁荣展现,危机论者往往会被当成叫嚷狼来了的孩子。我确信中国的关头迟早要来,不能确定的只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就算能有二十年,对历史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
生活常识经常用“以防万一”告诫人。哪怕中国崩溃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谁能保证只有这样小),且不说因为后果严重需要投入更多力量,同样只分出万分之一的力量去对付,十三亿中国人也需要有十三万人投身——现在还差得远呢!
在我看,嘲笑“狼来了”是容易的,却不如正视这种呼声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道,后者的代价却承受不起。古人“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的慎行原则,说的就是多考虑不好结果和可能,遇事先想坏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意义上的悲观论者,实乃有益社会的良性角色。
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写的《死亡区域》,主人公是一个叫约翰尼的男人,小时候头磕在冰上,从此变得可以预感。后来他厌烦了为人预言,到一个小镇过隐居生活。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某个自诩代表劳工的人竞选州议员,因为走极端民粹路线,声势火爆。州议员竞选在美国本是小事儿,是报上的一个寻常消息,可是约翰尼那时脑子里“忽”地飞过一群麻雀——每当他有预感时都会如此,随后便在幻象中看见这人未来当上了州长,又被选上总统,最终发动了核大战,导致世界毁灭。
小说的前面都是铺垫,讲约翰尼预言如何准的那些事儿。作者写到这里时,读者当然相信,如果约翰尼不出来制止,事情就会真的步步兑现。然而若是约翰尼这样去警告世界,又无法证实和服人。于是约翰尼只好自己动手,买了一支枪,去射击演讲的竞选者,他杀人不在行,没打中。接着是竞选者逃跑,他在后面追。当竞选者跑过一个来听演讲的妇女身边时,一把抢过妇女怀中的孩子,用孩子挡在自己面前。约翰尼本已端枪瞄准,可是有孩子,片刻的延迟,追在身后的保镖就把他扑倒了。
竞选者用孩子挡枪的动作,被现场一个小记者抓拍到照片。而那小记者又曾是运动员,跑得快,没让竞选者的保镖抓到。那照片一见报,竞选者的政治生涯当然就完结了,州议员都不可能当选,更别说总统了,世界厄运就这样悄悄地消除于无形。但是没有人知道约翰尼的作用,小说的结尾,他被当成危险的精神病人关进疯人院。
从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当一个预见落空而遭到讥笑时,不一定是预见错了,也许恰恰因为预见对了,按照预见所做的努力发生了作用,才会使那预见落空,也才使预见者沦为被讥笑的对象或精神病。据说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进行预见时总是要附加一个条件——人们全都不信。只有没人相信,他老人家的预见才会兑现,人们最终也才会感悟他老人家的英明。
而积极的悲观论者却会像约翰尼那样企图力挽狂澜,不惜沦为被讥笑的对象,哪怕被关进疯人院。
【本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0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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