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未来的各种预言中，“崩溃论”似乎最少被当真。因为我写过小说《黄祸》，也就被当做崩溃论者。出版于1991年的《黄祸》写了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故事。虽然是禁书，当年的读书人大都通过地下管道看过或知道。至今二十多年过去，每次在出版社的结单上仍看到《黄祸》在卖，似乎奇怪，又不奇怪，只要中国的未来还不确定，崩溃就始终是无法排除的前景之一，《黄祸》也就总会有读者。
二十年来，《黄祸》描写的情景并未发生，中国的走向看上去也完全不同，但是我却时常感到，我描写的灾难正在步步逼近，而不是离得更远。
不以为然的说法是，中国从未停过亡国之说，鸦片战争的列强瓜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马上没有明天？然而全都过来了，未来的中国仍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崩溃论只是杞人忧天。
最大的危机
对此，首先谈的不应该是中国的危机，而是中国的稳定。恰恰是在这种稳定之下，让人看到最大的危机。
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同时并存多重整合。单从组织整合而言，政权只是之一，民间组织、宗教组织、多党制度等，都应该发挥整合作用。表面上，多元组织会产生竞争，形成冲突，然而对真正的稳定却不可少。例如执政党垮台，在野党立刻顶替，就可以避免权力真空造成乱局。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都有整合社会的作用；完善的法治，无形之手的市场，以及服从宪法的国家化军队等，也可以在政权失效时维系社会，使之免于崩溃。
但是今日中国，却是其他整合机制都不存在，只由政权独自垄断整合社会的所有功能，而政权只能归于一个党。凡是可以替代那个党的，皆被压制或铲除，任何在那个党之外的力量都要消灭。唯有那个依靠政权行政体系和警察手段的党，巨细无遗地管理十三亿人。
那个党的确做到了，对它的任何挑战都是以卵击石，甚至没有挑战能够形成。然而正是这种对党而言的稳定，成为中国的最大风险——只要那个党垮台，整个社会就同时失去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人质——只要中共亡，它也让中国同归于尽。
不期而至的突变
今日中共的根本宗旨，只在保持自身权力。其最大规模的行使权力——维稳，不是维社会之稳，是维权力之稳。其维稳的所作所为，无不在于压制对权力的不满，消灭对权力的挑战，限制体制外活动，扼杀体制外组织，堵塞释放社会压力的一切管道。
让我们想象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高压锅，被堵塞了所有出气口，却烧在火上。虽然看上去的确会比安全阀跳动喷气显得安稳洁净（维稳体制层层下级都向上级表现这种安稳），但是此时，知道情况的人会如何预期？又会发生什么结果？
对此，裸官和裸商们最清楚——中国这口锅迟早要爆炸，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快逃离，转移到海外。被炫耀的中国盛世，从中得益最多的核心成员却纷纷携财抽身，不是比什么都能说明隐藏的危机？
当然，因为看不到可以挑战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变，更无崩溃可能。然而突变不是一定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最后一根稻草可以压倒骆驼。突变恰恰不会事先看到，此中典型莫过于当年世界那么多研究苏联的机构专家，却对苏联的垮台毫无预料。
美国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 Chen研究“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沙堆达到那种临界时会在散沙之间形成某种“一体性”，即每粒沙的细微运动和能量都能贯穿整个沙堆。那时，没准哪粒沙（是没有规律和无法计算的）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崩溃。达到那种临界的社会是一样的，加强镇压可以把崩溃延后，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让沙堆继续增高，但终归会垮，且堆得愈高，垮得愈烈。
人类社会与沙堆的不同在于，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没有能动性，因此沙堆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变量，社会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性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提高临界值。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临界值也会随之锐减。经验证明，平时有很强稳定性的大系统，往往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
无利则不稳
毛时代的经济危机饿死了上千万人，对其政权竟是波澜不惊，在于那时政治和经济是被分开的，政治高于一切，经济只是局部问题，因此经济危机不会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转为经济至上，经济发展被当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花钱买稳定——通过给民众利益换取服从，从而把民众服从和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任何经济问题同时也就是政治问题。有利歌舞升平，无利群起攻之——可以说有利则稳，无利则不稳，而这“有利”和“无利”的一字之差，能使看似稳定的社会说变就变。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集团只有让中国的经济之车始终保持疾驰。然而经济发展有其规律和周期，总会有高有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世界每个曾被视为经济楷模的经济体，几乎都遭遇过危机，导致萧条或衰退。中国经济也不会例外。
一个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其考验不在顺利之时，而是在挫折关头。当下中国，无论是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危机，还是以金融风暴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或是以出口链条中断为特征的全球化经济危机，都已埋下众多隐患，蓄势待发。而在经济至上的社会，人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专制政权因此不能再靠主义提供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又拒绝实行民主去获取合法性，于是只能以有效性代替合法性。对中共政权而言，有效性就是保证经济不断发展，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标志政权有效性丧失，人民的服从即会随之下降，从而导致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危机。
当三重危机叠加时，也就在劫难逃了。
专制下的“串联”
中国的独特现象——广泛的局部不稳定（每年十几万起群体反抗事件）和全局的超稳定之所以能够并存，在于专制政权可以切断反抗的串联。只要局部反抗相互存在时间差，政权就可以利用对武器的垄断，以及组织、通讯、机动性方面的绝对优势，集中力量分头镇压。任何局部反抗都无力对抗当局这种优势。惟一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是众多局部反抗能在同一时间起事，变成全局动荡，致使政权首尾难顾，镇压力量分散为杯水车薪，优势也就化为乌有。然而同时起事的前提正是串联，因此专制政权把串联视为大忌一点不奇怪。专制措施的很大一部分——不许组党结社、禁止民间办报、严控NGO、把持宗教组织、设立网络警察等，追根溯源都是为了防止串联。
千年进化的统治技巧和当代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使得中共政权获得空前的统治能力，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国家巨兽，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破解。但是从串联角度看，专制政权能切断社会在政治上的串联，却不能切断社会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上的串联。尤其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经济串联的过程，因此就存在这种可能——某个覆盖经济总体或人们共同生活的事件，突然成为动员整个社会的总号令，引发各处反抗不约而同地同时爆发，相当于实现串联。在信息不畅的古代，这种串联有时被人人可见的彗星、日食或自然灾害引发；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种串联也可以由政治人物的死亡（如周恩来、胡耀邦）、谣言或小道消息形成；在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串联最有可能通过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大规模失业等实现。而这一类串联正是政治镇压无法防范的。相反，政治镇压的效率越高，社会越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治串联。
不过，这种方式的串联虽可普及，却无法提升水平，往往停留于闹事，一呼百应，墙倒众人推，社会对权力体系的不服从连锁扩大，往往权力体系来不及反应就会瘫痪乃至崩溃。在我看，未来中国的突变，最可能出自这种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共同起事。
囚徒的集体非理性
断言中国不会乱的人大都根据这样的论据——没人愿意乱，但不妨看一下“囚徒悖论”：两个囚徒若共同抵赖所犯杀人罪，每人只会以偷盗罪判一年监禁；如果一人坦白杀人而另一人抵赖，坦白者判三个月，抵赖者判十年；若两人都坦白杀人，则各判五年。对两人最有利的显然是共同抵赖，但这需要“共谋”——既包括串供，也包括相互信任。然而审问隔离进行，无法串供，两人也不信任对方，因为一旦自己抵赖而对方坦白，对方只判三个月，自己则要判十年。于是两人的个人理性选择只能是坦白。坦白至少不致于坐十年牢，而且万一对方抵赖，自己只被关三个月。结果是每人各判五年，远坏于共同抵赖。个人理性的精心选择，合成为集体非理性，这个结局就是所谓的非合作均衡。
在非合作情况下，每个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却是对个人而言的损人不利己、对集体而言的共同不得利。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人类现实生活中，远比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形容的自发理性更为普遍。因此，把没人愿意乱当作中国不会乱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没人愿意乱只是个人理性，中国会不会乱却取决于集体理性。在无法“共谋”的情况下，实现集体理性的惟一可能是所有“局中人”都自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共谋）。然而人性自利，在别的“局中人”都遵守原则时，自己破坏原则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很难保证没人不受诱惑。而只要有一个“局中人”破坏（或者是被怀疑破坏）了原则，就足以让其他“局中人”争相效法。在已经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之“共谋”的中国，有任何理由相信所有中国人都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囚徒故事中的两个“局中人”无法“共谋”尚且导致集体非理性。对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有着十三亿个“局中人”，每人都是独立变量，何以实现“共谋”？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所谓“混沌”状态，其发展走向将脱离任何单独变量的主导，也不会是所有变量的共性叠加，而将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十三亿人形成的混沌，会远远脱离没人愿意乱的主观愿望。将不是政变，也不是革命，而是不断的坍塌和粉碎。
悬崖之底
而按照突变理论，突变没有稳定的中间状态，如同掉下悬崖不可能中途停住，只有摔到悬崖之底才进入下一个平衡状态。
如果中国经济可以不受政权垮台的影响，或影响甚微，那的确会如乐观者所说——中共崩溃不是中国崩溃，中国只会因此更好。即使有一段权力真空，但人们可以照常生活，新政权会逐步形成，社会整合也会重新实现。
然而，今天与以往的一个重要不同，是经济形成了高度的一体化，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或区域经济。个体经济只存在于传统的农耕、放牧、采集狩猎和简单交换，今日世界的大多数人早已远离土地、自然和乡村集市，供养人类的绝大部分产品不再来自生态“表面”，而是要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的大规模协作和科学技术，从生态“深层”挤压出来。而实现挤压的前提就是组织与管理，并通过一体化经济来交换。
举例说，今日农业离开化肥，产量会下降一半甚至更多，而用于制造化肥的原料，主要是从地下开采的矿物。那需要庞大资金，调动众多人员，建设矿山油田气田，进行开采提炼，变成化肥，再通过覆盖全国的分配网络和运输系统，送达万家农户，下到地里，才变成一半的农作物产量。这样一个把生态深处能量转换成人类食品的过程，没有精细的管理和一体化流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而政权的垮台首先冲击的就是管理。只要上述开采、制造、资金、分配和运输链条上任一环节中断，中国很多农田就会陷入无化肥可施的境地。那时，即便几亿农民仍然处惊不乱地保持个体生产，粮食产量也会大幅减少，城市就会出现饥荒。类似情况可以在一体化的每个链条上出现，导致的产出匮乏会与生产继续下降形成循环，使得挤压生态深层的经济体系继续解体。而百孔千疮的生态表面无法提供维持人类生存的起码资源，社会崩溃就只能愈演愈烈，现在设想的中共政权倒台后各地自治、强人割据或民主选举等，在这种匮乏面前都只能是短暂的中间阶段，从碎片化到粉末化，悬崖底部可能比现在想象的深得多。
我在《黄祸》描写的崩溃已是相当惨烈，有些冷静的读者还是认为过于仁慈。正是因为我不忍太多人死亡，编造了种种奇迹，包括可以在几天内成熟的“薯瓜”，以及中国人有组织地走向世界的大迁徒，在真实世界都不可能出现。我那样写，不是出于逻辑，只是因为小说里是我说了算。
斯蒂芬•金的故事
现在，我也不以为中国的危机说来就来。有人认为中国还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只要有好的经济，其他不管怎么坏都能对付。当日复一日的繁荣展现，危机论者往往会被当成叫嚷狼来了的孩子。我确信中国的关头迟早要来，不能确定的只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就算能有二十年，对历史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
生活常识经常用“以防万一”告诫人。哪怕中国崩溃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谁能保证只有这样小），且不说因为后果严重需要投入更多力量，同样只分出万分之一的力量去对付，十三亿中国人也需要有十三万人投身——现在还差得远呢！
在我看，嘲笑“狼来了”是容易的，却不如正视这种呼声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道，后者的代价却承受不起。古人“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的慎行原则，说的就是多考虑不好结果和可能，遇事先想坏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意义上的悲观论者，实乃有益社会的良性角色。
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写的《死亡区域》，主人公是一个叫约翰尼的男人，小时候头磕在冰上，从此变得可以预感。后来他厌烦了为人预言，到一个小镇过隐居生活。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某个自诩代表劳工的人竞选州议员，因为走极端民粹路线，声势火爆。州议员竞选在美国本是小事儿，是报上的一个寻常消息，可是约翰尼那时脑子里“忽”地飞过一群麻雀——每当他有预感时都会如此，随后便在幻象中看见这人未来当上了州长，又被选上总统，最终发动了核大战，导致世界毁灭。
小说的前面都是铺垫，讲约翰尼预言如何准的那些事儿。作者写到这里时，读者当然相信，如果约翰尼不出来制止，事情就会真的步步兑现。然而若是约翰尼这样去警告世界，又无法证实和服人。于是约翰尼只好自己动手，买了一支枪，去射击演讲的竞选者，他杀人不在行，没打中。接着是竞选者逃跑，他在后面追。当竞选者跑过一个来听演讲的妇女身边时，一把抢过妇女怀中的孩子，用孩子挡在自己面前。约翰尼本已端枪瞄准，可是有孩子，片刻的延迟，追在身后的保镖就把他扑倒了。
竞选者用孩子挡枪的动作，被现场一个小记者抓拍到照片。而那小记者又曾是运动员，跑得快，没让竞选者的保镖抓到。那照片一见报，竞选者的政治生涯当然就完结了，州议员都不可能当选，更别说总统了，世界厄运就这样悄悄地消除于无形。但是没有人知道约翰尼的作用，小说的结尾，他被当成危险的精神病人关进疯人院。
从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当一个预见落空而遭到讥笑时，不一定是预见错了，也许恰恰因为预见对了，按照预见所做的努力发生了作用，才会使那预见落空，也才使预见者沦为被讥笑的对象或精神病。据说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进行预见时总是要附加一个条件——人们全都不信。只有没人相信，他老人家的预见才会兑现，人们最终也才会感悟他老人家的英明。
而积极的悲观论者却会像约翰尼那样企图力挽狂澜，不惜沦为被讥笑的对象，哪怕被关进疯人院。
【本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0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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