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Boot，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对于军事史专业的学生来讲，如今国际形势下最令人诧异的事实便是现今并不存在任何一起涉及两个正规军事力量的对抗冲突。此类冲突最近一次发生是2008年俄罗 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短暂交火。自从古希腊重装步兵诞生之日起，正规军之间冲突的可怕阴影就一直笼罩着西方社会。而现今，这种阴影几乎已经烟消云散。
但是世界远未和平。阿尔及利亚日前在一处天然气田展开了对人质劫持者的武装行动。在马里，法国正与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行着较量。以色列在同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 (Hamas, 简称哈马斯)交战。在阿富汗，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打击塔利班(Taliban)。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正在镇压试图推翻他的反对派。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且战且和。墨西哥则在追剿贩毒集团。此外，多个非洲国家 都在打击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
研究游击战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类战争的特征和消除相关谬论，还能从中探索当代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途径。本图集回顾了历史上的一些游击战。
这类战争是没有前线的战争，也没有可以明确界定的起止时间。这类战争是残忍血腥的战事，而这类战争的进攻方──他们通常不着制服──从事的则是打了就跑式的 突然袭击，并经常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这类战争，简而言之，就是游击战。游击战是致命的。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统计数据，单以叙利亚为例，2011年以来已经有六万多人死于战争。在墨西哥，自2006年以来，已经有近五万人死于毒品暴力事件中。 而在非洲国家的内战中，更是已有数十万人丧生。在过去这个十年期，从美国911事件到伊拉克自杀式炸弹袭击，恐怖活动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理解 当今的世界，你必须了解游击战以及游击战的近亲──恐怖活动。
不幸的是，就在我们意识到人类正日渐陷入游击战泥潭的当下，我们对游击战的无知仍然无以复加。和普遍观念相反的是：游击战并非由切•格瓦拉(Che Guevara)或毛泽东开创；恐怖主义的诞生也远早于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发生的1972年。而“武装暴动”，也并非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东方式”的特殊战争形式。
研究游击战的漫长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类战争众多扣人心弦却几近尘封的特征；相关研究还将消除有关这类战争的诸多谬论，并使我们得以应对当代最需迫切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下文将讲述我们早应从游击战历史中获知、却尚未获知的启示。
1. 游击战不是新生事物。部落战争──两股游击力量之间的较量──可以追溯至人类诞生之初。而游击战的新形式──游击力量和“正规”力量之间的对决──也仅是稍晚一点点的产物，它起源于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把游击战称为“非正规”或“非传统”其实是说反了：游击战才是武装冲突的常态。
很难找出世界上哪个国家曾未遭受过游击战的蹂躏，同样也很难找出哪个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未曾耗费过大量精力抵御游击战。
2. 游击战是弱势方普遍青睐的战斗形式，而不是所谓的“东方”战争方式。主要因中国及越南共产党人均于20世纪成功获取政权，所以人们倾向于将游击战战术描绘为孙子和其他中国哲人思想的产物。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中国哲人的见解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西方军事大家提出的西方传统战术大相径庭。
事实上，在军队定位方面，古代中国和印度的军队就像古罗马军团一样，庞大并且正规。并非古代中国人，而是古代中国人的敌人──那些来自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对游击战存在着文化倾向性。对于这些部落，以及从印第安苏族到普什图族等其他部落而言，非正规战斗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即使是使用游击战术而崛起的突厥、阿拉伯及蒙古等部落，后来也都转而组建了正规军以保卫来之不易的帝国。他们的经历印证，几乎没有人会自发地选择游击战； 这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常规军队的战斗力量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同样的，恐怖手段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游击队伍的势力最后的救命稻草。
3. 游击战在历史上既被低估过，也被高估过。在 1945年以前，游击战的价值通常都被低估，这种错误判断将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等许多自负的军官引向了毁灭。因为非正规军不愿置身于正面交锋之中，所以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尽管自蛮族入侵罗马以来，非常规军的坚韧 不拔曾令那些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纷纷败北。
自1945年以来，对于游击战的认识倒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视游击运动战无不胜。这主要是因 为由毛泽东、胡志明(Ho Chi Minh)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几位反政府领导人发起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聚焦于他们的丰功伟绩却转移了人们对大多数革命者所遭受屈辱下场的关注，比如声名远扬的卡斯 特罗的追随者格瓦拉。他于1967年被玻利维亚士兵杀害。
实际上，虽然游击队通常都能坚持战斗数年，并使对手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很少能实现既定目标。恐怖分子得手的几率则更低。
4. 1945年以来，武装暴动成功的几率越来越高，但是武装暴动大多数时候仍以失败告终。笔者编制的数据显示，在1775年以来发生的443次武装暴动中，武装暴动者取胜的占已结束斗争总数的25.2%，而当权者取胜的占其中的63.8%。在其余斗争中，双方旗鼓相当。
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成功例子显然与人们普遍对格瓦拉等游击队员的神化不符。1945年以后，武装暴动者的胜率确实已增至39.6%。但是同期镇压武装暴动的胜 率仍高达51.1%。而且，上述数据夸大了武装暴动者的胜率，原因是虽然有很多武装暴动组织仍在作战，却几乎胜出无望，比如缅甸克钦(Kachin)的独 立军。如果将正在进行中的武装暴动计为失败的话，那么在1945年以后的时段内，武装暴动者的胜率将降至23.2%，而武装暴动镇压者的胜率将增至 66.1%。
就像大多数初创企业一样，大多数武装暴动组织也最终分崩离析。然而，诸如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一些武装暴动组织，虽然未能达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却仍能迫使对手做出让步。
5. 游击战近期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舆论影响力的增强。是 什么原因使1945年以后游击战的成功率得到了提高？舆论力量的增强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主要解释。民主、教育、通信技术、大众传媒及国际性组织的发展提高 了舆论的影响力，而这些因素又使得国家长期镇压武装暴动，尤其是在境外开展镇压行动的意愿降低，增强了武装暴动者即便在遭遇挫折之后的生存能力。
“舆 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出版物上是在1776年，该词的出现恰逢其时，它在说服英国人与美洲殖民地进行停战的协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腊19世纪20年代发 起的反抗也得益于西方舆论的影响，如拜伦勋爵(Lord Byron)等希腊同情者纷纷为本国政府反对奥斯曼帝国对希腊的压迫而摇旗助威。在古巴19世纪90年代反抗西班牙以及阿尔及利亚20世纪50年代反抗法 国的斗争中，他们都运用了依靠国际支持这一相似策略；这一策略目前仍是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的关键策略。
这一策略在越南战争期间又得到了精彩演绎，当年美国言败并不是因为其失利于战场，而是因为舆论转向反战。同样的事情几乎在2007年的伊拉克重现，并很可能也会发生在阿富汗。
6. 几乎没有反游击战运动曾经通过实施大规模恐怖活动取得过胜利──至少在境外是如此。面对难以琢磨的敌人，军队往往诉诸于拷问嫌疑犯来获取信息──就如同911事件后美国的做法，和对平民实施血腥报复──就如同阿萨德军队目前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这样的策略偶有成效（通常发生在反叛者失去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但大多情况下都会以失败告终。
通过在本国实施暴行获得成功的例证之一是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时期的军队：18世纪90年代，他们为镇压旺代(Vendee)地区的反叛对其实施了血洗。正如一位共和派将军所写：“没有一名囚 犯等着我宣判。我把他们全杀了。”但是法国没能在海地复制这种成功，虽然法国人在那里采取了同样野蛮的行径，但却未能平息由“黑人斯巴达克斯”杜桑•卢维 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海地奴隶起义。
即使是在没有人权活动家和有线新闻频道的古代世界，各大帝国就 已发现平定不满的民众通常既需要胡萝卜也需要棍棒。比如，罗马和平(Pax Romana)给罗马民众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好处，而罗马帝国正是用这些“小恩小惠”赢得了臣民的支持，这些好处中包括提供道路、沟渠以及──最重要的── 免受流窜游击队和土匪侵袭的安全保障。
7. 作为一种反游击战策略，“赢得民心”常常会奏效，但是这一策略并不像公认的那般煽情。美 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像独裁政权那样残暴，或者更准确地说，选择不那样残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能力成功地镇压武装暴动。他们只是不得不采取更为 人道的方式。在2007年至2008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Gen. David Petraeus)通过派遣军队进驻城市、向逊尼派部落示好，为我们展示了“以民众为中心”策略可以多么成功，至少从安全方面来看是如此。
这一策略最为人所知的名称是“赢得民心”，英国杰拉尔德•坦普尔将军(Gen. Gerald Templer)对其推崇倍至，并使其风靡一时。20世纪50年代，坦普尔将军将马来西亚拖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泥潭。但是这个词语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 着暴动镇压试图通过民众支持占得上风。事实上，武装暴动只有当支持政府比支持暴动武装的危险性更小时，民众才会拥护政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以民众 为中心”策略致力于通过部署全天候的安全部队来管理民众，而不是通过发放足球、医疗物资和其他物品来换取民众的爱戴与感激。
8. 大多数武装暴动都是持久战；速战速决的尝试往往事与愿违。1775 年以来，武装暴动的平均持续时间达七年之久。1945年以后，武装暴动的平均年限甚至长达近10年。对于交战双方来讲，低强度冲突的全过程都不啻为一种煎 熬。但是缩短战斗期限的尝试经常适得其反。美国就曾经利用正规武力搜捕暴动者，试图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初几年速战速决，这种意图后来被传奇越战顾 问约翰•保罗•瓦恩(John Paul Vann)批判为“快速、虚无的战果”。只有当美国放弃了速胜的希望时，才开始转败为胜。
“速战速决”战略的一个特别吸引人的说法是设法“擒贼先擒王”，美国和以色列就经常通过空袭对付基地组织(al Qaeda)和哈马斯等反叛组织，以试图达到这一目标。这一策略有时会奏效。例如，公元前139年，罗马人就通过唆使一些西班牙反叛者杀害自己的领袖维里 亚图斯(Viriathus)，从而扑灭了西班牙的反叛。
但是同样不胜枚举的是：当武装暴动领导人被铲除后，武装暴动开展得更为如火如荼 ──1992年，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总书记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后，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当结合了其他更多旨在把暴动武装和民众分离的镇压 策略后，“擒贼先擒王”的做法才是最有效的。如果在暴动武装被孤立的状况下实施上述突袭，可能将取得剪虏若草的效果；因为武装暴动组织通常都能够得以重生。
9. 以前，科技在游击战中的作用相对不那么重要──不过这一点可能正在发生改变。从劫持飞机、自杀式炸弹到挟持人 质、路边伏击，一切游击战及恐怖主义策略都旨在令正规军队的火力优势失效。和正规军的冲突相比，科技在这类战争中的价值较小。即使拥有核弹，苏联和美国也 未能逃脱在游击队手中一败涂地的下场。科技在低强度冲突中的作用通常并不体现在武器装备上。正如T.E.劳伦斯（T.E. Lawrence，又称“阿拉伯的劳伦斯”）所说：“印刷机是现代军官弹药库中最终极的武器。”在当今的武装暴动中，“印刷机”也许应当替换成“因特 网”，但是其中的基本见解并未改变。
笔者在最后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未来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可能会给世界强国带来较过去更为严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来都是重大的、千变万化的并且历时长久的。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资深研究员和《看不见的军队：由古至今的游击战史诗》(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一书的作者。该书由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出版，本文即选编自该书。）
对于军事史专业的学生来讲，如今国际形势下最令人诧异的事实便是现今并不存在任何一起涉及两个正规军事力量的对抗冲突。此类冲突最近一次发生是2008年俄罗 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短暂交火。自从古希腊重装步兵诞生之日起，正规军之间冲突的可怕阴影就一直笼罩着西方社会。而现今，这种阴影几乎已经烟消云散。
但是世界远未和平。阿尔及利亚日前在一处天然气田展开了对人质劫持者的武装行动。在马里，法国正与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行着较量。以色列在同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 (Hamas, 简称哈马斯)交战。在阿富汗，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打击塔利班(Taliban)。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正在镇压试图推翻他的反对派。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且战且和。墨西哥则在追剿贩毒集团。此外，多个非洲国家 都在打击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
Getty Images
研究游击战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类战争的特征和消除相关谬论，还能从中探索当代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途径。本图集回顾了历史上的一些游击战。
这类战争是没有前线的战争，也没有可以明确界定的起止时间。这类战争是残忍血腥的战事，而这类战争的进攻方──他们通常不着制服──从事的则是打了就跑式的 突然袭击，并经常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这类战争，简而言之，就是游击战。游击战是致命的。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统计数据，单以叙利亚为例，2011年以来已经有六万多人死于战争。在墨西哥，自2006年以来，已经有近五万人死于毒品暴力事件中。 而在非洲国家的内战中，更是已有数十万人丧生。在过去这个十年期，从美国911事件到伊拉克自杀式炸弹袭击，恐怖活动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理解 当今的世界，你必须了解游击战以及游击战的近亲──恐怖活动。
不幸的是，就在我们意识到人类正日渐陷入游击战泥潭的当下，我们对游击战的无知仍然无以复加。和普遍观念相反的是：游击战并非由切•格瓦拉(Che Guevara)或毛泽东开创；恐怖主义的诞生也远早于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发生的1972年。而“武装暴动”，也并非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东方式”的特殊战争形式。
研究游击战的漫长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类战争众多扣人心弦却几近尘封的特征；相关研究还将消除有关这类战争的诸多谬论，并使我们得以应对当代最需迫切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下文将讲述我们早应从游击战历史中获知、却尚未获知的启示。
1. 游击战不是新生事物。部落战争──两股游击力量之间的较量──可以追溯至人类诞生之初。而游击战的新形式──游击力量和“正规”力量之间的对决──也仅是稍晚一点点的产物，它起源于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把游击战称为“非正规”或“非传统”其实是说反了：游击战才是武装冲突的常态。
当 今世界的许多国境线及政府形式都是由常规军队和暴动武装之间的战争确定的。以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例，其“联合”正是基于英格兰人 成功地击败了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和爱尔兰游击活动的结果。而大英帝国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由成功的武装抵抗所引发，发起武装抵抗的团体包括从20世纪20 年代的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到4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更早时，一场由美洲殖民者发起的内战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当时部分殖民者就曾以游击队员的身份参战，这场战争还同 时奠定了美国现在的版图；反过来，美国在诞生后的数百年间也从未间断与美洲原住民之间的战事。
很难找出世界上哪个国家曾未遭受过游击战的蹂躏，同样也很难找出哪个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未曾耗费过大量精力抵御游击战。
2. 游击战是弱势方普遍青睐的战斗形式，而不是所谓的“东方”战争方式。主要因中国及越南共产党人均于20世纪成功获取政权，所以人们倾向于将游击战战术描绘为孙子和其他中国哲人思想的产物。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中国哲人的见解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西方军事大家提出的西方传统战术大相径庭。
事实上，在军队定位方面，古代中国和印度的军队就像古罗马军团一样，庞大并且正规。并非古代中国人，而是古代中国人的敌人──那些来自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对游击战存在着文化倾向性。对于这些部落，以及从印第安苏族到普什图族等其他部落而言，非正规战斗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即使是使用游击战术而崛起的突厥、阿拉伯及蒙古等部落，后来也都转而组建了正规军以保卫来之不易的帝国。他们的经历印证，几乎没有人会自发地选择游击战； 这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常规军队的战斗力量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同样的，恐怖手段是那些弱小到不足以组建游击队伍的势力最后的救命稻草。
3. 游击战在历史上既被低估过，也被高估过。在 1945年以前，游击战的价值通常都被低估，这种错误判断将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等许多自负的军官引向了毁灭。因为非正规军不愿置身于正面交锋之中，所以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尽管自蛮族入侵罗马以来，非常规军的坚韧 不拔曾令那些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纷纷败北。
自1945年以来，对于游击战的认识倒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视游击运动战无不胜。这主要是因 为由毛泽东、胡志明(Ho Chi Minh)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几位反政府领导人发起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聚焦于他们的丰功伟绩却转移了人们对大多数革命者所遭受屈辱下场的关注，比如声名远扬的卡斯 特罗的追随者格瓦拉。他于1967年被玻利维亚士兵杀害。
实际上，虽然游击队通常都能坚持战斗数年，并使对手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很少能实现既定目标。恐怖分子得手的几率则更低。
4. 1945年以来，武装暴动成功的几率越来越高，但是武装暴动大多数时候仍以失败告终。笔者编制的数据显示，在1775年以来发生的443次武装暴动中，武装暴动者取胜的占已结束斗争总数的25.2%，而当权者取胜的占其中的63.8%。在其余斗争中，双方旗鼓相当。
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成功例子显然与人们普遍对格瓦拉等游击队员的神化不符。1945年以后，武装暴动者的胜率确实已增至39.6%。但是同期镇压武装暴动的胜 率仍高达51.1%。而且，上述数据夸大了武装暴动者的胜率，原因是虽然有很多武装暴动组织仍在作战，却几乎胜出无望，比如缅甸克钦(Kachin)的独 立军。如果将正在进行中的武装暴动计为失败的话，那么在1945年以后的时段内，武装暴动者的胜率将降至23.2%，而武装暴动镇压者的胜率将增至 66.1%。
就像大多数初创企业一样，大多数武装暴动组织也最终分崩离析。然而，诸如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一些武装暴动组织，虽然未能达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却仍能迫使对手做出让步。
5. 游击战近期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舆论影响力的增强。是 什么原因使1945年以后游击战的成功率得到了提高？舆论力量的增强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主要解释。民主、教育、通信技术、大众传媒及国际性组织的发展提高 了舆论的影响力，而这些因素又使得国家长期镇压武装暴动，尤其是在境外开展镇压行动的意愿降低，增强了武装暴动者即便在遭遇挫折之后的生存能力。
“舆 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出版物上是在1776年，该词的出现恰逢其时，它在说服英国人与美洲殖民地进行停战的协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腊19世纪20年代发 起的反抗也得益于西方舆论的影响，如拜伦勋爵(Lord Byron)等希腊同情者纷纷为本国政府反对奥斯曼帝国对希腊的压迫而摇旗助威。在古巴19世纪90年代反抗西班牙以及阿尔及利亚20世纪50年代反抗法 国的斗争中，他们都运用了依靠国际支持这一相似策略；这一策略目前仍是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的关键策略。
这一策略在越南战争期间又得到了精彩演绎，当年美国言败并不是因为其失利于战场，而是因为舆论转向反战。同样的事情几乎在2007年的伊拉克重现，并很可能也会发生在阿富汗。
6. 几乎没有反游击战运动曾经通过实施大规模恐怖活动取得过胜利──至少在境外是如此。面对难以琢磨的敌人，军队往往诉诸于拷问嫌疑犯来获取信息──就如同911事件后美国的做法，和对平民实施血腥报复──就如同阿萨德军队目前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这样的策略偶有成效（通常发生在反叛者失去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但大多情况下都会以失败告终。
通过在本国实施暴行获得成功的例证之一是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时期的军队：18世纪90年代，他们为镇压旺代(Vendee)地区的反叛对其实施了血洗。正如一位共和派将军所写：“没有一名囚 犯等着我宣判。我把他们全杀了。”但是法国没能在海地复制这种成功，虽然法国人在那里采取了同样野蛮的行径，但却未能平息由“黑人斯巴达克斯”杜桑•卢维 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海地奴隶起义。
即使是在没有人权活动家和有线新闻频道的古代世界，各大帝国就 已发现平定不满的民众通常既需要胡萝卜也需要棍棒。比如，罗马和平(Pax Romana)给罗马民众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好处，而罗马帝国正是用这些“小恩小惠”赢得了臣民的支持，这些好处中包括提供道路、沟渠以及──最重要的── 免受流窜游击队和土匪侵袭的安全保障。
7. 作为一种反游击战策略，“赢得民心”常常会奏效，但是这一策略并不像公认的那般煽情。美 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像独裁政权那样残暴，或者更准确地说，选择不那样残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能力成功地镇压武装暴动。他们只是不得不采取更为 人道的方式。在2007年至2008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Gen. David Petraeus)通过派遣军队进驻城市、向逊尼派部落示好，为我们展示了“以民众为中心”策略可以多么成功，至少从安全方面来看是如此。
这一策略最为人所知的名称是“赢得民心”，英国杰拉尔德•坦普尔将军(Gen. Gerald Templer)对其推崇倍至，并使其风靡一时。20世纪50年代，坦普尔将军将马来西亚拖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泥潭。但是这个词语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 着暴动镇压试图通过民众支持占得上风。事实上，武装暴动只有当支持政府比支持暴动武装的危险性更小时，民众才会拥护政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以民众 为中心”策略致力于通过部署全天候的安全部队来管理民众，而不是通过发放足球、医疗物资和其他物品来换取民众的爱戴与感激。
8. 大多数武装暴动都是持久战；速战速决的尝试往往事与愿违。1775 年以来，武装暴动的平均持续时间达七年之久。1945年以后，武装暴动的平均年限甚至长达近10年。对于交战双方来讲，低强度冲突的全过程都不啻为一种煎 熬。但是缩短战斗期限的尝试经常适得其反。美国就曾经利用正规武力搜捕暴动者，试图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初几年速战速决，这种意图后来被传奇越战顾 问约翰•保罗•瓦恩(John Paul Vann)批判为“快速、虚无的战果”。只有当美国放弃了速胜的希望时，才开始转败为胜。
“速战速决”战略的一个特别吸引人的说法是设法“擒贼先擒王”，美国和以色列就经常通过空袭对付基地组织(al Qaeda)和哈马斯等反叛组织，以试图达到这一目标。这一策略有时会奏效。例如，公元前139年，罗马人就通过唆使一些西班牙反叛者杀害自己的领袖维里 亚图斯(Viriathus)，从而扑灭了西班牙的反叛。
但是同样不胜枚举的是：当武装暴动领导人被铲除后，武装暴动开展得更为如火如荼 ──1992年，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总书记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后，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当结合了其他更多旨在把暴动武装和民众分离的镇压 策略后，“擒贼先擒王”的做法才是最有效的。如果在暴动武装被孤立的状况下实施上述突袭，可能将取得剪虏若草的效果；因为武装暴动组织通常都能够得以重生。
9. 以前，科技在游击战中的作用相对不那么重要──不过这一点可能正在发生改变。从劫持飞机、自杀式炸弹到挟持人 质、路边伏击，一切游击战及恐怖主义策略都旨在令正规军队的火力优势失效。和正规军的冲突相比，科技在这类战争中的价值较小。即使拥有核弹，苏联和美国也 未能逃脱在游击队手中一败涂地的下场。科技在低强度冲突中的作用通常并不体现在武器装备上。正如T.E.劳伦斯（T.E. Lawrence，又称“阿拉伯的劳伦斯”）所说：“印刷机是现代军官弹药库中最终极的武器。”在当今的武装暴动中，“印刷机”也许应当替换成“因特 网”，但是其中的基本见解并未改变。
然而，一旦暴动者掌握化学、生物及核武器，那么今后毁灭性科技的影响力将可能陡增。那时，一伙儿恐怖主义组织可能将拥有比一个无核国──比如巴西或埃及──整个军队还大的杀伤力。此外，网络武器也有可能会引发浩劫。
笔者在最后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未来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可能会给世界强国带来较过去更为严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来都是重大的、千变万化的并且历时长久的。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资深研究员和《看不见的军队：由古至今的游击战史诗》(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一书的作者。该书由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出版，本文即选编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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