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察：中国社会变革迫近临界点

　　一些国内学者近来表示，中国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接近临界点，可是近年来的政治经济改革却相对停滞不前。可以想像，倘若这些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疏 解，“东欧巨变”的历史很可能会在这里重演。围绕“处于临界点的中国”这一主题，2013年第一期《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刊发系列文章，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友安（Andrew J. Nathan）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的文章最受关注。

　　群体事件推动变革？

　　一般认为，政治制度的过渡或变革是由一连串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事件推动的。黎教授重点从“信息流”（informational cascades）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变革发生的过程。

　　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心里都同时存在对变革的渴望和对镇压的恐惧，只是两种感觉的比重各不相同。例如，“异见人士”对于变革的渴望就要大于对镇压 的恐惧。不过，能够引发连锁反应的并非“异见人士”，而是第一批因为厌恶现状战胜了恐惧、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一旦他们站了出来，那些“渴望与恐惧之比”仅 次于第一批的人就会意识到，支持变革的人不在少数而镇压的成本会随之上升、机率随之降低，因而也很可能加入行动的队伍。以此类推，第二批行动者又会激励后 来者。概括地说，反映舆论情绪的信息每每发生转变，都会影响下一个群体的考量和选择。这就是“信息流”效应。

　　那么，中国近来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为什么没有引发“信息流”效应呢？原因可能是这些事件的规模较小且只限于局部地区，也可能是因为政府一手硬一手软的处理较为得当。

　　除此之外，黎教授还指出，与其他专制政体相比，中国至少具备三大优势。首先，如今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不像过去那么闭塞。一方面，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迅速发展并普及；另一方面，政府的政治宣传策略有所调整，主动传播大量的“无害”信息，并且容忍一定程度的批评声音以达到释放社会压力的目的。因此， 公众对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中共的改革意愿是有所了解的。信息的过载可能会降低“信息流”效应的发生机率，因为抗议事件如果相对频繁地爆发，其引发变革的力量 要比遭到强力镇压时弱得多。此外，中共还严密控制那些具体描绘改革“路线图”的信息，使得民众无法想像除中共一党执政以外的可能性，这也是改革呼声面临的 最大障碍之一。

　　其次，同其他威权国家相比，中国警察的队伍规模更大，资金更充足，技术也更先进。公安部门在技术上紧跟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步伐，全面启动了网络信息审查，过滤敏感信息并惩处相关发布者。

　　第三，中共当局的应变能力要强于其他威权政权。一方面，中共高层在民怨载道的重要问题上，态度十分积极和坚决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医保和社保改 革、反贪反腐及乡镇试点直选等等。另一方面，中共多次公开讨论民主改革、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等问题，同时还希望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旨在建立让人民接受的一 党专政。

　　革命一触即发？

　　变革的发生需要“导火线”。不少学者曾预测，可能成为“导火线”的事件包括经济泡沫的破灭，示威活动中的暴力冲突，中共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以 及牵出一批贪腐大案的天灾人祸等等。但外辱或许是对中共政权威胁最大的“导火线”，这也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上保持谨慎的原因之一。

　　基于对当前形势的分析，黎教授判断中国在短期内发生巨变的可能性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支持变革的势力尚未壮大：贫下中农的不满情绪较高，但力量分 散在各个农村，且远离权力核心；工厂工人的群体事件有所增加，可矛头所指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知识分子的凝聚力较弱，内部分化严重，难以形成反对力量；民间 团体的规模和影响力虽不断提升，但仍然处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且很难形成全国性的联盟组织；独立企业家有想法也有办法，但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得不保持 谨慎；中产阶级虽队伍庞大但却只顾安逸享乐。总之，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贸然改变现行秩序。

　　不过，李成却指出，自下而上爆发革命仍然具有可能性，导火索可能正是中国制度的内在弊端。薄煕来事件一则反映出中共内部的腐败问题日益猖獗，其 级别之高和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见的；二则让中共自诩用人唯贤的“精英政治”制度（meritocracy）备受质疑。如果说薄煕来“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 重后果”的话，那么提拔薄煕来的官员岂不是犯了更大的错误？在多数老百姓看来，干部和官员的选拔大多都与关系、靠山、黑箱操作、学历造假甚至是贿选买官有 关，和贤能并没有必然联系。此外，不少高官的亲属涉案还反映出一种变相的裙带资本主义歪风。上述问题已经让中共政权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在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开始逐步放缓，从而可能暴露中国制度的更多弊端、触发政治危机。许多民众认为，不断膨胀的龙头 国有企业应该为腐败滋生、私营经济衰退、中产阶级萎缩，以及创新停滞等问题负责。同时，环境恶化、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各种公共安全问题也让社会各界感到忧 虑和不安。为巩固政权，中共当局必定会增强警察队伍的实力和权力，“维稳”支出也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但是这却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镇压力度越大，动乱就 越是暴力，规模也越大。

　　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革命往往不是在旧制度拒绝改变时爆发，而是在旧制度尝试改革但却发现远远无法满足人民期望时爆发。

　　“中国式”民主是否可行？

　　除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外，黎友安和李成也谈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由于中国国内没有发展良好的反对党，推动民主的力量只 能来自执政的共产党内部。事实上，某些中共人士已经提出了“改革顶层设计”理念、呼吁自上而下实行改革。他们认为，必须改变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 式，推动更有条理、更深层次的政治变革。

　　每个国家的民主之路不尽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状况。中国领导人当然也有权力建立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民主制度。实际 上，印度、印尼、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况且日本、墨西哥等所谓的民主国家也经历过一段很长的一党执政阶段。因此，在执政党内部各派系之 间动态的权力制衡往往是一大关键。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逐步推行了一些旨在建立党内民主的制度改革，如实行高级党政干部任期五年制、中央委员会差额选举制等。而官方媒体也经常 用“党内民主” 一词来指代中共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党内民主实验实际上是一种可控的渐近式政治改革。由于没有反对党，中国不可能突然转变成多党制。在这种背景下，党内民 主也许是推动民主进程的一个较为现实的方法。可是在2009年以后，党内民主改革却一直停滞不前。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领导层主要是围绕以领导人为首的不同派系来组建的。尽管这并不是一种分权机制，但是与权力高度集中的毛邓时代相比已有所改观。在能力、资历和经验方面，两派各有所长，而且也代表了不同的利益。

　　然而，“一党两派”、相互制衡的布局并不足以挽救现状。要实现权力分配或协调妥协仍有一定难度。而且在资源分配、反腐手段、医保制度、经适房供应、金融改革和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等关键问题上，两派也未能达成一致。

　　那么，中共是否会正式分裂成两个党派呢？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可想像，而且最理想的局面是逐步分化，将暴力事件控制在最低限度。中共内部的竞争和选举将会为日后全国范围的直接选举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其他可能性

　　中国民众对于深刻变革的渴望或期待持续存在。这种期待折射出中国体制的某种不稳定性。这种难以为继的感觉不会出现在成熟的政治体制当中。在一个成熟的政治体制内，社会成员往往认为这种制度具有永续性。

　　未来十年，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共对革命的畏惧及民众对政治改革的渴望。迫于革命可能爆发的压力，中共不得不大胆推行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可是一旦改革失败，结果很可能是全国范围的骚乱。

　　除此之外，黎教授还提出了其他可能性：一是中共出现一号普京式的人物来统领威权或准威权的政府；二是爆发重大危机，促使民心由反对转变成支持中共政权；三是中国陷入内乱，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评点文献：
　　Andrew J. Nathan, “Foreseeing the Unforeseeable”,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 2013.
　　Cheng Li, “Top-Level Reform or Bottom-Up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 2013.
　　原文网址：http://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

作者：中道网 智库观察员 何平
来源：中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