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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8日星期六

大跃进四川饿死人1000万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
   
     林 雪

饥饿的农村触目惊心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 七千人大会 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 三反分子 。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 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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