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四川饿死人1000万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
   
     林 雪

饥饿的农村触目惊心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 七千人大会 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 三反分子 。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 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