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健康报告泄漏中共“国家机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来自中国移民的血液中铅、镉、汞的浓度远高于其他族裔移民。（大纪元制图）

【大纪元2013年06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春秋综合报导）美国2012年《移民与难民研究》杂志上刊登的一份关于“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移民的血铅浓度，相对其他族裔移民高81%；血液中镉的浓度比其他族裔高69%；血汞浓度比其他族裔高出正常值110%。这份报告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土地污染的普遍担忧，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土壤污染的调查数据被中共官方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美国研究报导泄漏中共“国家机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2012年3月发表该报告。该调查报告共抽查了1,999名纽约移民，其中87人来自中国大陆，另173人来自亚洲其他国家。

该报告使用了2004年《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的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移民的血铅浓度，相对其他族裔移民高81%；血液中镉的浓度比其他族裔高69%；血汞浓度比其他族裔高出正常值110%。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移民体内的高浓度铅、镉同他们来美国前在中国大陆的生活有关，因为铅、镉在体内积蓄的时间很长。而10年后的今天，中国重金属污染情况应该比10年前更加严重。

美国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但是中国土壤污染的调查数据被中共官方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图为，中国海南一海边的渔村。(Getty Images)

20年前污染面积已显著扩大 2012年调查结果秘而不宣

据陆媒《南方都市报》报导，中国土壤学研究人员指出，与1994～1995年土壤采样相比，重金属污染分布面积显著扩大，向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数据显示，中国土壤正出现越来越多本来没有或微不足道的危险元素。重金属等污染物指标在大的流域及局部工矿业和农业区上升较快。

中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也已发现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份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

据报导，1989年中国有色冶金工业向环境中排放重金属Hg为56t，Cd为88t，As为173t，Pb为226t。研究证实，镉、汞等重金属元素与人类污染存在密切关系。重金属元素在土壤表层具有明显的富集，与人口密集区、工矿业区存在密切相关性。

关于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新情况，中共官方至今没有发布。前不久公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只不过表示说，2012年中国完成了全境土壤污染情况的调查而对于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结果，却秘而不宣。

专家指出，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不同，土壤污染看不出也闻不到，单凭人的感官观察根本无法辨别。尽管社会各界人士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加上社会舆论反覆要求，官方坚持封锁有关土地污染的调查数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去年1月，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曾向中共环保部提出过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信息公开申请。但一个月后，中共环保部以土壤污染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土壤污染威胁公众健康 GDP考核制度成祸首

中国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使农粮作物受到最直接的危害，也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根据2010年大陆官方发布的《全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显示，中国农作物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的面积当时已超过五分之一，其中有害元素镉污染的耕地区域更涉及11个省25个地区。这一污染状况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的粮食产区更为突出。

中国大陆“砷毒”、“血铅”、“镉米”等事件频发，重金属污染成为最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之一。中共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2011年10月25日透露，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件呈高发态势。仅仅在2011年1～8月，中国就发生11起重金属污染事件，其中9起为血铅事件。

据陆媒报导，甘肃省农科院研究员车宗贤表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后，中国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

从2009年至2012年，中国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涉及甘肃、陕西、安徽、福建、云南等地。

尤为严重的是，迄今为止中共官方拒绝公布全面的土壤重金属普查结果，而且土壤重金属污染测量缺乏相应的标准，耕地的重金属评价指标没有体系，无法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整体状况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土壤的修复，中国官方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至今《土壤修复法》付诸阙然，土壤修复技术没有标准，各地没有一致的主管部门管理土壤修复工作，地方政府之间难以有效协调。

土壤一旦污染，进行土壤修复所需的费用更是天价。苏州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杨积德说，苏州化工厂土壤修复费用需数亿至数十亿元。

媒体评论员祝乃娟表示：治理污染的不力或者不作为，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利益追求放在第一位，在于GDP考核制度与地方经济发展业绩的需求，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性毫不关心，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无短期效益，“常常为地方城镇化、开工厂、引外资等马上能见效的事务让路”。

（责任编辑：谢东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