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想象与期盼中，习近平执政已逾一年，其真实政治形象也日渐清晰，这是众多外国的中国政治幻想家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有关习近平的政治梦想
目前，评判习近平的一年多的执政业绩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习近平是个政治强势人物。关于其政治取向的评价则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国内多是谀词颂语，出于对“专制、独裁”这类词语的忌讳，所有评价都绕开这两个关键词，只将习与毛泽东及邓小平相联系；国际社会则纠结于西方想象的政治改革，坚持拿自身的政改幻想往习近平的种种举措上硬套，仿佛只有坚持塑造一个要改革的习近平，方才符合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即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只是时间迟早。即使现实中的习近平已经毫无政改意向，还有人坚持：等习近平坐稳权力宝座之后，扫除一切障碍之后，他就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中外均有，只是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但习近平明确无误地向世界展示：他要走的仍然是中共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展现的政治自信心更强，政治手腕也更强势。
本文将从内政、经济、外交、民意及其受到的限制条件，阐明我对习近平时代已具雏型的威权政治的理解，有些观点在我近年来分析中国时政的文章里出现过，本文只是将其简要纳入威权体制这一框架里分析。
内政篇：威权体制的确立
先说内政。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两年，留下的政治问题有三：一、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二、“红二代”挟父辈之势评弹时政，意图干政；三、民间政治参与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呼唤宪政，即委婉要求限制中共权力，结束一党专政渐成在野政治共识。三重因素迭加，中共政权虽然没有陷入风雨飘摇之危境，但用“风雨如晦”来形容却很贴切。
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习近平执政以来见效最快的政绩。习近平对这三大问题的处理原则是内外有别，前两大问题是党内家务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收拾完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权力集于一身；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当中未设李克强的位置，一下就将胡温等第四代原定的“双接班”变成总书记独大，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高层集体领导模式。
对待民间社会以维权、微博议政等各种方式的政治参与，习近平毫不犹豫采用铁腕打压，在胡锦涛时期一直保持高活跃状态的许志永与王功权均被捕系狱。以前，江泽民打压政治反对者，为了减少国际非议，采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方式，遇到企业界人士，惯用集资、逃税等名目入罪。但逮捕王功权却不再借用经济罪名入罪，而是用近两年采用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系狱，这一点显示了习近平不怕“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指手划脚”，杜绝民间政治参与的决心。
收拾了党内山头，扼制住民间的政治参与，让红二代看到了“红色江山”存续下去的希望，加上习近平在其父亲百年冥诞时特别邀请红二代各家族“掌门人”与会，以示与红二代共享红色江山之意，这帮在胡温治下闹腾得很欢的八旗亲贵子弟也纷纷表示臣服。凡依附于体制的各类人等，也不再象胡温晚期那样人心惶惶、总有要出大事的感觉。
习近平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变为制度设置，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标志着新威权政治模式的建立。习近平崇尚新权威主义有迹可寻：2009年刘亚洲派了一个军官团在新加坡考察。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薄智跃透露，该小组的任务是“为十八大后的中国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夏天，习与李光耀在北戴河有场鲜为外人所知的会晤，李光耀后来发表过不少对习的好评，可见二人对威权体制有高度认同。
很多人认为，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而言，学习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政治威权体制不可行。其实，习近平要的只是威权体制的顶层设计与特质，在管理城市与广大农村的问题上，他仍然会依赖于居委会及村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习主持京奥时期，奥运安保模式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依赖居委会参与社会治安。
经济篇：解决了地方财政来源枯竭问题
经济上，习近平从胡温手里接下一个烂摊子：外资相继撤离；环境生态急剧恶化，不少行业陷入破产或萧条，只剩下房地产“一枝独秀”，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谭。面对此局，李克强想了不少招术，还是乏善可陈，上海自贸区就没能达到预期的吸引外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60条”有不少是过去的老药方，有的换了个新说法，有的连新说法都没有，很难说这些药服下去会有多大起色。
但在解决地方财政的来源方面，习近平倒是促成了一件大事，准备让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这是地方税收结构的重大改变。胡温晚期，征收房产税之事已经在议，但遭遇官员群体的顽强抵制，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房产税一事拍板敲定，并交由各地自办，依赖的其实就是习近平树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根据官方统计，当前中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即使先征收其中三分之一，税收总量也相当可观，有望成为地方税收的长流水。
很多人不理解房产税于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从江朱时代开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一直是让地方政府苦恼的问题，至胡温时期，举债成了地方政府纾缓财政困难的常规性方式。可以说，让有房者交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支柱，是中国地方税收结构的重要转型。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内，各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确定征收对象的标准，覆盖面的宽窄完全视各地情况裁夺。中西部地区将来是否会把城市贫民的破旧房产纳入征收范围，则看当地政府的财政饥渴度，以及官员对社会安定状态的评估。
解决了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问题，是习近平加强统治集团执政能力、凝聚统治集团人心的重要举措。至于就业、社会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险、环境质量等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属于年年谈、年年解决不了的老问题，就算纳入“改革60条”，依旧难有起色。
有些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短板，如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从胡温时期开始，环境生态恶化已不可逆转，资源短缺也日益显现，对石油、矿产、粮食、包括清洁饮用水等资源的需求量极大，不仅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还影响中国国内产业的生存及物价波动。但中国社会有如下特点：当某方面问题还未严重到不可救药之时，要求改变的呼声音比较高；一旦形势已不可逆转，反而不再成为一个舆论热议的问题。比如环境质量与有害食品就是如此。这既是“温水煮青蛙”效应，也是宣传部门长期引导舆论的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国土整治与改善生态环境这个事涉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今后中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上，远不如钓鱼岛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来得重要。
2013年12月7日星期六
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何清涟：政府投资号急吹 "克强经济学"破产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如今是个经济泡沫伴随着概念泡沫的年头，一个概念的破产时间比论证时间还短促。今年6月由巴克莱资本推出、国际投行界看好的"李克强经济学"就是如此，其中主要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正被中国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至于本来就是文火慢熬的"结构性改革"，在这种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中央新策：婆婆让媳妇自己当家*
楼继伟在G20财长会议上称中国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的话音刚落，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已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
在诸项投资中，轻轨建设是重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各地发展轻轨的理由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可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又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还可以将各大经济圈连接起来。这一消息也得到中国交通运输部的证实，部长杨传堂近日在交通部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下半年交通工作的五大重点之一。
总理与财长都已说过不刺激经济，地方政府难道敢违抗中央政府自行其是？从程序上说，倒还真不算。巴克莱资本在6月底推出"李克强经济学"概念之时，可能没注意到，早在2013年5月，中央政府已为地方政府开了一个很大的政策口子，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达117项，其中发改委取消和下放的投资审批项目就多达25项，下放的理由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因此，中央政府可以说自己信守承诺，这是地方政府发挥投资审批自主权所致。但是熟悉中国政府运作模式的人，都知道这只能算是掩耳盗铃之举，因为地方疯狂批复城轨项目虽然是自个当家作主，但真正落实到建设阶段时，资金筹集却需要中央"给政策"，否则寸步难行。
*中央政府的"金融定向扶持"*
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
今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
上海是金融政策扶持的重点。8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协议，向上海提供2500亿元的信用贷款，这一额度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这笔贷款将用于迪士尼乐园项目以及支持实施上海自由贸易区所涉城市改造和升级工作。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述支持只是农行对上海六大领域金融扶持的一部分，如此大额度贷款，不能不引起外界认为政府将进行"新一轮财政刺激"的猜想。
除了各大商业银行之外，这一次还有专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国家投资开发银行加入。近期内，国开行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多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这些省份的支持力度。同时，国开行各省分行也与许多地级市也签订不少协议。据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上半年发放新增贷款数千亿，其中80%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等"两基一支"领域。
国开行的加入表明，发行地方债仍将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国开行是作为以发债为筹资主渠道的债券银行，是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发债体，俗称"第二财政部"，前任董事长陈元因其执掌家大业大的中国"第二财政部"，《金融时报》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代表团来到发展中国家审核潜在贷款项目，始终都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陈元出访海外的时候能够得到皇室级待遇。"
如果说商业银行向地方加大贷款力度是商业行为，国开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银行，向地方发放贷款则完全体现了财政刺激经济这一属性。
*地方政府如何了断债务？*
国内外经济界人士绝大多数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和影子银行极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两大风险地带，中国官方经济学家也很担心这问题。今年7月，清华大学发布的城市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全国289个城市透明度总体很低，即使排名度最高的上海市也远没有及格。更严重的是，很多市政府涉嫌隐瞒地方债，仅有13个市公开了债务信息。地方债早就成了一笔笔糊涂账。
旧债未清，又大规模举借新债，这在民主国家很难做到，在美国，这样的政府只能宣告破产，如加州南部的橘县与底特律。但是，"天下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8月13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一文，标题就叫做"官员推诿地方债务：上届政府借钱搞工程 本届绝不还债"，其中提到，该刊记者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区调研采访时发现，各地政府税收结构单一、各类支出不断增加，将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增大基础设施投入"，于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债务增长是债务不透明，到底欠了多少债，地方政府弄不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市县乡基层领导不仅没有"债务意识"，反而存在"债务递延"的"推诿心态"，认为上届政府欠下的债务，本届政府不必要偿还——这种"经济"已无信用可言。没有"信用"支撑的经济体，无论是投资还是生产，全都是短期化行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是与非？
至此可以判定，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甚至是"旧瓶装旧酒"，只换了个新标签，即用"新城镇化"取代"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并辅之以让农民进城即拥有城镇户口的"福利政策"。
这当然不能归咎于李克强，我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7月22日）一文中，已经指出"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在各方压力下， 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我唯一没想到的"这段时期"会短促到不足三个月。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何清涟博客。
如今是个经济泡沫伴随着概念泡沫的年头，一个概念的破产时间比论证时间还短促。今年6月由巴克莱资本推出、国际投行界看好的"李克强经济学"就是如此，其中主要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正被中国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至于本来就是文火慢熬的"结构性改革"，在这种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中央新策：婆婆让媳妇自己当家*
楼继伟在G20财长会议上称中国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的话音刚落，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已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
在诸项投资中，轻轨建设是重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各地发展轻轨的理由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可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又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还可以将各大经济圈连接起来。这一消息也得到中国交通运输部的证实，部长杨传堂近日在交通部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下半年交通工作的五大重点之一。
总理与财长都已说过不刺激经济，地方政府难道敢违抗中央政府自行其是？从程序上说，倒还真不算。巴克莱资本在6月底推出"李克强经济学"概念之时，可能没注意到，早在2013年5月，中央政府已为地方政府开了一个很大的政策口子，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达117项，其中发改委取消和下放的投资审批项目就多达25项，下放的理由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因此，中央政府可以说自己信守承诺，这是地方政府发挥投资审批自主权所致。但是熟悉中国政府运作模式的人，都知道这只能算是掩耳盗铃之举，因为地方疯狂批复城轨项目虽然是自个当家作主，但真正落实到建设阶段时，资金筹集却需要中央"给政策"，否则寸步难行。
*中央政府的"金融定向扶持"*
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
今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
上海是金融政策扶持的重点。8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协议，向上海提供2500亿元的信用贷款，这一额度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这笔贷款将用于迪士尼乐园项目以及支持实施上海自由贸易区所涉城市改造和升级工作。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述支持只是农行对上海六大领域金融扶持的一部分，如此大额度贷款，不能不引起外界认为政府将进行"新一轮财政刺激"的猜想。
除了各大商业银行之外，这一次还有专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国家投资开发银行加入。近期内，国开行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多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这些省份的支持力度。同时，国开行各省分行也与许多地级市也签订不少协议。据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上半年发放新增贷款数千亿，其中80%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等"两基一支"领域。
国开行的加入表明，发行地方债仍将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国开行是作为以发债为筹资主渠道的债券银行，是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发债体，俗称"第二财政部"，前任董事长陈元因其执掌家大业大的中国"第二财政部"，《金融时报》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代表团来到发展中国家审核潜在贷款项目，始终都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陈元出访海外的时候能够得到皇室级待遇。"
如果说商业银行向地方加大贷款力度是商业行为，国开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银行，向地方发放贷款则完全体现了财政刺激经济这一属性。
*地方政府如何了断债务？*
国内外经济界人士绝大多数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和影子银行极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两大风险地带，中国官方经济学家也很担心这问题。今年7月，清华大学发布的城市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全国289个城市透明度总体很低，即使排名度最高的上海市也远没有及格。更严重的是，很多市政府涉嫌隐瞒地方债，仅有13个市公开了债务信息。地方债早就成了一笔笔糊涂账。
旧债未清，又大规模举借新债，这在民主国家很难做到，在美国，这样的政府只能宣告破产，如加州南部的橘县与底特律。但是，"天下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8月13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一文，标题就叫做"官员推诿地方债务：上届政府借钱搞工程 本届绝不还债"，其中提到，该刊记者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区调研采访时发现，各地政府税收结构单一、各类支出不断增加，将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增大基础设施投入"，于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债务增长是债务不透明，到底欠了多少债，地方政府弄不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市县乡基层领导不仅没有"债务意识"，反而存在"债务递延"的"推诿心态"，认为上届政府欠下的债务，本届政府不必要偿还——这种"经济"已无信用可言。没有"信用"支撑的经济体，无论是投资还是生产，全都是短期化行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是与非？
至此可以判定，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甚至是"旧瓶装旧酒"，只换了个新标签，即用"新城镇化"取代"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并辅之以让农民进城即拥有城镇户口的"福利政策"。
这当然不能归咎于李克强，我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7月22日）一文中，已经指出"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在各方压力下， 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我唯一没想到的"这段时期"会短促到不足三个月。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何清涟博客。
2013年7月26日星期五
美国之音 | 何清涟: “人民社会”：华丽尸袍下的黑暗世界
2013年有点特别，各种阿谀文字升级版频出。新出炉的有“人民社会论” 与“中共天命刚健论”。“人民社会”论属于共产文化话语体系，“天命刚健论”与“党权神授论”、“宇宙真理论”属于“准宗教”话语体系，已经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信仰推向“准神学”边缘。这些奇谈怪论的作者的目标相同：为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中共献上“理论”以解困纾难。
7月下旬胡鞍钢与王洪川联名发表“人民社会是‘中国梦’最大动力”，试图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语言为中共唱支招魂曲。该文引经据典，以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开篇，然后将中国的“人民社会”“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这一比真是了不得，竟然比出了若干“优越性”。
“人民”这个词属于极权政治下常用的集体名词之一，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知道在极权政治下，“人民”只是统治者用来展示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更是统治者用来打压异己的骗人工具。2003年1月，我曾专门写过一篇“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对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共产文化挟持后的遭遇进行过详细分析。本文只择要分析胡文展示的人民社会与现实中国，其间差别正好是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即悲惨现实，虚幻颂歌。
胡文说，“人民社会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即以人民为主体，保障人民福利，追求人民幸福，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这样一个“人民社会”只存在于中共的政府文件之中。 1949年以后中共建政后，以“人民”的名义垄断政治、垄断资源与垄断真理，人民的共同贫困与中共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存；1978年以后进入改革年代，邓小平虽然声称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现实是贫富差距过大，共同富裕遥遥无期。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7月中旬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否定了胡文的“人民共同富裕”之说，指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 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1%，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这项调查涉及的家庭显然并未包括中国那些著名的红色家族在内，因为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拥有的财富，是中共的“国家机密”。若将他们的财富考虑在内，差距应该更大。
胡文说，“人民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这种“当家作主”的成就感与快感，可能只有中共各级政府官员才能体会到。占人口90%的“人民”主体，其实一直被政府在当家作主。号称“人民代表”组成的人大与社会各界代表人物组成的政协，成了道道地地的富豪俱乐部。据胡润报告的统计，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83名富豪代表的平均资产约为33.5亿美元。而被中国斥为金钱政治的美国众议院以及内阁最富有的83人平均资产为5640万美元。2013年参加两会的富豪人数较一年前上升了17%。中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红二代”出身的两会代表逐年都在增加，这种以家世与财富为考量的两会代表从产生机制到其功能，都与真实的民意无关，当然更谈不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果。胡鞍钢本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就不是“人民意志”的结果，是“领导者”对其的酬庸。
胡文说，“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所组成”，“正是有了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才会有了每个人的私 利、私益。”
中国的国家资源名义上“公有”，但这“公有”的所有权虚置特质决定了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只能是政府及官员，与“人民”的个体完全无关。作为个体的“人民”，不仅无法实现自己对名义上归人民所有的公共资产的所有权，即使是分配给自身的耕地，甚至住房权，也经常被政府以城市建设等“公益”名目掠夺，所以这“公有”只是为政府掠夺资源提供了制度性通道。成千上万因反抗拆迁征地而失去生命或被严重伤害的“人民”的存在，证明这个“人民社会”既没有公平也没有任何公正可言。通过这种掠夺实现的“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最后保证了利益集团成员的“私利、私益”。早在2008年，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在大量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政府已经蜕变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这种政治利益集团的私利、私益还体现在官民“死刑双轨制”（王进文语）上，平民动辄死刑加身，腐败案过亿甚至逾数亿的高官，法院主动为其寻找减刑依据，比如最近同时宣判的曾成杰因集资判处死刑，而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不仅374套房产不翼而飞，还以死缓结案。
胡文说，“人民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和谐社会”。
写下这段话时，两位作者完全“忘记”了中国近年来每年10-2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已使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追比军费，高达6000-7000亿之钜；“忘记”了那些在无数个“马三家劳教”痛苦呻吟的卑微生命；“忘记”了政府隔三岔五整治互联网钳制舆论；“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至绝望的生命的反抗；“忘记”了发生不久、阴影未曾消散的厦门公交车爆炸案、湖南瓜农邓正加被城管殴打致死案，以及冀中星北京机场自我爆炸案。这样的社会，正在反证着“和谐”二字离现实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位作者走笔至“人民社会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人民社会的建立”，此篇奇文算是“千里长堤，到此结穴”，苦心用谎言堆积一个“人民社会”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中共的“永久执政权”。
“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那是因为在“人民社会”中，“人民”只能作为一个集体名词存在，“人民意志”由中共臆造掌握，任意捏弄。一旦作为个体表达了自己的利益主张，这一个体就被从“人民”队伍中剔除出去，成为“人民的敌人”。独裁者为何不喜欢“公民社会”？道理也很简单，公民个人可以作为权利与责任的主体存在，有选举政治、舆论管道、集会游行、组织结社等各种利益诉求管道，统治者不能任意制造虚构“公民意志”来强奸民意。
这些知识精英的“理论探索”之路，不仅为自身，还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留下一笔不光彩的纪录。
7月下旬胡鞍钢与王洪川联名发表“人民社会是‘中国梦’最大动力”，试图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语言为中共唱支招魂曲。该文引经据典，以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开篇，然后将中国的“人民社会”“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这一比真是了不得，竟然比出了若干“优越性”。
“人民”这个词属于极权政治下常用的集体名词之一，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知道在极权政治下，“人民”只是统治者用来展示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更是统治者用来打压异己的骗人工具。2003年1月，我曾专门写过一篇“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对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共产文化挟持后的遭遇进行过详细分析。本文只择要分析胡文展示的人民社会与现实中国，其间差别正好是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即悲惨现实，虚幻颂歌。
胡文说，“人民社会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即以人民为主体，保障人民福利，追求人民幸福，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这样一个“人民社会”只存在于中共的政府文件之中。 1949年以后中共建政后，以“人民”的名义垄断政治、垄断资源与垄断真理，人民的共同贫困与中共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存；1978年以后进入改革年代，邓小平虽然声称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现实是贫富差距过大，共同富裕遥遥无期。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7月中旬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否定了胡文的“人民共同富裕”之说，指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 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1%，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这项调查涉及的家庭显然并未包括中国那些著名的红色家族在内，因为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拥有的财富，是中共的“国家机密”。若将他们的财富考虑在内，差距应该更大。
胡文说，“人民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这种“当家作主”的成就感与快感，可能只有中共各级政府官员才能体会到。占人口90%的“人民”主体，其实一直被政府在当家作主。号称“人民代表”组成的人大与社会各界代表人物组成的政协，成了道道地地的富豪俱乐部。据胡润报告的统计，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83名富豪代表的平均资产约为33.5亿美元。而被中国斥为金钱政治的美国众议院以及内阁最富有的83人平均资产为5640万美元。2013年参加两会的富豪人数较一年前上升了17%。中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红二代”出身的两会代表逐年都在增加，这种以家世与财富为考量的两会代表从产生机制到其功能，都与真实的民意无关，当然更谈不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果。胡鞍钢本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就不是“人民意志”的结果，是“领导者”对其的酬庸。
胡文说，“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所组成”，“正是有了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才会有了每个人的私 利、私益。”
中国的国家资源名义上“公有”，但这“公有”的所有权虚置特质决定了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只能是政府及官员，与“人民”的个体完全无关。作为个体的“人民”，不仅无法实现自己对名义上归人民所有的公共资产的所有权，即使是分配给自身的耕地，甚至住房权，也经常被政府以城市建设等“公益”名目掠夺，所以这“公有”只是为政府掠夺资源提供了制度性通道。成千上万因反抗拆迁征地而失去生命或被严重伤害的“人民”的存在，证明这个“人民社会”既没有公平也没有任何公正可言。通过这种掠夺实现的“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最后保证了利益集团成员的“私利、私益”。早在2008年，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在大量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政府已经蜕变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这种政治利益集团的私利、私益还体现在官民“死刑双轨制”（王进文语）上，平民动辄死刑加身，腐败案过亿甚至逾数亿的高官，法院主动为其寻找减刑依据，比如最近同时宣判的曾成杰因集资判处死刑，而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不仅374套房产不翼而飞，还以死缓结案。
胡文说，“人民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和谐社会”。
写下这段话时，两位作者完全“忘记”了中国近年来每年10-2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已使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追比军费，高达6000-7000亿之钜；“忘记”了那些在无数个“马三家劳教”痛苦呻吟的卑微生命；“忘记”了政府隔三岔五整治互联网钳制舆论；“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至绝望的生命的反抗；“忘记”了发生不久、阴影未曾消散的厦门公交车爆炸案、湖南瓜农邓正加被城管殴打致死案，以及冀中星北京机场自我爆炸案。这样的社会，正在反证着“和谐”二字离现实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位作者走笔至“人民社会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人民社会的建立”，此篇奇文算是“千里长堤，到此结穴”，苦心用谎言堆积一个“人民社会”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中共的“永久执政权”。
“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那是因为在“人民社会”中，“人民”只能作为一个集体名词存在，“人民意志”由中共臆造掌握，任意捏弄。一旦作为个体表达了自己的利益主张，这一个体就被从“人民”队伍中剔除出去，成为“人民的敌人”。独裁者为何不喜欢“公民社会”？道理也很简单，公民个人可以作为权利与责任的主体存在，有选举政治、舆论管道、集会游行、组织结社等各种利益诉求管道，统治者不能任意制造虚构“公民意志”来强奸民意。
这些知识精英的“理论探索”之路，不仅为自身，还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留下一笔不光彩的纪录。
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何清涟：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
何清涟
07.13.2013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网上流传一篇 “今天才明白，我们都被半截子话坑死了！”文章用六个“三十年前”开头，罗列了作者心目中“计划经济”的好处；再用“如果你们有钱的话”痛诉了“市场经济”的罪恶。在不少国企下岗工人和毛左当中，类似的说法一直颇有市场。
*计划经济成了“通往天堂之路”*
该文陈述：计划经济时分房只需等待，但总会有；市场经济下不需等待却买不起房。计划经济下有免费医疗，质量低下看病却不要花钱；市场经济下医疗质量提高了，但人们却看不起病。计划经济下上学免费；市场经济导致有人上不起学。计划经济下没有择业自由，但可得到分配的工作；现在有了择业自由，却找不到工作。计划经济下工作稳定；市场经济下工作不稳定，易失业。计划经济下普遍贫穷但贫富差距小；市场经济拉开了贫富差距。
这篇文章将计划经济描画成“天堂之路”，但却犯有两大常识错误，一是偏离了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依赖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良，推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权力强干预下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该文所列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大多数问题（除了失业之外），在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很少出现；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也不如中国严重。
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供应紧张，城市里很多生活必需品限量购买，图为粮票（图片来源：用心阁）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供应紧张，城市里很多生活必需品限量购买，图为粮票（图片来源：用心阁）
*谁享受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该文所列计划经济的好处，如免费医疗、住房分配等，只有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国企工作的人才能获得。集体企业一般不分住房，医疗也非全免。当时，少部分未能享受公费医疗的城市居民，生点小病常使用其在国企工作的家人的记帐单，生大病就休想蒙混。至于占人口80%的农村人口，从来就没有什么免费医疗，每个公社设有简陋的卫生所，农民看病还是得花钱，只是收费低而已。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每个人分配工作，则是一些人胡编的神话。从清中叶以来，中国的失业现象就很严重。中共建政之初，依靠“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种牺牲效率的方式，并将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人排斥在就业体制之外，算是“消灭”了失业。真正能够享受国家分配工作的主要是大学生、中专生，这种分配制度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如果人们不健忘，就会记得从50年代末至1974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运动美其名为“让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是毛泽东独创的“消灭”城市失业的方法。数千万下乡青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返城，除了极少部分读书经商或在国企顶替父母岗位之外，绝大多数只能在街道作坊式小工厂就业，许多人一生困顿。
计划经济讲究结果均等，必然扼杀人的创造力与生产积极性，其结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物资极其匮乏。当时，城市居民的温饱是依靠低水准限量供应基本生活维持的。每人每月按性别凭证购粮23-25斤不到，有时还必须搭配玉米面、红薯等杂粮；肉禽鱼蛋一律凭票，每户每月1到2斤。凡属布料、棉花、白糖等一律凭票供应。农民连这点可怜的“好处”都没有，人民公社时代，每个生产队必须将所有农产品优先交给国家，以此保证城市供应，剩余部分才分配给农民，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终年半饥半饱。因此，他们对城市人口那点可怜的票证非常羡慕，终身的梦想就是做城市人口，吃上供应粮。
至于计划经济下人人能上学，纯属瞎扯。我家乡教育水平在全国城市中属中等，本人小学毕业就因出身不好，被剥夺上中学机会。恢复高考后，是以“同等学力”申请参加高考才获得上大学机会。广大农村地区，许多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一所稍象话的学校。
部分老国企工人之所以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对他们而言那确实是“黄金时代”。工人阶级在毛时代被称为“领导阶级”，政治地位远高于知识分子，可以教育领导他们；经济地位远高于农民。其时国企工人的经济地位，类于今天城市的中产阶级。改革对他们这个群体来说，确实是“失乐园”，让他们掉入了“黑铁时代”。除此之外，这篇文章与“毛左”盛赞毛时代的“美好”政治一样，完全是虚构加想象的意淫，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制于政治体制*
如果说“今天才明白”一文的错误在于通过虚构美化计划经济，在西方则另有一种错误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即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促成中国走向民主。2006年我在美国加州一大学开会，就有人用投影仪绘制成图表模型介绍这一观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开放式讲座上，也遇到有人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两次都陈述了同样的观点：任何理论假设都需要经验事实为依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资源等生产要素由市场配置，企业自由竞争，人们自由择业与自由迁徙。按此标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只有前苏联阵营和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实行计划经济。近30年以来，这些国家已陆续抛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通过市场经济的建立自然通向民主，因为市场经济几乎可以与任何政治体制结合。环顾全球，无论是欧盟的高福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埃及与拉美国家的独裁政治，还是美国式民主政治，以及日本与台湾的东亚式民主，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只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层次深浅各有不同。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天差地别，有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也有充满了腐败和独裁的专制社会。可见仅有市场经济，并不能自然催生民主制度。
事实上，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形成起决定作用。以中国为例，资源仍由政府垄断支配，这种所谓“市场经济”其实是权力干预下的半行政化半市场经济，离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为什么这样的“市场经济”能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埃及与巴西等从未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的国家，却在长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了军人独裁政权？可见，一国的市场经济发挥什么作用，完全受限于其政治体制。在场的人听后，大都觉得有理。有一些人表示，这事情原来驳斥起来这么简单，怎么事先没想到？
“今天才明白”提到计划经济下人民是共同贫困，认为市场经济是“让一部分有权有势者先富起来”，完全是种片面曲解。在中国，一部分有权有势者之所以能先富起来，完全是权力市场化的产物。比如，中国红色家族的致富就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开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干预所致。如果将中国式财富分配格局的根源归于经济市场化，那是诊断错误，我当年在《现代化的陷阱》已经将这一问题剖析得很清楚。
如果中共不关闭民主化之门，中国未来的发展本来有多种可能性。但如今中国关上了通向民主化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只能在毛时代与邓时代之间徘徊了。毛时代结束虽然已达30多年，但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对毛时代的诸多国家之罪不仅从不清理，反而列为研究禁区。当局对言论的严厉控制与对历史的选择性屏蔽，让很多年青人对毛时代产生了虚幻的美感。多数中国人既对当下严重不满，又对未来深感茫然。一些政治上的怯懦者与无知者，于是开始炮制这些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颂毛文章，聊作情绪渲泄。
07.13.2013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网上流传一篇 “今天才明白，我们都被半截子话坑死了！”文章用六个“三十年前”开头，罗列了作者心目中“计划经济”的好处；再用“如果你们有钱的话”痛诉了“市场经济”的罪恶。在不少国企下岗工人和毛左当中，类似的说法一直颇有市场。
*计划经济成了“通往天堂之路”*
该文陈述：计划经济时分房只需等待，但总会有；市场经济下不需等待却买不起房。计划经济下有免费医疗，质量低下看病却不要花钱；市场经济下医疗质量提高了，但人们却看不起病。计划经济下上学免费；市场经济导致有人上不起学。计划经济下没有择业自由，但可得到分配的工作；现在有了择业自由，却找不到工作。计划经济下工作稳定；市场经济下工作不稳定，易失业。计划经济下普遍贫穷但贫富差距小；市场经济拉开了贫富差距。
这篇文章将计划经济描画成“天堂之路”，但却犯有两大常识错误，一是偏离了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依赖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良，推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权力强干预下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该文所列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大多数问题（除了失业之外），在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很少出现；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也不如中国严重。
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供应紧张，城市里很多生活必需品限量购买，图为粮票（图片来源：用心阁）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供应紧张，城市里很多生活必需品限量购买，图为粮票（图片来源：用心阁）
*谁享受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该文所列计划经济的好处，如免费医疗、住房分配等，只有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国企工作的人才能获得。集体企业一般不分住房，医疗也非全免。当时，少部分未能享受公费医疗的城市居民，生点小病常使用其在国企工作的家人的记帐单，生大病就休想蒙混。至于占人口80%的农村人口，从来就没有什么免费医疗，每个公社设有简陋的卫生所，农民看病还是得花钱，只是收费低而已。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每个人分配工作，则是一些人胡编的神话。从清中叶以来，中国的失业现象就很严重。中共建政之初，依靠“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种牺牲效率的方式，并将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人排斥在就业体制之外，算是“消灭”了失业。真正能够享受国家分配工作的主要是大学生、中专生，这种分配制度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如果人们不健忘，就会记得从50年代末至1974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运动美其名为“让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是毛泽东独创的“消灭”城市失业的方法。数千万下乡青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返城，除了极少部分读书经商或在国企顶替父母岗位之外，绝大多数只能在街道作坊式小工厂就业，许多人一生困顿。
计划经济讲究结果均等，必然扼杀人的创造力与生产积极性，其结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物资极其匮乏。当时，城市居民的温饱是依靠低水准限量供应基本生活维持的。每人每月按性别凭证购粮23-25斤不到，有时还必须搭配玉米面、红薯等杂粮；肉禽鱼蛋一律凭票，每户每月1到2斤。凡属布料、棉花、白糖等一律凭票供应。农民连这点可怜的“好处”都没有，人民公社时代，每个生产队必须将所有农产品优先交给国家，以此保证城市供应，剩余部分才分配给农民，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终年半饥半饱。因此，他们对城市人口那点可怜的票证非常羡慕，终身的梦想就是做城市人口，吃上供应粮。
至于计划经济下人人能上学，纯属瞎扯。我家乡教育水平在全国城市中属中等，本人小学毕业就因出身不好，被剥夺上中学机会。恢复高考后，是以“同等学力”申请参加高考才获得上大学机会。广大农村地区，许多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一所稍象话的学校。
部分老国企工人之所以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对他们而言那确实是“黄金时代”。工人阶级在毛时代被称为“领导阶级”，政治地位远高于知识分子，可以教育领导他们；经济地位远高于农民。其时国企工人的经济地位，类于今天城市的中产阶级。改革对他们这个群体来说，确实是“失乐园”，让他们掉入了“黑铁时代”。除此之外，这篇文章与“毛左”盛赞毛时代的“美好”政治一样，完全是虚构加想象的意淫，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制于政治体制*
如果说“今天才明白”一文的错误在于通过虚构美化计划经济，在西方则另有一种错误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即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促成中国走向民主。2006年我在美国加州一大学开会，就有人用投影仪绘制成图表模型介绍这一观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开放式讲座上，也遇到有人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两次都陈述了同样的观点：任何理论假设都需要经验事实为依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资源等生产要素由市场配置，企业自由竞争，人们自由择业与自由迁徙。按此标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只有前苏联阵营和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实行计划经济。近30年以来，这些国家已陆续抛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通过市场经济的建立自然通向民主，因为市场经济几乎可以与任何政治体制结合。环顾全球，无论是欧盟的高福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埃及与拉美国家的独裁政治，还是美国式民主政治，以及日本与台湾的东亚式民主，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只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层次深浅各有不同。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天差地别，有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也有充满了腐败和独裁的专制社会。可见仅有市场经济，并不能自然催生民主制度。
事实上，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形成起决定作用。以中国为例，资源仍由政府垄断支配，这种所谓“市场经济”其实是权力干预下的半行政化半市场经济，离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为什么这样的“市场经济”能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埃及与巴西等从未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的国家，却在长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了军人独裁政权？可见，一国的市场经济发挥什么作用，完全受限于其政治体制。在场的人听后，大都觉得有理。有一些人表示，这事情原来驳斥起来这么简单，怎么事先没想到？
“今天才明白”提到计划经济下人民是共同贫困，认为市场经济是“让一部分有权有势者先富起来”，完全是种片面曲解。在中国，一部分有权有势者之所以能先富起来，完全是权力市场化的产物。比如，中国红色家族的致富就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开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干预所致。如果将中国式财富分配格局的根源归于经济市场化，那是诊断错误，我当年在《现代化的陷阱》已经将这一问题剖析得很清楚。
如果中共不关闭民主化之门，中国未来的发展本来有多种可能性。但如今中国关上了通向民主化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只能在毛时代与邓时代之间徘徊了。毛时代结束虽然已达30多年，但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对毛时代的诸多国家之罪不仅从不清理，反而列为研究禁区。当局对言论的严厉控制与对历史的选择性屏蔽，让很多年青人对毛时代产生了虚幻的美感。多数中国人既对当下严重不满，又对未来深感茫然。一些政治上的怯懦者与无知者，于是开始炮制这些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颂毛文章，聊作情绪渲泄。
2013年7月4日星期四
何清涟:中国近期内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来源：VOA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由于最近的“钱荒”，中国是否面临金融危机成了热门话题。讨论集中于两个主题，行内讨论的是危机到底有多深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会不会爆发等；行外则关心金融危机会不会引发政治危机。本文讨论中国近期内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聚集中国金融危机并非空穴来风*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银行危机。担心中国可能出现金融危机有足够的理由，因为 与2008年的美国相比，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信贷和房价猛涨，各种金融衍生品增多（中国主要由影子银行经营这些金融衍生品），特别是6月20日，中国 的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飙升到25%。这一资金短缺现象与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非常相似。
6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宣称“操作系统升级”，其自动提款机系统停止运行。事情发生后有记者来电采访，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我的 答复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都存在。例如，大部分经济指标（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等）都表现不好；从几年前开始， 中小企业破产现象一直不断；失业率增加等。此外，中国还有美国没有的两大因素：一是人民币在国内不断贬值，只是它对美元的汇率变化小，而让普通人产生币值 稳定错觉；二是地方政府债务数量庞大。
从世界通例来看，任何国家出现以下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当中的一个，都很难应付。中国现在同时面临两个：一是地方政府、企业的债务危机，总债务规模 为120-128万亿左右，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其次是货币超发严重，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最近3年半里，中国的货 币供应量从60万亿上升到100万亿，增长了67%，结果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
尽管积累了这么多的危机因素，中国近期内不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与美国不同，金融运行靠的不全是商业信用，而是国家信用。
*国家信用是金融大船的压舱石*
中国同时面临债务与通胀双重压力，但依然能够应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金融完全由政府掌控，其商业信用与国家信用是连体婴儿，西方国家在面临金融危机时不能采用的手段，在中国，只要政府认为有必要，都可采用。
以中国金融系统处理坏帐为例，其手法世界独一无二。中国金融行业近15年已经两度遭遇坏帐危机，但都安然渡过。第一轮发生于1998年，其时中国 金融系统坏帐约为14,000多亿。于是中国政府想出高招，于1999年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中国长城、中国东方与中国信达），分别接收从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经过政府三番两次的“冲销”、“剥离”、“注资”， 到1999年就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2006年，中国银行系统坏帐高达3万亿，中国用同样 的方法处理过后，再吸引花旗、瑞银等十余家大外资银行做为“战略投资者”入股，然后包装上市，于是，巨额坏帐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银行同业对中国消减 坏帐的能力深感望尘莫及，因为他们花了十几年也不过才将坏帐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已。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银行面对坏帐一筹莫展，不少人想 起中国金融系统巨额坏帐神奇消失的经历，开玩笑称“党支部空降华尔街”，必能拯救美国金融业。
我相信，中国银行系统现在又出现不少新的坏帐，但让它们消失并非难事，以前的老办法变通一下，再因时制宜地创造一些新招术。只是这次不象2006 年，那时外资打包买银行坏帐，是希望通过解析坏帐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经营情况，同时也为了炒高中国的银行股 谋利，等到合同期满，外资银行大都携带赚来的钱全身而退。今后很难再找到新的战略投资者，需要另想新招。
*中国近期内为何不会出现金融危机？*
近些年来，有史学研究者提出，明朝亡于财政危机。因此有人设想，只要号召中国百姓到银行挤兑，就能搞垮金融系统，催生政治危机。这想法缘于不了解中共如何管理金融。
首先，中国货币超发严重，民众对通胀的预期也高，但中国现在不太可能出现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后曾经历过的银行挤兑。因为中共现行经济体制与国民政府时期不一样，国民政府时期，私人资本与外资都可办银行，这些银行只能靠企业信用，而今天中国的银行是由国家信用在支撑：
1、据说央行掌握了将近30万亿的超额准备金，不怕挤兑。
2、就算超额准备金这一数字有夸大成分（这在中国是常事），中国也不可能发生挤兑之事，除了民众相信“银行是政府的，不会垮”之外，更重要的是， 各地政府绝对不会允许银行出现挤兑之事。海南发展银行早就在1998年6月破产，据海南省政府总结经验，海发行关闭的直接原因就是储户因为恐慌挤兑造成 的。自那之后，地方金融机构一遇破产，防止挤兑并由政府责成其他银行代偿这两大举措双管齐下，基本不会出现挤兑风潮。近期中国发生的“钱荒”，据央行行长 周小川表态称“市场基本上正确理解了央行“。因此，这轮“钱荒”被解读为央行在控制银行信贷与货币规模上的“实弹演习”。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信这一解释， 缘于对国家信用还保持很强的信心，有助于缓解“狼来了”的恐慌感。
其次，地方债务风险看来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实际最后都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融资平台也是中国独创的物事。概括而言，地方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的 利益捆绑关系体现为三重：一，平台是地方政府为融资而建立的企业平台，主要是由市属国有企业组成，在法律禁止地方政府从市场借贷的情况下，平台成为地方政 府的重要融资代理机构。二、地方政府与平台的钱袋完全相通。地方政府不但可以向平台出让土地，作为平台申请贷款的抵押品，而且还把卖地收入提供给平台作为 预期的营业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为其提供资本金，如注入预算收入、转让土地使用权和现有资产（如道路和桥梁）、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的收入，都 列入其中。三、地方政府为平台借贷提供显性担保，为了说明这种支持的合法性，地方政府往往把这些补贴纳入地方预算，并经当地人代会批准。
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缓解了地方财政赤字压力，避免了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增长。因此，地方融资平台深受地方政府喜爱。但这些平台凭借以土地为抵押 品来申请贷款的方式，把地方政府的钱袋与土地和房地产越发紧密地绑在一起，在房地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平台之幸最终会转化为中央之忧， 即金融风险。
但中国没有地方政府破产一说，中央政府也决不会让任何地方政府破产瘫痪，只会想办法消解地方政府的坏帐。这对中央政府来说轻车熟路：中国的银行大 都是国资银行，股份制 银行则由国资银行及大型国企持股，其信用就是国家信用。这等于说银行与地方政府本就是同父同母的两兄弟，由中央政府（父母）来做清理地方债务破产的法官， 可以挡住债权人（银行），以有序的方式，把风险用各种方式分摊下去，继续维持经济发展。这就是中国近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系统会与中国的政治状态一样，溃而不崩，与政权休戚与共。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由于最近的“钱荒”，中国是否面临金融危机成了热门话题。讨论集中于两个主题，行内讨论的是危机到底有多深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会不会爆发等；行外则关心金融危机会不会引发政治危机。本文讨论中国近期内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聚集中国金融危机并非空穴来风*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银行危机。担心中国可能出现金融危机有足够的理由，因为 与2008年的美国相比，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信贷和房价猛涨，各种金融衍生品增多（中国主要由影子银行经营这些金融衍生品），特别是6月20日，中国 的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飙升到25%。这一资金短缺现象与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非常相似。
6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宣称“操作系统升级”，其自动提款机系统停止运行。事情发生后有记者来电采访，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我的 答复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都存在。例如，大部分经济指标（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等）都表现不好；从几年前开始， 中小企业破产现象一直不断；失业率增加等。此外，中国还有美国没有的两大因素：一是人民币在国内不断贬值，只是它对美元的汇率变化小，而让普通人产生币值 稳定错觉；二是地方政府债务数量庞大。
从世界通例来看，任何国家出现以下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当中的一个，都很难应付。中国现在同时面临两个：一是地方政府、企业的债务危机，总债务规模 为120-128万亿左右，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其次是货币超发严重，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最近3年半里，中国的货 币供应量从60万亿上升到100万亿，增长了67%，结果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
尽管积累了这么多的危机因素，中国近期内不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与美国不同，金融运行靠的不全是商业信用，而是国家信用。
*国家信用是金融大船的压舱石*
中国同时面临债务与通胀双重压力，但依然能够应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金融完全由政府掌控，其商业信用与国家信用是连体婴儿，西方国家在面临金融危机时不能采用的手段，在中国，只要政府认为有必要，都可采用。
以中国金融系统处理坏帐为例，其手法世界独一无二。中国金融行业近15年已经两度遭遇坏帐危机，但都安然渡过。第一轮发生于1998年，其时中国 金融系统坏帐约为14,000多亿。于是中国政府想出高招，于1999年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中国长城、中国东方与中国信达），分别接收从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经过政府三番两次的“冲销”、“剥离”、“注资”， 到1999年就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2006年，中国银行系统坏帐高达3万亿，中国用同样 的方法处理过后，再吸引花旗、瑞银等十余家大外资银行做为“战略投资者”入股，然后包装上市，于是，巨额坏帐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银行同业对中国消减 坏帐的能力深感望尘莫及，因为他们花了十几年也不过才将坏帐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已。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银行面对坏帐一筹莫展，不少人想 起中国金融系统巨额坏帐神奇消失的经历，开玩笑称“党支部空降华尔街”，必能拯救美国金融业。
我相信，中国银行系统现在又出现不少新的坏帐，但让它们消失并非难事，以前的老办法变通一下，再因时制宜地创造一些新招术。只是这次不象2006 年，那时外资打包买银行坏帐，是希望通过解析坏帐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经营情况，同时也为了炒高中国的银行股 谋利，等到合同期满，外资银行大都携带赚来的钱全身而退。今后很难再找到新的战略投资者，需要另想新招。
*中国近期内为何不会出现金融危机？*
近些年来，有史学研究者提出，明朝亡于财政危机。因此有人设想，只要号召中国百姓到银行挤兑，就能搞垮金融系统，催生政治危机。这想法缘于不了解中共如何管理金融。
首先，中国货币超发严重，民众对通胀的预期也高，但中国现在不太可能出现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后曾经历过的银行挤兑。因为中共现行经济体制与国民政府时期不一样，国民政府时期，私人资本与外资都可办银行，这些银行只能靠企业信用，而今天中国的银行是由国家信用在支撑：
1、据说央行掌握了将近30万亿的超额准备金，不怕挤兑。
2、就算超额准备金这一数字有夸大成分（这在中国是常事），中国也不可能发生挤兑之事，除了民众相信“银行是政府的，不会垮”之外，更重要的是， 各地政府绝对不会允许银行出现挤兑之事。海南发展银行早就在1998年6月破产，据海南省政府总结经验，海发行关闭的直接原因就是储户因为恐慌挤兑造成 的。自那之后，地方金融机构一遇破产，防止挤兑并由政府责成其他银行代偿这两大举措双管齐下，基本不会出现挤兑风潮。近期中国发生的“钱荒”，据央行行长 周小川表态称“市场基本上正确理解了央行“。因此，这轮“钱荒”被解读为央行在控制银行信贷与货币规模上的“实弹演习”。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信这一解释， 缘于对国家信用还保持很强的信心，有助于缓解“狼来了”的恐慌感。
其次，地方债务风险看来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实际最后都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融资平台也是中国独创的物事。概括而言，地方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的 利益捆绑关系体现为三重：一，平台是地方政府为融资而建立的企业平台，主要是由市属国有企业组成，在法律禁止地方政府从市场借贷的情况下，平台成为地方政 府的重要融资代理机构。二、地方政府与平台的钱袋完全相通。地方政府不但可以向平台出让土地，作为平台申请贷款的抵押品，而且还把卖地收入提供给平台作为 预期的营业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为其提供资本金，如注入预算收入、转让土地使用权和现有资产（如道路和桥梁）、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的收入，都 列入其中。三、地方政府为平台借贷提供显性担保，为了说明这种支持的合法性，地方政府往往把这些补贴纳入地方预算，并经当地人代会批准。
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缓解了地方财政赤字压力，避免了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增长。因此，地方融资平台深受地方政府喜爱。但这些平台凭借以土地为抵押 品来申请贷款的方式，把地方政府的钱袋与土地和房地产越发紧密地绑在一起，在房地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平台之幸最终会转化为中央之忧， 即金融风险。
但中国没有地方政府破产一说，中央政府也决不会让任何地方政府破产瘫痪，只会想办法消解地方政府的坏帐。这对中央政府来说轻车熟路：中国的银行大 都是国资银行，股份制 银行则由国资银行及大型国企持股，其信用就是国家信用。这等于说银行与地方政府本就是同父同母的两兄弟，由中央政府（父母）来做清理地方债务破产的法官， 可以挡住债权人（银行），以有序的方式，把风险用各种方式分摊下去，继续维持经济发展。这就是中国近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系统会与中国的政治状态一样，溃而不崩，与政权休戚与共。
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
何清涟: 《人民论坛》调查摧毁了北京的制度自信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4月15日，《人民日报》麾下的《人民论坛》一项民意调查，虽然有如昙花一现，却彻底摧毁了北京的制度自信。
调查结果惊人，网页被关
《人民论坛》此次推出的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名为《“信心•信念•信仰”调查》，大约于4月15日推出。北京时间上午10时40分左右，有人在国内微博上发了条博文，说是该调查结果值得一看，我立刻登陆该网站察看，结果让我觉得好笑之极。
该项民意调查的内容共分四项：“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每个分项下有四个选择：A、完全赞同；B、赞同；C、不知道（不清楚）；D、不赞同。
我查阅的结果是：对以上四个选项投票最多的是“不赞同”，其次为“不知道（不清楚）”。以下是北京时间4月15日上午10时53分的调查结果（见截图1）：
信心•信念•信仰”调查_-_人民论坛网
对“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选择“不赞同”的高达73.45%；对“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0.91%；对“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2.56%；对“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选择“不赞同”的为79.94%。
这一结果出现在中共最高喉舌人民日报麾下的网站上，实在太匪夷所思，我立刻将链接发至推特：“请看看人民论坛这个调查，就知道党除了枪杆子之外一无所有，网民投下的大多数是‘不……’。 “信心•信念•信仰调查” http://www.rmlt.com.cn/vote/result110.html?… 习近平那‘三个自信’怎样看，也象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网友对调查结果甚感惊奇，认为这是小编一时疏忽，等其醒悟过来后大量“水军”介入或者小编在后台操作，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北京时间4月15日午间12时左右，有网友告知，说该项调查已经关闭投票功能，但还能看到投票结果。我于12：07分再次登陆做了截图，四个分项下的不赞同选择均有上升（见截图2）：
“信心.信念.信仰”调查人民论坛网问卷调查结果2
对“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选择“不赞同”的高达75.40%；对“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2.33%；对“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3.85%%；对“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选择不赞同的为81.32%。
至北京时间4月15日下午2时左右，《人民论坛》该项调查结果与投票网页全部关闭。微博上有关的内容也被删除。
丧失民意基础的“制度自信”
此项调查从出台到关闭，有几项值得琢磨之处：
从调查问卷的设计来看，预留了“不赞同”一项；在调查问卷推出后的半天时间内，并未出现后台操作修改投票结果，说明《人民论坛》在推出这项调查时比较自信，对出现“不赞同”的声音有一些准备，也准备容忍一些“不赞同”的声音，以此彰显调查的客观性。
但调查结果显然出于人民论坛的管理者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去修改网民投票的结果，早有网友预言在先，网管修改之举徒增笑柄，使丑闻再次出现放大效应。如果不修改，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让中南海那几位正在反复念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党与国家最高领导人”情何以堪？总不能“猪八戒败阵倒打一耙”，诬称是网友做弊整出来的结果。须知，网友们正被数以十万计的网络管理员严密看守着，在后台操作、修改投票结果这等把戏，技术上也只有人民论坛的网络管理员能够做到。
这次民意调查自信心满满开始，以惶惶遁去告终，充分说明，中国执政集团与为其服务的宣传系统，已经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治暴力系统。无论是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还是对中国的真实民意已经缺乏基本认知，甚至愚蠢地将自己营造出来的“民意”当作真实民意。
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共政府既排斥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也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民意观抛诸脑后。中国从上古时代的《尚书》开始，君王就有重视民意的习惯。比如，《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即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的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的百姓所听到的。春秋战国时期，则有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源于孔子，经荀子再至唐太宗的不断发挥而充实的“君民舟水论”，更是被北京当政者抛诸脑后。他们以为，只要有中宣部和教育部一起，钳制真话，制造谎言，就可以用谎言铸造民意，从而巩固其政治合法性。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最近在党刊《红旗文摘》上发表“统筹两个舆论场”，称“当下中国，客观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传播基调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这篇文章倒因为果，对政府倒行逆施、严重损害民众利益、官员大面积贪污腐败以自肥导致民怨郁结视而不见，反而将网络舆论对政府的批评看作是“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的原因。
中共领导人的选拔制度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制度。以枪杆子起家的王朝开创者是“马上治天下”，崇尚暴力；选拔接班人的标准是听话服从而非治国才干。观看胡温及中共现任高层的所作所为，我很怀疑这些中共领导人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祖宗与后代（透支生态环境）之外，是否能对得起他们的党。胡温执政十年显示的最高才干是暴力维稳与讲空话蒙骗民众，连国家领导人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为何都不甚清楚；习近平则有如清朝的嘉庆皇帝，在权力长跑中韬晦有术，避险有策。如今执政数月，除了不断地宣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决心之外，人们还看不到他具有何种引领中国走出泥潭的能力。
解决问题基于认识问题的能力与勇气。《人民论坛》这一调查反映了真实民意。如果习李两位不敢面对真实，却听从宣传部门的愚蠢献策，去统一那本来就小得可怜、还时时被删帖、关帐号的微博言论，将中国互联网办成袁克定版的《顺天时报》，只能说中共七常委正带领他们的党在倾覆之路上狂奔。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
4月15日，《人民日报》麾下的《人民论坛》一项民意调查，虽然有如昙花一现，却彻底摧毁了北京的制度自信。
调查结果惊人，网页被关
《人民论坛》此次推出的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名为《“信心•信念•信仰”调查》，大约于4月15日推出。北京时间上午10时40分左右，有人在国内微博上发了条博文，说是该调查结果值得一看，我立刻登陆该网站察看，结果让我觉得好笑之极。
该项民意调查的内容共分四项：“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每个分项下有四个选择：A、完全赞同；B、赞同；C、不知道（不清楚）；D、不赞同。
我查阅的结果是：对以上四个选项投票最多的是“不赞同”，其次为“不知道（不清楚）”。以下是北京时间4月15日上午10时53分的调查结果（见截图1）：
这一结果出现在中共最高喉舌人民日报麾下的网站上，实在太匪夷所思，我立刻将链接发至推特：“请看看人民论坛这个调查，就知道党除了枪杆子之外一无所有，网民投下的大多数是‘不……’。 “信心•信念•信仰调查” http://www.rmlt.com.cn/vote/result110.html?… 习近平那‘三个自信’怎样看，也象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网友对调查结果甚感惊奇，认为这是小编一时疏忽，等其醒悟过来后大量“水军”介入或者小编在后台操作，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北京时间4月15日午间12时左右，有网友告知，说该项调查已经关闭投票功能，但还能看到投票结果。我于12：07分再次登陆做了截图，四个分项下的不赞同选择均有上升（见截图2）：
至北京时间4月15日下午2时左右，《人民论坛》该项调查结果与投票网页全部关闭。微博上有关的内容也被删除。
丧失民意基础的“制度自信”
此项调查从出台到关闭，有几项值得琢磨之处：
从调查问卷的设计来看，预留了“不赞同”一项；在调查问卷推出后的半天时间内，并未出现后台操作修改投票结果，说明《人民论坛》在推出这项调查时比较自信，对出现“不赞同”的声音有一些准备，也准备容忍一些“不赞同”的声音，以此彰显调查的客观性。
但调查结果显然出于人民论坛的管理者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去修改网民投票的结果，早有网友预言在先，网管修改之举徒增笑柄，使丑闻再次出现放大效应。如果不修改，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让中南海那几位正在反复念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党与国家最高领导人”情何以堪？总不能“猪八戒败阵倒打一耙”，诬称是网友做弊整出来的结果。须知，网友们正被数以十万计的网络管理员严密看守着，在后台操作、修改投票结果这等把戏，技术上也只有人民论坛的网络管理员能够做到。
这次民意调查自信心满满开始，以惶惶遁去告终，充分说明，中国执政集团与为其服务的宣传系统，已经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治暴力系统。无论是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还是对中国的真实民意已经缺乏基本认知，甚至愚蠢地将自己营造出来的“民意”当作真实民意。
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共政府既排斥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也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民意观抛诸脑后。中国从上古时代的《尚书》开始，君王就有重视民意的习惯。比如，《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即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的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的百姓所听到的。春秋战国时期，则有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源于孔子，经荀子再至唐太宗的不断发挥而充实的“君民舟水论”，更是被北京当政者抛诸脑后。他们以为，只要有中宣部和教育部一起，钳制真话，制造谎言，就可以用谎言铸造民意，从而巩固其政治合法性。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最近在党刊《红旗文摘》上发表“统筹两个舆论场”，称“当下中国，客观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传播基调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这篇文章倒因为果，对政府倒行逆施、严重损害民众利益、官员大面积贪污腐败以自肥导致民怨郁结视而不见，反而将网络舆论对政府的批评看作是“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的原因。
中共领导人的选拔制度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制度。以枪杆子起家的王朝开创者是“马上治天下”，崇尚暴力；选拔接班人的标准是听话服从而非治国才干。观看胡温及中共现任高层的所作所为，我很怀疑这些中共领导人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祖宗与后代（透支生态环境）之外，是否能对得起他们的党。胡温执政十年显示的最高才干是暴力维稳与讲空话蒙骗民众，连国家领导人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为何都不甚清楚；习近平则有如清朝的嘉庆皇帝，在权力长跑中韬晦有术，避险有策。如今执政数月，除了不断地宣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决心之外，人们还看不到他具有何种引领中国走出泥潭的能力。
解决问题基于认识问题的能力与勇气。《人民论坛》这一调查反映了真实民意。如果习李两位不敢面对真实，却听从宣传部门的愚蠢献策，去统一那本来就小得可怜、还时时被删帖、关帐号的微博言论，将中国互联网办成袁克定版的《顺天时报》，只能说中共七常委正带领他们的党在倾覆之路上狂奔。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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