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光说,在他辗转拿到当年湘西地方政府在曾成杰非法集资诈骗案尚未正式立案,就将三馆公司贱价变卖的一份内部资产评估表格时,他感到这个案子还有希望。但作为案件当事人的曾成杰却说出了一句令他意想不到的话:“王律师,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不行了,后面有很强大的力量在操控,即便你能为我争取到死缓,他们也要弄死我。”
曾成杰被执行死刑的“悄无声息”,成为一个由头,使曾成杰身负的非法集资诈骗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在司法公正被不断提及的今天,公众对于这桩已经众所周知的死刑案,已经从人文关怀的讨论层面,上升到了对案件中诸多疑点的讨论。
最后一面
据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回忆,最后一次见到曾成杰,是在今年5月27日,因为找到了自认为对曾成杰比较有利的新证据,王少光一边与最高法院负责此案的康瑛法官联系,一边来到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曾成杰。
看守所里的曾成杰,似乎已经对自己的案子不抱希望。王少光说,在他辗转拿到当年湘西地方政府在曾成杰非法集资诈骗案尚未正式立案,就将三馆公司贱价变卖的一份内部资产评估表格时,他感到这个案子还有希望。但作为案件当事人的曾成杰却说出了一句令他意想不到的话:“王律师,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不行了,后面有很强大的力量在操控,即便你能为我争取到死缓,他们也要弄死我。”
至于所谓的“他们”究竟是谁,强大的幕后黑手来自何方,曾成杰并没有指明,但律师也透露,确实有湘西政府领导曾在内部会议中说过:“不判曾成杰死刑,湘西打击非法集资就没有成功”这样的话。
“见了他之后,我心里也很沉重。由于之前刚刚闹出了他在看守所中打警察的事情,那天见到他时,看到在他身上原本的手铐脚镣中间,还加了一段只有50厘米长的铁链,让他连腰都直不起来。”王少光说,自己也曾问过曾成杰,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还闹事打人,曾成杰告诉他,当时那个警察有意激怒他,他们随后发生了争执,但他没动手。后来看守所方要他针对此次“恶性事件”写检查,必须承认打人了,一开始曾成杰死活不干,还因此被看守所上了大铐(一种刑罚,将人四肢吊起,身体悬空),不堪重刑折磨,曾成杰最终写下了书面检查,承认殴打警察一事属实。
“曾成杰后来告诉我,说他可能中了圈套。管教干部拿到他的检查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信不信,这就是给你执行死刑的凭证,凭这个我们就能弄死你。以前也有人像你一样,死刑很快就核准执行了。”一声叹息之后,王少光表示,作为一名律师,自己知道什么事情都要讲证据,无奈现在这些事情都已死无对证。
风光厚葬
7月17日,在曾成杰被执行死刑5天后,新邵县平静的小村子里响起了震天的炮仗声音,弥漫在空气里的硫黄味连同现代交响乐队的吹打声一起,沿着曾成杰生前为村里修建的直通镇里的“成杰路”飘散到很远。同一般的死刑犯不同,在领回了父亲的骨灰后,曾氏兄妹在大伯的经济支援下,请来了四里八乡的远亲近邻,及各路媒体,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山路上通往曾成杰旧宅的每一处转角,均在显着处竖起了一块标有“曾成杰故居”的木牌,曾成杰的女儿曾珊告诉记者,这是怕有些来参加葬礼的人找不到。村口,一座巨大的红色充气拱门赫然眼前,脚下通往旧宅的路也被铺上了红地毯,使记者有一瞬间的错觉,以为这里是在办一场某酒店的开业仪式。再定睛一看,大红拱门上贴着几个黑白大字:“沉痛悼念曾公维亮遇害早逝”,王少光告诉《新民周刊》,曾维亮是曾成杰族谱中的名字。除此之外,一些为曾成杰喊冤的条幅,在路上拉得比比皆是,如:“资产大于债务,被判死刑,怪哉!”曾家小院的院墙上,叠满了花圈。
不出记者所料,葬礼中的悼念环节,俨然已经变成了替曾成杰翻案的誓师大会。先有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曾成杰一生慷慨仗义的为人高度赞扬,又有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上前发言,陈诉了曾案中一些他看来存在问题的细节,最后曾成杰的儿子曾贤当众表示,要继续追查真相,为父昭雪。王少光后来告诉记者,曾成杰为人耿直讲义气,以前做企业家的时候,先为村里修了路,又建了希望小学,乡里乡亲谁家有困难也经常慷慨相助,因此,虽然除自己之外,今天葬礼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曾案原委,但他们还是对曾成杰被冤死一事坚信不移。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曾成杰被执行死刑没有事先告知家属,实在有些蹊跷,也让人们在主观上更倾向于相信曾案另有隐情。
层层疑团
在王少光看来,曾成杰案中最大质疑点,莫过于对其资产、债务的核算。王少光指出:在曾成杰任总裁期间,三馆集团融资本金7.1亿元(融资本金8.2亿元扣除1.1亿元客户奖励),而三馆集团仅直接投资成本就达7.7亿元(不包括房屋销售、租赁、管理费、税收和1.1亿元的客户奖励等等),大于融资本金0.6亿元。湖南高院二审判决不管融资款的实际用途,将融资本金全额的8.2亿元都认定为集资诈骗。而根据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用于合法经营的部分不属于诈骗。这是王少光在曾成杰二审被维持原判死刑后,找到的最重要证据。而在该案二审判决后,曾珊也在微博中提出:当地政府违反法定程序将三馆公司当时(经资产评估和清产核资)价值23.8亿元(现在价值超过40亿元)的资产,低价变卖给自己的独资公司,并以其低价变卖的结果认定三馆公司资不抵债。
另外,在王少光向记者出示的二审判决书91页扫描件中,记者看到,专案组的《答复函》中写道:三馆未归还的本金为12.5亿元。扣除已经支付的利息9.4亿元和客户奖励1.1亿元后,实际仅为2.02亿元。王少光表示:“对于三馆当时23.8亿元的资产来讲,仅仅为十分之一。这充分证明,当时的三馆公司,对其集资的债务,不仅具有归还能力,而且还处于盈利状态。这样的企业被当地政府抢占,并判处企业总裁死刑,说明了什么?”
依旧是在专案组《答复函》中,记者看到,三馆公司未归还本金的实际数额为12.5亿元,这与之前司法机关会计鉴定的数额17.7亿元,有着5.18亿元的巨大差距。“为什么最高法的最终判决无视了这5.18亿元的误差?”王少光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回答自己的。
根据《刑法》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才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湖南高院在判决曾案时,认为的特别重大损失:一是6.2亿元的经济损失,二是堵铁路、围堵州政府这两个群体事件,三是吴安英自焚事件。
王少光告诉记者,三馆公司的未归还融资本金只有2.02亿元,三馆资产23.8亿元(现值超过40亿元),怎么可能给融资群众造成经济损失?6.2亿这个数字只是对三馆借贷总和的统计,并未减去已经归还的部分。至于吉首群众堵铁路事件,始作俑者是另一家叫做福大公司的融资公司与融资群众冲突引起的,根本不关曾成杰三馆公司的事。而关于围堵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政府的事情,就更是与曾成杰不搭边了,那是当时的州长的汽车,将一个在政府门前的老妇拖行了200米所触发的。
“在吉首,这是两个众所周知的公众事件,二审判决却强加在三馆公司头上。对于吴安英自焚一事,后来吴安英在笔录上已经讲得十分清楚,自焚是对地方政府不满,并非因为三馆公司。吴安英当时在三馆公司的融资,除去她已经得到的利息后,没拿到手的只有8800元,而在其他公司,她未拿到手的融资款高达12万元。如果真的是因为拿不到钱而自焚,这笔账也算不到三馆头上,可二审判决却也认定三馆公司造成了吴安英的自焚。”连律师王少光也想不明白,湘西地区那么多人在搞集资,比曾成杰搞得早、借得多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只判了曾成杰一人死刑。
根据王少光提供的联系人电话,记者了解到,曾成杰葬礼当天,一些曾经参与了三馆公司集资的吉首人民群众,自发组织了一支悼念曾成杰的队伍,希望来到新邵县参加葬礼,但在吉首汽车站被当地政府拦截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首群众告诉记者,大多数参与三馆集资的人,还是很怀念曾成杰时代。2008年以前,吉首很多企业都在集资,因为三馆公司的经营项目最好,回报最及时,他们才选择了三馆。现在,三馆被变卖,曾成杰已死,他们的本金接手单位只按照50%归还,更不用说利息。
资本原罪
有人说,曾成杰的悲剧,正是当下许多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从借着政府各种政策的“东风”、“西风”辛勤创业,到一朝突然跌入谷底,如过山车一样的命运背后,是一只看不见的翻云覆雨手。
以出生于1958年的曾成杰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刚开始做小包工头的他在当时政策和政府的鼓励下,尝到了政策的甜头。1996至1997年间,与开发较为完善的邵阳相比,曾成杰将自己的事业转到了更为落后有待开发的吉首,其想法类似于今天提出的“蓝海战略”。
凭着自己仗义的性格,曾成杰在当地建立起了部分人脉,从开始做一些小建筑发展到后来承包了军分区武装部的改建项目。而当时的三馆项目旧址,离军分区武装部只有一墙之隔,曾成杰就是在那时萌生了拿下三馆地区开发权的想法。这一想法最终在2003年,当地政府决定将三馆地区改建成商业城区,建设商业店铺时得偿所愿。
按照曾成杰交给政府的计划案,三馆工程共分3期完成,一期开发8万平方米的商业地产,2期16万平方米,三期可能涉及将原有的军分区搬迁,在军分区原址上再建。截止到2008年10月,曾成杰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被捕时,三馆工程一期已经竣工开售,二期的商用楼已建到第四层。当然,这些工程款项有一部分来自其在吉首当地的民间集资,非法集资诈骗的罪名正是祸起于此。
非法集资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行为实质所在。王少光告诉《新民周刊》,批准集资的权力在银监会,但事实上,银监会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民间的集资行为。也就是说,在湘西地区从1998年到2008年长达十年间由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公开、大规模的民间融资行为,严格来讲从来都是不合法的。
“之所以这种不合法的行为会在湘西政府的鼓励下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于湘西偏远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经济条件所导致。改革开放以后,湘西被确定为少数民族改革实验区,然而改革是需要资金的,贫弱的地方财政无力支持改革的各个项目建设,企业只能求助于银行贷款,但各家银行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湘西国有、集体企业破产给各家银行造成了大量的呆账、死账)对其采取了严格的贷款限制措施。在这种无钱可贷的窘境下,州市二级政府便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民间融资的政策。”王少光告诉记者,2008年3月后,湘西政府由于领导换届,对民间融资的态度也开始有了180度大转弯,从“爱得要死”转为“恨得要命”,从而引爆了民间融资风暴。
2008年3月23日,何泽中上任州委书记。此前四个月,他从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调任州委副书记,专门对湘西州的民间集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何泽中上任州委书记后,延续了近十年的“提倡民间融资”,一夜之间在政府工作报告与政府计划草案报告中悄然消失。
“2008年6月,州委、州政府在党政机关内部下发严禁公务员参与融资的文件,这被公务员们视为最后通牒和真正整治高息集资的信号,参与集资的公务员纷纷想各种办法撤离资金。”王少光告诉记者,受到公务员撤资的影响,很多群众也开始要求撤出资金,不到半个月内,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一些融资企业被取走资金至少达10亿元,大多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就算是国有银行,遇到这种短时间内储户大规模提出存款的情况也受不了,何况是这些民营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于是上演了2008年10月2日,包括曾成杰在内的20多名企业老板,被湖南省工作组叫去开会随后被扣押的一幕。”
在王少光看来,湘西政府当时对民间融资的突击打压,实际上就是在排挤政治异己,很多企业家被扣押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放了出来,但曾成杰被认为是和前州长关系甚密,因此他的事情一直没解决。“说到底,一直到现在,包括吉首在内的湘西广大地区,还在搞民间集资。前段时间我接到吉首群众举报,说曾成杰的三馆公司被政府变卖后,新接手的领导也在继续集资。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谁在做。”
来源:新民周刊
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7月28日星期日
2013年7月17日星期三
曾成杰被处死刑的真正原因曝光!
【泛华网2013年07月17日讯】时寒冰微博透露曾成杰被处死刑的真正原因是杀人灭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死前不让曾成杰与亲属见面。时寒冰一语点出了事情的本质——重大集资案中的民企老板一般都会被判处死刑!道理很简单,大的集资案都不单纯,都有成群官员涉入其中,人一死,秘密也就消失了,不仅那些涉案并敛取巨额财富的权贵们的罪行被遮掩,连被处死者的财产也往往迅即被瓜分一空。
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被“秘密处死”的曾成杰遗嘱曝光
曾成杰12日上午被“秘密处死”。注射死亡,家属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甚至连正式通知也没有!据称是曾成杰的遗嘱被曝光,遗嘱中披露了该案的详细经过。
曾成杰遗书全文
喜崽、珊宝宝:我心爱的好孩子!爸爸的身体已快不行了,因为在看守所呆了四年半了,缺少营养、缺少活动、缺少锻炼,加之一直戴着脚镣手铐,监房狭窄,怎么活动,如何锻炼?特别是头两年被秘密羁押在怀化沅陵县看守所、长沙望城县看守所(共转移了五个羁押场所)时,连爸的名字都换了,所以你们无法知道爸关押在何处,当时你妈妈羁押在宁乡县看守所,你姐夫被羁押在泸溪县看守所,你姐姐被羁押在长沙县看守所。我也不知他们是如何度过来的。
孩儿:爸爸很可能等不及法院的公正判决那一天了!若万一惨死在监牢里,你们也不用过于悲哀!因为我或者比死还难受!法律啊,显得多么公平公正啊!诉讼期限审判规定一个半月内审结,可是爸妈的案子一审法院开庭后,等了一年多才宣判!这是为什么?这是权大于法,领导干预,导致司法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你们想想看,湖南省成立的10.2专案组——省政府委派李江书记当组长。他当时是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可想而知其权威多大(现在已退居二线)。
1、 一场触目惊心的抓捕过程。
2008年10月2日的晚上,吉首市政府召开22家民营企业老总、副总会议,爸参加了,还有公司管财务的宋总也去了。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评估资产”,市政府从长沙及外地其他城市请来了22家资产评估公司,也参加了会议,还有市人大主人、市政协主席等相关主要领导也到席了会议,共有近百人出席。主席台上由湘西州胡章胜副州长、吉首市政府宋清宏市长、李卫国常务副市长三人主持会议。会议进行至晚上九点钟时,突然冲进来四五十名特警,他们手端冲锋枪、头戴钢盔把整个会场全部包围了,齐声下令“不许动!双手抱头,把身上口袋里的所有物品和手机、提包等全部摆到会议桌上。“(包括评估人员和政府官员都不例外)此时,主席台上的胡副州长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警察?是谁带队?”接着一个穿便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可能是按照会议签到单上的名单)走上台就宣读执行命令。他说他是省公安厅胡处长,受省政府10.2专案组的委派将下列人员监视居住。此时全场几十名警察包括那位自称胡处长的人均无一人对主席台上的人说一句话。名单宣布完毕后,警察命令这些老总们双手靠背用塑料扣手铐锁住两个大拇指,且解下皮带捆住双手(当时哎呦2个女士说她们是来搞评估的,怎么也拷了)后,立即押往楼下的几台中巴车上,押往一个什么学校集中关押,几天后统一转往戒毒所分别羁押。那时把我们各公司的高中层领导包括家属全部抓来了,共有几百人。
十几天后那个胡处长又来了,将22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安排到会议室开会,主要听取各公司的意见。会上个个纷纷举手发言,均表示只要不关押,愿接收政府监管监督,都可自行化解风险,限期归还融资款没有问题。处长听后说:“你们都能归还?好事好事,先进去吧。又过了几天,省政府徐宪平副省长与李江书记到戒毒所来视察慰问,当走到我的监室门口时,我说:“徐省长,李书记,你们专案组还说依法整治湘西非法集资案,为企业排忧解难,帮企业挽回损失,怎么还天天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关押在这里,我们这几百人当中还有好多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呢!”接着李江书记问我:“你是哪个公司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三馆公司的,我叫曾成杰!”李厅长又问:“你公司的账目账本都在吗?”我答:“我们三馆公司的账目都在,很齐全,办案人员说都抄家了,都将账本财务资料运到这专案组清查来了。”我还说:“我公司的所有支出都是我一支笔签字审批的,我可保证我公司的融资款全部对账,如果查出有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徐副省长站在旁边一直没做声,但在认真听,李书记听我说完后答复:“账目都在就好办,不会太久的。”
后来于08年11月11日我们分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改为刑事拘留,22个公司每个公司有十人左右,由专案组指令22个地市公检法办案,并分别由各办案人员自行安排羁押场所。当时我们有五六家公司的老板签完刑拘证后,戴上黑布面纱罩着头,由武警押送至怀化市沅陵县看守所,至逮捕前我一直很支持配合办案人员工作的,即接收讯问笔录,又自行书写供述材料。可是,逮捕时改变了定性,以犯“集资诈骗罪”下的逮捕令。我顿感气愤,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名。批捕以后,又把我与你姐分别押往长沙县看守所、望城县看守所。并要求所有值班干部把我名字改了,并交代所长:“重点对象,严格看管。”头两年,因改名换姓,秘密关押,外界无人知晓,无人送钱送物,我们一家人(爸爸、妈妈、姐姐、姐夫)那段时期不知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
在望城看守所时,我给李江书记写了一封“汇报信”——68页纸的长信,交给办案人员转交他,但至今没有回复意见。办案人员都是长沙市的,起诉书副本下达后,又把我转到现在这个长沙市第二看守所。你姐与妈也从县看转到市看,便于开庭提人方便。孩子,爸爸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常在心中自嘲:家里邵阳老家有栋三层楼房500多平米,吉首有栋四层楼房600余平米,长沙复式楼接近200平米均是在项目融资之前修的,现在一直空了4年半无人居住,全空着的。你们俩兄妹住在吉首另一套新建的复式楼,二爸爸、妈妈、姐姐住在两个看守所也像一个大四合院式的“别墅”!真是天公不作美啊!
2、 非法处置资产有蹊跷!
特别气愤的是,苦心经营的吉首商贸大世界项目24万多平米,地处吉首市区最繁华地带,底层商铺价没平方三万多元;邵阳新建的五星级大酒店30层,占地55亩,建筑面积七万多平方米,当时只差两个月就营业了;贵州矿山方圆十公里的采矿权和厂房设备以及东北冶炼厂等项目,当时评估价值23.8亿元,却在爸被关押之后不到三个月就非法秘密处置了。爸是08年10月2日被无辜关押的,资产处置是09年1月6日,上述资产全部低价或无价转让给了别的企业。爸从不清楚是多少钱处置的。孩子呀,你们要多学法律呀!爸爸、妈妈、姐姐、姐夫被关押后,爸是08年12月18日被逮捕的;妈是09年1月17日被逮捕的;你姐姐是08年12月18日被逮捕的;公司还有些高管人员也大都在08年12月18日至09年1月17日之间被逮捕。可是处理资产日期是09年1月6日,那个时候,爸爸姐姐才被逮捕18天,其他高管人员至1月17日才逮捕,而提前了11天就把三馆公司的资产秘密处置了。而一审二审法院开庭,公诉人也没有明确告诉我资产被处置了。
法律规定(刑诉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受处置资产也应该在生效判决以后才能执行。可鄙的是当晚在市政府常务会议室开会时就有20多家评估公司分别到各企业评估,被抓这22家企业老总法人代表都个个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评估,后来评估完到各看守所找各位老总核对签字。唯独我们三馆公司没有委托,没有找我核对签字。当时,爸就觉得其中有蹊跷。因为我们公司原已评估作价23.8亿,就算再缩水也有10多个亿吧,而公司总共只欠6.2个亿融资欠款,公司又未欠银行一分钱。所以,评估价出来远远大于6.2个亿的双倍,找我签字就无法无理由拍卖资产了。如此之大的利润空间难道诱惑力不大嘛?难道某些腐败贪官不绞尽脑汁、铤而走险吗?
省政府成立的22个工作组于09年基本都撤退了,唯独派驻我们三馆公司的政府工作组至今尚未撤销。其原因是被非法处置的资产变现后,只给老百姓50.1%的兑付,而这50.1%还要扣除民众已领取的利息。那么,按6.2亿计算,乘以50.1%不扣利息也只需付出3.2亿左右,何况市政府《通告》规定追回利息可冲抵本金。
如果政府追回8个亿的利息,用于冲抵6.2个亿的本金,相反还结余1.8个亿;如果资产暗箱操作卖了23.8个亿,仅只付出(哪怕不扣利息)3.2个亿,这其中应有20多个亿的结余(包括追回的利息)。因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都知道我们三馆公司是优良资产,完全具有双倍归还融资债务的能力。然后,那些腐败官员,获得那么多利益后,反而要让老百姓的49%融资本金扣除,迫使破产处理,群众又敢怒不敢言,告状无门,许多客户纠纷本可上法院起诉,按民事纠纷处理的,却有贪官给法院打招呼,一律不准受理;所得利息不退一律关押判刑;想上网倾诉,宣传部专派人删除;想上访进不去……
孩子啊!你们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能撤嘛?所以,这4年半时间,省政府派驻三馆公司的专案组人员至今还在发工资。直至你爸的案子执行枪决以后,专案组人员也许才敢撤退。老百姓如果知道这个真相,知道三馆公司有23.8个亿的资产在违反法律程序没找我评估签字的情况下,就被秘密处置了,有能力归还而没让我们归还,反而惨遭49%的损失,有3个亿的本金都没退给老百姓。我一直很心痛,心如刀割啊!
这些贪官心太狠了,如此对待我们一家——三口人关押至今,又将我判死刑,还要没收全部财产,我都不在乎,不计较,但,处理了我23.8亿资产后连6.2亿的本金都不退给老百姓,难道老百姓会甘心?会就此罢休吗?
孩子啊!今后你们要时刻关注资产的去向问题,一定要追一部分回来,先把专案组扣下老百姓的另一半本金补请给他们,这可是他们祖祖辈辈的血汗钱啊!千万莫让老百姓吃亏!
孩子:爸已了解非法处置我们公司资产的罪魁祸首就是原吉首市市长宋清宏勾结湘西州政府副州长彭武长两人所为。湘西州。吉首市两级政府以及三馆项目指挥部成员等大小领导(除了宋清宏、彭武长两位贪官外)都是好干部、好官员。那么宋清宏市长、彭武长副州长为什么要把我们一家人(幸好当时你在部队参军,妹在北京读书,否则也难幸免)关押,以及公司高中层共20多人都关押起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以政府名义赶快把公司资产卖了呢?
原因是哪个时候的评估报告出来了,据说是10个亿左右(实际是23.8亿,是爸与工作组08年10月评估的),而三馆公司欠融资款只6.2个亿,所以凭单方面的评估资产大于负债几个亿,才不好拿出评估报告送我签字核对。其他21个企业资产全部交老板核对后当场签字认可。不找爸签字明显就说明资产大于债务,就不能判刑,不能处置资产。因此,宋清宏他是市长,为了达到个人牟利目的才暗中勾结副州长私下结盟,铤而走险赌一把。资产处置后,隐瞒评估报告的重要证据,并向公检法和专案组汇报假情况,捏造了不少“事实”迫害我,并导致李江书记都轻信谣言,真假难分了。要不然李书记不会在会议上说:“曾成杰判死刑,就不要向我汇报了,其他人判死刑的说来听听。”
因此,孩子啊!怪人要知理,你也不能错怪李江书记了,从他两次谈话中分析,他本无恶意。例如第一次就是前面所说的在关押我不久到戒毒所我监室门口说的那一番话:“账目都在好办,不会太久的。”另一次是10.2专案组刚成立之前,08年9月上旬,徐副省长,李江书记到我们三馆工地视察时说:“这个项目不错啊,人气旺地段好啊!”还说:“湘西这些非法集资企业老板还好,一个都没泡,不像沿海地区老板把钱拿到澳门、香港去赌博、挥霍!”
这些话是当天政府指挥部负责人接到通知;“徐副省长与李江书记要到三馆项目现场来视察,要我准备做个简短汇报。最后,我等到下班以后他们还没来,我便打电话问:“怎么李书记他们还没来?”指挥长说:“李书记、徐省长他们来过了,他们没提起要见开发商,我就没叫你了。”我问:“李书记,徐省长他们俩讲什么没?”他就说了上述这些话:“三馆这个项目不错,人气旺,黄金码头。”……
所以李江书记本意并无坏心。后只因徐宪平副省长调到国家发改委去了,只有李书记一个人任组长,他事务众多,认为吉首市市长和副州长都汇报说三馆公司和曾成杰如何如何,他就轻信了。主要李书记没时间看我写给他的那封68页长信,我一再要求专案组在处理湘西非法集资案件中,对能够有能力归还的好企业不能搞一刀切。事先我又将工作组配合我公司做出的“自行化解风险,平稳着陆,分期还清本金”以及23.8亿的资产估价表等方案加印了30多份派陈喜深和司机在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送到州委常委会议室。那晚州市两级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在专门研究如何妥善处置湘西非法集资事项,我们的方案给参会领导每人发了一份。但没过几天,就在会上把爸抓起来了。
被抓的那天晚上,我和你妈一直守在工地上,正开车去接财务老总时,我说老婆,我实在太饿了,下车帮买碗盒饭吃。结果你妈下车买了一盒三块钱的炒粉,看我吃的很香,宋总又还没下楼(宋总住在州法院,买炒粉就在州检察院小街道上),你妈说:“分店给我吃,我一个人回去懒得做饭了,七八点钟了。”于是爸又分了一半给妈吃。
孩子啊!如果爸等不及讨回公道的那一天,含冤而死,爸将死不瞑目!一个人们声称的亿万富翁,谁又了解到我们企业家创业的艰辛!那半盒炒粉就是爸人生自由最后一天的最后晚餐!那晚开会接宋总的那台车也是借的工地项目经理陈胜录的新奥迪车。这台车停在市政府,我关押后等了一年多才想起将车钥匙交办案人员退给项目经理。一个亿万富翁自己连车都舍不得买一台,(原爸没收了你姐姐买的一台奔驰越野车,因在出事前两个月出车祸把车碰报废了,保险公司赔了70万,都用于抵付利息去了。所以后面一直没买车)这就是爸艰苦朴素的作风。
爸被抓后,妈一个人在家不安心,就到广州部队来看望儿子,被公安监听电话,又来到广东,(也就是看望儿子离开后)把你妈也抓起来了。她身上总共搜出了二万块钱,却社会谣传你妈带了几千万准备逃出国,在广东抓回归案。儿啊!谣言多么可怕啊! 爸的公司抄家包括爸的办公室,我们家几处私人住房全部抄家,在庭上说拖了三卡车到专案组,有公司与个人的所有财务资料及各种物品。三卡车但一张扣押清单都没有,造成我们打官司举证困难,至今专案组没撤销,所有书证财务账单都尚未退回,要是有些重要证据毁灭了怎么办?
例如判决书上讲你妈私购房产三处,而事实上这三处房产都是公司办证人员为了办证方便和公司贷款抵押而为,但她本人都不知道。你妈在公司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桌,没有经办一笔融资款,也被判了五年半冤刑。要是抄家抄去的证据不毁灭,只要把妈名下的房产证、门面钥匙以及卷闸门都进行技术鉴定,如果这三样都没有爸妈或姐姐姐夫的指纹,应该就可以说得清楚吧!
判决书讲转移资产2.6个多亿,那都是我们总公司下层各分公司的项目,都是在营业执照经营的范围内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公司财务账面上都有反映,会议纪要宣传资料等都是三馆总部的财产,岂能认定转移资产呢?孩子,爸明确告诉你们,爸妈姐的事件及其三馆公司,除了融资定性外,其余没有任何问题!具体我的辩护理由,找王律师查看。爸在这里四年半时间了,前前后后自行书写了上千页纸的无罪辩解理由,要是李江书记当时能把我写给他的信能看完,能从网上查看几位律师的辩护词以及高铭暄、陈兴良等九位法学泰斗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而决不会轻信市长宋清宏等人的假汇报。
儿子啊:去年最高法院法官提审讯问爸时,大法官问道:“你是在哪里被抓的?”我答:“是在吉首市政府常务会议室,晚上开会在会上被抓的。”又问:“是谁通知你去开会的?”我答:“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通知的。”实际上后来我回忆,应该=是指挥部龚书记通知我的。但爸从大法官的这段问话中,他虽没透露什么,但爸可听出弦外之音:应该是省高院等领导或专案组派人到最高院汇报假情况说爸妈是携款潜逃到国外被遣送回国的。所以大法官才问的那么详细。所以可想而知某些官员千方百计捏造事实陷害爸爸,并把09年吴安英自焚事件,以及08年9月5日的9.25群体事件都归罪于爸爸头上。不过,爸已把事实真相一一地向最高院大法官汇报清楚了。
最后法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尽快依法改判,在民间融资的新法律没出台之前我愿意接受按刑法176条从轻判处;要求把资产重新评估并追回,首先用于归还老百姓的钱,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我不要求国家赔偿损失,但要求兑清老百姓的钱以后,多余的钱退给我们公司。最后爸还要求如果要发回重审请把案件委托给浙江省高级法院审查,因为媒体上评论浙江吴英案跟爸是同类型,而且又是在前一天同时判死刑的,但爸认为浙江高院齐奇院长的讲话很符合现实,齐院长的原话:“是不是属于集资诈骗,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关键在于有没有实施诈骗而不是看形式上也是这个行为。也就是筹集来的钱有没有用于生产经营,还是用来挥霍。如果只是用于经营的摊子铺得太大,支付利息又高,再碰到金融危机,资金链断了,还不出来,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叫经营亏损,法律上的出路依法破产,实行企业重组或者破产清算,而绝不是集资诈骗犯罪。”
结合爸的案子,爸的公司完全具有双倍偿还债务的能力,可是宋清宏这位霸道的市长,把我们一家四人和公司20多位高中层管理人员关押后不到三个月的时日,就非法处置了资产。所以导致本案至今难以结案。不过,望孩儿放心,最高院那两位法官最后说了一句话,大法官说:“发回重审到浙江高院去审,几乎不可能,不过请相信我们最高院办案公平公正的,我们会慎之又慎的。”
因此,请孩儿们要相信,当今社会好人还占大多数,大清官还是有不少,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习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央常委当选登台后,及时制订《八条法律规定》,其中就有惩治腐败官员,司法独立,也就是以后办案,法院可以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些规定,爸深感下达得及时,爸相信只要大领导和掌握事实真相的广大群众了解真相后,应该会同情我们一家子以及湘西人民其他公司收到遭遇的企业与民众等无辜者。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会公平公正的,相信习主席、李总理会议制订的《八条纪律规定》会落到实处的。相信省委周强书记调任最高院当院长以后,周强院长了解真相后,不久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但千万不能相信宋清宏市长那些贪官污吏!
孩子为什么不能相信市长宋清宏,其原因是我们双方发生过争吵。他怀恨在心,借机报复。事情是这样:2008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爸爸为了给融资老百姓兑付融资款,便通知公司各部门经理开会,议题是根据吉首市政府2008年下达的4号《通告》精神:非法集资企业经工作组清查清算,对有能力归还的企业,可以及时归还集资本金;有能力归还但咱不能归还的企业,可与债权人协商,采取分期规划;对没有能力归还债务的企业,采取破产清算。我们公司属于2类有能力归还但暂不能归还的企业,可与债权人协商采取分期归还本金,按照公司上级政府的“自行化解风险,平稳着陆,分期还请本金的方案”与客户签订“自行化解风险,分期归还本金的协议”,并研究拿出一部分房产抵偿债务。
最后会议形成一致意见:一、由各部门经理分6个组,,每组3个人,分6个窗口签约,把原来所有单据合同收回来,重新签约。计划一周内完成;二、拿出“现代城”房产以抵债形式,客户愿抵者,签完协议以后,可以抵偿债务,这栋房产总价值约2亿元以上。可抵掉融资总欠款6.2亿的三分之二。 散会后,可能有人把会议内容外传了,被宋市长知道了,便通知我立即到市政府常务会议时开会(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进入会议室时,只见里面有六七个人,由宋市长主持,但我觉得奇怪,今晚这个会怎么只通知我一个人来开会?而且还把市公安局长请来了,什么意思?
我刚坐下时,宋市长说:“曾成杰,你老实交代,今晚你召开了一个什么会?”我答:“今晚我们公司研究如何尽快还清老百姓的钱,尽快与老百姓重新签订”自行化解风险、分期还款”的协议。”宋吼道:“是谁同意你签的,请示我了吗?”我说:“你们政府4号《通告》规定,我们企业需与客户协议一致,可分期还本,老百姓愿意放弃利息都没关系,我们已经签了100多份了,市委叶书记、清算工作组、工程指挥部等领导都知道。”宋又吼道:“你请示我了吗?”我答道:“今天下午叶书记专派工作组唐部长、部主任、龚书记三人找我商量此事,已经商量好的事,你莫发脾气咯,有话好好说。”宋大吼:“曾成杰,你一个外地老板,不守规矩,没来请示我就与客户签合同,用房产抵债,我问你,我同意了吗?把我没放在眼里。”我说:“宋市长,你莫发气,我们这些企业家,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实在不容易!”宋将桌子一拍,大吼:“什么鬼企业家,拿集资款挥霍,给我们惹这么大的祸。”此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心想我并没做错什么,于是,我也拍了下桌子说:“什么狗市长,吸人民血汗的市长,当官要为民做主,我唯独错在没与你烧高香,是吗?”
于是双方争吵了一个多小时,其他几位参会领导轮流劝我少说几句,让市长骂几句没关系。我说:“我没做错什么,我开会是要求尽快想办法把老百姓的钱还清,尽快重新签订分期还款协议,而且这个协议书是政府工作组、政府指挥部都审查了,老百姓又愿意接受,叶书记也知道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轮番劝我:“不管怎样,他是市长,你外地来的,求财不求祸嘛,忍一忍,消消气。”我说:“我欠债还钱,这是硬道理,讲到哪里去我不怕,哪有这么野蛮的市长,不准我签约还钱!真岂有此理!”宋说:“莫劝了,劝也没有用,他如果明天还要继续签还款合同,我就把工作组、指挥部、公安人员通通撤了,看他没有政府的支持,还能搞的好吗?”临走时我又问了句:“我们用房子抵债可以吗?”宋即刻回答:“不行,听我的,你先走吧!”
几天后,在一次群访事件中,市长宋清宏副州长胡章胜以州长名义接待答复民众,我公司有个客户对俩领导说:“三馆资产雄厚,又讲信用,这么好的企业,政府千万不能宣布破产。”宋市长说:“我是看在你们股民的份上,要不然三馆曾成杰,我要整死他,是分分秒秒的事。”胡州长担心民众生气,便说:“不会的,不会的,三馆不会宣布破产的。”可是又过了几天,于10月2日晚在会场上把所有参会企业老总们全部关押,名义上监视居住,实际上比刑拘关押还要严格,几百人都统一关押到州戒毒所,全由省里调来的武警和公安厅干警看管。我们说:“我们中有好多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怎么能随便关人?”办案人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怎么样,照关不误,把”证”拿来,我们复印一份寄到你们当地人大或政协了事。”接着把我们的“证”搜走了。各公司人员被关起来之后,那晚开会的22家评估公司单方面进行资产评估。结果,其他21家企业资不抵债,便将评估报告送到看守所找各老总签字认可。唯独我们公司,资产远远大于债务,所以一直不见评估书,且连委托书都从没找我签过字。
在一审、二审法庭上,也没明确告诉我们资产已被处置了。直至春节前不久,我在州政府官方网站资料上发现我们公司的资产竟在我被关押不到三个月就被市长宋清宏、副州长彭武长非法处置了(详见官方网站签约仪式)为什么市长副州长急于处置资产,其原因三馆只欠6.2个亿的融资款(会计鉴定融资总额达34个多亿,但已归还了28个多亿的本息,只欠下6.2亿本金)但资产总额有23.8亿,就是凭单方面的长沙评估事务所,哪怕市长授意,也怎么不敢出具低于6.2亿的资产评估报告。因为评估师也会担心吊销执照的问题,所以市长未能如愿,只好勾结副州长彭武长(他俩都是湖南花垣人,宋清宏是从湘泉酒厂副厂长调到市政府当市长的,当时彭武长是从花垣县委书记调到市里当市委书记,与宋清宏搭配班子)以州政府、市政府名义将三馆公司的资产非法处置,并还捏造了大量的事实:如吴安英自焚事件,9.5和9.25事件等都归罪于三馆公司,以蒙骗公检法的办案人员。
爸原以为一审的二位公诉人故意整我,在起诉书副本来了之后,二公诉人问了我许多情况,我都一一耐心解释,公诉人说:“呵,原来这样?”我猜想她们是上政府宋、彭的当了,将报情况信以为真,但,又无奈。因市长代表市政府,副州长代表州政府,无可奈何。谈完话后我问二位公诉人:“你们凭什么判我死刑?”王处长说:“你一贯勤俭节约,又不浪费,又没挥霍,在庭上你可以辩护。”但后来一审判决下来以后,我上诉时,仍对二位公诉人有意见,认为是他们的原因所致,便在上诉状中还发了些脾气,但我对二审公诉人表示理解。
直至年前,我看官方网站:州政府举行的拍卖资产签约仪式会上,是市长宋清宏、副州长彭武长坐在主席台上把三馆公司的资产拍卖了。公、检、法没一人参加。此时,我才解开心中的“症结”,恍然大悟,不能再错怪公诉人了,因为他们也只能听政府的,而政府又恰恰是宋清宏、彭武长两贪官代表州、市级政府非法处置了三馆公司的资产,导致本案已时达4年半了,还久拖不决。其责任完全在于宋、彭二位罪过。不能再错怪检察院、法院、专案组的其他经办人员。
李江书记最初的初衷是“依法整治湘西非法集资行为”、“严厉打击湘西非法集资犯罪”本不应该搞一刀切,对还不齐集资款,或挥霍、违法犯罪的集资企业应当严厉打击;但对有能力归还而且我们能双倍归还,又无行贿、偷税、挥霍、转移资产等行为,不应一刀切,应当扶植才对。但,李江书记不知道我与宋清宏市长有过结,也不知道宋与彭副州长是老乡,又曾当市委书记搭班的复杂性,信以为真,盲目决策。
曾成杰遗书全文
喜崽、珊宝宝:我心爱的好孩子!爸爸的身体已快不行了,因为在看守所呆了四年半了,缺少营养、缺少活动、缺少锻炼,加之一直戴着脚镣手铐,监房狭窄,怎么活动,如何锻炼?特别是头两年被秘密羁押在怀化沅陵县看守所、长沙望城县看守所(共转移了五个羁押场所)时,连爸的名字都换了,所以你们无法知道爸关押在何处,当时你妈妈羁押在宁乡县看守所,你姐夫被羁押在泸溪县看守所,你姐姐被羁押在长沙县看守所。我也不知他们是如何度过来的。
孩儿:爸爸很可能等不及法院的公正判决那一天了!若万一惨死在监牢里,你们也不用过于悲哀!因为我或者比死还难受!法律啊,显得多么公平公正啊!诉讼期限审判规定一个半月内审结,可是爸妈的案子一审法院开庭后,等了一年多才宣判!这是为什么?这是权大于法,领导干预,导致司法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你们想想看,湖南省成立的10.2专案组——省政府委派李江书记当组长。他当时是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可想而知其权威多大(现在已退居二线)。
1、 一场触目惊心的抓捕过程。
2008年10月2日的晚上,吉首市政府召开22家民营企业老总、副总会议,爸参加了,还有公司管财务的宋总也去了。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评估资产”,市政府从长沙及外地其他城市请来了22家资产评估公司,也参加了会议,还有市人大主人、市政协主席等相关主要领导也到席了会议,共有近百人出席。主席台上由湘西州胡章胜副州长、吉首市政府宋清宏市长、李卫国常务副市长三人主持会议。会议进行至晚上九点钟时,突然冲进来四五十名特警,他们手端冲锋枪、头戴钢盔把整个会场全部包围了,齐声下令“不许动!双手抱头,把身上口袋里的所有物品和手机、提包等全部摆到会议桌上。“(包括评估人员和政府官员都不例外)此时,主席台上的胡副州长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警察?是谁带队?”接着一个穿便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可能是按照会议签到单上的名单)走上台就宣读执行命令。他说他是省公安厅胡处长,受省政府10.2专案组的委派将下列人员监视居住。此时全场几十名警察包括那位自称胡处长的人均无一人对主席台上的人说一句话。名单宣布完毕后,警察命令这些老总们双手靠背用塑料扣手铐锁住两个大拇指,且解下皮带捆住双手(当时哎呦2个女士说她们是来搞评估的,怎么也拷了)后,立即押往楼下的几台中巴车上,押往一个什么学校集中关押,几天后统一转往戒毒所分别羁押。那时把我们各公司的高中层领导包括家属全部抓来了,共有几百人。
十几天后那个胡处长又来了,将22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安排到会议室开会,主要听取各公司的意见。会上个个纷纷举手发言,均表示只要不关押,愿接收政府监管监督,都可自行化解风险,限期归还融资款没有问题。处长听后说:“你们都能归还?好事好事,先进去吧。又过了几天,省政府徐宪平副省长与李江书记到戒毒所来视察慰问,当走到我的监室门口时,我说:“徐省长,李书记,你们专案组还说依法整治湘西非法集资案,为企业排忧解难,帮企业挽回损失,怎么还天天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关押在这里,我们这几百人当中还有好多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呢!”接着李江书记问我:“你是哪个公司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三馆公司的,我叫曾成杰!”李厅长又问:“你公司的账目账本都在吗?”我答:“我们三馆公司的账目都在,很齐全,办案人员说都抄家了,都将账本财务资料运到这专案组清查来了。”我还说:“我公司的所有支出都是我一支笔签字审批的,我可保证我公司的融资款全部对账,如果查出有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徐副省长站在旁边一直没做声,但在认真听,李书记听我说完后答复:“账目都在就好办,不会太久的。”
后来于08年11月11日我们分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改为刑事拘留,22个公司每个公司有十人左右,由专案组指令22个地市公检法办案,并分别由各办案人员自行安排羁押场所。当时我们有五六家公司的老板签完刑拘证后,戴上黑布面纱罩着头,由武警押送至怀化市沅陵县看守所,至逮捕前我一直很支持配合办案人员工作的,即接收讯问笔录,又自行书写供述材料。可是,逮捕时改变了定性,以犯“集资诈骗罪”下的逮捕令。我顿感气愤,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名。批捕以后,又把我与你姐分别押往长沙县看守所、望城县看守所。并要求所有值班干部把我名字改了,并交代所长:“重点对象,严格看管。”头两年,因改名换姓,秘密关押,外界无人知晓,无人送钱送物,我们一家人(爸爸、妈妈、姐姐、姐夫)那段时期不知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
在望城看守所时,我给李江书记写了一封“汇报信”——68页纸的长信,交给办案人员转交他,但至今没有回复意见。办案人员都是长沙市的,起诉书副本下达后,又把我转到现在这个长沙市第二看守所。你姐与妈也从县看转到市看,便于开庭提人方便。孩子,爸爸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常在心中自嘲:家里邵阳老家有栋三层楼房500多平米,吉首有栋四层楼房600余平米,长沙复式楼接近200平米均是在项目融资之前修的,现在一直空了4年半无人居住,全空着的。你们俩兄妹住在吉首另一套新建的复式楼,二爸爸、妈妈、姐姐住在两个看守所也像一个大四合院式的“别墅”!真是天公不作美啊!
2、 非法处置资产有蹊跷!
特别气愤的是,苦心经营的吉首商贸大世界项目24万多平米,地处吉首市区最繁华地带,底层商铺价没平方三万多元;邵阳新建的五星级大酒店30层,占地55亩,建筑面积七万多平方米,当时只差两个月就营业了;贵州矿山方圆十公里的采矿权和厂房设备以及东北冶炼厂等项目,当时评估价值23.8亿元,却在爸被关押之后不到三个月就非法秘密处置了。爸是08年10月2日被无辜关押的,资产处置是09年1月6日,上述资产全部低价或无价转让给了别的企业。爸从不清楚是多少钱处置的。孩子呀,你们要多学法律呀!爸爸、妈妈、姐姐、姐夫被关押后,爸是08年12月18日被逮捕的;妈是09年1月17日被逮捕的;你姐姐是08年12月18日被逮捕的;公司还有些高管人员也大都在08年12月18日至09年1月17日之间被逮捕。可是处理资产日期是09年1月6日,那个时候,爸爸姐姐才被逮捕18天,其他高管人员至1月17日才逮捕,而提前了11天就把三馆公司的资产秘密处置了。而一审二审法院开庭,公诉人也没有明确告诉我资产被处置了。
法律规定(刑诉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受处置资产也应该在生效判决以后才能执行。可鄙的是当晚在市政府常务会议室开会时就有20多家评估公司分别到各企业评估,被抓这22家企业老总法人代表都个个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评估,后来评估完到各看守所找各位老总核对签字。唯独我们三馆公司没有委托,没有找我核对签字。当时,爸就觉得其中有蹊跷。因为我们公司原已评估作价23.8亿,就算再缩水也有10多个亿吧,而公司总共只欠6.2个亿融资欠款,公司又未欠银行一分钱。所以,评估价出来远远大于6.2个亿的双倍,找我签字就无法无理由拍卖资产了。如此之大的利润空间难道诱惑力不大嘛?难道某些腐败贪官不绞尽脑汁、铤而走险吗?
省政府成立的22个工作组于09年基本都撤退了,唯独派驻我们三馆公司的政府工作组至今尚未撤销。其原因是被非法处置的资产变现后,只给老百姓50.1%的兑付,而这50.1%还要扣除民众已领取的利息。那么,按6.2亿计算,乘以50.1%不扣利息也只需付出3.2亿左右,何况市政府《通告》规定追回利息可冲抵本金。
如果政府追回8个亿的利息,用于冲抵6.2个亿的本金,相反还结余1.8个亿;如果资产暗箱操作卖了23.8个亿,仅只付出(哪怕不扣利息)3.2个亿,这其中应有20多个亿的结余(包括追回的利息)。因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都知道我们三馆公司是优良资产,完全具有双倍归还融资债务的能力。然后,那些腐败官员,获得那么多利益后,反而要让老百姓的49%融资本金扣除,迫使破产处理,群众又敢怒不敢言,告状无门,许多客户纠纷本可上法院起诉,按民事纠纷处理的,却有贪官给法院打招呼,一律不准受理;所得利息不退一律关押判刑;想上网倾诉,宣传部专派人删除;想上访进不去……
孩子啊!你们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能撤嘛?所以,这4年半时间,省政府派驻三馆公司的专案组人员至今还在发工资。直至你爸的案子执行枪决以后,专案组人员也许才敢撤退。老百姓如果知道这个真相,知道三馆公司有23.8个亿的资产在违反法律程序没找我评估签字的情况下,就被秘密处置了,有能力归还而没让我们归还,反而惨遭49%的损失,有3个亿的本金都没退给老百姓。我一直很心痛,心如刀割啊!
这些贪官心太狠了,如此对待我们一家——三口人关押至今,又将我判死刑,还要没收全部财产,我都不在乎,不计较,但,处理了我23.8亿资产后连6.2亿的本金都不退给老百姓,难道老百姓会甘心?会就此罢休吗?
孩子啊!今后你们要时刻关注资产的去向问题,一定要追一部分回来,先把专案组扣下老百姓的另一半本金补请给他们,这可是他们祖祖辈辈的血汗钱啊!千万莫让老百姓吃亏!
孩子:爸已了解非法处置我们公司资产的罪魁祸首就是原吉首市市长宋清宏勾结湘西州政府副州长彭武长两人所为。湘西州。吉首市两级政府以及三馆项目指挥部成员等大小领导(除了宋清宏、彭武长两位贪官外)都是好干部、好官员。那么宋清宏市长、彭武长副州长为什么要把我们一家人(幸好当时你在部队参军,妹在北京读书,否则也难幸免)关押,以及公司高中层共20多人都关押起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以政府名义赶快把公司资产卖了呢?
原因是哪个时候的评估报告出来了,据说是10个亿左右(实际是23.8亿,是爸与工作组08年10月评估的),而三馆公司欠融资款只6.2个亿,所以凭单方面的评估资产大于负债几个亿,才不好拿出评估报告送我签字核对。其他21个企业资产全部交老板核对后当场签字认可。不找爸签字明显就说明资产大于债务,就不能判刑,不能处置资产。因此,宋清宏他是市长,为了达到个人牟利目的才暗中勾结副州长私下结盟,铤而走险赌一把。资产处置后,隐瞒评估报告的重要证据,并向公检法和专案组汇报假情况,捏造了不少“事实”迫害我,并导致李江书记都轻信谣言,真假难分了。要不然李书记不会在会议上说:“曾成杰判死刑,就不要向我汇报了,其他人判死刑的说来听听。”
因此,孩子啊!怪人要知理,你也不能错怪李江书记了,从他两次谈话中分析,他本无恶意。例如第一次就是前面所说的在关押我不久到戒毒所我监室门口说的那一番话:“账目都在好办,不会太久的。”另一次是10.2专案组刚成立之前,08年9月上旬,徐副省长,李江书记到我们三馆工地视察时说:“这个项目不错啊,人气旺地段好啊!”还说:“湘西这些非法集资企业老板还好,一个都没泡,不像沿海地区老板把钱拿到澳门、香港去赌博、挥霍!”
这些话是当天政府指挥部负责人接到通知;“徐副省长与李江书记要到三馆项目现场来视察,要我准备做个简短汇报。最后,我等到下班以后他们还没来,我便打电话问:“怎么李书记他们还没来?”指挥长说:“李书记、徐省长他们来过了,他们没提起要见开发商,我就没叫你了。”我问:“李书记,徐省长他们俩讲什么没?”他就说了上述这些话:“三馆这个项目不错,人气旺,黄金码头。”……
所以李江书记本意并无坏心。后只因徐宪平副省长调到国家发改委去了,只有李书记一个人任组长,他事务众多,认为吉首市市长和副州长都汇报说三馆公司和曾成杰如何如何,他就轻信了。主要李书记没时间看我写给他的那封68页长信,我一再要求专案组在处理湘西非法集资案件中,对能够有能力归还的好企业不能搞一刀切。事先我又将工作组配合我公司做出的“自行化解风险,平稳着陆,分期还清本金”以及23.8亿的资产估价表等方案加印了30多份派陈喜深和司机在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送到州委常委会议室。那晚州市两级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在专门研究如何妥善处置湘西非法集资事项,我们的方案给参会领导每人发了一份。但没过几天,就在会上把爸抓起来了。
被抓的那天晚上,我和你妈一直守在工地上,正开车去接财务老总时,我说老婆,我实在太饿了,下车帮买碗盒饭吃。结果你妈下车买了一盒三块钱的炒粉,看我吃的很香,宋总又还没下楼(宋总住在州法院,买炒粉就在州检察院小街道上),你妈说:“分店给我吃,我一个人回去懒得做饭了,七八点钟了。”于是爸又分了一半给妈吃。
孩子啊!如果爸等不及讨回公道的那一天,含冤而死,爸将死不瞑目!一个人们声称的亿万富翁,谁又了解到我们企业家创业的艰辛!那半盒炒粉就是爸人生自由最后一天的最后晚餐!那晚开会接宋总的那台车也是借的工地项目经理陈胜录的新奥迪车。这台车停在市政府,我关押后等了一年多才想起将车钥匙交办案人员退给项目经理。一个亿万富翁自己连车都舍不得买一台,(原爸没收了你姐姐买的一台奔驰越野车,因在出事前两个月出车祸把车碰报废了,保险公司赔了70万,都用于抵付利息去了。所以后面一直没买车)这就是爸艰苦朴素的作风。
爸被抓后,妈一个人在家不安心,就到广州部队来看望儿子,被公安监听电话,又来到广东,(也就是看望儿子离开后)把你妈也抓起来了。她身上总共搜出了二万块钱,却社会谣传你妈带了几千万准备逃出国,在广东抓回归案。儿啊!谣言多么可怕啊! 爸的公司抄家包括爸的办公室,我们家几处私人住房全部抄家,在庭上说拖了三卡车到专案组,有公司与个人的所有财务资料及各种物品。三卡车但一张扣押清单都没有,造成我们打官司举证困难,至今专案组没撤销,所有书证财务账单都尚未退回,要是有些重要证据毁灭了怎么办?
例如判决书上讲你妈私购房产三处,而事实上这三处房产都是公司办证人员为了办证方便和公司贷款抵押而为,但她本人都不知道。你妈在公司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桌,没有经办一笔融资款,也被判了五年半冤刑。要是抄家抄去的证据不毁灭,只要把妈名下的房产证、门面钥匙以及卷闸门都进行技术鉴定,如果这三样都没有爸妈或姐姐姐夫的指纹,应该就可以说得清楚吧!
判决书讲转移资产2.6个多亿,那都是我们总公司下层各分公司的项目,都是在营业执照经营的范围内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公司财务账面上都有反映,会议纪要宣传资料等都是三馆总部的财产,岂能认定转移资产呢?孩子,爸明确告诉你们,爸妈姐的事件及其三馆公司,除了融资定性外,其余没有任何问题!具体我的辩护理由,找王律师查看。爸在这里四年半时间了,前前后后自行书写了上千页纸的无罪辩解理由,要是李江书记当时能把我写给他的信能看完,能从网上查看几位律师的辩护词以及高铭暄、陈兴良等九位法学泰斗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而决不会轻信市长宋清宏等人的假汇报。
儿子啊:去年最高法院法官提审讯问爸时,大法官问道:“你是在哪里被抓的?”我答:“是在吉首市政府常务会议室,晚上开会在会上被抓的。”又问:“是谁通知你去开会的?”我答:“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通知的。”实际上后来我回忆,应该=是指挥部龚书记通知我的。但爸从大法官的这段问话中,他虽没透露什么,但爸可听出弦外之音:应该是省高院等领导或专案组派人到最高院汇报假情况说爸妈是携款潜逃到国外被遣送回国的。所以大法官才问的那么详细。所以可想而知某些官员千方百计捏造事实陷害爸爸,并把09年吴安英自焚事件,以及08年9月5日的9.25群体事件都归罪于爸爸头上。不过,爸已把事实真相一一地向最高院大法官汇报清楚了。
最后法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尽快依法改判,在民间融资的新法律没出台之前我愿意接受按刑法176条从轻判处;要求把资产重新评估并追回,首先用于归还老百姓的钱,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我不要求国家赔偿损失,但要求兑清老百姓的钱以后,多余的钱退给我们公司。最后爸还要求如果要发回重审请把案件委托给浙江省高级法院审查,因为媒体上评论浙江吴英案跟爸是同类型,而且又是在前一天同时判死刑的,但爸认为浙江高院齐奇院长的讲话很符合现实,齐院长的原话:“是不是属于集资诈骗,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关键在于有没有实施诈骗而不是看形式上也是这个行为。也就是筹集来的钱有没有用于生产经营,还是用来挥霍。如果只是用于经营的摊子铺得太大,支付利息又高,再碰到金融危机,资金链断了,还不出来,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叫经营亏损,法律上的出路依法破产,实行企业重组或者破产清算,而绝不是集资诈骗犯罪。”
结合爸的案子,爸的公司完全具有双倍偿还债务的能力,可是宋清宏这位霸道的市长,把我们一家四人和公司20多位高中层管理人员关押后不到三个月的时日,就非法处置了资产。所以导致本案至今难以结案。不过,望孩儿放心,最高院那两位法官最后说了一句话,大法官说:“发回重审到浙江高院去审,几乎不可能,不过请相信我们最高院办案公平公正的,我们会慎之又慎的。”
因此,请孩儿们要相信,当今社会好人还占大多数,大清官还是有不少,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习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央常委当选登台后,及时制订《八条法律规定》,其中就有惩治腐败官员,司法独立,也就是以后办案,法院可以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些规定,爸深感下达得及时,爸相信只要大领导和掌握事实真相的广大群众了解真相后,应该会同情我们一家子以及湘西人民其他公司收到遭遇的企业与民众等无辜者。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会公平公正的,相信习主席、李总理会议制订的《八条纪律规定》会落到实处的。相信省委周强书记调任最高院当院长以后,周强院长了解真相后,不久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但千万不能相信宋清宏市长那些贪官污吏!
孩子为什么不能相信市长宋清宏,其原因是我们双方发生过争吵。他怀恨在心,借机报复。事情是这样:2008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爸爸为了给融资老百姓兑付融资款,便通知公司各部门经理开会,议题是根据吉首市政府2008年下达的4号《通告》精神:非法集资企业经工作组清查清算,对有能力归还的企业,可以及时归还集资本金;有能力归还但咱不能归还的企业,可与债权人协商,采取分期规划;对没有能力归还债务的企业,采取破产清算。我们公司属于2类有能力归还但暂不能归还的企业,可与债权人协商采取分期归还本金,按照公司上级政府的“自行化解风险,平稳着陆,分期还请本金的方案”与客户签订“自行化解风险,分期归还本金的协议”,并研究拿出一部分房产抵偿债务。
最后会议形成一致意见:一、由各部门经理分6个组,,每组3个人,分6个窗口签约,把原来所有单据合同收回来,重新签约。计划一周内完成;二、拿出“现代城”房产以抵债形式,客户愿抵者,签完协议以后,可以抵偿债务,这栋房产总价值约2亿元以上。可抵掉融资总欠款6.2亿的三分之二。 散会后,可能有人把会议内容外传了,被宋市长知道了,便通知我立即到市政府常务会议时开会(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进入会议室时,只见里面有六七个人,由宋市长主持,但我觉得奇怪,今晚这个会怎么只通知我一个人来开会?而且还把市公安局长请来了,什么意思?
我刚坐下时,宋市长说:“曾成杰,你老实交代,今晚你召开了一个什么会?”我答:“今晚我们公司研究如何尽快还清老百姓的钱,尽快与老百姓重新签订”自行化解风险、分期还款”的协议。”宋吼道:“是谁同意你签的,请示我了吗?”我说:“你们政府4号《通告》规定,我们企业需与客户协议一致,可分期还本,老百姓愿意放弃利息都没关系,我们已经签了100多份了,市委叶书记、清算工作组、工程指挥部等领导都知道。”宋又吼道:“你请示我了吗?”我答道:“今天下午叶书记专派工作组唐部长、部主任、龚书记三人找我商量此事,已经商量好的事,你莫发脾气咯,有话好好说。”宋大吼:“曾成杰,你一个外地老板,不守规矩,没来请示我就与客户签合同,用房产抵债,我问你,我同意了吗?把我没放在眼里。”我说:“宋市长,你莫发气,我们这些企业家,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实在不容易!”宋将桌子一拍,大吼:“什么鬼企业家,拿集资款挥霍,给我们惹这么大的祸。”此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心想我并没做错什么,于是,我也拍了下桌子说:“什么狗市长,吸人民血汗的市长,当官要为民做主,我唯独错在没与你烧高香,是吗?”
于是双方争吵了一个多小时,其他几位参会领导轮流劝我少说几句,让市长骂几句没关系。我说:“我没做错什么,我开会是要求尽快想办法把老百姓的钱还清,尽快重新签订分期还款协议,而且这个协议书是政府工作组、政府指挥部都审查了,老百姓又愿意接受,叶书记也知道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轮番劝我:“不管怎样,他是市长,你外地来的,求财不求祸嘛,忍一忍,消消气。”我说:“我欠债还钱,这是硬道理,讲到哪里去我不怕,哪有这么野蛮的市长,不准我签约还钱!真岂有此理!”宋说:“莫劝了,劝也没有用,他如果明天还要继续签还款合同,我就把工作组、指挥部、公安人员通通撤了,看他没有政府的支持,还能搞的好吗?”临走时我又问了句:“我们用房子抵债可以吗?”宋即刻回答:“不行,听我的,你先走吧!”
几天后,在一次群访事件中,市长宋清宏副州长胡章胜以州长名义接待答复民众,我公司有个客户对俩领导说:“三馆资产雄厚,又讲信用,这么好的企业,政府千万不能宣布破产。”宋市长说:“我是看在你们股民的份上,要不然三馆曾成杰,我要整死他,是分分秒秒的事。”胡州长担心民众生气,便说:“不会的,不会的,三馆不会宣布破产的。”可是又过了几天,于10月2日晚在会场上把所有参会企业老总们全部关押,名义上监视居住,实际上比刑拘关押还要严格,几百人都统一关押到州戒毒所,全由省里调来的武警和公安厅干警看管。我们说:“我们中有好多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怎么能随便关人?”办案人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怎么样,照关不误,把”证”拿来,我们复印一份寄到你们当地人大或政协了事。”接着把我们的“证”搜走了。各公司人员被关起来之后,那晚开会的22家评估公司单方面进行资产评估。结果,其他21家企业资不抵债,便将评估报告送到看守所找各老总签字认可。唯独我们公司,资产远远大于债务,所以一直不见评估书,且连委托书都从没找我签过字。
在一审、二审法庭上,也没明确告诉我们资产已被处置了。直至春节前不久,我在州政府官方网站资料上发现我们公司的资产竟在我被关押不到三个月就被市长宋清宏、副州长彭武长非法处置了(详见官方网站签约仪式)为什么市长副州长急于处置资产,其原因三馆只欠6.2个亿的融资款(会计鉴定融资总额达34个多亿,但已归还了28个多亿的本息,只欠下6.2亿本金)但资产总额有23.8亿,就是凭单方面的长沙评估事务所,哪怕市长授意,也怎么不敢出具低于6.2亿的资产评估报告。因为评估师也会担心吊销执照的问题,所以市长未能如愿,只好勾结副州长彭武长(他俩都是湖南花垣人,宋清宏是从湘泉酒厂副厂长调到市政府当市长的,当时彭武长是从花垣县委书记调到市里当市委书记,与宋清宏搭配班子)以州政府、市政府名义将三馆公司的资产非法处置,并还捏造了大量的事实:如吴安英自焚事件,9.5和9.25事件等都归罪于三馆公司,以蒙骗公检法的办案人员。
爸原以为一审的二位公诉人故意整我,在起诉书副本来了之后,二公诉人问了我许多情况,我都一一耐心解释,公诉人说:“呵,原来这样?”我猜想她们是上政府宋、彭的当了,将报情况信以为真,但,又无奈。因市长代表市政府,副州长代表州政府,无可奈何。谈完话后我问二位公诉人:“你们凭什么判我死刑?”王处长说:“你一贯勤俭节约,又不浪费,又没挥霍,在庭上你可以辩护。”但后来一审判决下来以后,我上诉时,仍对二位公诉人有意见,认为是他们的原因所致,便在上诉状中还发了些脾气,但我对二审公诉人表示理解。
直至年前,我看官方网站:州政府举行的拍卖资产签约仪式会上,是市长宋清宏、副州长彭武长坐在主席台上把三馆公司的资产拍卖了。公、检、法没一人参加。此时,我才解开心中的“症结”,恍然大悟,不能再错怪公诉人了,因为他们也只能听政府的,而政府又恰恰是宋清宏、彭武长两贪官代表州、市级政府非法处置了三馆公司的资产,导致本案已时达4年半了,还久拖不决。其责任完全在于宋、彭二位罪过。不能再错怪检察院、法院、专案组的其他经办人员。
李江书记最初的初衷是“依法整治湘西非法集资行为”、“严厉打击湘西非法集资犯罪”本不应该搞一刀切,对还不齐集资款,或挥霍、违法犯罪的集资企业应当严厉打击;但对有能力归还而且我们能双倍归还,又无行贿、偷税、挥霍、转移资产等行为,不应一刀切,应当扶植才对。但,李江书记不知道我与宋清宏市长有过结,也不知道宋与彭副州长是老乡,又曾当市委书记搭班的复杂性,信以为真,盲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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