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中央和薄熙来联手?习李胡温勿失王牌

昨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薄熙来正式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在济南被起诉。这似乎反映出中共对薄熙来案的定性只局限于经济层面。

然而新华社却紧接着发表评论员文章《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其中提到〝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为官者不生私念、不谋私利、不专私权，仍是岿然不动之时代主流。……在大政方针上、在领导干部任免上，地方政府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定。〞

这篇评论文章暗示，薄熙来被审还有政治原因，那就是不维护中央政令统一、不服从中央领导，专用私权。

诡异的是，该文还对薄熙来做了一定程度的开脱——〝许多问题官员被揪出之后，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还原他时，会讲述其当政时勤政爱民的一面。但功是功，过是过……〞好像在说薄熙来〝勤政爱民〞，功过兼有。

根据律师李庄的说法，在向重庆官员传达的文件中，薄熙来涉嫌受贿2000万，贪污500余万(说不定最后公布的数字还要缩水)，还涉嫌在谷开来杀人案中，影响调查，涉嫌〝滥用职权罪〞。两千多万这个金额绝不致死，因为刘志军受贿六千万也仅是死缓而已。陈良宇受贿金额239万，2008年审判时判了18年，估计薄熙来的刑期大约在20年到无期之间。

日本发行量第二的《朝日新闻》2012年4月21日报导称，中共当局调查结果确认，薄熙来夫妻向海外转移了60亿美元的非法收入。现在缩水成贪污2000万，简直是在把薄熙来打造成清官了。

新华社这篇《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似乎在告诉中共官员们，只要他们能〝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贪污腐败不是大问题，中央也一定会为他们遮盖。薄熙来被收拾，完全是政治立场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一个小小的科长都可能贪污上亿，谁还拿区区2000万当回事?中共已成万民唾骂对象，谁还在乎其内部的左右路线之争?新华社的这篇报导，无法对薄熙来造成有效打击，反而似乎是中央和薄熙来联手做局，以维护和延续中共统治而已。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对胡、温、习、李来说，都是终结中共罪恶和青史留名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审判薄熙来〞则是这副牌中的最后一张王牌。无论从利益、还是道义考虑，以薄熙来案为契机，全面揭露〝血债帮〞的反人类罪行，放弃那个注定将很快灭亡的共产党邪教政权，都是具有最普通智商的人能看懂的问题。

如果孺子不可教，谁出于保党的目的而投鼠忌器、畏首畏尾，那就只能随着这个邪教黑帮一起被葬送。

惠誉：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现大规模资金流出

2013-07-25

根据惠誉的计算，在2013第二季度，由于零售和机构基金均出现大规模赎回，中国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下降了近40%。

以下是一篇经过编辑的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新闻稿：

根据惠誉的计算，在2013第二季度，由于零售和机构基金均出现大规模赎回，中国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下降了近40%。资金流出是由银行间市场波动以及6月份的流动性紧缺造成的。对于中国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市场相对较短的历史来说，这一流出规模是空前的。

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此类基金管理的资产总规模为人民币3,040亿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面向机构的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管理规模下降近50%，至人民币1,360亿元。约70%的机构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了资金流出，同时25%的此类基金资产规模降幅超过一半。受此影响，机构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规模跌至零售基金资产规模之下，第二季度末所占的市场份额仅为45%左右。

尽管中国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规模一般较为波动，但是上述流出规模远远超出了季度末投资者正常的季节性资金需求水平。此轮资金流出的驱动因素包括：对基金流动性的担忧加剧、赎回规模受到限制的可能性、基金跌破面值的可能性以及银行提供的利率更高的财富管理产品和存款品种。

目前还无法获得有关中国货币市场基金中机构投资者构成情况的信息，但是惠誉认为许多基金中的机构投资者集中度较高，而这可能加剧了资金流出的冲击力度。

惠誉预计，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经理将根据此次经验重新评估基金的流动性状况，并增加短线资产的持有比重。基金经理们或重新考虑增加基金投资者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若有需要，他们也可能改变投资策略，以降低投资者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

惠誉目前认为，第二季度以后利率波动性减缓，这将有助于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流动情况在未来几个月中恢复正常。不过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重新树立投资者对中国流动性传导机制和预期利率波动水平的信心。

惠誉授予评级的四家中国货币市场基金安然度过了中国的此次流动性危机，因为与中国整体货币市场基金行业相比，这四家基金的资产配置更为保守成熟，同时流动性也更好。

来源：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江苏将是中国地方债务噩梦的代表

路透社周四文章指出，中国领导层希望让这个国家逐渐远离宽松信贷和超高速增长这一组合的努力中，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可能就是地方政府被自己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垮；而有可能出现这种场景的几个省份当中就包括了江苏，中国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地方政府的所在地。

公共记录显示，通过银行、投资信托公司和债券市场，江苏省市以及县一级政府都获得了大量贷款，这使得这个位于上海北面的省份拥有相比其同级行政区划都要高得多的债务负担。

包括造船业和太阳能电池面板制造商在内的江苏省主要的支柱产业都遭遇着产能过剩的困境，利润大幅下降，政府的税收增长也大规模减速。

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过程中，推进改革步伐以减少这个国家对将其变成世界工厂的大规模投资的依赖，更多地依靠服务和消费导向型增长的努力，江苏在这一过程中也显得异常脆弱。

作为转型措施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经要求省级政府控制借款规模和土地的销售，后者也是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相应地，中央政府也希望地方政府来承担很多行业规模缩减过程中的成本，使得很多类似江苏这样的省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根据渣打银行、惠誉国际和瑞士信贷集团的估算，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整个国家经济产出中的占比可能在15%到36%之间，如果以世界银行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这个数字可能高达3万亿美元。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俊表示，“如果不更好地管理，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可能成为系统性、宏观性的经济风险。”他强调，“这一点在巴西是有历史先例的，1989年、1993年和1999年的三次危机，其根源都是各州政府过量的债务。”

中国地方政府总负债的公共信息非常少见，事实上，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指出，中央政府也不知道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准确水平。但是根据评级机构和智库分别获取的片段信息，江苏极有可能是中国省级区划中最严重的债务风险。

根据他们搜集的信息，从银行贷款账目来看，包括江苏在内的东部省份有最高的政府债务。江苏因为对成本高昂和形式多样的融资的依赖而被认为可能是债务负担最严重的省份，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相对便宜的银行贷款和土地销售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当局的融资需要。

江苏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威胁无意将是一场危机。以它本身而言，超过G20集团中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足以让江苏跻身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7900万的人口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