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口在强化而不是在弱化!

从胡锦涛去年提出“社会管理”概念开始，老牛就注意到中国政法体系及当局维稳意识将发生重大变局。因为彼时薄熙来“黑打”正酣，很少有人注意到老牛的呼声，直到汪洋对乌坎骚乱采取柔性态度，老牛发文指出汪洋此举的象征意义，北京一些朋友还在批评老牛“太右”，有抬高汪洋之嫌疑。

实际上，即便在今天，老牛仍坚持认为汪洋是中共内部第一个真正领会到胡锦涛“社会管理”理念精髓的中共高级领导。因为当汪洋采取柔性方式处理乌坎骚乱并放松社团组织注册管理的当口，不仅薄熙来在重庆黑打正酣，连一些比薄、汪位置更高的高层领导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转变，还在集体为重庆“黑打”加油叫好。

直到后来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被查、陈光诚事件猝然发生，在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巨大冲击和政治压力之下，相关高层才真正认识到胡锦涛“社会管理”理念的真正涵义，才真正认识到通过暴力维稳的高压政治已经走到尽头，中国政法体系的维稳意识才开始真正扭转。

而最近一段时间中央政法系统主要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态度转变，以及公安、国安、司法、立法等诸多部门的系统性调整和一系列新工作要求，更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变的“方向性”。

我们以前很少会看到政法系统会把人权、法制等提到政策要求的高度兵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更不用说对既往工作中死板僵化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进行系统反思与调整，而今天这些动作都在或明或暗的推进之中。老牛在多维博客看到北京警方开始拒绝地方公安要求协助抓捕进京访民的案例，老牛认为这和不久前胡锦涛等五常委参加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的指使精神就有直接关系，也体现了中央在维稳思维上的这种“方向性”转变——信访应归属“社会管理”范畴，相关利益诉求属可调和的正常的人民内部矛盾，访民本来就不应该成为政法机构暴力专政的对象和牺牲品！

老牛说过，尽管因为制度设计、机构设置、人员组成、经费来源等等诸多原因，这些调整的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其方向性已成必然趋势。如果中共在十八大人事和路线安排上没有大的变局，如果党的执政思维没有向“极左”方向全面回归，这种调整就不会停下脚步。

而中共各级党委政府和大小官吏也应该清楚，一旦他们服务的这架政治机器把某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成为全党意志并向一个方向开动起来，那么任何机构和个人如果不及时调整自己去适应这种转变，在政治上被抛弃出局只能是早晚的事。老牛可以明确指出，四川什邡原市委书记被处理和更高层内部一些不便公开的分工调整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但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这一转变解读为中共要放松对政法工作的管控。中西方媒体上那些把中共在十八大常委分工上的调整以及各级政法体系在维稳意识上的转变解读为是在降低政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是肤浅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共绝对不会放松对政法工作的管控，也绝对不会放松对社会稳定的总体性要求。这是由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中共这个政党的政治特殊性、中共在未来相当长时间段内的主要任务所决定的。政法系统是半个“枪杆子”，虽然这半个“枪杆子”过去一段时间有点不得人心，但对中共来说也不可能有丝毫动摇。面临严重的执政挑战和意识形态危机，中共只会更加强化而不是弱化政法体系，这和此次政法体系的“方向性”遽变并行不悖，就好像邓小平在危机时刻仍然会祭起“枪杆子”一样。

要注意到胡锦涛多次强调中共的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有进”，稳被放到了第一位。胡锦涛的这个提法是对毛泽东式“狂飙突进”、邓小平式“大步前进”和江泽民式“与时俱进”理念的继承，体现了胡锦涛的个人性格和本届政府最近以来的工作风格。这个“稳”字，即有“稳妥”的意思，也有对“稳定”的总体性要求，而政法体系在这里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老牛坚决认同邓小平的“中国不能乱”，因为乱起来受难的只能是平民百姓，但保持“不乱”的思维、方式、手段、内涵、等等都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根本性调整，要转变到法制的轨道上来，以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意愿。

我们可以从广东、北京两地政法委书记调整上这种变化。在本轮地方领导机构调整中，京粤两地均由党内排行第三的专职党务副书记兼管政法体系，北京是吉林，广东是朱明国，而原来，政法委书记则多由排名更为靠后的一名专职常委（一般还兼管公安系统）担任。老牛对这个调整的解读是即回归了政法委本应务虚的工作精神，向有限司法独立前进了一小步，也破解了专职党务书记权力虚化的尴尬，体现了中共对政法工作的强化与重视。

当然，这个调整是好是坏，是进步还是倒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而这个变化会不会在十八大常委的分工调整上体现出来，十八大领导班子调整会不会取消政法口专职常委、或者改变由人大委员长兼管政法体系的惯例，而是改由主抓党务的国家副职来兼管政法体系，目前还有待继续观察。

牛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