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像一家香港左派报纸这样的报导：
习近平早年曾在延安市梁家河村插队，并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昨日延安 市委书记姚引良的专场记者招待会，吸引了大量对习近平早年生活 充满好奇的国际媒体。姚引良表示，当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8000多名北京知青到延安下乡插队，是继毛泽东到延安后，当地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 观念上，受到的又一次极大的冲击和提升。他回忆说，自己去过习近平插队时的村子和住过的窑洞，“那是个很艰苦的小山沟，而他在那里一住就是7年。”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根本无法向记者和读者提供任何实在、新鲜的信息。而且将习近平等知青到延安与毛泽东到延安相提并论，阿谀之状，让人啼笑皆非！
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中共高官回忆自己青春岁月的文字。其中虽然多数脫不了官话，但其中有血有肉的文字也还有一些。
习近平本人在主政福建时，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和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讲述的情况，详细回顾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就比较实在、可信；
被认为是“团派”的海南省长罗保铭曾经是天津下放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我读过他写的一篇短文《做人的力量》，曾被许多知青网站转载，很是情真意切。罗保铭接受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回顾在兵团当拖拉机手的艰苦、危险情景，也让人为之动容。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我读过的高官所写与知青有关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国务院科技部长万钢写的《返乡随想》——恰恰他还是一位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担任的高官，他是德国博士，有发明专利，海归后，被安排担任致公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算是“国家领导人级别”了。
洋博士国家领导人万钢的文章其实是一组，共五则，写的是他与其他知青同伴一起返回插队村庄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思。我转载在下面。
不过文章让我生出一点疑云：从最后一则文章看，他当年是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的。凡是在中共体制下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统一印发的“入党志愿 书”，不同于“要求进步者”自己写的入党申请书，支部让谁填写这张表格式的“入党志愿书”，就意味着支部（甚至上级党委）已经内部认可此人入党，下一步， 就是挑选一个吉日良辰，举行支部大会，正式履行通过其入党的手续。那么，万钢何以是“非中共人士”身份的高官？
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当时虽然填表，却没有被支部大会通过或被支部大会通过了之后，未被上级党委批准；另一种，是他当时加入了中共，但后来出国留学、任职时间较久，於是原来的党籍不予保留，他便由中共党员，回复到非党人士。是哪种情况？还望知情者指点。
万钢的官当得怎样，政绩如何？我都不知道。不管怎样，一位洋博士高官写出这样真挚的文章，对插队的知青伙伴、对乡亲们葆有这样一片感情，他没有忘掉根本，让我感动。
返乡随想 万钢，延吉信息港
又见东沟30多年前，我们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在县城延吉县龙井镇居民家住了一夜。清晨，睡意蒙蒙地登上卡车就出发了。一路上我默默地数著路过的村庄，砖 房没 了，瓦顶没了，电线也没了，路边只有一排细细的木杆，挂著两根铁丝线。“我们去的地方或许还有电话，两根电线挂著我们联系家乡的一丝希望。”
30多年以后的道路依旧，仍然还是沙石路面，冬天依然结“冰湖坡”，春天依然会翻浆，夏天雨后依然要封路禁行。只是对面驶来的拉木车上装的已经不再是大 原木了。路边的电线杆已经换上水泥杆。记得我们当年拉电线进村时，立的黄花松电线杆，砍树，抬来，竖起来，架电线，然后总算有了电——我们自己拉来的电。 路边的电话线也不再是铁丝线，或许已经换上了适用远距离信号传输的铜绞线，还有闭路电视线。电气化、信息化的步伐超过了公路交通化。
车到南大地，同学们坐不住了，话音明显地响起来。“都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那么激动？”随行的年轻人或许会这么想。一里多长的垄沟，春天铲地， 头上包著纱布还被咬得满头是包；夏天薅谷子，蹲著跪著爬著，一头汗，满脸泥。1974年我当队长，上头要求密植，20厘米一株，都知道那是胡扯，要饿死人 的。我们把靠道边的6趟密密地种下，然后该怎么种怎么种，那是意会，不必言语。领导来检查，不会深入6条垄。结果得了个小丰收，也被说是“密植”的成果。
隐约传来锣鼓声，多像30多年前，也是上午。记得那天汽车进村，地上正在翻浆，猪、狗满地跑。穿的是低帮跑鞋，一脚踩得里外泥浆。老乡们拿来柴火桦子铺路，同学们才下了车。那天晚上，男同学打扑克，说瞎话；女同学屋里没声音，默默地哭。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东沟第一天。
欢迎会
在锣鼓、秧歌和鞭炮声中我第一个下车。记得1974年春节允许扭秧歌。当年围著被面被单，涂著红胭脂扭秧歌的青年也许已经扭不动了。今天扭秧歌的青 年却 还是那么热情。握著一双双热情的手，我极力地搜寻著记忆，努力地从那些似曾相识的面相中辨别姓名。鹤立鸡群的王树清是我第一个叫出的名字。
王大个曾经在龙井体工队打篮球，1962年挨饿，体工队解散就回到东沟老家。王大个有点文化，又见过世面，但遇事也爱提出意见，说点怪话，队里就安排他 开手扶拖拉机。那年我当保管员，王大个常在仓库门口修拖拉机，没事我就跟他学。按照维修图纸，一步一步地把发动机拆开、清洗、研磨、安装。差不多每星期维 修一次。然后就跟他学开拖拉机，先在村里拉土送肥，后来也给粮站送粮，去供销社拉货。王大个常常以“师傅”的身份训斥我、帮助我、保护我。记得1975年 离开东沟那天清晨，王大个请我和苏衡去他家吃早饭，黏豆包加鸡蛋，那是当年最奢侈的早饭了。
相继又认出了朴永连、薛占岭、王治昌、鞠忠山、李广林、汪胜军、鞠连香、杨玉容、赵玉霞……离开东沟的那天早晨，这些青年朋友送我和苏衡上路，依依惜 别。记得我和苏衡曾经发誓一定要回到这里。今天终于又相见了。朋友们老了、瘦了、黑了，相隔30多年，当年在一起早出晚归、嬉戏玩耍的青年朋友，今天都已 经是村中一代老人。“欢迎老知青返回第二故乡”，醒目的横幅提醒我们，我们也老了。老友相见，期望的眼光，期待的问话：“还认得我吗？”“认得！”说出名 字，换来由衷的欣慰，这就是淳朴的乡村朋友。
周书记已经是周家第三代，当年他还在小学念书，王爱兰曾经是他的老师。记得离开东沟时，大队有140多户，1100多人。周支书介绍说，现在只有100户，480多人， 人口减少了一半。这100户中的青年人，多数还在外地打工。几天前广播老知青返乡的消息，许多要外出的推迟了行期，一些在外打工的朋友们赶回了村庄，村公 所里挤得满满登登。欢笑中延吉市委、三道湾镇、东沟村的领导们表示了热烈欢迎。我在发言中尽可能轻轻地介绍了老薛、眼镜、卡车、呼隆隆（当年老乡给我们取 的外号）我们这些老知青们离开东沟后的奋斗经历和现状。老薛代表老知青回忆了往年，当他回忆到当年集体户住房失火、乡亲们救火捐款的往事时，有些哽塞了， 会场寂静无声，然后报以热烈的掌声。老知青集体向村里赠送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希望借此加强东沟与外界的联系。
村中行
午饭前，我执意要到村中看看。村公所后面是我们当年的住房，知青离开后就卖了。房子被拆掉了一半，剩下那一半过去是男生住的通炕，后面有一间小库 房，有 段时间还兼作为大队广播室。年轻的我们曾经也干些淘气的事，比如半夜里用大喇叭播放唱片里鸡叫的一段，引得村中半夜鸡鸣，第二天老乡们纷纷议论闹鬼了。
当年熟悉的供销社几经修改，门脸变了。吴秀明——这位当年心灵手巧，但因为“家庭问题”备受歧视的青年承包了供销社，当上了经理。他热情地拿出上等烟和 瓶装酒招待我们。我却忘不了当年我死乞白赖地和徐明闹腾，为集体户打上一瓶只有“非农户”才能购买的豆油的情景，为此获得了“万大赖”的尊称。
记得村中主道边曾有两排草房，简陋但也整齐。现在变得松散凌乱，路南是梁家的砖房，路北被遗弃的草房已经破落，贫富差别映人眼帘。李广林老师热情地把我 们领进他家，他媳妇王汉英是当年的供销员，和她爸爸一样，曾经悄没声息地帮助过我们。王汉英热情地招呼我们。院子十分整洁，柴火桦子码得整整齐齐。进屋看 也十分整洁，明显的变化有装上了电话、接通有线电视、门边多了个自来水龙头。
“电话、电视、自来水是三大变化。”我赞赏道。“但是每家每年要支付168元的有线电视费，负担太重。”王大个还是爱提意见。路过王大个的家，我习惯地 往里走，他拦住了我。三个孩子都在龙井市工作，嫂子前年去世了，老王神色黯然，但三个孩子都有出息，他又觉得满足：“我用不著他们照顾，他们好就行。” ——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愿孩子们也常回家看看。
村东头是后盖 的小学校，砖瓦结构，但前年已经关门。当年村里有100多个孩子上学，到前年就剩不到20个，实在无法开学，就并到三道小学，有车每天接送。往回走，当年 我管理过的大队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一趟砖瓦房，外墙马赛克贴面，我问那是谁家。“赵木匠家。你们不认识，他们搬来没到30年。”周支书肯定地说。
从村后边绕到公路，路边立著一块广告牌。大意是：东沟绿色种植基地，有猕猴桃、野蘑菇、沙参、蕨菜、木耳等。我问效益如何，答曰不好，一是运输问题，猕 猴桃、蕨菜等熟期短，采下来运不出去就烂了；沙参、木耳尚可，但卖不出好价钱——质量不如别人的好。买来的木耳菌，第一年还可以，第二年就硬了，白给都没 人要。我问农业税是否免掉，周支书说免了，去年起还给一些补助，日子好过一些。村里急需产业结构升级，但又没有资金，难以改变目前面貌。年轻人都到城里打 工，劳力也不足。一是道路和运输，二是知识和技术，这两条是农村发展的瓶颈。陪同的市委李书记告诉我三道湾是延吉市的水源地，人口不宜聚集，也不应发展更 多产业。我特别到河边看了一下，水还清澈，但岸边的生活垃圾和白色污染（塑料袋等）很扎眼。
午饭
学大寨的年代里，东沟曾经是三道公社第一个实行大队核算制的“先进模范”。那时候领导来视察，大队出钱招待，又吃又喝。说实话我还真担心我们十几个人回来，不要给村里找麻烦，添负担。
乡亲们热情招呼我们吃午饭，饭菜十分丰盛。村长告诉我，现在村里几乎没有财政了，今天的饭菜，包括啤酒、白酒和饮料都是大伙从家里拿来的。蕨菜、生菜、 豆芽、干豆腐、大碗的蛤蟆、大块的牛肉、猪肉可以买到，不像以前，只有队里杀猪时才能吃上肉。那时候队里只有过年过节才杀猪，常常几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记得那天在南大地铲地，广播喇叭播新闻，周总理设国宴，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大家猜想国宴有什么菜，你一句我一言争个不休，老郎书记作总结斩钉截铁：大伙都 别说了，国宴啊，一色的猪肉炖粉条，管够！
小三端来了黏豆包，饭豆馅的；鞠连香拿来了苞米面切糕，掺豆面的小朴非叫我吃几口鸡蛋，那是他们家的“跑鸡，不是圈养的，好吃”。那年我打石头给砸晕了，抬回家，也是小朴给我拿来鸡蛋，那时候还没有圈养的鸡。
1998年我从德国奥迪公司乘公务专机去长春出差，晚上主人们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关东菜，他们吃了一惊。那天晚饭剩了一块切糕，也是掺豆面的，我把它包回宾馆。夜里浮想连翩，不能入睡。最后起来把那块切糕吃了才睡著。
告别
午饭后，还有两个地方我执意要去看看，第一个是我当年采石头被石头砸伤的水田大坝。大坝原是用腊条子垛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水位。引水入田，我们就吃 上了 大米。1975年为了固化大坝，队里决定采石压坝。人说采石头最怕哑炮，其实最危险的是爆炸后去撬石头：绳子拴在腰间，从山上吊下去，用钢棍把那些松动的 石头撬下来。我就是在撬石头时被旁边落下的石头砸在右侧腰部，当时我昏过去了，醒过来时躺在河边，后来被抬回家。疼了好几天，好在没有落下后遗症。我们在 坝上照了几张照片，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一个小青年开著手扶拖拉机过来。王大个说现在的手扶比咱们以前的强多了，省油，也不容易坏。老王、我和那位年轻的拖拉 机手拍了张照片，当年我也像他那么年轻。
我们坐车去了阳沟子，跨过独木桥到了阳沟口。据说当年我们开挖的大草甸子已经填掉，大部分农田也已经退耕还林。远远见阳沟南坡上的落叶松林郁郁葱葱。
阳沟子离村5里多地，去耕作早出晚归，中午啃一个大饼子，然后铺一块塑料布，在垄沟里眯一觉。有一天睡觉起来，掀起塑料布发现下边有一条蛇，大家一哄而上，用锄钩子打死，扒了皮拢一堆火烤著吃了。
快要到离别的时间了，村公所前广场人多了起来，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薛家、徐家、王家、李家……个人照，团体照，集体照……要上车了，朋友们一次次紧紧地握手，千言万语的叮嘱……多像当年的告别，多像当年的嘱托。
还有一些人我们永远也见不著了，老郎书记、薛户长、赵大妈、徐明、孙喜彦、梁歪脖子……那些曾经帮助、照顾、关怀我们的好人，我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1973年党支部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我问郎书记：“我爸我妈都是反革命，铁案，黑五类的子女，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支部也都知道。”“那你们这么 培养我，重用我，不怕犯错误挨整吗？”“你好几千里来这都不怕，我们怕啥？再整也不能开除我党籍。说什么来着，干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小伙子，别耷 拉脑袋，不定哪天，你妈你爸都成了好人，功臣。”朴实的语言，善意的人情，伴随著我30多年奋斗自强。
别了，东沟；别了，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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