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拒媒體提問
取證聽證會召開的隔天，10月17日，章子怡出席了「第三屆紐約中國電影節」，在曼哈頓林肯中心的愛麗絲杜莉音樂廳現身。《中國密報》記者試圖向章子 怡提問，但她未允許媒體發問，對薄熙來一事絕口不提。《中國密報》獲悉，不安排媒體現場提問，是章子怡出席電影節的要求之一。
在此之前，章子怡幾次反駁謠言。5月29日，章子怡已先在微博「透明的稀土」上寫道：「廣東此季多雨。每至午後便雷鳴電閃暴雨傾盆，一入夜卻又淨空萬 裡星星點燈。誰料這些天 全是天黑開工，卻要通宵拍雨景，著實愁煞製景大哥。只得出此奇招—手動降雨。眾人開玩笑說，這造假都造上天了。同事聽罷卻不以為然：造假算啥？！最高境界 叫作聽風便是雨，連假都不用造，單靠想像！說白了，YY（指意婬）。」似暗指其與薄熙來的傳聞「造假造上天」。
5月30日，章子怡出席了海南島的華語電影傳媒獎，在記者會上強調：「昨天所謂的這個新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字裏行間全部是誹謗和污衊」、「他們 利用社會熱點事件，挑釁大眾、愚弄大眾」。她表示，自己不認識徐明和薄熙來，謠言「不只傷害了我，也抹黑了電影圈」，無論什麼代價，她都要用法律的手段， 追究到底。
9月29日，章子怡再度開砲，在微博上寫道：「謠言傳了5個月，還有人在嚼舌頭，再有涵養的人也養不起 這幫謠主兒了。對那些仍在『用心』問我是否牽涉其中的人，5個月前我就給過正面回應，今天，再給你們個更正面的回應：回去問你媽，你媽在，我就在。」
章子怡狀告博訊的起訴書中對被告提出5項指控，分別為毀謗（libel per se）、對私隱權的誹謗侵權（false light invasion of privacy）、故意干涉可預期經濟獲益（intentional interference with prospective economic advantage）、過失幹預可預期的經濟獲益（negligent interference with prospective economic advantage）、違法商業行為（unlawful business practices）。
章子怡的律師團認為，博訊的報導指控章子怡與前政客、富豪、以及其他未具名的資深官員有過性交易，從中賺取超過1億美元，並受到中國政府的調查、被限 製出境，這些虛假的消息被全球各地讀者閱讀，包括身在娛樂業的中心——洛杉磯的人。原告因此遭受名聲損害、侮辱、屈辱、情感受傷害，特別是事業上的損失， 這部分的損害目前還不得而知。
起訴書指出，被告能充分了解原告的事業、經濟活動和關係。被告瞭解文章刊登後，原告的事業和經濟關係肯定會受到幹擾。原告與第三方的事業關係受擾亂，原告因此遭受損害，與被告的行為有很大的關係。
《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公眾人物保障有限
僑報引章子怡律師梅森的話表示，他們絕對不會撤訴，並將追究到底，他相 信博訊不久就會放棄此案。韋石對《中國密報》說，最早是對方提出和解，至今他們的這個門仍是敞開的，衹要對方提合理的要求，和解就是可以談的；現在對方堅持到底，不和解，韋石也不會和解。
韋石的律師為法律博客「The Legal Satyricon」編輯蘭德乍（Marc J. Randazza）。蘭德乍具有新聞、大眾傳播與法律背景，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律師協會會員，專業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媒體訴訟、娛樂法、反 公眾參與的戰略性訴訟（SLAPP）等，蘭德乍被《XBiz》評為2011年成人娛樂業50大新聞人物之一，2012年7月，VegasInc與 Avvo.com網站將蘭德乍選為拉斯維加斯頂尖律師之一。
蘭德乍在接受《中國密報》採訪時表示，他們已針對章子怡的誣告提交動議（motion），章子怡律師團決定要詢問韋石與其他證人，雖然到目前為止，取證聽證會已經舉行了兩次，但這個過程還沒結束。
「如果章子怡的律師認為我們會撤銷動議，我不知道他從哪聽到這個消息。」蘭德乍說。
對於梅森對媒體指辨方經常要求延期，蘭德乍表示：「上一次的取證聽證會中，我們在會議室坐了 將近2小時，對方的律師一直在與他人通電話，所以他們說我們一直在拖延，希望將召開日期延後，就不太誠實了。」
蘭德乍對《中國密報》指出，取證聽證會上，章子怡的律師提出非常多問題，試圖取得博訊消息來源的名字，但事實上，這則消息的最根本因素與章子怡無關， 而是與薄熙來有關、與政治醜聞有關，章子怡衹是其中的一部份。蘭德乍說，薄熙來事件吸引了許多關注、也涉及許多幕後隱情，若不是因為薄熙來事件的爆發，很 多事至今都還不為人所知。
也因為此事涉及的政治敏感度很高，韋石不願透露消息來源者的姓名。蘭德乍說：「在中國提供這種消息的來源人士，不一定處在安全保障下，因為中國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們也非常努力去保護這些人，坦白說，公開他們的名字，可能危及 他們的生命。」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公眾人物和普通老百姓，有不同的保障。蘭德乍對《中國密報》解釋，當遇到這種牽涉公眾人物的案件，只可能在兩種情況下構成 毀謗：第一，消息傳播者明白所傳播的訊息是虛假的，第二，消息傳播者非常不謹慎，魯莽漠視（reckless disregard）事實。
「博訊的報導如果屬實，則沒有毀謗問題，但即使報導不屬實，公眾人物也有能力為自己反駁。」蘭德乍解釋，《紐約時報》訴蘇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後確立了一件事：在毀謗案中，憲法對公眾人物的要求比一般人更高，「因為我們也想希望擁有自由的媒體，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說法， 言論自由需要「呼吸的空間」（breathing space）。」
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刊登一篇名為「關注他們高漲的吶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批判性廣告，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受阿拉巴馬州偽證罪指控籌措辯護資金，廣告描述了美國南部地區的嚴重種族歧視情況，且指責了阿拉巴 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阻撓民權運動的行為，但內容部分失實。雖然廣告不點名地批評了當地警方，蒙哥馬利市的警察局長蘇利文仍認為廣告批評的就是監督警察部門 的自己，因此要求《紐約時報》收回報導並公開道歉，但《紐約時報》拒絕收回報導。
蘇利文因而向當地法院起訴《紐約時報》誹謗。此外最終上訴到最高法院。1964年3月9日，大法官以9票對0票，裁定《紐約時報》勝訴，撤銷了下級法 院的裁判。判決書指出，參與公共討論是一項政治義務，除非能證明媒體的報導有「真實惡意」存在，且自己的實際利益確實因此受損，否則官員不得單純因新聞報 導內 容有失實而提起誹謗訴訟。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真實惡意」指的是明知訊息是錯誤不實的（knowledge that the information was false），或魯莽漠視、不去查證此訊息是否是錯誤的（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it was false or not）。
《紐約時報》訴蘇利文案中，判決書的執筆法官為小威廉布倫南（William Joseph Brennan, Jr.），他表示：「對公共事務的辯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它很可能包含了對政府或官員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銳的攻擊。公民履行批評官員的 職責，如同官員恪儘管理社會之責。」這番話被後人廣泛引用。此案確立了美國媒體「第四權」的權力，其「真實惡意」原則也限制了公眾人物以誹謗罪來阻止新聞 媒體報導自由的情況。
一開始，「《紐約時報》原則」的適用對象僅為政府官員，在1966年的羅森布萊特訴貝爾案（Rosenblatt v. Baer）中，聯邦最高法院將「政府公共官員」的定義擴展至政府僱員中的中層級以上，在控制政府行為和處理政府事務中有實質責任的人員，前任、候選官員都 被包括在內。
1967年的柯蒂斯出版公司訴巴茨和美聯社訴沃克案（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中，最高法院又將「《紐約時報》原則」的適用範圍從「public official（公共官員）」擴大至「public figure（公眾人物）」身上。
1971年的羅森布洛姆訴大都會媒體公司案（Rosenbloom v. Metromedia, Inc.）上，對新聞自由有了更進一步的保護，此案將「公眾人物」的概念擴展到公眾事件中的當事人，第一次把「真實惡意」的原則應用於一個普通人身上。
蘭德乍對《中國密報》表示：「我們為了自由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公眾人物必須自行吸收這些與他們有關的報導，報導不能都在諂媚；即使報導有錯誤的地方。但在博訊的官司中，博訊表示他們的消息是真實的。」
未來，蘭德乍指出，他們還會持續維護韋石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權力。「我們也相信，這件事不只與章子怡有關，還與關閉中國異議聲音的服務管道有關。」
韋石律師蘭德乍（Marc J. Randa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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