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政治局会议透露中央对经济下滑担忧加大

昨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示，在当前经济下滑风险较大之时，决策层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稳增长，以完成全年经济目标。房地产政策思路也有所转变，未来房地产政策会将稳增长与打击泡沫结合起来，鼓励房地产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提供房源。
中国经济下滑压力加大

从措施上看，调结构和反周期性宏观政策并重，加强供给端，而非搞大规模刺激。

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对比4月25日政治局的一季度经济会议的新闻稿，笔者发现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之处，显示在当前经济下滑风险较大之时，决策层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稳增长，以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亦验证了笔者7月政策的转向点，预示着下半年防止经济下滑会有更加积极的措施。

一是对经济增长下滑担忧加大。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文字稿中提到“国内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企业利润出现恢复性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加”等等。

但是，伴随着二季度上述数据转差，相似表态并未出现在二季度会议的文字稿中。特别是，本次会议提到“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的表态，显示决策层对未来国内外需求面临的严峻挑战感到担忧。

二是决心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与上次会议不同，本次在稳增长的表态方面有更多的阐述。例如，会议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虽然“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但未来还需要“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显示下半年政策力度将加大以保证增长不至于滑落至7.5%以下。

另外，今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回答记者问时表示“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全年GDP增长7.5%预期目标”，同样证明了笔者这一判断。

三是通胀压力不大，为货币政策提供空间。一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到“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而如今的提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显示与一季度判断不同，通胀已经不是当前决策层担忧的首要问题，稳增长、特别是以改革化解增长中的矛盾仍是指导思想。另外，会议提到“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显示未来货币政策可以做的更多。

四是政策预调微调，符合笔者对于7月政策拐点的判断。对比一季度政治局会议纪要中强调的政策措施，本次稳增长的政策比重更加丰富、具体，且有操作性。特别提及了保持合理投资增长，激发企业活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等。另外，政策预调微调的表态也让笔者联想到去年上半年央行利率下调与准备金下调前的政策基调。

五是房地产政策思路有所转变。从近三次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房地产政策的表态可以明显看出决策层态度的转变，例如去年年底的提法是“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今年一季度的提法是“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而最新的提法是去“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验证了笔者早前对于房地产市场应该建立长效机制的判断，即未来房地产政策会将稳增长与打击泡沫结合起来，鼓励房地产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提供房源。而通过不动产登记、房产税扩容、保障房建设、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配套出台，有助于改变房价暴涨预期，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进而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惟其如此，才能同时解决好压制房价泡沫但维持房地产业对经济支撑的两难问题。

可见，最新一期的政治局会议证实了笔者早前对于7月政策拐点的判断的观点，非常及时。而昨日央行时隔五月重启逆回购释放流动性，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适度充裕，均政策积极的证据。另外，相对于上半年保守的财政政策，下半年也将更加积极。

总之，笔者判断，如果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措施能够切实落实，将有望在下半年扭转经济持续走低局面，达到全年经济增长7.5%的政策目标。而且从措施上看，调结构和反周期性宏观政策并重，加强供给端，而非搞大规模刺激。为10月三中全会的全方位改革，尤其是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围绕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 财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出提供好的条件。

(本文作者介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广场上到红墙内：那些跻身政治局的六四亲历者

杰安迪，储百亮，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06月04日

   Agence France-Presse

1989年4月在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者面对军警，哀悼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自由派胡耀邦的去世。

北京——连续四天，400多位中国最杰出的富有政治才智的人聚集在北京一家宾馆烟雾缭绕的会议厅里，焦虑地辩论着国家的未来。

那是1989年4月，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十年后，开始面临 政治自由化的呼声。几天以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抗议活动，与会者的人生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中有几位成了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比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另一些则因被指控支持抗议活动而身陷囹圄或者流亡国外。天安门抗议震动了共产党，最终以6月4日士兵大举进入北京、开枪打死了几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和旁观者而告终。

Sean Gallup/Getty Images
现任高层中参加过1989年倡导开放精神和政治改革的政治局会议的人士。李克强，现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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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李源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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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反腐调查总负责人。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俞正声，主管宗教，少数民族和非党团体工作。

曾帮助组织那次会议的陈一谘说，“会议的气氛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不可能再召开像那次那样每个人都愿意直抒己见的会议了。”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24周年，也是共产党新领导层上任后 的第一个周年，新领导层中有不少与1989年事件有密切且矛盾关系的官员。很多如今的高层领导在20世纪80年代还处于他们政治生涯的初期，那个时代，允 许什么、禁止什么的边界没有今天这样泾渭分明，也没有被如此严格地控制。他们当年的职业和友谊，以及他们有时的观念与那些在六四之后入狱或被罢免的学者、 官员和政治顾问们的有些重叠。

几乎没人认为去年11月上台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会推翻官方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一场必须镇压的反革命暴乱。但是，他们曾陷入当年那次政治试验的经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其前任相比，如今的领导人是否会对新的想法和讨论持更开放的态度。

虽然中国领导人公开辩论经济改革的不同方法，但是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难以听到。至少在现在看来，任何对20世纪80年代更自由精神的潜在接受，都被晋升到了高层的那些人所必需的因循守旧所禁锢，这些人害怕自己被怀疑是意识形态异端。

然而，六四事件的教训以及其压抑的后果对新领导人来说也许是负担，如果他们面临另一次政治反抗则尤为如此，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吴伟说，赵紫阳是致力改革党的领导人，在镇压发生前不久被罢免。

吴伟说，“对现在的当权者来说，这依然是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即便他们还不能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经历过那次事件的人现在正值中年或者稍老一点，这依然是他们心头的一个结。”

据曾参加会议的原新华社编辑仲大伟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25位委员中有六人曾参加那次会议，今年57岁的李克强总理是其中之一。其他与会者包括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及负责有关宗教、少数民族以及党外组织政策的俞正声。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领导的人中有不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 涌进大学的，他们渴求知识和自由思想，在之前的10年文革期间，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大学由于意识形态运动大部分处于关闭或者停顿状态。在当时的 照片上，他们都穿着蓝色或者绿色棉外套，提醒着人们那是他们曾希望逃脱的单调遵从。

在天安门动乱的整个过程中，现任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的习近 平在东南部的福建省任地方官员，远离北京的抗议活动。但他的父亲习仲勋是支持经济改革的共产党元老，也是胡耀邦的朋友。曾任党的领导人的胡耀邦因其自由倾 向于1987年被罢免，他的突然死亡，使得上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自己的哀伤，也发出迈向民主的要求。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孙万国(Warren Sun)称，有些迹象显示，习仲勋曾间接地表达过他对军事戒严的反对，但在六四之后很快站好了队。

六四事件发生前，中国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允许农民、工厂主以及商人摆脱国家的约束。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新思想的酝酿、以及对政治开放和文化创新的呼声，但也遭到党内保守派领导的一场针对“精神污染”的反击行动。

北京作家陈子明说，“我们当时都认同的是中国必须进行改革，迫切需要如此。学生和学者之间唯一的真正分歧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哪个应该最先进行，或者是同时进行。”

当前中国的很多领导人在那种如火如荼的气氛中开始攀登政治 阶梯，在当时，官员与一些倡导更激进变革的人打交道、甚至对他们表示同情并不罕见。学生时代的李克强曾与胡平和王军涛有过交往，后二者是积极投身于 1980年不受拘束的学生竞选的激进分子。朋友称，有时李克强会参加学校的沙龙，学生们在那里辩论选举政治、西方思想以及威权统治的暴行，直到深夜。

朋友称，那以后，李克强被党内官员劝说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当了共青团的一名干部。

王军涛说，“当时我们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很多让我们发生分歧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出现。” 王军涛在六四事件后被关押，在1994年去了美国。

其他未来的领导人也有类似的背景。现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曾在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年轻学者一起提倡改革死板的计划经济，他们被誉为“改革四君子”。在那个十年的后期，他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成员，该系列丛书很受学生喜欢。

陈一谘曾是主办那次会议的政府机构主任，他回忆说曾与王岐山多次长谈，也在1988年与李克强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在提到中国最近退休的一批领导时，他说，“我的印象是，这一代应该比胡锦涛、温家宝那一代人要更开明。”

到了1989年，分歧导致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裂。尽管已出现十年经济增长，学生和学者却因为官员腐败和共产党不愿效仿席卷前苏联阵营的政治改革而不满。更多公众也因官员特权、以及物价改革带来的通胀而十分愤怒。

这些矛盾在胡耀邦死后爆发了，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升级为争取通过向民主迈进以及言论自由来限制权力和党精英阶层特权的诉求。

赵紫阳以及党内高层其他相对温和派人士提倡用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闻自由来平息不满。但强硬派则认为自由化会带来危害，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一直热衷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民主倡导人士王军涛回忆了自己与前大学校友李克强在 1989年5月中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说，“在学生时代，(李克强)经常直抒己见。现在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冲动。他变成和其他官员一样的人，对领导唯命 是从，但我觉得他仍有正义感。”那次见面时，李克强与一群领导一起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教室中去。

等到5月20号政府宣布在北京进行军事戒严时，赵紫阳已经失去了权力，邓小平和党内保守派正在准备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两周之后，携枪的士兵和坦克辗过天安门广场，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清洗和关押的震撼。

据曾经相识的人称，为了度过这次逆转，李克强和共青团的其他官员靠无情的实用主义打消了人们认为他们对党不忠的怀疑。他们参加各种会议，谴责天安门抗议是反革命行为。王军涛说，“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

6月4日的镇压发生之后不久，习近平的妻子、军乐团歌手彭丽媛曾与其他表演者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军队。一家人民解放军杂志1989年发表过她演出的照片，照片曾在今年在中国互联网上短暂流传，后来消失了，可见政府对那段历史仍然很敏感。

曾为官员的吴伟说，“党的体制会改变人。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就学会了一条：如要保护自己，就必须保护这个体制。但是我不相信那个时代没有给他们留下了印记。”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

翻译：张亮亮

中央政治局25席習近平僅握1.5席

“鏈接中國”對官員威脅性不小（三）

《內幕》編譯 袁來富

3.  機構運作（Institutional Power）

中國的機構運作分為黨、政、軍三大類，各自連結直接與間接下屬機關，共產黨黨最高權力機構為政治局，其次是中共中央委員，下一層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軍事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再次一層為中央黨校、港澳辦、外事工作等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權力機關為中共中央軍委，其下為武警總部、解放軍紀委、軍事科學院、軍委辦公室、信息化辦公室，然後才是各軍種。政府機構也是以權力等級分類，黨政軍機構廳局級以上重點官員皆列名。七名政治局常委都連結詳盡個人資料、主政機構、並與權貴關係、仕途發展、相關報導作連結。


栗戰書同時屬於胡派與習派。

個人檔案雖然精簡卻未粉飾太平，前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檔案，紀錄他是中國前公安部門（ 2007-2012年）獨裁者（維穩沙皇），被歸類為太子黨、石油幫與國營企業高官，與薄熙來、江澤民、曾慶紅等上海幫關係密切。而李克強的檔案稱：身為團派成員與胡錦濤的門徒，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的李克強，仍保留自由主義與直言不諱的特質，他的仕途一路有災難緊隨，中國幾件重大火災、礦災、以及愛滋病散播等問題，都有他的身影，暗示讀者不妨繼續查詢其他負面新聞。

例如，李克強擔任河南省委副書記期間，2000年3月焦作市一家錄像公司火災造成74人死亡，當年12月河南洛陽東都商廈，台商丹尼斯百貨的東都歌舞廳發生火災，奪走309條性命；升任河南省委書記後，鄭州煤炭工業集團大平煤礦礦難造成148人死亡，平頂山市新生煤礦礦難死亡人數33人。震驚中外的河南愛滋村，貧困民眾賣血維持生計，卻造成愛滋病泛濫流行，起因與李克強無關，他也盡力控制病情散步，但他封鎖消息的決策卻也導致態勢失控。

4. 攀登權力的頂峰（The Path to the Political Power）

“攀登權力的頂峰”這個章節的架構與“中國黨政領導幹部”資料庫內容類似卻更加豐富，涵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七人）、中央政治局（25人）、省（自治區、直轄市）委書記（31人）、省（自治區、直轄市）長（31人）、國務院27個部委的部長等省部級正職等公務員級別三級以上幹部的官場經歷，卸任的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建政以來的11位國家主席的仕途資料，也收錄其中。

點開個別官員，可以看到他在各級職務停留的時間，與當時的年齡，可以比較官員在不同職級的歷練，比較胡錦濤、溫家寶的仕途，胡溫兩人皆在50出頭就由省級領導位置上高升，胡錦濤一步躍升為政治局常委，相當於中國《公務員法》規定的國家級正職，為《公務員法》規定的十個公務員級別中的一級公務員、溫家寶則是只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相當於國家副職和二級公務員。

而年齡相差二歲的習近平、李克強，兩人仕途解析則可看出，習的基層歷練較豐富，李克強30出頭就晉升省部級正職（三級公務員），比習提早將近10年，也比習早幾年晉升國家級正職（一級公務員），但習後來居上也很快攻頂。

5. 人物專題報導（From builders to managers）

2012年十八大確定中共新接班領導後，路透社對新舊中國領導的深入報導都收錄在此，涵蓋江澤民的黨內影響、領導專題報導、台灣問題、面對海洋權益爭端解放軍鷹派崛起、北韓與中日外交、食品安全等主題。3月4日刊登的《中國下一個核心權力圈》（China’s next inner circle）則或可作為這個互動資料庫的另類序文。

政權才交替　2017政治新星卡位戰開打

以目前中央政治局25位委員來看，習近平僅掌握62歲的栗戰書（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辦主任）與許其亮上將（軍委副主席）兩席。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掌握八席，包括65歲孟建柱（政法委書記）、64歲王岐山（中央紀委書記）、67歲俞正聲（政協主席）、66歲張德江（人大常委會委員長）、68歲張高麗（常務副總理）、57歲王滬寧（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59歲張春賢（新疆自治區委書記）、49歲孫政才（重慶市委書記）與許其亮（許同時被歸類成江與習的人馬），但後三者與胡錦濤關係頗深。

胡錦濤則掌握至少11席，包括李克強、65歲的劉雲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67歲的劉延東（副總理）、62歲的孫春蘭（天津市委書記）62歲的李源潮（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57歲的汪洋（國務院副總理）、65歲的範長龍上將（軍委副主席）、55歲的趙樂際（中組部部長）、49歲的胡春華（廣東省委書記）、65歲的郭金龍（北京市委書記）與中辦主任栗戰書。（栗在胡習兩邊通吃）

派系色彩不明顯的則有58歲韓正（上海市長）、59歲劉奇葆（中宣部部長）、66歲馬凱（國務院副總理）與66歲李建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25名政治局委員有13位（七位團派、四位屬上海幫）應會繼續留任。按2007年十七大政治局設下的年齡限制慣例：新任政治局委員的年齡不高於63歲，超齡者限制晉升、亦不留任，本屆其他12位64歲以上的政治局委員將讓出席次。

七位政治局常委方面，除了習、李兩人，2017年全都屆齡退休，五個出缺職務慣例會成為團派與上海幫的重要角力戰場。雖然2012年十八大選出的七名政治局常委，有四席（王岐山、俞正聲、張德江、張高麗）屬於江系人馬，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僅穩住兩席，但劉雲山與江系也有聯絡。

多數政治分析師認為，長期來看共青團仍占上風。習近平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總書記上任時前兩任都還活著，他必須謹慎處理執政團隊的派系問題，而非激進革除前任作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科學學院副院崔大偉（David Zweig）受訪時表示：“我不覺得習近平能造成帶大改變，因為那仍是江澤民的政治局常委。”

不過，時間應該是站在團派這邊，一方面江澤民、胡錦濤相差16歲，這種圍繞特定強人的派系團體，很少能在核心人物離世後持續發揮影響力，即便是過去中國人的紅太陽毛澤東也是如此。（《內幕》第15期）

（《內幕》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