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民运人士发起“天下围城”结束中共统治

【大纪元2013年08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台湾台北报导）89民运参与者8月1日发表《天下围城，纪念“六四”， 催生宪政民主新中国》的关于纪念“八九”“六四”25周年的文告。文中提到，25年后的今天，我们比1989年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当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宪政民主必须结束共产党的腐败专制的统治方式。

文告称，明年就是“六四”惨案25周年，很多国人都在讨论明年的纪念活动。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人士提出我们建议的第一号行动计划，我们名之为“天下围城”行动。

“今天，我们不仅是为追还‘六四’屠杀所扼杀的正义，存续1989年中国人所怀抱的伟大宪政民主理想，而且是为那些1989年以前和以后中共腐败暴政受害者伸张正义。既然专制者不给人民安全、尊严和权利，我们就决不让专制者安宁地过好日子！既然中国公民还不能在自己的国土行使人类公认的权利抗议专制者，那我们就在地球上还能行动的地方坚定有力地行动。”

他们呼吁全球华人和国际人士，各人权团体，在2014年6月4日那一天，能够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尤其是使领馆）门前，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89民运参与者包括海外八九学生：王丹，张伯笠，王超华，项小吉，李进进，李恒清，王天成，刘俊国，潘强，金岩。海外八九参与者： 王军涛，胡平，万润南，郑义，陈奎德，吕京花，陈破空，刘念春，王进忠，解龙。海外香港社团代表：杨锦霞，关卓中，谢中之，关树越，周盛康。

（责任编辑：孙芸）

马云究竟说了什么？来看采访马云的原始录音

《南华早报》中文网7月13日刊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接受该报记者刘怡采访的访谈笔录，其中引述马云的话说，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是“最正确的决定”。这一内容在互联网上引起激烈争论，马云和阿里巴巴先后发表声明说，《南华早报》的报道不正当引述了马云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引发严重误解；但《南华早报》坚持说，该报的文章和采访笔录准确、恰当地反映了马云所说的话。

以下是《南华早报》访谈录中所记述的马云相关谈话，以及《华尔街日报》根据阿里巴巴方面所提供录音忠实记录的马云同一谈话内容，马云在接受采访时究竟说了什么，读者们可自行作出判断。

《南华早报》访谈录

马云：一家公司的CEO，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无论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混日子，那谁都可以不做决定的，那这就不叫管理了。

《华尔街日报》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录音

马云：一家公司的CEO，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无论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选择──我上次讲的，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你不做这个决定麻烦就大了。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混日子，那谁都可以不做决定的，那这就不叫管理了。


文章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2013-07-22

高瑜：记着，中共还会扣动扳机！

    “六四”时候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病死了，经历过那场伟大民主运动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北京市长，记住了他一九八九年的所作所为。

    那年的六月一日，他心怀叵测地对北京市中小学生发表讲话：“亲爱的小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今天都想到天安门广场去过庄严的队日，去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圈，可是现在天安门广场被一群坏人佔据了……。”他的这个讲话，是为两天之后，二十四万野战军荷枪实弹进城大屠杀公开制造舆论。此时先头军队已经通 过地下通道进入人民大会堂数日，他们在华丽的地毯上吃住，争水、争厕所，以致地毯髒污、磨损，全部报废。


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陈希同就提出北京市戒严
    
    陈希同“六四”中肩负的巨大责任，赵紫阳在他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所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据参加会议的人证实，陈希同不但参加了二十四日晚八点李鹏主持的这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会上还提出“北京市戒严”，被杨尚昆当场制止：“不讨论这件事”。
    
    但是陈希同和姚监复的谈话中不但否认他参加会议，而且把会议讨论的北京市打给中央的报告的责任完全推给已经去世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自称不知 道。我在八九年五月以《李锡铭四？二十四请战报告》为题，报道了该报告的详情。其内容是学潮以来，北京市组织人到各高校有选择地抄录的学生大字报和标语口 号；利用三月份以来跟踪、偷拍、窃听、诱导、编造的知识界的人、事、言论，说明学潮实际是经过两年酝酿、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否定中国共产党领 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该报告使用耸人听闻的语言说什么：“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吗？”北京市委明确向中央请 战：“只要中央给政策，我们是有办法解决的。”邓小平次日十点召见杨尚昆、李鹏.北京市委的“请战报告”成为李鹏向邓汇报的主要内容，引发出邓小平的讲 话，也就是“四？二六社论”的全部内容。
    
    何家栋的夫人，今年八十八岁的律师陈蓓，八九年在司法部任职，她告诉我她在司法部亲眼看到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打给中央政治局“关於北京市发生动乱的报告”的印发件，上面是李锡铭和陈希同两人的签名。
    

六四责任陈希同仅在邓李之下
    
    “六四”事件中，陈希同活跃程度超过李锡铭，也在何东昌、袁木之上，屠城之夜，他坐镇人民大会堂，参与指挥了天安门清场的全过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身份，向全国人大做了《关於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汇报》。这个报告是继邓小平“六 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对八九民运做的总清算。在该报告中，明明是李先念向陈希同透露“戒严”的机密，陈希同反诬鲍彤“泄密”。在鲍彤之 后，点了几十名着名知识分子的名字，将所有群众组织都打成搞“动乱”“暴乱”的非法组织。随后，北京市继上海市查封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迅速查封了《新 观察》、《经济学周报》。
    
    正因为陈希同以上独一无二的表现，深获邓小平信任，成为取代李锡铭、进入政治局的不二人选.
    

陈希同欺骗了姚监复
    
    姚监复先生因为表姐锺鸿曾经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得以到北京市小汤山疗养院，向陈希同赠送锺鸿的文集、诗集，以此为契机，从二○一一年一月六日 至二○一二年五月六日，一年四个月中，与保外就医的陈希同做了十次访谈。去年“六四”期间，由鲍朴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访谈录《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 铄真》。书名取自陈希同自己的七言诗。
    
    至今姚监复说，陈“是坦白的”，“跟我讲话是诚实的，但是对问题的认识不一定（一致）”，“我想他也相信我”。我认为姚先生错看了陈希同，陈并没有对他讲真话，他甚至是上了陈希同的当。理由有三：
    
    其一，陈希同对上述他在“六四”镇压中的重大责任有的矢口否认，有的供认不讳，虽然都把自己说成是被动的、无辜的，但是他有明确的底线，就是坚持“四？二六社论”对学运定性。他只说结局“应该能够避免”，但是又完全赞成邓小平镇压。
    
    这种首鼠两端的矛盾说法是极不老实的，是欺诈，既要获得採访者的好感，又要对中央显示政治正确.
    
    其二，陈希同接受姚监复的访谈，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让姚监复为他的贪污一案的申诉造舆论。他不同意将全部访谈发表，但是他明示姚监复可以将两个 问题单独写成文章发表：一，他不是“北京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李鹏日记》所说）；二，他不是“贪污犯”。目的是获得程维高那样的宽大处理。
    
    其三，《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出版之后，陈希同虽然对当局的追查予以驳斥：“那么多书报对我进行攻击，你们不管，怎么有一本书为我辩 护，说我没有贪污，你们就追查？”但是他认为姚监复把全部访谈记录出版，妨碍了他的申述。他公开对姚监复表示不满，他的夫人甚至说：“都是姚监复把事情搞 糟了”。他立即切断姚监复能够与他联击的一切渠道。今年二月他病重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四楼干部病房六号床位（专设封闭病区），姚监复通过表姐锺鸿只得到虚 假的消息：“春节看望的人太多，到医院躲清静.”
    

二十四周年是中共政权与人民的又一次对峙
    
    今年“六四”，当局严控升级，限制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王范地夫妇去香港，也限制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去木樨地祭奠亡儿蒋捷琏.全国普遍对异议人 士设岗、抓捕。至死享受中共特权待遇的陈希同偏偏於六月二日病逝，只差两个月没有跨过政敌江泽民加给他的十六年刑期。二○○六年五月，陈希同保外就医，曾 聘请张思之大律师为他申诉辩护.张思之看到他作为钦犯的生活环境，三层小楼，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大师傅（他自己点名要的），除了有个穿便衣的警察班 子看守，与高级干部待遇无异，而他的一切开销都由秦城监狱负担，当场拒绝了陈希同。
    
    年年“六四”，中国普遍降雨，今年将陈希同的死讯瞒到“六四”晚上，香港维园烛光大雨中点燃之时，由官媒中通社首发，是想阻挡天怒？还是人怨？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已经成为中国人永久的信条.陈希同的死，使得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民与紧握枪桿子的中共政权，在二十四年之后又一次发生强烈的对峙，天安门母亲们等待置之死地而后生，人民公开为宪政理念而呐喊……。
    
    但是他们知道，你们还会扣动扳机！
  

原载香港《动向》月刊

为何不要喊“爱国”？

刘青

香港是悼念“六四”大屠杀的重镇，二十四年来不仅风雨无阻年年举办，而且其人数规模超越全世界总和，是世界上最受瞩目悼念六四和追究元凶的活动。然而二十四年后的今年六四悼念活动，香港却出现了一些争议甚至分歧，起因是港支联原本将今年的六四主题，定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这一主题立即招致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对，甚至有香港民主人士号召抵制今年维园的六四活动。而香港之外也有强大的反对声音，例如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就十分不认同港支联今年的主题口号。在香港和海内外华人强烈的反对下，最终香港今年的主题改为“平反六四，永不放弃”。

其实在香港悼念六四的二十多年活动中，以前也曾有过“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的口号，香港过去悼念六四的体恤衫就曾印有这口号，但是当年并没有引发纷争更不要说分裂倾向。之所以今年这一口号引发如此剧烈反应，最主要就是近些年“爱国”已成中共利器，试图以此管控香港民众思想最终迫使“爱党”。中共对此最明显和重要举措是在香港教育系统，设立所谓的“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而宗旨和目标都是从学生开始，强制洗脑迫使港人爱党。由此引发港人反洗脑的数十万人大游行，并有团体坚持绝食抗争最终迫使港府暂停这所谓的“爱国”教程。

中共教唆港府出炉的爱国教程虽遭挫败，但是并没有令中共从中汲取正面教训，不久又由中共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出面，声称参与香港特首普选的第一关便是爱国爱党，对抗中共中央的人就没有参加特首普选的资格。爱国爱党是香港特首人选必备条件一说，同样在香港社会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抗议，中共的喉舌媒体和明明暗暗的各色人物大唱爱国必须爱党，说爱国不爱党是不承认国家领导不算爱国。而中共霸王硬上弓的爱党爱国行径，对日益清醒并更加厌恶中共的港民，无疑更加激发了抵制中共洗脑的同仇敌忾。在香港民众普遍厌烦爱党爱国的背景下，却在谴责中共的每年一次六四悼念活动中，提出爱国这样的主题遭到强烈反对，应该说结果不是如此，才不合情理和令人难以理解。

今年悼念六四活动的主题之所以出现爱国，无疑中共喉舌及追随者大肆挥舞爱国大棒，动辄扣以不爱国甚至汉奸卖国等帽子有关。有些人对此不能释怀感觉压力太大，又觉得爱国容易上口为何不举这面大旗，这可能是今年六四出现爱国主题的重要原因。但是这正是中共心怀叵测所期望达成的目标，因为中共通过媒体喉舌行政压制和监狱直至杀戮，牢牢控制着话语权早已经混淆了爱国和爱党的分界，而相当多的大陆人也确实说不清楚其中有何本质区别。所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事实上在中共管控的区域内高喊爱国口号，后果一定是予人纠缠不清的爱党爱中共的效果。所以若承认中共祸国殃民血债累累，就不要引用含混模糊的爱国口号造成混乱纷争。

爱国这个概念广义地说是爱生养自己的土地，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民众和融入血液的文化习俗；狭义地说也包括维护自己尊严和权利的国家政权。广义和狭义既可以是相容的关系，也可能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当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国家保障，他口里的爱国在广义和狭义是统一的，当人的尊严和权利被肆意侵犯剥夺。他口中的爱国仅是广义的爱国，并不表示他爱侵犯剥夺他的尊严和权利的国家政权。

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永远高于国家的尊严和权力，如果你的尊严和权利毫无保障可言，那么这个国家的尊严和权力不仅与你无关，甚至所谓的国家尊严和权力就是建筑在对你的侵犯之上。中共以共产主义和全民所有的口号，抢光了大陆民众所有的私人财富资产，又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让中共权贵本身和投身依附者抢光了公有资产和财富。中共在这两枪的过程中，杀害和迫害致死至少八千万民众，几乎无人能够逃脱肆意侵犯迫害，大陆绝不是中共权贵以外饱受欺凌民众的国家，而是欺压凌辱大陆无权无势民众的牢笼。处于如此悲惨境遇的大陆一般民众，除非洗脑被愚弄和禀性下贱，绝无可能怀有爱国即爱党的情怀。

另外一个不要喊爱国的重要原因，是爱国的提出排除不了中共的作用和特务的阴影。大量采用特务是中共主要统治手段之一，对难以控制群体和组织更是百分百特务渗透。当年民主墙的众多民刊和团体，无一不遭特务渗透破坏，港支联这样人数众多影响强大的组织自然无法幸免。渗透进来的特务的重要破坏手段之一，就是搅和出方向错误、纠纷和分裂。爱国成为悼念六四活动的主题，就具有特务活动的典型特征，如果接受爱国口号正中中共下怀，为此闹出纠纷或分裂也是中共欢迎的后果。所以不论从爱国口号含混模糊，中共统治的国家不是治下民众的国家，以及难免的特务搅局破坏来说，都不宜高喊爱国口号，更不适合在六四活动中谈什么爱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沒有身經歷過，很難編造出來”

《外參》記者柯宇倩／1989年6月3日夜裡至6月4日凌晨到底發生什麼事？是促成杜斌開始收集六四事件資料的原因。如今，杜斌多年來的心血均集結於《天安門屠殺》一書中，透過不同人物、不同地點、不同角度，從底層人們的視野還原這起事件的真相。

如何判斷資料的真實性？

《天安門屠殺》所採用的資料來自四面八方，有官方和民間出版的書，有來自新聞網站的報導、網路論壇的帖子，也有從雜誌裡收 集而來的文章。書中所採用的官方資料較少，多半為民間人士所撰寫的文章。杜斌解釋，官方資料只是為了印證一下在具體的某個時間段內，官方和軍方在做什麼， 因此並不是重點。

收集如此多的資料，是否內容均是確實無誤，也是個問題。杜斌對《外參》說，他判斷訊息是真是假的依據主要是時間。雖然親歷者在當時只有一個大致的時間概念，不會很精確，但同一個時間段內，很多時候不同人所提供的訊息是重疊的，這就可以判斷這些人所描述的情況是真實的。

此外，杜斌也認為，能針對這件事寫出上千字的人，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很難編造出來。“我在看資料時，有一種直覺，就是這 起事件如此重大，你都不敢輕易地去寫什麼，那些沒有真正經歷過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去說什麼。另外，有的作者在網路上使用筆名，就是為了說這件事，所以如果 你不相信他寫的東西，還能相信什麼？”

《天安門屠殺》也引用了不少《關鍵時刻：李鵬日記》（《李鵬六四日記》）的內容，此為鮑樸所擁有的一份據稱出自李鵬之手的文件，為李鵬在六四事件期間所撰寫的日記，但日記是否真是李鵬所寫仍有爭議。

據《亞洲週刊》報導，李鵬日記原計畫在2004年出版，但遭中共中央政治局否決，只能少量印刷，在中共高層內部傳閱。杜斌對《外參》表示，他相信日記的真實性，因為李鵬 為了脫罪，只有把當年參與決策的人以及一些細節都公布出來，才能達到這個目的，但先前欲出版遭到中央政治局的反對，因此李鵬更想在有生之年把當年的細節說 出來，“最少證明屠夫不只是他一個。”

李鵬日記提到：整個六四事件在天安門廣場上沒有一個人死亡。成整部日記中相當受爭議的一句話。杜斌認為，李鵬說這句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當天沒有去廣場。

但並不能因此認定天安門廣場沒人死亡。杜斌提出一項佐證，證明確實發生了死亡事件。“我一個在北京的朋友，當時是北京軍區65軍戒嚴士兵，現在是一名畫家。6月3日夜裡，他的領導給他一台照相機、20個膠捲，因為當時他胃不舒服，領導說，你幫我們拍些照片，就不用去參加清場，他就拿照相機去了人民大會堂的領導辦公室、樓頂上、廣場上拍了一些照。”

《天安門屠殺》也收錄了這名友人的《原戒嚴部隊士兵1989年廣場日記》。日記寫道：

“7點鐘後，我和炮連連長，還有五個戰士，去值勤時，才看到大會堂的一層幾個大廳裡躺的全是受了傷的軍人。他們躺在地板上，好 多人渾身是血，也有的大腿和胳臂好像是斷掉了，部隊的醫務人員正在忙著給他們用白紗布包紮著傷口。有的重傷患，醫務人員臨時用大會堂裡的屏風，把他們圈了 起來。

我們值勤從大會堂裡出來，穿過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碑周圍到處是學生仍下的標語橫幅。雨水把標語上的筆墨色和紙的紅色浸泡了下來，黑紅色的污水順著紀念碑的臺階四處流。

往南面走，學生的物品堆得像山一樣高。火焰加雜著雨水發出吱吱地叫聲。”

杜斌對《外參》指出，2009年6月2日他前去採訪這名友人時，對方回憶，在廣場上一個帳棚面前看見了一個女孩子的頭髮，扎著馬尾辮，辮子用一根紫色的頭繩紮起，頭髮好像被粗暴地剪掉，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事發至今20年都還記得，他還為此畫了一些與頭髮相關的作品。

當時，與杜斌一同前去採訪的記者問：你有沒有看見廣場上有死人？對方大約沈默了30秒，說：“有沒有死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沒看見。”

2012年6月4日，此名畫家在香港油麻地活化廳展覽了在1989年6月4日上午拍攝的坦克車排滿廣場的照片，活化廳負責人李俊峰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表示，這名畫家告訴他，當日上午清場時，他 在天安門廣場上，看見一個女生血肉模糊的屍體，屍體的附近發現了頭髮，扎著一個馬尾辮，還有一個紫色的頭繩。杜斌當下立刻明白，該名畫家接受自己採訪時， 因為顧忌著自己是《紐約時報》的記者，因此沒說實話。

《天安門屠殺》

港媒:六四显灵 北京变天 轰雷落雹 上午如半夜

北京顺义区中午天色突然变黑，并下起大雨。互联网


内地网民称昨日「六月飞霜」。


北京昌平区暗无天日，只见高楼灯光。

人无声，天有声！昨日正值中共新政权上场后首个六四纪念日，北京突然变天，白昼如夜，雷雨冰雹齐现，如进入黑暗时代。网友直言这种不正常的天气是：「特别 的日子、特别的地方、特别的黑暗！」「六四显灵，变天了！」而让网民感到愤怒的是，新浪微博竟助纣为虐，取消表情符号「蜡烛」公仔，阻民众「曲线」悼六 四！中国组

昨日上午起，北京部份地区天气迅速变黑，下起大雨，甚至降小冰雹，还有闪电。北京市气象台在9时5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11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 计降雨云团从北京西北部向东南方向移动。受暴雨雷电天气影响，截至下午1时30分，首都机场国内航班取消55班延误55班。雷电、暴雨、冰雹集中在延庆、 怀柔、昌平等北部地区，北京市中心则一片阴沉。去年六四前夕北京也是同样雷雨落雹天气。

「有世界末日的感觉！」不少网友实拍北京突然变天的过程，犹如突然启动「黑暗模式」：中午看似晚上，街头一片黑暗只见车灯，民居亮起电灯，首都机场的飞机 摸黑爬行。微博上议论纷纷：「这是不散的冤魂吗？很吓人。」「倒行逆施才会天怒人怨，人间自有正义，报应只是迟早！」「天知道！」「苍天有眼，哭我华 夏！」

显然民众是将反常的天气与昨日六四事件24周年作联想，然而「六四」二字在内地互联网上是不容宣诸于口的。监控网络的「防火长城」昨频频更新，敏感词、删 贴、删图、甚至将整个账户铲除，有网友将经典的《坦克人》照片中王维林挡住的坦克变成了大黄鸭作「曲线」悼念，又讽刺网络禁言，但亦难逃删贴命运。让网民 感到愤怒的是，新浪微博竟取消了表情符号「蜡烛」公仔，连民众曲线纪念六四都不许。有网友说，北京白昼突昏暗，凸显六四烛光集会所在地──香港黑夜的光 明。

另外，昨日中午台北也突然下起大雨，闪电不断，白昼如夜，多个地区甚至下起冰雹。网友大呼「6月下冰雹，到底谁有冤？」。与大陆民众的无言愤怒不同，昨晚 台北中正纪念堂有一场64分钟纪念集会，悼念主题是「从平反到究责」。由学运领袖王丹牵头，台湾多间大学学生从两年前开始联合举办悼念六四大型集会，筹办 者不少是1989后出生的年轻一代。

台湾总统马英九昨早发表「六四感言」，呼吁北京当局以更宽广的胸襟，包容异见人士，而他称自己每年纪念六四就如同每年纪念「二二八」一样，衷心地期盼类似悲剧不再在两岸重演，人权的普世价值可在中华大地生根。

香港   苹果日报 

六四受害者第二代遭遇揭中共延伸迫害

专访“上海女囚”作者孙宝强和他的儿子陈孜轩


“上海女囚”作者孙宝强一家逃离中国前的合影，曾经的和睦之家，如今天各一方。（图片来源：大纪元资料室）

【大纪元2013年06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袁丽澳洲悉尼报导）“上海女囚”作者孙宝强因抗议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而被中共判刑3年。3年出狱后全家又被监控和迫害20年，2011年2月，她和丈夫终于逃到澳洲，在第22个“六四”周年的前一天，夫妇俩得到了澳洲的保护签证。他们的儿子陈孜轩却从此成了中共的人质，为躲避中共的迫害，屡次得不到澳洲签证的陈孜轩不得不于2012年底逃离中国，来到了美国。2013年6月3日，大纪元记者通过电话与居住在悉尼的孙宝强女士和她身在美国的儿子陈孜轩分别作了电话采访。他们揭露中共的迫害已经延伸到第二代。

六四受害者的心痛

6月3日晚，孙宝强告诉记者自己因为抗议中共“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而被迫坐牢3年，受尽了磨难。在逃到澳洲后继续写书、写文章揭露中共，中共国保人员开始对她唯一的儿子陈孜轩实行监控、保大、诱骗、胁迫等暴行。无法忍受迫害的陈孜轩不得不逃离中共的监控，逃到了美国。



2013年6月4日晚，“上海女囚”作者孙宝强参加在悉尼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屠杀“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悼念。（摄影：何蔚/大纪元）



“上海女囚”作者孙宝强的儿子陈孜轩为了躲避中共国保的监控迫害，不得不于2012年底逃离中国，来到了美国。（摄影：袁玫/大纪元）

孙宝强说：“我最后还母子分离，天各一方，公理、天理何在？澳洲当年因为“六四”给了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总共1百万张“血卡”。但是我们是真正的受害者，到现在还在流浪漂泊。所以这次我的儿子到美国国会去，他说：妈妈，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说话，而是为我们这一代“六四”受难者说话。”

孙宝强质疑那些当年因“六四”而得到澳洲政府难民保护的20万人，她说道：“如今在每年的“六四”受难日，都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相反，现在“六四”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却得不到真正的保护。”

孙宝强讲述了自己的儿子在9岁时就被无辜地扣上“共和国暴徒”的罪名，幼小的年纪就开始面对别人的仇恨、侮辱、谩骂、欺凌和殴打。说到这里，孙宝强声带哽咽。

中共扭曲人性，“六四”受害者第二代无奈延续被迫害

当记者与远在美国的陈孜轩电话联系上时，他刚刚离开华盛顿国会大厦在回返的路上，5个小时后，当记者采访到他时，这位现在已经33岁的年轻人在谈到自己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经历时，感到心情非常的复杂。

在谈到小时候被同学叫作“小暴徒”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他感到不知所措，虽然家人说他的妈妈没有错，但是别人都在用歧视的眼光看，亲戚也不再联系他们，大部份人都说他母亲是暴徒。他说：“从小我很难辨别谁对谁错，我一直很质疑我妈的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因为政府对“六四”都是负面的报导。”直到两年前，他看到了海外对他妈妈的报导，才真正地理解了妈妈。

他说：“其实我都很难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是正常的，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伴随着长大的。我不知道正常的童年应该是怎么样的？”当了解到真相后，陈孜轩开始理解了妈妈并支持她，并为他母亲所写的书设计封面。

在中共一面倒宣传的环境中，曾经一直质疑母亲并将一切责任推给妈妈的他讲道：“有一段时间，我和我妈的关系很差，因为我觉的我从小所受到的伤害都是我妈害的，都是因她而起，直到因为国外的媒体的报导，我才转变了这些观念的。我从小所受到的那么多的歧视、欺负，包括我被他们国保拿车撞，当然我命大，逃过了一劫，只是腿上留了两个疤而已。我始终就是认为这是因我妈而起。她一定要坚持写那个书，而国保就一直打压。我一直受到我妈的牵连。”

“因为这两年，我自己和那些国保打过交道以后，我开始能明白我妈确实需要以很大的勇气去对抗这种力量。我感到我妈妈真的了不起。”他说。陈孜轩认为中共扭曲人性的迫害逼迫中国人变得麻木、奴性，充满了欺骗。

曾经遭受多次国保威胁的他，更感到中共的邪恶不仅是停留在表面，更荒唐的是还要感谢他们。他说：“国保曾经对我说：你看我本来可以揍你、我可以拘留你、判你刑。你看我现在没有这么做，你看我对你多好。他还让我感谢他，这就是共产主义。”他以其自身的经历揭露了中共对所有异议人士、人权认识、信仰认识的迫害已延伸到他们的第二代。

对比迫害延伸 中共官二代、富二代西方国家自由行

陈孜轩谈到当她的父母逃到澳洲后，他就变成了人质，只要他的母亲一写文章，中共的国保人员就会找到他谈话并施以威胁。他表示“六四”受害者以及他们的第二代的处境非常艰难。他说：“我觉得应该替“六四”受害者第二代呼吁一下，当然有我自身的一个感受。“六四”受害者第二代的处境很尴尬，他不能够跟父母一起申请，他自己的年龄已经过了，他自己的申请又（被认为）不够资格，这很不公平。24年前，很多留学生，他们没有受到迫害，可他们拿到了绿卡，他们还替他们的家人拿到了绿卡；24年以后，真正的“六四”受害者却面临着很尴尬的处境，甚至连身份都难以有着落。”

他认为相比之下，中共的官二代、富二代可以自由潇洒地到海外留学居住，在中国，有着很大一批的受迫害群体却无法摆脱中共的迫害，陈孜轩认为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是中共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

孙宝强在谈到中共受益者纷纷到海外的状况时说道：“进美国也好，进澳洲也好，都需要一笔巨大的保证金。像我们这种饱受苦难的“六四”受害者或者是那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家里怎么可能有这些巨资呢？只有那些活摘器官的医生和那些官二代、富二代才能有。国门开着，进来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受益者，那你民主国家不是一点点地变得腐蚀变质了吗？”他认为无论是什么国家都不要被中共的利益所驱使。

帮助华人摆脱恐惧 退出中共

陈孜轩和他的母亲孙宝强都表示会不停地揭露中共，永不停息。他们希望西方社会勿为利益所驱使，不要被中共表面的经济“强大”所诱骗，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直至中共停止对中国人的迫害—一代又一代的迫害。

孙宝强谈到中共对中共人的迫害不仅仅是针对“六四”受害者群体，这些年对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以及下一代的迫害更为惨烈。她说：“真正的法轮功受难者要逃出来比登天还难，你要出来旅游要一大笔钱，你要留学你要有家。最后中国出来的人还不都是官二代、富二代？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孔子学院招摇过市，中领馆的影子到处都是。那些同胞会、同乡会都是中领馆的座上宾。我们不能面对罪恶、面对黑暗都沉默，我们已经沉默得太久了。”

孙宝强感到这些年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儿子，但她却不后悔。她说：“为了不让后面成千上万的“六四”二代的孩子们和法轮功学员家庭的孩子们再遭受迫害，所以我们更要站出来。我不能背叛自己的良心，我就是要揭露中国人的麻木、中共的谎言，我坚决不低头。我想我还要去退党中心，要用我亲身的经历，让更多的中国游客到澳洲来退党，让他们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来到海外，陈孜轩也看过了揭露中共邪恶本质与其真正历史的“九评共产党”一书，并了解到目前已经有一亿三千八百多万中国人“三退”的精神觉醒，他说：“这能够成功地把共产党的本来面目暴露在民众面前，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至少不再受其洗脑的迫害。”他也为那些在中国大陆害怕中共淫威的人的自私与怯懦而感到悲伤，更对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一代又一代的延伸而感到愤慨。

（责任编辑：简玬）

广场上到红墙内：那些跻身政治局的六四亲历者

杰安迪，储百亮，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06月04日

   Agence France-Presse

1989年4月在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者面对军警，哀悼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自由派胡耀邦的去世。

北京——连续四天，400多位中国最杰出的富有政治才智的人聚集在北京一家宾馆烟雾缭绕的会议厅里，焦虑地辩论着国家的未来。

那是1989年4月，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十年后，开始面临 政治自由化的呼声。几天以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抗议活动，与会者的人生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中有几位成了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比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另一些则因被指控支持抗议活动而身陷囹圄或者流亡国外。天安门抗议震动了共产党，最终以6月4日士兵大举进入北京、开枪打死了几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和旁观者而告终。

Sean Gallup/Getty Images
现任高层中参加过1989年倡导开放精神和政治改革的政治局会议的人士。李克强，现任总理。

Feng Li/Getty Images
副主席李源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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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反腐调查总负责人。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俞正声，主管宗教，少数民族和非党团体工作。

曾帮助组织那次会议的陈一谘说，“会议的气氛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不可能再召开像那次那样每个人都愿意直抒己见的会议了。”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24周年，也是共产党新领导层上任后 的第一个周年，新领导层中有不少与1989年事件有密切且矛盾关系的官员。很多如今的高层领导在20世纪80年代还处于他们政治生涯的初期，那个时代，允 许什么、禁止什么的边界没有今天这样泾渭分明，也没有被如此严格地控制。他们当年的职业和友谊，以及他们有时的观念与那些在六四之后入狱或被罢免的学者、 官员和政治顾问们的有些重叠。

几乎没人认为去年11月上台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会推翻官方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一场必须镇压的反革命暴乱。但是，他们曾陷入当年那次政治试验的经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其前任相比，如今的领导人是否会对新的想法和讨论持更开放的态度。

虽然中国领导人公开辩论经济改革的不同方法，但是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难以听到。至少在现在看来，任何对20世纪80年代更自由精神的潜在接受，都被晋升到了高层的那些人所必需的因循守旧所禁锢，这些人害怕自己被怀疑是意识形态异端。

然而，六四事件的教训以及其压抑的后果对新领导人来说也许是负担，如果他们面临另一次政治反抗则尤为如此，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吴伟说，赵紫阳是致力改革党的领导人，在镇压发生前不久被罢免。

吴伟说，“对现在的当权者来说，这依然是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即便他们还不能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经历过那次事件的人现在正值中年或者稍老一点，这依然是他们心头的一个结。”

据曾参加会议的原新华社编辑仲大伟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25位委员中有六人曾参加那次会议，今年57岁的李克强总理是其中之一。其他与会者包括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及负责有关宗教、少数民族以及党外组织政策的俞正声。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领导的人中有不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 涌进大学的，他们渴求知识和自由思想，在之前的10年文革期间，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大学由于意识形态运动大部分处于关闭或者停顿状态。在当时的 照片上，他们都穿着蓝色或者绿色棉外套，提醒着人们那是他们曾希望逃脱的单调遵从。

在天安门动乱的整个过程中，现任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的习近 平在东南部的福建省任地方官员，远离北京的抗议活动。但他的父亲习仲勋是支持经济改革的共产党元老，也是胡耀邦的朋友。曾任党的领导人的胡耀邦因其自由倾 向于1987年被罢免，他的突然死亡，使得上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自己的哀伤，也发出迈向民主的要求。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孙万国(Warren Sun)称，有些迹象显示，习仲勋曾间接地表达过他对军事戒严的反对，但在六四之后很快站好了队。

六四事件发生前，中国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允许农民、工厂主以及商人摆脱国家的约束。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新思想的酝酿、以及对政治开放和文化创新的呼声，但也遭到党内保守派领导的一场针对“精神污染”的反击行动。

北京作家陈子明说，“我们当时都认同的是中国必须进行改革，迫切需要如此。学生和学者之间唯一的真正分歧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哪个应该最先进行，或者是同时进行。”

当前中国的很多领导人在那种如火如荼的气氛中开始攀登政治 阶梯，在当时，官员与一些倡导更激进变革的人打交道、甚至对他们表示同情并不罕见。学生时代的李克强曾与胡平和王军涛有过交往，后二者是积极投身于 1980年不受拘束的学生竞选的激进分子。朋友称，有时李克强会参加学校的沙龙，学生们在那里辩论选举政治、西方思想以及威权统治的暴行，直到深夜。

朋友称，那以后，李克强被党内官员劝说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当了共青团的一名干部。

王军涛说，“当时我们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很多让我们发生分歧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出现。” 王军涛在六四事件后被关押，在1994年去了美国。

其他未来的领导人也有类似的背景。现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曾在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年轻学者一起提倡改革死板的计划经济，他们被誉为“改革四君子”。在那个十年的后期，他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成员，该系列丛书很受学生喜欢。

陈一谘曾是主办那次会议的政府机构主任，他回忆说曾与王岐山多次长谈，也在1988年与李克强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在提到中国最近退休的一批领导时，他说，“我的印象是，这一代应该比胡锦涛、温家宝那一代人要更开明。”

到了1989年，分歧导致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裂。尽管已出现十年经济增长，学生和学者却因为官员腐败和共产党不愿效仿席卷前苏联阵营的政治改革而不满。更多公众也因官员特权、以及物价改革带来的通胀而十分愤怒。

这些矛盾在胡耀邦死后爆发了，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升级为争取通过向民主迈进以及言论自由来限制权力和党精英阶层特权的诉求。

赵紫阳以及党内高层其他相对温和派人士提倡用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闻自由来平息不满。但强硬派则认为自由化会带来危害，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一直热衷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民主倡导人士王军涛回忆了自己与前大学校友李克强在 1989年5月中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说，“在学生时代，(李克强)经常直抒己见。现在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冲动。他变成和其他官员一样的人，对领导唯命 是从，但我觉得他仍有正义感。”那次见面时，李克强与一群领导一起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教室中去。

等到5月20号政府宣布在北京进行军事戒严时，赵紫阳已经失去了权力，邓小平和党内保守派正在准备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两周之后，携枪的士兵和坦克辗过天安门广场，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清洗和关押的震撼。

据曾经相识的人称，为了度过这次逆转，李克强和共青团的其他官员靠无情的实用主义打消了人们认为他们对党不忠的怀疑。他们参加各种会议，谴责天安门抗议是反革命行为。王军涛说，“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

6月4日的镇压发生之后不久，习近平的妻子、军乐团歌手彭丽媛曾与其他表演者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军队。一家人民解放军杂志1989年发表过她演出的照片，照片曾在今年在中国互联网上短暂流传，后来消失了，可见政府对那段历史仍然很敏感。

曾为官员的吴伟说，“党的体制会改变人。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就学会了一条：如要保护自己，就必须保护这个体制。但是我不相信那个时代没有给他们留下了印记。”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

翻译：张亮亮

泛华视频：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原始录音

1989年6月4日凌晨6時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呼号：Radio Beijing）的英语播音员李丹即时播报的北京屠杀新闻录音。该播音员被称为"电波中的­挡坦克人"。

    ——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李丹：1944年生，天津静海人，译审。任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党组成员、管委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总编辑。兼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

　　1967年外语院校毕业后，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从事播音、翻译、编辑、记者工作，历任新闻组副组长、组长，1987年3月任英语部主任，1992年3月任副台长，1996年12月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74—1976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布·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84—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美利坚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90—1991年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曾获全国优秀广播节目奖特等奖、全国好新闻奖一等奖。2000年6月任现职。

彭涛：今年『六四』纪念不一般：社会撕裂，人民绝望！

作者：彭涛（德国）

今年6月4日是北京『八九学生运动』被中共当局镇压24周年纪念日。与往年一样，在『六四』前后，中国民间各界人士纷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举行纪念活动，而中共当局则用各种手段打压和封锁民间对『六四』的纪念。然而，与往年不同是，今年参加和组织纪念『六四』的民众数量空前增多，其纪念的形式也空前多样，而中共当局对民众纪念『六四』活动的打击则较往年更加严厉、广泛和精致。据《维权网》称，今年是中共自89年以来在六四前『对民主、异见人士控制打压最严厉的一年』。另外，民众在政治上对北京高层『平反六四』和推行『政改』完全失去了信心，不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很多人甚至主张不再提让中共来『平反六四』，而要求人民起来讨伐和审判『六四元凶』。

今年『六四』纪念标志着，大陆民间与中共政府的决裂，社会走向彻底分化，官民分道扬镳，各行其道，要求『革命』和暴力反抗的呼声亦越发响亮和备受关注。大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微博里呼吁中共高层，『莫要逼民揭竿』。天安门母亲撰文称，『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中国社会如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有论者指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状态。』

民间对中共高层的绝望，源自于上台半年左右的习李班子大打左灯和极度往右转的政治倒退。习李班子先后提出的『三个自信』、『两个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毛泽东』、『七个不要讲』和『十六条』等极左主张和政策，以及最近在《红旗文稿》、《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等官煤发文宣称的所谓 “宪政属资论” 、“党性上帝论”与“宇宙真理论”等讨伐宪政的言论，让民间和体制内外的自由派人士对中共当权者失去了任何幻想，过去官民间残存的一线沟通和对话亦因此而被『彻底』切断。

另外，北京政府拒绝触及『六四』问题和近来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加大的对异见人士的控制与打压（如在全国各地的对多位异议人士实施监控、上岗、强制旅游和拘留等），以及中共当局对互联网进行的大规模监控和攻击（如大搞『网路焚书坑儒』和以黑客手段对维权和海外网站进行大规模的猛烈攻击，使大陆网民无法登陆和浏览异见网站和信息），也激起了一大批网民和维权人士的对北京的强烈反叛，很多原本对习李体制还抱有丁点幻想的人也决计与中共政权决裂。

面对政北京的政治高压和倒退，『六四』前夕，无惧中共当局的打压，中国多座城市的民众纷纷申请和组织集会游行，还有网民在网上不断转发当年『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如推特网民马少方、吴仁华等人公开『八九六四事件』中遭到当局镇压而死亡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和死亡原因等信息。另外，外界要求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的声音也不断高涨。据报道，香港大学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比例再创香港政权移交以来的新高，63%的港人支持平反天安门学运，比去年增加两个百分点。李卓人称，在今年纪念『六四运动』的烛烛光晚会上，香港支联会不会提『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原来计划的八个字。这表明，香港民众对北京政权合法性的否定和对中共这个『国家』认同的拒绝。之前，5月17日，一批“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和知识分子、著名政治异议人士、知名学者、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民主与维权运动的各界人士，以网络大学形式将1989年『六四』期间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在海外复校。该『民主大学』的复校在海内外各界引起了非常热烈反应，许多人士纷纷表示愿意加入这所民主大学，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复校，是中共体制外反对派对北京在政治上倒退的一种正面回应和反动，对未来由民间推动中国政治改变的趋向有着标志性意义。

现实的中国面临重重难以应对的问题与危机：经济渐趋下滑，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日益加剧，官场腐败，社会糜烂，环境污染，生活品质下降，强拆强迁频仍和民怨载道，等等。这些问题与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中共现行政治制度(即一党专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的僵化与反动。这一后极权主义制度，压制人权，反民主和反自由，让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掌控、支配和拥有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制造社会不公平和人群分裂，促成官员贪腐和政府职能的低下，使社会发展日趋畸形和失态。而中共当局却视社会各阶层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于不顾，竟宣示其所谓的『两个百年计划』和『中国梦』，拒绝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一味坚持现有的僵化体制，甚至要退回到『毛式正统』的老路上去。北京在政治上的僵化与固步自封（即所谓的『中国梦的自信』）将加剧中国各种问题与危机的恶化，增大中共当权者与人民的对立和分裂，最终动摇其政权的根基和摧毁其所谓的『三个自信』。

纪念『六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要民主、要自由、要公平与公正的诉求表现。中共当局严厉打压异见和维权人士、拒不『平反六四』和变革其专制制度的行为，丝毫不能阻止人们的思想和反叛意志，更不能阻止人们对『六四』死难者的悼念和追思。北京『正在失去仅存的对社会大众的恐吓性震慑，老百姓越来越不信也不怕这个政权了，读书人也对它也不再抱幻想了』。北京的政治高压和对『民主宪政』的抗拒，不仅正在激化政府与民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正在逼迫民众『揭竿而起』，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中国现实的命运。也就是说，中共正在把自己由一个『革命的党』转化为一个『被人民革命的党』。

『六四』是绕不过的！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也是躲不开的！

沙叶新：江泽民“六四”前崩溃，连连自称神经病！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6-03

根据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的沙叶新表述，“六四”前夕，在北京高层的施压之下，江泽民压力非常大，以致于精神不济，开会时竟然连说自己有神经病，而后又把自己比作乌龟，让人倍觉不可思议！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沙叶新在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以下为沙叶新在20年后关于日记内容的补充：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在场的人都莫名惊诧。沙叶新称，江泽民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比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沙叶新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泽民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李鹏“六四日记”高层名单曝光，内容严重扭曲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6-02

从中共元老，到江泽民、李鹏当时班子的成员，再到现在在位的不少高官，都出现在《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的书中，因此此书也得罪了不少利益相关者。据知情人士透露，李鹏写了很多人，看似保存历史记录，但他实际上有极强的筛选意识与扭曲意识，选取什么数据，淘汰什么数据，都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

中共中决策层为什么对出版“李鹏六四日记”如临大敌？《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引述知情人的话说：李鹏的书得罪了太多利益相关者，从中共元老，到江泽民、李鹏当时班子的成员，再到现在在位的不少高官，都出现在李鹏的笔下。这才是元老、高官及其子女几乎异口同声要求制止的首要原因。

中国高层决策者尽管对外咬着牙坚称“六四”镇压是正确的、是必要的，但是内心深处，谁也不将“六四” 看成“历史的丰功伟绩”，将自己在关键时刻参与挽救党视作自己平生经历中“光辉的一笔”，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愿自己的名字与“六四”沾上边。

《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对比评述的领导人物包括：邓小平、杨尚昆、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赵紫阳、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万里、李瑞环、芮杏文、阎明复、江泽民、田纪云、李锡铭、温家宝、彭冲、刘华清、张爱萍、王平、聂荣臻、徐向前、迟浩田、陈希同、杨白冰、周衣冰、袁木、徐惟诚、张工、鲍彤等。

《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指出，许多元老高官，当年出于真心也好，出于无奈也好，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名字被盗用也好，对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的镇压表示了接受甚至支持，但他们绝不愿意人们再来揭自己的这个历史疮疤，宁愿这笔胡涂账就这么翻过去，所有人统统忘掉自己历史上还有这一笔。而李鹏的“六四日记”却记录了他们当时的表态，若出版，等于将他们统统拴在了“六四”的耻辱柱上，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消息人士说，李鹏写了很多人，看似保存历史记录，但他实际上有极强的筛选意识与扭曲意识，选取什么数据，淘汰什么数据，都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在他笔下，许多反对“六四”镇压决策的人，基本上就不提了。例如，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就是反对者之一，后来还单独一人去看望过赵紫阳，李鹏就只字不提。

还有一些人，明明态度是反对的，李鹏的笔三涂两抹，居然就“悄然改变立场”，变成了支持者。像大批将领反对军队进城戒严、镇压，甚至发生著名的“七上将上书事件”和其它上书事件，但是李鹏写道：

“萧克：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

“杨得志：……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王平：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没有在七人联名信上签名，我拥护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而采取的措施，也赞成中顾委表态”。

揭秘：解放军六四曾使用开花弹枪杀学生

苹果日报日前报导，24年前六四屠城时，解放军不仅全部荷枪实弹，还动用杀伤力极大的“开花弹”。

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的蒋永彦医生，曾在向中央要求平反六四的上书中披露，他曾诊治一名被枪弹打中、刚领结婚证的男子，枪眼很小，却打碎心脏；另一名过路军官手臂中弹，成粉碎性骨折；中弹者中有的肝脏被打碎，有肠道内留有碎弹片，足以证实军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开花弹。造成的伤口要比子弹口径大数倍。

在PhillipPan（潘公凯）所著《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ofMao'sShadow）中，蒋彦永披露，他抢救的学生中，有数位中枪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完全击碎，怀疑解放军使用的是特殊的开花弹，造成更大的伤害。

蒋彦永写道：“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
　　
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
　　
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得发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
　　
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
　　
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
　　
蒋写到他如何努力抢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但因为医院没有足够的血浆，他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蒋记得和一位军队少校的谈话。那人也中了枪，但他自己觉得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都被打死了。

六四屠杀 中共27军北京街头乱枪扫射

六四期间，“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时年19岁的儿子王楠在天安门被子弹射入头颅，图为王楠带弹孔的头盔作为证物在香港展出。（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3年06月01日讯】六四屠杀事件24周年将临，中共解放军第27军在北京街头乱枪扫射无辜平民的视频也被民众在网络曝光。

昔日围剿孟良崮国军 六四扫射无辜平民

据《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披露，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中，解放军第38军是杀人最多的“虎狼之师”，第27军也是参与北京戒严的部队之一。


倒在北京大街上的死难者（网络图片）

吴仁华作为学生撤退队伍的现场目击者之一，亲眼目睹了三辆解放军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

1989 年，中共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中提到，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有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28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 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54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

中共解放军第27军最早的前身是八路军胶东部队，后被编入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许世友任司令员。1949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在国共内战中，该军在1947年以惨无人道的人海战，主攻孟良崮并围歼蒋介石中央军王牌张灵甫整编74师，1949年攻陷济南城，并参加淮海战役，是先占领上海的共军部队。

有匿名网友披露，中共中央开会决定镇压，是6月3日下午4-5时左右。命令下达后，解放军从多路入城，从西长安街开来的是38军112师、113师及坦克6师。39军从东长安街开过来，54军从西南方向挺进，空降15师由南面挺进，第27军军潜伏在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6月3日凌晨，在人大会堂的27军，则派出200多名的侦察连突袭人民英雄纪念碑。

由香港无线电视台转播的美国NBC、CBS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解放军第27军在北京建国门、长安街一带乱枪扫射，枪声大作，一座美国外交官大厦也中弹，街道上有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位骑自行车的少年。


（香港无线电视台转播美国记者拍摄的视频：解放军第27军北京街头乱枪扫射实录）

据“天安门母亲”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张先玲口述，她时年19岁的儿子王楠在1989年6月3日深夜带着照相机和摩托车头盔，骑单车到天安门广场，声称要去拍摄历史的镜头。但4日凌晨3时半，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被子弹从额头射入，抢救失败死亡。

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六四目击者王晓明说，六月四日，他从胡同中绕到复兴门立交桥与南礼士路之间的长安街上。解放军装甲车向群众移动并开枪扫射，树叶被扫得哗哗响。他亲眼看到平板三轮上躺着被打死的人。

认清中共邪恶 目击者愤怒退党

2004年，有六四目击者投稿海外《黄花岗》网站，揭露中共解放军在木樨地开枪扫射无辜老百姓。他领朋友“看了复兴医院用自行车棚改的临时停尸房，共５6具尸体。这些尸体前都放着他们随身带的证件，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学生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学生证写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部，出生1966年。”

投稿者表示，“六四枪声及6月6日的骗局使我看到了中共反动反人民的狰狞面目，上帝要让谁灭亡，就要让谁先疯狂。我对这个党已彻底失望，我为加入了这个党而感到耻辱，我也断然的退了党。”

（责任编辑： 李明）

揭秘：死于戒严军人枪下的第一个六四遇难者

文章来源: 明镜 于 2013-06-01 
 

  　　1989年6月3日22时（续）

　　在天安门广场，张伯笠，26岁，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他兼任刚开始宣布成立即告终结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天安门民主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数名知识分子赶来祝贺，并对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们感性的演说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掌声中，北京的天空变得又红又亮，”张伯笠写道，“我发现，那是带感光的枪弹和地下的火光的辉映形成的。”

　　张伯笠“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他的短暂演说。“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他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与此同时，军队边以装甲车、坦克强行开进边开枪射杀拦阻的市民和学生的噩耗不断传来。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祝贺民主大学开学。并告诫广场上的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坐在那儿，躺着等待牺牲……

　　外面有几个喇叭的篷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歌曲，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一刻到来了。

　　为这个民族牺牲的时候到了。（“柴玲忆述屠杀经历”，《悲壮的民运》，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

　　在人民大会堂，陈光，北京军区陆军第65集团军戒严士兵，此时正在待命。

　　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

　　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膛，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

　　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唿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大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

　　偶而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

　　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米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事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挎包胶捲和照相机镜头。到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

　　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

　　这时候，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的“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地 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 负。” （《原戒严部队士兵1989年广场日记》，陈光，观察网，2009年6月4日）

　　在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写道：

　　晚十时，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回年来到社长穆青办公室，说：“最高层已下命令：鸣枪示警，镇压暴徒。”

　　我们一听，面面相觑。

　　随后，前线记者来电话说：在军事博物馆路口，防暴队大放催泪弹，一片火光沖天，吓退了人潮，伤了不少人，大部队乘势向木樨地推进了一步。

　　紧接着，电传来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二份“紧急通告”：……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抢分子乘机扩大事态……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愤 慨，强烈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绝不能让他们认为政府软弱可欺，对极少数暴徒绝不能手软。（《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张万舒，香港天地图书 有限公司， 2010年版）

　　屠杀见证人王晓明，站在距西长安街约3公里处的一栋十五层的楼上。

　　由于从此楼到西长安街之间没有高层建筑物，所以，他“可以一直看到军事博物馆的顶盖”。

　　他看到从公主坟环型交叉口至军事博物馆前腾起了一串烟雾。

　　后来，他知道是解放军在发射催泪瓦斯弹攻击阻挡前进的人群。“此时从西长安街方向传来众人的呐喊声，”他写道，“从声音中听得出西长安街上挤满了人。”(《目击实录》，王晓明文，华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专辑)

　　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显示，第一个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口下的六四遇难者是宋晓明，死亡的时间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死亡的地点在五棵松路口附近。……

　　宋晓明是中国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厂的技术工人，遇难时年仅32岁。中国航天部当时总共拥有三个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统。（《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社，夜班的电话开始不断响起。

　　“有记者从街上打来的，有住在城里宿舍的同志打来的，也有一般群众打来的，大都是报告军队进城路上开枪的情况。”副总编辑陆超祺写道，“也有在海外的同胞听了外国通讯社广播后打电话来证实的。”（《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 着，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支联会为团结大局决取消六四晚会「爱国」主题

2012年参加维园悼念六四的人数超过18万。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支联会今年原本定出的六四晚会主题「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由于当今党国不分这个事实，惹起多方批评，更加引起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与支联会之间发生争 论，导致支联会常委徐汉光辞职。支联会为了团结大局，主席李卓人已向丁子霖道歉，同时又发表声明，决定取消「爱国爱民」的主题。

由于「爱国」主题的争议越闹越大，李卓人展开全面救火工作，31日下午亲自致电向丁子霖道歉，双方谈了半小时，除解释常委徐汉光的言论不代表支联会外，也 解释「爱国」一词被中共扭曲为爱党，而为了让大众焦点重新放在六四烛光集会上，当晚将不再叫「爱国爱港，香港精神」的口号，仅保留「平反六四，永不放 弃」，会场亦不会挂出「爱国爱港，香港精神」横额。

丁子霖31日晚上接受香港电台的访问时表示，对支联会决定六四烛光集会当晚不用「爱国爱民」口号感满意，认为是接纳意见的表现，又希望支联会集中精力办好 集会，这是对天安门母亲最好的抚慰，呼吁将争拗“放在一边”，希望香港市民同样以大局为重，放下有关「爱国」口号的争议，出席六四烛光集会，令烛光较去年 更多更亮。至于她会否接受辞去支联会常委职务的徐汉光道歉，丁子霖则表示需再考虑。

丁子霖早前接受香港一家电台的访问时表示，她认为支联会今年以「爱国爱民」为主题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是“愚蠢”的，而且并不了解支联会为何提出这个口号。岂 料丁子霖这个回覆竟然引起支联会常委徐汉光的不满，徐指丁不了解香港及支联会的情况，又批评她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同情中共。「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是指在人质劫持事件中，人质因长时间与绑匪共处一起而对绑匪产生病态式的感情。

针对徐的指责，20多年来为天安门死难者奔走不遗余力的丁子霖大为光火，“做梦我都没想到，这样多年，说支持我们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支联会常委，竟然会如此 出口伤人”。又指徐不应在六四前夕，对死难者家属说出如此不敬的话，“亲人忌日快到的时候，居然遭如此辱骂……我是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

李卓人引述丁子霖在电话中说，感受到道歉的诚意，但要待与天安门母亲商讨后，才决定是否接受道歉；丁子霖也透过李卓人向徐汉光表示，不要将今次事件放在心上，并鼓励支联会继续办好今年六四集会。李希望事件不影响支联会日后与天安门母亲的合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天安门君子周舵转型温良派

六四四君子批民運難團結贊中共比新秩序優越

【多維新聞】在“六四事 件”24周年之际，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已不再像其他的民运人士抨击中共专制、建议用革命手段推翻政权，而是转型温良派，做起了建言的中共 学者。他表示，目前海外民运虽条件优越，但很难团结。而且民运人士提出的以革命手段推翻政权，会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新建立的秩序会比共产党更专 制”，“革命和专制是双胞胎”。

1989年5月（左起）高新、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为声援民主运动发起绝食，并于6月2日发布《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
　　

海外民运条件优越却难团结

　　周舵说，在野时要民主共和，掌了权就厉行专制独裁的例子太多，国民党曾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共产党1949年进北京后也出现180度大转弯。革命后重建的制度，十之八九比中共更专制。

　　周舵批评海外民运虽然条件优越，但很难团结，“最热闹的好戏就是搞内斗，抓特务、挖内奸，没有一个人不被说成是共产党特 务。”他说，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用崔健的歌词来形容，我们都是红旗下的蛋。我们都是革命党文化培养出来的，喝阶级斗争的狼奶长大的。” 他表示，自由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公民文化的地基上，但中国现在只有“臣民文化”。

　　“有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政府”

　　周舵对“民主”一词也相当谨慎。他认为，民主化失败的个案远多于成功榜样，包括德国、日本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法西 斯主义道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激进革命模式。周舵认为，民主化过程中尤须警惕民粹民主，他在《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一文中写道，民粹民主无 非就是穷人、弱者、无知者依仗人多势众，迫使富人、强者、有知识的人服从，是对少数人的专制。而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重要差别，在于对待少数人的态度不 同。

　　周舵主张，为防止民粹民主，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应走“先宪政后民主”的道路，即先落实宪政、法治、自由权利、人权保障，约束了多数人的统治，再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行民主普选。

　　防民粹民主倡先落实宪政

　　他建议，中国应实行分权制衡，未必要照搬“三权分立”，当年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也是权力制衡的形式。司法系统应垂直化管理，切断其与地方党政、人大关系，开放媒体监督。此外，也应透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成熟时推向全社会。

　　其实，周舵作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在此前他一直受到中共限制。也就是近两年，周舵变身中共学者才让其处境有了很大改 观。比如，此前他的政论文章，中国大陆民众只能通过“翻墙”才能观看，而现在则不必。他也开通了新浪微博“@舵爷第一”，谈论政制改革的方案，甚至批判马 克思主义，至今未被禁言或封号。另外据传，他凭借自己的人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已通过不同渠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

1989年6月3日夜間：鄧小平李鵬真的開殺戒了！

　　21時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廣播中帶領廣場上的全體同學宣誓：“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與此同時，每個衝到廣場來報訊的人，都帶來了不安的消息。
　　“各路軍隊正在突破重圍，向廣場方向集結，暴力事件已經發生。”副總指揮、柴玲的丈夫封從德寫道，“有同學穿著滿是血跡的背心跑到指揮部來，柴玲一見，眼淚便止不住了——政府真的開殺戒了。”（《六四日記》，封從德著，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版）

　　在木樨地，聚集在此的數萬市民和部分學生，一直在議論軍隊的動態。各自在想如何才能阻截軍隊進城的方法。據來自國家安全部的內部報告稱：
　　有人說：“雖然軍隊進城是阻擋不住的，但來自西邊的軍隊肯定會從木墀地橋通過。”
　　有人大聲地說：“我們要阻擋軍隊，決不能讓他們按時到達天安門。”
　　又有人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他們不可能真刀真槍來鎮壓的。我們要千方百計阻止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

　　突然，有人大喊：“大家快來推車啊！”
　　在互相激勵下，三輛無軌電車被人們推到木墀地橋上橫著，用以阻擋軍隊的到來。車胎沒有放氣。
　　這時，有20幾名頭上纏著紅布條的大學生從天安門過來，他們聲稱軍隊向天安門突進必然要經過這裡，他們要前來發動市民阻截，人們對他們報以掌聲。

　　這時，又有人大喊：“大家來砸水泥塊吧！”
　　於是，人們又自告奮勇地將鋪在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頃刻間，街道兩旁已堆起不少水泥塊。還有人騎三輪車從遠處運來了磚頭、石塊，還有兩卡車從別處運來的碎磚頭等。
　　整個活動既無組織，也沒有指揮者。（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21時40分

　　屠殺參與者、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後來寫道：
　　1989年6月3日，21時40分，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天安門的清場任務，抵達預定的地域……”

　　同時，將學生和市民的百萬人參與的民主愛國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並傳達上級批示精神：“堅定鎮壓反革命暴亂，可以開槍自衛。”
　　結果，我們戰士見人就打。

　　軍隊內部評估：死傷者在3000人以上。不少學生和市民是被坦克直接壓死的。（《原八九戒嚴部隊部份官兵致江澤民公開信》，原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網路電子版，1998年3月）

　　軍隊開槍殺人

　　屠殺見證人、北京一家軍隊醫院研究生院文職女軍人星光，曾和研究生院100多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其他高校的學生們。
　　6月3日晚，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憑著北京人多年培養出的政治嗅覺，很多人預感著晚上要出事。吃完晚飯後，我在宿舍裡再也 呆不住了。”星光寫道，“腦海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部隊會強制進城清場，如果今天會有流血衝突，我這個學醫的就應當在那最前線救死扶傷。”

　　星光拿上她的白大褂，騎著自行車悄悄地遛出了醫院。但她在街上“看不出什麼特殊的跡象”。而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典禮剛結束。“我笑笑對自己說，但願我是多慮了。”她寫道，“九點多鐘，我騎車離開了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回醫院。”

　　星光快到民族文化宮時，長安街已被人群和路障堵住。人群紛紛說：戒嚴軍隊已開槍殺人，很快軍隊就要殺過來了。（《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星光文，華夏文摘第436期，2005年6月4日）

　　21時55分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接到的任務是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首長安全到達軍事博物館，時間期限在22時之前。

　　他們剛出軍區大門，四輛車隊中的一輛車出現了故障。“兵貴神速，軍區首長立刻命令我們把這輛車推到路邊，部隊繼續前進。這樣一來，我們50個人組成的 防暴隊，就剩下了27個人……”這個中隊後來稱，“大家把腰帶緊了又緊，鞋帶結了死扣，每人脖子上紮了白毛巾，做好了殊死搏鬥的準備。”

　　一路上，攔阻的市民和學生並不多。他們採取“先關燈緩行而後突然開燈加速”的辦法，一連闖過十幾個路口。
　　21時55分，這個中隊行至五棵松十字路口。此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這裡，整個路口被幾十輛燒毀的軍車和公共汽車堵死；車輛周圍人山人海，只見車輛的一邊是解放軍戰士，正用力推車，而另一邊則是暴徒死死將車頂住。周圍有上萬人跟著起哄。

　　這時，我們被迫停車。我們的車剛一停下，立即被人群團團圍住。
　　失去了理智的人們，在暴徒的煽動下，有的用石塊猛砸車窗玻璃和車燈，有的用鐵棍亂捅油箱和發動機，還有的暴徒企圖給輪胎放氣。頓時，我們兩輛車的車窗和擋風玻璃全部被砸碎，司機王勇剛的左臉受傷，防暴隊員鹹國坤也被砸得滿臉流血。
　　怎麼辦？還有5分鐘的期限。
　　按軍令，22時，集團軍的上萬名官兵，要準時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
　　這是27名武警官兵正在思考的問題。

　　顯然，這也是被這些武警護送的副軍長張美遠少將正在思考的問題。他等這一刻，早已等得久了：用血來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開進中的防暴隊”，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22時

　　在五棵松十字路口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將在急診室見證天安門最早的屠殺。
　　後來，他在致中共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公開信中，懇請中共為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名：

　　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
　　約十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

　　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7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

　　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患，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

　　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

　　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

　　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四、五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

　　到快十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

　　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

　　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我檢查這位傷患，只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
　　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
　　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
　　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裡，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

　　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

　　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

　　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12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

　　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患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 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患送到我們醫院來了。

　　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患腸道 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致人大、政協兩會及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蔣彥 永，網路電子版，2004年3月18日）

天安门母亲：“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纪念“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
    
    天安门母亲
 
    今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致函两代会，题目是：“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这表达了“六四”难属的一个良好祈愿。写这句话到现在仅仅过去三个月，但“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中国社会如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有论者指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 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 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状态。“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贺卫方教授语)。
 
    事实表明，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江泽民不是，胡锦涛不是，今天刚上台的习近平也不是。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走马灯似的，越走越远，越走越离谱，一种弥漫着的绝望感正从四面八方向国人袭来。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 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我们看到的恰 恰是他大踏步地退回到毛式正统。他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最不得人心、最需要否定的东西糅合起来，要国人奉为圭臬，视若根本。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 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现在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多余的。再过几天就要到“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开始接连写了36份致两代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公告、祭文，至今石沉大海，没有一句回应。
 
    在1995这一年，我们向两代会提出：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即“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诉求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了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李鹏，指出他犯下了“反人类”罪，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这项控告也没有得到答复。
 
    同一年，我们组成了20人的对话团，提出与政府领导人就“六四”死难者的问题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这个要求也没有答复。
 
    2001年，我们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的话》，在这个声明中，我们写道：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 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 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 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份发自肺腑的郑重声明，政府 当局竟然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2006年，对于“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我们作出了有限度的让步，建议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 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这个提议政府当局仍然未有答复。
 
    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又曾多次提出“以对话来代替对抗”的主张，指出如果能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 一分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我们又提出主张，把“六四”问 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那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以上这些提议政府当局统统不予理睬，一概置若罔闻。
 
    …………
 
    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蒙受深重的苦难。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 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我们曾经年复一年地奔走呼号，曾经年复一年地为死者讨回公道。但政府当局始终不为所动。我们所怀抱的全部“希望”，正离我们 一点一点远去；“绝望”，正向我们一点一点逼近。这难道也正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生要告诉我们这些“六四”死难者亲属的吗？!
 
    1989年6月3日至6日（即“六四”）由邓小平、李鹏等人发动的“六四”大屠杀铁证如山，无法抵赖。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寻找到了“六四”死难者 202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死者（我们相信当年屠杀发生过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披露的数字2600—3000人）至今不知去向。难道中国人的命 就这样不值钱吗！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已经有8000万同胞死于非命，这是毛泽东的天大罪孽，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恶果。可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 生居然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就奇怪 了，看来习近平先生宁要毛泽东，宁要毛泽东思想，宁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断然不在意那千万百万条国人的生命啊！
 
    人到绝处而后生。司马迁《史记》中有言：“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近来国内播出电视剧《赵氏孤儿》，最后程婴与屠岸贾有这样一段对酒词：
    “程婴：那就是个十九岁的孩子，怎能撼动大人铁打的根基？
    “屠岸贾：那我就好奇了，你说谁能置我于死地！
    “程婴：能置大人于死地的源头是赵朔，大人，这一十九年来，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能见到百姓祭奠赵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下令处死的婴儿；大 人，你抓也抓了，杀也杀了，可就是禁绝不了关于赵氏的传言，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十九年了，当年的冤案终于反过来。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凡是经历过中国1989年“六四”惨案那一段历史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段对话的针对性。这是隐喻民间对“重评六四”的呼唤，当局装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就是禁绝不了年年月月这样的传言，网络、媒体及市井口耳相传，禁不了，压不了，删除不了，封锁不了。
 
    天安门母亲定将绝处逢生，永不放弃，永不停息，直到最后“六四”获得重新评价，死难者的亡灵得以安息。
    
 
    签名者：
    尤维洁 郭丽英 张艳秋 吴立虹 尹 敏 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郝义传 祝枝弟 赵廷杰
    杜东旭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陆燕京 李浩泉 （共 123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共33人）
    
     2013.5.31
 
    （中国人权首发 http://www.hrichina.org/cn/content/6710）

分析：習李政府會順應民心平反六四嗎？

嵇偉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當時的中國政府命令下，人民解放軍武力鎮壓了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同情學生的北京市民。

六四民運的24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今年的6月4日是習近平、李克強政府當政後的第一個六四紀念日。

作為與24年前的血腥鎮壓沒有任何關係、不需承擔任何個人責任的習李新政府是否會在六四問題上作出與前幾任政府不同的動作，是此刻海內外的共同關注。

此前各界都曾對習李新政府抱有期望，這屆政府中的許多成員是在文革的亂世中成長起來、在社會最底層掙扎過、經歷過理想的幻滅和復蘇的一代，可能會更了解和順應民心。

而平反六四，或者在六四問題上採取比過去溫和的行動，應該會受到廣大中國老百姓的歡迎，贏得民心。但看來事情並不是像人們期待的那樣。
設防更嚴

在六四24週年來臨之際，中國各地民間申請集會遊行的要求被全部拒絕，據報，許多組織集會者被拘留傳訊，一些著名的六四活動人士則被禁止出境，當局在今年六四前的設防似乎比往年更嚴密。

在北京的中國獨立記者和作家高瑜就是臨近六四時被禁止出境的人之一，高瑜曾在1989年中國當局鎮壓六四民運的當天被捕，一年多後獲釋。

她在周四（5月30日）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時說，習李政府不可能在最近幾年平反六四，不可能像國民黨政府對2.28事件平反那樣，徹底承認當初政府的鎮壓是錯誤的。

高瑜這一觀點的依據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的兩次講話。第一次是他的「南巡」講話，他表示要走鄧小平的路，並特別強調黨的幹部不能失去信仰。

習近平在南巡講話中批評當年的蘇共中沒有一個「男兒」去阻止蘇聯的「亡黨亡國」，也就是沒有鎮壓使前蘇聯倒台的民主運動。所以高瑜認為，這一講話明確表態：六四開槍是必須的和對的。

此外，習近平今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到「兩個30年互不否定」，本月《光明日報》又透露他在講話中還提到不能否定毛澤東，稱如果否定毛澤東，天下就會大亂。

習近平政府會否平反六四引人關注。

從這兩次講話可以看出，習近平是不主張否定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包括不否定毛鄧所犯的錯誤甚至罪行，因此近期為六四平反，在高瑜看來是沒有可能的事。
穩定為重

在香港的中國政治事務評論員劉銳紹周四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也認為，在六四問題上，習李政府與前幾屆政府的態度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劉銳紹指出，目前整個中國的形式是需要穩定，習李政府上台後的工作重點一直是維護社會穩定，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他們認為的可能破壞穩定的因素就不允許發酵。

對待今年的六四紀念，相信習李政府會像以往一樣努力保持穩定，對包括天安門死難者家屬在內的各方，都將採用穩住他們的情緒與活動空間的方法。

儘管中國高層領導人也知道，對六四問題的重新處理會使他們提高在中國老百姓中的威信，恢復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心，但是在眼下的國情下，誰都不敢在這件事上輕舉妄動。

就如劉銳紹所說，不排除黨內也有許多人相信對六四有新的說法會使中國的整個氣氛更好，但最高層會保持謹慎，不會順應這一要求，最多保持不激化矛盾、不出現新衝突的局面。
不和諧的夢

習近平上任之初高調提出的中國夢，已經成為許多中國人的勵志詞，但是也有評論人士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平反六四民運，就永遠不可能有一個和諧的中國夢。

但在獨立作家高瑜看來，現在領導中國的紅二代們有遠大的志向，他們的這個中國夢是民族復興的夢，是國家夢，平反六四不是這個夢的一部分。

志向遠大的新領導層非常自信，尤其在目前西方經濟危機持續多年不去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然保持將近8%的增長，所以在他們眼中，毛澤東和他們的父輩建立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肯定比西方優越。

高瑜認為，習李政府的自信基於讓他們驕傲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所以像六四這樣的事件不能平反，一平反就會涉及這個國家體制，就可能像否定毛澤東那樣導致天下大亂。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