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22时（续）
在天安门广场，张伯笠，26岁，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他兼任刚开始宣布成立即告终结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天安门民主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数名知识分子赶来祝贺，并对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们感性的演说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掌声中，北京的天空变得又红又亮，”张伯笠写道，“我发现，那是带感光的枪弹和地下的火光的辉映形成的。”
张伯笠“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他的短暂演说。“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他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与此同时，军队边以装甲车、坦克强行开进边开枪射杀拦阻的市民和学生的噩耗不断传来。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祝贺民主大学开学。并告诫广场上的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坐在那儿，躺着等待牺牲……
外面有几个喇叭的篷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歌曲，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一刻到来了。
为这个民族牺牲的时候到了。（“柴玲忆述屠杀经历”，《悲壮的民运》，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
在人民大会堂，陈光，北京军区陆军第65集团军戒严士兵，此时正在待命。
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
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膛，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
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唿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大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
偶而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
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米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事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挎包胶捲和照相机镜头。到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
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
这时候，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的“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地 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 负。” （《原戒严部队士兵1989年广场日记》，陈光，观察网，2009年6月4日）
在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写道：
晚十时，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回年来到社长穆青办公室，说：“最高层已下命令：鸣枪示警，镇压暴徒。”
我们一听，面面相觑。
随后，前线记者来电话说：在军事博物馆路口，防暴队大放催泪弹，一片火光沖天，吓退了人潮，伤了不少人，大部队乘势向木樨地推进了一步。
紧接着，电传来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二份“紧急通告”：……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抢分子乘机扩大事态……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愤 慨，强烈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绝不能让他们认为政府软弱可欺，对极少数暴徒绝不能手软。（《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张万舒，香港天地图书 有限公司， 2010年版）
屠杀见证人王晓明，站在距西长安街约3公里处的一栋十五层的楼上。
由于从此楼到西长安街之间没有高层建筑物，所以，他“可以一直看到军事博物馆的顶盖”。
他看到从公主坟环型交叉口至军事博物馆前腾起了一串烟雾。
后来，他知道是解放军在发射催泪瓦斯弹攻击阻挡前进的人群。“此时从西长安街方向传来众人的呐喊声，”他写道，“从声音中听得出西长安街上挤满了人。”(《目击实录》，王晓明文，华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专辑)
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显示，第一个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口下的六四遇难者是宋晓明，死亡的时间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死亡的地点在五棵松路口附近。……
宋晓明是中国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厂的技术工人，遇难时年仅32岁。中国航天部当时总共拥有三个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统。（《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社，夜班的电话开始不断响起。
“有记者从街上打来的，有住在城里宿舍的同志打来的，也有一般群众打来的，大都是报告军队进城路上开枪的情况。”副总编辑陆超祺写道，“也有在海外的同胞听了外国通讯社广播后打电话来证实的。”（《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 着，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在天安门广场，张伯笠，26岁，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他兼任刚开始宣布成立即告终结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天安门民主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数名知识分子赶来祝贺，并对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们感性的演说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掌声中，北京的天空变得又红又亮，”张伯笠写道，“我发现，那是带感光的枪弹和地下的火光的辉映形成的。”
张伯笠“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他的短暂演说。“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他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与此同时，军队边以装甲车、坦克强行开进边开枪射杀拦阻的市民和学生的噩耗不断传来。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坐在那儿，躺着等待牺牲……
外面有几个喇叭的篷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歌曲，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一刻到来了。
为这个民族牺牲的时候到了。（“柴玲忆述屠杀经历”，《悲壮的民运》，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
在人民大会堂，陈光，北京军区陆军第65集团军戒严士兵，此时正在待命。
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
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膛，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
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唿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大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
偶而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
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米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事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挎包胶捲和照相机镜头。到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
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
这时候，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的“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地 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 负。” （《原戒严部队士兵1989年广场日记》，陈光，观察网，2009年6月4日）
在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写道：
晚十时，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回年来到社长穆青办公室，说：“最高层已下命令：鸣枪示警，镇压暴徒。”
我们一听，面面相觑。
随后，前线记者来电话说：在军事博物馆路口，防暴队大放催泪弹，一片火光沖天，吓退了人潮，伤了不少人，大部队乘势向木樨地推进了一步。
紧接着，电传来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二份“紧急通告”：……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抢分子乘机扩大事态……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愤 慨，强烈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绝不能让他们认为政府软弱可欺，对极少数暴徒绝不能手软。（《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张万舒，香港天地图书 有限公司， 2010年版）
屠杀见证人王晓明，站在距西长安街约3公里处的一栋十五层的楼上。
由于从此楼到西长安街之间没有高层建筑物，所以，他“可以一直看到军事博物馆的顶盖”。
他看到从公主坟环型交叉口至军事博物馆前腾起了一串烟雾。
后来，他知道是解放军在发射催泪瓦斯弹攻击阻挡前进的人群。“此时从西长安街方向传来众人的呐喊声，”他写道，“从声音中听得出西长安街上挤满了人。”(《目击实录》，王晓明文，华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专辑)
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显示，第一个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口下的六四遇难者是宋晓明，死亡的时间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死亡的地点在五棵松路口附近。……
宋晓明是中国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厂的技术工人，遇难时年仅32岁。中国航天部当时总共拥有三个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统。（《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社，夜班的电话开始不断响起。
“有记者从街上打来的，有住在城里宿舍的同志打来的，也有一般群众打来的，大都是报告军队进城路上开枪的情况。”副总编辑陆超祺写道，“也有在海外的同胞听了外国通讯社广播后打电话来证实的。”（《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 着，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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