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弗兰西斯•福山纵论中国历史政治

作者: 伍国

福山的观察和分析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都具有超强能力，历经多次衰变后不断重建和巩固。然而，只有在法治和民主（政治责任）这两大软肋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后，已经足够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制约，中国也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政治责任则必须从传统的天命观、儒家民本主义这样的道德理想切实转为现代的选举和宪政制度。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美籍日裔政治理论家弗兰西斯•（Francis Fukuyama）以一篇《历史的终结》和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著名于世。他在东欧剧变之后慨然宣布欧美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终极性的胜利，其论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持久的争议。十余年后，福山从位于美国政治核心地区的东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跳槽到西海岸斯坦福大学，其学术兴趣也更多地从政治学者热衷的构建理论模型和预言未来转向一种历史的路径，即追根溯源，经由发掘各种政治秩序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初缘起和历史演进，推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福山现在更像一位政治思想史家，尽管他最终还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份提出自己的理论。他的最新成果，即是由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社2011年4月推出的五百页大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这本书中，福山关注的要点仍是西方学者惯常探讨的的核心问题：国家政权（state），全书的结构即围绕“国家之前”，“国家构建”，“法治”，“负责任的政府”这几个论题展开。“国家政权”(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是福山分析人类历史上各类政府的三个基本指标。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在这部新书中以极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和功能，并对中国这一个案给予了较为谨慎和持平的分析。

关于历史上国家制度的起源，福山认为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欠准确的，因为国家本质上是具有强制性且等级森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福山完全否定托马斯•霍布斯关于早期人类个体相互残杀，因而需要国家（利维坦）作为个体人之间建立的理性契约的理论。他断言，人类从来没有以个人状态存在过，也从来没有刻意自我组织，因为人类天生就具有社会性，只有在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后才开始进行有意识的组织。在笔者看来，这一强调人的社会性的观点，和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的论断倒是颇有相通之处（《荀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福山还评述了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型国家理论。魏特夫在其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曾经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印度、墨西哥这些非西方社会的专制政治传统归结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催生，维特夫认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才能管理这类需要建设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社会。福山对此提出的质疑是：大多数人类早期的水利工程都是小型和本地的；大规模的工程，如中国的大运河之能够建成，恰是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的结果而非其起因。福山认为，马克思把中国和印度一并列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笔者注：正是这一理论影响了维特夫的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印度体制化的教士阶层和宗族势力对国家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中国则不然。

福山把中国看作人类历史上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一个“范例”（paradigm），并指出很多“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才具有的要素，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具备，比欧洲早了一千八百年，然而中国在发展国家机构方面的前驱经验却极少为西方关于政治发展的论述所重视。福山对现代国家这一概念的定义，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上，即现代国家意味着一个由集中统一的科层化行政制度管理的较大量的领土和人口。福山认为，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非个人化、以业绩为基础的官僚任用制度，远比罗马帝国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是所有文明中最早发展出现代国家制度的。

福山把早期中国国家政权看作一个“早熟”的出现，因为这个政治和管理上的“现代国家”的建成和巩固远早于其他的社会要素，诸如世袭和占有领地的贵族，有组织的农民，植根于商人阶层，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的城市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对军队的掌控则远超过罗马帝国，以至于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出现。中国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欧洲的入侵所挑战。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过早成熟？福山的结论简而言之就是——战争。首先，福山认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一样，经历从部族（tribe）、酋邦（chiefdom）到国家（state）的过程。福山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早期国家，是在西周时期奠基的，此时的中国处于部族和酋邦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父系宗族关系极为发达的社会，周代的诸侯国都是家族集团，在父系宗族间的不断征战中，国家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韦伯所指的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出现，而其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战争。中国社会区别于其他世袭贵族传统悠久的文明的重要特征：任人唯贤（meritocracy）在福山看来并非是一种文化常态，而是为了在战阵通过状态下为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他进一步推论说，任人唯贤的提升制度首先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军队中，然后才扩展到政府官僚体系。同时，供养一支常备军本身就增加了对支撑其运转的官僚体系的需求，转而为“士”阶层的上升提供了历史机遇。战国时期的秦国被福山看作“现代国家”兴起的典型例子。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实质，在福山看来，就是在战争的驱动下，以非个人化的国家统治取代旧有的以家族为基础的权威和土地制度，这一以“国家”冲击和取代“家庭”的思想趋势贯穿后来的儒法之争，乃至毛泽东所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改造。

在福山关注的现代政治制度三要素中，他不断给予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构极高的评价，但是福山对中国历史上法治（第二项）的地位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以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为参照，指出在这三个文明中，法律都具有超越的，独立于国家的，及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地位，世俗统治者必须受制于法律。在世界几大文明中，这一意义上的法治唯独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除了二十世纪末的台湾。在中国，法律仅仅是把统治者的命令编纂成文，法律所反映的只是统治者本人的利益，而不是治人者和被治者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也不具有超越性的权威。汉代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但是福山指出：没有儒者相信对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应当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制约，于是，对皇权的制衡只有道德一种。然而福山也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即统治者应当照顾民众的利益这一观念把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原则引入到中国，即他列举的三项原则中的第三项。在这一方面，福山似乎给中国政治打了一半的分数。一方面，统治者由于天命理论和儒家民本思想影响而在原则上和道义上承认应当对被统治者负责，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政府责任并不是正式和程序性的，而是基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感和官僚集团的道德压力。福山再次强调指出，相比其他世界文明而言，古代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但是他也指出，一个没有法治和责任的强大国家将走向独裁，它越是制度化和越现代，其专制也就越加有效。

由于对中国国家政权责任感的部分承认和对皇权和儒家官僚相互制衡的认可，福山明确认定中国古代国家性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极权（totalitarian）国家，而是威权(authoritarian)国家。由于其管制的有效和精密，他甚至把中国国家政权称为“高素质威权政府”（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国。福山认为，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取代了过去皇帝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并监督着管制人民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该官僚体系的素质尤其在其上层是比较高的，因此它能够带领国家经历1978年以后奇迹般的经济转型。在他2011年初针对中东茉莉花革命写的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国会是下一个吗？》中，福山仍然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回应危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将有效阻止这类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因为中国式威权主义的素质远高于中东国家。

宗教在中国的地位也是福山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论及中国法律的时候，福山已经指出，中国法律不具有任何宗教性，而中国宗教本身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共识，而是更多地成为社会抗议的思想基础。国家从不认可任何高于自身的宗教权威，并很容易地控制业已存在任何宗教团体。福山谈到了中国的天命观，认为，天命的获得既不需经过选举，也不需要宗教仪式的合法化，实际上，没有一个宗教组织可以代表上天把天命授予统治者，就像教皇加冕一个国王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天命不过成了军阀们权力争斗之后胜者的自我加冕和对既成事实的追认(after-the-fact rectification)。

福山对中国乃至全球历史的分析，受到其导师塞缪尔•亨廷顿的极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亨廷顿在其名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政治衰变”（Political decay）理论。亨廷顿曾经挑战现代化理论的进步史观，提出政治衰变的发生并不少于政治发展，政治秩序的获得只是多种社会力量在一定阶段取得平衡的产物，一旦平衡不能维持，政治衰变就会出现，直到出现一些新的规则和制度来重建秩序。福山以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指出，汉代的衰落就是曾经强大的国家权力被贵族精英攫取和中央政府持续弱化的过程。西汉中央政府曾经采取偏向农民而非大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政策，但后来遭遇地主集团的抵制；东汉末期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弱化导致董卓，曹操一类军阀的兴起；环境灾难和瘟疫。其后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国家政权不断重新整合，强化，统一，再衰落，再强大的历史。

在全书的结尾处，福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而又举世关注的问题：今天中国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管理下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中国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维持政治稳定而完全不要法治或政府责任？因增长带来的社会动员会不会被威权国家所限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远大于社会力量的制度会不会迎来民主？作为关注自由民主体制在全球命运的学者，福山认为第二个问题尤其关系到自由民主体制的未来。在笔者看来，中国在民主和法治缺失的状态下保持数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维持政治稳定，不论其奥秘，代价和前景如何，不论是否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当下事实的确给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它促使曾经在二十年前断言历史已然终结的福山反思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内在的缺陷和有限性，正如福山所言：“尽管自由民主制度在今天或许被看作最具合法性的政府形式，其合法性其实取决于它的表现。这一表现又决定于它在强有力的国家行为和各式各样地个人自由之间维系的平衡。”福山以中国为参照反观西方，认为二十一世纪初叶现代民主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很可能就是国家的弱化，例如美国已经很难严肃处理与保健，社会安全，能源相关的财政问题，利益集团在阻碍削减开支和增税的计划，而分权制衡这一西方经典制度则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在福山看来，美国已经出现了政治衰变的征兆之一，即制度僵化（institutional rigidity），这无异于新世纪的警世之言，其拳拳忧（美）国之心可鉴。但在肯定中国制度具有高素质、灵活性和丰富的历史资源的同时，福山仍然对中国模式提出质疑，他认为制度化的现代政治责任（在福山的其他表述中，直接使用民主——democracy一词）的缺失，使得中国历代政治体制都无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中国式的威权体制要求自身必须不断地产生好的领导人，但却无法提供任何保障，在一个“坏皇帝”的统治下，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福山的观察和分析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都具有超强能力，不仅在历史上过早成熟和完备，历经多次衰变后不断重建和巩固，在当代的表现——尤其是推进和保持经济发展方面——也颇有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之处，然而，只有在法治和政治责任这两大软肋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后，已经足够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制约，中国也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政治责任则必须从传统的天命观，儒家民本主义乃至“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道德理想切实转为现代的选举和宪政制度。

来源:民主中国

清华教授王绍光：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文章来源: 观察者网 于 2013-07-19

6月29日，由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合撰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在北大举行。会上王绍光教授作简短发言，称其在过去20年里，他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以下为全文：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电影来描述20年来的感受——《致我们终将消失的青春》。《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于1993年问世时，媒体报道把胡鞍钢和我称作“青年学者”。看看如今满头白发的我，哪里还有青春的痕迹？诸位也许可以由此深切地体会到岁月的无情——青春的确终将消失。

现在言归正传。我今天不打算谈《报告》本身，只想做两件事：一是交待《报告》写作的时代背景；二是谈谈我在过去20年里所做的研究有什么内在关联。

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回想过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与一个叫作TINA的对象作战。这里TINA不是某个年轻女孩的昵称，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头禅。这位老女人刚刚过世，即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她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铁娘子”的“铁”表现在对“别无选择”的信念十分坚定，亦或者可以说是僵化。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写这篇文章时，中国还没有发生当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但他已把正在进行改革的中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风波”发生后，福山更是把中国发生的事看成支持他论断的铁证。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9-1991年，那时，历史似乎的确正按照撒切尔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

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过“休克政策”。当时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又提出了“休克疗法”。1989年，索罗斯出钱支持萨克斯等推行波兰版“休克疗法”，即“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接下来就是苏联1990年出台的五百天走向市场经济的计划。我当时刚到耶鲁大学教书，经济系与政治系的同事们都在热烈地、煞有介事地谈论苏联的500天转型计划，仿佛美妙的资本主义新世界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没有想过休克疗法。1988年4月开始“物价闯关”。当时的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萨克斯“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壕堑”的理由暗通。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结果，这则消息马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性抢购，情况一片混乱。在这种局面下，决策者不得不短暂叫停物价闯关。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发出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指马上就要完成，而是需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它还宣布，下半年将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以安定民心。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

但正是在此期间，休克政策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二次来到中国。1988年9月11日，他在上海见了江泽民。然后，在张五常与“北京朋友”的安排下，弗里德曼跑到中国首都，给200多位官员作报告，主要谈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他访京的高潮是与赵紫阳会面，双方谈得如此投机，以至于会见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两个小时。

据《薛暮桥回忆录》（418页）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但赵紫阳似乎并未完全放弃闯过物价关的想法。1989年春，他派安志文等人到香港，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蒋硕杰等六位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经济。这些人的主张是，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据说他们的见解让赵紫阳“很受启发”。当然后来发生的“风波”致使休克型的变革路线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

就在中国的“风波”达到巅峰的同一天，波兰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结果团结工会压倒性击败共产党（统一工人党），选举产生了东欧首位非共产党总理，掀开了苏东政权转移的序幕。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一倒一大片。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宣布辞职；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人民共和国”易名为“共和国”；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次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权体制；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这样的剧变一次又一次地在东欧各国上演，那些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变色。到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原来看似强大无比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开始崩溃了。最后一块骨牌于1991年12月26日倒下：苏联正式解体了。

这就是我当时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回到中国问题上，当时海外有一批人（如李湘鲁、张欣、杨小凯）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我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它马上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几位原来的朋友（如李少民、李三元）对我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在没有实现民主的情况下，谈国家能力问题。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难以实现。我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以及犹他大学的童燕齐教授一度筹备组织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我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俄罗斯推广民主，但在俄罗斯目睹的惨状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我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等。

正好在这段时间，胡鞍钢来到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俩一拍即合，在合作中，各自向对方取长补短。1993年5月，胡鞍钢返回国内；6月中旬，我俩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我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

回想起来，在九十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直到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到曾一度坚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也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全球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成为共识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我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我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进入新世纪之初，我与朋友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如果我早期的研究偏重国家汲取能力的话，这时提出的“国家基本制度”内涵更丰富、更全面。这个研究群体包括胡鞍钢（清华大学）、周建明（上海社科院）、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朱云汉（台湾大学）、史天健（美国杜克大学）、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王希（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辉（美国兰德公司研究院公共政策博士）、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我们进行了大量历史与比较研究。例如，以前谈汲取能力，我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我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由财政部长项怀诚作序，我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前后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

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转型的方向，既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我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绝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绝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我出版了《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0）；并将会出版两本译文集，一本是《超于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另一本是《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所谓代议制民主是金丝鸟笼式民主，正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实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

总的来说，过去20年里，我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One no, many yese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美其名曰“宪政”、“普世价值”、“现代性”。因此，我的未来20年仍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