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弗兰西斯•福山纵论中国历史政治

作者: 伍国

福山的观察和分析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都具有超强能力，历经多次衰变后不断重建和巩固。然而，只有在法治和民主（政治责任）这两大软肋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后，已经足够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制约，中国也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政治责任则必须从传统的天命观、儒家民本主义这样的道德理想切实转为现代的选举和宪政制度。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美籍日裔政治理论家弗兰西斯•（Francis Fukuyama）以一篇《历史的终结》和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著名于世。他在东欧剧变之后慨然宣布欧美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终极性的胜利，其论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持久的争议。十余年后，福山从位于美国政治核心地区的东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跳槽到西海岸斯坦福大学，其学术兴趣也更多地从政治学者热衷的构建理论模型和预言未来转向一种历史的路径，即追根溯源，经由发掘各种政治秩序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初缘起和历史演进，推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福山现在更像一位政治思想史家，尽管他最终还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份提出自己的理论。他的最新成果，即是由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社2011年4月推出的五百页大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这本书中，福山关注的要点仍是西方学者惯常探讨的的核心问题：国家政权（state），全书的结构即围绕“国家之前”，“国家构建”，“法治”，“负责任的政府”这几个论题展开。“国家政权”(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是福山分析人类历史上各类政府的三个基本指标。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在这部新书中以极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和功能，并对中国这一个案给予了较为谨慎和持平的分析。

关于历史上国家制度的起源，福山认为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欠准确的，因为国家本质上是具有强制性且等级森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福山完全否定托马斯•霍布斯关于早期人类个体相互残杀，因而需要国家（利维坦）作为个体人之间建立的理性契约的理论。他断言，人类从来没有以个人状态存在过，也从来没有刻意自我组织，因为人类天生就具有社会性，只有在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后才开始进行有意识的组织。在笔者看来，这一强调人的社会性的观点，和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的论断倒是颇有相通之处（《荀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福山还评述了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型国家理论。魏特夫在其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曾经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印度、墨西哥这些非西方社会的专制政治传统归结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催生，维特夫认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才能管理这类需要建设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社会。福山对此提出的质疑是：大多数人类早期的水利工程都是小型和本地的；大规模的工程，如中国的大运河之能够建成，恰是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的结果而非其起因。福山认为，马克思把中国和印度一并列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笔者注：正是这一理论影响了维特夫的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印度体制化的教士阶层和宗族势力对国家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中国则不然。

福山把中国看作人类历史上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一个“范例”（paradigm），并指出很多“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才具有的要素，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具备，比欧洲早了一千八百年，然而中国在发展国家机构方面的前驱经验却极少为西方关于政治发展的论述所重视。福山对现代国家这一概念的定义，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上，即现代国家意味着一个由集中统一的科层化行政制度管理的较大量的领土和人口。福山认为，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非个人化、以业绩为基础的官僚任用制度，远比罗马帝国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是所有文明中最早发展出现代国家制度的。

福山把早期中国国家政权看作一个“早熟”的出现，因为这个政治和管理上的“现代国家”的建成和巩固远早于其他的社会要素，诸如世袭和占有领地的贵族，有组织的农民，植根于商人阶层，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的城市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对军队的掌控则远超过罗马帝国，以至于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出现。中国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欧洲的入侵所挑战。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过早成熟？福山的结论简而言之就是——战争。首先，福山认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一样，经历从部族（tribe）、酋邦（chiefdom）到国家（state）的过程。福山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早期国家，是在西周时期奠基的，此时的中国处于部族和酋邦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父系宗族关系极为发达的社会，周代的诸侯国都是家族集团，在父系宗族间的不断征战中，国家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韦伯所指的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出现，而其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战争。中国社会区别于其他世袭贵族传统悠久的文明的重要特征：任人唯贤（meritocracy）在福山看来并非是一种文化常态，而是为了在战阵通过状态下为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他进一步推论说，任人唯贤的提升制度首先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军队中，然后才扩展到政府官僚体系。同时，供养一支常备军本身就增加了对支撑其运转的官僚体系的需求，转而为“士”阶层的上升提供了历史机遇。战国时期的秦国被福山看作“现代国家”兴起的典型例子。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实质，在福山看来，就是在战争的驱动下，以非个人化的国家统治取代旧有的以家族为基础的权威和土地制度，这一以“国家”冲击和取代“家庭”的思想趋势贯穿后来的儒法之争，乃至毛泽东所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改造。

在福山关注的现代政治制度三要素中，他不断给予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构极高的评价，但是福山对中国历史上法治（第二项）的地位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以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为参照，指出在这三个文明中，法律都具有超越的，独立于国家的，及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地位，世俗统治者必须受制于法律。在世界几大文明中，这一意义上的法治唯独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除了二十世纪末的台湾。在中国，法律仅仅是把统治者的命令编纂成文，法律所反映的只是统治者本人的利益，而不是治人者和被治者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也不具有超越性的权威。汉代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但是福山指出：没有儒者相信对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应当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制约，于是，对皇权的制衡只有道德一种。然而福山也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即统治者应当照顾民众的利益这一观念把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原则引入到中国，即他列举的三项原则中的第三项。在这一方面，福山似乎给中国政治打了一半的分数。一方面，统治者由于天命理论和儒家民本思想影响而在原则上和道义上承认应当对被统治者负责，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政府责任并不是正式和程序性的，而是基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感和官僚集团的道德压力。福山再次强调指出，相比其他世界文明而言，古代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但是他也指出，一个没有法治和责任的强大国家将走向独裁，它越是制度化和越现代，其专制也就越加有效。

由于对中国国家政权责任感的部分承认和对皇权和儒家官僚相互制衡的认可，福山明确认定中国古代国家性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极权（totalitarian）国家，而是威权(authoritarian)国家。由于其管制的有效和精密，他甚至把中国国家政权称为“高素质威权政府”（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国。福山认为，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取代了过去皇帝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并监督着管制人民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该官僚体系的素质尤其在其上层是比较高的，因此它能够带领国家经历1978年以后奇迹般的经济转型。在他2011年初针对中东茉莉花革命写的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国会是下一个吗？》中，福山仍然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回应危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将有效阻止这类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因为中国式威权主义的素质远高于中东国家。

宗教在中国的地位也是福山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论及中国法律的时候，福山已经指出，中国法律不具有任何宗教性，而中国宗教本身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共识，而是更多地成为社会抗议的思想基础。国家从不认可任何高于自身的宗教权威，并很容易地控制业已存在任何宗教团体。福山谈到了中国的天命观，认为，天命的获得既不需经过选举，也不需要宗教仪式的合法化，实际上，没有一个宗教组织可以代表上天把天命授予统治者，就像教皇加冕一个国王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天命不过成了军阀们权力争斗之后胜者的自我加冕和对既成事实的追认(after-the-fact rectification)。

福山对中国乃至全球历史的分析，受到其导师塞缪尔•亨廷顿的极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亨廷顿在其名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政治衰变”（Political decay）理论。亨廷顿曾经挑战现代化理论的进步史观，提出政治衰变的发生并不少于政治发展，政治秩序的获得只是多种社会力量在一定阶段取得平衡的产物，一旦平衡不能维持，政治衰变就会出现，直到出现一些新的规则和制度来重建秩序。福山以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指出，汉代的衰落就是曾经强大的国家权力被贵族精英攫取和中央政府持续弱化的过程。西汉中央政府曾经采取偏向农民而非大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政策，但后来遭遇地主集团的抵制；东汉末期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弱化导致董卓，曹操一类军阀的兴起；环境灾难和瘟疫。其后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国家政权不断重新整合，强化，统一，再衰落，再强大的历史。

在全书的结尾处，福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而又举世关注的问题：今天中国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管理下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中国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维持政治稳定而完全不要法治或政府责任？因增长带来的社会动员会不会被威权国家所限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远大于社会力量的制度会不会迎来民主？作为关注自由民主体制在全球命运的学者，福山认为第二个问题尤其关系到自由民主体制的未来。在笔者看来，中国在民主和法治缺失的状态下保持数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维持政治稳定，不论其奥秘，代价和前景如何，不论是否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当下事实的确给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它促使曾经在二十年前断言历史已然终结的福山反思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内在的缺陷和有限性，正如福山所言：“尽管自由民主制度在今天或许被看作最具合法性的政府形式，其合法性其实取决于它的表现。这一表现又决定于它在强有力的国家行为和各式各样地个人自由之间维系的平衡。”福山以中国为参照反观西方，认为二十一世纪初叶现代民主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很可能就是国家的弱化，例如美国已经很难严肃处理与保健，社会安全，能源相关的财政问题，利益集团在阻碍削减开支和增税的计划，而分权制衡这一西方经典制度则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在福山看来，美国已经出现了政治衰变的征兆之一，即制度僵化（institutional rigidity），这无异于新世纪的警世之言，其拳拳忧（美）国之心可鉴。但在肯定中国制度具有高素质、灵活性和丰富的历史资源的同时，福山仍然对中国模式提出质疑，他认为制度化的现代政治责任（在福山的其他表述中，直接使用民主——democracy一词）的缺失，使得中国历代政治体制都无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中国式的威权体制要求自身必须不断地产生好的领导人，但却无法提供任何保障，在一个“坏皇帝”的统治下，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福山的观察和分析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都具有超强能力，不仅在历史上过早成熟和完备，历经多次衰变后不断重建和巩固，在当代的表现——尤其是推进和保持经济发展方面——也颇有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之处，然而，只有在法治和政治责任这两大软肋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后，已经足够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制约，中国也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政治责任则必须从传统的天命观，儒家民本主义乃至“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道德理想切实转为现代的选举和宪政制度。

来源:民主中国

路透社: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热爱西方式民主

2013年7月20日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年轻人对于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已日渐冷谈。

中国的经济调查和经济数据随处可见。其季度或年度报告的发布总是能够引起一阵激动、焦虑以及大量的相关解读。上一轮经济数据的发布也毫无例外。这一情况遭到了《华尔街日报》无情的嘲讽，该报撰文说，人们等待中国二季度经济数据发布的急切心情与“等待看金·卡戴珊孩子第一眼的心情一样，只不过在吸引力上还要略逊一筹…”

然而与经济数据相比，关于中国政治的调查和数据却非常少，至少在英语世界少有听闻。尽管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情况不甚明朗，但的确有人在做相关的研究，他们甚至正在尝试探究类似“第三条道路”的主题，如民主与政治管理等。事实上，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中央编译局的一位名叫俞可平的官员，其发表的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曾引起轰动。

在对中国当代政治偶尔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课题，名为“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民主？”该研究来自于中国最高国家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该研究的主持者张明澍显然希望以此在不同类型的“民主”之间进行区分。他这样解释道：

总体而言，一种类型是西方式民主。它源于雅典…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催化，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和英国的这种类型的民主。但另外一种类型则是中国如今的民主，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在这一点上，精明的中国分析者们开始抱怨，类似这样的争论是如何代表了当前中国的政治演说。除此之外，张明澍进一步解释说，他对于中国人民希望的民主模式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存政治和市民文化决定的，他还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Gabriel Almond关于特定的市民文化如何塑造政治体制类型的学术论断。当然，这听起来很像是那场持续了许久的争论——由于缺乏素质（有时也被理解为市民精神），中国社会尚未准备好进行大的体制变革。

但暂时将这些争议搁置，我们可以发现，张明澍的一些关键性的发现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中国人对当前政体的态度的内部观察，特别是中国年青一代的观点和态度。[我无法保证其方法论的合理性，但该作者表示他对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1750个随机样本进行了调查。每一位被调查对象都填写了40道问题的调查问卷。]

表格1.1：民主是个好东西吗？

	回答人数	所占比例
是的	961	54.9
不是	47	2.7
无法确定，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现状	703	40.2
其他	0	0
不知道	39	2.2

表格1.2：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按年龄分类）

年龄段	是的	不是	无法确定，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现状	不知道	回答人数
18-21	44.1%	3.6%	50.5%	1.8%	111
22-31	48.3%	2.1%	47%	2.6%	387
32-41	50.6%	1.9%	46%	1.5%	411
42-51	63.6%	2.7%	31%	2.7%	365
52-61	58.3%	3.1%	36.2%	2.4%	290
62-71	61.4%	5.5%	31%	2.1%	145
＞72	65.9%	0	31.7%	2.4%	41
共计	54.9%	2.7%	40.2%	2.2%	1750

表格2.1：中国更好还是美国更好？（意义模型）

	回答人数	%
中国比美国好	666	38.1%
美国比中国好	140	8%
国情不同，不能简单进行比较	901	51.5%
不知道	43	2.5%

表格2.2：中国更好还是美国更好？（意义模型）

年龄段	中国更好	美国更好	国情不同，不能简单进行比较	不知道
18-21	22.5%	18%	55.9%	3.6%
22-31	25.1%	12.1%	60.7%	2.1%
32-41	35.3%	7.5%	55%	2.2%
42-51	41.4%	6%	49.6%	3%
52-61	48.3%	4.5%	43.8%	3.4%
62-71	55.9%	4.8%	39.3%	0%
＞72	65.9%	0%	31.7%	2.4%

该研究中还有大量的数据（包括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类），但从现有数据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问题。第一，代际差异明显，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代（所谓的“80后”）和那些较为年长且经历过中国现代历史中混乱年代的人之间。第二，中立主义倾向开始显现，特别是在年青一代中更加明显。（“左派”在中国通常是指更加强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新毛主义，“右派”则是指更加亲西方和奉行市场主义。）总而言之，超过一半的回答者所持的观点差别很小，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与美国进行比较，言下之意就是各国有各国的优势和劣势。

在中国广东的自由派报纸《南方周末》对张的一次采访中，他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研究发现（节选翻译如下：）

南方周末：对相同的问题，两次调查结果差异最大的是？（张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调查。）

张明澍：这次有新的关注点：特别关注左中右划分。结果显示：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

……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调查所显示的38%的左派、51%的中派和8%的右派会形成“对撞”吗？

张明澍：调查显示，政治观念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即右派倾向）跟受教育程度有一点正相关。但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也越有可能接受温和务实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倾向政治上的中派或右派……

……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稍微有一点出轨，既得利益马上受到损害，只能温和地配合体制。

知识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会不会发生观念上的“对撞”？主动权还是在决策层。决策层应该既从知识分子那里了解一些东西，也从下层了解些东西，做出综合考量。

南方周末：你的调查结果显示，政治上的中间派占很大比重。你认为，这和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很大关系。但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叫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激进还是比较保守，学界依然争论不休。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中间派”也是一个变数极高的群体？

张明澍：对。这次我们把认同“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把美国和中国简单比较”的人认定为“中派”……

……事实上，决策层大致上就站在中间，在有的问题上偏右一点，有的问题上偏左一点，起一个模糊的调节作用，不会让这个社会再次陷入左和右的尖锐冲突中。

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许多人很可能会对这些研究发现视而不见，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个为巩固当前政治现状提供的智力支持。或者可能是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媒体在推动这样的态度。但至少，类似于这样的调查推动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这批人正在挑战着中国的例外主义，如李世默[1]（Eric X. Li）等人声称，中国需要一个本土化的、土生土长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从西方借鉴并重新包装的模式。

无论其原因是什么，我坚持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并无直接关联。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挖掘这些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反映了当前中国政治现状的主流。如果这样的转变的确正在大量的中国新生代群体中发生，并将持续进行的话，那么国外的观察者们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对于中国的预期了，期待着当80后一代掌握权力之后，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万事无绝对。对于中国政治问题我也无法给出什么答案。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在没有掌握更多事实的情况下，仅仅抓住目前的政治现状，要比GDP是增长了7%还是7.5%重要得多。

原文地址

《南方周末》访张明澍：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

[1]李世默先生拥有伯克利加州大学学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MBA学位。于2000年创立成为基金。在创立成为基金之前，李先生是兰亚基金的合伙人，在中国和亚太其他地区的诸多行业从事多年的实业投资。1989至1993年，李先生在美国的一家系统集成公司Perot Systems Corporation工作，是其初创成员之一。2013年，李世默获邀，进行了TED演讲，演讲题目：《两个制度的故事》

民主国家，民众为什么走上街头？

托马斯•L•弗里德曼，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07月03日

前中央情报局(CIA)分析师保罗•R•皮拉(Paul R. Pillar)在最近一期《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中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民主国家出现这么多的民众街头抗议活动？这里主要指的是土耳其和巴西，但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埃及、以色列、俄罗斯、智利和美国。皮拉问道：“这些遭到抗议的政府是经过自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有选票箱在，为什么还要走上街头？”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它的答案，我认为是三个现象的共同作用。首先是专制的“多数派”民主政体抬头，并且蔓延开来。在俄罗斯、土耳其和今天的埃及，我们看到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针对“多数主义”的——执政党虽是民主选举产生（具体到俄罗斯，算是“类似”民主吧），却把选举理解为执政后可以为所欲为的通行证，包括无视反对党，扼制新闻媒体等等专横或腐败的行径，仿佛民主只要有选举权就行了，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权利，尤其是少数派的权利。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弗里德曼

土耳其、俄罗斯和埃及的抗议者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被盗”感，感觉那些选举出来的人正在偷走某种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人民的声音以及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对一个刚刚赢得选举权利的民主派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愤怒的了。

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总统一周年之际，讽刺艺人巴西姆•优素福(Bassem Youssef)，埃及的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上周在埃及的《日出报》(Al Shorouk)上撰文称：“我们这个总统曾经许诺，会让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立宪议会来起草一部每个人都认可的宪法。我们这个总统曾经许诺政府会具有代表性，但在所有掌握权力的位置上都安插了穆兄会成员。我们这个总统和这个政党背弃了所有承诺，所以人民别无选择，只有走上街头。”

第二个因素是中产阶级劳动者腹背受敌，一边福利制度在缩水，另一边就业市场的要求却大幅度提高。多年来劳动者得到的讯息是，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会成为中产阶级。这一点已经不成立了。在高速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年代，你必须更努力、更聪明地工作，无论做什么，都要拿出更多的创新，更多地充实自己——这样你才能进入中产阶级。处在中产阶级、或致力于进入中产阶级的人背负的压力比以往大了很多，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怀疑，他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超越他们的父母。

将这种转型如实告知人民的领导人少之又少，更别说帮助他们度过了。在今天，有太多的大型政党无非只是各种政治联盟的工具而已，在变革面前他们只求自保，不愿去领导社会来适应它。正常情况下，这样做会给反对党创造机会，但是在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和埃及这样的地方，正式意义上的反对党碌碌无为。所以人民走上街头，组织起自己的反对团体。

在美国，茶党(Tea Party)是在抗议共和党对赤字手软，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是在抗议民主党对银行家手软。在巴西，公交车票价上涨9美分（约合0.55元人民币）引起大规模抗议，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另一方面花费了300亿美元为奥运会和世界杯兴建比赛场馆。巴西《全球新闻》(Globo)节目主持人威廉•瓦克(William Waack)在《美国利益》的一篇文章里说的话可能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他发现：“巴西人觉得他们选出的各个层面的代表，并不是真地在为他们代言，尤其是看到此时此刻大多数领导人在真正需要做出决策的时候害怕担负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担任领导者）……不是那9分钱的事。”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但下面这个故事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工厂里，杰普莱斯医疗器械公司(Specialty Medical Supplies)总裁、美国商人奇普•斯塔恩斯(Chip Starnes)被大约100名工人扣押了将近一周。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这些工人“要求拿到跟最近30名被解雇的员工同样的遣散费。”他们担心随着工厂为了削减成本将生产从中国转向印度，他们将是下一批被裁的人。（在商定了一份协议后，他已经于周四获得自由。）

最后一点，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Twitter、Facebook和博客的普及，愤愤不平的个人有了更多的力量，可以展开和要求领导人加入双向对话——而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能力也大大加强，可以分享彼此的看法，发起突然性的抗议行动。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莱昂•阿隆(Leon Aron)所说，在当今世界，感到不满和采取行动之间的“转变过程”非常之快，而且越来越快。

最终结果就是：维持独裁统治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民主空前地普及——但同时又变得比以前更动荡。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更多的问题更频繁地走上街头，以更独立的手段、更响亮的声音讲述他们的故事。

翻译：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