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楼市面临长痛：房地产泡沫破裂 老板跑路

 　玺建祥学府华庭接待中心的门前孤零零地竖着三根旗杆，三面旗帜兀自飘扬。

　　这个装修气派的二层建筑距繁忙的东胜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但它后面却是一大片停工的工地。

　　在它的里面，巨大的沙盘和陈列着各样户型模型的玻璃展柜上覆了厚厚一层灰，而报夹上摆放的地产杂志的出版时间，一律停在2012年之前。

　　“房子现在不卖了。”在大声的呼唤之后，售楼中心的侧门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说，她只是帮忙看门的，并不知道开盘日期和价格的情况。

　　同一条路上，大恒郦城接待中心的玻璃门也上了锁，玻璃墙内一片狼藉。

　　在鄂尔多斯的大街上，这样的售楼处比比皆是。与此同时，被当地人称作“黑窟窿”的大量停工的烂尾楼盘也随处可见。

　　据鄂尔多斯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鄂尔多斯商品房销售面积为232.6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7.0%;销售额为107.90亿元，同比下降49.4%。其中住宅销售额73.19亿元，同比下降51.4%。

　　伊金霍洛旗一家涂料店的老板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目前每月粉刷墙壁的收入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

　　不过，受全国房地产价格普遍上涨形势的影响，鄂尔多斯楼市正处于僵持状态。

　　“现在鄂尔多斯的房子有价无市，”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东胜区房屋的售价调整幅度不大，多数楼盘的价格仍然维持在6000元以上，康巴什新区的房价调整幅度则比较明显，普通楼盘的均价在3000元左右。

　　记者综合从一些楼盘的售楼处了解到的信息发现，鄂尔多斯市的房价分化明显。就老市区东胜区而言，地段好的楼盘往往只有90—300平方米的大户型房源，售价多在8000元以上，而位置较偏的楼盘在优惠之下，售价可达4000元。这些售楼人员在介绍时都不忘说一句，现房，下半年就可以入住。

　　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多名房企老板跑路后，购房者早已对期房丧失了信心。在这座深陷高利贷的城市里，无论出租车司机、店铺老板、学者甚至道士都有数万数十万的高利贷借款无法收回，最后以开发商未建成的楼房作为抵押。

　　李师傅告诉记者，自己投放的高利贷资金尚未收回。目前利息早已因无法收回而放弃，只是按月得到债务人一笔归还本金的款项。而接受记者采访的另外多名鄂尔多斯人表示，面对欠款他们都只有等待。

　　“血本无归的不多，顶多一两成。保住本的也不多。大家都在等待，等待好转。前两年消费不错，满街烧酒气，遍地划拳声，但现在早餐6、7元钱都是有感支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潘洁对本报记者表示。

　　房地产与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捆绑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而鄂尔多斯这种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路径引起了潘洁的反思。

　　“我有个部下在房管局，两年前去找他办事，一会儿功夫找他的人就两三拨。这些人见面就跟他说，我们也要进入房地产市场。”潘洁回忆说，当时只要有闲钱的人，都红了眼，想到房地产行业捞一把。

　　“鄂尔多斯资金干渴、财务干渴，民间资本参与进来了。政府在地产开发热潮中的责任不可推卸，把房地产开发的门槛降得非常低，对民众产生了误导。如果没有钱，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和高利集资，只要有注册公司的钱就可以。”潘洁表示，在房地产热潮中，进场早的发了，晚的赔进去了。而政府原先承诺对开发商返还部分的土地出让金，现在已经返不起了。

　　潘洁认为，鄂尔多斯或将面临长痛，需要5年左右才能出现明显回升。

　　不过，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升温行情正在助长鄂尔多斯的乐观情绪。最新的数据表明，鄂尔多斯的房价也出现了回暖现象。有关研究院7月1日发布的“百城价格指数”显示，鄂尔多斯6月房价环比上涨1.53%，在百城房价上涨的城市中排名14。

路透社: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热爱西方式民主

2013年7月20日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年轻人对于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已日渐冷谈。

中国的经济调查和经济数据随处可见。其季度或年度报告的发布总是能够引起一阵激动、焦虑以及大量的相关解读。上一轮经济数据的发布也毫无例外。这一情况遭到了《华尔街日报》无情的嘲讽，该报撰文说，人们等待中国二季度经济数据发布的急切心情与“等待看金·卡戴珊孩子第一眼的心情一样，只不过在吸引力上还要略逊一筹…”

然而与经济数据相比，关于中国政治的调查和数据却非常少，至少在英语世界少有听闻。尽管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情况不甚明朗，但的确有人在做相关的研究，他们甚至正在尝试探究类似“第三条道路”的主题，如民主与政治管理等。事实上，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中央编译局的一位名叫俞可平的官员，其发表的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曾引起轰动。

在对中国当代政治偶尔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课题，名为“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民主？”该研究来自于中国最高国家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该研究的主持者张明澍显然希望以此在不同类型的“民主”之间进行区分。他这样解释道：

总体而言，一种类型是西方式民主。它源于雅典…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催化，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和英国的这种类型的民主。但另外一种类型则是中国如今的民主，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在这一点上，精明的中国分析者们开始抱怨，类似这样的争论是如何代表了当前中国的政治演说。除此之外，张明澍进一步解释说，他对于中国人民希望的民主模式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存政治和市民文化决定的，他还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Gabriel Almond关于特定的市民文化如何塑造政治体制类型的学术论断。当然，这听起来很像是那场持续了许久的争论——由于缺乏素质（有时也被理解为市民精神），中国社会尚未准备好进行大的体制变革。

但暂时将这些争议搁置，我们可以发现，张明澍的一些关键性的发现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中国人对当前政体的态度的内部观察，特别是中国年青一代的观点和态度。[我无法保证其方法论的合理性，但该作者表示他对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1750个随机样本进行了调查。每一位被调查对象都填写了40道问题的调查问卷。]

表格1.1：民主是个好东西吗？

	回答人数	所占比例
是的	961	54.9
不是	47	2.7
无法确定，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现状	703	40.2
其他	0	0
不知道	39	2.2

表格1.2：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按年龄分类）

年龄段	是的	不是	无法确定，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现状	不知道	回答人数
18-21	44.1%	3.6%	50.5%	1.8%	111
22-31	48.3%	2.1%	47%	2.6%	387
32-41	50.6%	1.9%	46%	1.5%	411
42-51	63.6%	2.7%	31%	2.7%	365
52-61	58.3%	3.1%	36.2%	2.4%	290
62-71	61.4%	5.5%	31%	2.1%	145
＞72	65.9%	0	31.7%	2.4%	41
共计	54.9%	2.7%	40.2%	2.2%	1750

表格2.1：中国更好还是美国更好？（意义模型）

	回答人数	%
中国比美国好	666	38.1%
美国比中国好	140	8%
国情不同，不能简单进行比较	901	51.5%
不知道	43	2.5%

表格2.2：中国更好还是美国更好？（意义模型）

年龄段	中国更好	美国更好	国情不同，不能简单进行比较	不知道
18-21	22.5%	18%	55.9%	3.6%
22-31	25.1%	12.1%	60.7%	2.1%
32-41	35.3%	7.5%	55%	2.2%
42-51	41.4%	6%	49.6%	3%
52-61	48.3%	4.5%	43.8%	3.4%
62-71	55.9%	4.8%	39.3%	0%
＞72	65.9%	0%	31.7%	2.4%

该研究中还有大量的数据（包括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类），但从现有数据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问题。第一，代际差异明显，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代（所谓的“80后”）和那些较为年长且经历过中国现代历史中混乱年代的人之间。第二，中立主义倾向开始显现，特别是在年青一代中更加明显。（“左派”在中国通常是指更加强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新毛主义，“右派”则是指更加亲西方和奉行市场主义。）总而言之，超过一半的回答者所持的观点差别很小，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与美国进行比较，言下之意就是各国有各国的优势和劣势。

在中国广东的自由派报纸《南方周末》对张的一次采访中，他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研究发现（节选翻译如下：）

南方周末：对相同的问题，两次调查结果差异最大的是？（张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调查。）

张明澍：这次有新的关注点：特别关注左中右划分。结果显示：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

……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调查所显示的38%的左派、51%的中派和8%的右派会形成“对撞”吗？

张明澍：调查显示，政治观念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即右派倾向）跟受教育程度有一点正相关。但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也越有可能接受温和务实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倾向政治上的中派或右派……

……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稍微有一点出轨，既得利益马上受到损害，只能温和地配合体制。

知识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会不会发生观念上的“对撞”？主动权还是在决策层。决策层应该既从知识分子那里了解一些东西，也从下层了解些东西，做出综合考量。

南方周末：你的调查结果显示，政治上的中间派占很大比重。你认为，这和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很大关系。但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叫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激进还是比较保守，学界依然争论不休。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中间派”也是一个变数极高的群体？

张明澍：对。这次我们把认同“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把美国和中国简单比较”的人认定为“中派”……

……事实上，决策层大致上就站在中间，在有的问题上偏右一点，有的问题上偏左一点，起一个模糊的调节作用，不会让这个社会再次陷入左和右的尖锐冲突中。

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许多人很可能会对这些研究发现视而不见，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个为巩固当前政治现状提供的智力支持。或者可能是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媒体在推动这样的态度。但至少，类似于这样的调查推动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这批人正在挑战着中国的例外主义，如李世默[1]（Eric X. Li）等人声称，中国需要一个本土化的、土生土长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从西方借鉴并重新包装的模式。

无论其原因是什么，我坚持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并无直接关联。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挖掘这些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反映了当前中国政治现状的主流。如果这样的转变的确正在大量的中国新生代群体中发生，并将持续进行的话，那么国外的观察者们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对于中国的预期了，期待着当80后一代掌握权力之后，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万事无绝对。对于中国政治问题我也无法给出什么答案。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在没有掌握更多事实的情况下，仅仅抓住目前的政治现状，要比GDP是增长了7%还是7.5%重要得多。

原文地址

《南方周末》访张明澍：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

[1]李世默先生拥有伯克利加州大学学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MBA学位。于2000年创立成为基金。在创立成为基金之前，李先生是兰亚基金的合伙人，在中国和亚太其他地区的诸多行业从事多年的实业投资。1989至1993年，李先生在美国的一家系统集成公司Perot Systems Corporation工作，是其初创成员之一。2013年，李世默获邀，进行了TED演讲，演讲题目：《两个制度的故事》

中國審計報告警告地方債務隱患

中國審計署最新報告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負債率過高，國有金融機構違規放款，有地方債務率最高達189%。

中國媒體報道，中國宏觀經濟部門的四位高級官員：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廖曉軍和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星期四（6月27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做了報告。

官方新華網星期五（28日）報道，審計發現，一些地方通過信託、BT（建設-移交）和違規集資等方式變相融資現象突出，用這些方式融資2180.87億元人民幣。審計的地區中，負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的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最高達189%。

新華網說，當局檢控了同違規放款等問題有關的693人。

違規案例

中國市場研究組織雷小山（Shaun Rein）對BBC表示，審計報告的內容顯示中國當局承認壞債是一個急需處理的嚴重問題。

雷小山說，中國目前沒有2008年美國雷曼兄弟倒閉時的情況那麼嚴重。可是，假若中國讓這些問題膨脹，將會觸發嚴重危機。中國當局近日的舉措看來是狠下決心整頓壞債。

審計報告指出，一些地方政府過分依靠土地財政的現象最為引人關注。27家國有金融機構的分部向手續不全 或擔保不合規等項目放貸達284.43億元人民幣。違規的情況包括「九家分支機構在小企業貸款及出口賣方信貸中額外收費4.21億元；還有183.91億 元貸款被客戶挪用；22億多元被轉入民間金融市場，用於高利轉貸等。」

新華網報道列舉了違規案例：2007年，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遼寧東港市支行原行長李虓等人違反信貸審批程序，發放貸款2億多元，部分信貸資產面臨損失風險。審計署在2011年5月將此案件線索移送公安部查處。李虓等人在2012年被定罪。

報道列出的其他案例有：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張傳斌內幕交易案、招商證券公司投資銀行部原執行董事李黎明涉嫌內幕交易案。

另外，審計署還發現銀行間債券市場關聯交易輸送利益個案11起，涉及非法輸送利益6億多元。

（編譯：葉珊 責編：東倫）

BBC

摸底中国负债

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21倍。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

　　鉴于中国部门统计数据缺陷，我们拟先行估算全社会的整体债务，再估算各经济分类部门的债务，最后评估债务风险有多大。

　　整体债务规模估算

　　其一，以金融系统（央行、其他存款性公司和其他金融性公司）为金融中介，通过它们对非金融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提供信用。这是中国全社会债务形成的主体。其二，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相互之间提供信用，形成债务，这体现为：企业和家庭直接从市场购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企业间应收账款；民间私人借贷等。其三，政府、非金融企业以及家庭从国外部门借入的外债。其四，金融系统的债务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以及从国外借入的外债。

　　（一）金融系统对非金融部门形成的债务

　　这个部分的估算将依托中央银行公布的“存款性公司概览”和“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因为中国还是个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主体的金融结构，80％的债务都是通过商业银行或依托商业银行形成的。

　　根据2012年末的“存款性公司概览” 和 “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存款性公司对非金融部门的债权为69.43万亿元，其中：（1）对非金融企业债权（银行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提供的信用）：53.41万亿元。

　　（2）对其他居民部门债权（银行对居民部门提供的信用）：16.02万亿元。

　　（3）存款性公司对政府净债权（央行和商业银行买入国债等对政府部门提供的信用）：5.07万亿元。

　　（4）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6.06万亿元，这里面既包括央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也包括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投放信用，另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也在其中。

　　（5）除了传统的表内信贷以外，近年来商业银行通过大量的同业创新方式（同业代付、买断式回购、票据对敲等）对实体经济投放信用，估算如下：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净债权（债权-负债），再剔除银行持有的政策性金融债（7.86万亿元）和商业银行债（1.27万亿元），这部分信用规模估算是3.72万亿元。

　　（6）银行开展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和贷款承诺等传统表外业务，票据、信用证等工具是银行同业业务的重要载体，这里我们只计入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规模，根据中央银行《2012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2年末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余额是8.3万亿元，期末贴现余额为2万亿元，故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6.3万亿元。

　　（7）银行通过理财产品“资金池-资产池”模式实现的表外融资业务。根据银监会披露数据，截至2012年12月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7.1万亿元，其中64％投向债券和项目融资类（非标债权），这部分规模为4.544万亿元。

　　目前热议中的“影子银行”，从商业银行角度看，由其主导的“影子业务”的规模大致是（4）+（5）+（6）+（7），其中要剔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即截至2012年末，银行主导的“影子业务”的规模为19.6万亿元。

　　如果我们将（1）至（7）相加，大致可以估算出整个存款性公司向非金融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投放的信用规模：计95.12万亿元。

　　（8）计算由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债务形成估算：

　　（8.1）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保险、券商、基金、租赁、小额贷款公司）投放的信用，这中间需要剔除非银行金融机构为银行提供的通道业务。我们根据目前能查到的数据进行估算。

　　信托资产规模在2012年12月达到7.47万亿元，其中68％属于单一信托，32％是向企业和富裕家庭直接发售的产品；保险在近两年推出基建债权投资计划，据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披露，截至2012年12月末，保险机构累计发售83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项不动产债权计划，备案金额3025亿元；券商资管业务规模爆发式增长， 从2011年底的2819亿元增长至2012年底的1.89万亿元，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为银行提供通道服务，券商自己做资管计划的规模有限；租赁、基金和私募和地方政府合作的BT代建项目融资，近两年增长很快。

　　由于数据信息不全，我们无法准确估算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目前直接投放的信用规模（剔除通道业务），但粗略估计在3万亿元左右。

　　（8.2）此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5921.38亿元。由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投放信用形成的债务（8）=（8.1）+(8.2)：3.6万亿元。

　　（二）非金融部门相互信用形成的债务

　　政府、企业和家庭不通过金融系统，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都可以发生信用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9）典当、担保、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中央银行2011年5月调研统计的民间融资规模在3.38万亿元，我们以此为基础，粗略估计2012年末民间融资的规模为4万亿元。

　　（10）企业和居民直接对非金融部门的债权。我们大概知道其中一些信息，比如，2012年12月末储蓄国债（电子式）余额：3561.58亿元；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净额8.22万亿元。这里我们粗略估计为9万亿元。

　　（三）非金融部门从国外部门借入的外债

　　（11）估算对外负债：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部门借入的外债余额4879.38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3.07万亿元。此外，企业部门通过非正规渠道借入的外币私债可能存在相当规模（比如通过境外募资，然后与国内企业在境外机构进行货币互换交易转入国内）。在过去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路径中（特别是近三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较低，其贷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因此如果负债外币化，企业可以轻易地从中获得显著收益。

　　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币兑美元存在着长期升值趋势，以一年期贷款为例，在合同初期，企业可以6.50的价格获得美元贷款，到期时只需要支付6.30甚至更低的购汇价格，来实现向银行的还款。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仅获得了利差，也获得了汇差，更重要的是，这几乎是无风险的。这些业务到底有多大的规模，目前无法估计。

　　至此，我们大体完成了对中国经济中非金融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整体债务规模的估算：（1）至（11）相加，估算是114.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2年GDP（51.9万亿元）的2.21倍。

　　（四）金融部门的债务

　　（10）不考虑通货和存款［（麦肯锡（MGI），2010；2012］，截至2012年12月，金融部门的债务包括政策性银行金融债78582.33亿元，商业银行债12652.6亿元，中外资金融机构借入的外债余额2829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17822亿元；合计10.9万亿元。故此，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规模等于（1）至（10）相加，估算是125.7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51.9万亿元）的2.42倍。

　　部门债务规模估算

　　债务的部门结构估算，是比总量估算难度大得多的一项工作。

　　（1）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债务相对比较容易估算，因为正规途径只有银行体系为居民提供信用，计16万亿元，另外小贷公司、典当、担保、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地下借贷都可为自然人提供贷款，粗略估算2万亿元。居民部门债务规模在18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34.7％。

　　（2）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债务估算困难在于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对内债务：8.07万亿元（其中包括中央代地方发行政府债券6500亿元）；国务院部委借入的主权外债余额375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2362.5亿元；铁道部债务：2.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根据审计署“两会”期间的表述，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这个表述应该纳入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处置历史金融不良资产及其转化形式存在的或有负债：4.2万亿元；高校债务：6000亿元。故此，估算的政府部门债务在30.8万亿元至33.8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59.34％至65.12％。

　　应该承认这可能仍是一个偏小口径的估算，比方说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应该计入。如果估算主权债务的话，私人部门的对外债务通常情况下应由债务单位来偿还，不过，一旦发生资金不足难以偿还的状况，就需要由政府动用预算来兜底。因此，我们认为，可能也有必要将其纳入主权外债的统计之中。截至2012年底，中国外债余额7708.33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48562亿元。

　　（3）金融部门

　　金融部门债务：10.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1％。

　　（4）非金融企业部门

　　总债务规模减去金融、政府和居民部门债务，剩下的可估算作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63万亿元至66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1.4％至127.2％。

　　风险几何

　　我们计算了199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杠杆的变化情况。由于历史数据估计的困难，我们只选择计算了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供给的信用规模［相当于（1）至（7）］，这个部分只需要借助中央银行所编制的“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历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不存在主观推测的数据，所以结论具备强健性。

　　如图1所示，2003年至2008年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是下降的，受益于全球化和人口红利，中国的经常账盈余有效地支持了国内投资。但2008年后，中国坚持在外需停滞的情况下靠投资扩张强行维持经济的高增速，非金融部门杠杆因此大幅上升了59个点，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提供信用/GDP的比例在2012年达到182％，特别是2012年，在已经很高的基础上，为稳增长的短线政治要求，又显著推高了16个点。如果债务增速始终快于GDP增速，意味着新增收入很难用于偿付旧债的本息。

　　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21倍，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高。成熟的经济体可将其非金融部门债务维持在GDP的2倍以上，因其家庭财富水平较高。中国现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在此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包括在1997年陷入债务危机的东亚经济体。

　　如果按照更宽口径测算（计入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政府部门的负债率可能显著超出60％的国际安全线。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水平在目前OECD国家中居于最高水平档。对成熟的经济体而言，企业债务一般会达到GDP的50％至70％，中国是这个数字的2倍。

　　中国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利润/销售收入）只有5％－6％，仅为全球平均利润水平的一半。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4倍。

　　2012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M2）余额为97.42万亿元，M2与名义GDP的比值达到188％。货币量/GDP在古典货币数量论中的经济学涵义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倒数的概念）。某种程度，可以把货币流通速度理解成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效率的指标。

　　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大量错配至低效率的部门，以至于许多企业已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难以灭亡，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用资源而得以存活。如此，收入产生必然变慢，微观上是收入速度会越来越显著落后于债务的速度，杠杆会快速上升。

　　债务堆积在货币层面的反映是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货币量虽快速上升，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依然高企，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新增货币的推动。由于货币沉淀，每年社会净融资规模虽大，但形成增量部分的比例越来越低，很多信用的投放是维持存量债务的存续。比如每年新增企业存款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从2002年以来显著下降，在2008年以前平均在58％以上，而2012年降至28％，尽管2012年社会净融资高达1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0％。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煜辉
(责任编辑：文静)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3年04月07日

美国之音：渝“不雅剧”添新剧情 薄党土崩瓦解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报导） 因“不雅色情网上视频”而出名的前重庆政府官员雷政富，因涉嫌“收受贿赂”被正式提出公诉。另外，当局说，该视频中的女主角赵红霞涉嫌“敲诈勒索”，正在侦办。这些案件到底谁腐败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雷政富被起诉

中国新华社星期一说，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涉嫌收受贿赂案，５月１０日由重庆检察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此之前，重庆市纪委对涉及不雅视频的雷政富等21名违纪党员干部做出处理，其中拟对雷政富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雷政富是重庆长寿区人，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北碚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务。2012年11月在不雅视频曝光网络63小时后被免职。中国青年网称对雷政富的立案调查，是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中国反腐第一枪”。

雷政富、赵红霞，谁是受害人

不过，雷政富不雅视频中的女子赵红霞，后来因所谓“涉嫌敲诈”雷政富也被起诉。2012年11月25日赵红霞被刑事拘留，年底也被当局起诉。

针对雷政富目前被正式起诉，赵红霞涉嫌敲诈勒索案嫌疑人许社卿的律师李春富对美国之音说:“雷政富被起诉，这个案子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通过民间的爆料，提供了一些线索，导致雷政富的贪污腐败暴露在阳光之下。相关部门对他进行查处。我觉得还是可以，目前这个思路是对的。”

舆论悬念

不 雅视频曝光雷政富被“下课”后，成了当局调查对象。但是，就在不久前，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日报说，赵红霞是“施害人”而这位重庆高干反而成了“受害 人”，该报社评说，雷政富被敲诈勒索300万元人民币。但是，雷政富到底有无给了敲诈勒索者300万？还没有相关的报导。也就是敲诈勒索者得手了？还是只 有敲诈勒索的威胁？

律师李春富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问题要有证据说话。第一，雷政富到底拿没有拿这个钱。第二，雷政富拿出的这个钱到底是自己的钱，还是说他借的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还不能猜测，我觉得有证据说话。”

质疑爆料者朱瑞峰动机

雷政富案和赵红霞案复杂还表现在，爆料雷政富网上不雅视频的人民监督网创始人朱瑞峰，其信誉和动机也被人质疑。开封维权人士汪海洋对美国之音说：“朱瑞峰是敲诈雷政富不成才在网上爆，他不是为了反腐，而是为了诈财。朱瑞峰过去是我的学生，我对他太了解了。”

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络朱瑞峰，以核实此事，但是没有找到他。

对此，李春富评论说：“（我）不了解汪海洋和朱瑞峰这方面的事情。我认为，朱瑞峰能够把这些事（雷政富不雅视频）爆出来是有勇气的，一般没有勇气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另外，他把这个东西爆出来，对抑制社会上的贪污腐败，净化社会空气有一定作用，我想对社会是有益的。”

重庆反腐，薄熙来队伍“土崩瓦解”

另外，中新社13日报导，重庆又一高官落马。原公安局副局长唐建华也因受贿1695万元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唐建华是薄熙来王立军时期“打黑”主要负责人之一，曾因成果卓著而被记一等功。

中共发文件强调抵制西方价值观

纽约时报中文网 储百亮 2013年05月14日

香港——据周一有关一项政府通知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告诫官员要与“危险的”西方价值观及其他假想的意识形态威胁作斗争。分析人士称，这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保持自上而下政治控制的决心，尽管他有意推进经济自由化。

中国的新闻网站转载了地方党委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描述，其中提到上述警告。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领导层的行政核心。

这篇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中央文件尚未公开发表，截至周一下午，大多数提到该文件的报道已从中国新闻网站和政府官网上消失，似乎反映了审查者对公开此类警告的胆怯。然而，地方报道的摘要所流露出来的是党对舆论控制的焦虑。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上周发的一篇党组织会议的摘要说，自去年11月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重庆是位于中国西南部的直辖市。

该报道说，“同时，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分析深刻、态度坚定，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曾承诺尊重法律，这让活动人士更大胆地向中国政府提出进行民主改革的要求。近日来，一些活动人士援引小道消息称，共产党推出了“七不讲”的禁令，不许讨论当局不喜欢的问题，包括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但上述报道所提到的官方摘要不包括这些语言。

重庆的报道说，官员必须“充分认识西方宣扬的观点、理论的危害性”。报道还说，他们必须“从源头截断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传播渠道”。

报道说，“强化网络管理，加强舆论引导，净化网络环境，不给不法分子任何可趁之机。”

中国东北和西南其他地方党委网站上的报道也有对该通知的描述，但只有较少的细节。

几名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对统一意识形态的要求显示，虽然他们愿意探索国家放松对经济的一些控制，但他们同时也要给公众灌输不要对重大政治自由化有所期待的念头。

北京支持民主改革的著名政治评论人陈子明说，“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我认为经济改革将向前迈进，但没有政治改革的想法。这些警告就反映了这种心态。”

中国领导人呼吁遵守正统的要求并不新鲜。但习近平所面临的 矛盾日益尖锐，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中国政治专家裴敏欣(Minxin Pei)说，一方面他试图满足公众对更廉洁、更负责的政府，以及更均衡的财富分配的广泛期望，另一方面他需要维护中央控制。

裴敏欣提到习近平时说，“我觉得在他的头脑中有两个互相矛盾的侧重点。”

“当务之急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裴敏欣说。“但是他还急需解决另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要展示他将结束这个停滞不前阶段的意志。但是，这两个侧重点明显是相互矛盾的。”

据一位与高级领导人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商人说，习近平已下令让官员和学者对可能进行经济改革的七个领域进行研究，包括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资源价格的控制。他的话证实了《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篇报道。这位商人要求匿名，为的是不影响自己与领导层的关系。

这位商人说，其中一些提议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获得批准。

但是，伴随着这些变革信号，习近平也发出了维护中共传统和控制的信息。去年12月，他说中国必须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他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统治时期，出现了政治纪律涣散和意识形态放松。

最近，习近平对官员们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像当初苏联批斯大林那样，全盘否认了毛泽东的话，中共可能就站不住了，这些话来自党报《光明日报》上周的报道。

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说，如果习近平要推动经济自由化，他必须首先让那些潜在的反对者相信他不会损害一党专政。库恩曾为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江泽民写过一本授权传记，也见过习近平及其他高级官员。

库恩在电话采访中说，“在中国体系内，这不是一种不合理的组合。我猜测，这些说法一部分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让他免受极左势力的攻击。”他补充说，“人们可以随意解读习近平的话，因为他给各方机会让他们看到其所希望的东西。”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陈柳

秦晋：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变化的几个方面

24年前的198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兴未艾，中国的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但是那年发生在首都北京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却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政治上更加倒退了。而在同时，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迈开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民主转型的重要一步。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苏联解体，东欧其他共产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了政治变革，世界共产主义出现雪崩现象。然而中国政治强人邓小平沉着应对东欧剧变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局面，使得中共挺过了这段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

六四事件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政治变化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邓小平通过武力镇压，拖后了中国向宪政民主发展演变的进程，为中国共产党又赢得了二十多年的寿命，尽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式微。每一年的6月4日前后，流亡在中国境外的民主人士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这样的纪念并不会转变成宪政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只是对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这个梦想年复一年的回忆。

将近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是世界第二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转化成政治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二十一世纪初叶的十多年过去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似乎在兑现过程中。十年前，我曾写过文章，认为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没有坚实基座的经济摩天大楼，尽管中国的发展与我的预期似乎背道而驰，我对十年前的判断没有发生动摇，我不相信中国的专制独裁的政体可以在经济方面一枝独秀，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独领风骚，在共产主义走入坟墓之际居然回光返照起死回生，从而完成赫鲁晓夫的夙愿埋葬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其他资本主义。


这个世界也很势利，2008年前我写过文章，有点一厢情愿，希望西方民主世界承担起推进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道义责任。有评论赞同我的理想，但是告诫我要认清现实，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里根了。里根以他深邃的政治目光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预示了邪恶帝国苏联终将解体。我知道当时还得益于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苏联开明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历史翻过了这一页，今天的世界，没有里根，没有撒切尔，而中国更没有“戈尔巴乔夫”。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很早都已经夭折了。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没有一个具有丝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反而更多的吸取苏联的政治经验和教训，横下一条心坚持一党独裁，通过政权不断调适与收缩，垄断政治权力继续维持独裁统治。

我看中国犹如风浪中的航船，中国共产党好像是一群海盗，劫持了这艘船以及船舱内旅客—中国13亿民众。本来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经过了几十年的航行，突然发现共产主义已经破产了，前面船队苏联和东欧都已经触礁沉没了。那么这条中国船应该驶向何方？从邓小平开始就已经不知道应该驶向方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作为船长把舵，但始终不知道航船应该驶向哪里，但就是坚持一条，决不改变航向驶向宪政民主。

我又看中国的未来和前途到了一个节点上，如同一个要塞，这个要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中国发生政治体制改革，取决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内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能够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但是现实中，新领袖习近平不是这样的伟人，他希望的是实现强国梦，以此鼓起中国民众的热情。但是不可能，中国圆不了强国梦，因为民心与中共是背离的，而不是同心同德地共赴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内也不存在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期待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启动政治改革是天方夜谭，自从胡赵以后，中共内部就再也没有了。这一路已经堵死了，不存在希望。

中国的民主化是否一点一希望都没有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不妨把眼光投向其他地方，就会看到希望。

第一瞥 中国大陆

首先看看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的满意度如何？应该是很低的，虽然海外华文媒体和能够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不会对中国共产党有太大的不满，因为能够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形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反对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政治基础。绝大多数被边缘化了的无权无势的中国民众希望中国发生变化，却不能自觉地成为共产党的反对力量，他们如同滴滴细水，汇集在一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他们在等候着，等候着墙倒众人推的时机。中国很流行一种叫“微信”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里面的信息充满了对政府和社会的冷嘲热讽，对贪腐现象、中共官员和领导人尽是鄙视。在我看来，这些信息如同清朝末年四大谴责小说，为埋葬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做好了文化思想准备。很多年前中国发生连环爆炸，对象是无助的城市居民，官方事后报道是一个疯子自制炸药搞出了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还有人冲入幼儿园对没有自卫能力的幼儿进行疯狂杀戮，这是对社会的疯狂报复，也是肇事者人格低下心地卑劣的表现。但是自从北京青年杨佳手持利刃冲进上海一家公安机构连杀数名警察以后，又有了江西钱明奇进行连环爆炸，最终同归于尽，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次事件表现了民众的反抗由原来的针对社会改变为针对当局。他们的行为在中国获得一片喝彩之声，可见民众对政府的敌视。中国政府开支的维稳经费大于国防军费，足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民众实行严厉镇压，因为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在目前，中共的高压控制还是有效，但是不会永远有效。中共处于有效守势，中国民众处于无声的散乱的无效攻势，待有其他事件突发，两者力量对比就会互为逆转。 4月初，北京律师肖国珍发布消息，直接引用侯欣女士讲话：“我代表北京街头民主派委托来讲话，从二月份起，我们共上街十二次，其中四次成功八次失败。有人说，你不用上街，我们男人上。我说不是所有男人都是男人，当中国男人上街时，我就退出。偌大中国，岂是无人？是的，我想对官员们说，亮媳妇不如亮财产！骗了我们六十四年，现在，我连你的标点符号也不信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我们离亡国已经不远了！我现在保证，我一周上一次街！我的想法很简单：让长辈前人，死而瞑目；让子孙后代，生活在自由幸福之中！”戊戌变法有六君子，以死明志。今天中国也出现了英雄豪杰新君子，他们甘愿三生有幸为中国民主做炮灰。容我在引用侯欣一鸣惊人，言语铿锵情怀激越、掷地但闻金石之声：“和平，和平，和平已经不复存在了！二十三年前，在广场，我的同学死在我的身边，从那时起，就丧失了一切和平！你说要政改，请你给我路线图！你一百年不动摇，我傻啊！狼总是要吃羊的，独裁者就认大炮！让一个撒旦统治到死？坐而论道，清谈误国，在这里能哭死董卓？我不主张暴力，但人民不能放弃暴力！枪杆子不具有方向性价值，同时枪杆子具有普世效用价值，在普世价值指引下射出的子弹就是正义的子弹。不公开财产，官员就是盗贼！要么公开，要么滚蛋！行动就是一切！”这话语如同熊熊烈焰能点燃南极的冰。国内的民主人士需要三样东西：道义支持、理论指导、网络呼吁。

他们的壮举拉开了中国民众效仿“阿拉伯之春”走出网络走向街头追求民主自由的序幕。

可以影响中国政治局面其他方面和因素还有台湾、香港、流亡藏人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

第二瞥 台湾


我们现在仔细看一看台湾——中华民国。二战后蒋介石中华民国被盟友杜鲁门美国抛弃，听任苏联全力支持延安毛共席卷大陆。中共本来已经向英国订购了巡洋舰，就是打台湾用的，蒋介石也已经做好了到菲律宾组建流亡政府的准备。要不是金日成操之过急，一定要抢在中共之前先统一全朝鲜，引发韩战，弄醒了沉睡的杜鲁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共也许早就打过台湾海峡全境解放了金马澎湖列岛，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民主台湾了。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台湾中华民国遭受美国又一次抛弃，“断交、废约、撤军”是盟友美国唱给中华民国的三部曲。在此风雨飘摇之际，蒋经国以他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让中华民国经受了考验，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以后的李登辉、陈水扁和今天的马英九都坚守住了台湾中华民国的国祚。不但如此，只要中华民国领导人有雄心有毅力，我的看法台湾对未来中国是很有作为的。令人感到沮丧的却是，自蒋经国以后的历届总统都没有表现出这个心愿。两蒋采取的是“汉贼不两立”政策，李登辉“戒急用忍”和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走的是海峡两岸渐行渐远政治路线，马英九的“新三不：不统、不独、不武”政策为的是维持现状。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乘外患挑起内乱，于1931年11月7日起家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弹丸之地“武装保卫苏联”，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一直采取伺机进取姿态。今天的大陆与台湾情同元蒙与南宋，当然也可情同前秦苻坚与东晋谢安。今天的台湾可与强敌中共抗衡的不是军事，不是经济，却是遥遥领先与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制度和在台湾保持完好并且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对付中共，台湾手上有两张牌可打，一张是“独立”牌，另一张是“民主”牌。前一张牌，台湾开打的时候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的，对方一阻吓，美国一施压，台湾就把这张牌藏到背后去不敢亮相了。其实这张牌开打的话，结果怎样还真不知道，可能使台湾被毁，更可能使台湾从此飞鸟出笼；也许大陆收得台湾，更有可能中共为了陷台而自身瓦解。可能性更高的因为大陆权衡再三不敢用兵，而使得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放弃以后诉诸的民族主义自我矛盾彻底丧失民意基础。打这张牌同时考验台海两岸领导人的决心、计谋和能力。另一张“民主”牌则更容易打，而且可以一石多鸟，既占领道义制高点，又可以彻底瓦解大陆对台湾的政治高压和攻势。我们设想一下，台湾大胆接受大陆政治谈判的要求，提出相应的政治条件，开始定出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大陆能够再一次援引港澳的“一国两制”用于台湾吗？我看不可能。中共制服香港很大原因是中英谈判时候香港只有自由，并没有民主。所以当彭定康试图对香港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北京就双脚跳将起来，大骂彭定康是千古罪人。北京知道，回归以前香港实现民主，以后香港列位民选特首便不会唯北京马首是瞻。如今的香港能够让北京得心应手完全是英国当局的政治远见缺乏的结果。今天的台湾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民主政体，实在很难想象台湾民众能够放弃正在享受的自由民主转而接受中共的专制和奴役。海峡两岸如果统一，大陆至少要保证给与台湾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那时候中国民众势必有样学样，北京能安稳消停吗？如果台湾领导人能够分析楚了中共的心态，有勇气有远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台湾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这可以成为国共百年争战反败为胜的关键。所以，台湾接招进行政治谈判，大方地使用宪政民主牌，对岸中共只能像见了瘟神似地逃避了。不久以前连战访问中国，向中共提出了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地设立国民党支部，习近平答复称：将会充分考虑研究连战这个提议，并尽快在年内给予答复。答复不等于答应，如果习答应了，国民党可以在中国建立分支部，中国的党禁就开了。此禁一开，后面的接踵而来。可以预计，习近平年内给连战的答复不会为国民党中国建立分支部开绿灯。我的一孔之见，台湾手中有锐利武器，可以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制服对手，但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还没有么一位具有政治远见和雄心的政治家勇于用此锐利武器。


第三瞥 香港


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五十多年，1997年归还中国，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洗刷百年耻辱的荣耀，对香港人来说则是留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更好。香港回归已近16年，中共曾经担心香港可能成为反共桥头堡，而在现实中，这个担心并没有真正出现，香港被中共有效地控制住了。许家屯曾经向中共中央说了大实话，香港民众不相信北京。但是北京很幸运，英国统治香港，只给了香港自由繁荣，但没有给香港民主宪政。这为香港回归以后政治上向宪政民主迈进留下难解的羁绊，也为北京有力控制香港带来了极大便利。试想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也获得相同英伦三岛的宪政民主，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景象？恐怕邓小平当初就不敢向英国要求收回香港。一个人口六七百万的政治民主区域香港，与中国政治上冰炭不容，是北京迫使香港接受专制统治还是香港以民主融化中国大陆的专制？由于香港民众对北京的不信任和恐慌，才会在1989年“64”事件后凸出地表现出对这场运动的极大同情和支持。事情已经过去了24年，但是香港民众在香港支联会的领导下，每年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香港维园十万二十万支烛光巍巍壮观，成为一景。虽然这样的纪念活动并不改变中国大陆专制独裁的政局，也不可能使得中共接受香港民众的要求去平反“六四”，二十多年来一直照耀温暖着中国境内向往民主自由人们的人心。似乎香港每年的维园纪念与中共形成了一种默契，香港民众可以有自己的表达，中共有自己的决策，互不相干。香港的六四纪念不对中共构成威胁，中共早就习以为常了。香港能够做并且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是以现有的自由，争取全部的民主，争取双普选，选特首，选立法会议员。达到这一步需要全体香港人的共同努力，这不是某一天某一时的努力，而是时时刻刻不间断的努力。在香港争取民主虽然也是艰难困苦，但是比起中国大陆，还是相对来说容易。香港争取民主，应该不会失去已有的自由。而在中国大陆争取民主，就会立刻被投入监狱而丧失人身自由。如果香港民众在民主派领袖的领导之下冲破所有束缚，理解并且贯彻“主权在民”思想和精神，坚持不懈地争取民主，直到成功为止，那么香港就可以成为牵引中国大陆向自由民主迈进的历史火车头。所以香港的民主化与中国的民主化休戚相关。


第四瞥 西藏


西藏官员说西藏已经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享有宪法赋予的自治，中国政府也坚持西藏已经获得中央政府承诺的自治和宗教、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完好维护。但是流亡在印度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以及流亡藏人则坚持藏人的文化、宗教和传统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破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经54年，1974年起就放弃了独立的主张，谋求名副其实的真正自治。双方会谈经过了很多轮，至今没有丝毫结果。很显然，中国方面的策略是等待达赖喇嘛圆寂，藏人因为没有服众的领袖而最终西藏问题化为乌有。而达赖喇嘛坚持中间道路，唤起全世界普遍的同情。虽然中国政府严厉打压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空间，迫使大多数西方国家接受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但是达赖喇嘛依然在世界上得到崇高的景仰，所到之处享受隆重接待。在中国政府的眼里，西藏问题就是达赖喇嘛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双方进行心照不宣的竞赛。中国政府等待达赖喇嘛的圆寂，可用金瓶制签的方式推出一个自己中意的第十五式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也进行了政教合一的改革，改变了西藏历史上近四百年的政教合一制度，放弃了领导藏人的政治权力，专事弘扬藏传佛教。从而化解中共的政治图谋。我们也经该换位思考中共的难处，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于为西藏地区对中央政府产生离心倾向提供便利。所以无论尊者达赖喇嘛如何退让，坚持中间道路，不谋求西藏独立，中共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达赖喇嘛之于藏人，犹如久旱逢甘露，邓小平对于藏人的心理并不清楚，所以才会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立即着手处理西藏事务，1979年3月邀请了达赖喇嘛的胞兄嘉乐顿珠走访西藏。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景仰和热爱惊醒了邓小平，以后将西藏事务束之高搁。从那时起，中共再也没有真实意愿与达赖喇嘛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了。中共看明白了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故不再考虑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无论达赖喇嘛如何放低姿态，中共都不会与达赖喇嘛进行有成效的谈判。中共很清楚，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开了口子，以后一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中共政权的存在和延续。应该认识到，中共考虑深远，任何有危害政权的，他都会做到防患于未然，不往下进行。这与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有同样的原因，二十年前中共若进行政治改革，也许结局相同与国民党。今天再搞政治改革，就等同于自掘坟墓。故此中共不会进行政治改革，哪怕已经病入膏肓，活一天算一天，决不进行根治手术，中共很清楚，上了手术台，一定下不了手术台。中共不会主动找死，只会将就着等死。应该认识到，中共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会谈，只是一个秀，不会有结果。中共在等着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自然化解。5年前我对此有担心，达赖喇嘛年事逐渐高起来，有生之年不见西藏问题解决，将如何处置。小心翼翼地向澳洲代表阿提夏提到过这个问题，我得到的回答是：尊者还将驻在人间40年。也就是尊者人间年岁113岁的时候才会离开。我知道出家人不打妄语，也感悟到得道高僧在人间的去留不取决于常人的生老病死，而取决于高僧自己对世间俗人事务是否完成的决定。听后比较宽慰，也深信不疑。那么实情就是中共政权与达赖喇嘛之间进行这一场赛跑，看谁能最终跑到终点。自2009年以来已经超过一百多藏人极其绝望地用自焚方式向全世界表达了他们对现状的强烈抗议，用生命对中共进行抗争。但这不是中共听得懂的语言，中共强硬坚守自己的底线，绝不松懈，就是保住政权。达赖喇嘛举世的影响力，这一软实力，对中共的刚性硬实力可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藏人与中共的正面冲突不断升级，这些都将是引发中国政治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或者是当中共政权处在危急时候一同产生催化作用，就有如重病人在病急病危时候产生的并发症。


第五瞥 美国和西方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对待前苏联和对待中国，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区别，中共因此捡了个很大的便宜。西方认为苏联是邪恶帝国，但是从来不这么看待中国。美国自从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交往大门以后，历届美国政府都沿用了这个对中国政策，将同样的专制中国区别地对待于专制的前苏联，使得中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崩溃的漏网之鱼。这是否中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失败二十多年以后仍然屹立不倒的最重要的国际原因？以后小布什曾经点名指责几个流氓国家，都是小国家小流氓，真正的大流氓他就不敢提了。大流氓穿着打扮很绅士，美国和西方只能当面叩头作揖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了。西方的勇敢者只有里根。邓小平和以后的中共领导人一直比较巧妙地抓住这机遇，韬光养晦，“和平崛起”，如今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开始对国际事务有所影响，近年连续三次与俄罗斯联手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多国提案对叙利亚实行军事干预，直接向美国叫板。尽管中国正在急起直追，但是最终超越世界其他国家成为首强应该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如果成为世界首强，由于其政治制度的专制性，不会是世界的福音。美国自二战以后一直主导世界，它影响着世界，自然可以影响中国。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和主观推测，美国似乎不想在政治制度方面影响和改变中国，现在的中国也许正是美国所需要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务市场，但由于政治制度的没落，无法最终成为领导世界的大国，形成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挑战。这样的世界格局有利于美国，所以我个人对美国和西方对于专制中国不作为有这么一种类似“阴谋论”的猜度。自老布什行政当局以降，美国只是希望中共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之下、在国内民众对民主呼吁之下改弦更张走向民主，但是落实不到具体的政策上。


1989年以后的中共面临严重的国际孤立，国内经济疲软。但是这个时候却获得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施以的援手，以后又得到了克林顿总统将经贸与人权脱钩的对华政策，中共迅速走出孤立，经济开始起飞。中共的棋盘走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与中共的政治权力进行了结合，打造了一个新型的中国专制帝国。我们认为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绥靖主义在当代的重演。


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世界领先地位正在受到中共暗中的追赶和挑战，我认为美国和西方对此还是有一定的警觉的。美国重返亚洲，在澳洲设立军事基地，在我看来都是针对中国的未来势力扩张。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争端，钓鱼岛主权的争议，都是可能触发中国政治局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因素。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盼望美国重新思考和改变自尼克松以来四十年的对中共政策。我们希望美国领导人有智慧、有远见、有勇气在这个时刻勇于领导世界。尽管实情是，美国和西方，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


第六瞥 返身自照

中国的民主力量，尤其被屏蔽在海外的民运力量，一直是有气无力的或者是够不着力的。中国海外民运虽然有过89年的高涨，但是昙花一现，很快跌落低谷，长期徘徊，至今无法走出来。其中的要害不是民运分裂，不是民运人士私心严重，实实在在的是后继无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民联、民阵、民联阵以及其他数不过来叫不全名称的团体和组织基本上都是“无钱无帐，无兵无将，小卒子失业，车马炮下岗，只剩下将士相，不论对手如何布阵立势，这一方不是支士就是飞相。决不过河，也不能过河”。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变化，在于中共体制外各种力量和因素的相互配合，交替作用。而民运力量能做的大概就是蓄势待发，屈身守份以待天时。



2013年4月22日（初稿）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