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变化的几个方面

24年前的198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兴未艾，中国的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但是那年发生在首都北京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却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政治上更加倒退了。而在同时，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迈开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民主转型的重要一步。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苏联解体，东欧其他共产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了政治变革，世界共产主义出现雪崩现象。然而中国政治强人邓小平沉着应对东欧剧变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局面，使得中共挺过了这段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

六四事件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政治变化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邓小平通过武力镇压，拖后了中国向宪政民主发展演变的进程，为中国共产党又赢得了二十多年的寿命，尽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式微。每一年的6月4日前后，流亡在中国境外的民主人士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这样的纪念并不会转变成宪政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只是对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这个梦想年复一年的回忆。

将近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是世界第二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转化成政治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二十一世纪初叶的十多年过去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似乎在兑现过程中。十年前，我曾写过文章，认为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没有坚实基座的经济摩天大楼，尽管中国的发展与我的预期似乎背道而驰，我对十年前的判断没有发生动摇，我不相信中国的专制独裁的政体可以在经济方面一枝独秀，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独领风骚，在共产主义走入坟墓之际居然回光返照起死回生，从而完成赫鲁晓夫的夙愿埋葬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其他资本主义。


这个世界也很势利，2008年前我写过文章，有点一厢情愿，希望西方民主世界承担起推进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道义责任。有评论赞同我的理想，但是告诫我要认清现实，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里根了。里根以他深邃的政治目光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预示了邪恶帝国苏联终将解体。我知道当时还得益于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苏联开明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历史翻过了这一页，今天的世界，没有里根，没有撒切尔，而中国更没有“戈尔巴乔夫”。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很早都已经夭折了。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没有一个具有丝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反而更多的吸取苏联的政治经验和教训，横下一条心坚持一党独裁，通过政权不断调适与收缩，垄断政治权力继续维持独裁统治。

我看中国犹如风浪中的航船，中国共产党好像是一群海盗，劫持了这艘船以及船舱内旅客—中国13亿民众。本来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经过了几十年的航行，突然发现共产主义已经破产了，前面船队苏联和东欧都已经触礁沉没了。那么这条中国船应该驶向何方？从邓小平开始就已经不知道应该驶向方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作为船长把舵，但始终不知道航船应该驶向哪里，但就是坚持一条，决不改变航向驶向宪政民主。

我又看中国的未来和前途到了一个节点上，如同一个要塞，这个要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中国发生政治体制改革，取决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内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能够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但是现实中，新领袖习近平不是这样的伟人，他希望的是实现强国梦，以此鼓起中国民众的热情。但是不可能，中国圆不了强国梦，因为民心与中共是背离的，而不是同心同德地共赴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内也不存在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期待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启动政治改革是天方夜谭，自从胡赵以后，中共内部就再也没有了。这一路已经堵死了，不存在希望。

中国的民主化是否一点一希望都没有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不妨把眼光投向其他地方，就会看到希望。

第一瞥 中国大陆

首先看看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的满意度如何？应该是很低的，虽然海外华文媒体和能够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不会对中国共产党有太大的不满，因为能够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形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反对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政治基础。绝大多数被边缘化了的无权无势的中国民众希望中国发生变化，却不能自觉地成为共产党的反对力量，他们如同滴滴细水，汇集在一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他们在等候着，等候着墙倒众人推的时机。中国很流行一种叫“微信”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里面的信息充满了对政府和社会的冷嘲热讽，对贪腐现象、中共官员和领导人尽是鄙视。在我看来，这些信息如同清朝末年四大谴责小说，为埋葬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做好了文化思想准备。很多年前中国发生连环爆炸，对象是无助的城市居民，官方事后报道是一个疯子自制炸药搞出了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还有人冲入幼儿园对没有自卫能力的幼儿进行疯狂杀戮，这是对社会的疯狂报复，也是肇事者人格低下心地卑劣的表现。但是自从北京青年杨佳手持利刃冲进上海一家公安机构连杀数名警察以后，又有了江西钱明奇进行连环爆炸，最终同归于尽，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次事件表现了民众的反抗由原来的针对社会改变为针对当局。他们的行为在中国获得一片喝彩之声，可见民众对政府的敌视。中国政府开支的维稳经费大于国防军费，足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民众实行严厉镇压，因为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在目前，中共的高压控制还是有效，但是不会永远有效。中共处于有效守势，中国民众处于无声的散乱的无效攻势，待有其他事件突发，两者力量对比就会互为逆转。 4月初，北京律师肖国珍发布消息，直接引用侯欣女士讲话：“我代表北京街头民主派委托来讲话，从二月份起，我们共上街十二次，其中四次成功八次失败。有人说，你不用上街，我们男人上。我说不是所有男人都是男人，当中国男人上街时，我就退出。偌大中国，岂是无人？是的，我想对官员们说，亮媳妇不如亮财产！骗了我们六十四年，现在，我连你的标点符号也不信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我们离亡国已经不远了！我现在保证，我一周上一次街！我的想法很简单：让长辈前人，死而瞑目；让子孙后代，生活在自由幸福之中！”戊戌变法有六君子，以死明志。今天中国也出现了英雄豪杰新君子，他们甘愿三生有幸为中国民主做炮灰。容我在引用侯欣一鸣惊人，言语铿锵情怀激越、掷地但闻金石之声：“和平，和平，和平已经不复存在了！二十三年前，在广场，我的同学死在我的身边，从那时起，就丧失了一切和平！你说要政改，请你给我路线图！你一百年不动摇，我傻啊！狼总是要吃羊的，独裁者就认大炮！让一个撒旦统治到死？坐而论道，清谈误国，在这里能哭死董卓？我不主张暴力，但人民不能放弃暴力！枪杆子不具有方向性价值，同时枪杆子具有普世效用价值，在普世价值指引下射出的子弹就是正义的子弹。不公开财产，官员就是盗贼！要么公开，要么滚蛋！行动就是一切！”这话语如同熊熊烈焰能点燃南极的冰。国内的民主人士需要三样东西：道义支持、理论指导、网络呼吁。

他们的壮举拉开了中国民众效仿“阿拉伯之春”走出网络走向街头追求民主自由的序幕。

可以影响中国政治局面其他方面和因素还有台湾、香港、流亡藏人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

第二瞥 台湾


我们现在仔细看一看台湾——中华民国。二战后蒋介石中华民国被盟友杜鲁门美国抛弃，听任苏联全力支持延安毛共席卷大陆。中共本来已经向英国订购了巡洋舰，就是打台湾用的，蒋介石也已经做好了到菲律宾组建流亡政府的准备。要不是金日成操之过急，一定要抢在中共之前先统一全朝鲜，引发韩战，弄醒了沉睡的杜鲁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共也许早就打过台湾海峡全境解放了金马澎湖列岛，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民主台湾了。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台湾中华民国遭受美国又一次抛弃，“断交、废约、撤军”是盟友美国唱给中华民国的三部曲。在此风雨飘摇之际，蒋经国以他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让中华民国经受了考验，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以后的李登辉、陈水扁和今天的马英九都坚守住了台湾中华民国的国祚。不但如此，只要中华民国领导人有雄心有毅力，我的看法台湾对未来中国是很有作为的。令人感到沮丧的却是，自蒋经国以后的历届总统都没有表现出这个心愿。两蒋采取的是“汉贼不两立”政策，李登辉“戒急用忍”和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走的是海峡两岸渐行渐远政治路线，马英九的“新三不：不统、不独、不武”政策为的是维持现状。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乘外患挑起内乱，于1931年11月7日起家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弹丸之地“武装保卫苏联”，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一直采取伺机进取姿态。今天的大陆与台湾情同元蒙与南宋，当然也可情同前秦苻坚与东晋谢安。今天的台湾可与强敌中共抗衡的不是军事，不是经济，却是遥遥领先与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制度和在台湾保持完好并且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对付中共，台湾手上有两张牌可打，一张是“独立”牌，另一张是“民主”牌。前一张牌，台湾开打的时候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的，对方一阻吓，美国一施压，台湾就把这张牌藏到背后去不敢亮相了。其实这张牌开打的话，结果怎样还真不知道，可能使台湾被毁，更可能使台湾从此飞鸟出笼；也许大陆收得台湾，更有可能中共为了陷台而自身瓦解。可能性更高的因为大陆权衡再三不敢用兵，而使得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放弃以后诉诸的民族主义自我矛盾彻底丧失民意基础。打这张牌同时考验台海两岸领导人的决心、计谋和能力。另一张“民主”牌则更容易打，而且可以一石多鸟，既占领道义制高点，又可以彻底瓦解大陆对台湾的政治高压和攻势。我们设想一下，台湾大胆接受大陆政治谈判的要求，提出相应的政治条件，开始定出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大陆能够再一次援引港澳的“一国两制”用于台湾吗？我看不可能。中共制服香港很大原因是中英谈判时候香港只有自由，并没有民主。所以当彭定康试图对香港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北京就双脚跳将起来，大骂彭定康是千古罪人。北京知道，回归以前香港实现民主，以后香港列位民选特首便不会唯北京马首是瞻。如今的香港能够让北京得心应手完全是英国当局的政治远见缺乏的结果。今天的台湾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民主政体，实在很难想象台湾民众能够放弃正在享受的自由民主转而接受中共的专制和奴役。海峡两岸如果统一，大陆至少要保证给与台湾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那时候中国民众势必有样学样，北京能安稳消停吗？如果台湾领导人能够分析楚了中共的心态，有勇气有远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台湾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这可以成为国共百年争战反败为胜的关键。所以，台湾接招进行政治谈判，大方地使用宪政民主牌，对岸中共只能像见了瘟神似地逃避了。不久以前连战访问中国，向中共提出了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地设立国民党支部，习近平答复称：将会充分考虑研究连战这个提议，并尽快在年内给予答复。答复不等于答应，如果习答应了，国民党可以在中国建立分支部，中国的党禁就开了。此禁一开，后面的接踵而来。可以预计，习近平年内给连战的答复不会为国民党中国建立分支部开绿灯。我的一孔之见，台湾手中有锐利武器，可以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制服对手，但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还没有么一位具有政治远见和雄心的政治家勇于用此锐利武器。


第三瞥 香港


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五十多年，1997年归还中国，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洗刷百年耻辱的荣耀，对香港人来说则是留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更好。香港回归已近16年，中共曾经担心香港可能成为反共桥头堡，而在现实中，这个担心并没有真正出现，香港被中共有效地控制住了。许家屯曾经向中共中央说了大实话，香港民众不相信北京。但是北京很幸运，英国统治香港，只给了香港自由繁荣，但没有给香港民主宪政。这为香港回归以后政治上向宪政民主迈进留下难解的羁绊，也为北京有力控制香港带来了极大便利。试想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也获得相同英伦三岛的宪政民主，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景象？恐怕邓小平当初就不敢向英国要求收回香港。一个人口六七百万的政治民主区域香港，与中国政治上冰炭不容，是北京迫使香港接受专制统治还是香港以民主融化中国大陆的专制？由于香港民众对北京的不信任和恐慌，才会在1989年“64”事件后凸出地表现出对这场运动的极大同情和支持。事情已经过去了24年，但是香港民众在香港支联会的领导下，每年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香港维园十万二十万支烛光巍巍壮观，成为一景。虽然这样的纪念活动并不改变中国大陆专制独裁的政局，也不可能使得中共接受香港民众的要求去平反“六四”，二十多年来一直照耀温暖着中国境内向往民主自由人们的人心。似乎香港每年的维园纪念与中共形成了一种默契，香港民众可以有自己的表达，中共有自己的决策，互不相干。香港的六四纪念不对中共构成威胁，中共早就习以为常了。香港能够做并且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是以现有的自由，争取全部的民主，争取双普选，选特首，选立法会议员。达到这一步需要全体香港人的共同努力，这不是某一天某一时的努力，而是时时刻刻不间断的努力。在香港争取民主虽然也是艰难困苦，但是比起中国大陆，还是相对来说容易。香港争取民主，应该不会失去已有的自由。而在中国大陆争取民主，就会立刻被投入监狱而丧失人身自由。如果香港民众在民主派领袖的领导之下冲破所有束缚，理解并且贯彻“主权在民”思想和精神，坚持不懈地争取民主，直到成功为止，那么香港就可以成为牵引中国大陆向自由民主迈进的历史火车头。所以香港的民主化与中国的民主化休戚相关。


第四瞥 西藏


西藏官员说西藏已经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享有宪法赋予的自治，中国政府也坚持西藏已经获得中央政府承诺的自治和宗教、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完好维护。但是流亡在印度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以及流亡藏人则坚持藏人的文化、宗教和传统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破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经54年，1974年起就放弃了独立的主张，谋求名副其实的真正自治。双方会谈经过了很多轮，至今没有丝毫结果。很显然，中国方面的策略是等待达赖喇嘛圆寂，藏人因为没有服众的领袖而最终西藏问题化为乌有。而达赖喇嘛坚持中间道路，唤起全世界普遍的同情。虽然中国政府严厉打压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空间，迫使大多数西方国家接受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但是达赖喇嘛依然在世界上得到崇高的景仰，所到之处享受隆重接待。在中国政府的眼里，西藏问题就是达赖喇嘛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双方进行心照不宣的竞赛。中国政府等待达赖喇嘛的圆寂，可用金瓶制签的方式推出一个自己中意的第十五式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也进行了政教合一的改革，改变了西藏历史上近四百年的政教合一制度，放弃了领导藏人的政治权力，专事弘扬藏传佛教。从而化解中共的政治图谋。我们也经该换位思考中共的难处，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于为西藏地区对中央政府产生离心倾向提供便利。所以无论尊者达赖喇嘛如何退让，坚持中间道路，不谋求西藏独立，中共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达赖喇嘛之于藏人，犹如久旱逢甘露，邓小平对于藏人的心理并不清楚，所以才会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立即着手处理西藏事务，1979年3月邀请了达赖喇嘛的胞兄嘉乐顿珠走访西藏。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景仰和热爱惊醒了邓小平，以后将西藏事务束之高搁。从那时起，中共再也没有真实意愿与达赖喇嘛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了。中共看明白了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故不再考虑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无论达赖喇嘛如何放低姿态，中共都不会与达赖喇嘛进行有成效的谈判。中共很清楚，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开了口子，以后一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中共政权的存在和延续。应该认识到，中共考虑深远，任何有危害政权的，他都会做到防患于未然，不往下进行。这与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有同样的原因，二十年前中共若进行政治改革，也许结局相同与国民党。今天再搞政治改革，就等同于自掘坟墓。故此中共不会进行政治改革，哪怕已经病入膏肓，活一天算一天，决不进行根治手术，中共很清楚，上了手术台，一定下不了手术台。中共不会主动找死，只会将就着等死。应该认识到，中共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会谈，只是一个秀，不会有结果。中共在等着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自然化解。5年前我对此有担心，达赖喇嘛年事逐渐高起来，有生之年不见西藏问题解决，将如何处置。小心翼翼地向澳洲代表阿提夏提到过这个问题，我得到的回答是：尊者还将驻在人间40年。也就是尊者人间年岁113岁的时候才会离开。我知道出家人不打妄语，也感悟到得道高僧在人间的去留不取决于常人的生老病死，而取决于高僧自己对世间俗人事务是否完成的决定。听后比较宽慰，也深信不疑。那么实情就是中共政权与达赖喇嘛之间进行这一场赛跑，看谁能最终跑到终点。自2009年以来已经超过一百多藏人极其绝望地用自焚方式向全世界表达了他们对现状的强烈抗议，用生命对中共进行抗争。但这不是中共听得懂的语言，中共强硬坚守自己的底线，绝不松懈，就是保住政权。达赖喇嘛举世的影响力，这一软实力，对中共的刚性硬实力可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藏人与中共的正面冲突不断升级，这些都将是引发中国政治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或者是当中共政权处在危急时候一同产生催化作用，就有如重病人在病急病危时候产生的并发症。


第五瞥 美国和西方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对待前苏联和对待中国，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区别，中共因此捡了个很大的便宜。西方认为苏联是邪恶帝国，但是从来不这么看待中国。美国自从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交往大门以后，历届美国政府都沿用了这个对中国政策，将同样的专制中国区别地对待于专制的前苏联，使得中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崩溃的漏网之鱼。这是否中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失败二十多年以后仍然屹立不倒的最重要的国际原因？以后小布什曾经点名指责几个流氓国家，都是小国家小流氓，真正的大流氓他就不敢提了。大流氓穿着打扮很绅士，美国和西方只能当面叩头作揖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了。西方的勇敢者只有里根。邓小平和以后的中共领导人一直比较巧妙地抓住这机遇，韬光养晦，“和平崛起”，如今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开始对国际事务有所影响，近年连续三次与俄罗斯联手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多国提案对叙利亚实行军事干预，直接向美国叫板。尽管中国正在急起直追，但是最终超越世界其他国家成为首强应该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如果成为世界首强，由于其政治制度的专制性，不会是世界的福音。美国自二战以后一直主导世界，它影响着世界，自然可以影响中国。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和主观推测，美国似乎不想在政治制度方面影响和改变中国，现在的中国也许正是美国所需要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务市场，但由于政治制度的没落，无法最终成为领导世界的大国，形成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挑战。这样的世界格局有利于美国，所以我个人对美国和西方对于专制中国不作为有这么一种类似“阴谋论”的猜度。自老布什行政当局以降，美国只是希望中共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之下、在国内民众对民主呼吁之下改弦更张走向民主，但是落实不到具体的政策上。


1989年以后的中共面临严重的国际孤立，国内经济疲软。但是这个时候却获得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施以的援手，以后又得到了克林顿总统将经贸与人权脱钩的对华政策，中共迅速走出孤立，经济开始起飞。中共的棋盘走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与中共的政治权力进行了结合，打造了一个新型的中国专制帝国。我们认为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绥靖主义在当代的重演。


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世界领先地位正在受到中共暗中的追赶和挑战，我认为美国和西方对此还是有一定的警觉的。美国重返亚洲，在澳洲设立军事基地，在我看来都是针对中国的未来势力扩张。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争端，钓鱼岛主权的争议，都是可能触发中国政治局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因素。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盼望美国重新思考和改变自尼克松以来四十年的对中共政策。我们希望美国领导人有智慧、有远见、有勇气在这个时刻勇于领导世界。尽管实情是，美国和西方，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


第六瞥 返身自照

中国的民主力量，尤其被屏蔽在海外的民运力量，一直是有气无力的或者是够不着力的。中国海外民运虽然有过89年的高涨，但是昙花一现，很快跌落低谷，长期徘徊，至今无法走出来。其中的要害不是民运分裂，不是民运人士私心严重，实实在在的是后继无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民联、民阵、民联阵以及其他数不过来叫不全名称的团体和组织基本上都是“无钱无帐，无兵无将，小卒子失业，车马炮下岗，只剩下将士相，不论对手如何布阵立势，这一方不是支士就是飞相。决不过河，也不能过河”。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变化，在于中共体制外各种力量和因素的相互配合，交替作用。而民运力量能做的大概就是蓄势待发，屈身守份以待天时。



2013年4月22日（初稿）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