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6月13日讯 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微博介绍，一封《我们错了》的邮件称，中国经济增长堪称世界奇迹，上证指数却从10年前的2245点跌到现在2149点，扣除新股发行因素还剩不到500点，十年增长为负数。
而同期货币发行十倍以上，房价上涨十倍以上，一般商品至少上涨五倍以上，亿万投资者亏损累累，数十万亿资金被诈骗一空。同时60%财富流向西方。
资料显示：目前政协委员76.77%有外国护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有数据显示，80%以上的厅局级干部拥有外国护照。2010年立案的外逃贪官转移金额为2378.2亿人民币。中国的权利和财富大部分为外国所有。
资料显示：虽然中国GDP世界排名：1978年第15名，1990年第10名，1995年第7名，2000年第6名，2007年第4名，2010年第2名；但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76 年84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中国成为国际厨房，99%的群众与世界人均差距越拉越大。
A股怎么了
A股熊冠全球 制度缺陷令投资者望而却步
A股市场“只讲融资功能，不讲投资功能”的发展思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以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成长最快的时间段来看，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接近3倍。2000年至2013年5月3日，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场总市值分别从约1000家和约5万亿元，增长至2491家和23.25万亿元，分别增长约1.49倍和约3.6倍，但A股市场注重的是企业上市的数量和融资的数量，指数走势的强弱却并不受到重视。期间，上证指数的涨幅却只有6.3%，以十几年的时间跨度和利息成本来看，其投资收益显然是负的。
其二，IPO始终保持着高价发行的格局，且不说创业板的高发行价、高发行市盈率、高超额融资率的“三高”，只看看中国石油就清楚了：2007年11月5日上市的中国石油，其发行价为16.7元，上市开市价为48.6元，此后仅半年时间就跌破了其发行价，至2013年5月3日收市为8.5元，以发行价认购该股的股东若持有至今，5年多时间的市值亏损高达49.1%。
因此，要改变A股市场熊冠全球的格局，就必须进行市场制度的根本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抛弃“只讲融资功能，不讲投资功能”的畸形思路，真正使证券市场应该具备的三大功能（融资功能、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平衡发展，齐头并进，才能使A股市场具备长期健康发展的条件。应该真正让社保资金、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等大型长期投资者入市，这样才能解决A股市场股票供应大于需求的失衡格局，真正做到供求关系的平衡。应该继续改革新股发行上市制度，去掉新股发行价的虚火，使新股上市后仍然具备投资的价值，这样才能A股市场具备成长的基础。应该建立投资者集体诉讼和赔偿机制，从制度上给以投资者必要的保护，这样才能让投资者建立对A股市场的信心。应该严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高上市公司造假成本，坚决实行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这样才能优胜劣汰，使A股市场成为一湖活水，充满生气。应该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提高违法成本，这样才能使A股市场成为公平公正的市场。
总之，只有对市场制度实行根本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A股市场熊途漫漫的格局，才能使A股市场真正长期健康发展。
振兴A股意义重大
刘纪鹏：抄底中国必先做多中国 股市兴则国家兴
刘纪鹏（微博）认为，“抄底中国”是给投资人听的，“做多中国”是给中国的政策决策者听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靠房市，同样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不靠股市，因此中国今天要崛起，必须要做多中国，“股市兴，则国家兴”。
“中国股市目前是带病运行，为何停发新股9个月仍然低迷，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让你带病重启新股发行，如果不做任何改变继续重启，即便大盘勉强涨起来，仍将面对大小非疯狂套现的恶性循环。”刘纪鹏称。
在他看来，中国股市应上涨到4000点。届时市值将从20万亿涨到40万亿，到那时我们的市盈率也就25-30倍，以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而言完全合理，股市4000点应是监管层必须救市守住的基本点。
A股涨到4000点可能吗？刘纪鹏认为这并不难，因为中国一不缺钱，二不缺成长性。“目前中国股市上交所市盈率是12倍、深交所是17倍，平均15倍，相比之下日本股市现在动态市盈率14倍，静态19倍。”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日美都要高得多，也就是说市盈率高一点完全应当。
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
2013年6月13日星期四
冯崇义、杨恒均：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来源：：影响力中国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宪政中国鼓与呼。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朝野上下赞同宪政的国人越来越多。宪政这一议题起初只是在民间社会媒体上讨论，这几年终于进 入官方媒体，成为民间和官方都共同关注的时政和学术热点。大多中国人都善良地推测，中国新一任领导人上任之后，将会审时度势，最终点燃中国迈向宪政的炬 火、大张旗鼓地奔向宪政的目标。正在这个时候，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官方媒体在过去几周连续高调发出一些霉味十足的怪异文章，企图剿灭国人的宪政梦， 堪称“反宪运动”或“反宪逆流”。
宪政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
宪政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广义的宪政主义理念和协定，英文的对应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另一层是狭义的宪政民主制度，英文的对应词是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广义层次上的宪政主义，源远流长，指的是订立协定来分享权力、实现公平正义，体现于君臣共治、立政为 民、天下为公等理念和实践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西方通常将源头追到公元1215年英国国王和领主订立的《大宪章》，用契约性书面文件划定国王的权力和 贵族们的权利。有些人认为中国宪政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曾经昙花一现的“共和”。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姬胡因国人造反而逃亡，前朝摄政周武王 胞弟姬旦（周公）和前朝太保周武王族弟姫奭（召公）共同执政十四年，称为“共和”。但中国的这种权力共享与“共和”只是没有约束力的君子协定，而且没有涉 及“权利”。
狭义层面的宪政，是宪政民主的缩写，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谈论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指的正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 国家。这些国家是法治国家，宪法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高于法律、都受制于法律；这些国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切实保护人权；公民授权是这些国 家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当权者通过定期的、自由的选举而产生，以体现主权在民、保证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终极制约。
法学界从法学角度理解宪政，当然会将宪法解读为法治或“宪法之治”。法治或“宪法之治”，当然是宪政的核心内容，包括制定宪法，使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和行 政权，保证可以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违宪审查和处罚。但是，法治只是宪政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外政治史上不乏“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象。斯大林的党国和希特勒的 党国的专制暴政，都是“依法”执行的。没有人权和民主这两项内容，法律就堕落为官府压迫国民的工具。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人权，在实体法至上还有确认人权的“自然法”。现代宪政的经典文献依据，正是那些被公认的人权文献，诸如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87年制定、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以根本大 法的形式划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及至1948年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和民主成为所有签约国公认的核心价值。世界真正进入了人权和民主的时 代，连那些专制国家也要在宪法中开列人权清单、也要在国号中加入“民主”字样。
“宪政”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谈论宪政，指的是狭义的宪政，即宪政民主。中国人倡导宪政，始于1901年中国自由主义始祖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立宪法议》。梁 启超《立宪法议》一文中开宗明义：“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 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 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 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中国人的宪政实践始于清末的政治改革。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承诺以9年为限实现推行君主立宪。但是，满洲贵族保守势力不愿放权，玩弄 通过“立宪”来扩张权力的阴谋诡计。当时的立宪派便和革命派联手，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将满清王朝推翻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 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 后，立即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伟大 成果在于，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使中国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民国初年中国人将主权在民、人权平等等 宪政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层面，诸如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极为不幸的是，在俄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的不良影响和勾引之下，中国人在政治制度选择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发生反复、走上迷途。俄共党国的建立，意 味着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君主专制和宪政民主（君主立宪也应归入这一类）之外，又有了党国专制制度。当时一些心志很高、想“取法乎上”的中国人居然认为党 国体制才是最先进的制度。“国父”孙中山的转变最具有讽刺意味。孙中山本是宪政民主的忠实信徒。他在1906发表的《军政府宣言》就明确宣布，他所从事的 “国民革命”，旨在“建立民国”，并定下经过三年“军政之治”和六年“约法之治”而达至“宪法之治”的程序。在俄共的不良影响之下，孙中山迷上了“以党治 国”，将“约法之治”改变为国民党对中国人民实行“训政”。孙中山1924年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同时所制定的《民国政府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 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正是他设定的“训政”，后来演化为蒋介石所主导国民党党国专制。好在孙中山尽管心仪“以党治国”的 “训政”，仍然没有放弃宪政民主的目标、只是将“训政”当成走向宪政旅途中的短暂过渡。
国民党统治时期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宪政运动”，正是遵循“国父遗训”，在合法的话语和政治框架之下推动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在 “宪政运动”中所积淀的“宪政”理念，指的正是结束一党专政、落实宪政民主。中共在当时要争取民心，也只能投身于“宪政运动”，同全国人民一起反对一党专 政、争取宪政民主。就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非常明白，中共要与国民党争天下，就不能离开宪政这一法统。毛泽东后来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也是顺着这一历史脉络来确定中共统治中国的法统。
反宪政体现现代蒙昧主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奇灾大难，中国人才醒悟到崇拜毛泽东而无法无天，陷入了现代蒙昧主义的陷阱。自从文革结束，中国人开启了告别现代蒙昧主义、 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之旅。三十多年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民主和法制”、争取言论自由、重建公民社会、人权入宪、确定“法治国家”的目标、掀起公民维权 运动，等等等等，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之旅既崎岖坎坷也绚丽多彩。这时候官方媒体上的反宪言论，确实是违反历史潮流的一股逆流:5月21日《红旗文稿》刊登 杨晓青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5月30日《党建》发表《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 基本政治概念》；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名为《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6月1日《求是》刊发夏春涛的《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
归功于这些年来学术界和公共媒体上的深入探讨，哪些反宪政的人们对宪政的涵义都有比较准确的认知。《党建》发表的《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将 宪政的内涵归纳为：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 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如此反对不外乎三个理由：不 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反宪政的人们表面上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三面红旗，实际上他们只需要打出蒙昧主义这面旗 帜就够了。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规定以来，蒙昧主义主旋律一直用三种试剂鉴定一切事物：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他们立下 的标准是，非马列的东西不能要、西方的东西不能移植、姓资的东东是毒物。按照这个标准，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公布“鉴定结果”，标明哪些东西是“非马列 主义的”、哪些东西“不是中国的”或哪些东东是“资本主义的”，然后要求专政机关用专政手段将这些东西或东东都灭掉。
这样的“主旋律”实在蒙昧得可爱！因为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三种试剂互相排斥，不能用到一块。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都是西方的、而 不是中国的。按照“是中是西”的鉴定结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剿灭之列。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肯定都不符合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按照 “是马非马、姓社姓资”的鉴定结果，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也都在剿灭之列。三者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互相剿灭，其实最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觉得 哪个符合自己的利益，就算哪个了。其实，这是毫无标准可言的。
主旋律言行违反基本逻辑之处实在太大太多，难怪网民惊叹：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即便我们遵从“中国逻辑”，根据“是马非 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的检验结果做取舍，把非马的、姓资的、西方的东西或东东都灭掉，我们除了引爆核武器将地球毁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者我们连核 武器也不能引爆，因为那可是西方率先发明的玩意。到了二十一世纪，主旋律蒙昧到这种程度，还要国人也跟着蒙昧到这种程度，呜呼，哀哉！这种反文明、反人道 的现代蒙昧主义，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给中国带来奇灾异难！几十年过去了，主旋律没有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觉醒，仍然顽固坚持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 而且还诱使一些“专家学者”、“国学大师”和留洋博士一起弘扬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呜呼，哀哉！
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要断定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否能兼容，首先要严格区别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主义。一种是是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向往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 价值，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福利国家为制度平台。这种社会主义以宪政民主为基础，根本不存在与宪政民主不兼容的问题。另一种社会主义，是以特权和专制为 核心价值，以一党专政为制度平台，当然与宪政民主不兼容。这种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的同义词。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所 追求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有所区别，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断言“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确实充满智慧、充满历史 感。官方宣传部门将“中国梦”定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排除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但是，宪政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 “复兴”，绝对离不开宪政；没有宪政的中华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国无法走进现代人类的文明，也很容易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且，中国曾经在“民 族复兴”的旗号下，向着法西斯的目标走了一段路程。
1928年国民党一统江湖之后，迎来“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一党专政之下，经济建设与贪污腐败结伴而行。当时恰逢民主国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重 创，苏联和纳粹德国等实行党国专制的国家反而“蒸蒸日上”，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也“蒸蒸日上”。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深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鼓舞，群起 模仿。1932年国民党黄埔系从事政训工作的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人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的“中华复兴社”，鼓吹为了民族复兴而用铁血手段振兴 经济、清除腐败、“扫荡党内一切反动分子”。与此同时，他们也于1934年在全社会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提高国民知识道德”。按照蒋介石当时的话说， “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亦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粗浅的事情”。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所推 行的“民族复兴”，使国民党党国法西斯化，其结果我们都知道。
政治上腐败堕落盛行、生态底盘破裂，社会道德水平滑落。这三者交相为患，国将不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政治专制，只反腐败而不反专制，这样的反腐败是缘木求 鱼，甚至会越反越腐。唯有宪政民主，才是治理腐败的良药。当今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那 些贪官污吏借维稳之名，大行暴政之实。下层民众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被“维稳”所“压倒”，剩下的只是绝望。在“维稳”过程中，党政部门不 断地滋生问题和扩大问题，同时以“法治”的名义将弱势民众和为基本人权辩护的维权律师一起“压倒”。实际上，中国不是要不要承认宪政，是否可以否定宪政， 而是中国已经到了不作出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就会彻底糜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宪政中国鼓与呼。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朝野上下赞同宪政的国人越来越多。宪政这一议题起初只是在民间社会媒体上讨论，这几年终于进 入官方媒体，成为民间和官方都共同关注的时政和学术热点。大多中国人都善良地推测，中国新一任领导人上任之后，将会审时度势，最终点燃中国迈向宪政的炬 火、大张旗鼓地奔向宪政的目标。正在这个时候，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官方媒体在过去几周连续高调发出一些霉味十足的怪异文章，企图剿灭国人的宪政梦， 堪称“反宪运动”或“反宪逆流”。
宪政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
宪政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广义的宪政主义理念和协定，英文的对应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另一层是狭义的宪政民主制度，英文的对应词是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广义层次上的宪政主义，源远流长，指的是订立协定来分享权力、实现公平正义，体现于君臣共治、立政为 民、天下为公等理念和实践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西方通常将源头追到公元1215年英国国王和领主订立的《大宪章》，用契约性书面文件划定国王的权力和 贵族们的权利。有些人认为中国宪政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曾经昙花一现的“共和”。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姬胡因国人造反而逃亡，前朝摄政周武王 胞弟姬旦（周公）和前朝太保周武王族弟姫奭（召公）共同执政十四年，称为“共和”。但中国的这种权力共享与“共和”只是没有约束力的君子协定，而且没有涉 及“权利”。
狭义层面的宪政，是宪政民主的缩写，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谈论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指的正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 国家。这些国家是法治国家，宪法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高于法律、都受制于法律；这些国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切实保护人权；公民授权是这些国 家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当权者通过定期的、自由的选举而产生，以体现主权在民、保证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终极制约。
法学界从法学角度理解宪政，当然会将宪法解读为法治或“宪法之治”。法治或“宪法之治”，当然是宪政的核心内容，包括制定宪法，使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和行 政权，保证可以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违宪审查和处罚。但是，法治只是宪政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外政治史上不乏“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象。斯大林的党国和希特勒的 党国的专制暴政，都是“依法”执行的。没有人权和民主这两项内容，法律就堕落为官府压迫国民的工具。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人权，在实体法至上还有确认人权的“自然法”。现代宪政的经典文献依据，正是那些被公认的人权文献，诸如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87年制定、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以根本大 法的形式划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及至1948年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和民主成为所有签约国公认的核心价值。世界真正进入了人权和民主的时 代，连那些专制国家也要在宪法中开列人权清单、也要在国号中加入“民主”字样。
“宪政”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谈论宪政，指的是狭义的宪政，即宪政民主。中国人倡导宪政，始于1901年中国自由主义始祖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立宪法议》。梁 启超《立宪法议》一文中开宗明义：“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 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 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 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中国人的宪政实践始于清末的政治改革。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承诺以9年为限实现推行君主立宪。但是，满洲贵族保守势力不愿放权，玩弄 通过“立宪”来扩张权力的阴谋诡计。当时的立宪派便和革命派联手，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将满清王朝推翻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 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 后，立即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伟大 成果在于，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使中国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民国初年中国人将主权在民、人权平等等 宪政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层面，诸如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极为不幸的是，在俄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的不良影响和勾引之下，中国人在政治制度选择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发生反复、走上迷途。俄共党国的建立，意 味着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君主专制和宪政民主（君主立宪也应归入这一类）之外，又有了党国专制制度。当时一些心志很高、想“取法乎上”的中国人居然认为党 国体制才是最先进的制度。“国父”孙中山的转变最具有讽刺意味。孙中山本是宪政民主的忠实信徒。他在1906发表的《军政府宣言》就明确宣布，他所从事的 “国民革命”，旨在“建立民国”，并定下经过三年“军政之治”和六年“约法之治”而达至“宪法之治”的程序。在俄共的不良影响之下，孙中山迷上了“以党治 国”，将“约法之治”改变为国民党对中国人民实行“训政”。孙中山1924年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同时所制定的《民国政府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 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正是他设定的“训政”，后来演化为蒋介石所主导国民党党国专制。好在孙中山尽管心仪“以党治国”的 “训政”，仍然没有放弃宪政民主的目标、只是将“训政”当成走向宪政旅途中的短暂过渡。
国民党统治时期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宪政运动”，正是遵循“国父遗训”，在合法的话语和政治框架之下推动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在 “宪政运动”中所积淀的“宪政”理念，指的正是结束一党专政、落实宪政民主。中共在当时要争取民心，也只能投身于“宪政运动”，同全国人民一起反对一党专 政、争取宪政民主。就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非常明白，中共要与国民党争天下，就不能离开宪政这一法统。毛泽东后来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也是顺着这一历史脉络来确定中共统治中国的法统。
反宪政体现现代蒙昧主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奇灾大难，中国人才醒悟到崇拜毛泽东而无法无天，陷入了现代蒙昧主义的陷阱。自从文革结束，中国人开启了告别现代蒙昧主义、 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之旅。三十多年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民主和法制”、争取言论自由、重建公民社会、人权入宪、确定“法治国家”的目标、掀起公民维权 运动，等等等等，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之旅既崎岖坎坷也绚丽多彩。这时候官方媒体上的反宪言论，确实是违反历史潮流的一股逆流:5月21日《红旗文稿》刊登 杨晓青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5月30日《党建》发表《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 基本政治概念》；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名为《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6月1日《求是》刊发夏春涛的《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
归功于这些年来学术界和公共媒体上的深入探讨，哪些反宪政的人们对宪政的涵义都有比较准确的认知。《党建》发表的《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将 宪政的内涵归纳为：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 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如此反对不外乎三个理由：不 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反宪政的人们表面上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三面红旗，实际上他们只需要打出蒙昧主义这面旗 帜就够了。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规定以来，蒙昧主义主旋律一直用三种试剂鉴定一切事物：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他们立下 的标准是，非马列的东西不能要、西方的东西不能移植、姓资的东东是毒物。按照这个标准，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公布“鉴定结果”，标明哪些东西是“非马列 主义的”、哪些东西“不是中国的”或哪些东东是“资本主义的”，然后要求专政机关用专政手段将这些东西或东东都灭掉。
这样的“主旋律”实在蒙昧得可爱！因为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三种试剂互相排斥，不能用到一块。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都是西方的、而 不是中国的。按照“是中是西”的鉴定结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剿灭之列。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肯定都不符合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按照 “是马非马、姓社姓资”的鉴定结果，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也都在剿灭之列。三者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互相剿灭，其实最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觉得 哪个符合自己的利益，就算哪个了。其实，这是毫无标准可言的。
主旋律言行违反基本逻辑之处实在太大太多，难怪网民惊叹：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即便我们遵从“中国逻辑”，根据“是马非 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的检验结果做取舍，把非马的、姓资的、西方的东西或东东都灭掉，我们除了引爆核武器将地球毁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者我们连核 武器也不能引爆，因为那可是西方率先发明的玩意。到了二十一世纪，主旋律蒙昧到这种程度，还要国人也跟着蒙昧到这种程度，呜呼，哀哉！这种反文明、反人道 的现代蒙昧主义，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给中国带来奇灾异难！几十年过去了，主旋律没有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觉醒，仍然顽固坚持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 而且还诱使一些“专家学者”、“国学大师”和留洋博士一起弘扬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呜呼，哀哉！
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要断定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否能兼容，首先要严格区别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主义。一种是是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向往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 价值，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福利国家为制度平台。这种社会主义以宪政民主为基础，根本不存在与宪政民主不兼容的问题。另一种社会主义，是以特权和专制为 核心价值，以一党专政为制度平台，当然与宪政民主不兼容。这种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的同义词。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所 追求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有所区别，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断言“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确实充满智慧、充满历史 感。官方宣传部门将“中国梦”定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排除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但是，宪政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 “复兴”，绝对离不开宪政；没有宪政的中华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国无法走进现代人类的文明，也很容易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且，中国曾经在“民 族复兴”的旗号下，向着法西斯的目标走了一段路程。
1928年国民党一统江湖之后，迎来“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一党专政之下，经济建设与贪污腐败结伴而行。当时恰逢民主国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重 创，苏联和纳粹德国等实行党国专制的国家反而“蒸蒸日上”，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也“蒸蒸日上”。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深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鼓舞，群起 模仿。1932年国民党黄埔系从事政训工作的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人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的“中华复兴社”，鼓吹为了民族复兴而用铁血手段振兴 经济、清除腐败、“扫荡党内一切反动分子”。与此同时，他们也于1934年在全社会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提高国民知识道德”。按照蒋介石当时的话说， “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亦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粗浅的事情”。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所推 行的“民族复兴”，使国民党党国法西斯化，其结果我们都知道。
政治上腐败堕落盛行、生态底盘破裂，社会道德水平滑落。这三者交相为患，国将不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政治专制，只反腐败而不反专制，这样的反腐败是缘木求 鱼，甚至会越反越腐。唯有宪政民主，才是治理腐败的良药。当今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那 些贪官污吏借维稳之名，大行暴政之实。下层民众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被“维稳”所“压倒”，剩下的只是绝望。在“维稳”过程中，党政部门不 断地滋生问题和扩大问题，同时以“法治”的名义将弱势民众和为基本人权辩护的维权律师一起“压倒”。实际上，中国不是要不要承认宪政，是否可以否定宪政， 而是中国已经到了不作出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就会彻底糜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达赖喇嘛访澳 呼吁中国认真调查自焚背后原因
（美国之音）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在澳大利亚悉尼表示，藏人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国统治对北京的西藏政策没有产生很大作用。达赖喇嘛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更加认真地调查自焚事件背后的原因。
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至少117名藏人自焚。自焚事件主要发生在四川、甘肃和青海省的藏区。
达赖喇嘛星期二开始了在他对澳大利亚为期十天的访问。他说：“当然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难过的，与此同时，我也怀疑，这样激烈的行为带来了多大效果。”
今年3月，中国官员指责达赖喇嘛资助并煽动自焚，并称有证据表明达赖喇嘛协调筹划了自焚行动。
达赖喇嘛曾表示，自焚行动可以理解，但是他不鼓励这样做。他说，自焚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藏人自焚不是因为简单的社会问题和家庭不幸。
“自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症状，所以中国政府官员现在必须调查这些原因。仅仅指责某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是不够的。”达赖喇嘛说，“如果只是说‘达赖喇嘛制造了这些事端’就真的能帮助解决问题，好，我愿意承担所有指责。但是这不会有任何帮助。”
自从两年前开始发生自焚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藏区的严格管控，并禁止外国记者访问西藏。
西藏问题也是中美外交摩擦的一个因素。美国总统会晤达赖喇嘛总是会激怒中国。美国国务院说敦促中国允许藏人“自由地表达不满”，同时也呼吁藏人“停止自焚”。
达赖喇嘛说，藏人大可以“伤害他人”，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伤害别人”。
针对北京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的指责，中国政府声辩说，西藏在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之前饱受贫困和残酷剥削，而如今西藏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受到保护。
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至少117名藏人自焚。自焚事件主要发生在四川、甘肃和青海省的藏区。
达赖喇嘛星期二开始了在他对澳大利亚为期十天的访问。他说：“当然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难过的，与此同时，我也怀疑，这样激烈的行为带来了多大效果。”
今年3月，中国官员指责达赖喇嘛资助并煽动自焚，并称有证据表明达赖喇嘛协调筹划了自焚行动。
达赖喇嘛曾表示，自焚行动可以理解，但是他不鼓励这样做。他说，自焚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藏人自焚不是因为简单的社会问题和家庭不幸。
“自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症状，所以中国政府官员现在必须调查这些原因。仅仅指责某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是不够的。”达赖喇嘛说，“如果只是说‘达赖喇嘛制造了这些事端’就真的能帮助解决问题，好，我愿意承担所有指责。但是这不会有任何帮助。”
自从两年前开始发生自焚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藏区的严格管控，并禁止外国记者访问西藏。
西藏问题也是中美外交摩擦的一个因素。美国总统会晤达赖喇嘛总是会激怒中国。美国国务院说敦促中国允许藏人“自由地表达不满”，同时也呼吁藏人“停止自焚”。
达赖喇嘛说，藏人大可以“伤害他人”，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伤害别人”。
针对北京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的指责，中国政府声辩说，西藏在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之前饱受贫困和残酷剥削，而如今西藏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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